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1）

分类号　B849：C93

1　问题的提出

以亚洲疾病问题(Asian disease prblem)为代表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risky-choice framingeffect)(往往被默认为框架效应)已成为行为决策中的经典“异像”(anomaly)。Kanneman和Tverskv把具有直觉特点，需意识或非意识(uncon-scious)参与的信息表征称之为Ⅱ型信息加工，而该加工过程被称之为“框定”(framing)过程。基于此，Tversky和Kahneman用框架效应(framing ef fect)来描述期望值相同而表述不同的风险选项的偏好反转，如对于亚洲疾病问题。在正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选A，而在负面框架下。大部分人选D，而实际上A与C、B与D是期望值等同的选项，这就是最早提出的框架效应。

亚洲疾病：美国正在对付一种罕见的亚洲疾病。预计该种疾病的发作将使得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作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产生后果的精确科学估算如下所示：

正面框架(eain)：

A方案，200人将生还。

B方案，有1／3的机会600人将生还。而有2／3的机会无人将生还。

负面框架(lose)：

C方案，400人将死去。

D方案，有1／3的机会无人将死去，而有2／3的机会600人将死去。

框架效应违反了规范决策理论(normativethery)的不变性(invariance)原则，对传统经济理性思路提出了严重挑战。研究发现，专业人员也受框架效应的影响，群体情境中也存在框架效应且效果更明显，在完全假想的决策情境中框架效应也依然存在。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普遍(如mandel)。

从表现形式来看，框架效应包括双向框架，即传统意义上的框架效应，和单向框架效应，即输框架只加重了原来已有的冒险倾向，赢框架只加重了原来的风险规避倾向。选择的百分比都在50％的同一端。从结构形式来看。框架效应可分为风险选择框架效应，属性框架(attribute framing)效应和目标框架(gool framing)效应。而亚洲疾病问题则属于风险选择框架效应，也是本文考察的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受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决策背景等其它社会线索任务结构特征的影响，作为风险决策表现形式之一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也存在着领域特异性。而以往研究大多以亚洲疾病问题为背景，本研究将突破此常规，以创业风险决策为背景，拟探讨任务结构特征(包括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创业倾向、抱负水平)对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创业过程充斥着风险。其风险体现在一次次两难决策中，可预见创业情境下的框架效应有其独特的不同于疾病问题等其它领域的特征。

决策任务结构由组成各展望的框架属性、损益值和概率水平，以及隐藏于决策情境背后、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线索如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等组成。框架效应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并不出现在所有正负描述的情境中。

Ktihberger等元分析得出，风险偏好除受输赢框架影响外，还受损益值、概率水平和赌注类型即领域特性的影响：高损益值导致风险规避，高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或得益框架”下的风险规避而导致“输或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寻求。该元分析包含了疾病、财产、金钱、工作和时间等多种情境。因此，在损益值大小、概率水平高低对框架效应的影响上，本研究预想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会和其它情境一致。损益值低时人们敢于一试，高了就不敢冒险了。而概率水平则间接地通过损益值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此，本研究假设：

H1：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受风险决策结构特征的影响。并遵从以下假设：

H1a：高损益值导致风险规避，低损益值导致风险寻求：

H1b：高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框架”下的风险规避而导致“输框架”下的风险寻求：相反，低的概率水平导致“赢框架”下的风险寻求和“输框架”下的风险规避。

框架效应的出现依赖于决策问题内在附有的任务、内容和背景，它们各自包含独特心理机制，这些因素构成决策的社会线索，它有强弱之分。面临决策问题时，人们优先受强线索的启发，当有强线索时弱线索(如语义线索、框架的情绪属性)的影响变得微弱，只有在缺乏强线索或强线索互相牵制抵消而成为模糊情境时。弱线索才成为主导，此时框架效应才会产生。

创业风险决策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特质(如抱负水平、成就动机、风险偏好、控制类型、功效感等)、个人背景(如创业经验、家庭经济状况等)、创业态度(如创业倾向)和创业环境(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等，它们都可能构成创业风险决策的社会线索。鉴于创业环境和个人背景的难控制性，为了得出一般化结论，也为了适应实验室研究特点。本研究不关注它的影响。个人特质的类别很多，而且概念重叠，如成就动机和抱负水平、控制类型(locus of contol)和效能感(seif-efficacy)等，它们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有着类似的机制。因此。本研究选择个人特征上的抱负水平、创业态度(创业倾向)两个代表性变量。考察其对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这也是特定于创业决策情境的社会线索。

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代表了个体对未来取得成就或目标的一种期望，它受经验、能力和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表现出动态适应性；而创业倾向代表的是个体创业意愿的强烈程度，某种程度上反应了风险承担性。Steward和Roth元分析发现，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明显的风险倾向。风险承担是创业精神的三大维度之一，创业者是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更高的群体。因此，本研究推测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高的个体更偏好风险。

H2：创业风险决策框架效应受决策者特征的影响，并遵从以下假设：

H2a：创业倾向对创业情境中框架效应有显著影响，高的创业倾向导致更强的风险偏好：

H2b：抱负水平对创业情境中框架效应有显著影响，高的抱负水平导致更强的风险偏好。

2　方法

2.1　样本

采用的都是正在接受再教育或培训的有工作经验的样本，以白领员工为主，他们熟悉企业的竞合和投资决策过程。考虑到框架效应的情景敏感性。为了减少被试背景的不同可能带来的变异，研究选择的都是工商管理类专业、且学历相近的学员。根据材料的填写完备情况和操作检验(manioulation chack)做

答正确与否的结果，删除了部分无效问卷。

参与损益值影响研究的总样本155人，有效人数为152(有效率98.06％)，平均年龄26.64岁。平均工龄5.48年，其中男58人(38.20％)，女94人(61.80％)；当中有28人是中层(主管或副经理)及以上管理者，男12人(42.86％)、女16人(57.14％)，平均年龄30.36岁，13人有大专及以上文凭、15人中学文凭；余下的124人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

参与概率水平研究的总人数220，有效213人(有效率96.82％)，平均年龄24.71岁。平均工龄4.21年，男75人(35.21％)、4人(1.88％)未报性别：都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

2.2　实验设计

创业风险决策情境的设计参照了Shane和Venkataraman的创业定义及Antoncic和Hisrich关于内创业的概念，以及参照了亚洲疾病问题及其它框架效应研究(如Wang 等)中的情境。设置了“市场竞合”和“创业选择”两个决策情境。设计两情境的目的一是充分体现创业活动概念的内涵：二是考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考虑到决策情境之间可能存在的干扰。损益值影响和概率水平影响是分开做的。损益值影响研究原本是作为预研究(pilot study)来做的，因此创业倾向与抱负水平的影响也只放在概率水平研究部分。

“市场竞合”决策情境举例如下：

情境1　市场竞合

信海公司准备在H城市开发一种全新的服务市场，经市场分析得出这一市场总价值约￥800.000。与此同时，另一外资企业也准备把这种服务引入H城。现信海面临着与外资联合还是竞争的两难选择。选择联合，则有望得到价值￥240,000的市场；选择竞争。则可能得到更大或失去更大的市场。如果您是信海的创业者之一，对如下选项您将如何选择?

输(损失)框架：

A.选择联合，失去市场价值为￥560,000；

B.选择竞争，30％可能性失去市场价值为￥0：70％可能性失去市场价值为￥800,000。

赢(收益)框架：

A.选择联合。赢得价值￥240,000的市场：

B.选择竞争，30％可能性赢得价值￥800,000的市场；70％可能性赢得市场价值为￥0。

损益值影响研究采用的是2(框架：输、赢)×3(损益值大小：高、中、低)的被试者间设计，共6种处理。以市场总价值为例，市场竞合情境损益值从大到小分别是￥8，000,000.￥800,000和￥80,000：创业选择情境则分别是￥60,000,000.Y6000,000和￥600,000。每种处理人数在21-32之间，共152人。概率采用的都是赢框架下为30％，则输框架下为70％。

概率水平研究采用的是2(概率水平：10％、50％，与其对应的输框架时概率即为90％、50％)×2(框架：输vs.赢)的被试者间设计。把其它条件相同仅次序不同的处理合并统计，形成4种处理，每种人数在48-55之间，共213人。加上损益值影响研究中损益值大小相同，概率为赢框架时30％(输框架70％)的处理，构成概率水平影响研究，即共6种处理。

创业倾向问卷改编自范巍和王重鸣、贺丹的研究，4个项目Likert式4点量表。代表性项目如，是否有详细的创业设想和规划?从“没有”(O分)到“非常详细”

(3分)。本研究中其Cronbachα系数为0.80。用一项目，即“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期望未来3年后的薪水是￥，月”来衡量抱负水平。

2.3　实验程序

实验材料用空白封面覆盖，每一页只包含一种处理。在不同培训班上课开始后分发给被试，经主试宣读完指导语后开始。要求独立做答，完成后交给主试。为了避免阅读顺序的影响，两决策情境以先后次序分配给各一半被试。

2.4　操作检验

实验的最后部分专门对被试进行了操作检验，以了解被试是否真正理解和卷入决策情境。考查的问题包括：①各情景的选项包含有：a.全是确定项；b.全是风险项，c.两者都有；②确定项的数值大还是风险项的数字大：a.确定项；b.风险项；③以下在问题情境中出现过的数值有：a.￥560,000；b.￥240,000；c.￥140,000；d.￥60,000。

3　研究结果

3.1　损益值影响

比较了6类条件下被试选择A(确定项)和B(风险项)的频次、百分比和卡方(x2)值，见表1。

除低损益值的市场竞合情景下A、B项的比例基本接近外，其它5类情境都是赢框架下选A的比例高于输框架下选A的比例，表现出赢框架下保守、输框架下冒险的趋势。符合框架效应或单向框架效应的假设。其中，中等损益值的市场竞合情境下表现出明显框架效应(双向框架效应)，即赢框架下大多数人(65.38％)选择确定项A。输框架下大多数人(65.22％)选择风险项B；创业选择情境下，在低损益值时表现出明显框架效应，赢框架下选A的人数比例为55.17％，输框架下选B的人数比例为71.88％。此外，总体上，市场竞合情景下选择确定项A的人次(88)高于选择风险项B的人次(64)；而创业选择情景下选择确定项的人次(71)少于选项风险项的人次(81)，可以看出，市场竞合情景下人们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而创业选择情景下却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

市场竞合情境随损益值从低到高变化，选择确定项(A)的情况是：在“输”框架下先降后升、在“赢”框架下先升后略降；创业选择情境。在“输”框架下持续上升，表现出明显的近线性上升趋势，在“赢”框架下表现出先略降后大幅上升的趋势。总体上。两种情景及输赢框架下。选择确定项(A)表现出随损益值增大而上升的趋势，而选择风险项(B)则表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结果与Ktihberger等的元分析一致。假设1a得到验证。

3.2　概率水平影响

统计了6种概率水平的输赢框架下两类风险决策情境的选择情况，见表2。

得益或赢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选择确定项A的百分比随之降低，而选择B的比例增加，即得益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人们更加冒险，市场竞合与创业选择两种情境下皆如此，这与研究假设1b是相反的；相反。输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选择风险项B的百分比先快速上升其后有所回缓，整体上呈上升的态势，即输框架下。随着概率的增大，人们更加冒险，两种情境下都呈这种态势，这符合假设1b的预测。

总结来看，随着概率的增加，T系数((风险项损益值一确定项损益值)，确定项损益值)的降低。人们都偏好冒险，不管是赢框架还是输框架。研究假设1b得到了部分验证。

3.3　社会线索影响

概率水平研究描述性统计中，抱负水平与两类

创业决策情境都成正相关，其中与创业选择情境的相关达显著性(r=0.15，p

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创业倾向和抱负水平等对框架效应影响的逻辑回归分析，见表3。从两表可以看出，创业倾向对风险选择、尤其是对创业选择情境下的风险选择有显著影响，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一致，研究假设2a得到了验证。然而，抱负水平对风险选择的影响却不明显，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输赢框架对风险选择的影响都成负向关系，即得益框架下人们更偏好保守、输框架下更冒险。

此外，考虑到研究中创业风险决策情境更有可能企业中高层才更有机会参与，因此，研究比较了损益值影响研究中职位为普通员工与中层及以上员工的差异。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样本并没表现出明显差异性，见表4。

本研究认为，关于认知视角的创业或经营风险框架效应研究其样本在“职位是否高层”这点上的差异不会给结果带来较大影响，实际上，以往研究(如Druckman)也没有严格区分职位的差异。普通员工可能没有决策权，但都亲历或体会过重大决策过程。因此，当做创业模拟决策时不会与中高层员工表现出很大差异。正如McNeil和Pauker等的研究发现。专业人员和外行都容易受框架效应的影响。上述观点也将成为本研究主要以普通员工为样本的支持依据。

4　讨论

通过两个情景的重复验证，研究得出了一致结论。假设1a、2a得到了验证，1b部分得到验证，2b没有得到验证。总结得出，创业风险决策情境下，框架效应并不出现在所有正负框架的决策情境中，它受到损益值、概率水平和创业倾向的影响，随着损益值的增加人们倾向保守，而随着概率水平的增加偏好冒险，创业倾向高的个体也更倾向冒险。

损益值的结果与Wang、Ktihberger等研究一致。假设2a也得到了验证，创业倾向对创业风险决策具有显著影响，高创业倾向的个体更偏好风险。这与Steward和Roth元分析结果一致，作者发现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强的冒险倾向，而通常而言，创业者比管理者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

假设1b只得到部分验证，得益框架下的结论与假设1b相反，也与大多数前人的研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包括：①情境因素，本研究关注的是创业决策情境，而Ktihberger等的元分析采用的大多是以往关于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为二手数据，事实也证明Miller和Faglev的研究情境与本研究情境更为接近，此时他们的结论跟本研究也一致。为什么情境不同会导致不一致的结论?原因可能在于社会线索或问题内在相关度对风险决策或框架效应的影响，经营或创业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之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族对此都会有所考虑或受此影响，它不同于亚洲疾病等完全假设的情境；②本研究的实验情境跟前人研究有不一致的地方，以10％概率下的风险决策情境(B选项)为例，

“选择竞争，10％的可能性赢得价值￥800,000的市场：90％可能性赢得市场为￥0”，而Ktihberger等研究采用的实验表述是：“B.请你玩下述游戏：一个盒子里有10个球(9黑1白)。请从中拿出一个，如果是白球，你将获得×元，如果是黑球，则没有任何获益”。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实验对概率水平的表露更加明显，也许这也成为人们偏好高概率下风险项的原因之一。损失框架下的结果与研究假设1b是一致的。Ktihberger等提出，概率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损益值来起作用的。因此。在损失情境中，随着概率的增大。两选项的损益值逐渐接近，在“确定的损失”和“可能的损失”之间人们显然偏好后者，虽然这个“可能损失”的发生概率比较大。

研究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抱负水平对创业风险偏好及框架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抱负水平不是影响框架效应的主导社会线索。另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即抱负水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随情境和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并表现出适应性，很难精确捕捉，本研究用未来3年的期望薪酬来衡量，也许没有很精确地捕捉到。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结合创业风险决策情境，并以有工作经验的样本来研究框架效应结构特征，这突破了以往研究过多以亚洲疾病问题为对象以及以学生为被试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①情境的设置上。限于现实可操作性，研究一设置的损益值和概率水平情境并没有包含所有数值，因此对结果的推广需保持谨慎；②社会线索的选取上。影响创业风险决策的社会线索很多，限于篇幅本研究只选取了代表性的，其它更多线索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2）

提起“企业家”一词，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英语单词“Enterpriser”，但这一单词最早应该追溯到法文中的“Entrepreneur”，最初是指领导军事远征的人，后来慢慢扩展到“从事冒险活动的人”。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德・康替龙首先给企业家定义，扎伊尔和穆勒等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对这一术语进行改进和推广。而在国内，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也对企业家一词作了不同的解释。

一、国外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企业制度发育最早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介绍企业家理论，并赋予企业家不同的地位与功能。因此，企业家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体现得最为完整和全面。

1732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德・康替龙在《商业概览》一书中，将企业家引入经济学著作，认为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承担价格风险。这不仅是第一次在经济学文献中揭示了企业家的“风险承担着”形象，同时也指出了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承担风险。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企业家是全部资本的源泉。鉴于当时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他未能鉴别企业家职能与资本所有者职能，直至约翰・穆勒才真正使用entrepreneur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但仍然沿袭了“斯密―李嘉图传统”，即企业家依然是“多面手的资本家”。

19世纪初期，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扎伊尔（Jean-Baptiste Say）认为企业家不等同于资本家，他把企业家定义为“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价值寻求价值的人”，认为企业家能优化资源配置，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并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各种要素的报酬，企业家自己的报酬是企业的剩余，即企业家扮演的是“市场协调者”的角色。

20世纪初，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又进一步指出企业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挥者和风险承担者。他强调企业家必须实际经营企业并拥有企业财产权，明确地将企业家角色与功能定位于中间人、领导者与协调者以及承担风险的人，并且根据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日渐分离的现实，认为企业组织或经营管理是第四生产要素，将企业家纳入企业的剩余或利润分配体系。

20世纪中期，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著名的企业家“创新理论”，突出强调企业家“创新”的本质，认为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也不同于管理者，而是创新者，企业家最基本的功能是创新，把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称为企业家，从而使“企业家”这一独特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最重要要素。他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企业家就是引进“新的组合”，实现“创新”。他还认为，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不需要拥有资本，因此企业家不行使企业所有者职能，也不承担风险。

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arvey Leeibenstein）运用“X效率理论”分析研究企业家问题，认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并非都能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生产要素在组织中的配置只能达到X低效率，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企业家的作用便是弥补这种不完善的市场功能，去充分调动尚未市场化的生产要素，使它能高效率化。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企业家具有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能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重新配置资源，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超常规反映，是经济从非均衡恢复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把不确定性和企业家职能联系起来，把企业家定义为“自信者和冒险家”，认为企业家是最终的决策者，享受决策正确带来的纯利润，并承担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企业家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大胆决策并承担风险，而把可靠性提供给企业职工。

20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卡森（Mark Casson）突出著名的“企业家判断说”，他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企业家判断，企业家就是专为稀缺资源协调做出判断的人。企业家的作用是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凭借自己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人力资本对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出非重复性、非程序化的判断性决策。在企业家功能上，除肯定熊彼特的“创新功能”外，还提出套利功能和创造市场的功能。

20世纪后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应用交易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来定义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在罗讷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企业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从产权决定角度研究企业和企业家，他认为企业家是将各生产要素结合在企业中的牵线人，是企业生产的指挥者，是企业的权威，并赋予企业家“经纪人”角色。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现代公司是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目的和效益的组织创新的结果，企业家是组织创新的组织者。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德姆赛茨指出，企业家是通过企业内部契约产生的企业这个团队生产运行的最佳指挥者。

二、国内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在我国，人们习惯上把企业家当成一个职务概念，将经营者如厂长经理当成企业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企业家是从职能上来定义的，而不是从职务上来定义。企业家有很丰富的内涵，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创新特征是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内关于企业家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重视和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在企业家理论方面取得许多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家的定义。

张春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和承担经营决策责任对企业家的重要性。他把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归结于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并指出这种特征的实质是我国“企业家缺位”。

张维迎以现代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相结合的方法，解释了资本及资本家在选择企业家时的信息优势，强调企业家除了应具备经营人力资本，还必须拥有资产所有权。他认为，在私人企业制度下，所有者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自主从事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自己所有，所以这类经营者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家。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承担经营风险和取得经营收入的人主要是股东，而从事经营管理的职责则主要落在职业经理人身上。所以，无论是只承担风险、取得收入而不从事经营的所有者――股东，还是只从事经营管理而不承担风险和取得经营收入的经理人，分开来看，他们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发挥企业家的职能。张维迎还认为，能够成为企业家的人，除了具有一定能力外，还应有一定的个人财产且具有低风险的规避态度；并将资本实力作为判断谁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信号，进而通过选择具有一定资本的人当企业家，能够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他认为企业家是责权利的统一体，承担经营风险是一种责任，从事经营管理是权力，取得经营收入是一种利益，偏废任何一项都不是完整意义的企业家。

黄群慧从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来对企业家进行了定义，他把企业家理解为高层管理人员或经理人员。他认为，从严格的企业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或高层管理人员属于企业家；另外，当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时，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可以把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理解为企业家。

丁栋虹把企业家视为“企业的经营代表人”，认为企业家就是在动态经济中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异质性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他强调企业家是异质型人力资本，而不一定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认为企业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行动。异质型人力资本是企业家获得企业家利润的资本，创造和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经济结果是企业家的职能。

厉以宁认为企业家应具备4个条件：有眼光、有胆识、有组织人力资本、有社会责任感。作为国家领导人又是管理学科教授的朱基总理认为，中国企业家的判断标准有4点：有一定的政治素养；精通国内外各种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理解科技发展动态各市场变化，产出最大效益；做出正确决策。

周立群、陈晓东从我国企业家形成的发展过程的角度对企业家定义提出看法。他们认为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企业经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通过市场机制选拔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并认为职业经理人除组织生产外，还要发现市场机遇，组织生产要素，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负担全方位的职责。

洪银新将企业家定义为有经营人力资本的职业经理人。他认为职业经理是以经营者为职业的人，是岗位的概念；企业家是一种人力资本、精神的概念，属于生产要素。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是敢于冒风险、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经营者成为企业家的标准是从事创新活动。

程承坪和魏明侠从企业家的功能、素质、“责权利”统一、经济史、身份等不同视角对企业家定义的代表性观点进行考察，结合现实归纳，将企业家定义为以经营企业为职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负有直接责任，是权与责对等的客观要求；企业家的目标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家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追求；企业家属于管理者，但并非所有管理者都是企业家，只有符合企业家定义的管理者才被称为企业家。

张完定和李垣两位学者则认为，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营者。企业家首先应当是一位经营者，因而经营者所应具有的特性，如经营能力、承担风险等，企业家也应具有。王国成认为，企业家是一个不断被历史赋予新意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指从事创新活动的职业化的经理阶层，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集体，其基本特征是“创新”。张正堂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企业家是指在委托关系中拥有最大经营决策权力的人，通常就是公司的总经理（首席执行官）。程国平则认为，企业家是指那些优秀的经营者，并把职位、经营能力和贡献作为衡量企业家三个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企业家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或从职能、或从性质、或从作用而非从企业家的本质出发对其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观点或是只描述阶段性特质，或是只描述企业家的某一侧面，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或整体性。但是，通过对这些学者的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我们发现要成为企业家必须具备一些能力，如创新、决策、发现机会等。

三、本文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是国内的学者，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或者不同的着重点对企业家进行定义，因而大多只是反映了企业家本质的某一侧面，而没能全面揭示企业家应该是怎样的。但纵观已有的中外学者关于企业家的定义，可以看出，给企业家下定义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一是定义的内涵符合企业家的本质特征；二是定义能具有时代性，也就是能体现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条件下对企业家的要求；三是满足研究需要，企业家内涵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家的职能和应拥有的素质，时代性要求和研究需要表现为企业家实体定位的外延。

本文认为只有具备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以经营企业为职业，以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企业的经营中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才能称为企业家。因此，这里定义的企业家既不同于资本家，也不是纯粹的经营者。根据这一定义，企业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企业家是异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所谓异质性人力资源就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源。企业家一定是异质资源的所有者，也就是说向企业注入异质性人力资本，使得企业具有实现获利机会的能力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人，才能称之为企业家。

第二，企业家是以经营企业为职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负有直接责任的管理者。企业家首先是以经营企业为职业的人，只有在企业中他的才能才会得到真正的发挥。但是经营企业的人并不一定是企业家，只有当他同时拥有企业家精神时，才是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创新精神，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才可以使企业永续经营。企业家都有不断追求卓越、争取最佳的执着。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企业家和企业的生命和灵魂。企业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冒险精神，但是企业家必须知道如何把风险当成动力并有能力充分利用风险机制，为企业带来发展的先机。

第三，企业家也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包括货币利益和非货币利益，如荣誉、优越感等），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与企业利益相融。只有使他们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并享受相应权利，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充分发挥。但是，企业家不是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追求个人利益，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以企业利益增加为前提的。

第四，企业家需要承担经营风险。企业家要最大限度实现其职能，取得尽可能大的经营成就，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未预期到的风险。

以上四层含义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共同构成了对企业家的一般性规定。其中，企业家人力资本是核心，经营企业是前提，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融是基础，对风险的承担是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 Smith，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1st Edition in 1776），（4th Edition），Methane&Co.Ltd.，London，1963.

[2] Marshall，Alfred.Principles of Economics（first Edition in 1890），（9th Edition）Edition by C.W.Guillebaud，Macmillan Co.，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London，1961.

[3] 张春霖：企业组织与市场体系[M].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 黄群慧：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 丁栋虹：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 程承坪：论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J].中国软科学，2001（7）.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3）

纵观无形资产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对无形资产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正在替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要素，这一事实已经无需争论。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企业的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传统的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信息披露，重点关注的是无形资产的数量，而对无形资产质量的研究却很少见。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资产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资产质量与信贷风险、规模经济；企业资产质量与生产效率等之间关系的研究。Harris和Raviv（1990）应用债务缓和模型（简称HR模型）研究了公司质量决定其资本结构，并最终影响企业价值。BernstEin（1996）对银行资产质量与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贷款质量对银行成本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资产质量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资产质量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对资产质量的概念和特征作了一定的分析。如干胜道、王生兵认为，资产质量是企业资产盈利性、变现性和周转能力的综合体现。张新民认为，资产质量是特定资产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满足企业对其预期期望的质量，具体表现为变现质量、单独增值质量、被利用质量、与其他资产组合增值的质量等方面。同时指出，对资产质量的分析要强调资产的相对有用性。企业所处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资产的质量就不同。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K值（k=|调整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检验和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或企业价值同资产质量的关系方面（宋献中、高志文，2001；李嘉明、李松敏，2005等）。

可见，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研究资产质量问题，但专门针对无形资产的质量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在借鉴前人无形资产研究以及资产质量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企业无形资产质量评价的思路和方法。

二、无形资产的概念和种类

关于无形资产的概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巴鲁·列弗教授（2003）的观点，他认为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的要求权，比如：专利、商标或一种特殊的可以节约成本的组织机构(互联网基础上的供应链)，并指出，“无形资产、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这几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一般，会计学的文献中使用无形资产的概念，经济学家使用知识资本的概念，管理学和法律学书中使用智力资本的概念。尽管在不同领域中对无形资产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是相同的，都是对未来收益的非实物形态的要求权。巴鲁·列弗教授定义的无形资产可谓是广义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确实存在的无形资产，但由于会计确认及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导致广义无形资产中的很多无形资产种类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为：“无形资产指为用于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供应、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和土地使用权。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都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讨论，都强调了可辨认性和可控制性这两个约束条件，也就是将所有不可辨认、不可控制的无形资产都排除在外了。显然广义上的无形资产比会计中的无形资产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笔者先把研究范围集中在会计意义上的无形资产的质量评价，或称狭义无形资产。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三、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

无形资产的质量特征既具有资产质量特征的某些共性，也有其特有的质量特征。

（一）无形资产首要质量特征——存在性

由于无形资产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这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是否存在是决定其资产质量的首要特征，如果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应该有价值。我们在关注无形资产的存在性质量特征时主要考察会计报表上列示的无形资产价值是否真实、是否充分，有无账外无形资产的可能性。

影响无形资产真实性的主要是虚构无形资产。虚构无形资产从何而来？无形资产的三种来源以及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和公开市场价格的特性，都为虚构无形资产大开方便之门。股东投入时虚构资产。很多企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存在比例很高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出于增加出资额的目的，部分股东投入时通过高估无形资产，甚至将根本不存在的或与公司经营无关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导致股东投入时就产生无形资产的出资不实。1.外购时虚构资产。通过外购来虚构无形资产，往往是出于利润舞弊的原因，将虚构的利润固化在无形资产，比其他有形资产更具有隐蔽性。比如，将费用支出包装成购买无形资产，将虚构的收入转移至购买的无形资产等。2.内部开发支出虚构资产。新准则允许将公司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为部分企业“制造”业绩大开方便之门。部分企业虚构开发项目，有意混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任意放大资本化的支出范围，通过资本化来虚构无形资产，可以轻松达到提升当期利润的目的。

无形资产的存在性特征首先要求报表上揭示的无形资产是客观真实的，不是虚构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无形资产价值披露的充分性。按照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我们在报表上看到的“无形资产”和“研发支出”披露的应该是由股东投入、企业外购的无形资产以及已经成功的开发支出。与自创无形资产关系密切的研究支出和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支出全部计入了期间费用。这样的会计处理很可能会导致账外无形资产的形成，因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并不能影响自创无形资产的成功与否。长期以来，重视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就存在多项已开发成功的自创无形资产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问题。因此对无形资产进行质量分析时，应当考虑账内无形资产的真实性、充分性以及账外无形资产存在的可能性。

（二）无形资产根本质量特征——收益性

无形资产收益性强调资产在持有和使用过程中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根据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的定义可知，企业拥有或控制资产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获得经济利益的流入，这种经济利益的流入既可以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增加，也可以表现为现金流量的增加。资产的收益能力越强，资产质量就越高。优质的资产是良好收益的必要条件，而良好收益是高质量资产的外在表现。因此收益性是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表现，也是无形资产的根本质量特征。资产的收益性不仅包括资产的收益能力，还包括资产的收益方式。资产的收益能力可以用统一的货币形式计量，但每种资产获取收益的方式可以互不相同。无形资产的收益实现方式和有形资产不同。对于一项专有技术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先进性和有用性为企业带来超额价值，但必须和企业的有形资产一起来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无形资产本身无法直接为企业创造财富，必须依附于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载体才能表现出其内在的价值。无形资产在企业整体资产的运用中起到胶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它和其他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三）无形资产不可忽视的质量特征——风险性

无形资产的风险性就是指它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收益是伴随而生的，在考察资产收益性的同时还要考察其风险性。虽然有形资产在创造价值期间也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变化的发生频率、变化幅度和把握的难易程度都与无形资产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大的差异。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相比，风险性更大。在评价其质量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质量特征。对于无形资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预测难度大，受主观判断和未来收益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无形资产与其相配套的资产有一定的要求，加上企业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无形资产所面临的环境更是错综复杂、变化万千。所以对无形资产不确定性预测水平的要求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无形资产未来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无形资产的质量，使得收益的实现带有极大风险。因此，在评价无形资产质量时，要对其风险性进行评价。

四、评价无形资产质量的三个维度及方法

（一）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

为什么要对单项无形资产或每一类的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质量评价呢？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即便是会计意义上的几种无形资产，如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在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这三方面的表现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如内部研发的非专利技术很容易被虚构或披露不充分。有实证研究表明（郭敏，2008），在会计上已确认无形资产的几种无形资产中，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等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主营业务利润表现出正的影响，而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使用权类无形资产表现出负的影响。这一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收益性是有差异的。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风险产生的原因不同，风险的大小也不相同。如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新技术的发展更新产生的风险，有的是因为替代品的出现产生的风险，还有的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宏观政策的变动产生的风险。因此在评价企业无形资产质量时首先要注意单项资产或者分类资产在上述三个基本质量特征中表现出来的差异，逐项、逐类进行评价。

在进行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时可以采用会计上的计量方法，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来考察它的存在性。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每一类无形资产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核心利润的价值相关性。用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来评估每一类无形资产的风险大小。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和成果。

（二）无形资产整体质量评价

在实践中经常会看到，两家企业有形资产的规模相差无几，但创造出的价值增值却差别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包括还没有被会计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有必要关注企业无形资产整体对企业的价值贡献，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的质量。

采用CIV（Calculated Intangible Value）法来对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价。该方法是由美国伊利诺斯州的NCI研究所提出的一种计量企业无形资产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无形资产是企业运用其有形资产获取超额收益的来源，可以通过对企业超额收益的资本化来计算无形资产的价值。该方法以企业所在行业的有形资产收益率为基础，将企业收益中超出行业平均有形资产收益的那部分视为无形资产所创造的经济利润。该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企业过去三年平均税前收益。

第二步：计算企业连续三年年末有形资产平均值。

第三步：用企业平均税前收益除以平均有形资产得到有形资产回报率（ROA）。

第四步：计算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ROA。

第五步：用行业平均ROA乘以企业平均有形资产，再从税前收益中减去该乘积，得到的结果就是该企业资产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多出来的超额回报值。

第六步：计算三年平均实际所得税率并乘以超额回报，再从超额回报原值中减去这一乘积得到税后超额回报值——即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价值。

第七步：计算第六步结果的净现值。即用其除以合适的贴现率，这样就得到了无形资产创造的超额价值，而这个价值从未出现在资产负债表里。

CIV法是一种测算企业运用其无形资产创造超额价值能力大小的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质量的高低，创造超额价值越大的企业，其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较高。如果超额价值较小甚至是负数则其无形资产的质量较低。

（三）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组合的资产组的质量评价

前面在论述无形资产的收益性质量特征时曾经指出无形资产必须和其他有形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可以把企业的资产总体看成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组合在一起的资产组，评价这一资产组质量的高低。

对于由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组成的企业资产组的质量评价，可以借用托宾Q值的大小来判断。托宾Q值的大小常被用来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成长性。托宾Q值越大，上市公司的业绩越好，成长潜力就越大。托宾Q值等于上市公司资本的市场价值与总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比值，资本的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市值和债务资本市场价值，债务资本市场价值不容易取得时也可以用账面价值取代。总资产的重置成本是指今天要用多少钱才能买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即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当托宾Q值大于1时，说明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市场价值高于其重置成本，托宾Q值越大，说明其资产组的市场价值越高，资产组的质量也就越高。

五、结论与不足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无形资产对企业的价值贡献越来越大。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共同决定着其创造超额收益能力的大小。无形资产的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三个基本质量特征既有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基于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试从三个不同的维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无形资产的质量进行评价。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尚未对广义无形资产范围内的无形资产种类进行全面研究，对无形资产的风险性评价有待进一步深入和量化。上述评价方法能否有效地评价无形资产的质量，还需要实证研究的证实。

参考文献

［1］ 干胜道，王生兵.试论企业资产质量优化与评价［J］.四川大学学报，2000（5）.

［2］ 张新民.财务报表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钱爱民，张新民.经营性资产：概念界定与质量评价［J］.会计研究，2009（8）.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4）

纵观无形资产领域的研究不难发现，迄今为止对无形资产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正在替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驱动要素，这一事实已经无需争论。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着企业的短期经营和长期发展，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传统的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信息披露，重点关注的是无形资产的数量，而对无形资产质量的研究却很少见。

一、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资产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资产质量与信贷风险、规模经济；企业资产质量与生产效率等之间关系的研究。Harris和Raviv（1990）应用债务缓和模型（简称HR模型）研究了公司质量决定其资本结构，并最终影响企业价值。BernstEin（1996）对银行资产质量与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贷款质量对银行成本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资产质量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资产质量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对资产质量的概念和特征作了一定的分析。如干胜道、王生兵认为，资产质量是企业资产盈利性、变现性和周转能力的综合体现。张新民认为，资产质量是特定资产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满足企业对其预期期望的质量，具体表现为变现质量、单独增值质量、被利用质量、与其他资产组合增值的质量等方面。同时指出，对资产质量的分析要强调资产的相对有用性。企业所处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资产的质量就不同。在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K值（k=|调整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检验和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成长性或企业价值同资产质量的关系方面（宋献中、高志文，2001；李嘉明、李松敏，2005等）。

可见，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研究资产质量问题，但专门针对无形资产的质量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在借鉴前人无形资产研究以及资产质量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企业无形资产质量评价的思路和方法。

二、无形资产的概念和种类

关于无形资产的概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一一列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巴鲁·列弗教授（2003）的观点，他认为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财务性的要求权，比如：专利、商标或一种特殊的可以节约成本的组织机构(互联网基础上的供应链)，并指出，“无形资产、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这几个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一般，会计学的文献中使用无形资产的概念，经济学家使用知识资本的概念，管理学和法律学书中使用智力资本的概念。尽管在不同领域中对无形资产的称呼不尽相同，但是这些概念所指的本质涵义是相同的，都是对未来收益的非实物形态的要求权。巴鲁·列弗教授定义的无形资产可谓是广义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确实存在的无形资产，但由于会计确认及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导致广义无形资产中的很多无形资产种类没有纳入会计核算系统。比如《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为：“无形资产指为用于商品或劳务的生产或供应、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资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和土地使用权。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都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讨论，都强调了可辨认性和可控制性这两个约束条件，也就是将所有不可辨认、不可控制的无形资产都排除在外了。显然广义上的无形资产比会计中的无形资产的概念外延大得多。笔者先把研究范围集中在会计意义上的无形资产的质量评价，或称狭义无形资产。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

三、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

无形资产的质量特征既具有资产质量特征的某些共性，也有其特有的质量特征。

（一）无形资产首要质量特征——存在性

由于无形资产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这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经济资源是否存在是决定其资产质量的首要特征，如果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应该有价值。我们在关注无形资产的存在性质量特征时主要考察会计报表上列示的无形资产价值是否真实、是否充分，有无账外无形资产的可能性。

影响无形资产真实性的主要是虚构无形资产。虚构无形资产从何而来？无形资产的三种来源以及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和公开市场价格的特性，都为虚构无形资产大开方便之门。股东投入时虚构资产。很多企业的实收资本构成中，存在比例很高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出于增加出资额的目的，部分股东投入时通过高估无形资产，甚至将根本不存在的或与公司经营无关的无形资产作价出资，导致股东投入时就产生无形资产的出资不实。1.外购时虚构资产。通过外购来虚构无形资产，往往是出于利润舞弊的原因，将虚构的利润固化在无形资产，比其他有形资产更具有隐蔽性。比如，将费用支出包装成购买无形资产，将虚构的收入转移至购买的无形资产等。2.内部开发支出虚构资产。新准则允许将公司内部开发支出资本化，为部分企业“制造”业绩大开方便之门。部分企业虚构开发项目，有意混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任意放大资本化的支出范围，通过资本化来虚构无形资产，可以轻松达到提升当期利润的目的。

无形资产的存在性特征首先要求报表上揭示的无形资产是客观真实的，不是虚构的。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无形资产价值披露的充分性。按照目前的《企业会计准则》，我们在报表上看到的“无形资产”和“研发支出”披露的应该是由股东投入、企业外购的无形资产以及已经成功的开发支出。与自创无形资产关系密切的研究支出和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开发支出全部计入了期间费用。这样的会计处理很可能会导致账外无形资产的形成，因为研究与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并不能影响自创无形资产的成功与否。长期以来，重视研究与开发的企业就存在多项已开发成功的自创无形资产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出来的问题。因此对无形资产进行质量分析时，应当考虑账内无形资产的真实性、充分性以及账外无形资产存在的可能性。

（二）无形资产根本质量特征——收益性

无形资产收益性强调资产在持有和使用过程中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根据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的定义可知，企业拥有或控制资产的本质目的就是要获得经济利益的流入，这种经济利益的流入既可以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增加，也可以表现为现金流量的增加。资产的收益能力越强，资产质量就越高。优质的资产是良好收益的必要条件，而良好收益是高质量资产的外在表现。因此收益性是资产质量特征的共性表现，也是无形资产的根本质量特征。资产的收益性不仅包括资产的收益能力，还包括资产的收益方式。资产的收益能力可以用统一的货币形式计量，但每种资产获取收益的方式可以互不相同。无形资产的收益实现方式和有形资产不同。对于一项专有技术企业可以利用它的先进性和有用性为企业带来超额价值，但必须和企业的有形资产一起来创造价值，也就是说无形资产本身无法直接为企业创造财富，必须依附于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载体才能表现出其内在的价值。无形资产在企业整体资产的运用中起到胶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它和其他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的流入。

（三）无形资产不可忽视的质量特征——风险性

无形资产的风险性就是指它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收益是伴随而生的，在考察资产收益性的同时还要考察其风险性。虽然有形资产在创造价值期间也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这种变化的发生频率、变化幅度和把握的难易程度都与无形资产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大的差异。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相比，风险性更大。在评价其质量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质量特征。对于无形资产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预测难度大，受主观判断和未来收益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无形资产与其相配套的资产有一定的要求，加上企业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无形资产所面临的环境更是错综复杂、变化万千。所以对无形资产不确定性预测水平的要求高，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无形资产未来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无形资产的质量，使得收益的实现带有极大风险。因此，在评价无形资产质量时，要对其风险性进行评价。

四、评价无形资产质量的三个维度及方法

（一）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

为什么要对单项无形资产或每一类的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质量评价呢？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无形资产的基本质量特征，即便是会计意义上的几种无形资产，如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在存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这三方面的表现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如内部研发的非专利技术很容易被虚构或披露不充分。有实证研究表明（郭敏，2008），在会计上已确认无形资产的几种无形资产中，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等技术类无形资产对主营业务利润表现出正的影响，而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使用权类无形资产表现出负的影响。这一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收益性是有差异的。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风险产生的原因不同，风险的大小也不相同。如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新技术的发展更新产生的风险，有的是因为替代品的出现产生的风险，还有的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宏观政策的变动产生的风险。因此在评价企业无形资产质量时首先要注意单项资产或者分类资产在上述三个基本质量特征中表现出来的差异，逐项、逐类进行评价。

在进行单项或分类无形资产质量评价时可以采用会计上的计量方法，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来考察它的存在性。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每一类无形资产与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核心利润的价值相关性。用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来评估每一类无形资产的风险大小。目前在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和成果。

（二）无形资产整体质量评价

在实践中经常会看到，两家企业有形资产的规模相差无几，但创造出的价值增值却差别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包括还没有被会计确认的无形资产。因此有必要关注企业无形资产整体对企业的价值贡献，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的质量。

采用CIV（CalculatedIntangibleValue）法来对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进行评价。该方法是由美国伊利诺斯州的NCI研究所提出的一种计量企业无形资产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无形资产是企业运用其有形资产获取超额收益的来源，可以通过对企业超额收益的资本化来计算无形资产的价值。该方法以企业所在行业的有形资产收益率为基础，将企业收益中超出行业平均有形资产收益的那部分视为无形资产所创造的经济利润。该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企业过去三年平均税前收益。

第二步：计算企业连续三年年末有形资产平均值。

第三步：用企业平均税前收益除以平均有形资产得到有形资产回报率（ROA）。

第四步：计算同时期同行业的平均ROA。

第五步：用行业平均ROA乘以企业平均有形资产，再从税前收益中减去该乘积，得到的结果就是该企业资产比同行业其他企业多出来的超额回报值。

第六步：计算三年平均实际所得税率并乘以超额回报，再从超额回报原值中减去这一乘积得到税后超额回报值——即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价值。

第七步：计算第六步结果的净现值。即用其除以合适的贴现率，这样就得到了无形资产创造的超额价值，而这个价值从未出现在资产负债表里。

CIV法是一种测算企业运用其无形资产创造超额价值能力大小的方法，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来评价无形资产整体质量的高低，创造超额价值越大的企业，其无形资产的整体质量较高。如果超额价值较小甚至是负数则其无形资产的质量较低。

（三）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组合的资产组的质量评价

前面在论述无形资产的收益性质量特征时曾经指出无形资产必须和其他有形资产组合在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可以把企业的资产总体看成是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组合在一起的资产组，评价这一资产组质量的高低。

对于由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组成的企业资产组的质量评价，可以借用托宾Q值的大小来判断。托宾Q值的大小常被用来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成长性。托宾Q值越大，上市公司的业绩越好，成长潜力就越大。托宾Q值等于上市公司资本的市场价值与总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比值，资本的市场价值包括公司股票市值和债务资本市场价值，债务资本市场价值不容易取得时也可以用账面价值取代。总资产的重置成本是指今天要用多少钱才能买下所有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即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总和。其计算公式为：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5）

Abstract:People's awareness of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has been in a state of confusion for a long period,which affects our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ing legislation directly. In order to design and develop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 institution,the primary task is to make the concept of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Fund clear.

Key Words:Industrial Investment Fund,Venture Investment Fund,Equity Investment Fund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2-0021-04

产业投资基金是我国市场化投融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基金形式。早在1995年,原国家计委就开始对产业投资基金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由于国际上没有产业投资基金这种制度,与之类似的概念却很多,如“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从而使得我们对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和应用出现了不同理解,导致产业投资基金的边界模糊,直接影响到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立法和实践。

要解决产业投资基金的认识问题,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界定。在重新确定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时,必须摆脱国内现有认识的禁锢,以全新的视野重新认识产业投资基金。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明确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有关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概念进行明确和梳理,然后再分析总结出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

一、投资基金定义及类别分析

广义的基金应该包括投资基金、公益基金、政府基金等多种基金。由于大众对公益基金和政府基金的参与和认知较少,我们常说的基金主要指广大的投资基金。如社会上大量的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所谓的私募基金等,标准的说法应该是股票型投资基金、债券型投资基金及私募投资基金。

基金作为一种投融资的手段和工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868年,英国政府为了海外投资的需要,设立了“海外与殖民地政府信托”,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支公共投资基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基金已经形成很多品种,总体规模巨大,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四大支柱之一。

对于投资基金的概念,学者在表述上和理解上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刘俊海教授(2003)认为“投资基金,是指由多数投资者缴纳的出资所组成的,由投资者委托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按照投资组合原理进行专家管理、委托投资基金托管人托管、投资收益按投资者的出资单位共享、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共担的资本集合体”。更多学者认为,投资基金本身仅是一个资本集合体,投资基金制度是一种集合投融资制度。又如,原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1992年颁布的《海南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投资基金,是指投资者通过认购基金券聚积起来,并由管理人经营的长期投资资金”。

由于我国没有对投资基金专门立法,目前仅存的是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因此,国内目前对投资基金种类的认识仍处在相对混乱状态。从理论结合实际的角度,依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投资基金进行不同的分类:

(一)根据投资基金组合形态的不同

根据投资基金组合形态的不同,可将投资基金划分为契约型投资基金、公司型投资基金和合伙型投资基金。其中,公司型基金又可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型基金和股份有限公司型基金。公司型基金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的一种基金模式。有限合伙型基金是指投资者共同成为基金的合伙人,投资者依据有限合伙的法律规定承担有限或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基金模式。而契约型基金是指依据信托契约,通过发行受益凭证而组建的投资基金(见图1)。

(二)根据募集资金的方式不同

根据募集资金的方式不同,可以将投资基金划分为公募投资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这里的私募是相对于公募而言的,仅仅是一种资金募集方式,与投资的对象无关。以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发行或者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的基金,称之为公募投资基金。反之,非公开向特定对象募集发行的基金则称之为私募投资基金。公募投资基金和私募投资基金又可根据其具体的投资对象不同而分别细分到下一层次(见图2)。

(三)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

根据投资对象的不同,投资基金可以分为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其中,证券投资基金又可细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及金融衍生品基金等。依据投资阶段的侧重点不同,股权投资基金又可细分为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发展投资基金、并购基金、夹层资本、重振资本、PRE-IPO资本、上市后私募投资(IPE)、破产投资及其他特别投资基金等。而对冲基金是指主要投资于股票、期权、期货及其他相关金融衍生产品,通过买空卖空、风险对冲操作,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一种基金(见图3)。

二、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在我国,与产业投资基金相伴的名词有很多,通过对国内已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极易与产业投资基金相混淆的概念主要有“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有人认为产业投资基金就是“未上市的股权投资基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者私募股权基金;有人认为产业投资基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部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除了产业投资基金外,还包括海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本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人认为产业投资基金就是西方的创业投资基金;有人认为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应该仅限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有人认为产业投资基金是与风险投资基金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还有人直接把产业投资基金等同为风险投资基金。不容否认的是,这几个概念之间的确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造成很多人的混淆。对于这几个概念如何把握,是认清产业投资基金的关键。笔者试图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的回顾,来重新理顺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创业投资与风险投资

现代意义上的投资基金发展始于二十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社会面临着新企业形成率不足、新项目难以获得长期资金的障碍,社会呼吁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应运而生,希望通过设计一种“私营机构”来解决新兴企业和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并希望在为小企业提供长期资本的同时为其提供管理服务。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1958年小企业投资公司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小企业投资基金(以投资公司的形式存在)制度,中小企业投资基金迎来了快速发展。后来,这种投资基金被允许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出现。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有限合伙型的投资基金逐渐占据主流,并迎来了蓬勃的发展。

美国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专门立法,而仅仅是针对“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特别类型的投资基金制定了《1958年小企业投资公司法》。此外,在1980年出台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和后来的《投资公司法》等法律修正案中,也仅规定了目的在于培育与促进企业发展的“企业发展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Company)这一形式。后来韩国法律中所谓的“企业育成公司”,我国港台及新加坡等其他华语地区所谓的“创业投资公司”,可以说是与美国“企业发展公司”一脉相承。因此,与创业投资公司相对应的创业投资基金这一概念并非出自美国,而是我国港台、新加坡及其他华语地区普遍使用的一个词,而其所表述的投资机制与美国的企业发展公司相似,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创业投资基金始于美国。

与创业投资基金相比,创业资本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任何个人或机构以自有资金从事创业投资活动所用的资本都属于创业资本范畴。投资者投资组成创业投资基金的资本当然也属于创业资本。创业资本(Venture Capital)在国内翻译的过程中,可能是对“Venture”一词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便把“Venture Capital”翻译成风险资本。同时,政府部门也以立法的方式确认了创业投资与风险投资的相同性,如在1999年七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风险投资又称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由创业资本组成,因此,在国内,很多学者把创业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基金等同使用。笔者认为,“风险”并不能反映出该投资基金的特点,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为了防止概念的混乱,同时准确体现其对创业企业的扶持,应废止“风险投资基金”这一概念的使用,统一使用创业投资基金这一概念。

(二)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

产业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基金是一对非常相似的概念。美国成立最早的小企业投资基金(以下有关美国的制度直接以创业投资基金代替)的目的主要是辅助新企业的成立和新项目的运作,后来扩展到“创造新企业和老企业再创业”,出现了“企业重组基金”形式。当创业投资基金在二十世纪80年代传入亚洲后,又出现了专门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经过不断演变,进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产业投资基金概念。

因此,创业投资基金就具有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狭义的创业投资基金指美国最初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时的概念,系指由确定多数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以集合投资方式设立基金,委托专业性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主要对未上市创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未上市创业企业提供权益性资本,并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历程,以期获取企业创业成功后的高资本增值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投资基金品种。而广义的创业投资基金是指发展到亚洲后的创业投资基金,即是在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加上了企业重组投资基金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我国2005年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把创业投资规定为“向创建或重建过程中的成长性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主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认可了创业投资基金包括狭义上的创业投资基金加上企业重组基金。而近几年一直在讨论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采取了广义创业投资基金的范围,即产业投资基金包括创业投资基金(狭义)、企业重组基金和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三种子投资基金。为了规范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笔者认为,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应该借鉴广义创业投资基金的概念,即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应该是一种直接投资基金,其投资的范围除了传统的创业投资外,还应包括发展投资、企业的并购重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其他国家引导投资的领域。

三、产业投资基金与股权投资基金

另一个与产业投资基金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如有学者认为,产业投资基金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国外通常称之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产业投资基金,是以投资基金运作方式直接股权投资于未上市企业并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集合投资制度,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私募股权基金。由于英美等国的股权投资基金均要求私募方式募集,而在我国目前的股权投资基金也均是私募方式设立,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股权投资基金的时候就直接使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称谓。其实,投资基金可以是私募方式设立,也可以是公募方式设立,如澳大利亚就有公募方式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

为了对这两者进行比较,我们先了解股权投资基金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在1995年前后,创业投资概念被引入我国时,由于称之为“私人股权投资”更容易让人理解为私有化,所以有关部门在那时称之为“产业投资”。此种解释或许牵强,但也反映出两个概念的确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股权投资基金,是与证券投资基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于上市证券,而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非上市股权和实业项目,具体来说可以是某个产业或者某个地区的多家企业乃至一组项目,是一种直接的投资方式。股权投资基金包含一系列投资活动,它既包括为新创立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也包括为已经成立的企业的成长提供资助,还包括收购现有的公司。

由于划分的依据不同,使得产业投资基金与股权投资基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为了突出直接投资于产业的特征,而股权投资基金则是主要彰显其直接投资企业股权的特征,以区别于间接投资为特征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般认为,股权投资基金是指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基金,通常包括投资于种子期和成长期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也包括投资扩张期企业的发展基金和参与管理层收购在内的并购基金,投资过渡期企业或者上市前企业的过桥基金等。通过分析两者的内涵可以发现,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所描述的制度大体上相同。

然而,产业投资基金与股权投资基金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一是投资对象存在差异。理论上股权投资基金不仅可以包括属于产业投资基金名下的创业投资基金、发展投资基金、并购基金,还可以进行上市后私募投资(IPE),进而取得公司的控股权,控制公司的发展方向。而产业投资基金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自身的设立特点,在规定的范围内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二是设立目的有所区别。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纯粹是一种资本的自由趋利行为,基金管理人以投资人的资产收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操作。虽然最终有利于相关企业或者产业的发展,但是其根本目的是资产收益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在投资决策的时候会尽量避免那些投资收益率较低的产业或者企业。而产业投资基金相对而言要适当考虑到我国的相关产业政策,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及各种专业投资基金在运作时,必须接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制约,从而保证某些基础产业或者特殊行业的资金供给。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仅在其投资对象及功能上有些许差别。然而两个非常相似的概念同时存在和使用,无疑给我们的立法和监管带来了混乱。产业投资基金制度的设立,主要目的是解决各类国家扶持企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相比较股权投资基金这个中性概念而言,产业投资基金更能体现制度本身的特征,更适合我国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初衷,因此,这两个概念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同时存在,但在具体的制度设立中,应避免同时出现而引起的混淆。

综上所述,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应该是一种向特定或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对非上市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从事资本经营与监督的集合投融资制度。根据具体的投资阶段及投资领域的特点,产业投资基金又可细分为创业投资基金、发展投资基金、并购重组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及其他特殊产业投资基金。另外,国家不能过分干预产业投资基金的运营,只能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引导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但国家应加强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监管。另外,国家应该尽快出台《产业投资基金法》,从而将目前所谓的创业投资基金及各种股权投资基金一并纳入产业投资基金的调整范围,彻底解决多个概念并存而出现的混乱状态。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金融系课题组:《试点产业基金呼之欲出》,《金融管理与研究》2007年第3期。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6）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以及由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变革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已悄然进人了一个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时代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风险损益特征的时代，我们在分享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更多更集中且破坏性更强的风险。特别是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各种过去未曾出现过的风险更会超出预期而发生，若不能有效地对这些风险加以控制和化解，将会导致企业创新的失败。因此，客观地、积极地认识企业创新风险，正确对待并有效地加强企业创新风险的管理，是企业创新发展能否成功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风险与企业创新风险

(一)风险的概念及特征。风险的概念是对发生不利事件现象的本质概括。分析已有的风险概念，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被学术界共同认可、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管理学角度看，所谓风险，是指发生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各种可能情况的总和。一般认为，风险有两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负面性，即发生的是不利事件和损失；二是不利事件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或概率的大小。

风险的特征是风险本质的外在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风险是一种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的现实，只要发生风险的客观因素存在，风险就将存在，因而风险是无法回避及消除的。人们通常所说的回避风险、消除风险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改变或消除所从事的活动，既然活动对象改变了，风险自然就不同；二是指将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种种经济的、技术的手段转移和扩散。2．普遍性。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就实质而论都是一种利益活动，而人类的一切利益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不确定性，因此，风险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只不过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及不同的利益载体上表现的形式、作用的强度及存在的意义不同而已。3．不确定性。风险是各种内在的、外在的主观、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并通过市场交易的结果。由于每一个主观、客观因素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它们偶然地组合在一起作用于风险，又形成了风险的不确定的势态2。4．可能性。风险是一种可能或未来的风险，即风险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结果只有在完成了一个不确定的经济活动之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风险。5．可变性。风险是相对的、变化的，相对不同的对象，风险就不相同；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风险也会发生变化。6．可测性。尽管风险是一种未来的风险，但并不等于人们对未来的风险一无所知。人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统计资料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所要从事的经济活动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判断、估计、衡量，从而作出相应的预测，尤其是静态的风险完全可以事先通过概率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预测。7．双重性。由于存在风险反感，风险必须以收益为代价，即风险伴随着收益。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带来的风险只会产生损失，而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则是和潜在的收益共生的，它们成正比例地相互交换。因此，企业从事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相互协调，以期在一定的风险下使收益达到较高的水平，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使风险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二)企业创新风险的概念及特征。企业创新风险是指企业对外部环境因素估计不足或无法适应，或对创新过程难以有效控制而造成创新活动失败的可能性。这里的“失败”，是指创新活动终止或撤销；创新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的创新活动失败。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和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但也使企业赖以发展的环境恶化，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将与已存在的和潜在的风险共存共生。企业创新风险在新经济时代表现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风险损失与创新程度成正比。与以往时代相比，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创新发展采用的技术更先进，知识转移和利用的速度更快，知识密集程度更高，因而具有投资大、思想观念新、系统性强、技术难度大、结构和管理复杂、不确定性大、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同时存在等特点。一旦风险事故发生，损失巨大，后果往往不堪设想。2．企业经营管理的脆弱性增加。从创新管理角度看，知识管理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预估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企业管理组织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员工的流动性增强，员工在企业中也不再是永久的组成部分，角色更加灵活。任何一个层面、一个环节失灵或者职工行为异化，给企业带来的打击和损失都是致命的。3．知识和技术的共享提高了风险率。知识的全员共享和技术的广泛使用，使风险事故发生的随机性、连锁性、扩散性增加。如：随着信息网络引入企业经营管理，频繁而严重的网络经济犯罪令企业防不胜防，信息系统失灵、信息不完备也日益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4．潜在风险增大。新经济时代，许多企业被高收益所吸引，而对随之而来的风险，尤其是潜在风险认识不足。如果企业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创新思路不对或采用技术不适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往往是长期的、深远的，而且这种过程是缓慢的、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5．风险事故影响的空间大、时间长、波及面广。知识的传播和信息资源的利用具有鲜明的连贯性。因而，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的风险事故一旦发生，就会沿着企业知识链和信息网络影响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上百亿美元的企业兼并案逐年增多，许多大型国际级企业纷纷倒闭，就是新经济时代风险事故影响深远的端倪。

二、企业创新风险的来源

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风险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风险的主要来源也因多变的内外环境而不断更迭。一般而言，企业创新风险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风险。在新经济时代，创新成为企业谋求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和必要手段，因而如何创新成为企业界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受新经济时代各种多变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对创新的认识和基于这些认识的创新观念会千差万别。有些观念本身就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如：认为企业拥有全面的资源准备后才能创新；创新开展的前提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利益；企业创意的产生依赖于无约束的自由遐想；企业创意的产生无法以技术形式加以指导；复杂大型集权化企业组织比简单小型分权化企业组织更易创新；企业创新必须从能够影响企业全局的大处做起；创新可以通过企业制订汁划方式进行；技术进步是创新成功的最终驱动力量等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是导致创新风险产生的最直接来源。

(二)制度风险。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的制度风险主要是知识产权的归属和领导者更替所引起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所引起的制度风险主要是指创新成果私有和公开两矛盾导致的风险。新经济时代，不论对于中、小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创新成果私有和公开的两矛盾都难以克服，因而对企业创新过程和结果形成利、弊对立的效果，这就需要一种宏观和微观上的有效体制在公开和私有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既能保持足够的私有性、保证创新成果对企业的吸引力，又具备充分的公开性帮助或促进企业顺利完成创新过程。企业领导者更替带来的制度风险表现为企业领导人更替的频繁性和突变性，使许多企业来不及完成新老领导者之间的融洽、完全交接，从而使企业在发展和创新思路及体制上不能延续，带来极大的风险。

(三)技术风险。在新经济时代，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技术上成功的不确定性、技术前景的不确定性、产品生产和售后服务的不确定性、技术效果的不确定性、技术寿命的不确定性等带来的风险。

(四)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新产品市场的潜在性引起的。由于创新产品对顾客来说是陌生的，因而企业对产品的市场接受能力、市场接受时间、市场扩散速度、市场竞争能力等在事先都难以确定。

(五)管理风险。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它主要包括：意识风险，即企业领导者因为创新意识不强而带来的风险；决策风险，即由于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组织风险，即由于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强调以技术创新为主，忽视组织上的及时调配，这样就会造成企业规模高速膨胀与组织结构落后的矛盾，从而成为企业创新风险的根源。

(六)资金融通和资金供应时滞风险。资金融通风险，是指企业在实际创新过程中，融入资金可能到期无法归还，融出资金可能无法回收，从而造成资金损失；资金供应时滞风险，是指当企业创新发展到一定程度或创新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后，对资金的需求会迅速增加，这时资金若不能适时供应可能会导致创新失败；或者创新项目和产品在新经济时代的寿命周期变短。环境和市场变化快，获得资金支持的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从而容易发生在创新过程中某一时段、某一环节不能及时获得资金而失去时机被竞争对手赶超而造成创新失败。

(七)其他风险。除上述风险因素外，社会经济、国际形势、政}台、法律、政策等条件变化也会给企业的创新发展带来风险。

三、加强企业创新风险的管理

风险管理旨在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各经济单位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并以此为基础优化组合各种风险管理技术，对风险实施有效的控制和妥善处理风险损失所致的后果，期望达到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安全保障的目标。笔者认为，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风险的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在目前已有的企业创新风险案例的研究中，无不把企业风险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监管部门疏于监管列为企业创新失败的体制根源。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应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积极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从而使企业的创新发展在制度上有一个根本保证。1．企业总部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确定风险管理总框架。目前，大多数企业往往是财务风险由财务部门负责，市场风险由销售部门负责，技术风险由技术部门负责，没有一个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管理企业总体的风险。企业应由最高层次决策者组建总部级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与企业整体管理政策和创新发展战略相配合的总的风险管理政策、程序和原则。2．明确有关业务部门在风险管理体制中的分工。根据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确定的风险管理总构架的政策、程序和原则，企业可以建立相对独立、互相配合的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也可以赋予现有企业各业务部门风险管理的职能。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应由企业规模、管理成本等多种因素而定，但各部门都必须各自向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负责，特别是企业风险管理监察部门应在职能上绝对独立。3．建立风险管理的业绩评价和报告制度。业绩评价主要是通过监测估量已发生的风险管理项目，判断它们是否增加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增加可以有增加收入，减少经营和创新成本，以合理的支出规避、减少或转移风险等三种形式。良好的业绩评价制度，必须配以良好的报告制度，保证企业上下各层次信息畅通，以便将经营状况、创新项目进展和企业风险状况及时、准确地汇报到企业高层决策者。4．健全风险管理体制内部监控机制的四项重要制度。(1)权限制度。企业对风险管理手段的应用应为不同的限额所控制，任何部门及员工未经授权不可任意为之。(2)经营、创新等与风险监控职能相互独立制度。同一名员工不能同时从事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工作，如负责销售的员工又同时记账，从事新产品开发的员工又同时负责原料采购等；从事风险监控的员工不能从事监控对象方面的业务。(3)换岗制度。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要定期调整风险管理业务部门主管和业务人员的工作，形成灵活的换岗制度。(4)违章处罚制度。所有未经授权或越权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都属于违章，违章事件一旦发生，风险管理委员会应立即进行审查，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罚，以增强风险意识和责任感。

(二)加强风险论证工作

因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去正视和对待，才能“防患于未然”。在经营决策和创新决策实际工作中，既要强调可行、有利的一面，也要重视不可行、不利的一面，同时还要牢固树立“风险和权利对称”观念，结合本企业实际，加强风险论证工作。1．根据权利与风险对称的原则，逐步建立决策责任制。所谓权利与风险对称，就是权利使用主体为自己行使权利的不良后果承担相应的风险(包括经济责任)。权利越大，责任越大。根据权利与风险对称的原则，制定企业创新“决策责任制”，旨在建立一种对决策者加强约束的机制，以防范风险并避免风险造成的损失。建立了创新“决策责任制”，由于非客观因素引起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2．把风险论证纳入决策程序和考评制度。加强风险论证必须要有制度保证。在工作制度及工作业绩考核中，要把风险论证作为决策程序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要步骤，作为评价某项研究成果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项决策研究报告只有有利条件的论证，而无不利条件的论证，或对不利条件的论证不深透、论据不足，则不能算作一个好的研究成果。反之，能对项目成立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进行充分论证，对其中的不可靠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有理有据、说服力强，就应得到重视，并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3．规定风险论证的内容。在风险论证中，要明确规定论证的内容，即首先要明确项目成功的各种必要条件，然后对每个必要条件进行可靠程度和落实程度的论证研究。如产品创新的风险论证，应当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先进性、技术的适用性、价格水平高低和市场竞争力、生产能力和工艺水平、市场营销渠道拓展、基础设施和系统配套、费用和承受能力等。这些条件中只要有一项不具备，都可能会带来风险、造成损失。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7）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不足与批判

当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时，其自身理论功底的不足也就显露无遗，“不可讳言，德国社会学的中生代新秀贝克在纯粹理论的基础上不如他的前辈哈贝马斯、卢曼……这是他发展另一个现代性理论的障碍”（胡正光，2003）。在其代表作《风险社会》一书中，除了一些具体现象的描述和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概念，如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外，整个论述的体系混乱不堪，以至于在风险社会概念的阐述中，对如此重要的概念都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贝克也在多篇论文中对风险社会的概念重新做解释，并逐渐把风险（社会）概念从八个方面来表述：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是有威胁的未来，（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

显然，贝克这一陈述试图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出发整合其对风险社会认识的资源，给出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以应对外界的批评，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架构，涵盖的信息之多几乎使人从中都无法绕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定义并不具有多大的建设性意义，其成功之处也导致了自身的失败：过于宽泛的架构和大量的信息使人无法抓到重点，学者在解读这一概念时更多的是建立在自己的“二度解释”基础上。这就使许多人在认识这一概念时，仅仅看到了“风险”，而忽略了“社会”（虽然风险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在引用这一概念和理论用来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多关注的是其“风险面”。尤其是在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引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时，其实并没有关注到这一概念的内涵，而仅仅是试图用“风险”来警示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危机感和与世界发展的阶段的重合性，同时也有扯虎皮当大旗之嫌，用的是风险社会概念，讲的是社会风险的事实。

另一方面，贝克在对风险社会论述的逻辑方面有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其体系论述方面的逻辑问题，导致了其对风险社会概念的模糊化。这一问题主要体现于其理论参照体的错位。在《风险社会》一书的开头，贝克认为社会中财富分配逻辑已经逐渐转化风险分配的逻辑，这两种分配逻辑的不一致性使风险社会成为了可能，因此可以推出风险社会将取代马克思的“阶级社会”。而在全书主题的论证过程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其使用“工业社会”概念作为整个理论阐述的参照体，甚至在序言中贝克也没有对这一建构有所保留：风险社会来源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即自反性导致了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在贝克看来，“阶级社会”和“工业社会”标志着同一内涵，“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的”。而显然，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这两个概念虽然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论述的，但从贝尔的中轴原理看来，其所描述社会的中轴是不同的。“阶级社会”是围绕着政治—经济轴展开论述的，而“工业社会”是围绕技术—经济轴来阐述的，这也就形成了社会学中的人文主义学派与自然主义学派。从研究传统来看，前者关注的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在方法论上更多的采用个体主义；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结构，方法论上采用的是整体主义。这样两个在内涵上明显有区别的概念，在贝克这边没有任何逻辑上的整合就合二为一，不得不说其所发挥的“社会学想象力”令人惊叹。

也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论述体系下，许多学者对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可能性展开了强大的批评攻势。总体来看，这一批评不外乎从个人（主观）与结构（客观）两方面来入手。从主观层面看，有学者认为所谓风险社会，更多的是由于个人心理焦虑所造成的，而德国人在此方面尤为严重，因此所谓风险社会也就成了“焦虑社会”的代名词，带有浓厚的巴伐利亚色彩或者德国中心主义。Engle和Strasser则认为，“风险社会的错误在于其假设，这一假设混淆了风险分布、风险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而忽略了风险归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这一批评的理论根据可以上推到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在《风险文化》中的观点：即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定义所造成的，而不是真实的风险。还有些学者则认为，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其主要目的在于政治竞选的压力。从客观层面来看，德国结构功能主义学者闵希（Richard Munch）对于贝克这一概念的批评可以说是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他认为，贝克的概念过于主观化，缺乏可以用来衡量的具体指标，如风险数量，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现代社会的风险比以前更多，反而是在现代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更有保证。另一方面，贝克自己也承认这种风险是工业社会的副作用所导致的，显然，这样的一种状况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这中间起作用的是主观的风险感知或风险意识，那我们就更无法从客观上来区分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如美国和德国，美国人对风险的评估标准要远远低于德国，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还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胡正光，2003）？总体来看，闵希把疑问带到了更为基本的问题上：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即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工业社会走向了风险社会（如果确实存在这一转型的话）。

上述对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的批评，贝克本人也作出了回应，但并没有涉及到对风险社会质疑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在“风险社会的成因问题上缺乏深层的实践存在论反思”（庄友刚，2005）。在笔者看来，真正把上述难题试图解决的是学院派的吉登斯。吉登斯自身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风险社会，而是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梳理达至对社会学的另一种理解：现代性。在其理论建构成型之后，吉登斯一直试图用这一理论体系来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现象，以克服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危机”（文军，2002）。贝克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在其内在逻辑方面与吉登斯的理论有着吻合处，因此，吉登斯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更多方面在于其理论的实践性。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和主要观点

吉登斯并没有和贝克一样，用若干本书来论述风险社会，而仅仅是在《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自反性现代化》三本小册子的若干章节和若干篇演讲文稿中涉及风险话题。因此必须从吉登斯社会学元理论的建构开始分析，而风险社会仅仅是这一社会学元理论推导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只看到吉登斯关于风险议题的论文，而对其元理论缺少了解，则必然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风险社会。

作为当代学院派的代表，吉登斯对其理论的建构是从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反思与重释开始的。他选取了三位经典理论的代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因为吉登斯相信，“社会学家们都普遍认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而要做这种修正，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学主要参考框架的建构者们的著作重新加以思考”。进而他总结出社会学研究的宗旨在于揭示“现代性”，而这三位经典巨匠对于“什么是现代社会”的认识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运用“资本主义”来描述现代性；涂尔干用“工业主义”来论述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韦伯使用“理性化”范式来研究现代社会。当然，这么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去指认其中的缺陷或含混之处，“而是尝试去展现三位作者中可以辨认得出的内在一致性”。通过对这三大经典社会学支柱的再解读，吉登斯找到了三位大家的共同出发点：对于现代性的回答。当然，他也意识到，这三位大家的理论虽然其解释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已明显无法满足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了解。因此，在挖掘经典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吉登斯开始构建其自身的理论大厦。

对经典理论的梳理，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人和社会的关系”假设。“无论是否喜欢、是否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在于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而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对于人和社会的假设，主要存在“唯名论”和“唯实论”两个流派，两者围绕着个体/社会的二元划分展开论述。但是吉登斯认为，必须要抛弃个体/社会的二元论，“上述两种二元论都没有为理论反思找到一个恰当的起点；实际上，应集中关注于被再生产的实践。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抛弃‘个体’/‘社会’这种二元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否认具有自身不同结构性特征的集体形式和社会系统的存在。同时，这也不意味着这些特征以某种方式‘包含’在每一个情境化个体的行动之中。对个体与社会二元论的挑战，就是坚持认为，个体和社会都应该被解构”。

为了规避上述主体或客体的霸主体制理论，吉登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行了重新界定，“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因此，“实践”概念成为了其理论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实践与自然界的一般活动是有区别的，主要体现在人类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简单来看，实践就是一种“行动流”，而这种“行动流”是以反思性作为持续的基础。为了体现这一主要特征，他从“个体”概念出发，个体是一种实在，这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如何理解“个体”，他反对把“个体”看作“人”（body）或“人的概念”，“谈到个体不仅仅是指一个‘主体’（subject），也是指一个能动者（agent）”，这也是社会学方法新规则所寻求建立的理解。而“能动者”概念最大的特点即在于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也被关注，但更多的是把反思性简化为“目的”、“意图”、“理由”、“动机”之类的术语，导致其渗透着唯意志论的色彩，“完全剥离了人的行动在时空中的情境关联”。因此，要纠正这一偏差，就必须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所有的反思（或者说能动者）都是根植于特定时空的情境下的，这种情境在吉登斯看来就是“结构”。基于“行动流”的持续性，吉登斯对结构进行了重新定义，即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征：规则（和资源）。这种“结构”并不是什么固化或具体的形式，而是社会实践中的某种“虚拟秩序”，保证不同时空下能存在类似的实践形式。显然，这种对结构的重新阐释受到了现象学方法论的影响，从而使结构从静态、宏观走向了动态、微观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就完成了从结构二元论（即认为结构是外在于个体的具体实在）过渡到结构二重性的任务：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在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看，结构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属性），而是内含于结构内的两种属性，这就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解读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理论大厦中的元理论，他希图以此来解释社会再生产与系统再生产的逻辑，因为在他看来，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虽然有张力，但在逻辑层面是一致的。因此，用结构化理论视角所分析的社会发展，既不同于客观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又不同于主观主义的目的论，而是一个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吉登斯把这一过程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形象地概括：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在吉登斯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行动”概念是其分析的基础和核心，不同于经典社会家的是，他认为“行动”的主体不仅是“主体”，还是“能动者”，它使行动具有反思性。更为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而在其结构化理论中，“结构”概念表现为系统概念：结构只是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或集合。这样一来，吉登斯就打通了个体与系统（结构）之间的路径：个体行动是社会系统的基础，分析社会系统必须从个体行动出发；另一方面，个体行动又受到系统的“制约和使动”；个体行动的反思性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又是整个系统因果循环直至均衡的运作基础。在此一逻辑下，吉登斯认为实践包括了两个层面：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是指共同在场情境下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系统再生产是指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根据结构化理论的观点，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是辨证统一的，它沟通了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的鸿沟。

吉登斯运用这一社会构成的逻辑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形成和运作机制。系统再生产主要体现的是在扩大的时空情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当然，这两者的关系要比这显得更复杂），因此，时空概念成为了吉登斯来分析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在他看来，时空的虚化与延伸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机制，“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在这种虚化和延伸的时空情境下，能动者在反思性作用下，为了交互实践，形成了新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一种新的脱域机制：象征标志（系统）与专家系统。这种新的脱域机制会“再嵌入”到社会再生产中，成为社会自我循环与调控的基础。社会（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就形成了互动，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中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所有的系统知识都必须在社会（生活世界）中得到检验并不断被修正。因而，时空的虚化与伸延、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成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而其中知识的反思性是连接其他两大动力的载体。问题在于，由于知识的反思性的存在（当然反思性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有产品），使得脱域机制既是社会再生产的外在条件，又是其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行动存在着不确定性：系统（制度）是在反思性主导下不断被检验与修正的过程。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这样的检验与修正会出现许多“有预期之目的与为预期之后果”，而风险正是这种脱域机制（系统）不良运作的后果。

当然，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运作逻辑在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早期同样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天的社会中所看到“自反性”的发展场景？吉登斯认为这一转折点在于“自然与传统的终结”。具体来看，“自然与传统终结”的结论恰恰来自于社会运作逻辑的分析。

从自然的角度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早期，对于“什么是自然”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回答的，它外在于人类社会，人类对自然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单向的，不受其他行动的干扰。尤其在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所确立的理性化思维，认可了自然的客观性及人类对自然所拥有的确定性知识，而这种确定性知识可以使得系统外在于行动者而存在，保证了系统的确定性。但在今天，人类行动的扩大及深入，使得自然已全面受到人类的占领，因此当我们再去回答“什么是自然”的问题时，已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人类社会内部的行为，作为“他者的自然”已经结束，专家对于自然的认知和解释受到了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如不同权力的影响、价值的作用等，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抽象系统只是“双重解释”的具体展现而已，同时在行动中不断被检验与修正，而丧失了其原有的绝对确定性。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简单来说，传统社会的行动根基在于“现在”，所有的行为和经验为了现在行动的合法性都可以被再重组，其目的在于保证当下的确定性。而这种行为和经验又通过特定的仪式使其具有程式真理。因而，在传统生活方式下，行动的系统结构与相应的情境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保证了行动与系统的绝对确定性。但是在现代社会，传统所具有的独特的行动的结构性特征发生了断裂，原因即在于时空的伸延所带来的系统的抽象与情境的虚化，两者之间已经没有明确的对应了。当我们依靠特定的系统采取相应的行动时，我们已经无法去确认系统的绝对可靠性，在反思性的作用下，我们可以赋予系统新的意义，并进而指导我们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逻辑下，系统也就失去了它的确定性。

上述关于“自然与传统终结”的论述，本质上是围绕着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而展开的，即现代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时，时空伸延的广度和深度超出了现代社会的早期，本来作为外在的脱域机制（系统）在反思性的作用下高度内化，其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外在独立变量所具有的不变性已成相对，很多时候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共同变量而起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反思性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特征，但在时空伸延、脱域机制高度内化的今天，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活跃了人类的反思性。因此，制度性的反思性成为了不确定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系统（制度）的确定性成为了过去，不确定性主宰着今天，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初显雏形。

吉登斯对于风险社会的阐述无论在理论性还是解释力方面，都全面超越了贝克等其他学者，这当然得益于其元理论的建构，使我们看到了风险社会可能性的关键动力之所在。当然，其元理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随之在解释风险社会时暴露无遗。如在现代性的动力机制问题方面，到底是什么促使时空的虚化和伸延；另一方面，社会与系统存在着耦合性，这本身也是吉登斯理论的辨证之处，但带来的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整个论述中缺少一个基本的假设来确立其基本的先后关系。这就导致整个理论的论述是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当然，理论的缺陷也为后来人的探索打开了一扇认知大门。

参考文献：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8）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1-0101-07

一、引言

Kim和Lu以及李文贵和余明桂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是一种积极的企业行为，有助于企业加快资本积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呢？对此问题的解答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层面，Anf和Lee认为，经济水平、资本市场状况以及文化价值观等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二是企业层面，Atting等研究了企业特征以及公司治理因素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如企业性质、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三是个人层面，余明桂等依据高阶理论发现，高管人口统计特征或心理特征等也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

前两个层面倾向于将企业作为分析单位，忽略了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主体――董事会的作用。个人层面虽然关注到决策群体在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中的作用，但这些研究仅仅关注了决策群体的某项个体特征，或者某些个体特征在决策群体内的分布程度，鲜有文献关注到董事会成员多重个体特征组合所形成的属性格局或者构型可能会给企业风险承担带来的影响。自Lau和Mumighan创造性地提出群体断裂带（或群体断层）概念以来，学者研究发现，群体断裂带对群体效能具有重要影响。例如，Kunze和Bruch研究发现，高强度的群体断裂带加剧了社会认同，容易形成相互排斥的子群体，导致群体绩效下降；Rico和Molleman研究发现，较强的群体断裂带会使决策质量下降。由于董事会也是一个决策群体，因此笔者借鉴群体断裂带概念，考察董事会的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笔者基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10-2015年间44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董事会群体断裂距离、企业性质对群体断裂带强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

与现有文献相比，笔者可能的新意主要体现在：（1）首次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视角研究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这为企业风险承担的现有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关于群体断裂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笔者考察群体断裂带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拓展了群体断裂带的现有研究边界。（3）笔者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确实对企业风险承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群体断裂带距离、企业性质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也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二、文献述评

风险的本质是一种不确定性，从企业层面上来讲，企业风险是企业收益流的不确定性。余明桂等认为，风险承担反映的是企业管理者在投资过程中，对那些预期收益和预期现金流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项目的选择。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层面和企业层面。企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其经营发展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经济、政治、法律等变化都会造成企业风险决策的差异。企业层面的主要影响是在公司治理方面，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以及管理层激励等因素对企业风险决策均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现有文献主要以高阶理论为基础考察决策群体成员的某项特征对风险承担决策的影。比如，Harioto等研究了董事会的多样性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而Lau和Murnighan开创性地提出群体断裂带概念，Lau和Murnighan以及Bezrukova等将群体断裂带定义为依据某个或某几个特征将群体划分为若干个子群体的假想线。这一概念不仅考虑了群体内的多种特征，而且还关注到了这些特征在群体成员中的排列组合以及由此划分的子群体的数量。群体断裂带与多样性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还是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关于多样性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谢小云和张倩认为，多样性的概念反映的是个体特征在群体成员之间分布的离散程度，群体断裂带则强调了成员多重个体特征的分布格局或构型。Thatcher等运用一个简单例子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表1描述了两个假想工作群体的成员构成及各自的特征。

由表1可见，工作群体（1）和工作群体（2）均由A、B、C和D四位成员构成，各群体的全部人口统计特征都表现出相同的多样化程度，但是工作群体（1）明显存在断裂带。工作群体（1）中成员A和成员B在种族、性别、年龄以及职位上非常相似或相同，成员C和成员D亦是如此，而且A、B和C、D在相同的特征上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工作群体（1）中存在明显的断裂带将群体划分为分别由A、B和C、D组成的两个子群体。在工作群体（2）中虽然成员特征的类别以及各类别的人数与工作群体（1）相同，但是群体（2）中不具有各项特征都较为相似的成员，也就无法划分成为不同的子群体，因此很难形成断裂带。断裂带虽然存在于多样化的群体中，但是并不是所有多样化的群体内部都会产生断裂带。当团队多样化程度较高时，成员特征相互重叠的可能性较小，这种情况下比较不容易产生断层；当团队多样化程度处于中等水平时因为成员所具有的属性特征有限，特征重叠的可能性较大，更加容易产生断裂带。

Tuggle等首次将群体断裂带的概念应用到董事会情境中，研究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公司创业问题的影响。由于较强的断裂带需要董事会分配大量精力处理子群体间的冲突及沟通问题，所以如果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较强，董事会成员之间难以对公司创业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目前关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其对企业战略选择及价值创造的研究。比如，Kaczmarek等从权变视角考察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情境特征的调节作用。李小青和周建提出了董事会断裂带与董事会成员努力程度、决策冲突、信息共享的关系。周建和李小青与李小青和周建以大样本实证分析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与企业价值、企业创新战略以及企业战略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任务导向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价值以及企业战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企业创新战略会产生积极影响。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是由Tajfel等提出，该理论缘起于对群体间种族中心主义的研究。种族中心主义是指内群体偏好以及外群体歧视。这种群体间的态度与行为反映的是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客观利益，当群体目标出现不一致时群体之间就会出现竞争，产生群体间相互歧视、相互敌对的态度。Tajfel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即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该群体成员带给自己的情感和价值。社会认同是对社会群体的一种认同作用，是由属于同一社会类别的全体成员得出一种自我描述。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存在一种将自己分类到一个或多个群体中的潜在倾向，在群体成员资格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认同，通过所属群体的规范来界定自己的适当行为，同时个体会坚守与其他群体的边界。Tajfel等认为，人们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个体倾向于通过加入该群体获得积极的自我概念。这种积极的社会认同是在内群体以及相关外群体的不断比较中获得。群体之间的比较是群体成员获得积极认同的重要手段，个体会以积极的特征来标定自己所属的群体，同时以消极的特征来标定外群体。个体在群体比较中会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得在群体比较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并以此满足自尊需要。同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个体会主动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而将自己所属群体内的个体差异最小化。个体因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对自己有利的比较为内群体成员提供了较高的主观声望，伴随而来的是积极的社会认同，Tajfel等认为，这种满足内群体成全自尊或自我激励需要的社会认同是产生群体问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这种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地影响人们的知觉、态度以及行为。

董事会是由一些具有特殊背景、技能以及自身利益的个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互相协作的群体，董事会成员往往被认为是企业决策体系中的精英人员。虽然有学者将董事会成员作为同质的单一体进行研究，认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差别不大，但是大量的研究都已表明，董事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动态在群体环境中会变得更加复杂。董事会作为企业决策的核心，其成员在性别、年龄、任期、教育背景等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程度，根据相似吸引范式，董事会成员会寻找与自己特征相似的其他成员逐渐形成若干个子群体。基于董事会成员各种特征（例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的分类会激发社会比较过程，使群体成员产生组内和组外的意识，由此形成董事会群体断裂带。社会认同理论以及自我分类理论认为，不同子群体之间会发生社会比较，这种比较会使内群体成员产生“我们-他们”的分离，这种分离会使董事会成员产生内群体支持和外群体歧视这样的偏见，进而产生认知冲突和群体矛盾。当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较大时，董事会成员对于所属子群体的认同会更加强烈。甚至超过了对董事会作为一个决策整体的认同，子群体成员间认同差异的增大可能导致子群体之间的认知偏见更加严重。

Watson和Kumar关于不确定性条件下群体决策的研究表明，共享目标的达成以及决策责任的分散有助于决策群体做出高风险决策。Harioto等认为，如果决策群体可以通过信息交换以及群体内部的讨论形成被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共享目标，那么群体决策将更加偏向极端，群体成员也更加愿意尝试风险较高的决策。此外由于决策失败的责任由决策群体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因此，决策者倾向于选择高风险决策。当企业董事会内部的群体断裂带强度较弱时，不同子群体之间的社会比较弱化，董事之间不会发生强烈的冲突，信息的交流以及沟通讨论更加顺畅，如此董事会可以更加迅速地形成被普遍接受的共享目标。此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和谐有助于形成情感纽带，可以促进群体责任在个体之间的扩散，换言之决策失败的后果由董事会整体共同承担而不会由某个个体或者某个子群体来承担。因此，这样的董事会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与群体断裂带强度较弱的董事会相比，具有较强群体断裂带的董事会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沟通障碍以及子群体间的认知偏见，由于子群体之间的冲突更容易产生不信任、不理解的消极情感，因此，董事会内部很难形成一个可以被大多数成员普遍接受的共享目标。另外在这样的董事会中各个子群体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相比较、互相排斥的氛围，很难像群体断裂带较弱的董事会那样形成可以分散责任的情感纽带，为了避免承担决策失败的责任，董事会在最终决策上倾向于更加安全有所妥协的决策，因此，董事会内部存在较强的断裂带时，董事会所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更低。为此，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O：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负向影响，即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了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0-2015年间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由于根据Fau算子运用穷举法进行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计算时，宜选用董事会规模在7人以下的公司，而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规模应在5-19人之间，因此笔者使用董事会规模为5-7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了金融类和ST类上市公司。最终样本为440家上市公司共931个观测值。笔者所用数据来自于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的董事会成员信息根据巨潮网、和讯网进行手工补充。

2.变量测量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企业盈利波动性和股票收益波动性两种方法测量企业风险承担。由于企业盈利波动性作为一种财务性指标，会受到企业财务报表的约束与限制，其受操纵的可能性较大，而股票收益波动性可以规避这种问题，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因此也常用来作为企业风险承担的测量指标。因此，笔者借鉴Coles和Daniel的研究。采用股票收益波动性来测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年化股票日收益波动率标准差的对数值（Risk），计算公式为：

（1）

其中，ri，j，t为公司i在年度j内第t日的收益率，T为每个会计年度内的总日数。

笔者根据Thatcher等提出的Fau算子测量董事会断裂带强度（Fau）。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的方法，笔者选取董事会成员的年龄、性别、学历、任职期限以及法定来源作为计算基础。其中，董事会学历分为本科以下、本科、硕士以及博士，任职期限为董事从上任之初到统计截止时间在公司的任职时间，法定来源是指董事会成员是执行董事还是独立董事。具体计算公式为：

（2）

根据李文贵和余明桂、Nakano和Nguyen等的研究，笔者选择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Fsize），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erage），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能力（Growth），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率；股权集中度（CR_5），公司前5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企业上市年限（Age），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值。另外，笔者还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的影响，以虚拟变量加以度量。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表2给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间相关系数。从表2可以看出，样本企业的风险承担平均水平为负，表明我国多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普遍较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均值为02424，这反映出我国多数样本企业董事会内部存在着群体断裂带并且断裂带强度较高。从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Fau）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earson系数为-0249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前文假设的预测相符：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相对较小。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给出前文假设的回归结果。基准模型给出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变量（Fau）引入基准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变量（Fau）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前文研究假设一致。

群体断裂带强度是指以相同的方式将群体按照某种或多种特征进行划分形成子群体的程度，反映的是子群体内部同质性和子群体间异质性程度，是将群体划分为若干子群体的假想线的清晰程度。

自群体断裂带的概念提出以来，大多数学者仅关注了断裂带强度这一维度，近年来学者对断裂带的结构进行了补充，将应用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中的“距离”维度引进群体断裂带中，并对这两个维度的内涵与测量做出清晰的界定。Bezrukova等提出断裂带距离反映的是一个子群体在多大程度上有别于另一个子群体，它计算的是不同子群体质心之间的距离，测度的是由断裂带划分而成的不同子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例如，A群体中有两名25岁女性和两名50岁男性，B群体中有两名25岁女性和两名30岁男性。两个群体可以根据性别和年龄清晰地分为两个子群体，即断裂带强度相同，但是两个群体中子群体的差异化程度明显不同，A群体两个子群体年龄差距大于B群体中子群体的年龄差，因此A群体断裂带距离更大。为此，笔者进一步考察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对断裂带强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关系的影响。模型（2）将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与距离交叉项变量（Fau×Dis）引入回归模型。发现董事会群体断裂带强度与距离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负向调节了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关系，即董事会群体断裂带距离越大，群体断裂带强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越弱。

Thatcher等以及李小青和周建认为，董事会持股有利于增强董事会成员对于股东利益的认同，促进董事会成员跨越断裂带迅速地达成明确的共享目标，弱化由群体断裂带所引发的信息共享障碍、决策冲突等。为此，笔者进一步考察董事会持股对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模型（3）将群体断裂带强度与董事会持股交叉项（FauxBstock）引入回归模型，发现该交叉项回归系数为负，但未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说明董事会持股对群体断裂带强度与风险承担之间关系并无显著调节作用。得到这一实证结果其原因可能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持有股份相对较少，没有发挥出长期激励作用。另外，我国目前没有完全开放对于董事会持股的管制，相关法规的限制也抑制了股权激励效果。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9）

事实上，为了突破社会创业当前的研究困境，国外许多学者(RaymondJ.Jones，2011；CraigL.Mayberry，2011；Lumpkin，2010；MichaelH.Morris，2011)在借用创业研究领域中“创业导向”这一概念及其成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来开发社会创业的核心构念即“社会创业导向”及其前因后项的理论框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并预示着未来社会创业研究发展的动向。TimMazzarol(2011)理论上对“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创业组织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创业导向”的内在维度创新和超前行动对实现社会使命以及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创业组织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创业组织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社会创业组织强调合作和受多重利益者需求约束，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都难以兼容。G.T.Lumpkin(2010)利用输入-生产能力-输出框架，理论上探讨了与商业企业相区别的社会创业前因（包括社会使命/动机、机会识别、获取资源/资金和多重利益相关者）后果（包括社会价值创造、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和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与“创业导向”（包括创新、超前行动、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尽管“创业导向”自主、进攻性竞争和风险承担维度受前因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资源/资金有些程度影响，“创业导向”影响满足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获得可持续解决方案，但是“社会创业导向”与商业“创业导向”基本没有区别或者只有轻微的区别。为此，G.T.Lumpkin认为相关研究者可以好好利用已有的“创业导向”框架探讨社会创业的有关问题，而不必构建新的模式或理论，现有“创业导向”理论框架已为社会创业未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他认为由于以下原因，在社会创业的意义下，“创业导向”也必须做一些修正。首先，尽管创业导向大多数维度对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而言，其差异也许是小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也许是社会创业深入探讨的基础。例如，相对商业创业，社会创业受到的资源和机会约束是较大的，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发挥更大的创新性和主动性并实施超前行动，尤其面临要提供可持续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时更是如此。关于“风险承担”维度问题，社会创业呈现两难境地：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弊病，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像其组织一样，为了生存，其有必须规避风险，这也是由其创业资源约束大、可选择的可行机会少所致。另外，“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是与社会创业本质特征比较冲突的两个“创业导向”维度。对“进攻性竞争”维度而言，一方面，社会创业尽管不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但是为了生存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使命，开展生产与服务性活动并获取利润却是必须的，这必然与其他营利机构或非营利存在竞争甚至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创业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弱势群体的问题为根本使命，强调竞争以获取更多利润有可能会严重损害其公益性的本质和形象。由于社会创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和资源被约束，因此，强调合作多于竞争；对“自主性”维度而言，存在与“进攻性竞争”维度类似的窘境。一方面，社会创业者为解决艰巨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独立行动的勇气与行为，突破传统的制度和方法约束；另一方面，有许多事实证明，社会创业要解决大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的是合作，更多强调多元合作而不是自主决策与行动。由此可见，现有的“创业导向”维度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本质，尤其不能捕获社会创业的“合作”属性，为此，对其加以修订是必须的。其次，G.T.Lumpkin认为，只有当“创业导向”构念替代概念化的优缺点能被学者们清楚和完整地描述，并且替代的概念化合适时，“创业导向”的知识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将“创业导向”运用于社会创业的情境之中，对“创业导向”重新定义是有必要的，其不但要体现传统创业过程的一般属性，也要反映社会创业过程的独有性质。并且，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测量工具以反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之间“创业导向”定义的差异，也是必然的。最后，G.T.Lumpkin认为在考察修订“创业导向”概念、维度和测量方法时，要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创业导向”各维度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进攻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创业在短期内得到启动和运行。对于长期的社会价值创造而言，尽管经济价值的创造会受到冲击，但其合作更为重要；“风险承担“维度存在类似情形，所有创业在短期内都需要承担比较高的风险以得到启动或者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机构与资源的参与和介入以及社会价值不断创造，需要承担的风险就越来越小。TimMazzarol(2011)对G.T.Lumpkin在2011年第八届AGSE国际创业研究交流会上作的“关于创业导向能否运用于社会企业”的主题演讲进行了评论，他基本赞成G.T.Lumpkin的观点，认为“创业导向”基本上能被运用于社会企业，但“创业导向”五个维度能被应用的程度，有待商榷。具体原因如下：“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对于实现这个使命至关重要；“超前行动”与社会企业的角色也是保持一致的，因为社会企业有着多重利益相关者，因此，积极行动以多满足其各种需要是必须的。另外，“超前行动”对于满足社会企业创造持续的、实现其社会使命的解决方案也是重要的；但“风险承担”、“进攻性竞争”和“自主性”三个“创业导向”维度对社会企业的作用和商业企业的作用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企业的资源更多具有公益性质，例如，外部捐款、志愿者义务劳动等，因此社会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主要不是财政风险，更多是非财务风险，即信任和名声受损的风险；由于社会企业本质上要求合作以满足赞助者或捐赠者、志愿者和顾客等多重利益者的需要，因此社会企业管理层战略决策和行为的自主性是受到约束的，他们通常被要求与其他组织和团队一起工作才能实现其社会使命。MichaelH.Morris(2011)根据Austinetal(2006)对非营利组织创业的定义，即“嵌入社会目的创业活动”，对在非营利组织创业情境下，“创业导向”的概念及其维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非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尽管以实现社会使命为根本目的，但本质是与营利意义下的创业是一样的。因此，“创业导向”是一个捕获企业创业与保守姿势程度的构念，其涉及到企业高层领导支持关键的创业活动。“创业导向”维度被概念化是按照企业如何支持内部活动，而不是按照这些活动指向的目的。基于这个逻辑，MichaelH.Morris指出，学者们不必在原有“创业导向”维度之外，再设计一个侧重“社会目的”的维度。因此，非营利意义之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也许能借鉴（映射）营利意义下的“创业导向”维度。但由于非营利的创业行为与商业创业存在不同动机、过程和结果，因此，对传统的创业导向维度进行修订是必要的。MichaelH.Morris(2011)还认为在非营利创业的情境下，其“创业导向”中的“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维度的含义相对传统创业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设计次维度的替代概念化将能更准确地捕获非营利意义之下创业及其“创业导向”的本质含义。就“创新”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强化创新旨在核心使命的实现，或者通过提高效率，服务更多的个体，或者加强为这些个体所做之事；二是强化创新旨在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例如销售产品或者启动新项目，其可能与社会使命有直接关系或者无关；三是上述两方面兼而有之。就“超前行动”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如何实现社会目的方面实现变革；二是在具有类似使命的组织行动之前，在如何满足资金要求方面实施变革；三是就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实施变革。就“风险承担”维度而言，其应包括如下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组织社会影响的巨大损失；二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着巨大财源的损失；三是愿意采取行动，尽管面临非财务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巨大损失。另外，MichaelH.Morris(2011)还指出，尽管“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的次维度是为了捕获一个独特的概念空间并且次维度之间相互排斥。但他们还是期望各次维度之间存在关系，正如许多证据支持“创业导向”三个核心维度存在关系一样。为此，MichaelH.Morris对“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各自次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传统“创业导向”运用于非营利组织创业中的潜在不足，MichaelH.Morris还通过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两个维度区分出非营利组织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保守，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保守但商业创业，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创业但商业保守，第四种类型是社会与商业都创业。并且认为传统的“创业导向”概念最不能揭示第四种类型非营利组织创业的本质过程。因为基于传统“创业导向”的定义进行评估，不管某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中如何保守，只要其开展确保财务可持续或保持股东支持的创业活动，其“创业导向”水平是高的。但“创业导向”运用于第四种类型的非营利组织风险最小，第三种和第二种居中。RaymondJ.JonesIII(2011)在个体层面上，对“社会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tetal.(2002)的创业导向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以符合社会创业情境的特点要求，其包括创新、风险承担、超前行为三个维度。其样本采用具有创业意向的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包括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动的“创业导向”与社会财富创造之间具有正相关。CraigL.Mayberry(2011)在非营利组织的层面上，对“创业导向”与前因社会创业家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后果社会创业组织有效性（财务可持续、使命、成效、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MorrisandJoyce(1998)的创业导向量表，总题项13个，其中组织创新题项5个、超前行动题项4个和风险承担题项4个。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风格积极影响实现组织使命的能力，而交易型领导对组织有效性没有影响。“创业导向”对组织成功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组织实现使命和保持财务可持续的能力。Yoon-jooMa1(2012)在社会创业组织层面上，对创业导向（创新、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与市场导向和社会创业组织中的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美国和加拿大，107个社会创业组织作为样本，并运用PLS2.0andSPSS15.0统计进行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超前行动和风险承担对市场导向有积极影响而创新没有。社会创业组织的市场导向对改善其社会绩效例如公共绩效和就业创造有积极作用。另外，JayWeerawardena(2006)是最早对社会创业的内在维度进行探讨的作者。该作者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和9个社会创业案例，探索性地分析了创新、风险承担和超前行为对社会价值创造的积极影响，以及社会使命、可持续性和环境动态对社会创业的制约作用。总之，近三年，国外基于“社会创业导向”的社会创业法则网络理论框架以及实证研究迈出良好的一步，尤其学者们对“创业导向”能运用于社会企业或社会创业组织之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努力空间。目前，学者们对“社会创业导向”，无论是概念的还是操作化的定义，都没有清晰界定，仍然简单地采用创业导向的测量题项或做一些简单修正，样本量的选取没有对实施主体即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作适当的分开处理，可能影响“社会创业导向”效度测量。另外，选取的前因和后果变量是有限的，这些都是社会创业研究领域未来需要改进的。

创业风险的概念与特征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Logistics finance service is the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logistics and finance. As a component of logistics finance service marketing mix， logistics finance is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used by provider to satisfy customer demand. The product theory of marketing is necessary for efficient logistics finance operation， also required is intact understanding of logistics finance， analyse of influential， mastery of the methodogy for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 management.

Key words: logistics; logistics finance; product; marketing mix; financial services

1物流金融服务

1.1物流金融的概念与特征

物流金融是基于物流业务(包括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回收、信息等)而开展的金融服务，是物流服务和金融服务的创新集成，随着物流发展到供应链阶段，供应链金融的提法也逐渐为学者和从业人员接受。金融服务范围广泛，包括银行业务、保险、证券交易、资产管理、信用卡、外汇、贸易金融、风险投资等并且金融服务产品期限各异、复杂性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产品的认识理解程度不一。金融服务具有服务的无形性、同步性、异质性、易逝性等共同特征并拥有信托责任性、消费持续性、消费偶然性、风险性等金融服务独特性质[1]。物流金融服务作为金融服务的一个分支，主要为企业客户服务，除了具有以上金融服务的特征，还有依托物流业务、与客户关系的双重性的显著特征。

1.2物流金融服务产品的内容

营销组合是营销管理内容的一部分，在进行市场研究、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以后，营销组合是企业针对目标市场开展营销活动时管理人员可以控制的营销工具，通常包括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决策，即

4-Ps，传统上营销组合的目标集中在如何吸引新客户，现在客户保持问题也是其关注重点[2]。产品是营销组合的组成部分，是营销活动的基石，具体内容包括产品范围、特征、品牌、质量、包装、保证、条款与条件。客户通过消费产品获得需要的满足，对许多组织来说，产品是客户与组织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产品是建构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为企业带来收益，产品的战略层面考虑主要有产品组合、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市场定位，营销组合范畴的产品决策主要考虑产品开发、产品线、产品的特质、品牌建设等。

物流金融服务包括融资、结算、保险及相关信息服务，融资产品主要是为客户提供的各种信贷，典型的有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应付账款融资等各种资产支持借贷;结算服务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代收货款等中间业务;保险服务主要是货物运输保险、信用保险等;信息服务包括金融咨询、产品相关信息、供应链可视性信息服务等。我国近几年物流金融研究与实践涉及的金融产品主要有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货运保险，具体名称繁多，融通仓、物流银行、物资银行、物流金融、金融物流等等;物流金融行业的领先者——UPS资本提供的主要金融产品有:资产支持借贷、商业抵押贷款、长期商业贷款、设备租赁、循环限额信贷、应收账款管理服务、国际买方信贷(设备和存货贷款)、信用证、货到收款增强服务、信用保险、货运保险、柔性打包保险、商业信用卡等[3]。

2物流金融服务产品的概念

在有形产品领域由于包含了物质特征，产品的构成比较容易搞清楚，但是对物流金融服务而言情况就不是那么清楚，因为金融产品拥有效用特征和服务特征。效用特征是关于产品被购买的首要需要，如养老金可以在退休后提供收入。服务特征与延伸的营销组合7-Ps的流程要素多少有些相似，在养老金的例子中，服务特征可能包括通过呼叫中心获得全天候的信息和支持、通过互联网缴款等，有时这两种特征的界限会变得比较模糊。另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当第三方中介加入产品提供商的分销过程时服务特征所起的作用，此时通过为第三方中介提供一些帮助性、反应性的服务特征可以获得竞争优势，比如提供联系提供商和中介的信息技术系统。因此在提到物流金融服务的产品、产品管理和产品开发时必须确保同时考虑了效用特征和服务特征[4]。

物流金融服务的客户主要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物流金融服务需要可以分为以下六类[5]:

——资金划转、支付需要，如活期存款账户、ATM、付款卡等;

——资金收益的需要，如储蓄账户、单位信托、债券等;

——延期付款或提前消费的需要，如贷款、信用卡、抵押贷款等;

——风险管理的需要，如保险;

——信息需要，如产品信息、股价信息等;

——对咨询或专长的需要，如税务计划、投资计划、IPO建议、并购建议等。

提供物流金融服务的组织要集中力量开发可以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理解客户的需要与偏好，寻找使其产品服务更富吸引力并说服客户购买的有效方法。

营销学中的产品是围绕核心层的一系列层次构成的完整产品，如图1所示[6]，产品包括四个层次:

(1)核心层:核心层代表产品提供的基本需求，如存货融资的核心产品是提供贷款。在核心层次，市场上所有组织基本上相同，所有的活期存款账户都提供资金划转，所有信用卡都提供延迟支付的机会，所有的单位信托都提供投资机会。

(2)有形产品:第二层通常称为有形产品，在这一层组织通过添加特定的特征、设备、品牌等使产品容易识别。不同组织的产品在这一层会有一些差别，尽管在客户眼里并不明显，这也意味在这一层使产品与众不同是很困难的。

(3)扩大产品:第三层称作扩大产品，通常指组织赋予产品使之与竞争者相区分的特征，如提供给铂金信用卡持有者的积分奖励等特殊客户服务。在这一层组织试图通过提供竞争者没有提供的、对客户有吸引力的特征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鉴于物流金融服务产品特征的易抄袭性，差别性的塑造在这一层也是很困难的。

(4)潜在产品:最后一层是潜在产品，指那些非常新颖或尚未可得的、但有潜在可能添加到产品中使之与众不同的特征。

基于这种关于产品的思维，营销经理必须理解产品提供的核心利益和客户的需求，识别客户期望的产品可以提供的有形元素，识别能够作为差异化产品基础的扩大产品特征，监控能够提供潜在未来特征的一些进展。

3物流金融服务产品策略影响因素

提供物流金融服务的组织寻求开发出能够满足部分或所有客户群的部分或所有物流金融服务需求，一些采取市场专业化战略，组织集中力量服务一部分客户;一些组织采取产品专业化战略，集中于满足一部分需求;还有一少部分组织，实力雄厚、经验丰富，试图服务大部分客户和大部分需求。为了满足选定客户的选定需求需要一定范围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大类别的产品线数目称为产品范围，每一个产品类别或产品线包括一定数量的相关产品，这种产品的数量决定产品线的长度。既有产品线管理和产品范围管理构成产品管理的内容。影响产品管理过程的因素包括[7]:

(1)客户:客户需要、要求和期望是影响产品管理的主要因素。开展物流金融业务，营销经理必须关注客户的目标和战略，了解客户运作的环境以识别可能的金融需要。

(2)竞争者:对竞争者的经常性的监测是产品经理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因为竞争者的产品范围和产品特征的改变可能意味着竞争模式的变化，同时模仿物流金融服务产品比较容易，监测竞争者在做什么是新产品构想的一个主要来源。

(3)外部环境:营销管理人员必须清楚环境变化趋势以便识别新的机会和威胁，一些重大的技术进步、政治变动、经济波动都会对产品管理产生影响。技术对金融组织的运作具有重要影响，从客户数据库到业务部门职员的支持，到通过自动取款机和网上银行服务。

(4)内部因素:内部因素决定组织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为了做出好的产品决策，管理人员必须清楚了解组织的资源，组织的优势、缺点以确定应对环境的机会和威胁的对策。

对以上因素的分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程，营销经理必须对这些了如指掌并考虑面对变化应采取的措施。

4物流金融服务现有产品线管理

现有产品线管理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产品属性决策，第二是产品线管理，特别是产品改良和产品线长度改进。

产品属性包括特征、品牌名称、质量等，用来创造一个有形或扩大产品。普通服务产品需要通过添加不同特征以开发出有形或扩大产品形式，提供构成特定产品一部分的特征是差异化服务的一种方法。质量被认为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种产品特征，这里是指一个产品完成预定任务的能力，物流金融服务质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客户可以从结果质量和过程质量两方面进行评价，结果质量是物流金融服务产品的实际绩效，过程质量是关于服务交付的方式，如组织员工服务客户的举止，解决客户问题的反应速度等。

产品属性确定之后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产品改良和产品发展，产品改良是对产品属性作变动使其在市场上更有吸引力;产品发展是在现有产品基础上创造新的变种，典型的情况是产品线延伸或产品扩散。物流金融服务产品改良致力于改善现有产品的绩效，这可能意味着使服务更易于使用、改善服务质量或改善交付系统。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客户期望的增高，产品改良对于寻求保持或扩张客户基础的组织越来越重要。显而易见，如果对处在生命周期的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一个产品增加支出是要冒风险的，同时，试图开发全新产品也是如此，因此对现有产品进行改良非常有吸引力。产品线延伸或产品扩散包括为现有产品线添加新服务，是在组织比较熟悉的市场进行新产品开发的一种形式，风险相对较低，但必须考虑市场容量和客户需求[8]。

物流金融服务产品范围包括资产业务、中间业务、保险业务、信息服务等产品线，每个产品线各自包括若干个产品项目，提供商应考虑客户的实际需求及自身因素选择合适的产品组合。国内组织物流金融服务组合核心要素多为资产业务中的存货融资和保险业务中的货运保险，而像UPS资本这样的金融提供商产品范围广泛，如UPS资本的解决方案按照客户企业的需要分为六类:小企业贷款、货到收款增强服务、保险解决方案、商业金融、信用卡服务、全球供应链金融，每一类又分别包括若干产品项目，如保险解决方案包括柔性打包保险、货运保险、信用保险、小企业保险等，商业金融包括资产支持信贷、设备租赁等。

5物流金融服务新产品开发

开发新产品是产品管理的重要内容，可以确保产品范围与时俱进、创新性并满足变化的客户需要。物流金融服务对国内企业是新鲜事物，新产品开发更具特殊意义。新产品包括以下类型:全新产品;新产品线;现有产品改良等。全新产品，对市场和组织来说都是新的，全新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收益潜力但需要更多的投入和使用各种新技术，风险较大。政府是物流金融服务行业全新产品开发的主要来源，对产品政策的许多方面施加影响。新产品线，对市场不是全新产品但对组织是全新产品，有时也被叫做“我也是”(me too)产品。因为市场上已经有类似产品，收益潜力可能较低，但进入一个组织比较熟悉的市场难度更低、风险较小。在物流金融服务行业新产品线形式是常用的新产品开发方式，尤其是金融管制的变化减少了组织经营范围的限制。

无论采用哪一种新产品开发形式，运作一个结构化的规范的新产品开发过程是必要的，如图2所示，新产品开发过程有八个步骤[9]:

(1)新产品战略。新产品战略以企业战略和营销战略为指导，识别新产品要满足的战略需求，并做好技术与营销、新产品优势的水平和性质、期望的协同水平、风险接受等要素的平衡工作。一个清晰的战略对确保参与各方理解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性和组织希望达到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2)创意产生。创意可能来自于组织的内部和外部，内部来源有专业化的新产品团队、雇员反馈和建议;外部来源有客户反馈、市场研究、专业新产品开发机构、供应商、模仿竞争者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产生新产品创意，在投放的物流金融服务产品中，许多创新是基于新技术开发出来的。对于以物流企业为主导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务，早期的新产品创意更多来自于对客户需求的理解，物流业务客户在运作中产生相关金融需求又难以从社会上金融机构现有产品中获得满足。模仿竞争者也是一个有效的创意来源。

(3)创意筛选。创意产生阶段形成的许多创意必须仔细筛选检查，筛选检查应考虑的问题有:创意是否与组织的战略和能力相符合，创意对目标细分市场是否有足够吸引力，创意在成本与利润方面是否可行等。筛选过程经常要经过几个阶段，起初按照单一指标对所有创意进行筛选，去除那些明显不具吸引力的创意;然后对余下的创意从运作、财务可行性等方面进行更加细致全面的审查。

(4)概念开发与测试。通过筛选的创意转化为更加清晰具体的产品概念，测试这些概念首先要考虑企业能力和满足客户期望等方面，从创意开发出概念要求考虑创意的内容和形式。从组织内部来说，开发团队需要知晓哪些概念与组织当前设施设备相一致，是否需要新的投入，哪一种方案对客户更有吸引力等。

(5)商业分析。经过测试的概念需要转化为组织的业务建议，描述概念的吸引力和成功的概率，考虑人力资源、客户反应、营销和技术研究等要求，估计成本和销售以及预测利润等。

(6)产品开发与测试。这是开发出产品样品的阶段，开发出产品后评估功能特性实现情况，进行潜在客户测试评估产品整体印象。

(7)试销。试销是对客户的小范围营销，此前的创意、概念和产品测试都是一种人工环境下的测试，重点在产品方面，营销组合其他要素及竞争者的可能反应并不在测试范围之内。本阶段，要在产品说服力、广告、销售促进、分销商激励、公共关系等产品投放市场相关活动上测试产品的吸引力。试销的缺点是等于在提醒竞争对手即将推出的新产品，物流金融服务行业的相当部分新产品是以模仿的方式引入的，减少这种可能被竞争对手利用的预告是很重要的。由于许多物流金融服务的不可分离性，试销可以采用有限的促销来全面介绍新产品，从而限制产品的初始需求和受关注度，这样就有时间进行产品测试，准备正式投放市场。

(8)投放市场。市场测试达到要求即可以选择正式投放市场的时机、投放的地点以及支持投放的具体营销策略。

有效的新产品开发有利于保持组织的竞争地位，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以下活动对新产品开发的成功至关重要:保持与外部环境的经常性接触以识别市场特征和客户需求的变化;鼓励接受创新创意的组织文化;运用柔性管理方法以激励新产品开发过程;识别那些对新产品开发过程负具体责任的人;创造一个支持性环境;确保总公司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与投入;确保与组织内外的有效沟通;选择一个与组织本身相称的产品;开发销售优势;确保产品质量;运用市场知识和客户理解[10]。

6物流金融服务产品淘汰

产品通常也是有寿命的，当一种产品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和组织的目标时要考虑进行改良或淘汰，淘汰又可以分为完全淘汰和部分淘汰。可以改良一种产品以满足市场需要，或将现有产品从客户那里收回，或停止发展新客户并继续维持对现有客户的服务，或淘汰产品中那些不重要的要素和合并相似或重复产品。

7物流金融服务品牌建设

品牌创造在物质产品营销领域获得长足发展，现在在金融领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品牌提供了一种在竞争市场上创造清晰形象的手段。品牌并不仅仅是创造一个难忘的名字，有效的品牌建设致力于建立客户和产品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沟通质量信息的手段，使产品区别于竞争者，促进客户忠诚。对物流金融服务提供商来说，强有力的品牌也是开发新市场、推出新产品的有力武器。在物流金融服务部门，客户心目中组织的形象是可以获得的最重要的一种品牌，许多金融产品通过供应商的名字被识别，具体产品品牌开发时很典型的是结合企业和产品的名字。在品牌创造时企业名称异常重要是因为在市场上相对而言较高程度的认可以及利用企业整体声誉的潜力。国内物流金融服务品牌有深圳发展银行的“供应链金融”、交通银行的“融资快线”等。UPS资本的品牌建设更是借助UPS的品牌效应，把UPS的企业名称和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务产品名称相结合，彰显UPS卓越的物流与供应链能力对金融业务的支撑、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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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ter Mudie， Angela Pirrie. Services Marketing Management[M]. Third Edition. Elsevier， Oxford， 2006:47-63.

[3]UPS Capital. Corporate Fact Sheet[EB/OL]. Atlanta: UPS Capital./upscapital.com/about/factsheet.html.

[4]Christine T. Ennew， Nigel Waite.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ing: 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Principles and Practice[M].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7:188.

[5]Christine T. Ennew， Nigel Waite. Financial Services Marketing: A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Principles and Practice[M].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7:189.

[6] 徐晟. 金融企业营销理论与实务[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7-49.

[7] 蒂娜·哈里森(英). 物流金融服务营销[M]. 柯江华，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