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代际公平正义是指每一代人都应遵循合理、正当的尺度，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有与共享。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当代人有责任偿还前代人欠下的“自然债”，解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共有、共享方面的难题；二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足够的空间，以及健康、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和共享；三是不能一味地关照后代人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共享这一权利，而过分地“自我牺牲”，放弃自身合理正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结果使当代人在贫困中挣扎。这就要求当代人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保持资源与物种的多样性，优化环境，保证后代人有同样的拥有和享受的机会。同时，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尽可能在坚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时间上的永续性的基础上，最大地促进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生态文明中的种际公平正义

种际公平正义，主要指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一样同等地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有使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自然环境的权利。其最主要的要求在于共存和共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敬畏生命，坚持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要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资源，保障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和条件；再次，要创设优良的环境，保护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最后，要与自然界（包括其他物种）之间建立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以共谋、共创为要求的代内公平正义，是代际公平正义与种际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人首先要对自身、对身边的乃至于不同地域的人的主体性高度尊重与确证，以公平正义的维度去考量多个主体性的互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才有能力与条件把这种公平正义推展到同一时空中存在的其他物种、延伸到不同时空下的后代人，推向更高的层次；以共有、共享为要求的代际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求，它内在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始终，是代内公平正义的发展与延伸；以共存、共生为要求的种际公平正义，是重要补充，也是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

二、公平正义视域下生态文明所蕴

含的价值转向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探讨生态文明内在所蕴含的价值转向，也是挖掘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关注考察生态文明在目的旨归上和发展进程中所涵盖的公平正义，以此丰富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从单一性价值转向多样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物质的生产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经济价值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更含有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它不仅仅关注经济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即地球上任何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生态文明旨在关顾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从人对于自然界价值的认识层面考察，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已充分得到彰显。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却长期地被忽视。公平正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把目光放在经济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环境价值，即看到人也是一个生命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外，自然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也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得以确证。

（二）从主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实践观，构建起“主———客———主”的新路径。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体与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包括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以及由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都结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彰显。一方面，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联结成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联系，而是多向度的互动与作用，主体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都要受到他人主体性的制约。因此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每个个体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共同的环境负责，通过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建立平等的互动的实践交往，构筑和谐美好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进行价值判断时已不再只能以单个的主体、或者少数的主体为衡量标准，而把多个主体、由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也纳入考量视野，更关注公共性价值。加之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特征，即环境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破坏共同的生存环境、侵犯了其他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也决定了由对于个体的、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整体的、多数人的公共性价值。

篇（2）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表达人们心里的想法,还反映社会现实,构成社会事实。韩礼德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与其它人沟通、建立人际关系,如何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James R. Martin) 认为传统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还不够全面,所以他提出了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来进一步完善人际功能。该理论能有效揭示出隐藏在新闻文本背后的主观因素。

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因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受到重视,人们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是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领域又一新兴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它给予了新闻话语分析以重要的地位。评价理论是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对说话人表达和协商特定的主体间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归纳(White,1998),旨在评价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话语资源表达语义,解释语言如何用来评估、表示、构建语篇角色及调节人际关系。评价理论关注语篇中协商的态度类型、涉及的情感强度、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方式。

二、评价理论概述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就是指语言能够表达人际意义态度系统，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性、对话性和互动性,是指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交际意图、个人观点、态度、评价以及发话人所展现的与受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系统功能语法对人际意义的研究经历了从小句到语篇的全面的认识过程。

在M．A．K．Halliday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Martin发展了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创立了评价系统。其定义是:“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态度系统，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结盟读者的各种方式”。它包括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涉及评价者对行为(behavior)、文本／过程(text／process)和现象(phenomena)的评价论文的格式。从不同的标准，态度子系统可以分成不同次系统：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Graduation)；根据态度表达方式的不同态度系统，可分为显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根据评价意义的不同，可分为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显性表达通过评价性词汇、情态动词、情态助动词等体现；隐性表达通过在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表达。对被评价者的隐性描述能唤起受话人的态度回应(依赖于受话人的社会立场／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它通过对不寻常行为(extraordinary behavior)的描述和隐喻(metaphor）实现，受话人必须对处于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作出推测。肯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态度系统，即赞许、提倡；否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持否定态度，即批评、谴责、介入涉及态度的来源。

三、态度系统

本文运用态度次系统展开分析。态度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 behavior )、文本过程(text process)及现象( phenomena) 做出的判断和鉴赏。态度系统分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感反应, 既可通过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来体现, 也可以通过表示态度的词汇手段体现。判断系统是对行为举止的评价, 分社会认同和社会制裁 , 二者都有正面(肯定) 和负面(否定) 的含义。社会认同的正面含义让人羡慕,负面含义被人批评。被人批评的行为不具法律含义, 只可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社会制裁的正面含义受人表扬, 负面含义被人谴责。被人谴责的行为有法律含义。社会认同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正常性、能力和顽强性有关。社会制裁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诚实程度和伦理观念有关。鉴赏主要是运用美学的价值观念进行的。鉴赏是对语篇、抽象事物或自然事物进行评价。它分为个方面, 即反应( react 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

四、新闻报道中的态度系统分析

情感子系统包括了说话人用以表达情感的语义资源。人们在说话过程中表达感情时, 有两种方式。心情好时, 运用积极词汇;相反, 趋向于使用消极词汇。因此, 情感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关键词汇表现出了消极的情感，而且这种消极的情感正在不断升级。如:

(1) Further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fter the North% s last long range rocketlaunching on April 5 and its nuclear test on May 25.

(2) The NorthKorean tests on Saturday w ere bound to raise tensio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itsneighbors.

(3) The move was the latest sign of escalat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a after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second nuclear test on Monday.

判断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新闻语言中的判断也涉及社会评判( 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 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分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 normality )、做事才干( capacity ) 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 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 propriety)有关。在新闻报道中, 媒体会尽量使用客观的语言,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 但是事实上,主观性的表达仍然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在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主观性判断, 而这些判断基本都是消极的。其中社会约束又占了大部分。社会约束也分正面和负面。正面含义是表扬性的, 负面含义是谴责性的论文的格式。谴责性的行为有法律含义, 是严重的。媒体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不但公然挑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精神, 还用核武器来威胁, 敲诈美国及其盟国。

如:The North has adopted abellicose stance toward all United Nations actions.

鉴赏是事件或过程的感受, 它是属于美学范畴。就像情感和判断, 对事物的鉴赏可以是肯定的, 也可以是否定的。该系统围绕三方面形成,即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在反应这个子范畴里, 评价是人际的, 依据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来进行的。结构评价是面向语篇的, 对语篇结构的复杂性或细节进行评价。价值评价是社会性的, 是根据社会价值对过程进行评价。在对朝鲜和伊朗的鉴赏中,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极的鉴赏。对朝鲜核问题的消极鉴赏主要集中在反应(reaction)。鉴赏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朝鲜发展核力量的反应。朝鲜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取得进展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震惊, 而且一时难以接受,从而产生厌恶和反感。

如: The test clearly caught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 guard.

五、总结

尽管硬新闻强调的是客观和公正, 但新闻写作者并不是无法表明他们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只不过比较隐蔽罢了。表达观点、态度和立场的手段是多样的, 如对报道事件内容的选择、消息来源的选择及遣词造句等。本文运用评价理论尝试性的对英汉新闻的态度系统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评价理论在新闻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做出贡献,也希望为其他语篇中评价资源的研究提供方法。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Grammar [M].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2］Martin, J. R. & White. P. R. The Language of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3] 王振华.硬新闻的态度研究[ J ] . 外语教学, 2004

篇（3）

 

一、引言

系统功能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表达人们心里的想法,还反映社会现实,构成社会事实。韩礼德提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能“指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语言与其它人沟通、建立人际关系,如何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或用语言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马丁(James R. Martin) 认为传统的系统功能语法对语言的人际功能分析还不够全面,所以他提出了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来进一步完善人际功能。该理论能有效揭示出隐藏在新闻文本背后的主观因素。

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因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受到重视,人们对其研究也越来越多。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是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领域又一新兴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它给予了新闻话语分析以重要的地位。评价理论是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对说话人表达和协商特定的主体间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归纳(White,1998),旨在评价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话语资源表达语义,解释语言如何用来评估、表示、构建语篇角色及调节人际关系。评价理论关注语篇中协商的态度类型、涉及的情感强度、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方式。

二、评价理论概述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的人际功能就是指语言能够表达人际意义态度系统，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性、对话性和互动性,是指发话人作为言语事件的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交际意图、个人观点、态度、评价以及发话人所展现的与受话人之间的角色关系。系统功能语法对人际意义的研究经历了从小句到语篇的全面的认识过程。

在M．A．K．Halliday系统功能理论的基础上，Martin发展了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创立了评价系统。其定义是:“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态度系统，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结盟读者的各种方式”。它包括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级差(Graduation)三个子系统。态度是评价系统的核心，涉及评价者对行为(behavior)、文本／过程(text／process)和现象(phenomena)的评价论文的格式。从不同的标准，态度子系统可以分成不同次系统：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ment)和鉴赏(Graduation)；根据态度表达方式的不同态度系统，可分为显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根据评价意义的不同，可分为肯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显性表达通过评价性词汇、情态动词、情态助动词等体现；隐性表达通过在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表达。对被评价者的隐性描述能唤起受话人的态度回应(依赖于受话人的社会立场／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具体来说，它通过对不寻常行为(extraordinary behavior)的描述和隐喻(metaphor）实现，受话人必须对处于特定语境中的隐含意义作出推测。肯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态度是肯定的态度系统，即赞许、提倡；否定评价表明评价者对被评价者持否定态度，即批评、谴责、介入涉及态度的来源。

三、态度系统

本文运用态度次系统展开分析。态度是指心理受到影响后对人类行为( behavior )、文本过程(text process)及现象( phenomena) 做出的判断和鉴赏。态度系统分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感反应, 既可通过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来体现, 也可以通过表示态度的词汇手段体现。判断系统是对行为举止的评价, 分社会认同和社会制裁 , 二者都有正面(肯定) 和负面(否定) 的含义。社会认同的正面含义让人羡慕,负面含义被人批评。被人批评的行为不具法律含义, 只可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社会制裁的正面含义受人表扬, 负面含义被人谴责。被人谴责的行为有法律含义。社会认同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正常性、能力和顽强性有关。社会制裁的裁决与评价对象的诚实程度和伦理观念有关。鉴赏主要是运用美学的价值观念进行的。鉴赏是对语篇、抽象事物或自然事物进行评价。它分为个方面, 即反应( react 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

四、新闻报道中的态度系统分析

情感子系统包括了说话人用以表达情感的语义资源。人们在说话过程中表达感情时, 有两种方式。心情好时, 运用积极词汇;相反, 趋向于使用消极词汇。因此, 情感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本文关键词汇表现出了消极的情感，而且这种消极的情感正在不断升级。如:

(1) Furtherheightening regional tensions after the North% s last long range rocketlaunching on April 5 and its nuclear test on May 25.

(2) The NorthKorean tests on Saturday w ere bound to raise tensio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itsneighbors.

(3) The move was the latest sign of escalating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a after North Korea conducted its second nuclear test on Monday.

判断是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新闻语言中的判断也涉及社会评判( 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 social sanction)。社会评判分正面含义和负面含义。社会评判与行为规范( normality )、做事才干( capacity ) 和坚忍不拔(tenacity)有关。社会约束与是否真实可靠( veracity)、行为是否正当( propriety)有关。在新闻报道中, 媒体会尽量使用客观的语言,避免自己的主观判断, 但是事实上,主观性的表达仍然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在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主观性判断, 而这些判断基本都是消极的。其中社会约束又占了大部分。社会约束也分正面和负面。正面含义是表扬性的, 负面含义是谴责性的论文的格式。谴责性的行为有法律含义, 是严重的。媒体认为朝鲜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不但公然挑衅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精神, 还用核武器来威胁, 敲诈美国及其盟国。

如:The North has adopted abellicose stance toward all United Nations actions.

鉴赏是事件或过程的感受, 它是属于美学范畴。就像情感和判断, 对事物的鉴赏可以是肯定的, 也可以是否定的。该系统围绕三方面形成,即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 valuation)。在反应这个子范畴里, 评价是人际的, 依据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来进行的。结构评价是面向语篇的, 对语篇结构的复杂性或细节进行评价。价值评价是社会性的, 是根据社会价值对过程进行评价。在对朝鲜和伊朗的鉴赏中, 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极的鉴赏。对朝鲜核问题的消极鉴赏主要集中在反应(reaction)。鉴赏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朝鲜发展核力量的反应。朝鲜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取得进展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震惊, 而且一时难以接受,从而产生厌恶和反感。

如: The test clearly caught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f guard.

五、总结

尽管硬新闻强调的是客观和公正, 但新闻写作者并不是无法表明他们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只不过比较隐蔽罢了。表达观点、态度和立场的手段是多样的, 如对报道事件内容的选择、消息来源的选择及遣词造句等。本文运用评价理论尝试性的对英汉新闻的态度系统进行了分析，以期对评价理论在新闻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做出贡献,也希望为其他语篇中评价资源的研究提供方法。

参考文献

［1］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Grammar [M].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2］Martin, J. R. & White. P. R. The Language of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3] 王振华.硬新闻的态度研究[ J ] . 外语教学, 2004

篇（4）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以下简称《弗》）是海明威最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之一，其艺术技巧的运用在海明威自己看来也是最为成功的。这篇小说在叙事学方向的研究，大多涉及叙事的聚焦、时序、模式、结构以及伦理等几个方面，涉及视点与叙述者干预的较少。美国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以《弗》为例，曾涉及《弗》的视点问题，但只是局部点到为止。在对具体叙事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与研究中，其本身没有特定的内在系统性，但视点与叙述者干预却处于十分紧要的位置，视点与叙事者干预的语义指向为文本意义的构成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为文本各意识形态相互交流并最终归属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一个转变的平台。本文拟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点与叙述者干预两个方面来分析探讨《弗》中潜含的意识形态，并借以说明叙事文本与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网络在叙事分析中的重要性。

1.《弗》叙事视点中潜含的意识形态。

乌斯宾斯基指出，“我们感兴趣的是从哪种视点出发，作者在作品中评价和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他所描写的世界。在原则上，这可能是作者本人的视点（它在作品中或显或隐地被展现出来），与作者不吻合的即非作者本人的讲述者的视点，或任何一个出场人物的视点等等。”[1]可见，一部叙事作品意识形态的网络与作者所选择的视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弗》中，海明威所选择的叙述者和视点都是精心设计的，作者希望将自己在作品中表达的信息、意义情感态度观念价值以及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传达给读者，这种传达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其传达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视点的选择。《弗》这篇小说作者选择的视点主要是人物叙述者视点，谭君强认为“人物叙述者的视点必定带有自身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价值判断的态度，他或她必定按照从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视点去看待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并与之发生与其独特身份相符的种种关系，同时又讲述自己程度不一地参与其中的故事。”[2]人物叙述者视点的变化导致不同视角意识形态的差异，《弗》中的人物叙述者视点较多，其视点站在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参与叙事，由于视点的转变，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或对立。这篇小说涉及的人物叙述者视点主要有：威尔逊麦康伯玛格丽特和叙述者，次要视点有侍者和狮子。

1.1威尔逊作为人物视点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弗》中，作者所用聚焦方式最多的莫过于威尔逊了，他作为作者选择的视点是以内聚焦和外聚焦相结合的方式展现的，作者通过威尔逊自己的话语和心理阐释其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同时，也展现了他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的意识形态的评判。“罗伯特・威尔逊暗自想着，她在作弄他，是不？要不然，你以为她想要演一场好戏吗？一个女人发现了她的丈夫是个该死的胆小鬼，会干出什么举动来呢？她狠心得没命，但是她们全都狠心。她们控制一切，那还用说；要控制嘛，人有时候就不得不狠心。不过，我对她们那套毒辣的手段已经看够啦。”[3]在威尔逊的内聚焦视点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玛格丽特是一个心狠而具有控制欲的女人，对她在内心深处有着厌恶和蔑视的抵触感，“海明威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玛戈特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的恶感。”[4]这与作者的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契合，然而并非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视点的意识形态完全吻合，随着视点的发展，视点意识形态和作者的意识形态也常会发生冲突和交流；在外聚焦视点中，从威尔逊对玛格丽特的说话语言和外貌上看，他又表现出对玛格丽特漂亮外表爱慕而殷勤的态度；威尔逊作为视点在对待麦康伯的态度上则是由猎杀狮子引起，他认为麦康伯是个胆小鬼，无论从语言还是心理都产生蔑视感，在后来猎杀野牛过程中，麦康伯的勇气使得威尔逊逐渐改变了观点。

1.2麦康伯作为人物视点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麦康伯作为作者选择的人物视点也是外聚焦和内聚焦的结合方式，不过麦康伯的聚焦没有威尔逊的多，但是通过内聚焦回忆猎杀狮子的过程，可以清楚的看到麦康伯内心的极度恐惧，以及性格的懦弱；通过外聚焦麦康伯对玛格丽特的争吵表现了他的愤怒，内心极度需要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来自压抑之后的勇气，在接触到野牛后这一勇气终于爆发。麦康伯接触野牛之前是胆小懦弱，人生没有方向，结合海明威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迷惘的一代”，在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契合，接触野牛之后，麦康伯表现的勇敢和英雄气概也是作者所向往的、期待的，这也是隐含作者所要表现的意识形态；在对待威尔逊的态度上是由开始的敬畏，到知道玛格丽特与他发生关系之后的厌恶和愤恨。

1.3玛格丽特作为人物视点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玛格丽特作为作者选择的视点只是运用了外聚焦的方式，其人生价值观表现为对金钱的渴望，对控制欲的占有，对婚姻的不忠。玛格丽特对待威尔逊的态度表现在猎杀狮子前后的转变，之前为无视，之后为喜爱；对待麦康伯的态度则是以猎杀野牛开始为转折点，之前为控制，之后为恐惧，其实在玛格丽特眼中，麦康伯还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1.4侍者和狮子作为人物视点多潜含的意识形态

侍者与狮子作为作者选择的视点都是以外聚焦出现的，侍者对威尔逊的态度是恐惧与服从，对待麦康伯的态度是轻视。狮子作为视点主要是以对麦康伯的态度出现的，其表现在受伤前后，之前是无视，之后憎恨，而麦康伯他们对狮子的态度则是猎杀。

1.5叙述者作为视点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意识形态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作品的叙述者及其讲述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并经由他们的讲述与行动加以渗透的。因此，就‘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而言，值得关注的主要是叙事作品内部意识形态视点的载体，即叙述者与主人公的功能，及其在不同的视点中所表现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5]人物视点威尔逊麦康伯和玛格丽特等各意识形态在小说的发展中，从各自的知觉、思想情感等意识形态视点去评判其他人物或事件，并建立和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各意识形态在与其他意识形态发生对立或碰撞的同时，也会受到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权威意识形态的产生层面来自叙述者，叙述者在处于较高的意识形态层面来评判人物和事件的同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左右着其他意识形态的发展、转变和完善，其更多体现的是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在《弗》中叙述者是作为权威视点出现的，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在小说中也是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叙述者视点是一个具有智慧型的冷静观察者，在对威尔逊做出判断时，读者很容易可以看出威尔逊是一个伪善的人物；而对麦康伯的判断，多是从胆小怯懦到勇敢无畏的的赞许，“海明威的道德世界是一个经历了一场甚至两场战争洗礼的，死了上帝，粉碎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神话这个废墟上的世界，他试图重新解释道德这就是勇气、胆魄严峻考验中的坦然风度。”[6]这是作者道德标准与叙述者视点的契合。对玛格丽特则对其婚姻观持一种否定态度，道德败坏的女人，但是玛格丽特对于自身的感受以及射杀麦康伯的初衷，更确切的说是意识的有无只有靠读者自己去猜测。若对叙述者视点进一步从阶级意识形态分析《弗》中的人物关系，可知麦康伯玛格丽特威尔逊和侍者可分为三个阶级，麦康伯和玛格丽特处于社会上层，威尔逊处于社会中间层，侍者处于社会底层，麦康伯和威尔逊是主雇关系，威尔逊与侍者是主仆关系，其主雇关系与主仆关系之间最主要的是金钱关系。

2.《弗》叙事中叙述者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干预会偏离故事内层面阐述叙述者的观点表明叙述者的态度和立场，其与意识形态层面有着诸多联系，查特曼将叙述者干预分为对故事的干预和对话语的干预。

2.1对故事的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查特曼认为对于故事的干预：“‘解释’是故事成分的要旨关联，或意义成分的公开阐述；‘判断’表示道德或其他价值的看法；‘概括’则从小说世界深入到真实世界，以作为参照，无论是‘普通的真实’还是实存的历史事实。”[7]叙述者对故事所做出的评价性评论，一方面使得读者更加容易了解故事的意识形态层面涵义；另一方面使得隐含读者与叙述者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趋于相同。在《弗》中，叙述者干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麦康伯与玛格丽特婚姻的评价以及幸福生活的说明。“总的说来，他们被认为是一对比较幸福的夫妻，他们就是属于尽管经常谣传要散伙但是从来没有实现的那一类夫妻……他们有健全的结合基础。玛戈长得太漂亮了，麦康伯舍不得同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了，玛戈也不愿离开他。”[8]这是叙述者对麦康伯婚姻的评判与解释，在对他们婚姻稳定性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讽刺性意味。叙述者这种讽刺性评论是与隐含读者价值判断保持一致的，然而往往需要读者耐心解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和理解。结合故事，这种隐含的讽刺性嘲弄，在叙述者这里，越是强调麦康伯婚姻的稳定性，越是隐含着一种悲剧的基调成分在其中，就越为而后对麦康伯的死亡投入同情感、对马格丽斯的道德败坏隐含着谴责，从而引起读者共鸣。

2.2对话语的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对话语干预有多种方式，有的用元叙述来说明作品结构，“在对话语，即对文本的干预中，叙述者可以用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元语言（在这一情况下，是元叙述）来涉及指明作品如何划分篇章，如何衔接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一句话，指明其内在的结构。”[9]元叙述是对叙事作品意识形态层面内在结构的阐释；有的用加脚注，话语中的脚注是对叙事文字或形式的解构，这种解构性的说明也潜含着作者的意识形态，这种对意识形态层面深层解释有时会超出故事表面的涵义；有的用以括号加注或以破折号加注的方式，括号加注或破折号加注在叙事作品中处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一种尴尬位置，这种干预所阐释的内容又往往是故事所缺少或渴望补充又或不易弄清的元素，在《弗》中主要是运用了加脚注和破折号加注的方式。

2.2.1脚注干预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弗》中的脚注共13处，其对潜含意识形态干预性较强的有4处，首先是第一处关于打猎白人的脚注，这一叙述者干预对非洲猎人做了详细的解释，通过这一脚注具有三方面意识形态的涵义，一是可以清楚的看出威尔逊的职业身份枪法生活方式以及打猎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将其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二是从侧面交代了麦康伯的身份及在打猎中的位置；三是有钱人选取猎人的原因；再结合故事从深层次挖掘其意识形态，可以看出他与麦康伯的主雇关系和金钱利益关系。

其次是第三处对球类运动的脚注，这一叙述者干预对麦康伯所精通的球类运动做了解释，通过这一脚注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精通的都是没有危险性的运动，这也进一步暗示了麦康伯在没有危险性的事物面前是无所畏惧的，而在具有生命危险的事物面前却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在意识形态方面展现了麦康伯懦弱的部分根源。

再次是第四处对玛戈的脚注，这一叙述者干预潜含的意识形态具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结合历史可以知道，玛格丽特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出生于公元1553年，她的家人对她的爱称即玛戈，海明威出生于1899年，显然作者的这一脚注是有意为之，麦康伯的妻子也叫玛格丽特，其爱称也即玛戈，这一脚注告诉读者麦康伯对玛格丽特的爱是真诚的，即使不是真诚也有一种亲情包含其中；其二，麦康伯即使在责怪玛格丽特的同时还在用昵称，说明具有怜香惜玉的情愫包含其中。

最后是第六处对羚羊脑袋值不值得要的脚注，一方面通过狮子和羚羊的对比告诉读者羚羊的脑袋不重要；另一方面结合威尔逊的回答具有极其讽刺的嘲弄；从潜含意识形态层面上可以看出，麦康伯在胆小懦弱中获得一点点成功就会沾沾自喜，揭示了其爱慕虚荣的本质。

2.2.2破折号加注所潜含的意识形态

《弗》中破折号加注共3处，每一处叙述者干预都潜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第一处，这一叙述者干预以法国崇高的敬意表明威尔逊的态度，即要和麦康伯闹翻，潜含的意识形态表明了两者在性格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上的差异。其次是第二处，这一叙述者干预是对没有受伤的狮子受到威胁时的表现，表明狮子受伤前后在受到威胁时是截然相反的举动，潜含的意识形态表面威尔逊与麦康伯对受伤狮子的不同态度和不同价值观。最后是第三处，这一叙述者干预确定了最早知道的事情的时间性，潜含的意识形态暗示了麦康伯的思想情感观念以及人生价值等的成形时期，阐明这种胆小懦弱的本质不是最近形成的，并揭示了这种本质的根源在于其早期安逸享受且没有危险性的生活。

总之，《弗》小说中，以威尔逊麦康伯玛格丽特以及叙述者为人物的视点，以叙述者对故事和话语为干预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在这篇叙事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意义对作品价值的生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也有利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在文本更好的体现。

注释：

[1][俄]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M].彭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5]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第202页。

[3][8]海明威.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M].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第15页。

[4]刘炜：《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叙事模式和聚焦方式[J].江汉大学学报，2006，（4），第57页。

[6]陈际春：征服与反征服――《弗・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分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4），第50页。

篇（5）

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包含着丰富和深刻的生态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必然包含一种生态价值观，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需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与传统价值观那种把自然视为‘聚宝盆’和‘垃圾场’的观念相反，生态价值观把地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惟一家园。它以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以适度消费观取代过度消费观；以尊重和爱护自然代替对自然的占有和征服行为；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因此，生态价值观一旦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走向和谐统一，从而达到既满足人们的需求又顺应自然的目标。

概括起来，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生态价值观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对自然界的义务的环境保护价值观。环境保护价值观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它肯定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是值得保护的，这不仅是对自然价值的承认，也是人类对自然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人类的生存脱离不了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物质基础，我们向自然界提出了维持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相应地就要承担保护自然的义务。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保护自然的措施，我们就将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然而，作为生态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并不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的目的和自然自身的目的出发，自觉地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这个前提就是承认自然界自身固有的价值和人类对自然界的义务。不仅如此，环境保护价值观还包含着人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

（2）强调对未来后代的责任的关怀未来价值观。关怀未来价值观承认赋予子孙后代以权利的合理性，确认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存在着道德问题，当代人对后代负有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未来后代将要存在，他们也会有我们现在可理解的和可预计的重要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权利赋予未来后代。因此，关心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平等地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就是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在自然环境问题上，当代人与未来人存在生态道德关系。当代人需要克服急功近利不顾自然环境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需要从后代人对自然资源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考虑当前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和分配。

（3）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自然价值观有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的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不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后两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它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事物本身就是目的，无需借助其他尺度来加以衡量。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通过批判和超越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价值观，对价值概念重新界定并将价值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从而开阔了我们的思维，丰富了我们的价值思想。它有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

（4）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上平等的环境平等观。环境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将环境平等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史怀泽、利奥波德主张把道德权利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开始，直至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尔斯顿、纳什、辛格等人，从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进而确定了“自然权力”的存在，充分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只要人承认，自然也是价值主体和权利主体，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关系。人绝对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或中心。人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5）强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其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它强调的是发展能力的代际平等。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对其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3]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进一步完善。虽然，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定义的，因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导向。但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将可持续发展观看作是一种和谐发展观。它是兼顾经济、环境和社会，以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者统一即“人—自然—社会”系统可持续为基础的和谐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直接的要求和发展模式。

总之，科学发展观包含一种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

篇（6）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12-0035-03

国家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一定的秩序而由国家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它在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是诸多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与核心。国家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一种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国家行为和社会生活。［1］构建价值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我国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战略调整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多层次的内容，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构建这样一项复杂、涉及面广的价值体系工程，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要注意到内容的层次性，又要考虑到各种认同主体的特征、情况，采取多种选择方式。鉴于此，笔者认为，根据意识形态本性彰显、表现程度的差异及其作用方式的显隐程度，可将国家意识形态分为强国家意识形态、弱国家意识形态、潜国家意识形态等三个层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当综合运用这三个层次。

一、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线

强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指向性，以直接、不隐晦的方式表现其内涵，论证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组成部分，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和方向，是强国家意识形态特性的突出表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属于政党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属于国家意识形态，从其先进性角度来看，都属最高层次内容，即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层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100我国特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党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根据。毫不含糊、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要素，我国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国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和接受，能有效凝聚各个方面的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也是塑造党和政府合法性资源的最佳资本和有效手段。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守的底线，是凝聚党心、民心的理论武器，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和坚持，绝不能动摇。否则，就会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剧变的悲剧就有可能在我国重演。

由于强国家意识形态是直接、不隐晦的意识形态表现，它往往以说理诉诸接受者的思维、理性见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十分重视理论的传达、道理的灌输，重视受众理性和理智上的接受，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不可能自发地成为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民群众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必须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当然，根据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方式的选择，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既要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更要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既要敢于和善于在理论上同错误思想展开斗争，又要做到讲事实、摆道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要祛除纯粹依靠政治权威的弊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民众产生对理论的信服和文化的自觉，通过受众的心悦诚服和理性认同使其持久地发挥作用。［4］

尽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都是强国家意识形态特性的突出表现，同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层次内容，但其教育的重点对象又应有所区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其主要对象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个人的政治信念，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必须严格要求共产党员按照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自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主体，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起着主导、示范的重要作用。因此，要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不仅是全党而且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最大的价值共识。因此，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全社会的力量。

二、弱国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扩展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了应对当代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建设性要求，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扩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包含了直接、不隐晦的强国家意识形态因素，也包含了从属于社会普遍意识形态的弱国家意识形态因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动力，从其广泛性来说，属于社会普遍意识形态，因而具有明显的弱国家意识形态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普遍意识形态的延伸和扩展体现了我国当代意识形态海纳百川尽可能吸纳和涵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包容性，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趋势，是对当代意识形态新变化的回应，也拓展了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创新空间。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虽属当代普遍层次的价值认同，但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心理皈依与意义支撑的价值认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价值认同；社会主义荣辱观虽是底线伦理认同，但蕴含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文化需求和共同文化责任意识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建构的道德基础的认同。这些内容是对全体公民最基本的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自觉履行。

把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纳入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不是要弱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更不是一种否定。相反，这是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从接受主体的角度看，这些社会普遍性的内容对广大民众来说具有更大的必要性、适应性。对普通公民来说，达到了这些基本要求，是向更高层次、更高要求意识形态建设推进的基点。立于这个基点，我们才能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三、潜国家意识形态：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式

民众对一种意识形态认同接受与否，与这种意识形态传播教育的方式、方法直接相关。只有方式、方法适合民众，意识形态才易为民众所接受。从本体论角度看，国家意识形态是文本与认同的统一，只有当国家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文本（文件、论著、讲话等）表述，而且被社会公民广泛认同时，才能说这种意识形态获得了合法性，并真正建立起来。［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呈现感性化、学术化、日常生活化发展的趋势。［6］在当代，意识形态更多地通过学术思潮、学术话语等加以表达，借助文化和情感以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这就形成了一种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为心理和情感取向的潜意识形态。因此，要不断创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方式，采取渗透式教育手段，诉诸人们的感受，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曾经卓有成效，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但在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训，如过度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忽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功能；过度重视宣传主体，忽视受众的主体性；过度倚重“填鸭式”的政治灌输，忽视宣传教育的启示功能。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只重视强意识形态性的教育，而对潜意识形态性的教育重视不够。潜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在于面向现实，贴近生活，从受众的主体性出发，以大众化、生活化、文化的方式，使社会核心价值渗透到人民大众的社会心理结构中。 一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想建构和目标追求，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并由人民群众参与的意识形态，是以服务于人民群众为宗旨的。［3］10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一种价值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人们接受、认同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广泛地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即最大限度地实现大众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关键就是要贴近大众生活，以大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为切入点，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身边的事例、喜闻乐见的形式，采取入情入理、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将其理论内涵通俗化，从而渗透到人们精神、心理和情感世界，使其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接受、掌握、认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觉追求。

二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生活化。日常生活世界是人们直接生存的、经常体验的基础性世界，是人们最原始需要、情感、经验产生之源。一种价值体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合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领悟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即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生活化，关键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社会实践和生活世界回归，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因此，理论宣传要找准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选取教育素材，用老百姓的日常话语表达，增强语言鲜活的生活气息；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具体化为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规范，使之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准则；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念。

三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化。文化不仅具有意识形态性，也是塑造意识形态的载体。［7］改革开放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与手段上，都带有浓厚的政治性，缺乏文化性。受其影响，文化特质也被掩埋，因而意识形态工作逐渐呆板，与现实脱节，其价值也受到质疑。在现代社会，文化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大众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文化性，它是社会主义文化在思想领域的集中表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文化始终是培育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母体，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7］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重视其自身存在的文化情景，彰显其所特有的文化亲和力。因此，在大力发展主导文化的同时，要努力寻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传统文化、大众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整合，借鉴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传播先进思想，利用各种积极的文化成果浇灌人的心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成为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文化熏陶的过程；要大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面文化化。潜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式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意识形态政治话语过强、形式呆板、空洞说教的不足，丰富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方法。将强、弱、潜国家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必定能更为有效地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1］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规律性――30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1）：78-85．

［2］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7）：5-11．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1978-200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刘明君，郑来春，陈少岚.多元文化冲突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

［5］陈秉公.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兼论六十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引领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5）：1-5．

篇（7）

20世纪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价值论面临一系列的争议，从根本上说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钱伯海、晏智杰等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从另一角度，解决当前劳动价值论理论所面临的困惑。

一、劳动生产率与价值关系的新解释

(一)劳动生产率与价值f的关系

科技劳动在创造价值方面的意义问题，一直是劳动价值论引起争议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影响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按照传统的解释，如果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提高了社会生产率，增加了社会财富，商品的使用价值总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只要社会的劳动总量不增加，原则上不会使价值总量提高。这样一来，使用价值总量与价值量在总量上的脱离就越来越远了”，使用价值总量与价值量在总量上的背离使得劳动价值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缺乏说服力。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通过抽象掉使用价值而对劳动的概念定义的，并不涉及使用价值的创造或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因此如果坚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时间是不同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正常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是静态的，造成了不同时期的同一商品的价值量无法进行比较。如果不加人时间因素，劳动价值所体现的只能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关系，仅适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而不适用于研究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解释现实中的财富问题。因此，如何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时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去分析、比较商品价值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传统理解的劳动价值论要进行重新的理论构筑，“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影响同一时间创造的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首先得发展，传统上理解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也是有问题的。根据传统的理解，在不影响部门内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下，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创造的商品总价值成正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或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变，商品的使用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提高，因此凝结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减少，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

造成这一理解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生产商品的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单部门(同类商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个部门劳动的复杂程度增加，部门专业化程度增强，部门也可能分化成多个部门，因此按照马克思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单部门(同类商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也会有所增加。

同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影响同一时间创造的社会价值总量”就有问题了，因为，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人专业化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深化，生产迂回程度在增加，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部门在增加，即使社会的劳动人数及工作时间不变，同类商品(部门内商品)部门的价值总量不变，随着社会部门的分化与深化，全社会的劳动总量也会因部门增加及劳动的复杂化而增多，社会价值总量因此会增加。即科技劳动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这种劳动力的价值以及它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同时会成十倍百倍地增加。因此，“无论是就全社会还是单部门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与价值量呈正比”。

(二)技术进步外生、内生模型的解释①

技术进步外生的索罗模型，假定技术的增长率为常数，且技术进步必须采取劳动增进型，则经济收敛于稳态，即只有劳动的有效性增长才能导致每工人平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而且在合理情形下，每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动对每工人平均产量的影响不大，技术进步外生模型并没有对“劳动的有效性”(A)中的A做出具体说明。内生模型进一步阐述了外生模型劳动的有效性增长才能导致每工人平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认为稳态情况下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即为知识生产的增长率或其增函数，因此，社会经济增长率等于知识生产的增长率乘以人口的增长率，模型进一步阐释了知识“A"，即科学技术。

上述两模型都表明，为使模型有一个具有不变增长率的稳态，技术进步必须采取劳动增进型，而希克斯中性与资本增进型技术都被证明是与稳态的存在不相一致的，即只有劳动的有效性增长才能导致每工人平均产量的永久性增长，而且在合理情形下，每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动对每工人平均产量变动的影响不大。

这一结论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对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启示，在短期内，假设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为常数是符合现实的，同时，经济增长是由劳动的有效性增长决定的，即经济增长是劳动与技术进步乘积作用的结果。模型中劳动的有效性其实就是劳动的复杂程度，复杂劳动为简单劳动的倍乘，说明的是抽象劳动质的间题;有效劳动二劳动的有效性*劳动投人量，说明的是劳动质的概念，两者是一致的。

(三)劳动量的新概念

索洛技术进步外生模型与内生模型的结论是:社会经济增长就等同于简单劳动与技术进步乘积即复杂劳动作用的结果。与马克思抽象劳动生产价值量的结论相似，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创造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转移了自身的价值，如果采用劳动量的新概念，即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依此概念重新理解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全社会的价值量因复杂劳动也呈正比增长。

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一致性

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有第二种含义，指的是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这些分配比例影响着各个部门商品的总供求关系，从宏观层面上决定着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仍然是从静态的角度，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它反映了不同部门的生产者之间如何分割社会劳动的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量等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所确定的价格。第二种含义确定的市场价值量其实是宏观角度的价值实现形式，从短期看，价值与其实现形式之间会有背离，从长期看，价值与其实现形式会趋向一致，即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的两种确定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是明确的，他认为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表现的是交换价值的形式，既然马克思的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量等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所确定的价格，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所确定的价格加总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按照我们拓宽的劳动的概念，包括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即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做出贡献的所有劳动，都应当承认为“生产性劳动”。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一年内所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按第二种含义的市场价值量的总和在长期内是相一致的。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第一种含义与第二种含义都是指静态的关系。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中加人动态的理解。按照假设“就全社会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量呈正比”，或“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一年内所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其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才能保持同比例，劳动价值量的两种含义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

三、模型验证

下面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函数与索罗的技术进步模型，证明在我们劳动的新定义下，分别考虑厂商商品量的生产及价值量的生产，最终证明:“无论是单部门还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与价值量呈正比”，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保持一致。

方程组一:考虑厂商在不同时期(即离散)的生产行为，假设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量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厂商的实物生产与价值生产的关系，方程组一采用索罗模型的离散形式，方程中变量为:在t期时厂商生产的产量Y(t)，投人资本K(t)，劳动投人L(t)，和“知识”或“科学技术”或“劳动的有效性”A(t)，需要强调的是Y(t) ，K(t) ， L(t)和A(t)的单位是不同的。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 K(t)α[ A(t)* L(t)] 1-α，产量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S表示产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是外生给定不变的。用于投资的一单位产品产生一单位新资本。另外，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d，因此有方程(2)。方程(3)，(4)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n和g增长，即劳动力的增长与知识的增长是指数增长，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证明劳动力增长模型是指数形式，证明略)，方程(5)表示资本、劳动、技术的初始值分别为KO，LO，AO。

据(6)式分析可知，不管出发点如何，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该模型中的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即假设劳动和知识分别以速率n和g增长，资本存量为K=ALk;则资本和有效劳动二者均以n+g增长，每工人平均资本K/L和每工人平均产量Y/L以比例g增长。 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第一种含义与第二种含义都是指静态的关系。没有考虑时间的因素，只有在劳动价值论中加人动态的理解。按照假设“就全社会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量呈正比”，或“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一年内所创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其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才能保持同比例，劳动价值量的两种含义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

三、模型验证

下面通过马克思的生产函数与索罗的技术进步模型，证明在我们劳动的新定义下，分别考虑厂商商品量的生产及价值量的生产，最终证明:“无论是单部门还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与价值量呈正比”，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保持一致。

方程组一:考虑厂商在不同时期(即离散)的生产行为，假设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量满足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厂商的实物生产与价值生产的关系，方程组一采用索罗模型的离散形式，方程中变量为:在t期时厂商生产的产量Y(t)，投人资本K(t)，劳动投人L(t)，和“知识”或“科学技术”或“劳动的有效性”A(t)，需要强调的是Y(t) ，K(t) ， L(t)和A(t)的单位是不同的。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 K(t)α[ A(t)* L(t)] 1-α，产量分为消费和投资两部分，S表示产量中用于投资的比例，是外生给定不变的。用于投资的一单位产品产生一单位新资本。另外，现存资本的折旧率为d，因此有方程(2)。方程(3)，(4)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n和g增长，即劳动力的增长与知识的增长是指数增长，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可以通过计量分析的方法证明劳动力增长模型是指数形式，证明略)，方程(5)表示资本、劳动、技术的初始值分别为KO，LO，AO。

据(6)式分析可知，不管出发点如何，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在平衡增长路径上，该模型中的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即假设劳动和知识分别以速率n和g增长，资本存量为K=ALk;则资本和有效劳动二者均以n+g增长，每工人平均资本K/L和每工人平均产量Y/L以比例g增长。

方程组二:采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模型，结合定义“劳动量=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同时考虑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模型中Y(t)，K(t)， L(t) ，A(t)与上面定义相同。注意价值模型中资本是劳动的产品，它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自身所存在的价值，资本投人K(t)、劳动投人L(t)的价值采取相同的单位。为了与方程组一的实物生产保持一致，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为q(t)，资本的折旧率为d，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剩余价值率为二，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初始值为q0。因此方程(7)表示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为本期资本折旧所转移的劳动价值加上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方程(8)表示在t +1期生产中资本投人的价值量q(t+1)*K(t+1)为t期资本量扣除折旧后的价值，再加上t期生产的产品用于生产储蓄部分的价值量。

据此，由方程组一的(6)式，经济向一平衡增长路径收敛，y(t)趋向于一常数;由方程组二的(巧)式，当t很大时(从长期看，正常的社会生产是连续的，因此，可以看作模型里的t期可以很大)，q(t+1)* k(t+1)的极限为一常数。因此，由(16)式显然可得:p(t)= W(t)/Y(t)= [d *q(t)* k(t)+ (1+π)}lY(t)有一稳态值，即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为一常数，这就是本模型重要的结论。

结论暗含的重要意义是，劳动价值论经过新的解释，即在“就全社会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量呈正比”，或“劳动量二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的假设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可以保持常数。商品生产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量之间可以保持增长的同比例。因此由西方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商品实物生产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决定的价值生产是一致的。

总之，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的终结，劳动价值论也一样，它也需要创新与发展。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原理或规律，本质上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价值论更准确全面的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系统地保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完整性，才能保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的逻辑一致性，才能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物的关系的同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都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方程组二:采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模型，结合定义“劳动量=劳动时间x劳动生产率”，同时考虑厂商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模型中Y(t)，K(t)， L(t) ，A(t)与上面定义相同。注意价值模型中资本是劳动的产品，它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自身所存在的价值，资本投人K(t)、劳动投人L(t)的价值采取相同的单位。为了与方程组一的实物生产保持一致，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为q(t)，资本的折旧率为d，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p(t)，剩余价值率为二，假设单位资本的价值量初始值为q0。因此方程(7)表示在t期生产商品Y(t)的价值量W(t)为本期资本折旧所转移的劳动价值加上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方程(8)表示在t +1期生产中资本投人的价值量q(t+1)*K(t+1)为t期资本量扣除折旧后的价值，再加上t期生产的产品用于生产储蓄部分的价值量。

篇（8）

人生价值问题，可借以远追我们对于社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近及个人生命的意义以及对生存和奋斗方向的判断和选择。可见，它具有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精神标尺的重要意义。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生价值，弘扬人的尊严，确认人是世界的最高价值，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为了人的完善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人的解放程度是考察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

1．价值和人生价值。价值是一个反映主体对客体属性的肯定或否定关系的范畴，它是由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属性两个方面构成的。主体（即人）的需要构成了价值的第一方面，因为没有人、没有人的需要的世界是没有价值的世界，“价值”正是由人赋予的。在人类出现以前，宇宙就已经存在着，今天在我们的视野以外，也存在着许多未知事物，但是它们作为一种“自在之物”与人尚无联系，本身并无好坏、美丑和有用无用之分，也就无所谓价值。价值的第二方面是客体的属性。粮食、果蔬的价值，正在于它们的可食性以及含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这些属性，如果去掉了这些，它们也就没有了价值。由此可见，所谓价值，就是主体（人）对客体属性的肯定，或者说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有用性或效用。

人生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即人的社会价值和人的自我价值（有的著作称作“反身价值”，应该说“自我价值”这个概念较为通俗和科学）。人的社会价值表现为个人行为同他人、社会群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关系，即作为客体的个人对于满足作为主体的人（他人、群体、社会）的需要所具有的作用、贡献和意义。而人的自我价值则表现为个人还具有对于自己的这种作用、贡献，即人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属性。人生价值是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从这里不难看出人生价值同物的价值虽然在形式上都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似乎十分相似，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物在它的价值中，它只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而人在他的价值中，却同时既是客体也是主体。从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说，他表现为客体，这是因为他的价值是通过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来体现的；从个人的行为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说，他又表现为主体，就是说他是站在个人需要的立场上来评价自己行为有无价值的。人在价值关系上的这种两重性，是人生价值的一个显著特征。既然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而正确认识人生价值这一双体结构，恰当地理解二者在这一结构中的作用和意义，就成为人生价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2．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辨析。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人要生存，就一定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离开这种关系，自我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孤立的、绝对的自我价值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与人的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自我价值。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承认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实现的社会意义，承认人除了自我价值之外，还有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因此，作为一种发展到最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动物，人生的价值首先是通过自己所创造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物表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劳动贡献的大小、创造成果的大小，就标志他人生价值的大小。他的创造越大，他对社会贡献越大，他的社会价值也就越大，正如歌德所指出的：“您若要喜爱您自己的价值，您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与人的社会价值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包括多方面内容。我们可以借助马斯洛心理学理论试作解释。

人作为一种生物，首先要遵循生命的规律，就是对自己生命存在的肯定。只要是正常人，都极尽所能争取生存，不愿死去。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礼记•礼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是无可替代的，人对生命存在的肯定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人的自我价值还表现在人有尊严、自爱自强的需要。马斯洛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病态者除外）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这是比肯定生命更为高级的一种价值形态。不食“嗟来之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这种价值的强烈表达方式。自我价值的最高表现是自我实现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社会应该促进每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并使人人都在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马斯洛也认为，所有人都向往自我实现，或者说都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一个人只有在不断的创造活动中，在不断的超越中，才能最大程度上感受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

3．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关系的新思考。在我国，长期以来，在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倾向：一种属于主流的社会意识。一方面抽象地承认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又片面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而忽略、淡化人的自我价值。在一些著作和论述中往往把人的社会价值等同于人生价值，就是这种状况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意识，认为人生价值即是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无关，这当然是极其错误的观点。

那么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二者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就是说，在人生价值中社会价值不可能脱离自我价值而存在；反之亦然，自我价值也不能脱离社会价值而存在，二者相互依存，构成人生价值的统一体。一方面，脱离了社会价值而去追求的那种“自我价值”，只能是无价值或负价值。比如一个人依靠某种劳动“成果”获得了财富、名誉和地位，但只要他的“成果”无益于甚至有害于社会，诸如无功用伪劣商品、假药、、诲淫诲盗的精神产品，那么这个人由此获得的“自我价值”还成其为“价值”吗？这是毋庸赘言的；另一方面，从自我价值的含义全面考察，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去追求纯粹的脱离开自我价值的社会价值。人的自我价值包含了从低等生物到最高等生物的个体存在的最合理、最牢固的基础，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秩序和规律。即使像所谓“大公无私”、“舍生取义”这样的现象，社会价值的追求显得十分强烈，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自我价值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大公无私”、“舍生取义”并非人生价值的常态表现，它们是人类价值追求中的一种特殊形态。

其次，二者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相互渗透是指，社会价值中包含着自我价值的因素，自我价值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的因素。袁隆平研究超级杂交稻，在他的那些伟大的成果中我们又如何去分离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成分呢？当年尚未取得巨大成就时，他可能是为了的嘱托，为了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可能还为了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某种社会地位，以至于为了个人潜能的发挥和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我们没必要把这些内容对立起来，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和平共处）十分刻苦地进行科研工作。一旦获得成功，其人生价值中的社会价值立即凸显出来，自我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也提升了自我价值，而社会价值即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不应简单地看待人生价值的构成，也不可以机械教条地理解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关系。

4．人生价值观在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人生价值是个复杂的系统，其中既包含社会因素，也包含个人因素。通俗地说，人生价值可以既为社会、也为自我。明乎此，我们就应该对我国当前社会阶段下宣传教育以及所构建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一些反思和调整，以期更加切合社会实际，收到更为良好的社会效果。

篇（9）

二、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蕴含的生态

女性主义元素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的壮族女性与太阳、自然的关系密切，太阳被歌颂为万物生长的源泉，壮族先民“乜星”寻太阳的神话传说和太阳古歌中的内容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念，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元素。女性勇敢地寻求太阳的过程正是壮族先民寻求生命永恒、种族繁衍和祈愿谷物丰收的过程，体现了女性与太阳之间建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与依存共处的整体观。这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中将人类的生态系统看成是一个共同的生命整体是相通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物象的变化息息相关，人与自然万物共同构建起宇宙共同体。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因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伦理与女性独立运动相结合后形成的生态主义思潮，它批判了世界主客分离、男尊女卑而导致自然生态的失衡，主张重新找回人类早期母系社会时女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这与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壮族在人与自然、太阳、稻作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中蕴含的生态平等观念是相通的。在西畴女子祭祀太阳仪式活动中女性的地位是神圣的，充当着与太阳神进行交流的角色。在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中男性、男权话语占统治地位，从而忽略了女性、女权话语，也就导致了机械、僵硬、失衡的自然关系。因而需要借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来考察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探究出其中蕴含的女性生态主义元素。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的壮族女性与太阳之间建构起了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人与自然依存共处的整体观，这些歌颂太阳庇佑万物众生强大生命力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价值的核心，其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元素也是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生态思想相通。生态女性主义将人类与自然万物都融合于一个生命体系中，从生命共同体的立场来建构生态整体观，把世界万物都统筹于生命依存关系中。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的女性生态主义的核心意义在于它将女性置于自然万物平等共处的关系中，壮族女性寻太阳、护太阳的壮举以及歌颂太阳的古歌都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的自然万物都是生命基因的平等主张。而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女性生态主义元素又呈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阴性思维，女性在维系人与自然平衡的关系中起到了阴阳和谐的功能，女性与代表阳性的太阳之间的神圣、密切关系更能体现出壮族传统自然的独特，这也是与西方女性生态主义不同之处。它体现了在生态女性主义的倡导下对待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因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3]49。所以说，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太阳崇拜文化的多样性，也符合当今中西生态文化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主张，由于有壮族传统自然崇拜文化底蕴的支撑，它具备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元素，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现实结合会为女性生态主义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条件，它还为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男权话语的平等论提供理论基础，也丰富了女性生态主义的思想内涵。对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的考察除了认识到其具有的生态女性文化元素和民俗文化独特性外，更重要的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域来审视其蕴含的这些元素如何才能完整地传承、保护、发展与当代转换。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语境下，西畴女子祭祀太阳文化中蕴含着的生态女性主义元素是可贵的，这与其他地区的太阳崇拜文化形成了差异性，对于构建关爱少数民族女性权益，关注边疆生态文化，关心女性人生等都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篇（10）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065?06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魅力和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90多年来，党史文化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考验的巨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高尚的政治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党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深对党史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实现党史文化科学发展，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使党史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中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党的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党史文化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彰显出科学性、先进性、民族性的主体精神。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特质的党史文化，展现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审视党史文化的内涵与内在属性，对于加强党史学习，深刻理解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 党史文化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90多年发展历史所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文化积淀，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并发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首先，理论文化。理论文化是党史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史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史文化理论创新的丰富成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是理论形态的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实体，具体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革命历史文物、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等具体实物和场所。物质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最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党史文化的精髓，主要是指党史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主体精神和思想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载的品格和精神，包括革命优良传统、民族思想精神、思想价值体系、精神气质与指向等，是党史文化深层内化的文化表现形态。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形态塑造了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蕴含着这一特殊类型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 党史文化的主体精神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全党全民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又是传播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主体精神。

首先，科学性。党史文化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理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史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华、呈现出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党史文化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进行科学探索的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实践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提炼与升华。它的科学性，体现了它对自身所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及其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结晶。科学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先进性。先进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属性。党史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所产生的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引领中国文化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史文化，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史文化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史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历史证明，党史文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前进和发展。

最后，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维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党史文化形成于中华文化之中，继承与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向度、思维模式、道德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包容性，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气韵，这是党史文化的基石。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文化思想延续和丰富着党史文化的内涵，是党史文化发展的根基；党史文化反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情，彰显着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色。党史文化已成为国家、民族及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象征的一部分。

（三） 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表现为特定阶级的观念并为特定阶级服务。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突出政治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党史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党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形成了特有的党史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内涵，承载着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共识，凝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本质要求。其次，弘扬党的历史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最后，党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想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决定了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二、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以先进的文化理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政治保证。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文化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承载着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凝结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彰显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孕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沃土，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和理论来源，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的党史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了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一，党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富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科学理论，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前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在实践中科学的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略，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党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党史文化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从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看，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科学的思想、理念与精神，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党史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党史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创新执政方略的政治文化产物和文化积淀，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最后，从党史文化的本质来看，党史文化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一种感性的文化感知，对推动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文化，是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整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丰富的党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本源性的地位，是党史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史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树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旗帜，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中国革命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发展进步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胜利召开的新局面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揭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篇章。历经90多年积淀的党史文化，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灵魂的党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 党史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认同，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政治归属感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培育共同理想追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第一， 党史文化见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坚守，凝聚着中国人民毅然前行的价值共识，有利于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努力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共产党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国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90多年的党史文化，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共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充分体现了全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深刻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思想基础。先进的党史文化有利于共同思想基础的成长，有利于价值共识的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和提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党史文化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党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

第二，党史文化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及政治参与过程，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共同理想，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社会主义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历程，同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党史文化不仅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史文化对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三） 从文化的价值导向看，党史文化积聚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构建具有导向和整合作用

文化的价值导向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3]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能够赋予人们崇高的价值追求、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培育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于塑造崇高的理想信念，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史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凝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

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先进的文化理念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道德养成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党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创造的精神成果，凝聚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与具体体现。90多年的党史文化用鲜活而生动的史实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实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与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丰富的党史文化思想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精神内涵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开展党史文化教育能够发挥优秀精神文化的思想导向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积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社会心理。

第二， 党史文化具有社会育人功能，有利于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道德价值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没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根基，道德教化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和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党史文化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撑，具有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有的道德基础。充分运用党史文化的育人资源，发挥党史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党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心理素养，不断改造和提升公共道德生活，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注重党史文化资源的转化与表达，通过影视、文学、艺术等形式，把党史文化用鲜活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党史文化资源成为对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二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乡土教材、陶冶情操的示范经典、拓展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关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表述：“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不断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深化研究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路径，不断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同时也使党史文化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 推动党史文化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适应时展的步伐，不断创造符合时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弘扬党史文化应树立新理念，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深刻把握党史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党史文化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用创新带动发展，不断推动党史文化创造，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创新性的党史文化，用丰富的党史文化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党史文化创新应把握科学性。当前党史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党史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用理论的理想、文化的精神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党史文化创新应具有独创性。党史文化创新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党史文化独创性创造。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并具有实践性，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党史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 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推动党史文化成果转化，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同志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5]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发挥党史文化资政育人功能，应不断深化党史研究，鼓励党史文化创造，以党史研究带动党史文化创造，推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的党史文化作品。党史文化研究应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编写，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着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同时注重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成果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增强主动意识，利用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党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扩大党史文化成果的社会效益，使干部群众从中受到鼓舞、得到启迪，增强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党史文化思想育人、模范示人的积极作用。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多元化的党史文化成果表现形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深刻的文化感知，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改革与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

党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传播，通过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首先，在宣传和普及党史文化的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加强对现代传媒方式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多形式的党史文化传播机制，更加主动的占领宣传舆论的主阵地，加强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整合。其次，创新党史文化表现形式推动党史文化大众化。党史文化宣传教育要注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合理把握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需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展现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运用生活活泼的语言表达，使党史文化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最后，拓宽党史文化的宣传教育平台，探索党史文化育人新途径。建立党史陈列馆、红色广场，推进党史文化的社会渗透力；加大党史网站建设的力度，鼓励制作适合互联网的党史文化作品，创建党史文化的综合传播平台。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弘扬党史文化，推动党史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需要持续努力和不断创新，以党的十精神为思想动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繁荣发展，使党史文化的精神资源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