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1）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2）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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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3）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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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4）

在许多国家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商业保险中的一类重要业务，健康保险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各家保险公司的青睐。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巨大。为此，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规律，笔者对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商业健康保险应采取的经营和发展战略，期望这些分析和建议能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事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保险业复业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主要表现在：

（一）覆盖人群逐步扩大，业务规模迅速增长

据统计，2001年，商业健康保险承保数量首次突破1亿元，2002年达到了1.36亿元，当年保费收入达320.96亿元，比上年增长44.96%；自2003年3月非典疫情发生以来，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持续增长，在非典最为严重的5、6月份，保费收入分别达37.19亿元和59.42亿元，大大高于上年26.75亿元的月均保费收入水平。

（二）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日益丰富

目前，已有29家寿险公司和8家财产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提供的险种已经超过300种。除了传统的费用补偿型和住院津贴型产品，保险公司也开始涉足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新领域。

（三）服务领域日益拓宽，社会影响明显扩大

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已经覆盖了包括电力、铁路、邮政、通讯等行业在内的各大行业，社会影响明显扩大。特别是在2003年上半年发生的非典疫情面前，保险业快速行动，采取加快理赔、加快产品开发、加快销售创新等特殊服务，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树起了保险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力支援了国家抗击非典斗争，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四）对于国内健康保险的需求市场来说，市场潜力巨大

全国50个城市的保险需求调查显示，49.9%的城市居民考虑在未来3年内购买商业保险，其中预期购买健康保险的比例高达76%，在人身保险各类业务中占居第一位。

二、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障碍

（一）政策和法律等外部环境还不够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直接费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的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长期看护保险等。

2002年12月，中国保监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健康保险业务，加强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和管理，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健康保险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原则要求。尽管在宏观的层面上，我国的健康保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微观层次的不完善却一直阻碍着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尚不具备法律赋予的可参与医疗服务定价及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实施监控的权利；二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具体的业务界限还不够清晰，存在社会保障机构开办商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争夺业务的情况；三是对涉及医疗保险的诉讼案件，在审理及新闻媒体报道时，也往往存在偏袒被保险人的情况。凡此种种情况都使商业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困难。

（二）商业健康保险经营模式的风险控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在采用的健康保险经营模式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缴付保费，然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工作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而后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简而言之，就是“被保险人看病，医院治病收钱，保险公司买单”。这相当于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了医疗服务费用，是补偿性按服务付费的健康保险模式，我们把它简称为买单式健康保险模式。

买单式健康保险模式分离了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保险公司仅仅参加了保险服务，无法控制医疗服务，不可避免地在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从而不能协调好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两者之间的利益机制，导致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进而得不到医院配合，造成核保调查和理赔查勘困难重重，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三）保险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缺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根据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现状，目前保险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主要包括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住院医疗生活津贴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险种。但是市场上的健康保险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还是保障水平，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病。并且在产品销售上，各个层面的产品缺乏互补性。

一方面，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和住院医疗生活津贴保险都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个人投保须附加于一定保额的主险之上。结果导致了实际投保率很低，给付率极高的情况。而重大疾病保险根据投保人选定的保险金额承保，长期寿险固定利率分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两种，实际投保率不高，短期给付率低，但高额保单承保风险极高。这些都无疑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困难。另一方面，近年来，各保险公司都设计了许多保单，但普遍存在着保险责任相近、单一和缺乏创新的缺陷；同时开办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和生活津贴保险的保险期限太短（只有一年），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从而不能真正满足市场的需求。

（四）商业健康保险的基础设施不够坚实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包括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专业化的人才资源和计算机系统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软硬件基础，我国保险公司在这两方面的基础建设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国的保险公司普遍缺乏一支既懂医学医疗又懂保险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首先，各保险公司都缺乏合格的医疗保险管理人员；因为健康保险涉及医学、保险和管理等多个领域，要求管理人员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和跨领域的背景，而符合如此要求的人才凤毛麟角。其次，保险公司的精算管理、险种开发、核保理赔和市场营销等岗位都急需熟悉健康保险的专业人才。最后，保险公司还缺乏合格的健康保险专业营销人员。

在系统设备上，许多保险公司还没有建立起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信息系统设备。现有的健康保险业务大多依靠寿险业务系统进行管理，相关的数据也按照寿险业务的标准进行记录和管理。这样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实现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核保理赔功能，也无法记录统计健康保险业务迫切需要的各项医疗资料。没有健康保险的专业电脑平台，健康保险的专业化风险管理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健康保险的专业信息系统建设不容忽视。

（五）健康保险的产品监管政策不到位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保险业在挑战和机遇面前，保监会应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保险监管，以使我国保险业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下得到发展，同时使我国的保险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各国开放，从而达到双赢。

目前，各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条款和费率都由总公司报保监会统一备案，报备的条款和费率没有弹性。但是健康保险的地域性要求很强，各地的自然情况和经济形式都不相同，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和医疗费用水平不同，相应的保险责任、免赔额限度、以及费率等保单要件要求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总公司统一备案的条款到达地方后很难完全适应当地的情况，不易得到市场的认同。现行的统一备案制使健康保险产品缺乏灵活性，不利于保险公司因地制宜地设计和调整健康保险产品条款，抑制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拓展。

三、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争取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

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因此，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着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还受到来自经营环境中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一些因素的不利影响，在这些不利因素中，医疗机构的行为和医疗服务过程，特别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变化对商业健康保险所造成的影响，各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推进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形成合作机制

如何建立对医疗风险的控制体系，是发展健康保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卫生医疗系统的支持，并且，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重要的筹资手段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也能够成为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和促进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和卫生医疗系统的发展有着共同的目标，应当携起手来，开展一些试点，进行一些合作，探索建立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服务系统的合作模式，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从而实现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和卫生医疗改革的双赢。此外，协调有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投资、参股医院，或与医院建立合同、契约关系等，探索与医院有效合作的各种方式；与财政部协商，在财务报表上增加一个科目，用于核算保险公司与医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费用支出和收入。这些都是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不可缺少的补充。

（三）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完善健康保险产品体系

产品是市场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根据健康保险的市场需求情况，制定正确的产品开发战略是经营成功的基础。目前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很窄，据统计2001年的覆盖人数不足8000万人，绝大部分居民没有得到医疗保障。各保险公司可以大力推出针对低收入且无保障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和住院医疗生活津贴补助保险等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同时结合国家医改动向，开发能长期适应医疗改革进展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争取长期的盈利空间；重视对广大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产品开发，满足农民的医疗保险需求，使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险密度上更进一步。

（四）建立专业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信息管理系统是实现健康保险专业化运作的基础平台，对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各保险公司应充分重视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建立和完善与健康保险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特别是完善健康保险的理赔管理系统和统计分析系统。

人才培养是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各保险公司应制定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健康险专业人才，特别是要重点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和精算、核保、核赔、健康管理等专业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五）加强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监管，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保监会应抓紧出台健康保险产品管理办法，形成相配套的技术标准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健全监管措施，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和监管环境。

鼓励保险公司与部分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合作，进行商业健康保险试点，健全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为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积累经验。同时，还鼓励保险公司结合当地市场特点，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医疗服务机构进行沟通协调，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制定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产品，在不断的探索中加快商业保险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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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5）

第三：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大健康产业：众所周知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 35号，养老产业就涉及养生、医疗、健康保险、健康管理等一系列的产业；另外2020年健康中国战略中，明确提出十个具体目标，其中有集成创新中医药，发挥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在保证国民健康中的作用；

第四：经济发展促进大健康产业：经济发展把需求分成两类：治疗人群和保健人群。治疗人群（基层居民）：治病，基药市场，政府买单；保健人群（中产阶级）：保健、养生、调理、预防，大健康产业，自己买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福格尔教授对欧美等国居民消费结构长达百年演变的研究：随着居民收入每增长10%，居民用于健康与医疗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增加16%，超过生活中所有其他消费开支的相对增长比例。另外有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至5000美元时，社会整体的消费模式将从注重衣食无忧转变为讲求生活质量，从而大大加速大健康产品和服务的推广。

第五：老龄化促进大健康的发展：人口的老龄化。（据全国老龄办估计，2015年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7%。），老人的主要需求就是健康，大健康老年人是主要消费群体。

第六：未来之生命医学趋势也是关注大健康：近代医学：100年发展史，第一个阶段以救死扶伤为主要目的，第二个阶段是防病治病，从上世纪末期以后，医学目的又改为维护健康。（因为病越治越多，防不胜防，治不胜治，所以改为维护健康。）未来医学：WHO观点，21世纪医学转型：疾病研究（疾病医学）健康研究（健康医学、生态医学），以期解决亚健康、调节精气神、治未病，“三分养、七分治” 。

第七：药品零售需要多元化的大健康产业：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15年）医药流通十二五规划中有“鼓励药品零售企业开展药妆、保健品、医疗器械销售和健康服务等多元化经营，满足群众自我药疗等多方面需求。”的说法。

第八：新四化中的镇化驱动大健康市场扩容：未来十年将有近四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大健康产品的消费将大幅度提升。

第九：政策因素：处方药市场政策趋紧，国家打击商业贿赂力度加大，招投标没有中标就会失去市场等等，令处方药举步维艰；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6）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7-05

一、健康旅游的定义

Goodrich（1994）将健康旅游定义为旅游设施或旅游目的地充分设计和利用除常规的旅游活动之外的保健设施与服务来吸引游客。这些保健服务包括在饭店或度假区里接受有资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医疗检查、特别的饮食设计、多种维生素治疗、针灸、瑜伽、水疗、针对各种疾病的特殊治疗、草药、肌肉拓展和放松技巧、美容等。 Borman（2004）和Jonathan（1994）定义健康旅游是常规旅游与医疗保健服务设施相结合的旅游产品。 Finnicum和Zeiger（1996）从健康旅游的五个层面（身体、智力、社会、精神、环境）来解释健康旅游的含义。 Mueller和Kaufmann（2001）认为健康旅游是指因为以维持和促进健康为目的的人们的旅行和停留所引发的所有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Ross（2001）将健康旅游界定为旅游者出于健康理由从居住地到目的地进行治疗的相关活动。 Eleni A和Panagiotis Th（2003）指出健康旅游是介于医疗（系统的医疗设施设备）和旅游（多元化的休闲导向的）之间的产品，用来描述一系列以健康为目的的度假机会。 Smith和Puczko（2009），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界定健康旅游是可以使旅游者生命、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旅游方式，涵盖医疗、卫生、美容、体育/健身、冒险等。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提出把消费者对保健和养生的需求与旅行、休闲和娱乐这些旅游产品结合起来就是健康旅游。

这些定义的视角各不相同，所提出的健康旅游的范围和相关旅游产品的类型也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也还未达到统一，但都着眼于旅游者的健康、保健目的。

二、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

健康旅游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Spa旅游，相关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并且相关产业也一直都比较兴旺。后来，随着对健康旅游的认识不断加深，健康旅游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Sonja Sibila Lee（2006）提出，健康旅游产品包括：①室内室外的健身运动；②健康食物；③放松项目，如Spa、按摩、药物治疗；④健康休闲文化活动等使自己或家人更安康的游览方式。

时尚旅游（2006）将健康旅游分为保健旅游、美容旅游和医疗旅游，但因为一些相关研究将美容旅游作为医疗旅游的一个部分，因此，本文在时尚旅游的分类基础上，将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归结到保健旅游和医疗旅游两个方面：

（一）保健旅游（Wellness tourism）

保健旅游的概念兴起于西方，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旅游形式，也可联系到养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用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保健旅游。如温泉、瑜伽、香料、武术、太极和气功等，利用其有利的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打出健康、健身、保健等口号来招徕旅游者。同时，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联合起来发展健康保健旅游，如奥地利联合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开展了一个欧洲健康旅游的项目，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高品质健康旅游目的地。

虽然保健旅游发展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多，主要形式也多集中在以Spa为主的保健旅游方面。

Jonathan N. Goodrich和Grace E. Goodrich（1987）探讨了保健旅游的概念，并基于涉及旅游者、旅行商、医生（包括两个中医）的调查初步探讨了保健旅游的发展和未来研究领域的建议。

Goodrich（1990—1991）对加勒比地区（覆盖牙买加、巴哈马、维京群岛等14个国家）的健康旅游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对该地区旅游保健设施和服务进行了调查及分析。

Mueller H和Kaufmann E.L（2001）以酒店调查为基础，将健康旅游市场分成：健康需求客户；特殊需求客户；寻求治疗的客户；侧重于娱乐和其他需求的客户等四类，并对相应客户的特征和对酒店产品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国际Spa协会200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定量分析消费者趋势以及对Spa 产业的影响，指出东方或亚洲健康项目将继续非常受欢迎。

奥地利经济和劳动部（2002）对英国的健康旅游市场专门做了研究， 为奥地利的健康旅游供应商提供市场信息和数据。

加拿大Spa协会（2004）对加拿大的温泉旅游现状进行了统计调查，预测了未来10年的健康旅游产业一些发展趋势，指出古代处方和产品将越来越受欢迎。

Spa Finder（2004）全球最大的Spa度假旅行批发商，就Spa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其中包括Spa产品的变化、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等。

Anna G.A（2005）对保健旅游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阻碍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以及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性促成了保健旅游的兴起，但接待地的各种限制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保健旅游的发展有不少障碍，这些问题要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等来解决。

Hunter Jones P（2005）通过对英国癌症病人旅游倾向的实证调查研究，探讨癌症与旅游之间的联系，发现癌症病人也有旅游需求，他们会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对旅游产品有不同的需求。由于身体易疲劳、经济条件限制、自信心缺乏，他们一般会选择短距离、包价旅游产品，目的地也集中在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

Murat Sayilia等（2007）指出温泉旅游在健康旅游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土耳其有众多的温泉资源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普通疾病，其中坎加尔鱼温泉以其天然的鱼医生治疗牛皮癣而闻名。作者主要对坎加尔鱼温泉做了社会经济调查，对104名旅游者进行了调查，对其特征和对目的地的感知特点做了分析，并对土耳其未来健康旅游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Adrian K和Adam R（2008）分析了1949—2006年波兰温泉Spa的发展，并对这一时期Spa与健康旅游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

Smith M和Puczko L（2009）对健康旅游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界定，探讨了推动健康旅游的动机和需要，描述了健康旅游的发展历史，并对健康旅游的管理和营销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预测。同时，研究了很多相关的实际案例，内容涵盖了温泉、医疗健康、生活教练、冥想、节日、朝圣和瑜伽等多个方面。如，对俄罗斯、葡萄牙的维达古、巴西的佩德拉斯的Spa资源对保健旅游的促进进行了分析。

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从健康与旅游间的理论联系、健康与旅游间的矛盾以及健康旅游者的动机与经历等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对健康旅游进行了分析。

（二）医疗旅游（Medicine tourism）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Gupta（2004）定义医疗旅游是指与旅游业合作为病患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该过程通常在私营医疗服务部门进行，但涉及旅游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医疗旅游者可以在进行医疗手术或治疗的同时进行旅游活动。Connell（2006）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旅游度假的同时获得医疗、牙科和外科服务的远距离旅游。获得的治疗不仅包含美容和牙科服务，也包括要求复杂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外科手术。

医疗旅游是健康旅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分，借助旅游产品的快速、方便，旅游者可以接受到比他们在居住地质量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感受异地的风情，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旅游的作用、市场分析、地区和个案分析等方面。

（1）医疗旅游的作用

Ramirezde Arellano（2007）指出医疗旅游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产生外汇收益，使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并且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Bookman（2007）指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国外医疗旅游者提供专门的医疗设施和服务，医疗旅游在全球经济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David Reisman（2010）提出医疗旅游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等待时间、不同的服务方式把休闲旅游和医疗手术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能够使病患在可负担的成本下获得高质量的治疗。比如病患可以前往墨西哥、 印度和泰国接受心脏导管手术，前往匈牙利、 波兰和马来西亚看牙医。同时，书中还提到医生和医院的流动，比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可以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医院可以通过开设附属医院的方式到迪拜、 菲律宾、 哥斯达黎加等地治疗当地患者。

（2）医疗旅游的市场分析

Awadzi和Panda（2006）强调应制定适当的指导和认证程序来确保医疗旅游者权益的重要性。

Smith和Forgione（2007）提出寻求国外医疗服务的医疗旅游者做出相关决定的影响因素的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确定选择目的地的决定因素，其中国别特征，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管理政策等影响较大。第二阶段，确定影响具体卫生医疗机构的因素，其中成本、医院评审、质量的护理和医生培训影响着卫生医疗机构的选择。

Caballero Danell和Mugomba（2007）从电子媒体、报纸、期刊、杂志和学术材料收集到医疗旅游市场的相关信息，提出进入该市场需要进行包括消费者利益、品牌、法律框架、基础设施、产品、目标市场、沟通渠道、运营商、中介机构和社会问题的分析。

Heung，Kucukusta，and Song（2010）提出了医疗旅游的概念模型，分析了该行业的供应和需求的全貌。

（3）地区和个案分析

Chacko（2006）指出印度医疗旅游业的主要吸引力是其低成本。此外，印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名医生及护士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同时英语使用广泛，沟通不成问题。

Tata（2007）详细分析了亚太国家医疗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Leng（2007）和Yap（2007）分析了马来西亚政府推广医疗旅游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指出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印尼、新加坡、日本和西亚国家，价格优势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34家私家医院在马来西亚从事健康旅游，其中很多均得到国际组织的标准化（ISO）认证。

Singh（2008）统计出哥伦比亚、新加坡、印度、泰国、文莱、古巴、中国香港、匈牙利、以色列、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目的地；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土耳其正在把自身打造成医疗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在美容旅游方面。

Singh（2008）分析了亚洲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国家情况，如泰国、新加坡等。

RNCOS（2008）分析亚洲国家利用低成本的医疗设施，极少的等待时间、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使得亚洲国家医疗旅游迅速发展，并指出亚洲五个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是泰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正在成为新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根据Cohen（2008）的研究，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泰国很多一流的医院在国际上获得名声，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病人。这些医院外观看起来像高档酒店，环境舒适，医疗设备和技术先进，设有专门针对医疗旅游者的治疗区域和设施，员工服务意识强，医生与患者间关系融洽，大多数相关医院得到青年商会（JCI）的认证。同时指出太多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和中东旅游者人数也在大幅增加，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其价格优势。泰国的医疗费用比新加坡便宜50%，比香港便宜3倍，比欧洲和美国便宜5～10倍。

Ye，Yuen，Qiu和Zhang（2008）采用推力和拉力的动机理论研究来香港的医疗旅游者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医疗旅游者主要关注医疗的问题，而不是目的地的特征，指出医疗旅游者的主要动机包括医疗质量、促销活动、友好程度、成本和声誉等。

Chew GingLee（2010）研究了国际旅游业中卫生保健部门的作用和新加坡的卫生保健状况对其国际旅游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卫生保健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是正面的。不过，短期而言，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当前的新加坡政府正努力使其成为领先的医疗中心，使其就长远而言，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JiYunYu和TaeGyouKo（2011）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旅游者在未来济州岛医疗旅游中可能感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来比较了三个地方旅游者在感知因素的组成、旅游的便利性、医疗旅游首选产品、成本等方面的感知差异。

Vincent C. S. Heung，Deniz Kucukusta和Haiyan Song（2011）对影响香港医疗旅游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有代表性的私人和公共医院、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分析出政策法规、政府支持、成本、容量问题和当地社区的医疗需求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提出了解除这些障碍的几种策略建议，如新的促销活动政策，政府对投资医疗旅游市场的鼓励活动，接待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医疗旅游产品等。

William Bies和Lefteris Zacharia（2011）指出海外医疗旅游虽然能减少开支、节省时间，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同时作者用ANP模型分析了是否应该发展医疗旅游以及用何种形式发展更好。

Farhad Moghimehfar和Mohammad Hossein Nasr-Esfahani（2011）以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生育医疗旅游为例分析了在医疗旅游目的地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 Awadzi、Panda、Burkett、Tan、Barclay、Balaban、Marano、Birch Vu、Karmali Stoklossa和Sharma等学者开始关注医疗旅游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当地医疗资源的占用，影响当地居民的医疗活动；②当地居民医疗成本上升；③传染性影响。

三、结论

健康旅游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经过近30 年的探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产品形态、消费动机、市场营销等都得到了发展，但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研究的内容长久以来主要集中于Spa 旅游，近年来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使健康旅游涉及保健、养生、医疗和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中，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医疗旅游产品不断受到欢迎，相关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健康旅游行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具体来说，从研究的广度上来讲，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①健康旅游的定义；②健康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分类；③健康旅游兴起的原因分析；④健康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分析；⑤具体旅游目的地健康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如，加拿大、土耳其、波兰、日本等地区的温泉Spa旅游，泰国、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印度等地区的医疗与美容旅游）；⑥健康旅游的影响分析，特别是健康旅游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从研究的深度上来讲：①虽然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不少，但目前理论界对其的理解还未达到统一；②由于健康旅游近年才兴起，因此相关基础性研究的数据有限；③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的健康旅游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如：①健康旅游概念和产品的界定，这不仅影响理论研究，还影响相关数据的收集；②健康旅游设施或目的地研究；③健康旅游市场调研；④健康旅游实证调查；⑤健康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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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RNCOS. Asian medical tourism analysis[J]. India： RNCOS. 2008.

[23]Robyn Bushell & Pauline J. Sheldon. Wellness and tourism： mind， body， spirit， place[M]. Elmsford，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2009.

[24]Smith M & PuczkoL.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M]. Oxford： Elsevier， 2009.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7）

在大力倡导全民健身形式下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消遣娱乐、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消除大脑疲劳感，使疲惫的身体得到积极休息，恢复体力，精力充沛地再投入到生产劳动中，也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脑力、体力消耗的补偿方式，而且这些活动提供给人们一个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可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可以得到发挥自己爱好、兴趣和才能的机会，为自身的充分发展提供条件。

根据零点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调查显示，5城市居民年平均运动花费为654.49元，北京人又以880元高居榜首。如果按照北京市人口1000万来计算，则北京市一年的健身市场消费就达88亿元。群众消费结构的调整必然对体育消费产生新的需求，为北京运动休闲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在北京成立，从具体操作和实施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还需进一步完善。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现有会员企业单位的经营场所共计2530个。其中运动健身1417个、生态观光345个、休闲餐饮552个、保健服务164个、科普教育14个、体育休闲产品生产厂家38个。这些运动、保健、休闲、观光、旅游、饮食、购物等单位场所，如能统筹规划，集体运作，完整配套，全面服务，既可以全面展开为人民大众的健康事业服务，又可以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集观赏、健身、娱乐一体的“运动休闲市场”

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需求消费和精神享受的提高，力求全面开拓人的体能和智能，对健康的理解也愈加全面深刻。北京运动休闲研究会可以提供以观赏各种体育比赛为主的“观赏型市场”，以健身、娱乐为主的“参与型市场”，以集观赏、健身、娱乐为一体的“体育旅游市场”。

二、提供生活愉悦、精神舒畅的“运动休闲场所”

21世纪的城市体育理念必须转向满足国人的强健、发展的需要，满足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倡导快乐，健康第一”，要通过多种愉快而健康的身心活动来促进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加，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人们有了运动休闲的可能性。北京运动休闲研究会提供的场所，可以使人们在休闲中放松心情、沟通情感、释放压抑、消除疲劳、发展个性、增强体力和活力，成为城市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活需要。

三、展开医疗体育保健的“运动休闲行动”

卫生部资料：2000年部分城市前五位主要疾病死亡原因构成中就有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三项属于慢性病，而这三项就占总体疾病死亡原因的63.40％。显然，慢性病已取代传染病成为人类生命的最大敌人。它主要包括：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一系列不能传染的疾病。根据对1998年全球疾病负担的估计：慢性病占43％，中国占60％。根据WTO报告，2005年全球总死亡人数为5800万，其中近3500万人死于慢性病，而中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了750万。引起慢性病的后天因素主要有四个：烟、酒、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少运动。

医疗体育是一种医疗性质的体育活动，即从医疗的目的出发，利用体育的手段，通过患者自身特殊的身体练习，以达到防病、治病，促进身体健康和各种功能的恢复，加速疾病痊愈的效果。这种以体育为医疗手段的方法，也称体育医疗，简称体疗。医疗体育能有效地调理亚健康、治疗慢性病。

四、“运动休闲行动”的综合构思

1.实行会员优惠制

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企业单位各运动场所对会员实行会员优惠，班车接送，定点小区、公司服务，提高场馆的利用率。

2.利用现有场馆资源

举办周末或节假日的运动休闲会，召开各类型（家庭型、单位型、新婚型）的中小型运动会或趣味项目比赛，设立县级奖、区级奖、市级奖等，达到休闲、健身一体的健康运动模式。

3.利用医疗体育调理亚健康、治疗慢性病

(1)运用健康体检中心的诊断检查，判断结果，设计方案，参加运动，对症治疗，休闲健身。例如：①青少年驼背。体格体检检查，确定驼背度数，检查骨骼肌肉情况，判断是需医疗手术还是医疗体育矫正，设计医疗体育实施方案，分别参加运动健身场所的肌肉力量姿势的锻炼，spa、足疗馆、松骨按摩中心的肢体关节的保健等，体格体检检测结果。②肥胖症。体检检查，诊断肥胖原因，确定减肥方案，分别参加运动健身场所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的锻炼，休闲餐饮的营养饮食调理等，体格体检检测结果。

目前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中国青少年形体健康检测标准化与干预》课题正在进行，其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多青少年表现出形体姿态不良，走路时探颈、驼背、窝肩等。接下来便是医疗体育的干预，矫正躯干身型，锻炼肌肉力量，松解僵硬肢体，培养正确姿势等。

(2)举办运动休闲健身节、健身周、健身季。利用度假村、温泉、运动健身等场所，开展亚健康康复、慢性病调理、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健康饮食方法、运动休闲健康身心的理念等。

参考文献

[1]学生在网站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8）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压力与机会并存。在这种背景下,抓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契机,加快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实现健康老龄化,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辽宁人口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

1、辽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

辽宁省自1995年进入人口老龄化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线。根据2008年辽宁省统计数据显示,由2007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2007年末全省常住人口(指居住在辽宁境内半年以上的人口)4298万人,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457.3万人,占总人口的10.64%。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5.68%迅速上升至2007年的10.64%,据预测到2039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以上。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引起经济社会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向老龄结构转变,众多经济要素也必然会围绕老龄社会的发展而重新组合,新理念、新需求、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方式和组织形式等都会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

2、健康老龄化的内涵

根据通行的定义,健康老龄化是指个人在进入老年期时在躯体、心理、智力、社会、经济五个方面的功能仍能保持良好状态。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了“健康老龄化”问题。1993年第15届国际老年学大会的主题是“科学为健康老龄化服务”,提出实现健康老龄化,为老年人提供方便、经济、有效的健康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1995年10月,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学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老年医疗保健研讨会。会上,我国人口学与老年学家、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邬沧萍教授作了《健康老龄化的科学涵义和社会意义》的会议主题报告,指出:“可以看出健康老龄化这一词组与我国传统上使用的‘健康长寿’近似,但寓意更深,内容更加丰富。”他进一步指出:“要全面、科学地理解‘健康老龄化’,必须明确六个要点。”这六个要点是:第一,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是老年人口群体的大多数人健康长寿,体现在健康的预期寿命的提高。第二,健康老龄化不仅体现为寿命长度,更重要的是寿命质量的提高。第三,人类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要求有相应的“健康转变”来适应,把健康的概念引申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第四,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过程,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老年人的健康,它同所有人的福利都联系着。第五,健康老龄化是人类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出的一项战略目标和对策,是建筑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第六,健康老龄化是同各个年龄段的人口,同各行各业都有关系的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民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二、辽宁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发展需求分析

面对辽宁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以适应市场需求,满足老年人对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等方面的需要,是实现健康老龄化、提高老年人群健康和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老年人群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总量日益增大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老年人群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总量日益增大。根据各地老年人健康普查表明,老年人患病率高,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虽然,近年来,辽宁省社会保障体制愈加完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已得到较大改善,但由于人口迅速老龄化,老龄事业总体上仍滞后于老龄化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庞大的老年群体在入住养老机构、文化娱乐和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籍、心理调适、康复护理、紧急救助、临终关怀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呈不断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老年服务产业中诸如医疗服务设施短缺、服务主体过于单一、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服务质量相对较低等问题日益显现,与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面对中国的医疗保健服务市场的巨大市场需求,辽宁应抓住机遇,适应医疗保健服务市场需求,为实现健康老龄化,大力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并使之成为辽宁新的经济增长点。

2、人们的医疗保健需求向多层次、多样化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医疗保健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同时,多层次的社会生活需要,产生了多样化的细分要求,为医疗保健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根据人类对保健的需求,未来医学任务的发展趋势将会以防病治病为主逐步转向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主。人们的健康保健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医疗健康服务消费已突破了“有病求医”的观念,医疗消费动机表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美容、整形、康复服务正在火热走俏,健康咨询、家庭保健、保健旅游、健康饮食、运动健身等方面的潜在需求不断增长,以及保健品市场的不断升温、特需服务的需求等,为医疗保健服务业开拓出了更广阔的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在的商机。老年人群需求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总量的提高,使得老龄产业所涉及的领域和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大有可为。

3、我国医疗保健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速

政府对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事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医疗保健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速,陆续出台新的政策,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是医疗保健服务业发展的“推进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2009-2011年应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这五项重点改革涉及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药品供应保障、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医疗卫生投入机制、医务人员队伍建设、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等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投入,为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三、大力发展辽宁医疗保健服务业,实现健康老龄化

大力发展辽宁医疗保健服务业,适应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医疗资源的配置作用;政府加强行业监管,实行综合调控,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1、建立健全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医疗保健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支重要力量,将极大拉动和促进相关行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要大力改善医疗保健服务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建立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使医疗保健服务业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辽宁医疗保健服务业的相关企业要抓住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历史机遇,做大做强,建立先进的现代服务企业管理制度,实现科学管理和发展。同时,要尽快建立、完善医疗保健服务行业协会,协助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范和相关准则,发挥行会维权作用,使医疗保健服务业企业实现公平竞争,健康、自律发展。通过将政府、企业、行会及社会力量形成合力,促进医疗保健服务业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

2、建立完善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网络体系

在满足居民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医疗保健消费市场,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健全医疗保健服务网络体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及社会共同构建的网络体系,提供多样化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一方面,辽宁各级政府及组织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医疗健康教育,普及老年保健和卫生科学知识,增强老年人自我预防和保健意识及能力,并制定有关政策,在参观、旅游、出行等方面,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优惠服务和照顾。

另一方面,辽宁各级医疗保健组织机构要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并适度增加不同形式、不同档次的老年福利院、老年护理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发展家庭病房,采取定点、上门服务等多种形式,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组织,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疾病预防、医疗、保健、护理、康复、健身、心理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同时,倡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开展敬老助老相关社会活动,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医疗保健服务业,着力构建多元化投资和多渠道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的新格局。

3、创新发展及培养医疗保健业高级人才

目前,医疗保健服务业市场已经由粗放方式发展的阶段,过渡到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阶段,应该以技术创新和提高服务质量制胜。大力发展辽宁保健服务业,要吸收现代医疗保健技术,优化医疗保健服务产业结构,形成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创新挖掘特色服务,形成核心竞争力,建立新的产业模式,以适应现代人的保健需求和服务。

健康医师、健康监护人、营养师等保健服务职业已成为21世纪的热门职业。要积极引进国外技术、资金、管理、经营模式和人才,大力培养医疗保健服务业所需的各类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从事医疗保健服务,端正服务态度,树立人文精神、调整业务知识结构。对已从事医疗保健服务业的人员要进行再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等整体素质,发展形成具有综合功能的医疗保健服务业,真正满足现代人关爱自身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需求。

(注: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辽宁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09A513。)

【参考文献】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9）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B

一、绪论

近几年来IT行业发展迅速，人们日益体会到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方便和益处，随着人们对移动设备的推广和使用，IT行业逐渐地发展成熟，IT技术逐渐地渗透到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各个领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应用，各个行业的App也随之应运而生，医疗App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至今医疗App的大体框架已基本形成。

在国外医疗健康类的App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据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调查显示部分智能手机用户都安装了一款有关健康类的App应用，并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1年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了管制范围，而对于国内刚兴起的医疗健康类App的管制，中国政府有望跟进[1]。

国内医疗App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发展势头比较好的App应用软件如丁香园、快速问医生、好大夫在线等，这些较为知名的健康类App凭借着对国内市场的准确定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同的健康类App主要的运营方向也不尽相同，市场上的医疗健康类App提供的功能以医疗查询、疾病查询、就医信息、症状自查居多，这些功能极大的方便了患者就医以及自身的保健。但随着App的广泛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出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本文正是对此类App如何去更好的应用以及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希望通过对医疗健康类APP应用的研究和分析让更多人了解医疗健康类APP应用，为医疗APP市场分析人员提供可靠的分析方向，进而满足医疗卫生中多元化的需求。

二、医疗健康类App在国内出现的问题

1.医疗App市场鱼龙混杂，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2]

虽然现在患者能够通过移动App接受一些治疗方案，但是这些治疗方案是否真的能使患者康复，这还是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健康咨询与简单问诊类的App层出不穷、他们有的通过网络的回复、图片等方式对患者进行诊断，一方面从手机输入症状，患者所描述的信息可能并不完整而且他们所描述的信息有可能并不准确。另一方面通过手机问诊时医患之间并没有彼此之间的信任。而这两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对医疗APP的审核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2.医疗App行业应用发展环境并不规范

目前国内医疗App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国家的监管范围，并且国内的医疗行业并没有完全的开放，大多数的医院并不愿意共享患者和医生的私人信息，以致各地的App厂商与卫生机构的合作仅仅局限于地方区域。

3.医疗健康类App应用具有局限性

目前手机App应用功能普遍都有“手机问诊”类功能，通过手机问诊但能否做到确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手机用户的所描述的一些症状可能只是“标准化”的症状，而在医学上一些细微的差异都可能是不同症状引起的[3]。除此之外医疗健康类App使用的对象范围具有局限性。目前医疗健康类的App使用人群一般为青年人，老年人使用甚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老年人患病的症状可能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使用“手机问诊”功能造成误诊的几率远大于青年人，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使用在中国起步较晚，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不太熟悉。

4.医疗App应用中的数据的质量和真实性无法保证

医疗健康类的App并没有纳入政府的监管，当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时并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有效的维权。对于医疗健康研究模糊的领域，一些健康类的App谎称一些食物或保健品能够预防某些疾病，更有甚的是现在医疗App很多疑难解答来自于一些普通网站的搜索，其解答的内容良莠不齐，可信度很低。

三、App应用分析

1.医疗健康类App并不能替代常规的就诊

医疗App中的就诊咨询服务只能帮助患者了解大概的病情，对于疾病的确诊与治疗还需要去医院就医，因为对于现今App的功能还无法对患者进行临床测验，只能通过患者的描述提供诊疗方案，但患者的描述往往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急诊病患者更要慎重的使用App中的“手机问诊”服务。

2.移动数据库的建立可使App更加“智能化”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医疗App误诊的事件，使医疗健康类App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患者对自己的病症描述不清，患者的病症是由多种疾病的并发症引起的，但从App本身来说，它对患者的“诊治”太过“标准化”，对于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诊治不够“智能”。而如何才能使App的诊治更加“智能”呢？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移动病情数据库，通过以往手机App用户的问诊，积累一些常见疾病的数据资料，当再次有这样的患者询问时便可以从以往积累的“经验”中向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

3.医生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可更好的促进App的发展[4]

如今App的市场鱼龙混杂，支撑App的医生团队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唯有建立一个医生信用评价体系才能使医疗App体制更加的完善，就像“淘宝”中买家买到商品后对卖家商品的评价一样，通过“好评”建立卖家的信用级数，通过这样的体系从而使医疗健康类App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首先，医疗APP终究是为人们的医疗健康服务的工具，它终究不能代替医院医疗中的全部工作，只有协调好医务人员、患者、移动健康类APP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发挥医疗健康类APP在医疗中的作用。其次，技术的发展始终要以人为本，而脱离人们的需求去谈技术的开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医疗健康类APP也是如此，它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是开发的原因和动力。医疗App使医疗资源得到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我们通过医疗健康类App得到更多的医疗资源。未来的App通过建立一个良好的医生信用体系使患者使用移动App终端便可得到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并且未来的App趋向于“智能化”它不仅可以作为医生传输信息的工具，而且可以通过检索移动数据库进行“智能”的分析与判断，给患者一个合理有效的诊疗方案。

[参 考 文 献]

[1]五大趋势预测[J].中国信息界（e医疗），2013（12）：49-51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篇（10）

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方党委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 科学 发展观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幸福。大力发展商业健康(医疗)保险，并把商业医保与社会医保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而且有利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

1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健康保险业务量迅速增长。十六大以来，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高于30%。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75.66亿元，同比增长20.28%。2007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84.2亿元。健康险在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占比由1999年的4.2%增至2006年的8.8% 。在业务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健康保险市场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06年，近100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各类健康保险业务，其中包括：人保健康、平安健康等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形成了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近10亿元，市场份额提升较快。另外，健康保险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已提供健康保险产品近千种，分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四大类，并开始向居民的健康管理等服务领域延伸。目前虽然产品仍然以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导，但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健康保障功能进一步显现。

2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整体规模小。与国外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情况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普及率很低。美国参加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口占85%。我国 台湾 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高达96%。2006年我国人均商业健康保险费支出还不到30元，是美国2001年的1/90；2006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深度仅为0.293%，低于发展 中国 家的平均水平(3%)。二是产品单一、同质性严重、市场供求矛盾突出。虽然目前市场上健康险产品近千种，但基本上表现为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保险产品，或者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并且集中在定额给付型的疾病保险产品，短期(如一年期)的产品居多。补偿性的医疗费用保险产品如个人住院费用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险产品少；长期保障的产品少。而这些恰恰是老百姓所需要的。这样，市场上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健康保险需求迫切，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三是保险费率偏高，保障程度偏低。老百姓生活确实需要商业健康保险，但事实上它与老百姓的距离却很远。对老百姓而言，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偏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缺乏精算所需的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率等基础数据， 由于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疾病发病率和医疗费用率有很大不同，而且数据变化很快，监管部门要想制定出一张统一的、全国性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难度很大，因此国内至今没有一张统一、科学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保险公司为了避免收不抵支在产品定价上偏于保守，而高高在上的价格难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以摊薄风险降低单位保费，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从保障效果来看， 保障程度偏低。对于重疾险，保险公司往往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制定出非常苛刻的理赔条件。与普通人对于疾病保险的直观理解不同，市面上的重大疾病保险并非只要得了保险合同上规定的疾病就可以得到赔偿，事实上要获得赔付，不仅要得规定的病，还要按规定的方法诊断与 治疗 ，甚至还要按规定的症状去生病。在很多情况下，当满足了保险合同的赔付条件，患者已经濒临垂死的境地，从而让疾病保险的保险目的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而健康保险的另一大类型-费用报销型保险，往往是一年期的短期险种，续保审察严格，并且有投保年龄上限，因而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医疗保障需要。四是保险条款不严谨、不完善，管理的随意性大，实务操作不规范、缺乏统一标准。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业化经营。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基本上采取附加于人寿保险业务由寿险公司统一经营的模式，缺乏专业性。完全用寿险、财产险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来经营医疗险，造成产品开发、流程设计、风险评估、风险监控、专业培训和市场营销的系统偏差。

3 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几点建议 

3.1 营造宽松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给予商业健康保险应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并以相关 法律 、行政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财税政策支持。国家财税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快速发展。一是应允许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享受以下税收优惠：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利润免征所得税。二是应允许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其缴纳的保费和获取的保险金享受以下税收优惠：若 企业 团体投保的保费支出部分，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列入成本，在税前列支；个人缴纳的保费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且个人获取的医疗保险金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保险公司应定期运用典型赔付案例，积极宣传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普及健康保险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保险意识，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与亲和力，使政府重视，政策支持，企业欢迎，百姓拥护。政府在健康医疗保险市场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①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使广大职工真正享有医疗保障。②加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这是规范医疗行为、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③对药品生产流通环节进行监控，从源头上治理“回扣促销”等不正之风，使患者既享受到较廉价的药品，同时又保证用药安全。

3.2 注重市场调研，把握市场需求，重视产品开发战略

为使推出的健康险产品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保险公司必须注重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对商业健康险的需求状况，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在险种开发方面，对于低收入、无保障的人群提供低价格、宽范围、低保障的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

3.3 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强化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保险人在开展健康险业务的同时，应切实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和储备一批医疗管理人才，建立起一支复合型的健康险专业人才队伍。

3.4 保险公司应加强医保合作，积极探索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有效合作途径

在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中，医疗服务提供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探索建立医保双方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建立有效合作关系，增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风险控制意识，使保险公司在保证被保险人获得良好医疗保障服务的同时，能够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在实务中，医保双方主要有如下合作途径:(1)选择定点 医院 。保险公司可就健康保险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收费标准、医疗服务质量等内容，在各医院之间进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从中遴选出若干服务规范、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并与之签订合作协议。保户来此就医，只要属于保险范围内的病种，可不先缴费，而是事后由医院凭相关证据与保险公司结算，以切断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现金流”。如果非特殊原因，定点医院超过预先约定的费用标准，保险公司就要从付给医院的费用中扣减超过部分。如果节省了费用，医院则可以从保险公司拿到额外奖金。(2)选择合同医生。目前，医疗费用无从控制，其中较大原因乃是病人就医是一种随机性极强的无权选择，缺乏引导性。所以，保险公司有必要在定点医院中再选择合同医生，为费用控制装上“双保险”。(3)相机审查医疗服务。即保险公司可委派资深医师对定点医院和合同医生进行随机抽查，此举意在加强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协调管理，审核医院或医生所提供的施治方案和用药在医疗上是否必需和适当，以把好核赔关。(4)大力推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 网络 建设。在针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内容上，保险公司应积极推动定点医院的 电子 化建设，由从初级的病历调阅、 治疗 调查等手工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通过网络化来实现费用控制和医疗服务协调管理，从而形成管理式医疗。(5)保险公司通过参股或控股等方式，参与医疗机构管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统一体。总之，有效的医保合作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保户“四赢”的局面: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保障的难题，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医院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3.5 积极探索新型管理控制体系

一是建立专业的精算体系，注重积累精算数据，加强精算评估， 科学 厘订产品费率，防范产品开发风险;二是建立专门的核保核赔体系，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核保核赔管理制度，加快研发和推广健康保险专用的核保核赔管理手册等专业技术工具。

参考 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