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1）

②阎向阳、李伟：《村组合并后的村庄治理——苏北Y村个案研究》，《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

③⑤陈前金：《扩乡并村：农村机构改革的必然选择》，《地方政府管理》2000年第3期。

④⑦鲁宁：《解读浙江农村并村实践的多重含义》，《现代乡镇》2003年第8期。

⑥王习明：《税费改革与合村并组》，《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⑧杨宗成：《石阡：撤区并村见成效》，《当代贵州》2004年第17期。

⑨⑩贺雪峰：《合村并组 遗患无穷》，《调研世界》2005年第11期。

B11B21吴理财：《合村并组对村治的负面影响》，《调研世界》2005年第8期。

B12罗义云：《村庄规模与村级治理——对村组合并的考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B13B19何正祥：《妥善处置调整合并村组的集体资产问题》，《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1年第7期。

B14彭德勇：《并村联组后村级账务如何处理》，《农村财务会计》2002年第3期。

B15彭玉林、潘忠苗：《对并村过程中财务与资产管理的调查》，《农村经营管理》2005年第5期。

B16B20刘云升：《合村并居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学术月刊》2011年第4期。

B17杨福春：《谨防“并村联组”中集体资产流失》，《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2002年第1期。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2）

2016年1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陈峥博士的专著《民间借贷与乡村经济社会研究――以近代广西民族地区为中心》，全书40多万字，是一本颇具新意的学术著作，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民间借贷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其独具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史实，论述了民间借贷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体现了近代乡村经济史和乡村金融史研究的新发展，其成就颇值肯定与赞赏。综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书结构合理，详略论述得当

全书分为八章，外加导言、结语，共十部分。该书在论述了研究缘起和近代广西的少数民族及分布地域的基础上，对广西民族地区乡村民间借贷总体状况、主要形式、盛行的原因、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阶层、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社会功能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全方位研究，最后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总结了广西民族地区民间借贷的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第二章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民族的负债情况、借贷的期限、利率与利息、债主与债户等略加论述，该书的第三章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作者将其分为一般私人借贷和非政府借贷两方面，所占篇幅不多。而在第五、六、七章则泼墨如雨，用较大的篇幅深入剖析了民间借贷与民族地区乡村经济、阶层、社会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论述了民间借贷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民众日常消费、小农生产、乡村商业、社会阶层变动、借贷中的其他人群、社会问题、社会关系、民教冲突等问题。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内容安排有条有理，中心突出，详略处理得当，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二、满足现实需要，弥补已有研究不足

乡村民间借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和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长期以来不仅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密切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和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界研究重心的下移和眼光向下，为学术研究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学人对乡村民间借贷的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如李金铮的《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借贷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但从研究时段说，学人选题的时间段大多是民国时期；从研究对象的地域看，学者主要以华北和长江流域为研究范围，而长时段连续地研究全国范围乡村民间借贷的著作较少，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乡村借贷更是几近空白；从研究内容说，学者对乡村与乡村市场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借贷问题、外国进入中国城乡资金放贷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人口的流动问题、民间借贷与乡村陋习、民间借贷与乡村道德文化、民间借贷与乡村民众社会心理等研究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3）

乡村混混对村庄人际关系的影响陈柏峰 (33)

兰考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查报告胡跃高 何慧丽 (43)

西方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综述陈刚 (53)

发展与转型

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刘燕舞 (63)

影响人生幸福快乐的“新三个世界理论”——兼谈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偏高的原因王忠武 (71)

小姐群体特征与艾滋病防治：趋势、挑战及对策兰林友 (80)

乡城流动对夫妻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研究张传红 (95)

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汪淳玉 王伊欢 (102)

文化与变迁

重思有灵,激活思想蒂姆·英戈尔德 (117)

傈僳族的跨界迁徙与生计方式变迁高志英 (124)

永佃制的结构、演化及对现实的启示谢冬水 (132)

柳田国男民俗学与重出立证法乌日古木勒 (139)

经济与治理

集体意识与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宁夏西海固回族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罗强强 (149)

平等抑或不平等：村委会直选制的思辨李琴 刘筱红 高涣清 (156)

对户口制度及其改革思路的再思考杨聪 (161)

激励相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实选择陈思 罗云波 江树人 (168)

种粮大户规模生产行为认知及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TPB理论和黑龙江省460户微观调查数据姚增福 郑少锋 (176)

随笔与书评

文化不是4745赵旭东 (183)

瑞秋·卡森：海洋环境主义的先锋——读瑞秋·卡森的生态著作钟燕 (186)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生态智慧刘瑞英 (190)

规则 秩序 文化——高其才习惯法研究三作读后戴剑波 (195)

理性与情感共存——读巫达的《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张铃雨 (199)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苏国勋（受访者） 熊春文（访者） (5)

乡土与社会

乡村领袖与湫神娘娘的亲密关系——关于地方信仰对联村组织建构作用的研究范长风 (20)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及其变迁——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节目为例程千 刘力 (25)

发展与转型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中国话语胡友珍 梅然 (35)

民族的环境取向与地方性的生态认知管彦波 (43)

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王晴锋 (51)

文化与变迁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薛亚利 (63)

亚洲全球化与泰国人类学——来自乡土东南亚的视角阿南·甘加纳潘 (72)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问题张昌林 (82)

当代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图景：以“库利—米德奖”为线索赵德雷 (90)

艺术何以可能？严俊 (106)

文化研究与感情记忆——“方法日本”的“方法”批判王奕红 (114)

经济与治理

客家社区的传统建构与文化抗争——以粤东钟姓护祠事件为例周建新 (120)

城镇居民茶叶消费行为分析——基于北京住户调查数据张莉琴 (128)

政府管制与服务：权力与权利的张力刘素英 (135)

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陈鹏 沈静 (143)

灾后心理援助的社会文化模式

灾难后的心理原始化回归应小萍 罗劲 (147)

否定的逻辑：汶川地震灾区民众的情感认知冲突及其转换赵旭东 辛允星 (157)

创伤后应激障碍记忆机制研究述评王婷 韩布新 (165)

积极情绪增进与社区民众心理健康任俊 周频 (175)

社会工作在灾后心理援助中的作用——以2009年母亲节“希望花”项目为例赵品良 张镇 王力 史占彪 (182)

随笔与书评

文化的谜底——《人思之人》及其后刘宏涛 (189)

民间信仰的书写者——读《泰山香社研究》王莎莎 (192)

管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的心史视角——《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书评冯川 (194)

家庭政治与权力游戏——读《浮生取义》杜鹏 (197)

无

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沙赫博士访问人文与发展学院 (F0002)

妙峰山的庙会侯玉峰 (F0003)

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叶敬忠 (5)

乡土与社会

文字这把“双刃剑”：从一个“反例”看王铭铭 (9)

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贺雪峰 刘金志 (19)

当代中国道士培训教程的特征与意义杨德睿 (29)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再读《乡土中国》潘建雷 (44)

发展与转型

弱者的诉讼：过程与策略郭星华 张晶 (55)

过程／结构中的乡镇政权与运行机制研究——陕南陈村救灾重建过程的个案分析杨明 (63)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深化：历史的视角刘维奇 (72)

发展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郭占锋 罗树杰 (79)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信任的建构机制：一种情境的解释史晓浩 杰 (89)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许传新 (97)

农村智障女性的婚姻获得与权益缺失——对河北省X县两村的田野观察潘璐 (107)

农村留守老人的政府支持研究李春艳 贺聪志 (113)

文化与变迁

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以羌族“瓦尔俄足节”为例赵旭东 黄承伟 盛燕 (121)

文化生态的视野：都市媒介文化霸权下的电视农村频道解读金山 (128)

集体无意识下民族精神的回归与民众狂欢——民俗学视野中的《中国红歌会》刘爱华 艾亚玮 (135)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救济灾荒工作述略谢忠强 (142)

经济与治理

农民用水户协会中的角色和权力结构分析——以湖南省T灌区一个用水户联合会为例王晓莉 刘永功 (149)

从可持续食品供应链分析视角看“后现代农业”檀学文 杜志雄 (156)

统筹城乡就业背景下劳动力就业实证分析——基于北京市延庆县650个劳动力的调查数据武晋 何美丽 王伊欢 (166)

苹果套袋补贴实施效果评价陈慧萍 翟捷 黄静 王玉斌 (171)

基于冰山模型的农村经纪人素质研究——以重庆市为例肖云 翟娟 (179)

随笔与书评

近30年美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情况杨凤岗 (186)

会死的上帝与已死的利维坦——读《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孙志春 (187)

在乡土里扎根的生命——读《中国士绅》之畅想赵伦 (189)

现代性的冲击与乡村文化的前途——读《回应革命与改革》吴家虎 (192)

“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读《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周丹丹 (196)

无

“中非农业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顺利举办 (F0002)

正月初二——古城村，瓦砾中的踩街队伍…… (F0003)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来稿须知 (I0001)

“4万亿”的发展观如何才能科学叶敬忠 (5)

年度学术专访

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学术传统与研究进路——黄淑娉教授访谈录黄淑娉（受访者） 孙庆忠（访者） (7)

发展与转型

利益博弈与抗争性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政治社会学理解于建嵘 (16)

者流动的跨国比较研究与防病干预实践庄孔韶 赵世玲 (22)

农民组织的行动逻辑——以布迪厄实践观对山西柳村农民协会发展的分析赵晓荣 (34)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蔡玲 徐楚桥 (40)

在经济与生态之间——福建乡村林权改革的经验研究吕文江 王铭铭 (47)

乡土与社会

林权与地志：云南新村个案朱晓阳 (60)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石峰 (73)

为个人主义奠定社会基础——读涂尔干《宗教生活基本形式》潘建雷 (81)

农业社会学：渊源、发展及其主要理论问题熊春文 (88)

自然人群的规模及其形成的一些属性——来自皖南山区村落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苟天来 左停 (101)

《太平经》农学思想探微袁名泽 (108)

文化与变迁

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孙尚扬 (114)

当代道教宫观经济的转型杨德睿 (125)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成因和应对高明华 (142)

经济与治理

预算与决策的分离——基层政府的财政实践吴玉鑫 (154)

战前日本的羊毛需求与洲国绵羊改良关系析论丁晓杰 (161)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城乡统筹问题研究李中锋 (171)

随笔与书评

求知于实践：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行动研究思考诺曼·阿普霍夫 (178)

生命体系模式在灾害危机管理中应用的可能性冈田宪夫 李海泉（译） (182)

关于农业社会学的几点思考朱启臻 (188)

帝国表象下的民间意志——评王斯福《帝国的隐喻》王敏 (191)

透过图腾看“制度”——读列维-斯特劳斯之《图腾制度》周宗桑 (195)

农为政本，水为农本——《农政全书·水利卷》与科技实学尹北直 (198)

无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来稿须知 (201)

历史瞬间：黄淑娉教授与中国民族识别孙庆忠 (F0002)

为贫困所厄的人 (F0003)

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综述潘璐 叶敬忠 (5)

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吴惠芳 饶静 (18)

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综述贺聪志 叶敬忠 (24)

发展与转型

法律的差序利用——以一个宗族村落的纠纷调解为例陈伟杰 郭星华 (35)

最后的“青天”？——清代京控制度研究胡震 (43)

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由“董正青案”引发的思考田宏杰 严岩 (53)

乡土与社会

“关系”的韧性及其新运作空间：对新近“关系”研究的批判杨美惠 (61)

论解放战争时期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闫钟 (72)

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地方经济的人类学研究朱健刚 羡晓曼 (81)

贡马：明代汉藏关系的一种历史人类学阐释陈波 (92)

文化与变迁

熟人社会的治理——以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调查为例贺雪峰 刘锐 (111)

熟人社会的性质宋丽娜 (118)

又见“贫农”——对湖北省京山县岭村土地流转的一项考察李建斌 (125)

经济与治理

我国农业政策支持水平测定及时序分析齐城 (130)

产品结构与组织结构动态适应性的实证研究袁清瑞 李安勇 (136)

1955-2007年中国经济与犯罪关系实证研究田鹤城 万广华 霍学喜 (146)

多国GDP溢出下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研究吴静 王铮 汪臻 李刚强 (152)

农村内需与经济增长：基于农民福利视角刘元春 孙立 (160)

随笔与书评

更多地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兼评《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段成荣 (169)

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评《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蒋永萍 (175)

走近农村留守老人，为寂寞群体代言——评《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杜鹏 杨慧 (177)

文化再造的动力——《信仰的再创造——人类学视野中的傩》读后李立 (182)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4）

中图分类号：F30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6-0050-09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就地“兼业”、外出“务工”以及异地“永久性转移”等方式正完成着农业人口非农化就业，实现农业人口的减少与农业规模化[1]。农村精英的流失以及基层政权治理权力的弱化[2]，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乡村治理失位等后续问题频发[3]。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均离不开农村基层管理机制创新与乡村治理模式改良。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以创新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设置来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完善与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以合作与互惠为保证、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复合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因此“村治模式”改良的目标可以归纳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生活状态的协同优化，实现政权系统、市场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互促，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与优质的乡村治理环境。

当前农村社区内集体资产积累难以满足日渐增多的农村社区生产与生活所需的社会化服务需求，村集体、内生性农村经济组织（合作社、家庭农场）、外来型经济组织（公司）、小农户对农村内部资源的博弈，是农村治理矛盾产生的诱因；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赋予合作社更多的综合功能（针对农产品供应链的生产与针对社区发展的公益），是实现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为社区治理服务的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益尝试。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基层管理架构的融合，有助于实现社区经济资源向治理服务的有效投入，降低乡村治理的组织成本和提升基层管理效率。中长期看，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社，促使其在金融、农业生产、乡村基层管理以及社区文化事业中提供社会化服务，使之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善治同步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文的研究路径为：（1）通过农村基层治理历史变迁，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创新契合这两个维度的文献综述，论证在乡村社区权威性治理与经济资源的缺失情况下，单一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机构难以担负起农业可持续发展、乡村善治的现实要求。（2）提出促进农民合作社建设与农村基层管理机构在乡村治理层面实现功能互补，赋予合作社更多综合功能，为农村社区建设、农产品全产业链构建提供优质的社会化服务，将成为乡村治理和农业发展的突破口的理论观点。（3）多个典型案例比较分析。（4）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乡村基层管理形成契合的可行性与发展路径。

一、文献综述

在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演进过程中，国家通常“国家-宗族-家庭”三方来实现乡村治理，借助“宗族”等力量形成的“乡村精英”团体来维持农村稳定，并实现将上级权威机构的信息向基层有效传递[4]。在相对传统与封闭的中国农村，其基本特性表现为：（1）以农业生产为主，形成相对自给自足的产业布局[5]；（2）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以家庭经营为代表的小农生产[6]；（3）以家族或宗族按照“长幼有序，疏不间亲”的基本格局维系农业社区权威管理的基本结构[7]；（4）以乡绅、宗族为权威形成对村庄公共资源的占有和分配[8，9]；（5）生产要素在封闭的农村社区内自我循环；（6）社会结构简单，成员同质性强；（7）相同职业、相同文化传承和相似生活方式的村民组成熟人社会圈，传统习俗和血缘关系对其社会控制具有重大影响力[10]。

宗族内的权威人士（乡绅）通过对村庄中行为人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惩罚，并且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意识中，成为维护功能性机构运转的制度基础[11]。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农村治理的主要途径是借助乡绅宗族势力，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与社区服务的综合管理与服务供给[12]。群众的普遍认同可以有效降低村庄内部运营成本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乡村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求[13，14]。

新中国成立后时期党和政府通过全面改造农村社区的基层架构，依靠党政对乡村社会的直接介入和管理，彻底摧毁了原有“亦官亦民”性质的村庄自治局面，形成了“党政一体”的乡村一级权力体系[15，16]。农村制度内精英全面取代传统农村乡绅和宗族首领的作用，乡村原有的非政府组织被全面排挤出乡土社会[17]。农村非正式组织逐渐为政治制度化组织所取代，组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性特征，形成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制度内精英集团治理局面[18]，乡村治理的组织活力被人为地抑制[18]。行政力量加大对农村基层的权力渗透，通过对乡村社会的强力管控，其目的在于推行统购统销，限制农村劳动力盲目向城市流动，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方式实现农业剩余价值向城市转移，完成工业化改造[19]。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社区，实现对农村内部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高度整合，使得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成本较少，可以较容易地控制乡村内可支配经济资源的用度。在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依靠政府动员并通过集体化体制严格控制，完成许多类似大中型水利兴修、防洪抗旱与水良等劳动密集型公共产品投资项目[20，21]。政府对乡村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严格控制，将乡村基层组织完全纳入正式政府机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投资绩效[22]。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传统规范缺失、市场规范未能有效建立的现实约束下，农村出现了公共产品供给缺失、农业社区建设失位等系列问题[23]。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改善乡村治理环境，成为农村政策顶层设计的主要方向之一。贺雪峰以及徐勇、项继权的研究将乡村管理失位原因归结为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权威性资源与物质性资源的流失[23， 24]，进而会导致村民自治陷入“权力-资源”缺失困境[25]。

2.赋予农民合作组织更多的综合功能（满足农产品供应链建设所需的生产与乡村治理所需公共服务投入）。利用农业合作组织的规模和资本，为农村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以此来增加村庄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供给渠道，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乡村“善治”的物质基础。

3.鼓励村其他非政府组织（村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和用水协会等）成为农村“自治”的重要监督与协助日常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组建由村两委、综合性合作社、其他自治组织共同形成的村庄内部综合治理委员会，重要建设事项由村“两委”形成提案，最终决定权由治理委员会决定。

就目前来看，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形成合作社综合功能，将合作社建设嵌入到农村社区治理中，达到乡村治理有序推进的目标，其合理性分析和合意性政策设计尚处于初始阶段；同样综合性合作社（农协）的发展在中国尚处在萌芽和探索阶段[48]，相关的立法和制度基础尚未形成。但东亚近邻日本、韩国的综合性农协发展经验说明，形成集生产、销售、农技推广、文化教育、社区福利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社，将成为未来我们农民合作社建设和社区综合治理探索的新领域。对综合性合作社形成的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有可能成为未来合作社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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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5）

二、 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我国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相关调查发现，有差不多60%的乡村景观有着很一般的景观风光，有将近80%的乡村道路没有足够的了变化面积，并且，居民点的绿化面积覆盖率也很低，沟路林渠已经遭到严重损坏，导致我国农村土地、河流的生态功能呈现严重退化状态，给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带来严重影响。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国家先后实施了多项帮扶政策，如农业基础建设、退耕还林和农村土地整治等，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水平、进一步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但是，在不断加强新农村建和推进土地整治的过程中，生态景观理论、技术方面没有比较专业的指导，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整体水平不高，大大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并且，部分先富裕起来的村庄开始修建高档住宅房屋，出现与当地文化、特色等不相协调情况，最终给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带来严重阻碍。另外，没有对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低于文化保护、风土人情继承等给以高度重视，导致生态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地方文化特色严重缺失，最终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 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的目标和任务

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可知，当前农村土地整治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农村土地的有效整治，可以解决社会、农村经济和环境等多个方面的问题，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二是，通过有序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农业初级生产力可以得到不断提高，对于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着重要影响;三是，采用合理规划土地权、破碎化田地的方式，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可以得到不断扩大，从而使农户的耕地面积得到不断增多，对于提高土地生产力、农户生产竞争力有着重要影响;四是，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结构得到合理调整，生态系统得到循环发展，对于保护生态多样性、提高农村土地的生态景观价值有着重要影响。

四、 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的对策

（一） 深入研究乡村景观特征，注重乡村景观价值的充分发挥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村庄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生态景观，因此，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必须深入研究乡村景观的各种特征，全面掌握不同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生长规律和水文分布规律等，才能充分利用农村土地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最终促进农村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生态景观价值不断提升。例如：在保护历史文物、修筑乡村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乡村景观价值的充分发挥，合理的配置各种植物、街景等，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真正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

（二） 深入研究乡村土地多功能性，注重生态景观服务功能的有效提升

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土地具有生产、财富储备、生物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功能，可以有效储存各种物质、保障生物多样性，对于促进生态系统循环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必须深入研究乡村土地的多功能性，不断提高农村土地综合生产力、生态景观服务能力等，才能真正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从而保障农村土地生态安全、生态景观价值等。例如：在景观生态学中，有研究人员提出“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结构理论，充分展示出防护林、田埂、田块等有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对于提高农村生态景观价值有着重要影响。

（三） 深入研究流域水文生态情况，注重全球气候变化的合理应对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大气、水、土地等几个方面的污染，给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威胁。在我国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必须深入研究不同流域水文生态情况，才能及时找出控制土地遭到侵蚀、沙漠化等的原因，以有效防治各种土地方面的问题。目前，土地的有效利用、生态景观建设已经成为土地治理的重点，在对水体质量进行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注重生物多样性、土地资源等的保护，才能确保各种土地整治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从而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不断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土地整治生态景观建设还需要针对性的制度各种应对措施，如暴雨、极端气温等，才能在不断完善预警体系的情况下，提高我国农村生态系统的弹性和防范能力，最终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四）深入研究生态化景观化技术，注重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的有效健全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6）

关键词：农村精英；回流；乡村治理；精英流动理论

（一）、精英流动理论

1、国外方面

国外对精英流动理论研究较为深刻，研究成果颇丰，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Ivan Szelenye、Rona-Tas等学者为代表的精英流动理论，二是以Victor Nee为代表的精英循环理论，三是以Jean.oi为代表的精英再生理论，这些理论都为后世的精英流动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英流动理论的系统研究始社会学家Ivan Szelenye（1982）①，通过对匈牙利家庭农场的长期观察发现，经营私有农场并获得成功的，通常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来自社会下层，尤其是在社会市场化改革中被剥夺了精英地位的底层群体。在此基础上，Victor Nee（1988）②等学者提出了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当市场改革出现时，再分配体制中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现象将有所削弱，新的精英力量不断获得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于是出现精英循环。同时，精英循环又包括旧精英退出和新精英进入两个方面，二者同时发生，构成一个推成出新的过程。在精英再生理论方面，Jean.oi（1989）③④认为新精英是由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所转化而来的。受旧体制政治精英本身较高的教育水平及其在权力运用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关系的双重效应的积极影响，这一群体在市场改革中容易成为最大受益者，也是构成新精英最主要力量。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主要在于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对市场经济改革与精英流动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改革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精英流动所产生的作用差异研究少有涉及。为此，Rona-Tas（1994）创新性地引入了“侵蚀”和“转型”概念，其中，“侵蚀”是指基于个人利益视角自下而上发起，而“转型”则是指基于创造市场经济效益视角自上而下发起⑤。精英再生理论主要适用于前者，精英循环理论适用于后者⑥。该理论将市场经济改革融入其中，强调市场转型、制度变迁及价值观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是精英流动领域研究的一重大进步。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精英流动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本国国情提出符合现阶段社会实际的理论框架。宋时歌（1998）⑦⑧提出“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该理论认为，干部在改革早期，由于受制于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框架，难以迈向市场，从而导致这一阶段干部权力真空，使其他社会群体有机会脱颖而出。但这并不意味这干部权力就此瓦解，反之这种作为管理者、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特殊地位而拥有的巨大的权力依旧是保障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成果的根本原因。市场改革中的精英流动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也是中国转型期的特殊历史现象。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旧的精英集团也开始不断尝试向新的精英类型转变，新旧精英的更替仅仅是对精英内部结构的重新诠释。王汉生（1990）⑨提出，社会转型期的精英流动，既包括新旧精英的替代，同时也包括旧精英内部的转换与升级。

（二）、中国农村精英的流动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农村精英的流动问题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从我国农村精英流动的发展阶段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农村精英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聚集；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为反方向流动，受国家对农村发展政策倾斜及城市生存压力倍增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选择离开城市返回农村，且这一群体较第一时期呈现范围更大、素质更高的特点，除返乡的农村精英外，还包括农村新兴成长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经济精英及文化精英等。从现有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国内外对我国农村精英流动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精英循环理论和再生理论，二是中国农村的结构现状，研究成果丰富。

1、国外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入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也随之开始转型。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现象产生浓厚兴趣，自上世纪90年代后纷纷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但由于各学者研究理论基础的差异，始终对此存在较大争议，且主要针对农村精英循环理论和农村精英再生理论。从研究思路来看，有学者提出以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政治精英为出发点，以研究农村政治精英及经济精英的流动机制问题⑩。这一研究视角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农村精英角色分类这一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对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流动的后期研究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为农村精英结构和权力结构变迁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B11。

2、国内方面

从我国现阶段对中国农村精英流动机制的研究来看，主要基于转型时期特点视角，围绕我国农村精英的类型、功能及结构等方面予以展开进行全面分析。并基于纵向历史视角，对我国农村精英流动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及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因此，我国学者近年来的分析研究，基本解决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所存在的争议，即妥善回答了究竟是精英循环问题还是精英再生的问题。

王汉生（1990）提出，“社会转型期中的精英流动的两个方面是并存且同时进行的”B12，而工业化即流动差异和转换存在的最重要原因。“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并存于市场经济改革浪潮”B13。中国人民大学仝志辉（2001）B14认为，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背景下，农村政治精英的产生依托于村民自治制度，因此，村民选举是其他类型精英转变为政治精英的唯一途径。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精英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知识精英、技术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社会精英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开始形成相互转化的趋势，且这种转化是多向进行的，这一特征与转型时期复杂的历史特征密切相关。由于农村政治权利结构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在各个阶段权利和地位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进而促使不同类型的农村精英向当时处于比较优势的精英类型转化。综上所述，国外研究的相对单一的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农村精英流动模式存在出入，不符合中国特有国情，为此，我们应构建多元分析框架，继续基于我国国情从多角度出发来分析和解决中国农村精英流动问题。

（三）、农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关于农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精英在中国农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详细阐述。虽然部分阐述并未直接涉及农村精英、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等相关专业理念，却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体现，尤以国内学者为最。

1、国外方面

19世纪末，基督教传教士明恩溥以其在中国生活30年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问题为脚本，撰写了《中国乡村生活》B15一书，书中对传统中国的所谓“乡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进行了深刻描述，通过分析这部分实际掌握着村落管理权的少数群体的定位、地位及功能等基本要素，定义了最早的中国农村精英形象。美国社会学家杜赞奇基于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对1900-1942年的中国华北农村进行观察研究，创造了《文化权利与国家》B16一书，书中指出，中国华北农村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在四十余年的变化发展中，最终实现了“保护型经纪” 向“赢利型经纪”的转变B17。马德森在《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B18一书中，主要详尽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精英地位及其作用，他指出，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主流文化逐渐消去了传统小型而独立的农村社区的痕迹，符合传统道德的农村精英的地位及作用也随之逐渐削弱，而另一种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努力培养的符合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新精英，其地位和作用则与前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2、国内学者的研究

费孝通作为国内研究农村精英的早期代表，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对中国农村精英在“双轨政治”时期的功能作了详尽论述。自中国农村开始步入转型期以来，学者们开始根据转型时期的特点对农村精英做了跟进研究，“边际人”理论和“工业精英”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也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理论，学者们通过运用这些理论，阐述了不同时期的农村精英的特点和功能。仝志辉、贺雪峰和阎静等学者，针对中国农村精英的功能和地位，在个案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别从正反两面对农村精英的影响进行理论阐述B19。阎静通过研究发现，当前部分农村村民自治仍流于形式，形同虚设，如河南昌村的基层干部选举，被当地少数农村政治精英所操控，村民权力得不到应有保障。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精英的地位不断上升，其相应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体现。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建设的日益完善，传统的政治精英已难以适应当前环境，农村政治权利体系应有规划、有选择地吸收新发展起来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不仅有利于打破传统农村社会中的独大局面，实现平衡稳定，更有利于循序渐进构建科学乡村治理模式，促进农村社会更长远的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精英流动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更是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缺陷，由于缺乏统一的目的引导及微观数据的缺失，当前研究主要停留在经验分析层面，使其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当然，前人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集实证分析资料，都对本文研究欧江岔镇精英回流对乡村治理的影响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注解

①Szelenye Ivan，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eties. American J ournal of Sociology，1982，92-105.

②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8，54.

③Jean.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h California Press，1989.

④同上

⑤Rona-tas，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100.

⑥同上

⑦宋时歌：《权利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03期，第33页。

⑧同上。

⑨详见王汉生：《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第1-2页。

⑩详见胡畅：《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第11-15页。

B11同上。

B12详见王汉生：《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第1-2页。

B13同上。

B14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2页。

B15明恩涛（美）：《中国乡村生活》，陈午晴 唐军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B16杜赞奇（美）：《文化权利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7）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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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8）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038-02

2005年10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各界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热潮。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建设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较早，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如何改造传统农业和如何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基本问题，他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

1.乡村发展理论。David A.M.Lee及D.E.Chaudhri在研究了各发展中国家乡村经济的发展历程之后，提出了整合的乡村发展理念，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乡村生产力要得到发展、乡村居民生活水平要有相应的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要有规划、乡村基层管理组织要保持相对自治等。Inayatullah在其专著《乡村发展的研究，亚洲的若干经验》中认为，乡村发展意义较大，其可以传播并改进农场技术，产生新的技术理念并推动技术的发展，而且还能够促使技术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相融合。Ranall Weitz在《变迁世界的乡村发展》一书中指出，加大对乡村居民教育和培训的力度，可以增加乡村人力资本存量，其将会极大地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2.改造农业理论。美国学者吉尔茨认为农业具有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即农业劳动的日边际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逐步递减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发展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舒尔茨在其专著《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传统农业生产始终未能获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原因在于与其他产业相比，投资农业的收益率较低，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对农业进行追加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要改变传统农业低生产效率的状态，必须引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要素。日本学者关谷俊作（2004）认为农民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从而推动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有效地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可以放宽对农地租借权的规定，采取相关措施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

二、国内研究现状

自从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项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和建议，以下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郑新立（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够有效地扭转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有效地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消化国内富余的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马晓河（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概念，它承接了以往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所有内容，并增加了新的元素，其最终目标是以新农村为载体，以新农村建设为手段，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王伟光（2006）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有机统一体。

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温铁军(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够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结构得到最大的优化，从而彻底性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王爱莲、张凡勇（2008）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够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张艳（2007）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内涵十分丰富，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有机统一体。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9）

中图分类号：D9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169-04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治理模式统一性的障碍并不在于社会多元权力的竞争，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一元权力对社会渗透的有限性，民间自治成为传统中国国家权力无力实现地域化统一性的主动选择，中央集权与民间自治的综合国家治理模式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表现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统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作为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熟人社会承载着为家、为国的双重社会责任，以其为核心向外扩展构成宗族、村落等社会基本单位，它们独立于传统中国国家官僚体制，形成具有各自独特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的生产生活空间，维持国家秩序具有合法强制性的国家法在此富有浓郁血缘色彩的乡村社会外无奈驻足，形成“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传统中国社会法律信条，然而，此信条为我们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其实不然。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民间法的存在，民间秩序并未因政府的无奈驻足而混乱：地方乡绅制度为维护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秩序提供了地方权威性保障。地主乡绅成为民间法存在和实施的主体。国家对民间自治的包容乃至对民间法的放任，都在“礼治”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礼”成为了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高准则，国家对民间自治的放任被很好的控制在“礼”的范畴之内，国家通过“礼”实现着对国家权力无法直接控制的乡土社会的间接控制，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礼”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实现了契合性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斗争和土地革命经验奠定了新中国“以农村为中心”的国家策略。结束了地主乡绅在农村的统治，传统民间法失去了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权威力量，新中国把对乡土社会整合融入到国家整体建设格局之中。新中国建立后的、合作化运动和化，不断加强对农村的制度化控制，特别是“”十年期间，广大乡村完全被纳入“政治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体制在国家对社会强劲的挤压之下实现了高度整合，社会消融于国家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涉及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具有国家意志属性的国家法通过高度统一的行政指令行为在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和实施，社会生活被纳入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网络之中，民间法失去了其生存发展的民间自治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农村社会僵硬的一体化局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激活了乡土社会人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的解体和改社为乡的体制变革，意味着国家社会控制方式由原来的行政命令型、强制型向指导型、管理型过度，村民自治即是在这样的国家体制变革中，乡村社会对民间自治的一种全新制度化探索。然而，村民自治不同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民间自治，它摆脱了传统乡土社会地方乡绅对“熟人社会”的绝对性控制而形成的松散自生自发民间秩序，村民自治是在治理策略层面上整合国家和民间社会关系的基层自治制度建构。这就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即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中，我国法治建设如何促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这一重要理论课题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村民自治问题、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契合问题，以及两者契合的制度性可能问题。

关于国家法、民间法以及两者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学术界已著述颇多，山东大学的《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对2002年至2009年的民间法的国内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综述。该学术报告主要对民间法研究领域进行内容分类，如民间法的本体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研究、各类民间法研究、民间法的司法运用研究等，以此对各年度范围内的民间法研究进行系统梳理，阐述乡土社会中民间法的存在以及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中考察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村民自治制度在乡土社会变迁中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学术界对村民自治与民间法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等问题也做了较深度的理论探索，大多从村民自治中透视转型期中国农村的民间法存续问题，即村规民约在国家法范畴内的演化与变迁，认为乡村主导下的多元规则将长期成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有关民间法和国家法研究的学术综述来看。大多立足于理论层面对两者就行历史视角和理论视角的考察与分析，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论述的著述较少，大多表现为一种超脱式的研究倾向，参与性研究势在必行。

二、村民自治：民间法的当代生存空间

这里的“当代”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建立至今的时间界限，取代传统中国社会因“皇权不下县、政权不下乡”而自成一统的民间社会，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从“政党下乡”到“政权下乡”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依靠党的政策进行制度整合消解乡村权力的农村治理制度变更，民间法如冰山下的火种般，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召唤下再次燃烧起来。然而，村民自治制度作为由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的基层政治制度，本身属于国家法的内容范畴。在具有国家法与民间法“各司其职”或国家法消融民间法存在等政治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是否延续传统拒绝民间法的亲近?然而，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村民自治制度在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中尊重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社会特性，给予民间法以生存发展空间。这里的民间法也专指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村规民约。

1987年全国人大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实施，1998年经过修订去掉试行在全国广泛实施，其中所确立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法律所认可的村庄社会自治传统的延续，它改变了制时期国家、社会的同质性现象，是对高度同质性在社会转型期引起的社会秩序失范的主动反应，承认农村社会在经济发展新历史条件下的群体分化之异质性、自主性现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的生存条件。

第一，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构建了赖以生存之自治文化基础。前面已论述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性社会文化构成了高度的乡村“自治”状态，民间法在此文化语境中当然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的内在制度。民间法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制度。是“由某一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村民自治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是调整农村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和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规范体系。它本身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创新，由统

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出来并推行和贯彻到广大的农村的，属外在制度类型。由此可见，村民自治构建的乡村自治文化不同于传统中国式的内生型乡村自治文化。那么，村民自治制度在当代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将如何构建延续民间法生存所依赖的自治文化?它因自身来源特点所产生的外生型自治文化是否与民间法的内生型文化特质契合?

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结构呈现政府主导型的政治格局，广大农村社会被纳入到国家发展的统一进程中。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体制是自1984年后我国最为基本的政治结构，其作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乡村自治制度，始终无法背离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土社会环境，仍然具有乡土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治特点。村民自治制度是化瓦解后，为了应对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自发创立的新型群众性自治形式。后虽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成为农村的基层自治制度。却是农民自我探索发现的结果。根据现有的资料，广西河池地区宜山县(今为宜州市)、罗城县是我国最早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因此，村民自治制度的本质是农民根据自身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创造出来的，具有内生型乡村文化特质，契合了民间法生存所依赖的自治文化基础。

第二，村民自治制度中对村民委员会相关职能的确立，特别是村规民约的制定权保留，是民间法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演化变迁表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根据该法第16条规定，村规民约是由村民会议制定，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的由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行为规范。1998年经过修订去掉试行在全国广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也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因此，村规民约中是否保留以及多大程度地保留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民间法内容，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民间法在民间立法层面上提供生存空间的关键要素。民间法是一定地域内人们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果，凝聚了该地域范围内的经验、价值、信仰、制度等文化传统，有其特有的自生自发性秩序传统意义。村民自治作为当代新型的乡村治理制度，必须根植乡村社会土壤，尊重民间传统乡土风俗礼仪，在自发组织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乡村秩序传统的村规民约，保留民间法中适应新时代秩序观念的传统成分。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如广西大瑶山瑶族的石牌制，作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习惯法，长期维持着大瑶山瑶族的生产和社会秩序，石牌制在瑶族社会中沿袭了几百年。1951年，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即沿用石牌的形式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并将其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县镇府大院里，至今依然存在。其中的村规民约包含了丰富的习惯法内容痕迹，如1990年3月订立的“瓦窑屯村规民约”第七条规定：“乱搞男女关系的罚双方四个三十：30斤米、30斤酒、30斤肉、30块钱，办给全村人吃。”这与历史上的石牌习惯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和法的传承性，同时也反映了村民自治在自治立法控制乡村秩序层面上保留了民间法的生存空间。

第三，村民自治制度为民间法在乡土社会提供了实践与运用的可能性保障。当代的中国大部分乡村仍延续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家族宗族血缘关系，基本生活在共同的村社价值体系之中，具有高度的社区认同感，人们依据自我构筑的村社价值标准、行为规则来约束行为、调整生产生活关系。民间法则是这一社区价值标准的集合体，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当前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管理形式，民间法也在此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由于乡民对民间法的习惯倾向心理，当前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诉求顺序为：首先诉求本村有权威之人进行调解，其所蕴含的显性、隐性社区权威强制力保障往往能起到很好的“定纷止争”作用，而这样的民间权威化调解所依据的大多是民间法，因此容易获得乡村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和遵守。那么，建立在民间自治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基层自治制度在民间纠纷调解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在发挥乡村纠纷调解功能时是否认同以及多大程度上认同民间法在其调解过程中的实践运行作用?当乡村权威无法实现有效纠纷调解时，村民接下来的诉求对象一般不是国家法所期望的法院，甚至不是基层调解机构――司法所，而是反映他们自治意识的村民委员会，因为它同乡村传统权威一样，具有维护“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效应”。村民自治既然建立在村民自发创造的自治文化基础之上，其结构构成具有与村社传统权威重合的特点，是传统乡村权威的制度化演变，两种权威现实契合的结果必然会在处理乡村纠纷时自觉尊重村社范围内长期形成的民间法规范，在处理村社纠纷时必定认同村社范围内的价值标准和情感取向，综合运用民间法所蕴含的社区道德、伦理、情理等要素的立体解决方式，达到纠纷解决的理想社会效果。

三、村民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当今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期，单调的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被打破，社会阶层也产生了多元化分层，地域的界限传统被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市场竞争规律所打破，城乡界限和差别在城市扩大化中被模糊的同时，乡村社会也出现了人口的频繁迁徙和自我封闭的落幕。社会分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也出现多元化趋势，有些人甚至具有双重或多种身份，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因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劳动力解放，纷纷离开故土融入城市发展的大潮中，有人农忙时也请假回乡劳作，仍然背负着农民与农民工的双重身份，有人则背井离乡开始了全新的城市生活。由于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部分农民还成为了私营企业者。乡土社会的人员流动打破了乡村世界固定的人员结构模式和文化结构传统，家族宗族血缘关系和由此形成的道德伦理礼俗文化被弱化甚至异化，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治理注重自上而下的国家法推进模式，村民在此多重冲击下不断懵懂地认同和接受国家法规范，于是就有了类似“秋菊的困惑”和“被告山杠爷的不解”，这集中体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冲突必然。虽然有了国家法对乡村社会进行规范的社会发展可能，但由于种种自然、人文和历史条件的原因，中国国家权力虽经历了政权建立之初的“全面下乡”过程，但其权力基地或中心地区依然是城市。对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依然松弱。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虽打破了乡村社会的沉寂，但中国城乡经济差别依然存在，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民间法在乡村社会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博弈有其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事实充分证明，国家施于农村的法律未必都一定契合了农村的实际，国家法的运作在许多方面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村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尤其在

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熟人社会”的牢固传统使得国家法与乡土社会难以契合，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性差异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不契合：国家法律供给与农村实际需求的不契合；来自民间的知识传统与国家法知识背景间的不契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是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不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对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具有协调契合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村民自治制度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充分反映了地方性差异与国家统一性的契合，实现农村规范供给的平衡。村民自治制度赋予了村民大会制定村规民约的自治权力，各地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村规民约，这样的地方差异性只有在国家法统一指导下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法社会学强调在立法中，国家法应当注意吸纳民间法中的积极成分来实现两者的契合。当前村规民约的合法性表现在：根据国家法律授权制定，在不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的基础上，对国家法进行有益的补充。这避免了传统民间法一味寻求民间血缘性自治而留下的狭隘自治性。而且政府还进一步制定范本对村规民约进行立法性引导。当前各级乡镇府都为村规民约制定了范本，对村规民约制定的原则、范围、内容、执行程序等提出了详细的制定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村规民约制定、修改后必须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规定。这带有行政化色彩的引导似乎弱化了村规民约的自治民意表达，然而通过引导可以一方面将国家统一的价值观念融入到村规民约中。另一方面也给予了某些合理但可能不合法的民间法一定的让步和保留，如村规民约中保留了大量有关风俗习惯和的内容，它们在处理国家法不予调整的农事、吵架一类的民间琐事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弥补了国家法对农村需求供给的不足。

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篇（10）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权利内卷化：以云南一个彝族社区为例/罗明军//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13～20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949-1976）：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崔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24～29（1）

民族身份的确认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中的意义：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刘海涛//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9～13

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认同悖论：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研究/陈怡//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33～40

社会主义心理学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魏国红，张慧//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4～8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周伟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5～12

文化认知、国家观念与身份意识：回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与重构/沙勇//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26～32

我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研究/高永久，孔瑞，刘海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5

协商民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联系/孙岿，朱军//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33～537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李智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51～5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崔海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35～41

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制度经验与问题/常晶，常士//世界民族，- 2015，（6）. - 28～36

原因与对策：国内民族发展研究的若干理论视角/任维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6～11

自治共同体与自治权利：西班牙地区自治制度解读/刘泓//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47～59

二、理论综述

变动的“群”与转型的“学”：简论“社会”一词的中国演变/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1～16

从学术上拯救“原生态”和“本真性”概念/韩成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86～91

从一本学术著作带动“金翼”黄村建设新模式/王剑利，宋雷鸣//思想战线，- 2016，（1）. - 15～17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民族基础论：兼论去中国中心主义/徐杰舜，丁苏安//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61～68

对“马凌诺斯基革命”的重新思考/张丽梅//世界民族，- 2015，（6）. - 37～43

“国”与“族”：差序还是同一？/纳日碧力戈，赵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97～101

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设计的反思/常士//思想战线，- 2016，（1）. - 120～126

民族互嵌理论新思考/刘成//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7～14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内质与蕴涵：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思考/王伟//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41～46

“嵌入”的多重面向：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黄志辉//思想战线，- 2016，（1）. - 96～104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向丽//思想战线，- 2016，（1）. - 26～34

“污名化”与残疾人及残疾人叙事研究：美国民俗学家艾米・舒曼教授访谈录/艾米・舒曼，李向振，赵洪娟//民俗研究，- 2016，（1）. - 28～36

“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赵旭东//思想战线，- 2016，（1）. - 18～25

迂回与进入：西方汉学家山东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策略反思/刘志//民俗研究，- 2016，（1）. - 71～77

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省思：兼评徐杰舜、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概念/朱炳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2～10

中国乡村人类学重要的学术遗产：研究路径与问题/庄孔韶//思想战线，- 2016，（1）. - 9～14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嵯耶观音图像与信仰：再谈南诏大理国的神话历史叙事/安琪//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87～94

埃利亚斯与西方情感社会学：现代文明进程下的反思性探索历程/徐律//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68～174

“被发明的传统”：现代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透视/陈兴贵//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75～82

不同语境下民族村落景观变迁的差异化研究：以浙江莲都区上塘畈和沙溪畲族村为例/邱云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53～59

藏汉通婚十年间的变迁（2000-2010）/刘中一，张莉//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57～60

藏区差异性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二元结构特征：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李雪萍，丁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60～65

藏族洁净观视野下的人群分类与婚姻隔离：以卫藏地区贡嘎县K村屠宰户为例/邹礼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28～34

产业化视角下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发展研究：以苗族姊妹节为例/李茜//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65～68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黄胜胜//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20～24

创意乡村的路径及意义：基于朱家峪村实践的探索/李红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7～23

从“文本”到“本文”的田野阐释：以普米族口传文学为例/朱凌飞，胡为佳//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68～74

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以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唐卫青，张瑞//民族学刊，- 2015，（6）. - 21～24

从可持续性看黔东南传统苗族民居/龙玉杰//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97～99

从观阴山地区的民族交融/尚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48～53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钱春萍，代山庆//思想战线，- 2016，（1）. - 168～172

滇西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以傈僳族为例/李智环，陈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44～49

独龙女文面的图案阐释与文化建构/高志英//民族研究，- 2015，（6）. - 68～77

多元主体共治：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选择――基于宜昌市仓屋榜村“一二五”治理模式的分析/宋仕平，秦瑛，徐静//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57～63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岳天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25～32

“广场舞扰民”话语的批判性考察/李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75～18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民间故事”的动漫传播与传承/张万仪，刘高//民族学刊，- 2015，（6）. - 12～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开题实录/丁宏，李如东，郝时远，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47～58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及传承的社会文化功能/李海峰，程丽云//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116～119

基于文化差异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刘芳震，谭宇，孙咏//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10～14

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研究/詹一虹，龙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11

兰州牛肉面和麦当劳：两种不同的快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民族文化/段继业，汉京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50～56

论多数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及价值/马俊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13～22

芒团傣族手工造纸技艺文化探析/莫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98～101

民间信仰价值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王默，李臣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50～53

民间信仰与乡村娱乐：对黄州唐家渡村“五龙奉圣”灯会的考察/胡绍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45～49

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分布与特征：基于CHES2011数据的分析/马U//民族研究，- 2015，（6）. - 26～36

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曾少聪，吴英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5～40

农民工无产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基于个体化的视角/吴玉彬，张敦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35～137

欧洲移民问题的困境、误区及解决路径探析/刘泓//世界民族，- 2015，（6）. - 64～76

人生礼仪、家庭义务与朝山进香：冀中南地区苍岩山进香习俗研究/华智亚//民俗研究，- 2016，（1）. - 89～98

入赘婚还是收养婚？――云南鹤庆地区白族“上门婚”的人类学再解读/马腾[//民族研究，- 2015，（6）. - 59～67

山水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体性/南文渊//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29～532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堕距表现及原因分析/王伯承//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89～94

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际遇/罗瑛//思想战线，- 2016，（1）. - 40～44

守望相助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承：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张瑾燕，王玉琢//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38～542

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杨筑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22～27

田野的“历史”与历史的“田野”：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重读马长寿的陕西回民起义调查/樊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15～19

文化视野：汉民族文化史分期纲要/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35～38

文明和谐视域下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诉求与转型路径/闰彩霞，刘涛//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81～186

我国海路与陆路的海外移民：以福建和云南的海外移民为中心/曾少聪//世界民族，- 2015，（6）. - 77～85

城市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等级评定指标效度的研究/艾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31～38

湘黔边区山地民族的“面具之道”：兼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观对话/田红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31～38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林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0～34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23～30

伊斯兰人类学、中国穆斯林与海外中国人研究/陈志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30～35

云南边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早婚原因探究/伍琼华，张睿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45～52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烤茶习俗刍议/张海超，徐敏//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95～100

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风笑天，李芬//思想战线，- 2016，（1）. - 88～95

在施坚雅模式启示下的云南走廊研究/章立明//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78～86

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姚彦琳//民俗研究，- 2016，（1）. - 52～59

重新发现和培植历史而今的灾害“反应单位”：四川震区民间组织的人类学观察/庄孔韶，王剑利，张庆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68～74

珠江三角洲新市民的乡民性与人的城市化/王兴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24～34

作为“文明”流动的“水”：撒拉族“骆驼泉”的人类学研究/常海燕//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107～112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的对话/周峰//民族研究，- 2015，（6）. - 37～58

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艾米・舒曼著，赵红娟译，李向振校//民俗研究，- 2016，（1）. - 37～4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15年泰国中期会议综述/丁赛，张继焦//世界民族，- 2015，（6）. - 106～107

汉民族研究：历史的建构与建构的历史：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七/刘冰清（问），徐杰舜（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39～46

民俗学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回顾/马小燕//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54～58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论坛综述/王国勇，邢//民族研究，- 2015，（6）. - 116～117

全球化时代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综述/翟思缘，虞杰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08～111

我国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汤夺先，王建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24～128

研究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开山之作：朱玉福新著《中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评介/谷文双//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189～191

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反思/周大鸣，李陶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7～23

中国民族理论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综述/张三南，魏俊雄//民族研究，- 2015，（6）. - 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