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特点篇（1）

【摘 要】语言是人与人、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语言的魅力、语言的艺术、语言的力量、语言的重要性都在电视访谈性节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语言是访谈类节目的精髓，呈现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主持语言主要包含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主持人在用语言掌控节目节奏的基础上，还要使主持语言准确、幽默、有感染力；既要达到用真挚坦诚的心境与嘉宾进行心灵沟通交流的目的，还要体现出策划电视访谈类节目的意义所在。这是电视访谈类节目对主持人的要求，归根结底是对主持语言的要求。电视访谈类节目种类多样，这就更为细致地规范了主持人的主持语言。如果将访谈类节目看作一个大圆，那么不同风格的访谈类节目可以看作是包含于其中的椭圆或小圆，在共性中蕴含着个性。因此，电视访谈节目可以传达更为丰富的信息资讯，满足受众的不同需求，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关键词】访谈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6-0255-02一、节目主持人需具备的主持语言特性要研究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不得不谈及访谈类节目。电视访谈节目作为一种节目样式，最早是在美国出现。英文名为talk show，也叫做“脱口秀”。访谈类节目讲究脱口而出、即兴发挥。因为其形式自然轻松、媒体容量大，以及主持人和嘉宾脱口而出的语言自然而又具有真实性，所以谈话节目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节目类型。谈话节目也由于其即兴谈话的不可预知性，对主持人的临场语言要求较高，所以主持人不仅要具有思维上的逻辑性、话语上的灵活性，还需具有节目制作上的目的性。（一）逻辑性访谈性节目，顾名思义要突出“访”和“谈”的意义，而这两个字的首要条件源于主持人对访谈话题的独立思考，只有主持人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对访问的对象有了足够了解后，才能与嘉宾进一步地进行语言上的沟通，主持人思想的成熟程度反映在语言的表达中，才会使语言变得更有魅力、富有含金量。我 的个人看法是在访谈节目中主持人要以恰当的话语起承转合，这就需要主持人表达出来的语言要简洁、清晰、具有条理性，使讨论顺畅地进行。（二）灵活性主持人在与访问对象进行沟通交流时，语言的灵活运用显得尤为重要。有艺术感、充满魅力的语言往往能使具有棱角的话题平常化，易于嘉宾接受、侃侃而谈，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节目的完美程度。无论是娱乐性质的访谈节目还是新闻性质的访谈节目，主持人都要注意聆听，然后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灵活地运用组织语言调动嘉宾的兴趣和热情。语言的灵活运用是主持人智慧的体现，是主持语言最精彩的一环。二、不同风貌访谈类节目的主持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媒体也在与时俱进。不同访谈类节目的种类也是争奇斗艳、各具特色。专题对象类的访谈节目向受众传递来自于世界的声音，也印证了电视是媒体重要的传播手段、传播力量，为受众呈现出一个缤纷的世界。时事新闻性访谈节目便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高时效性的访谈为受众提供了时事资讯，使之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综艺娱乐性访谈节目则是主食后的一道甜点，点缀生活的同时，成为电视传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一）构成专题对象类访谈节目的主持语言特性1.内涵思想性――丰富的知识储备主持人作为节目的核心，其言行势必受到高度的关注。因其访谈类型的高端化，对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的主持人的知识量要求也就相对高些。在大方向上，要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一定的涉及，并对其访问领域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这对主持人的职业素养提出了高标准，甚至要做到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只有主持人的知识覆盖含量达到的相当的程度，才能和专业领域的嘉宾进行对话，才能引导嘉宾侃侃而谈。 2.通俗性――迎合受众我认为这是专题对象类节目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由于专题对象类谈话节目的高端性，与娱乐访谈性节目相比会有一定的距离感，这是一种相对正常的现象。毕竟涉及的话题是一些专业性较高的领域和人物，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交圈有一定的隔阂。但主持人的工作正是用自己正确的理解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话题平民化，易于受众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通俗化，反而是一种挑战。如果将访谈对象比作一本书，那么主持人就要把这本书读厚，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再消化吸收，把书化为自己的一个部分，让它变薄。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后，用通俗的语言讲述高端的话题，让主持语言通俗化，便于使受众接受，这才是主持人语言的魅力所在。（二）构成时事政治新闻类访谈节目的主持语言特性1.中立性――避免主观色彩时事政治新闻类的访谈节目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会牵扯到政治问题，这就需要主持人在具有一定主持能力的基础上，同时具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即尊重并遵守新闻的真实客观性，坚持个人情感与新闻立场相一致，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与播音员不同的是，主持人对于语言的掌握程度更难拿捏，主持人要自己控制说什么、怎么说，不能因为个人的经历和得失借助大众传播来制造舆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要高度警惕话语的中立性，不将个人的主观情绪带入节目主持中。主持人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面对政治、面对新闻时应秉持严肃的态度，做到言行一致。2.深刻性――闻后耐人寻味新闻节目的传播除了给受众传递一定的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主持人话语的深刻性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用有一定力量的语言传递新闻的价值、唤醒受众的认识、呼吁社会的和谐，让受众有意识地接受新的思想、正确的方向，从而传递积极的能量，这正是舆论应有的职能、传媒应具备的力量。主持人通过语言的感染力让正能量传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引起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主持人语言的深刻性就是与受众心灵沟通的桥梁，连接着思想、承载着行为。三、结语随着电视传媒业的发展，电视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主持人作为节目的核心和中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各个行业都想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站住脚跟，必须不断发展自己，传媒电视也一样更需要创新、走在时代的前沿。只有抓住最根本的环节才会勇往直前，而最根本的环节就是主持人能力素养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对社会的认知度也在不断地提高，媒体人应将自己培养成不可复制的专业人才。怎样才能给予受众正确的舆论导向、怎样才能传递更多的正能量，这些都应是节目主持人应该深思的问题。一个人的精神领域有多深，那么他的语言表达就有多深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挖掘人内心深处、触及精神领域的话题。可见主持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善于感悟生活，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品味中听到他内心的声音。善于思考、善于领悟才能化思想为语言，表达心灵的声音。正像白岩松说的，对于现在的人而言，内心的平静是一件奢侈品，人们的心变得浮躁不安，而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平常心面对生活。由此可见，主持人应注重精神层面的改变，才能迎合传媒的发展，侧重独特视角、个性化。如果将电视节目的制作看成一场百米接力赛，那么之前的采编是铺垫工作，主持人则是接力赛中的重要一棒，怎样使节目赢在终点，主持人在让自己加足马力的同时，应多思考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技巧展现自己，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跑”得最快的方法，不断向前，最终赢得比赛。参考文献：[1]王群，曹可凡.新闻爱好者[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2]蔡帼芬.明星主持与名牌节目[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3]白岩松.幸福在哪里[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人类语言特点篇（2）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42-02

威廉·冯·洪堡特（wi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是19世纪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最深刻、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身处历史比较语言学占主流的时代，但他并未受其影响，而是致力于探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思维、语言结构类型分类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普通语言学创始人的地位。

洪堡特一生写了大量关于语言学方面的作品，而其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作为《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导论出版的。在《导论》里，洪堡特详尽阐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被后人誉为“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巨著”“语言哲学的教科书”。这里我们只就他的主要学说做以简要分析。

一、语言的本质

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连续的创造活动。他说：“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它的实在定义只能是一种生成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语言就是诸多的言语活动的综合投影，语言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或者生成能力，这种创造能力是我们人类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反映，是普遍的，正是这种能力，使说话者能够无限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语言手段。

正因为语言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洪堡特认为语言中没有什么静止的东西，若想真正了解语言的特点，就必须依靠一系列的言语活动。

洪堡特在承认语言创造能力普遍性的同时，也认为语言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基于此，他提出了“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概念。语言形式是全人类共同的，它潜存在人类心灵之中；内部语言形式是语言底层起整理和划分经验内容作用的语言要素，它是全人类同一的语言形式形成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语言的根本要求，是某一语言所特有的。

在洪堡特看来，语言就是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辩证统一，以至于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

二、语言与民族

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都值得研究）的影响，洪堡特提出“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语言”的观点，民族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民族精神。

他把语言分为人类语言和民族语言，人类语言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民族语言则与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相联系，二者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与洪堡特关于语言本质论中语言形式与内部语言形式辩证统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语言与思维

洪堡特认为：语言之所以不同，民族之所以不同，都是由人类精神在自我展示时所运用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正因为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所以从二者的关系上来看，思维毫无疑问要决定着语言，思维是语言的基础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洪氏提出了“语言从思维出发，再反作用于思维”的观点，在人、世界、语言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居于中间，起着媒介的作用，人要想认识并最终掌握外在世界就得依靠自己所创造的语言，因为不论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评价还是认识都得靠语言来记录，同时语言本身又有着自己独有的一套系统和内在规律，所以语言就逐渐成了一种完全可以独立的力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来自于人类，同时又影响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思维和活动，但是二者的关系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人类的精神或者叫思维。

四、语言的分类

洪堡特在语言学界的名声，主要在于他的语言结构类型论，他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语言，它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结构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应该依据语言结构类型的不同来给语言分类，而结构类型的不同又主要体现在词的语法形态的不同，所以洪氏把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其中“粘着语”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由洪堡特提出来的。

此外，关于语言的分类，洪堡特还根据语法关系如何来表现提出了另一种分法：一类语言它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性变化来体现的，比如梵语；一类语言它的每一个单词都会体现着它的语法关系，像印第安语。

对于这几种语言类型，洪堡特并不是都认可的，他只承认其中的两类比较极端的：即纯粹的孤立语和高度发达的屈折语，同时他把汉语和梵语作为其中的典型，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语言，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依次排列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阶梯。

洪堡特的这种语言分类法和之前的分类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把语言的不同类型看做演变次序中的不同阶段，即把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看做是一种演变的顺序，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精神向着充分实现人类语言的潜在可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的一种过程。

但同时洪堡特又否认“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的阐述，并且表态说那种“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之间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错误的。他认为语言和人类是同时产生的，语言的不同类型只是思维形式的不同造成的，所有他所说的语言的连续阶梯，只是语言结构类型的阶梯，而不是各种语言间历史发展的阶梯。

在对语言类型阶梯的认识基础上，洪堡特又提出了语言是有优劣之分的观点。他虽然主张每一种语言都是言语活动的自然赋性的外在体现，所以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语言都不应遭到指责和鄙视，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作为精神活动工具的语言还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虽然他并没有否认最早语言，比如古汉语有某些特殊的优点（如说古汉语没有形式上的语法区别，抛弃了一切无用的附属装置，从而使句子跟思维的简单明确的顺序密切对应），但最终还是认为以梵语为代表的屈折语是最发展、最先进的语言，而所有其他的语言，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从而判断它们的优劣程度。

综合来看，洪堡特从结构特点入手来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研究，对后来的类型研究的确有着启发和推动的作用，但是他的那种语言优劣的观点却是极端错误的，也因此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批评。

以上就是对洪堡特语言学说的主要内容做的简要分析，但是他的语言观并没有立刻发生影响力，直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才开始注意到他的研究成果：比如多佛评价洪堡特“对语言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施坦塔尔认为洪氏通过研究语言而“深刻地接触到了人的本质”，尽管他没有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但“指明并开辟了通向该目标的道路”。

如上所述，尽管洪堡特的学说，尤其是语言类型优劣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学说在很多方面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他的语言学说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史领域中的一个专门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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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特点篇（3）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　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　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　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　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

4　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　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 & 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 & 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中国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　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　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 & Kaufman 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 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中国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中国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　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中国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中国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中国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人类语言特点篇（4）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9-0041-02

洪堡特的语言学研究被认为是人类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但更倾向于人类语言学。人类学及人类语言学的最终目的是关怀人类和文化，然而最终的指向，却存在差异。一种思路是通过研究不同种族的人类及其文化，最终达到文化的大同，消解差别；而另一种思路，则是洪堡特所秉承的，承认并重视文化多样性，“研究人类种族的特性，特别是民族性”。（姚小平，2005）这种思路一般被称为文化相对论，引用到语言学领域，即被称为“语言相对论”。然而，针对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存在着理解上的分异，其中一种直接导向了“语言优劣论”，这种观点主要是在之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发展中体现。

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代表人物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尔夫所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主要是针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设，认为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于语言，即语言决定思维。沃尔夫还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不同，体验与其语言背景有关，即语言相对论。进而有这样的理解：“根本没有真正的翻译，学习者也不可能学会另一种文化区的语言，除非他抛弃了自己的思维模式，并习得说目的语的本族语者的思维模式。”

结合洪堡特的语言结构序列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一般认为语言与思维与精神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语言的序列即等同思维和精神活动的序列，这样看来，拥有较高级语言的族群精神和思维优于拥有较低级语言的族群。这样的观点形成诸多逻辑悖论。

首先从洪堡特的观点入手。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和所谓的“语言优劣论”与其语言世界观的概念紧密联系，这三个方面将作统一论述。首先，洪堡特的语言等级序列是针对语言结构的纯正性而言的，而语言结构本身并不等同于语言。从其《论人类语言的结构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对汉语、梵语、卡维语、墨西哥语的论述上可知。在对汉语的论述中，洪堡特强调，汉民族拥有特殊的精神力量，能够理解汉语这种不基于词类屈折变化，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来完成意义组合的语言。“（对比梵语来看）似乎应该把汉语视为最远离语言发展的自然要求的语言，最不完善的语言……但汉语本身作为一种发挥激励作用的辅助手段，极大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首先，无可置疑的是，汉语具有高度的结构一致性。所有其他缺乏屈折变化的语言或多或少都有屈折的倾向，不过总是中途而止，没有达到发展成为屈折语的目标。汉语则不同，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构原则。其次，汉语无须借助有意义的语音，就能把握一切形式的东西，它所使用的手段使它能够严格地遵循和系统地整理种种不同的形式关系。此外，汉语听起来只包含具有实体意义的语音，而形式关系的表达仅仅依赖于语音的位置和排序，因此，对于精神来说，实体意义与形式意义关系的区别也就更加一目了然。”汉语的可以使用非但没有证明汉民族的精神与思维处在底层，相反证明了汉语存在一种另辟蹊径的理解途径，而汉语使用者本身拥有一种基于“意合”的理解能力。

同时，语言和文化不具有正相关性。可以认为，精神力量和语言的产物近似等同于文化，而文化本身却并不和语言的等级序列具有正向相关性。《论差异》一书中指出，使用卡维语的爪哇岛部分马来民族接受印度文化影响，然而即便这样，其依旧保持自己的宗教语言――卡维语；南美受印加文化影响极深，然而共同秘鲁语却并没有被推广应用，反而拥有较为低级文化的墨西哥语应用范围更广，且认同程度更高。

第三，语言与文化的进步不依据历史发展顺序的先后，主要以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为例。印度文化的诸多高级哲学词汇均产生于古代印度，而希腊文化亦是如此。“自亚历山大王起，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由于军事征服而传播开来，以后，希腊人又沦为被征服者，于是其语言和文学与统治世界的胜利者即罗马人的语言和文学混合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希腊语言和文学虽然仍不乏名人大家、是个天才，但其生命的原则已经死亡。由这一原则独有的力量所进行的生动的创造也随之熄灭了。”（姚小平，1999：239）

可以说，族群的世界观是以语言为载体的世界观，而这个所谓的“语言世界观”实际上是与族群的发展和文化的时间性流传相悖的。同时，从另外一个变与不变的要素考虑，同样可以得出一条具有悖逆性的结论，该结论亦可验证洪堡特论述中的语言与语言结构不是具有同一性的存在。语言与精神力量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精神力量是一个族群的内部品质和惯习性的思维与行为传承，然而语言却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力量的发展并不同步。古典哲学与自然的词语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哲理性，这些词语诞生的时间距今较远。而随着语言自身的流变和文化的融合，语言的结构悄然发生着变化，诸如语言屈折与否与屈折变化的程度，连同历时上的词汇与词汇构成，均发生着变化。可以说，屈折语是洪堡特认为较高级的语言，而洪堡特也同样认为元初的哲学语言等是人类思维的结晶，这样就存在了一个矛盾，即具有较优秀结构的语言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级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民族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衡量的因素。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常被当做“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支持论点，甚至被认为其理论来源，然而，二者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萨丕尔与沃尔夫在认定语言和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同时，分别将语言和精神表层化了。在其认知中，语言即表层的句法结构，精神即等同于思维。可以说，句法结构与思维的联系远远不是洪堡特论述的核心内容，句法结构不等同于语言结构，思维也不等同于人类精神力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只是一种假定的强关系和对这种强关系的再加强，最终否定翻译和第二语言习得。或者说，萨丕尔与沃尔夫即便同样作为人文主义语言学者，其与洪堡特的目的和关怀是不同的。萨丕尔与沃尔夫所秉承的是美国式人类学的思维传统，而洪堡特所秉承的是康德式的理性思辨传统，二者形而下思维与形而上的思维冲突使其理论并不能互见。

同时，洪堡特的视野中，语言结构仅仅是作为衡量民族精神力量与人类精神力量的一个方面而存在的。洪堡特在以语言结构作为衡量标准的同时，选择将偏离标准形式的语言及对其的评判悬置，未强制将其纳入比对序列，从而使其具有人类学性质的语言学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并在严格的范畴中实践着亚里士多德古典逻辑学与康德哲学的核心及思维方式的统一。洪堡特在将语言的结构特征界定为是否缺乏表示关系的标记、是否努力创制这种标记、是否拥有一种辅助手段可以把在言语中应作为句子出现的结构用一个词的形式表达出来（姚小平，1999：194），然而在现实的语言研究中，其又认为，“有的语言虽然从某些方面看算不上是十分适合于思维的工具，但也可以形成具体的优点”。诸如古代汉语排除语法的概念相连，以及马来语的词组、闪语的元音交替、巴斯克语的构词等，洪堡特认为，“不论人类精神朝哪个单一的方向行进，它始终能够孕生出某种伟大的果实而这种果实本身又会对精神施予有益的、激励进步的影响。”（姚小平，1999：195）即便在后文中洪堡特论证依旧要秉承一定的原则对语言结构的纯正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但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这种基本观点与立场依旧是其有别于萨丕尔和沃尔夫的根本差异。

上文已论述，洪堡特的人类语言学基本原则――研究人类种族的特性，特别是民族性，并将这种比较纳入上述三个范畴。然而，即便现今可证明，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均与其思想存在相同点或借鉴性，其立足点却是被最大程度地忽略了。以当今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理论体系建立为例，汉语作为“高度偏离标准形式”的语言之一，不符合上文洪堡特的三个标准，更确切地讲，汉语本身不是形态语言，且不存在绝对的语法。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高度的语法化与结构性思维大行其道，对汉语语句的成分划分词类界定将汉语变成了某种具有形态语言的语法却不具有形态语言的屈折变化的存在，语法缺乏基本标志，精神力量的“意合”成分被降低到最小限度，从而将人为的理性加诸在具有高度诗性的汉语之上，将句法结构与成分划分作为重中之重，而语义的问题被最大限度地悬置了。

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本不需要借助西方形态语言的研究范式，屈折语的语法和词形研究与汉语作为孤立语的本质存在极大程度的不相融合之处。洪堡特自身所提出的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复综语分析范式也只是提供一种分析的思路，其所谓的语言相对论和后人演绎的语言优劣论抑或民族优劣论本身是将洪堡特的相对观点放大，强调等级和差异的对应，而否定差异的自在性与等级的人为性。或者照应上文来说，差异是经验性的外在表现，既然精神力量连同普遍语言本身是先验的范畴，或者具有先验性，那么便不必对经验的事物作强制的先验划分，这种划分既存在缺乏实证性的弊端，同时又违反了洪堡特作为人类语言学研究者尊重文化差异、反对文化大同的初衷与意旨，是人文主义语言学的极端走向和对人类语言学本质的误读。

【参考文献】

[1]（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高一虹（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孟宏党.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欧洲渊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7）.

[4]潘文国.重建西方对比语言学史――洪堡特和沃尔夫对开创对比语言学的贡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5]钱军.认识洪堡特――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读后[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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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谢少万.语言中的人类精神与民族精神――对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的再认识[J].广西社会科学，2008（2）.

人类语言特点篇（5）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 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a crossing subject. It emerges and develop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y. West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goes through several periods, such as field-work,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an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a wide ba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subject. Meanwhile, it holds important meanings to protect the diversif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make different language ethnic group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 make language ethnic groups dialogue harmoniously.

Key words: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ul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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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特点篇（6）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85-04

双语和语言转用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少语言学家都针对此现象发表过论文，出版过专著，对于双语的类型也有大量的分析和研究。但对于何种双语类型更容易导致语言转用、导致转用的原因何在等问题并没有学者作过深入探讨。本文旨在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以便进一步认识双语和语言转用的特点和演变规律。

一、研究回顾

双语的类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类。老一辈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戴庆厦将双语类型划分为民兼汉型、民兼民型、汉兼民型和多语型四种。[1]孙宏开在此基础上，又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上把双语的类型划分为双语熟练型、母语熟练型和第二语言熟练型。[2]马学良和戴庆厦两位语言学家对双语类型的划分主要从民族关系这个角度着眼，认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的类型是由我国的民族分布以及民族历史发展关系决定的。孙宏开先生则第一次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对双语类型进行了划分；近年来一批中青年语言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双语类型作了进一步划分。丁石庆主要从双语的分布范围、使用时间、使用功能以及双语人掌握的语言种类等方面对双语类型作了细致的分类和描写。[3]袁焱则从语言获得的顺序和语言获得的途径等方面对双语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将双语划分为共同语兼用型、区域语兼用型、族内语兼用型和外语兼用型的分法较为新颖。[4]（P101～105）李锦芳更注重对双语的转换类型进行分类，细分了双语转换的七种类型。[5]丁石庆、袁焱、李锦芳三位学者对双语类型的分类角度各有侧重与不同。丁石庆主要侧重于从人口统计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双语类型进行划分，袁焱主要侧重于语言学和语言接触学的角度对双语类型进行分类，李锦芳则特别强调双语转换的类型。

以上各位学者对双语类型划分已经很详尽，但都没有明确提出双语类型与语言转用的直接关系等问题，没有深入解释分析哪些双语类型会导致语言转用，以及导致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的成因及特点。

二、引发语言转用需考虑的因素

语言转用是由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起作用而发生的，不同的地区、人种和民族，导致语言转用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今天，引发不同民族语言转用的因素中总有那么几个因素的作用较其他因素显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些不同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民族关系因素

民族关系决定语言关系，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常常保持着很强的一致性。民族关系的好坏是语言关系是否和谐的基础。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民族关系有过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阶段，也有过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主流的阶段。在此期间，民族之间的语言有过兼用、有过融合；有过兼用语转型，有过母语消失；有过“夷变于夏者”的汉化，有过“夏变于夷者”的夷化。民族语言以及使用有过多次、多种、各自的选择。历史走到今天，民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语言的使用也有了新的选择。“从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6]现如今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阶段，汉语的语言兼用范围是历史上最大的，掌握程度最好的，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就带来了语言转用速度的加快。

2.民族居住区域因素

“民族”的定义很多，其中共同的特征所涵盖的内容基本相同，描述都包含了地域和语言两个方面的特点。从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大特征来看，共同的地域因素是其他所有因素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共同的生存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语言就难以存在，更不用说共同的语言习惯和语言表达了。如果没有共同的居住区域，一个民族的其他特征也就会逐步消失，尤其是语言。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要改变生活地域并不困难，也无需很长时间。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一纸命令，数十万鲜卑人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徙到了洛阳，与汉族杂居在一起。一旦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生产生活方式就迅速发生改变，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鲜卑人的语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鲜卑语消失了。在通信交通高速发达的当今社会，个体离别故土是时时刻刻发生的事，从省内迁往省外，从国内迁往国外，屡见不鲜，群体的大规模迁徙也时有发生。居住环境发生变化，直接而必然产生影响的就是语言，语言接触，语言兼用以及语言转用现象会越来越频繁。

3.母语人的年龄和母语能力因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文件中，对语言活力的评估涉及到了六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是“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这也说明了语言的代际传承与语言转用之间的异常重要的因果关系。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其使用者基本就是本族的母语人，语言的传承靠的就是家庭和族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如果一种语言仅仅只在年长的人中间使用而年青人逐渐放弃使用的话，即使这种语言使用者的人数不少，语言转用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如果年青人使用母语，但母语掌握程度不高，表达能力有限，语言能力逐渐下降，那么随着老一辈的过世，最终也会选择放弃本族语而转用新的语言。因此，母语人是否老年化和母语能力是否衰退化也是现如今引发语言转用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

1.从双语人使用双语的主次关系上看，可分为“民语兼汉语型”和“汉语兼民语型”

“民语兼汉语型”是指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民语，同时也兼用汉语，而且民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的双语类型；“汉语兼民语型”是指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同时也兼用民族，而汉语水平高于民语水平的双语类型。

2.从双语人兼用第二语言的时空关系上看，可分为“本土双语型”和“迁徙双语型”

“本土双语型”是指世代沿袭一直所兼用的双语的类型；“迁徙双语型”是指因各种原因迁徙到了其他地方的民族，包括在国内迁徙的民族，也包括迁徙到境外的跨境民族，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在短时间内开始兼用迁徙目的地民族语言的双语类型。

3.从双语人使用双语的能力上看，可分为“平衡双语型”和“失衡双语型”

这包括两方面的情况：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双语使用者对两种语言听和说的能力相当者为平衡双语型；语言使用者对某一种语言听的能力强而说的能力弱为失衡双语型；对于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双语使用者对两种语言听、说、读、写的能力相当者为平衡双语型；语言使用者对自己的母语有听和说的能力，无读和写的能力，但是对于兼用语（尤其是汉语）具有听、说、读、写能力者为失衡双语型。

4.从双语人的家庭层面上看，可分为“祖辈双语型”、“父辈双语型”、“儿孙辈双语型”

“祖辈双语型”是指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壮年双语人，其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母语水平高于汉语；“父辈双语型”是指年龄在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中青年双语人，其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母语和第二语言（主要是汉语）并用，但第二语言水平略高于母语水平，母语说的能力弱于听的能力；“儿孙辈双语型”是指年龄在20岁以下的年青一代，其语言使用的特点是母语能力已经丧失，基本上完全转用第二语言。

5.从双语人使用双语的场合和频率上看，可分为“日常双语型”和“场合双语型”

“日常双语型”是指双语在使用功能上无明显区别，在日常生活的任何场合都可以任意使用其中一种语言的双语类型。“场合双语型”是指双语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使用哪种语言取决于场合和社会环境的双语类型。

三、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的特点

1.“民语兼汉语型”和“汉语兼民语型”的特点

“民语兼汉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以民族语为主，汉语为辅，不容易引发语言转用。而“汉语兼民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以汉语为主，民族语为辅，容易引发语言转用。不少民族早期以使用本民族语言为主，同时也兼用汉语。如广西、云南、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一部分人还兼用汉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以使用母语为主，且母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是典型的“民语兼汉语型”，这样的双语类型不容易引发语言转用。近年来，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有些民族汉语使用水平逐渐超过母语使用水平，换句话说就是汉语的使用能力更强，语言的使用情况由兼用汉语发展为使用汉语，本民族语言的能力弱于汉语，民族语由使用语言变为兼用语言，兼用语言的功能逐步取代母语的功能，由“民语兼汉语型”演变为“汉语兼民语型”。由于在双语使用上有了主次之分，在“汉语兼民语型”中形成了以汉语为主、民族语为辅的语言使用格局，这样就容易引发语言转用。因此，“汉语兼民语型”是目前引发语言转用的最典型的双语类型。

2.“本土双语型”和“迁徙双语型”的特点

“本土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使用时间长，语言转用缓慢。而“迁徙双语型”的特点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几乎同时发生。因为生存环境发生变化而引起的民族迁徙现象屡见不鲜。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的仙岛人，原本居住在海拔较高的深山区，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当地的两大主要民族——傣族和景颇族的语言，普遍都是双语人或三语人。[7]199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迁至现如今的盈江县姐冒乡的芒俄寨和仙岛寨。芒俄寨是汉族聚居的村寨，仙岛寨是景颇族聚居村寨。仙岛人迁到这两个村寨后，很快兼用了当地村民所使用的语言，即汉语和景颇语，并且几乎是在兼用的同时就出现了语言转用。芒俄寨的仙岛人转用汉语，仙岛寨的仙岛人转用景颇语。由于居住地的迁徙，仙岛人从原来使用双语或三语到直接转用汉语和景颇语，中间几乎没有双语转换过程，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差不多同时发生，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语言转用现象。

此外，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不少是跨境民族，生活在边境一带的民族，由于移居境外，语言发生了转用。生活在泰国的阿昌族由于人口较少，丧失语言使用环境，已经全部转用泰语。[8]由于生存的时空关系发生了改变，因此语言使用的结果也发生了变化。“本土双语型”一般不会引发语言转用，会继续保持原有的双语使用状态，而“迁徙双语型”则在短期内引发语言转用，因此，“迁徙双语型”是引发语言转用的一种特殊的双语类型。

3.“平衡双语型”和“失衡双语型”的特点

语言使用的不平衡，是语言转用的一个先兆。“平衡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的双语能力相当，“失衡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人的双语能力不相当，某一种语言听的能力强于说的能力。如仙岛寨的仙岛人和景颇族相邻而居，民族关系融洽，互相通婚，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有共同之处，景颇语是有文字语言，仙岛语是无文字语言。仙岛人信仰基督教都是由景颇人传播的，读的也是用景颇文写的《圣经》，景颇族人口较多，各方面比仙岛人先进，因此仙岛人全体兼用景颇语，近年来仙岛人由于汉语文的不断普及以及与汉族通婚，汉语水平也逐渐提高，不仅会听说景颇语和汉语，甚至还能读写景颇文和汉文。而仙岛语由于没有文字，母语人的听、说能力不断下降，属于“失衡双语型”，最终导致仙岛人逐渐放弃母语，转用景颇语和汉语。[7]由于双语使用者在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上出现了高低之分，因此，“失衡双语型”是引发语言转用的必然的双语类型。

4.“祖辈双语型”、“父辈双语型”、“儿孙辈双语型”的特点

“祖辈双语型”、“父辈双语型”、“儿孙辈双语型”的特点是同屋不同语，母语能力与年龄呈正比。如湖南永顺县和平乡双凤村的土家族，50岁以上的土家族老人是土汉双语使用者，且母语水平高于汉语水平；40岁以上50岁以下的部分中壮年土家人是土汉兼用的双语人，但其母语水平已经不高，能听懂母语，但不能流利地使用母语进行表达，基本上以说汉语为主，汉语说得比土家语好；其次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完全丧失母语能力转用汉语的土家人，已经转变为汉语单语人。[9]研究一种语言是否可能发生转用，最好的视角之一就是观察家庭内部语言的使用情况。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来说，家庭是语言最好的使用场所，也是最基本的使用场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种语言在家庭中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就容易引发语言转用。

现如今，家庭内部不同辈分成员的语言选择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语言使用不统一。通常情况是解放前出生的老一辈母语能力较好，听、说能力都很强。解放以后出生的一辈听、说能力强的不多，越往后出生的人母语能力越差。有的民族中9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能听懂母语的人都很少，青年是语言代际传承的未来与希望，如果年青人都不使用母语，母语的活力与存亡也就危在旦夕。按理说，一家三代语言使用的情况和兼用程度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如果兼用程度差别较大，兼用能力明显不同，儿孙辈的语言就有可能发生转用。因此，“儿孙辈双语型”是引发语言转用的常见的双语类型。

5.“日常双语型”和“场合双语型”双语的特点

“日常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的使用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使用。“场合双语型”的特点是双语对语言的使用“场”有限制，只有在一定的场合才使用。如果双语类型为“场合双语型”，母语就有可能发生转用。如居住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的普米族，只有在家庭内部、婚丧嫁娶、宗教活动和传统节日以及有外人在场而说话的内容需要保密时才使用母语（普米语），公共场合一般都使用彝语，彝语熟练程度很高，其母语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已退化。普米语是没有文字的语言，而彝语是有文字语言。母语的交际功能已退化为一种在特殊场合下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彝语代替了普米语的一部分交际功能。“日常双语型”几乎不可能引发语言转用，而“场合双语型”主要表现为双语人在家庭和本民族成员内部交际场合下多使用母语，而在公共场合或同外民族交际场合下多使用兼用语。因此，“场合双语型”是容易引发语言转用的普遍的双语类型。

综上所述，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语言代际传承出现断层，老中青三代的母语使用能力出现分化和明显差异，老一辈母语能力强，中壮年母语能力减弱，年青一代丧失母语能力，从而引发语言转用；二是民族失去了共同的居住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共同生活的地域，就难以有共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也难以有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共同的民族风俗，民族语言自然也难以保留，民族生存空间的变化是导致语言转用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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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特点篇（7）

一、引言

当今社会网络语言已经成为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网络中的巨大信息量要求网络人际交流更加迅速快捷，而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已不足以能将信息转变成最简洁的形式输入和输出。于是，有别于传统语言形式的网络语言应运而生，并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蔓延、普及和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络传播是一种时尚的大众传播方式，它因具有前卫和新潮的特点而倍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青睐，并且逐渐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传统媒体。网络语言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对网络语言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表达式，如英语中的“information 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virus”（病毒）、“cyber worm”（网络蠕虫）、“firewall”（防火墙）等，汉语中的“楼主”、“潜水”、“恐龙”等等。

本文拟从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认知特点出发，以英汉两种语言为语料，从网络词汇中挖掘网络语言的内在认知隐喻特征，借以说明认知隐喻对网络语言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网络语言研究的进展。

二、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一）网络语言的定义及其语体特点

语言是时代的反映，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网络时代的反映，是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状态密切相关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网络语言？张坚认为，网络语言是网络交际文本中基于网络环境和网络文化背景创造出来的语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指的是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和文化中人际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借助于互联网来进行交际的语言。[1]（P49）本文主要论及后者，即狭义的网络语言。网络是语言的一个新载体，该载体比其它方式更为快捷、自由和方便。载体的变化造成了语言风格或者语体上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网络语言这种新语体。

在形式上网络语言具有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和形象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形象传神，而且使网络聊天具有了“望文生义”的近距离交际效果，给虚拟的网络生活增添了许多生气与实在感和即时感。例如，把网民称为“网虫”之类的用法往往给抽象、平淡的概念赋予了具体可感的生动形象，形成了网络语言形象性的语体特点。

在内容上网络语言具有创新性、口语化、粗俗化和时事化等特点。网络语言不受外来的束缚，构思巧妙，常常语出惊人、令人瞠目，最大限度地反映出每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力。网络语言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词语的变异使用；二是新词新语的创造。前者如“灌水”，该词原指向容器中注水，而在网络交际中则表示在网上发表长篇大论而又内容空洞、“水分”含量高的文章；后者如用“东东”意指“东西”。网络交际尽管不是面对面的口头交际，但却是一种即时的、非正式的交际形式，这一点决定了该媒介交际具有口语化，有时候甚至是粗俗化的特点。另外，当代社会由于广播、电视、报纸，尤其是互联网等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全世界在信息互动方面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因而时事词汇就比较容易地被普通百姓所接受，当然就更加自然地进入了网民的网络交际之中，由此促成了网络语言的时事化特征。

（二）认知隐喻的含义

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metaphor)视作一种语言现象，视作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而当代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不仅仅属于纯语言的范畴，而且属于更广泛的思维和认知范畴。换言之，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2](P5) 简而言之，隐喻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基础与手段。前者是指传统的“修辞隐喻”，后者即所谓的“认知隐喻”（也称作“概念隐喻”）。本文以后者即当代的认知隐喻或概念隐喻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网络语言及其语体特点进行分析。

（三）认知隐喻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网络语言不仅是使用者思维方式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语言背后的认知理据和动因。词汇作为人类交际的语言符号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网络语言词汇的丰富又依赖于隐喻等认知机制和手段。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词语产生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语言得以延伸扩展的重要途径。在网络新词语的创造过程中，形象化的类比、想象、联想等多种隐喻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把由此产生的词汇看成是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三、网络隐喻：类型与认知特点

本文将从源域（source domain）的角度探讨网络语言中存在的隐喻的类型及其认知特点。根据笔者的研究，我们把网络语言中的认知隐喻大致分为人体隐喻、动物隐喻、建筑隐喻和航海隐喻等四大类。

（一）人体隐喻

隐喻以人的基本经验为基础。[3](P126)古人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早期人类的一种典型思维特点是“身体化活动”或“体认”，即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4]（P28-34），这是由人类的认知顺序所决定的。人类最先认识自己周围立体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包括人体本身及其器官。之后， 当认知进入更高级阶段，人类已经熟悉的东西（包括器官）就成了人们认识、体验和描述世界其它事物，尤其是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事物的基础。由此，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便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认知方式和隐喻语言（包括人体隐喻化语言）。[5]（P50）这符合人类以自我为认知中心，由近及远、由自我到非自我、由实体到非实体、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规律。

在网络语言中，网民们也喜欢使用人体隐喻词。例如，用“皮肤”喻指“界面”（如“QQ皮肤”和“搜狗输入法皮肤”）；用“幼齿”喻指年纪小而又不怎么懂事的人；用“养眼”喻指人长得好看。

（二）动物隐喻

人类在长期与动物接触的过程中，对许多动物及其比喻意义往往会出现相互一致的认知或者相似的联想，所以在英汉两种语言里产生了一些相似的以动物为喻体的隐喻。[7]（P24）为便于论述，笔者把动物隐喻分为如下三种，即基于形状或外貌相似的动物隐喻、基于特点或属性相似的动物隐喻和谐音类动物隐喻。

网络语言中的动物隐喻主要是基于动物形状或外貌特征的隐喻。例如，作为电脑部件的“鼠标”其形状酷似拖着长尾巴的老鼠；“恐龙”在网络语言中不再是业已绝迹的一种动物，而是用来比喻长相比较丑陋的女生；“孔雀”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城市女孩”，她们是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娇娇女，从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生活一帆风顺，内心单纯，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看重男人的能力和家庭责任感。

网络语言中的另一类动物隐喻是基于动物的特点或属性的隐喻。例如，“臭虫”（bug）是让人类讨厌的昆虫，后来人们把跟电脑有关的故障都称为“臭虫”；“病毒”（virus）的原义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小且能够进入人的身体致使人生病的简单的生物”（《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而在网络语言中则指“一种进入电脑并损害或破坏信息储存的程序”；“爬虫”在网络语言中指不会使用网络、反应速度比较慢的人；“犬科”在网络语言中喻指喜欢追逐论坛里的女性的男性网民，他们尤其擅长死缠烂打。

此外，当代网民还喜欢使用谐音类的动物隐喻，以营造幽默的表达效果。例如，“大虾”是“大侠”的谐音字，喻指网龄比较长的资深网民，或者在某一方面（如电脑技术或写文章的水平）特别突出，一般是人缘声誉较好的人；“驴友”是“旅友”的谐音，喻指喜欢旅游的朋友，一般泛指背包一族；与“新闻联播”谐音的网络语“新蚊连啵”，喻指遭到无数蚊子的袭击，视之或听之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三）建筑隐喻

建筑物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建筑物为喻体的隐喻，网络语言也不例外。例如，英文“window”的原义是“一个嵌入墙壁中带有玻璃的框架、能够让阳光和空气进入房间并且能让人看到外面的设施”（《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窗户”或者“窗口”，然而，在网络语言中，它又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即电脑桌面操作系统，比如我们所熟悉的“windows 98”和“windows 2000”等操作系统。

下面是跟网络论坛相关的一系列网络建筑隐喻：在网络语言中，“楼主”不再是楼房的主人，而是指发主题帖的人；“盖楼”的概念也不再指将楼搭建起来的意思，而是指回复同一主题帖；“楼上的”是指比你先一步回复同一主题帖的人；与之相对的“楼下的”是指晚于你回帖的人；“拍砖”是指对某人某帖发表与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理解的帖子；“坛子”指论坛；“隔壁”指论坛中的另外一个主题；而“爬墙头”则指只看帖子但不发言的做法。

（四）航海隐喻

人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旅程隐喻，而航海隐喻正是旅程隐喻的一种，因此航海隐喻在生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黄秋林指出，“航海隐喻与旅程隐喻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航海属于旅程的一部分。” [8]（P44）网络语言中也不乏对航海隐喻的使用。例如，“潜水”、“水手”和“冲浪”这些与航海相关的词语充斥网络语言之中，使得网络语言更加耐人寻味。这些词语已经从原有的航海认知域映射到了其它的认知域之中，分别喻指“天天在论坛里呆着，但是不发帖”——由此，“潜水员”喻指那些喜欢看别人发帖而自己不发帖的人；“喜欢‘灌水’的人，即喜欢在论坛上发些无价值意义的帖子的人”；“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输入URL地址，在web页面上移动鼠标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浏览”。因此，我们可以把网络语言中类似的隐喻称之为航海隐喻。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网络语言中蕴含着丰富而鲜活的隐喻，反过来说，隐喻是网络新词语生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网络隐喻研究有助于揭示认知在人类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语言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网络词汇良莠不齐，因此需要语言研究者的正确引导与进一步规范。

注释：

[1]张坚：《赛尔的隐喻解释原理与网络语言》，外国语文，2010年，第4期。

[2]LakoffG.& M.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UngererF.&H.Schmid.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1996.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卢卫中：《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

人类语言特点篇（8）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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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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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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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人类语言特点篇（9）

［中图分类号］H002；G11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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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人类语言特点篇（10）

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的任意有声符号系统。人类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拥有了敏捷的思维能力与灵活的发音能力，也就是说人类在实践中掌握了语言能力。人类的交流方式与动物的交流方式有很大不同，即人类的语言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识别性特征。这些特征是即使与人类有着非常相似进化经历的黑猩猩也无法拥有的。其中语言的二重性与文化传递性有着更为突出的特点。

一、语言的二重性

语言的二重性是指语言包含两层结构，没有明确意义的底层结构音系层通过一定的组合规则形成具有明确意义的上层结构语法层。语言中的语音能够组合、再组合形成大量的意义单位，比如词。人类日常交际所需表达的内容是无限的，产生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所以语言必定有灵活又有效的层级体系才能保证人类能够创造并理解不同的词汇和句子。

语言系统分为音系和语法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有最小单位和小单位组成大单位的多级组织结构，这是语言系统最重要的特点，即语言系统的二重性（叶，徐 29）。音位是音系层中最小的单位，它是语言的语音子系统中最小的单位。音位与音位按一定的规则组合成音节，但这只是单纯的声音组合，只是构成了语言的形式部分，没有意义。但音位组合与语法层的最小单位语素组合，就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意义的单位。词素与词素的组合可以构成一级重要的符号单位词，词的自由组合可以形成词组，进而形成句子。比如说，食堂早上七点开门。这个句子中，“食堂”、“早上”、“七”、“点”、“开门”都是词，其中“食堂”、“早上”、“开门”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词素构成的。

许多动物用特定形式的声音交际，它们都代表相应的意思，但是上层单位能表达意义却无法被分解成更小的元素（胡 5）。动物的声音无法组合成为新的形式来传递新的信息。鸟的叫声是不能再被分割的，也无法重新组合成有意义的序列。所以动物的交际系统没有人类语言的二重性特征，它们所能交流的信息极为有限，这是动物与人类又一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语言的文化传递性

语言的文化传递性是指人类学会某种语言是文化传递的结果而不是生物遗传的结果。动物的叫声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交流方式是通过基因传递的。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刺激即可获得的。比如说，刚生下的猫，不需要任何外界刺激就可以发出“喵喵”的叫声。

儿童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习得母语的。生成语言学派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就像走路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人类的语言习得和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人类有先天的语言的生理基础，但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外界环境的刺激才能获得语言学习的能力。没有现实的语言环境就无法学会一种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对社会有依赖性，脱离社会的语言就不能称之为语言。

举一个简单的实例加以说明。1920年，人们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于狼窝中发现了两个由狼抚养成人的小女孩，一个两岁， 一个八岁。她们后被送到孤儿院抚养。其生活习惯与狼的生活习惯十分相似，用嘴撕咬食物，用四肢行走，只吃肉食，不会说话，只会用嚎叫进行交流。辛格牧师夫妇为使狼孩姐妹转变成正常人做出了各种努力，但不幸的是两岁的阿玛拉于第二年去世，而八岁的卡玛拉也只活到17岁。经过9年的教育，卡玛拉只掌握了45个单词，还不会正常说话。

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于人心理发展和语言习得的决定性意义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王 1）。狼孩姐妹虽然具备说话的神经组织与神经机构，但是她们没有在社会中生活，没有受到社会文化的熏陶与感染，没有与人接|，没有参与到人际交往中，没有得到外界正常的刺激与训练，因而无法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与语言习得的本领。

语言无处不在，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与人际互动，语言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我们总是认为语言是理所应当存在的事物，却很少探究语言的本质与奥秘，什么使得语言成为如此神秘而美丽的存在，它又有怎样区别于其他物质的本质与特征，让我们近一步靠近语言，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