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1）

1 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

评估问题的形成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的第一步，不仅与风险评估者及管理者有关，同时也涉及到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通常一项完整的风险评估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需多个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包括化学、毒理学、药理学、数学、食品安全等多个学科。因此，在进行风险评估之前要考虑该问题是否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需要哪些人员参与，怎样给风险管理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已经具备的资料和预计完成时间等。之后，根据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进行危害识别、风险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描述［1］。其中，风险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是风险描述的基础，也是风险评估的核心部分（图1）。

1.1 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目的在于确定人体摄入化学物的潜在不良作用，这种不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以及产生这种不良作用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由于资料往往不足，进行危害识别的最好方法是证据加权。该方法对不同研究的重视程度顺序为：流行病学研究、动物毒理学研究、体外试验以及最后的定量结构-反应关系。

1.2 风险特征描述

风险特征描述是确定毒作用终点、作用机制和剂量反应关系。其中剂量-反应关系是风险特征描述的核心内容，多数是基于动物试验的毒理学资料得出的。污染物在食品中的含量往往很低，为了达到一定的敏感度，动物毒理学试验的剂量必须很高，需要把动物试验数据经过处理外推到低得多的剂量。因此，用于剂量-反应关系外推的生物学机制模型一直是近年来研究和应用的热点。

1.3 暴露评估

食品污染物暴露评估的目的在于求得某危害物的剂量以及暴露的频率、时间长短、途径和范围等。由于剂量决定毒性，关于污染物的膳食摄入量估计需要食品消费量和这些食品中相关化学物浓度的相关资料。需要注意的是，在暴露评估中没有一个数据能够代表所有个体的消费量以及消费相关物质浓度。因此, 饮食成分的暴露评估经常需要建立模型来代表真实的暴露情况。

1.4 风险描述

风险描述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的最后一步，其结果是给出人体摄入化学污染物对健康产生不良作用的可能性的估计，要考虑危害识别、风险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的结果。在进行风险描述时应依赖于科学的数据而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需说明评估过程中每一步资料分析和利用、模建立时的不确定性。

2 数学模型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随着风险评估技术在国际范围内推广应用，用于风险评估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剂量-反应关系和暴露评估方面，这里作一简单介绍。

2.1 应用于剂量-反应关系的生物学机制模型

与传统的毒理学方法相比，根据解剖结构、生理学、生物化学、毒理学等建立的生物学机制数学模型减少了进行各种外推因不确定性造成的误差；使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降低，观察毒作用终点提前，更能够客观真实地评估人类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生理学基础的药代动力学模型（Physiologically-based pharmacokinetic models，PBPK）可描述任何器官或组织内化学物及其代谢物浓度的经时变化，以提供其体内分布的资料，并可模拟肝脏等代谢转化的功能，提供毒物体内生物转化的资料。应用PBPK模型不仅能够预测在靶组织中毒物原型或其活性代谢物的剂量，为风险评估定量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而且有助于阐明化学危害物的毒作用机制。Dybing 等［2］根据PBPK模型完成了丙烯酰胺内剂量及生物标志物含量（血红蛋白加合物、DNA加合物、胱氨酸加合物、缬氨酸加合物）的评估。Sharma［3］等用PBPK模型完成了由食物中摄入铅（外剂量）到体内血铅浓度（内剂量）的推导。

生物学基础的剂量反应关系模型（Biologically based dose response models， BBDR)是根据毒理学机制结合PBPK和PBPD模型

（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dynamic models，生理学基础的药效动力学模型）,可定量地描述靶组织剂量与毒作用终点之间的关系，能够明确地描述接触外源性化学物后所发生的生物学效应或反应，可反映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到器官水平多个阶段的生物学变化，定量地描述外剂量和毒作用终点的关系。美国环保署（EPA）联合多个机构建立了有机磷农药毒作用的BBDR模型［4］，描述了有机磷农药的代谢机制，模拟了抑制乙酰胆碱脂酶活性及活性恢复的全过程，因此能够根据接触剂量较准确地阐述乙酰胆碱脂酶受抑制的时间变化和剂量反应（效应）关系。

2.2 概率暴露评估模型

用于计算人群暴露量的点评估方法和简单分布方法由于操作简单、经济，曾被广泛应用。但由于点评估方法把食品消费量和化学物在相关食品中的浓度都视为固定值。简单分布虽然应用食品消费量分布数据, 但对于化学物残留量/或浓度却使用一个固定参数值的方法。当选择代表食品消费量或化学物浓度数据存在系统的偏高或偏低时就会发生偏差。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反映人群暴露的分布情况及暴露风险的大小。

与点评估和简单分布相比，概率暴露评估模型可用来描述食品化学物的暴露风险分布［5］, 如对某一特定的健康影响发生的概率；它也可用于描述最终可能用于概率风险评估的暴露分布。在概率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Monte Carlo模拟分析的方法，市场上的风险分析软件@risk 4.5、Crystal Ball等可用于食品中化学污染物暴露评估模型的构建。在食品化学物的膳食暴露概率分析的模型中, 食品消费数据及残留量/或浓度数据均使用分布, 并且依据每一个输入的分布, 找出与暴露过程相一致的数学模型, 用随机生成的一些数值来模拟膳食暴露。即一旦模型和输入的数据被选择了, 运用合适的软件系统, 就可以设置所需的模拟和重复数据, 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模型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也可对一些与暴露评估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定性。

3 国内外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现状

3.1 WHO/FAO

WHO/FAO共同成立了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下属的3个国际性专家委员会，即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及微生物风险评估专家会议(JEMRA)，分别负责食品添加剂、化学、天然毒素、兽药残留的风险评估，农药的风险评估和微生物的风险评估，为CAC决策过程提供所需的科学技术信息。《食品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法典标准》(Codex stan 193)附件I《制定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值的原则》中规定［6］，在制定污染物限量值(MLS)时要附以摄入量的计算及其风险评估资料。CAC在2003年制定了适用于法典风险评估的《在法典框架内应用风险分析的工作原则》(alinorm 03／41)［7］，有关风险分析的原则和指南为风险分析在各国的应用提供了共同遵守的框架。

3.2 欧盟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是欧盟进行风险评估的主要机构，其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政策、立法。目前EFSA主要是应欧洲委员会的请求进行风险评估，同时根据新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一些项目研究［8］。EFSA提出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风险评估指导性文件、鱼中汞问题、食源性致病菌的风险评估中暴露量评估相关的定量方法［9,10］。实施的“欧洲食品安全-食品和膳食中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项目，为食物链中化学物质风险定性定量评估方法奠定了科学基础［11］。

3.3 其他国家

在美国制定食品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风险评估工作主要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DHHS)、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局(EPA)完成。2003年美国USDA成立了一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提供实施风险评估的技术指导，加强各机构在风险评估中的合作与交流。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在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基础上制定的。

德国于2002年成立了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其中心任务是在国际认可的评价标准基础上，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独立于政府开展消费者健康保护和食品安全评估工作。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遵照国际组织制定的原则和框架进行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3.4 中国

近年来，我国虽然已经在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在应用风险评估方法进行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污染物限量标准的制定未按照CAC制定的“风险分析原则”,不能与国际接轨。目前我们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存在的困难有：缺乏高质量的人群暴露资料（如总膳食研究、以食物分类为基础的摄入量研究等）、采样和检验方法与国际上不统一、未明确设立专门机构来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工作、食品行业的参与不足等。

风险评估在科学评估食品中污染物危害水平、制定切实有效的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措施、降低危害、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在降低食品中污染物风险方面尚未充分发挥风险评估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应采用国际通行的原则和方法开展风险评估研究工作并制定相应规范，将风险评估与管理相结合，使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和卫生管理规范与国际接轨，为管理者制定保护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依据。

4 参考文献

［1］王大宁.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指南［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

［2］Dybing P B, Farmer M. Andersen,Human exposure and internal dose assessments of acrylamide in food［J］.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05,43：365-410.

［3］Sharma M,Maheshwari M,Morisawa S. Dietary and inhalation intake of lead and estimation of blood lead level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Kanpur, India［J］.Risk analysis, 2005, 25(6):1573-1588.

［4］Office of Prevention, Pesticides & Toxic Substances U.S. Physiologically-Based Pharmacokinetic/Pharmacodynamic Modeling: Preliminary Evaluation and Case Study for the N-Methyl Carbamate Pesticid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2003.

［5］罗，陈冬东，唐英章,等.论食品安全暴露评估模拟模型［J］.食品科技，2007,（2）:21-24.

［6］Codex stan 193. General Standard for Contaminants and Toxins in Foods［S］.

［7］Working Principles for Risk Analysis for Applic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R］．Alinorm，2003／14：142．

［8］Laying Dow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Food Law，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and laying down procedures in maters of food safety［S］．ECNO, 178／2002.

［9］Guidance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GM) Plants and/or Derived Food and Feed Submit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gulation［S］.ECNO,1829／2003．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2）

中图分类号：X820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目前，风险性的评估被广泛的应用在化工工艺流程中。化工工艺的质量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加强化工工艺风险识别可以有效地判断出化工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消除这类安全隐患。因此，加强对化工工艺风险性评估的探讨，对化工工艺流程的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化工工艺

1、化工工艺的概念

化工工艺是指：把原材料经过化学反应，转变成产品的方法以及过程，它包括完成这一变化的全部措施。其生产过程一般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原材料的处理：为了使原料符合进行化学反应所要求的状态和规格，根据具体情况，不同的原料需要经过净化、提浓、混合、乳化或粉碎(对固体原料)等多种不同的预处理。

（2）进行化学反应；这是生产的关键步骤。经过预处理的原料，在一定的温度、压力等条件下进行反应，以达到所要求的反应转化率和收率。反应类型是多样的，可以是氧化、还原、复分解、磺化、异构化、聚合、焙烧等。通过化学反应，获得目的产物或其混合物。

（3）对产品进行精致。将由化学反应得到的混合物进行分离，除去副产物或杂质，以获得符合组成规格的产品。以上每一步都需在特定的设备中．在一定的操作条件下完成所要求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转变。

2、危险化工工艺

危险化工工艺是指：在化学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引起火灾、中毒、爆炸等事敌的工艺。根据我国安全监管总局编制的《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它包括：电解工艺、氯化工艺、合成氨工艺、加氢工艺、硝化工艺、裂解工艺、氧化工艺等15类工艺，并且每种工艺都有其典型的工艺。

三、化工工艺评估方法

目前国内化工生产工艺风险评估大多只是停留在定性阶段，只能针对关键的风险因素进行探究，缺乏全面的评估观念，评估结果很难令人满意。当前比较成熟的化工工艺风险评估体系如道尔化学评估标准与蒙德风险评估理论仍然有很大局限性，上述两种评估标准主要针对化工生产中的易燃易爆以及化学药品中毒风险进行评估，缺乏普遍性；而且只是针对化工生产过程中实质进行评估，忽略安全生产监管与风险应急处理办法，因此与实际化工工艺风险评估要求有很大偏差。科学的化工工艺风险评估系统不仅需要针对实际化工生产过程进行定性分析，还要结合化工原料、化学反应设备、生产工艺技术等各方面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因此需要结合现代模糊概率的数学理念，对化工生产过程中的诸多风险因素与评估结果之间建立合理的几何数学模型，再利用现代智能计算机的仿真模拟技术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得出具有科学指导意义的化工工艺风险评估结果。

四、我国化工工艺的安全评估

1、化工设备安全评估

（1）实验装置设备的安全性

在实验操作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对于物料各个工序的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构成物料的了化工设备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试验中的装备反映容器内不仅进行着化学反映，还有流体的流动、传热等过程，。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影响，所以反映设备是化工设备的核心，它的选择对化工设备的安全有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验过程，必须要重视发生反应过程的装备，这样可以保障由于连续过程产生的反应拥有较高的安全性。同时，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在使用过程中，也可以提高实验的效率，使得实验过程拥有更高的灵活性。但是不同的工艺有着不同的特点，与之相比，间歇工艺的工程更为简单、操作的弹性较大，进行设计时，可以使用精确度较低的数据，其通用也很强。

（2）化学材料选取的安全性

通常一种反映会具有几条工艺路线，我们要选择使用可以消除或者减少危险物质用量的那条路线。因此，在选择材料过程中，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利用专业知识，来挑选实验材料，尽可能的避免或者代替那些危险材料，从而将实验的安全系数降到最低。例如:使用催化剂来稀释危险物料，以此来缓解反应的剧烈程度;使用新科技、新技术减少危险介质的藏量;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减少生产废料，尽量做到过程用料、辅助剂的回收循环利用，减少其对于环境的污染。

（3）实验防护工具的安全性。

化工设备在进行化学反应时，可能会出现偏离正常运转状态的情况，从而引起超温、超压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认为所难以掌控的，因此对于这些类似排泄阀、防爆板、通风管、安全阀等装置一定要谨慎使用。因为她们的安全性会影响到整个化工生产的安全性。对于一些非常危险的操作，要使用全自动控制系统，或者程序控制装置，一旦有爆炸、火灾等事故的发生，能够起到防止事态扩大，减小事故损失的作用。这些在设置的时候要从人性化的设计角度出发，将人身安全作为第一步考虑，例如考虑设置安全救护设施，如设立洗眼区和安全淋雨区等。

2、研究方法选择

（1）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

风险评估是对于多学科内容练习结合的一种方法，它自身包含着多数理论模型的建立，但是拥有一定的假设条件。因此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是解决危险化工工艺评估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定性分析可以指明事物发展的方向，但是在深入材料实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通过对于定量分析法的假如，刚好使得两者相互所长，从而为研究事物建立一个合理的运作机理。因此，数学建模是风险评估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

（2）查阅文献与访问调查相合

对于危险化工工艺过程中整体风险评估，除了对风险进行定性分析描述外，还有少数的定量风险评估方法，但是定量的评估只是对工艺本身的本质安全进行评估，几乎很少对工艺进行整体的危险性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3）模糊数学方法

由于危化品生产过程中运行环境的复杂多变，影响化工工艺安全的各因素又是相互联系的，且各因素间的关联关系随时间、地点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加之其中很多因素是模糊因素，因此各种风险影响因素不能被精确的定量。为了能准确地描述危险化工工艺安全运行的各个影响因素，应使用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对危险化工工艺风险等级进评估。

五、加强化工工艺风险识别的相关措施

要将化工工艺中存在的若干风险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就必须要加强其风险识别的工作，对爆炸、中毒、火灾等灾害做定量的分析，更加准确地判断出化工工艺中存在的若干事故隐患，并针对这类隐患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从化工工艺的生产设备角度进行风险识别加强措施分析的话，主要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化工生产设备的风险识别

化工生产过程中所使用到的设备大多数都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通常这类设备也是化工工艺风险识别的重点检测对象。从化工原材料的运输、干燥到生产中的过滤、混合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质量把关，将危险程度控制在一个较为稳定的范围之内。并且大多数化工工艺的生产过程中最好能够保持设备工作的连续性，因为连续性的生产流程通常具有生产效率高、安全性能好等特点，是降低化工工艺风险的良好措施。

2、加强化学反应过程中的风险识别

化工工艺最核心的生产环节就是化学原材料之间的反应过程，不仅关系着化工生产的质量以及效率，更关系着化工工艺的安全性能。在化学反应过程中，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识别检测，尽量不选用反应效果剧烈，有剧毒，或者容易爆炸等材料，如果必须要使用到比较危险的材料，则要做好反应环境与外界的隔离，避免外界受到反应物的波及。在现代工艺中，一般是将反应物浓度稀释之后采用催化剂的方法来达到化工生产的目的，在保证了正常生产量的基础上也提高了化工工艺的安全性，降低了生产成本。

3、加强安全防护系统的风险识别

在任何化工工艺生产流程中，都配有一定的安全防护系统，来防止可能发生的一些生产事故。而化工工艺风险识别的最终措施就是要从安全防护的角度入手，检测生产流程中的保护设备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并分析其保护性能，根据安全防护系统的保护能力来判断化工工艺生产的危险程度。通常纳入检测范围的有防爆板、通风管、安全阀等装置，加强这类装置的使用性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整个化工工艺生产设备的安全性。

总之，针对化工工艺技术特征、生产危险性进行必要的风险识别与安全评估尤为重要。我们只有制定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明确化工生产安全状况，掌握危险管控点，方能提升管理效益，营造安全可靠的化工生产与工艺应用环境，实现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六、结束语

化工工艺的风险可以说关系到整个化工产品的生产，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须要严肃对化工工艺风险性的评估，确保化工工艺流程的安全。

参考文献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3）

作者简介：高 山，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3）

王京京，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3）

自1983年美国大部分联邦机构将社会影响评价纳入到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以来，社会影响评价成为西方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主要机制。在我国，从2005年四川遂宁市推行重点建设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开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逐渐成为中国应对社会风险的重大举措。但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缺乏理论层面上的深入研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评估模式。因而需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探索切实可行的评估模式。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者已对社会风险有所关注，著名的社会学家如乌尔里希・贝克（U. Beck）、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等人对风险进行研究，形成了有关风险的社会学理论。贝克于1986年第一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社会风险是过度工业化的产物。并且“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他们和得益于它们的人”{1}。根据贝克的观点可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衍生物，并随着全球化而加剧，最终风险会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对于如何解决风险，贝克认为旧的制度已经无力解决问题，应该“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2}。因而贝克被认为是制度主义的风险防范者。

然而对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玛丽・道格拉斯（M. Douglas）并不认同。她与维达斯基（A. Wildavsky）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3}另一位“风险文化”的代表人物斯科特・拉什赞同道格拉斯等人的风险观，但他反对将风险归咎于社会边缘团体。他认为“（这些团体）他们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常常热心于关注社会公共事物。”{4}

在《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一文中，拉什借鉴了康德的审美判断/反思性判断的观点，他认为“关于危险和风险的判断常常是一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色彩的反思性判断，不同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甚至同一种风险文化中的不同的判断主体，对同一种危险和风险进行反思后所做出的判断，无论从其判断方式还是从其判断结果上看，都往往呈现出很大的差异”{5}。因而，他表达了对当代技术资本主义试图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数据库来抵御风险的强烈质疑。他认为技术手段不但不能化解一切风险和危险，而且“可能会牵扯出新的进一步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6}。

尽管关于社会风险理论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人们却越来越重视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尤其重视通过运用多学科理论来评估社会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大致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评估模式：一种是秉承实证主义精神，运用科学技术和数学模型来构建评估风险的指标体系以及防御风险体系；另一种持建构主义学说，认为风险具有建构性，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们会认为哪些社会事实是社会风险或者哪些社会风险构成重大威胁。{7}因而应从诸如社会制度、社会角色、利益立场等社会性因素探求风险的解决之道。这两种不同的评估模式所形成的话语体系也截然不同。实证主义的评估模式注重专家话语，趋向于福克斯等人所说的“少数人的对话”，即官僚制的独白性话语。{8}这种话语常常代表精英、专家的言说，加强了独白的趋势，在评估过程中，政府机构决定将哪些问题排上日程，没有或者只有形式上的公民调查，没有提供给那些想要参与和应该参与的人参与机会，这样会“扭曲民主的含义”。而建构主义的评估模式注重探寻民众对风险的心理感知，力图将公众纳入到风险的实践当中来，趋向于福克斯等人所提倡的“一些人的对话”，这种形式能够保证话语的“真实性”、“切合情景的意向性”、“参与意愿”及“实质性的贡献”。{9}

当然，风险的两种社会学理论以及形成的两种评估话语，不仅不符合“二律悖反”定律，反而有相互融合之态势。纯粹应用实证主义方法不能全面地评估风险，一味地运用建构主义方法也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实证主义方法和建构主义方法相辅相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应对风险问题。

在我国，对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上且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分析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式占主导地位。然而，治理之道在于空间上的扩展，要想很好地发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用，引入具有建构主义的参与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式，并将分析式与参与式评估模式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二、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式评估模式

为解决社会科学“前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困境，实证主义者力图“将其在自然科学所取得成功的方法和模型应用到社会科学中”{10}，并主张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事实的描述及解释，不仅要坚持科学的方法论，而且要保持价值中立。缘于自然科学已形成强大的权威性，使得公共管理者及公众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要求社会科学，只有做出定量的数据和分析模型，才被认为是可信的、可应用的。

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式评估模式正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拉贝尔J.伯基（Rabel J.Burdge）指出，分析性的方法有时叫做技术的或者技术性的（technoratic），分析式模式是借助量化的资料预测特定地理政治区域的社会变化。它假设在地方或社区层面，大多数社会影响，至少是直接影响，是能观察的。{11}目前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运用分析式评估模式，它依靠专家和科学技术评判风险等级。评估的主体大多是各领域的专家，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设计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并且在评估中运用了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如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ard and Operability Study，又称HAZOP）、风险概率―影响矩阵，判定风险等级的层次分析法等。分析式评估模式的优势有目共睹，它可以运用科学技术识别风险、描述风险、评估风险、判断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估的重要基础。它能够量化风险，制定风险的可接受量度，有利于控制风险，能够使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个人对风险的认知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往往会出现不同主体间对风险的认知不同，接受程度不同，这就需要专家依据专业知识做出科学的评判和裁决，有利于快速应对风险。

但是分析式评估模式无法避免“官僚制独白式”和“无政府主义”的话语形式。在这种评估模式中，专家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受影响群体的意见只具有参考性，而没有实质的决定性，在独白式单向传递的信息面前，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不仅会得出不客观的评估结果，而且公众会对专家产生不信任情绪。一旦这种情绪出现，就为谣言提供了滋生空间，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话语形式，阻碍公众意见的形成。那么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专家们往往具有学科惯性，并容易被利益所掣肘。学科惯性是指“专业人员狭隘的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不能有效地与他人合作”{12}。这样，专家们往往根据自己专长得出片面的结论。然而，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不仅仅限于那么几点，因而对风险的评估需要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通力合作。不仅如此，专家们不可能在短期内熟知当地情况。伯基曾举过这样的例子：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谢尔比维尔水库建设之初，当地人曾指出溪水水位所引发的风险，但未被专家所注意，而后导致了因项目设计不当而引发的生态风险。{13}这说明当地知识在评估中的重要性，而专家往往缺少这方面的经验知识。并且专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首先，专家们的认识和行动会受到潜在价值观支配，而这种价值观与他的成长环境以及教育背景等因素相关联。其次，专家们易受各方利益影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结果关乎项目是否实施，政府及建设单位对此极为看重，因而就会出现“俘获模式”，即评估专家被政府或者项目建设方收买。在这种情形下，有些专家隐瞒或者选择性地解释与评估相关的信息，甚至编造有利于政府或项目建设方的评估结果。这样的结果满足私人利益，会造成公众的怨恨、抗议和抵制。

第二，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的局限性。指标及模型的预设往往建立在某种假设条件之上，然而假设条件的正确与否有待检验，并且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墨菲法则”现象。那么要求评估指标及模型涵盖方方面面的因素，这对于它们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况且，专家们在设计评估指标及评估模型时，希望其发挥可应用、易操作之功效。然而，不同的评估对象、不同的评估地域，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指标和模型的应用价值有待考察。就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尚未出现权威的、应用价值高的评估指标及模型，反而导致了原本具有科学性的评估指标和模型变得不那么科学了。

第三，评估过程中信息大部分是单向流动，会导致谣言四起。纵观整个评估活动，公众并没有参与到决策环节，仅仅参与了公众座谈会，而这种座谈会的目的在于收集相关数据，公众与政府、项目建设方之间的沟通效果甚微，公众的意见大多忽略不计。对于最后的评估结果，公众大多不知情。这种单向流动的信息不仅会造成评估结果的片面化，而且会导致谣言四起，出现了福克斯等人提及的“多数人的对话”。不负责任的言论借助互联网迅速传播，公众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如果再被社会人员别有用心地利用，那么的发生将不可避免。

以上分析式评估模式的缺陷是该模式自身所导致的，并非完善该评估模式就能解决上述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关注另外一种评估模式，即基于建构主义的参与式评估模式，并且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

三、社会稳定风险的参与式评估模式

建构主义理论是基于对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持怀疑主义态度和相对主义立场的认识论。{14}建构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从诸如社会制度、社会角色、利益立场等社会性因素寻求对社会问题的合法性解释。如前所述，道格拉斯和威斯维尔德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风险问题，他们认为风险是主体建构出来的，是主体对风险进行反思性实践的产物。

既然风险是心理感知的结果，那么不同文化背景下对风险的诠释不同，不同的群体对风险的感知程度也不同。就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而言，既然群体间对风险的认知不同，那么在风险评估中就不能单单依靠专家和科学技术去测量风险，基于实证主义的分析式评估模式所发出的官僚制独白话语无法掌握受影响群体对风险的主观认识。因而只有引入具有建构主义倾向的参与式评估模式才能完善评估的作用。

对于“参与式”定义，众说纷纭。1981年，在一份关于《社区社会影响评价》的论文中，W德莉（Audrey Armour）强调参与式的重点为“应该从受影响人群的角度来评估影响，然后才是从更大利益的角度来评估”{15}。林扬认为参与式的核心理念是“强调社区在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本地群体不能是单纯的行动涉及对象，而应该是行动的有效参与者”{16}。由此看出，参与式方法认为受影响人群对风险的感知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参与式暗含建构主义倾向。

将具有建构主义倾向的参与式方法运用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绝不仅仅是将信息告知公众，而是要具有相同利益、相同理念、相同爱好并能保持有效联络的超地域群体成为评估过程中的有效参与者。公民参与一定要遵循参与式的宗旨――全程参与，并且受影响群体应该有相应的知情权、参与决策权、建议权、监督权和评价权。这样，既能够避免陷入官僚制独白性言说和无政府主义状态，也能够很好地实现民主的真实话语。具体来讲，这种评估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有利于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首先，“经验是有价值的老师”。当地群众对当地情况更加了解，拥有更多的本地知识，能够弥补专家的学科惯性和短期内不能熟知当地情况的缺陷，有助于政府或建设方全面地识别风险源。其次，分析式评估模式可以判别环境、地质等方面的风险，却无法量化受影响群体对于风险的态度。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点在于评估受影响群体的接受程度，参与式评估模式可以较好地感知群众对评估对象的态度，契合了这一要求。再次，决策者和评估主体很少与受影响群体持有相同的价值尺度。以前者的价值尺度去主导评估过程，那么考虑问题的角度、对问题的价值判断都会受到影响，评估结果很难客观公正。而参与式评估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

第二，成为利益相关方与受影响群体沟通的有效途径。笔者在参与评估某爆破器材公司异地搬迁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时发现，受影响的民众通过参与式评估模式能够了解该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且清楚地认识到该项目可以改善交通设施，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表达了对征地补偿、空气污染、植被破坏的疑虑。而项目负责人也针对这些顾虑，耐心地阐述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样不仅会防止出现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局面，还会获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第三，提升民众对可接受风险的抗逆力。抗逆力又称复原力，是一种存续能力和适应能力。我们都知道风险无处不在，完全消除风险是不切实际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目的就是要判别哪些风险是公众能接受的。假设可接受风险发生了，由于受影响群体内心的恐惧，加之公共舆论的夸张报道，再掺杂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可接受风险很可能会转化为不可接受风险。参与式评估模式预防了此类情况的发生。公众从评估伊始就参与进来，能清楚地了解该项目或政策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会理性权衡风险是否可接受，并会对可接受风险做好心理准备及防范措施。那么当可接受风险发生了，公众也能及时地适应，并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提升了对可接受风险的抗逆力。

综上所述，参与式评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分析式评估模式的不足。并且在国外，参与式方法在社会影响评价方面运用地比较成功。然而，将参与式方法运用到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时，还要考虑到以下制约因素和其局限性：

第一，公民参与制度的不健全。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 一书中认为“社会动员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在缺乏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17}如何在风险社会中既保持强政府同时又能扩展治理的空间的问题困扰着公共管理者。要运用参与式评估模式，前提就是要健全公民参与的制度。然而，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来明确评估的参与主体、参与事项、参与方式以及何时参与。加之信息透明度不高和收集信息的高成本使得公民难以获得参与所必备的信息资源。这样，就会滋生“寻租空间”和“灰色参与”。

第二，公民参与话语形式的不成熟。目前，在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话语形式并没有呈现“一些人对话”的景象，却恰恰出现了“官僚制独白性话语” 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主义话语”，其中，第一种话语形式尤为明显。唐博森（Bo-sin Tang）等人在研究广东地区征地案例时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公众习惯于服从权威，政府也习惯于制定政策后告知于公众，但公众参与的目的是决策而非告知。{18}然而要改变这个局面，并非一日之功，不是仅仅引入参与式评估模式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和参与能力的提升，需要参与制度、参与形式的完善，需要政府、专家思想观念的转变。另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主义话语”形式日益兴起，并且渐渐偏离了可控的轨道。借助互联网，有些公众发表不真实、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不仅扭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更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都制约了参与式评估模式作用的发挥。

第三，群体思维阻碍参与式评估模式发挥作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句古话反应了集体智慧的闪光之处。然而，在我国公民参与意识及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群体思维。一些缺乏参与热情的弱势群体，或者因为从众心理使其习惯性地跟随大家的意见，或者觉得即使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也无济于事，风险评估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于是他们在评估过程中保持沉默，“缺席者被看成赞成者”，这样潜在的风险被掩盖，评估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之后必然会产生“公众在征求意见时提不出意见，实施后有很大意见” 的严重后果。

第四，参与式评估易受外界干扰。这种干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舆论的干扰。在项目或政策未开始评估之前，夸大事实的消息满天飞，干扰了公众对项目或政策的认识和评价。例如先前媒体大肆报道PX事件，这会让群众以为PX项目在哪里兴建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而在评估中，即使建设方和专家们解释本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适合兴建PX项目，公众只会相信媒体先前的报道而非专家，抵制情绪非常强烈。另一个方面是各方利益的干扰。因为评估的结果关系到政策或项目能否实施，所以政府或者建设方使出浑身解数操控评估过程。专家不仅仅会被“俘获”，参与代表也会被“俘获”，或者参与代表根本不具备代表性，不能反映受影响群体的真实态度；或者参与代表是受影响群体，但屈服于强大的利益集团，没有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因而参与式评估模式仅仅是流于形式，起不到本该有的效果。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4）

1引言

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式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种有效的企业间合作共生模式。国际上一些先驱企业如丰田、戴尔、沃尔玛、Carrefour等厂商，都因实践这一新型管理模式而获得巨大成功。从成功企业实践意义上说，实施供应链管理是进入21世纪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正如英国物流专家马丁·克里斯多佛(MartinChristopher)所说：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然而，据Michigan大学(2003)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大约有50%的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所带来的优势并不强于传统的买卖关系，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对供应链系统中各类风险不能准确评估和管理造成的。随着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市场的全球化延伸、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日益复杂及组织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等，都将加剧供应链的不稳定并增大其风险性。受多种因素诱发，供应链突发事件生成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对供应链系统运作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供应链风险识别与评价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获得许多研究成果。Kraljic早在1983年提出的采购组合管理框架中，就已经考虑了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问题。SmeltzerandSiferd(1998)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模型，从采购管理角度理解供应风险管理，提出积极主动的采购管理就是供应风险管理的观点。此后，Sheff(2001)、Harland(2003)、Deloitte(2004)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研究了供应链风险因素及识别问题。Hallikas(2004)从风险事件的概率角度，定量化研究了供应链风险的评估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供应链风险做了多种分类，并提出了测度供应链风险的各种方法。如马士华(2003)的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划分，晚春东(2007)的系统风险划分等。丁伟东等在2003年提出了基于模糊评价方法的供应链可靠性评估矩阵，周南洋(2008)提出了基于OWA算子的供应链风险评估多属性决策方法。综上，以前的学者大多对供应链风险进行某一方面和单一方法的识别与评估，缺乏从企业集团化发展角度对供应链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进行系统识别，并给出相应的综合评价模型和实证分析。

2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识别

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在强化核心节点企业地位、释放众多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累积提供了客观基础。供应链风险来源于系统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它会利用供应链系统的脆弱性，对供应链系统造成破坏，给上下游企业以至整个供应链带来损害和损失。风险识别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前提，按照风险产生的缘由，可将供应链风险划分为内生和外生两大风险来源，其中内生风险主要产生于道德风险、信息扭曲和有限理性。而外生风险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等外部环境的突变。

2.1供应链内生风险识别

内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自身引发的风险。供应链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间合作模式，伴随运营而生的物流、商流、资金和信息流，自始至终流经供应、储运、加工、分销、配送和消费等全过程，在围绕核心企业形成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同时，由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独立经营的法人属性，致使供应链各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存有潜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波及和影响到其它合作方，进而冲击整个供应链的正常运作以生成供应链风险。内生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征见表1。

2.2供应链外生风险识别

外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或突变引发的风险。任何一条供应链都是处在一定环境之中的，市场、政治、自然等环境因素的波动或剧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供应链的有效运营。复杂、开放的供应链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受外界环境制约又反作用于环境是供应链系统赖以存在的前提。当环境发生对供应链系统负面影响的变化时，供应链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供应链的正常运营受到制约或破坏从而生成供应链风险。外生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征见表2。

3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供应链风险识别使我们认清了集团供应链系统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形态，而有效防范供应链潜在风险可能给集团供应链运营系统带来的利益冲击，则需要对供应链系统风险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估。供应链风险评估是指借助必要的模型方法对供应链的风险等级进行量化测定或估算，并依据供应链风险等级选择安全对策，最终达到削减和控制风险的目的。对供应链风险的评估，需要建立一套设计合理、操作性较强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可测的、可比的、可以获得的量纲各异的指标及指标群构成，用于全面反映供应链系统存在内外风险的可能性程度。基于对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识别，本文构建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下：

1)反映供应链内生风险的指标：合约信任度X1、信息差错率X2、不良采购率X3、供应中断率x4、交货延迟率x5、合同履约率X6。

2)反映供应链外生风险的指标：价格波动指数y1、销售波动指数Y2、突发事件预警指数Y3。

上述各指标的涵义及赋值方法如下：

合约信任度：反映供应链合约方可信任程度的指标，供应可信性反映了整个供应链提前或按时交货的能力。该指标值增大，表明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可信度增高，供应链系统越可信。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提前或按时完成的订单数÷总订单数）×100%。

信息差错率：反映供应链信息传递失真情况的指标，供应链信息传递延迟或失真会呈现“牛鞭”效应。供应链信息传递失真程度与供应链链长有关，节点企业越多，信息传递失真的程度会增大。该指标数值可通过链长与信息阻尼的关系间接求得。

不良采购率：反映采购有效性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不良采购批次÷总采购批次）×100%。

供应中断率：反映物流配送可靠程度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因供应物流中断而停工待料的时间÷产品计划总生产时间）xl00%。

交货延迟率：反映物流配送可靠程度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物流配送延迟的次数÷计划物流配送总次数）×100%。

合同履约率：反映供应链合作机制保障程度的指标，合同履约率高表明供应链合作机制稳定可靠，合作方之间诚信度高。其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履约合同数÷签约合同总数）x100%。

价格波动指数：反映物料供应市场稳定程度的指标，物料供应市场特定价格指数是根据某一种或一组特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平均计算而成的，它反映某一特定种类或特定组合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变动。本指标数值可由统计调查报告中获得。

销售波动指数：反映供应链核心企业产品销售稳定程度的指标，稳步上升的销售量预示着企业对顾客需求识别的准确性。其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计算期销售量／基准期平均销售量-1）×100%。

突发事件预警指数：反映供应链系统应急体系构建程度的指标，其数值通过预警系统完善程度和应急体系建设投资额换算得出。

4供应链风险评估模型及实证分析

4.1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是将描述供应链风险量纲不同的指标，转化成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给出该供应链系统存在风险程度的一个总体评价。由于各评价指标在风险评估中地位的非等同性，必然存在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赋权问题。本文采用改进的集值统计加速迭代法，通过迭代步长的加速递增，既可以增加指标权向量的符合性又能提高运算效率。

4.2评价指标风险值的确定

一般的概率统计估值，每次试验所得为相空间中某个确定的点。若放宽条件将得到相空间上的一个子集，谓之集值统计试验，是经典统计和模糊统计的一种推广。在风险评价中对应专家对风险大小判断的一个区间估计值。

式中Ai为第i个风险指标的权重；石i为专家对第i个风险指标的评价值；F为供应链系统风险的总评价值。F的取值范围在[O，1]之间，分值增高，预示供应链系统风险加大。本文设定供应链风险的四个参照等级标准，其对应的F取值范围见表3。

4.4实例应用

应用对象为胶东半岛制造业一供应链系统，通过综合调研得到应用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依照评价步骤，聘请七位专家对供应链风险指标进行迭代优选及概率区间估计，运用改进的集值统计加速迭代法，对各风险指标进行迭代后的结果见表4。

进一步，各专家对风险评价指标估计的概率区间，以及根据公式(3)、(4)、(5)计算所得的供应链各个指标综合风险概率见表5（含专家分歧度）。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5）

1.1居丧风险指数(BRI)BRI最初是由Parkes编制的量表，后Pilot将BRI修改为8条目量表，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64，将其中4个关于情绪反应和应对能力的条目去掉以后，Cronbachα系数变为0.80，内部一致性效度变大，最终形成了4条目量表〔3〕。条目分别为“愤怒”、“自责”、“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是否需要专家帮助应对”等，得分＞10分者为高风险，7～10分为中度风险，＜7分为低风险〔3〕。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BlueCare护理实践与研究发展中心(RPDC)将BRI简版纳入该中心研制的姑息路径工具包，量表需在患者死亡之前或死亡之时完成，由姑息照顾的工作人员对居丧者进行评估，在评估之前护士需经过4h的训练。该量表短小精悍，便于使用，但评估内容相对较少，有些风险因素没有涉及，在应用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2居丧风险评估工具(BRAT)BRAT是由加拿大维多利亚护理院专家制定的一个评估工具。该工具早在2003年进入临床试用，并在2006年接受了修改，添加了4个保护性因素条目，得到2008版本的评估量表，目前在维多利亚护理院的网站上登出使用。2008版本的工具共包含10个项目，40个条目，5级风险评估，分别是:①没有已知风险，②最小风险，③低风险，④中度风险，⑤高风险。BRAT具体分为40个条目，共包括“亲属关系”2个条目，“照顾者”1个条目，“心理精神健康”2个条目，“应对”8个条目，“青少年和孩子”4个条目，“精神领悟或”1个条目，“当前压力源”4个条目，“之前的丧失经历”4个条目，“关联支持”4个条目，“关于病患、照顾和死亡的情况”6个条目及“支持积极居丧结果的保护性因素”4个条目。该量表的评估对象是接受姑息照护的病患家属，并非针对丧偶老年人;该量表主要是由护理人员在姑息照护机构进行评估;该量表不能测量更深的心理现象，如认知方式、人格特征、依恋类型，而这些因素也可能成为测量居丧风险的指标;该量表还有一些项目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歧义性〔4〕。1.3居丧风险评估文档Melliar-Smith〔5〕指出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关怀院的护士和社会工作人员认为关怀院中的死者家属应得到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在死者刚去世时，且在临床中成功实施风险评估有利于居丧风险管理和实现丧亲者的需要。通过工作人员计划、组队、实践、整合反馈资料形成评估文档。该评估文档包括照顾者或亲属的基本信息、风险因素目录、调查者的个人观点，其中风险因素为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死者的姓名、死亡日期、年龄，被调查者的姓名、与死者关系、电话、地址等;风险因素目录包括8个项目，即“住在护理院的时间”、“死亡方式”、“主要照顾者对疾病的认识和行为”、“主要照顾者与患者的关系”、“照顾者的精神问题”、“预期的悲伤反应”、“照顾者的已知生活创伤经历”和“照顾者的躯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者的个人观点包括患者死亡时被调查者的反应、他们的应对方式两个问题。参与患者临终阶段的护士应在24h内完成丧亲者的居丧风险评估，辨别丧亲者需要帮助的程度，预防他们发展为复杂悲伤。该评估文档专业性较强，通过培训的临床专家、护士及社会工作者对在姑息护理关怀院中的死者家属进行早期的评估，使用范围比较局限。1.4复杂居丧结果风险评估指南该指南由澳大利亚墨尔本姑息护理中心开发，对接受姑息照护的病患家属进行复杂居丧结果风险评估，从患者接受姑息照护就已开始对其家属进行丧亲悲伤的评估，内容包括死亡者所患疾病、终末照顾、死亡性质、丧亲者性质、人际关系及死亡者特征，评估比较复杂。该指南包含了复杂居丧结果危险因素清单、家庭关系指数、创伤悲伤3个量表〔4〕。复杂居丧结果危险因素清单，包含已逝者的特征(身份)、已逝者疾病特征或死亡性质、居丧者的特征(身份)、居丧者与已逝者之间的关系(情感)。家庭关系指数(FRI)，用于测量居丧者和家人的关系，共12条目，每个条目选择“正确”或“错误”。创伤悲伤量表(ITG)是由HollyPrigerson研制的量表，用来评估丧亲者是否发生复杂悲伤结果，共36条目〔1〕。其中34个条目由个人填写，包含采用5级评分标准评估的33个量化条目和1个非量化的开放性条目;2个条目由办公室负责人员填写。根据该评估指南，评估应根据病情、病患死亡的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段实施，评估次数多、时间长，与一般评估量表不同。且评估内容、方法、对象较多样化，如评估对象包括小孩、青少年、成年人等。该评估指南并没有特别针对丧偶老年人提出居丧风险的评估内容和方法。

2国外丧偶者的心理状态

测量量表Zisook等〔6〕认为丧偶者焦躁的情绪、症状和行为从丧偶开始可能一直持续到丧偶后4年甚至更长时间跨度，而老年丧偶者的悲伤反应比预期的反应和时间要严重、长久，并且在丧偶后的第一年病态悲伤的发生率非常高，导致老年人较高的居丧风险。悲伤被定义为对居丧的最主要的情绪反应，包含各种各样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应变。国外学者〔7〕认为丧偶后的悲伤分为急性悲伤、整合悲伤和复杂悲伤。急性悲伤指丧偶后最初的反应，通常比较强烈，带有破坏性。整合悲伤是丧偶者在接受配偶死亡的永久反应，在这个阶段丧偶者已经适应没有配偶的新生活并对生活感到满意。经过急性悲伤期进入整合悲伤期，大部分人能从悲伤的感情中恢复至正常生活，这属于正常悲伤反应。如果悲伤反应比较持久，经过一段时间后，依然还是有各种急性悲伤的症状、产生负面健康结果，这时候的悲伤反应演变为复杂悲伤。国外研究表明，将近有7%的居丧老年人可能发展为复杂悲伤〔7〕。复杂悲伤导致负面健康结果的易感性或可能性，构成居丧风险。因此，测量丧偶者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可以间接评估丧偶者的居丧风险。除了前面提到的测量丧偶者悲伤的ITG，国外还研究很多用于测量丧偶者心理状态和情绪、用以间接评估丧偶者居丧风险的量表〔8〕。2.1德克萨斯州悲伤改进量表(TRIG)应用丧亲症候学测评方法评估丧偶者丧偶后过去(配偶去世初)及现在(配偶去世一段时间，可以是3、6、12个月)的悲伤反应强度。量表共21个条目，5级评分标准(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其中包括非量化的开放性条目。TRIG分为两部分:①关于过去悲伤行为，初始Cronbachα系数范围0.77～0.87;②关于现在的悲伤情感，评估丧偶者对已逝者感觉的情感反应，初始Cronbachα系数范围0.69～0.89。Gilbar〔9〕使用TRIG对134例配偶因为癌症住进临终关怀院的丧偶者(35～89岁)进行研究，分别在丧偶后3个月及12个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临终关怀院短时间(1～7d)住院比长时间(＞8d)住院对丧偶者丧偶后的心理调适有有益的影响，有利于降低丧偶者的居丧风险。该量表在近年来应用较广泛，可以应用于成年人的各年龄段。2.2居丧应对自我效能感(BCSE)BCSE是一个有效预测丧偶者情绪压力、心理精神健康和自感健康的效应指标工具，共有33个条目，7级评分标准(从“1没有自信”到“7完全自信”)，Cronbachα系数为0.99。Benight等〔10〕采用此量表对102例女性丧偶者进行研究，她们的丈夫都死于癌症，并且她们都参与了丈夫的临终照顾。结果表明，BCSE对居丧期间的积极和消极健康结果有重要的预测功能。得分低者可通过接受干预提高BCSE。2.3居丧现象问卷(BPQ)BPQ用于评估丧偶早期的居丧者的悲伤、生气和罪责感、对已逝者的想念及依恋的程度和形式，共22个条目，4级评分制(从“0从不”到“3经常”)，Cronbachα系数为0.83。Byrne等〔11，12〕将新近丧偶的男性老年人与尚处于完整婚姻的男性老年人对照，进行队列研究，采用BPQ在老年人丧偶后的6w、6、13个月3个时间点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只有6w后问卷的得分有显著性差异。Kissane等〔13〕同样使用BPQ对268例丧亲者进行调查，其中有丧偶老人、丧偶青年人及丧失长辈的孩子。结果显示，BPQ对居丧老年人的不同性别之间、配偶和子女间、居丧时间的早期和晚期阶段的丧亲之痛的强度有不同结果。BPQ是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悲伤(包含情绪、认知和行为)测量尺度，可以从丧偶者早期的悲伤反应预测居丧风险，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新近丧偶的老年人。2.4持续联系量表(CBS)测量居丧者与已逝者的持续联系，如去已逝者墓地、入梦、继续爱意表达、思念和回忆等。CBS包含10个分量表，共204个条目，8级评分标准(从“1极度不精确”到“8极度精确”)。Waskowic等〔14〕对77例丧偶老年人研究表明老人对配偶的依恋类型影响其悲伤反应。但是量表内容冗长复杂，在临床和生活中应用存在一定的难度。2.5复杂悲伤量表(ICG)ICG用于评估病理性或复杂悲伤，如不信任感、不知所措、回避、生气、震惊、分离焦虑等，引起其他疾病(癌症、高血压、心血管病等)的并发或长期患病率的增高。ICG是由Holly博士等人于1995年编制的一个量表，共19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标准〔15〕。内部一致性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0.94，重测信度为0.80;与贝克抑郁量表(BDI)关联效度(r=0.67，P＜0.00l)，与TRIG关联度(r=0.87，P＜0.001)明显，与悲伤测量量表(GMS)的关联度(r=0.70，P＜0.001)明显。ICG是一个高水平的评估个体经验潜在不适应的悲伤，并且内部测量一致性较高的可信量表。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6）

1 引 言

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式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种有效的企业间合作共生模式。国际上一些先驱企业如丰田、戴尔、沃尔玛、Carrefour等厂商，都因实践这一新型管理模式而获得巨大成功。从成功企业实践意义上说，实施供应链管理是进入21世纪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的一种有效途径。正如英国物流专家马丁·克里斯多佛( Martin Christopher)所说：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然而，据Michigan大学(2003)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大约有50%的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所带来的优势并不强于传统的买卖关系，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对供应链系统中各类风险不能准确评估和管理造成的。随着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市场的全球化延伸、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日益复杂及组织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等，都将加剧供应链的不稳定并增大其风险性。受多种因素诱发，供应链突发事件生成所带来的损失以及对供应链系统运作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供应链风险识别与评价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获得许多研究成果。Kraljic早在1983年提出的采购组合管理框架中，就已经考虑了由外部因素引起的不确定性和供应中断问题。Smeltzer and Siferd( 1998)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模型，从采购管理角度理解供应风险管理，提出积极主动的采购管理就是供应风险管理的观点。此后，Sheff( 2001)、Harland( 2003)、Deloitte( 2004)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研究了供应链风险因素及识别问题。Hallikas( 2004)从风险事件的概率角度，定量化研究了供应链风险的评估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供应链风险做了多种分类，并提出了测度供应链风险的各种方法。如马士华( 2003)的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划分，晚春东( 2007)的系统风险划分等。丁伟东等在2003年提出了基于模糊评价方法的供应链可靠性评估矩阵，周南洋( 2008)提出了基于OWA算子的供应链风险评估多属性决策方法。综上，以前的学者大多对供应链风险进行某一方面和单一方法的识别与评估，缺乏从企业集团化发展角度对供应链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进行系统识别，并给出相应的综合评价模型和实证分析。

2 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识别

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链的纵横延伸，在强化核心节点企业地位、释放众多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累积提供了客观基础。供应链风险来源于系统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它会利用供应链系统的脆弱性，对供应链系统造成破坏，给上下游企业以至整个供应链带来损害和损失。风险识别是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前提，按照风险产生的缘由，可将供应链风险划分为内生和外生两大风险来源，其中内生风险主要产生于道德风险、信息扭曲和有限理性。而外生风险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等外部环境的突变。

2.1供应链内生风险识别

内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自身引发的风险。供应链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间合作模式，伴随运营而生的物流、商流、资金和信息流，自始至终流经供应、储运、加工、分销、配送和消费等全过程，在围绕核心企业形成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同时，由于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独立经营的法人属性，致使供应链各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存有潜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波及和影响到其它合作方，进而冲击整个供应链的正常运作以生成供应链风险。内生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征见表1。

2.2供应链外生风险识别

外生风险是指由供应链系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或突变引发的风险。任何一条供应链都是处在一定环境之中的，市场、政治、自然等环境因素的波动或剧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供应链的有效运营。复杂、开放的供应链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受外界环境制约又反作用于环境是供应链系统赖以存在的前提。当环境发生对供应链系统负面影响的变化时，供应链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将被打破，供应链的正常运营受到制约或破坏从而生成供应链风险。外生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征见表2。

3 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供应链风险识别使我们认清了集团供应链系统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形态，而有效防范供应链潜在风险可能给集团供应链运营系统带来的利益冲击，则需要对供应链系统风险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估。供应链风险评估是指借助必要的模型方法对供应链的风险等级进行量化测定或估算，并依据供应链风险等级选择安全对策，最终达到削减和控制风险的目的。对供应链风险的评估，需要建立一套设计合理、操作性较强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可测的、可比的、可以获得的量纲各异的指标及指标群构成，用于全面反映供应链系统存在内外风险的可能性程度。基于对企业集团供应链风险的系统识别，本文构建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如下：

1)反映供应链内生风险的指标：合约信任度X1、信息差错率X2、不良采购率X3、供应中断率x4、交货延迟率x5、合同履约率X6。

2)反映供应链外生风险的指标：价格波动指数y1、销售波动指数Y2、突发事件预警指数Y3。

上述各指标的涵义及赋值方法如下：

合约信任度：反映供应链合约方可信任程度的指标，供应可信性反映了整个供应链提前或按时交货的能力。该指标值增大，表明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可信度增高，供应链系统越可信。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提前或按时完成的订单数÷总订单数）×100%。

信息差错率：反映供应链信息传递失真情况的指标，供应链信息传递延迟或失真会呈现“牛鞭”效应。供应链信息传递失真程度与供应链链长有关，节点企业越多，信息传递失真的程度会增大。该指标数值可通过链长与信息阻尼的关系间接求得。

不良采购率：反映采购有效性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不良采购批次÷总采购批次）×100%。

供应中断率：反映物流配送可靠程度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因供应物流中断而停工待料的时间÷产品计划总生产时间）x l00%。

交货延迟率：反映物流配送可靠程度的指标，其指标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物流配送延迟的次数÷计划物流配送总次数）×100%。

合同履约率：反映供应链合作机制保障程度的指标，合同履约率高表明供应链合作机制稳定可靠，合作方之间诚信度高。其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履约合同数÷签约合同总数）x100%。

价格波动指数：反映物料供应市场稳定程度的指标，物料供应市场特定价格指数是根据某一种或一组特定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平均计算而成的，它反映某一特定种类或特定组合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变动。本指标数值可由统计调查报告中获得。

销售波动指数：反映供应链核心企业产品销售稳定程度的指标，稳步上升的销售量预示着企业对顾客需求识别的准确性。其数值由以下公式求得：（计算期销售量／基准期平均销售量-1）×100%。

突发事件预警指数：反映供应链系统应急体系构建程度的指标，其数值通过预警系统完善程度和应急体系建设投资额换算得出。 4 供应链风险评估模型及实证分析

4.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是将描述供应链风险量纲不同的指标，转化成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给出该供应链系统存在风险程度的一个总体评价。由于各评价指标在风险评估中地位的非等同性，必然存在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赋权问题。本文采用改进的集值统计加速迭代法，通过迭代步长的加速递增，既可以增加指标权向量的符合性又能提高运算效率。

4.2 评价指标风险值的确定

一般的概率统计估值，每次试验所得为相空间中某个确定的点。若放宽条件将得到相空间上的一个子集，谓之集值统计试验，是经典统计和模糊统计的一种推广。在风险评价中对应专家对风险大小判断的一个区间估计值。

式中 Ai为第i个风险指标的权重；石i为专家对第i个风险指标的评价值；F为供应链系统风险的总评价值。F的取值范围在[O，1]之间，分值增高，预示供应链系统风险加大。本文设定供应链风险的四个参照等级标准，其对应的F取值范围见表3。

4.4实例应用

应用对象为胶东半岛制造业一供应链系统，通过综合调研得到应用研究所需的基础数据。依照评价步骤，聘请七位专家对供应链风险指标进行迭代优选及概率区间估计，运用改进的集值统计加速迭代法，对各风险指标进行迭代后的结果见表4。

进一步，各专家对风险评价指标估计的概率区间，以及根据公式(3)、(4)、(5)计算所得的供应链各个指标综合风险概率见表5（含专家分歧度）。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7）

引言

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高校数量大幅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同时，高校也呈现出办学主体多元化、经费来源多样化、体制结构复杂、竞争激烈等特点，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运行风险。因此，运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原理和方法，探索和研究高校风险管理基本理论，构建一套符合现代高校特点的风险管理体系，是高校深化改革与进行现代化管理的新方向。

一、高校主要风险因素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成为自我承担风险的主体。目前，高校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经营运作风险、安全保障风险等。

1.1经营运作风险

一是政策法规风险。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尚在不断变化和完善之中，新的法律法规不断产生，原有的法律遗留问题短期内难以消化，政府的管理政策和行为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这使得高校在发展中面临法规和政策的不确定性。高校管理运作因政策法规的变化或不符合政策法规的要求而承担较大的风险。

二是专业设置风险。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社会对人才的知识层次、专业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了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特别是为了吸引优质生源的需要，不少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存在“三越”现象，即专业越多越好、专业名称越新越好、专业去向描绘得越吸引考生越好，高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但是，市场不是完美的，有自身的许多缺陷。市场虽然能够反映当前的就业状况，却不能充分地指明将来的就业需求。有些专业可能现在非常热门，假如以此为据而扩大招生，谁能够保证四年以后这些专业还是热门呢？由于市场缺陷的存在，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设置，必然会妨碍人们对于人才需求的科学判断。在高校专业招生和专业设置的问题上，也应该“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仅仅把一时的就业市场需求状况作为惟一的尺度，否则就会贻害整个教育发展乃至我国的科学发展。

三是市场竞争风险。首先表现为招生的竞争。由于近十年高校连续扩建扩招，高校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考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高校的招生效果越来越取决于高校的知名度、专业水平、学科设置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地方高校之间、民办高校之间的招生大战愈演愈烈，许多高校已经出现了招生难的现象。

二、安全保障风险

一是食品卫生风险。高校是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食品安全尤为重要和敏感。但由于后勤社会化，高校难于监督，高校发生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现实风险增加。

二是校园环境安全。高校是开放式的公共场所，人员众多，流动量大，这将给高校的消防安全、治安保卫、事故防范等工作很大的压力。

三是人身心理风险。大学生思想活跃，富有激情，自我意识强烈，但同时思想偏激易冲动，承受挫折能力弱，极易发生心理问题和矛盾冲突，造成严重的后果。

2我国高校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高校在运行和发展中面临诸多风险，但是我国高校风险意识普遍淡薄，多数高校未建立系统高效的风险管理体系，风险应对现状不容乐观。

一是风险管理活动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风险管理作为一门专业的管理科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被引入国内。但直到今天在我国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仅在一些特殊行业和大中型企业初步应用，远未达到普及推广、广泛应用的程度。

二是高校风险管理意识薄弱。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高校开始由过去国家统一拨款、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向自主化、市场化转变，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改革还不够深入，原有体制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我国高校的风险意识普遍薄弱。

三是高校尚未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现阶段，完善的风险管理评估体系在我国还处于空白状态，风险管理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尚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三、高校风险管理体系的构成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经验，高校管理体系主要有组织保障子系统、规范标准子系统、风险评估子系统、实施执行子系统组成。

3.1组织保障子系统

一是建立专业的风险评估管理委员会。高校风险管理是一项全面的管理工作，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必须建立包括财务、管理、信息情报、安全、卫生、法律、等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定期进行风险评估工作。

二是制定完善的风险评估管理工作程序。要根据高校自身的特点制定包括风险规划、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等各环节的工作程序，使高校的风险评估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3.2规范标准子系统

一是规范的风险管理制度。为使风险管理成为高校内部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发挥其促进和改善高校管理状态的作用，必须按照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制定适用、规范的风险评估管理制度，这是风险管理工作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

二是科学的风险评估标准。即根据风险评估管理的要求，以强化内部管理与控制为目的制定工作标准，确定风险等级标准，为风险管理提供依据。

3.3风险评估子系统

一是广泛的数据收集网络。运用调查、询问、统计等方法在主要部门和关键控制环节建立数据收集点，对高校运营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教育教学、招生就业、资金筹措、安全保障等各主要活动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收集整理，形成分类、量化、系统的数据源，为风险评估提供数据资料。

二是客观的风险评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运用统计、计算、定性等分析方法，对各项风险数据进行识别、计算、分析，得出客观的风险评价结果为高校应对和处理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可靠的结果反馈机制。开展风险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指导高校规避和应对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可靠的结果反馈机制，将风险评估的结果及时、准确地反馈给相关管理部门，加快信息交流，保证信息对称。

3.4实施执行子系统

一是恰当的风险应对方案。在对风险因素进行收集、识别、分析、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的基础上，还应当根据评价结果，充分发挥服务、咨询功能，为高校决策层提供恰当的风险应对方案，以指导改进薄弱环节，完善管理，堵塞漏洞，规避风险。

二是高效的执行监督措施。决策层的风险应对策略是否得到了执行，执行力度的大小，措施是否得当，也需要进行分析、评估和控制，这就需要执行监督措施。

三是全面的风险管理效果评估。风险管理效果评估是指实施风险管理方案后的一段时间内（半年、一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由风险管理人员对风险管理相关环节进行回访，考察实施风险管理方案后管理水平、教学科研水平、经济效益等方面变化，并对风险管理全过程进行系统的、客观的分析；通过风险管理活动的检查总结，评估风险管理方案的准确性，检查风险处理对策的针对性，分析风险管理结果的有效性；通过分析评估找出成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为未来风险管理决策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出建议。

四、高校风险管理工作的基本流程

高校风险管理工作的基本流程一般由风险规划、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应对策略、效果评估等若干环节组成，这些环节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并对高校风险管理的最终效果产生影响。

4.1风险规划风险规划是高校开展风险管理活动的首要步骤。高校要根据面对的竞争压力，分析内外环境及管理现状，制定包括准确的目标定位（如承受风险目标、规避风险目标、控制风险目标等）、具体的应对实施计划（如风险形势估计、风险评估规范和风险规避计划等）、有力的组织机构（如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评估组、风险项目执行组等）、完善的制度保障（如风险管理制度、风险评价标准、风险因素标准等）、合理的经费预算、科学的技术手段（如抽样调查、数理统计、定性定量分析、决策树模型）等内容的风险评估管理规划。

4.2风险识别风险识别是整个风险管理过程中最重要、最困难的环节。如果不能及时识别高校面临的风险，就不可能控制与规避风险。因此高校风险管理人员必须通过绘制流程图、制作风险档案、开展风险调查、财务报表分析等科学方法对高校运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进行预测、感知和统计，识别高校面临的风险源，判断预测的风险是否存在，以及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4.3风险评价风险评价包括对风险成因、发生概率、危害程度、损失大小、预期时间等因素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等过程，是高校风险管理体系中最主要的环节。通过对所有潜在风险的发生概率，规避或减小风险的可能性估值等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和评价，并与高校决策层能够承受的公认的安全指标进行比较，得出风险评估结果，并决定是否风险预警。

4.4应对策略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从改变风险后果的性质、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后果大小等方面，提出处置和应对风险的意见、办法和措施供决策层选择：

一是风险规避。在风险事故发生之前，高校可以采取适当的手段，将风险因素完全消除，避免可能造成的损失，这是一种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彻底、最有效的反相应的策略。

二是风险转移。在不能完全避免风险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承担风险损失，高校可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有意识地将可能发生风险的项目或后果转嫁给其他组织或个人，这种风险应对策略必须遵循让风险承担者得到相应回报以及谁有能力管理风险就由谁分担的原则。

三是风险预防。即在风险发生之前，高校可以采取消除或减小风险因素的措施，以达到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减轻损失程度的目的。

四是风险控制。在高校面临不能回避或转移的风险时，高校可以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降低风险损失的程度，达到控制风险的影响范围和后果大小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积极的风险应对策略。

五是风险承受。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当发现所有应对方法的成本费用可能超过潜在风险事件造成的损失时，高校可以采取留置消化风险，自行承担风险损失的应对策略。:

六是风险应急。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还应当事先制定应急预案，及时应当无预警信息的风险事件发生。这个风险应急方案应该包括重大、突发风险事故发生后高校应做出的正确反映、补救方案和实施步骤等内容，一旦发生突发事故，高校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能，有序地实施救援，最大限度减少风险事件的影响。

4.5效果评估

对高校风险管理体系的各个环节进行效果评估是高校风险管理活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的重要步骤，是有效预防和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

一是对高校风险管理体系中的计划安排、目标设定、程序步骤进行评估，以促进该体系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二是对高校在风险管理中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管理制度、规范程序等进行评估，以评价该体系的安全性和完善性。

三是对高校风险管理体系中在数据采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各个环节中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方法措施是否实用、先进、可靠等状况进行评估，以评价该体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四是对高校风险管理体系中的资金预算、运行成本、降低损失或带来的收益进行评估，以评价该体系的经济性。

总之，高校开展风险管理能有效地预防、规避、和控制风险。虽然高校的风险管理工作还处于实验探索阶段，但开展风险管理的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公办高校普遍缺乏风险意识的情况下，强调高校的风险管理工作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孙星.风险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M].2007，（1）.

[2]罗璎珞、李晓勇.风险评估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J].计算机安全，2004，（8）.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8）

德尔菲法也称专家调查法,是一种结构化的决策支持技术。自美国兰德公司首次使用该方法规避集体讨论屈服权威的缺陷,进行定性预测之后,该方法迅速得到传播及采用,并因其实践效果而得到广泛认可。它是通过匿名或背对背的形式,分轮多次征求和汇总专家的意见,通过组织者汇总和反馈最终结果。德尔菲法的匿名性、多轮反馈性以及结果统计性保证了组织者所得到的是较为客观、专业性强且有着高准确率的集体判断结果,能够更有效地达成企业早期识别及应对风险的目的。

大部分企业都存在对企业法律风险评估不足的问题,往往是当问题已经开始造成一定损失时才匆忙寻找应对措施,殊不知企业法律风险在方法得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以一种科学的方法加以识别评估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2、德尔菲法的应用

一个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无外乎就是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两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商业风险会最终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此不难看出,法律风险已经成为了给企业带来损害,使企业走向失败的爆发率最高的原因。

德尔菲法的特点在于其主观性与确定性,并且能够做到取各家所长,避各家之短,突出表现专家意见的一致与分歧。在一个企业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一个项目法律风险评估时,可以考虑组织相关领域的律师、法官、检察官或者学者,以及目标法律风险主题的相关行业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法律风险的分析与预测。在以上人员组成的专家组集合其各自经验与见解,并反复几次调查评估之后,汇总得到接近真实的法律风险评价报告。

下面让我们来举例说明。2004年1月,TCL对媒体(TMT)并购法国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并在同年7月成立双方合资的TCL汤姆逊公司(TTE)。在这次并购中,TCL想借助汤姆逊的品牌、技术和欧美的渠道,规避反倾销和专利附加费的问题,从而达到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减少市场阻碍的目的。但在并购完成后,TCL不但没有盈利,反而连续两年报亏。一直到2006年10月,TCL因无法承受亏损,不得不砍掉其欧洲彩电的业务,仅保留OEM。童年,TCL又迅速出手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移动电话业务,不过也在一年之后宣告失败。

TCL的这两次并购,可以说是失败在了并购筹划和并购整合的双重法律风险之下,企业在“国际化”的诱惑这下,冲动行事,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考虑欧洲市场的运营成本,以及并购后的各项整合是并购案最终确定前必不可少的评估准备工作。

第一,建立评估小组。确定需要收集意见并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评估的工作既是企业法律风险识别的基础,亦是贯穿整个风险识别过程的重要部分。故评估小组成员应由该企业具有项目相关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组成。

第二,确定对象项目法律风险评价专家组成员。如上例的国际并购案中,财物、技术、管理、品牌、文化、销售渠道、人力资源等各方面都应包括在其中。由此,可以确定专家小组成员中除了应具备企业财物高级主管、国际市场分析专家、金融学家、有国际并购经验的企业家或高级管理人员外,还应包括国际法专家,国际经济法专家,对欧美劳动法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或律师,以及对欧美诉讼程序法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或律师等。同时,专家不同的学派、单位、地区、经历、年龄结构等在选择时都要注意代表性。在受访专家人数的问题上,囿于专家数量过大会给结果处理和数据分析带来很大困难。故选择专家的人数应依据评估项目的性质和规模而定,一般的人数范围在15—50人。当然,在涉及大型企业的复杂评估课题时,专家人数可适当增加。

第三,确定了专家组成员后,就应着手可能出现的风险调查问卷的设计。风险调查问卷可以分为多种形式,其中包括最优方案选择法,分值评估法,等级评估法等等。这里我们采用对比风险与收益的权重方法,即列出收益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风险问题,评分分为十个等级,十分为收益明显,风险较小,一分为收益较小,风险明显,并对每个对比项目和专家的知识水平进行加权,统 计出此收购案的风险评级,并以此来确定收购案的可行性,或者对收购案进行修改。

第四,组织答询并实行多次反馈。由评估小组把不带任何约束条件的第一轮调查表以及必要的项目背景材料寄给被调查的专家;每个专家对所调查的问题经过查询资料、分析、研究之后,按调查表要求做出书面回答。评估小组在收回专家的答复后稍加归纳、整理,进行第一次专家意见之间的横向对比。此后进一步提出问题或修改问题,将第二轮调查表再发给每个专家,进一步征询意见。如此反馈多次,直到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协调或可以做出判断为止。

第五,对最后一轮调查的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数据处理,并得出评价、预测结果或结论;根据专家的答复意见和分析处理的结果写出预测报告。这是德尔菲法最重要的阶段,是德尔菲法“化零为整”的作用的体现。每一位专家个人的意见的广度可能是片面的,受其自身的专业领域所限制的,但每一位专家意见的深度却是能够因其“或实践研究,或从业实践”的专业资质而得到保证的。在上述案例中,被TCL所忽视的并购筹划和并购整合的双重法律风险很有可能在此过程中被发现;而市场的高运营成本在有跨国企业管理经验和国际并购经验的企业家和学者面前亦将无处遁形。通过对专家意见的反复的征询整合,最终能够得到一个趋于统一的结论。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9）

目前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的评估已从单维指标评估发展到多维指标的综合评估，评估的深化对评估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简单线性相加和绝对得分排名等常用方法不能充分发挥评估结果对监管工作的指导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引入管理统计分析领域较为成熟的六西格玛控制法开展评估分析。

（一）六西格玛统计控制的概念

西格玛（）是统计学里的一个单位，表示与平均值的标准偏差。六西格玛统计控制法是统计检验应用的延伸。在统计学正态概率分布下，6控制表示检验指标或评估指标偏离正常值或平均值±2的发生概率约为5%，±3的发生概率仅为0.27%，统计学中，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表示检验指标显著偏离正常值，证明检验指标已从正常浮动变为实质的显著偏离。

二、实证评估与计算

（一）指标的选取和评估

本文指标选取参照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省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考核评估暂行办法》设定的指标，从金融机构反洗钱机制完备性、执行有效性、工作创新成效三方面选取16项评估指标（如下表所示）。

1、设计指标 2、执行指标 3、检验指标

（1）制度完善程度

（2）机制合理性

（3）技术保障能力

（4）人员配备与资质情况 （1）客户身份识别

（2）对高风险客户的特别措施

（3）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

（4）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5）对高风险业务的针对性措施

（6）自主管理与审计 （1）协助行政调查情况

（2）接受现场检查情况

（3）接受日常监管情况

（4）配合宣传培训情况

（5）承担重点任务情况

（6）检查处罚情况

设定设计指标、执行指标、检验指标，三项指标实行百分评定。反洗钱监管部门本着客观公正标准统一的原则，根据记录金融机构日常反洗钱工作、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情况，汇总相关部门反溃情况，采用专家打分法赋值。

（二）分指标检验

三类评估指标可形象为洗钱风险防范的木桶围栏，任何一块短缺，都会导致对洗钱风险防范的失败。本文试将对威海市52家金融机构2012年度反洗钱考核评估得分分项投放到六西格玛统计控制图进行检验分析。（如下图所示）

1.设计指标控制图表显示：华安财产等5家保险公司低于下控制线（），中华联合保险、平安养老保险低于控制。

2.执行指标控制图表显示：工商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高于上控制线（），农商银行低于的控制。

3.检验指标控制图表显示：保险机构多数落入中线以下，银行机构和证券机构普遍在中线以上，工商银行等5家银行高于上控制线（），太平财产保险等5家保险机构低于下控制线（），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低于控制。

（三）综合评价

多指标的综合评价常用的方法有简单相加求和、专家打分赋权线性相加及层次分析法，但以上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综合结论缺乏科学论证。本文选择熵权法不借助外界打分，只基于数据本身，具有很好的数据根源性。

熵权法：其基本思想是若干指标中，如果某指标在分析样本间的差异较大，则表明越有必要去解释这个指标，即此指标权重就越大。信息用来衡量系统的有序程度，而熵用来度量系统的无序程度，信息与熵互为相反数。熵权法主要是通过求得各指标的信息熵来确定权重的方法，如果信息熵越小，信息的无序程度就越低，指标变异度就越大，传输出的信息就越多，对指标赋予的权重越大。

分析结果显示：金融机构反洗钱机制完备性方面，7家保险机构显著低于同业水平应予关注，特别其中2家保险机构应予风险预警；履职执行有效性方面，仅有1家银行机构显著低于同业水平，应予风险预警；反洗钱工作创新成效方面，6家保险机构显著低于同业水平应予关注，特别1家保险机构应予风险预警。分行业比较，银行、证券机构整体风险防范水平较高，但保险业机构显著低于同行业水平，分项检验中有13家次触碰检验的关注和预警控制。2013年监管工作应根据分项检验结果，对关注、预警类机构，有测重方向得展开约谈、调研、巡查等督导工作。

综合评估，计算所得三项指标熵权系数中，检验指标的熵权最大，这也说明被检验机构在反洗钱工作成效和工作创新上，个体间差异较大，存在较大风险防范的短板。综合评估检验结果显示，银行机构整体水平较高，与分项检验结果一致，工商银行等4家银行机构工作较为突出，应当予以肯定和鼓励，其经验做法应当在同业推广和借鉴，但保险机构普遍低于平均水平，其中人民健康保险和平安养老保险洗钱风险防范工作综合水平显著低于同业，综合分析应当作为2013年的监管重点，适时安排巡查督导，必要时开展现场检查。

四、应用启示

（一）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年度评估结果的分析运用是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根据评估结果对不同风险等级、类型的金融机构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是落实“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方法的内在要求，通过引入科学的分析工具，可以为做好上述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便于各级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明确后续的监管方向和重点。

化学反应风险评估篇（10）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1-0074-07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Risk Assessment for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Society and Economy

TAN LingZhia, WANG Guoyoub

（a.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b. Experiment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esides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uncertainty, perniciousness and so on of risk in general perspective, climate change has the features of complexity, difficultly complete quantification of inner value, dynamic state and objectivity and so on.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at home and abroad mainly includes modeling and assessing risk probability, modeling and assessing index system and dynamic modeling and assessing method on situation simulation as well as social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icon system for climate change risk. Due to the acrossperiod feature and uncertainty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risk on socioeconomy, there are still many unknown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quantification, atlasbased description, methods for evaluation on natural impact and their distinction and combin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still has many space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risk; socioeconomic impact; risk evaluation; risk management; CGE Model; IPCC

一、引言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近100 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174 ℃， 最近50年有加速之势，未来全球仍将表现为明显的增温，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引发的气象灾害可能更加严重。许多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威胁：加剧水资源短缺，影响农业生产，引起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影响某些传染病的传播过程等，甚至还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因此，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来管理和控制这些气候变化衍生的风险。

对于气候变化潜在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影响，许多学科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考虑到风险管理方法对于决策的各种优势（不确定性管理的方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政策选择的方法评估、多学科研究的综合等），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别强调要在风险理框架下，采用更为系统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方法开展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但气候变化具有内在混沌的特性，且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存在多元性，目前对其运作方式和反馈机制尚未完全了解，研究者对气候变化的许多过程及其可能影响的认识还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许多气候变化风险还处于灰箱，甚至是黑箱状态，故而对各种评估方法及其评估结果仍存诸多争议。

谭灵芝，王国友: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风险评估研究评述

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现实中的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各种风险的原因难以用单一的方法进行评估。早期气候变化风险以自然生态评估为主的方法显然难以合理及完全地评判其后果，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也因此存在偏颇。而气候变化风险的多结果性与单一评估方法之间的矛盾困境，促使学术界在反思评估方法和评估对象局限性的同时，逐渐转向重视人类经济社会相对应的安全建设研究，把风险评估与相应风险管理体系的形成相联系，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风险对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影响的研究（Wiedeman，2003；Umana，2003；Kleiber，2003; Apel, 2008）。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已形成自然风险评估、社会风险评估和综合风险评估3个研究方向，不少世界气候变化管理组织以及政府部门都把气候变化风险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风险评估和综合风险评估及分析管理方面。在国际多学科、多领域气候变化风险研究中，除强调气候变化系统内在机制和风险评估外，越来越关注从社会、经济、人类行为等角度，对人类自身接受风险水平开展综合研究（Remy，2003；Tudes et al，2010）。

二、气候变化风险概念及特点

对气候变化风险进行界定和识别是风险评估与管理的基础。气候变化涉及不同种类的风险，不同的人群以及非人类社区会面临不同的风险（马修・帕特森，2005）。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可以次生国家经济的不安全，风险已经成为气候变化研究建构的主要框架之一（Hamsun，2006）。

气候变化风险结果不一而足，但目前科学界对于气候变化风险的定义仍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气候变化风险问题首先是由国际自然科学界提出并推动的，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IPCC。IPCC的评估报告确认了气候变化对全球自然、社会和经济可能造成的各种风险，是国际社会确定目标、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的重要依据。借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定义和历年IPCC的报告，一些研究者根据具体研究靶区和研究目标，从风险的基本概念出发，将气候变化风险定义为气候因素的波动给经济社会发展运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相应的，造成风险事故即形成损失的事件称为气候风险事件（张建敏 等，2000）。张月鸿等（2008）根据气候变化的特征，提出气候变化风险是气候系统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尤其是造成损失、伤害或毁灭等负面影响的可能性。而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过程是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复合过程，受许多易变因子的制约，特别是气候因子，任何程度的气候变化都会给农业生产及其相关过程带来潜在的或显著的影响，这种气候变化引致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和经济社会损失，即是农业生产事件中的气候变化风险结果（段海来 等，2010）。李景宜等（2009）将气候变化风险可定义为不同强度气候变化发生的概率及其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显然，这一定义确切地反映出气候变化风险本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析和评价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和决策的依据，也是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核心和基础。除一般意义上风险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等特点之外，气候变化风险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复杂性。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最终受体包括整个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及其各个组建水平（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乃至区域），考虑到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组建水平的相互联系，即风险级联，因此相对于单一类型的风险而言，气候变化风险的复杂性显著提高。

二是内在价值性及难以完全量化。气候变化风险的后果主要包括经济损失、生命威胁以及各种系统的产出、特性以及系统本身的变化等。经济学上的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常用经济损失来表示其大小。而气候变化风险应体现和表征气候变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以气候变化系统的内在价值为依据，因此不能用简单的物质或经济损失来表示。且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具有多向性，许多社会影响、政治影响难以完全量化，同时气候变化还存在代际代内公平性和外部性。因此，经济损失的货币化难以完全包括上述的各种后果，缺乏公平性。

三是动态性。任何系统都不是封闭和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变化过程。由于影响气候变化风险的各个随机因素也都是动态变化的，因此气候变化风险具有动态性。

四是客观性。任何系统都不可能是封闭和静止不变的，它必然会受到诸多具有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因素的影响，也就必然存在风险。由于气候变化风险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来说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进行气候变化风险评价时要认识到这个客观性，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评价。

上述各种气候变化风险概念和特点，代表了气候变化风险研究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领域对气候变化风险理解的不同角度。总的来看，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从风险自身角度，将气候变化风险定义为一定概率条件的损失；（2）从气候变化影响因子的角度，认为气候变化风险是各种风险因子出现的概率；（3）从气候变化风险系统理论定义出发，认为气候变化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社会及经济三者共同作用，并重视人类社会经济在气候变化风险形成中的作用，即人类自身活动会对气候变化风险造成的“放大”或者“减缓”作用。但或许是由于对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抱有怀疑，因为在增长和减缓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 或许是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的视野所限，加之主流经济学对无止境的GDP增长的迷恋，在市场体制固有的成本转移倾向的支配下，人类往往不顾后果地滥用资源，气候变化风险无可避免，庇古税、产权界定等新古典理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风险问题（张林，2006；Schelling，2007；诺德豪斯，2009；约克 等，2009）。

三、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估

气候变化的政策领域往往从风险计算方面来关注风险。因此通过利用风险评估的方法，人们可以计算出风险发生的几率。从研究方法学的进展来看，风险评估是针对不确定情况的判断。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优势包括使用已成形的方法管理不确定性、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政策方案评价方法的使用、不同学科方法的整合以及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主流纳入到更广泛的决策范畴（UNEP，2007）。但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是一项复杂而又综合性的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和数据很多，包括自然环境数据、空间地理数据、人口分布数据、土地利用与规划数据、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等，需要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城市规划、保险等学科的综合研究。

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从大量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事实出发，有力地得出了全球气候正在变暖的结论，也由此揭开了气候变化风险自然评估的发端，也因此，许多气候变化风险评价多基于生态风险和灾害风险评估的指导方针。典型如ProVention联盟与UNDP启动的“全球风险辨识计划（GRIP）”，就是一个全球性评估、辨识和分析灾害风险和损失计划。灾害风险指标计划（DRI）和热点计划（Hotspots）都以全球尺度进行灾害评估，DRI提供了第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人类脆弱性指标，开发了两个脆弱性全球指标（相对脆弱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指标），运用EMDAT等灾难数据库，把死亡人数与自然灾害暴露人数的比值作为脆弱性的度量指标（ProVention Consortium，2006）。

1996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充分论证了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因果关系，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估逐渐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及评估的议题在判断某种政策的实施是否合理中也变得极受重视。如Alean（2006）年对哥伦比亚的大气、水、土地、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环境政策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判断有效的减缓和适应性政策措施的实施是否达到当初的设计目标，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目标与现状对比，在总体上有一些对气候变化风险社会经济影响费用和效果的评估。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只是一份政策评估报告，并不是一项专门对社会经济风险评估的研究，但其研究方法和角度仍值得借鉴。

理论上，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可由其产生的极大化的成本或损失分析而得（Tietenberg，2000）。但是准确计算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仍难以实现，因为此时所谓的成本或者损失包含各个层面的影响，诸如经济性、社会性、人文性与环境性等，并且影响效果更是跨期性的，同时亦不可忽略各层次影响效果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在实际的评估过程中，涉及如何评估许多非市场性价值的困难性，使得要满足上述范围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必然牵涉许多不同层次的问题，诸如：损害评估、市场折现率、经济个体调整机能、减量效果的决定与资源配置的影响，故不同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歧异（Agostini et al，1992；Proost et al，1992；Manne et al，1992；Jorgenson et al，1995 ；Whitmarsh，2011）。典型的，从199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就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气候变化是否合适的辩论，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代价和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进行了比较。以诺德豪斯等人为代表的消极派主张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采取慢行战略（slow strategy）（黄卫华 等，2010）。诺德豪斯认为，2100年因全球变暖趋势延续而导致的世界总产量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在其2008年的著作谈到均衡问题时，诺德豪斯根据成本―收益模型的计算，就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权衡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主张最优的全球减排路径是先期缓慢减排，然后逐步加大力度，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700ppm的水平，因此减排不是一个紧急行动（Nordhaus，2008）。诺德豪斯的这种观点被斯特恩斥责为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Stern，2007）。为了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调查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经济损失，“斯特恩报告”曾选用集成评估模型对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影响进行评估。斯恩特认为没有谁能够精确地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我们至少能了解这些风险。减缓，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减少排放，应该被看成是一项投资，它是一种现在花费而使将来几十年免受严重后果侵扰的一种投资。“斯特恩报告”的评估结果显示，气候变化的影响很有可能要比前人的评估要高；当然这种评估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斯特恩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斯特恩，2006）。

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社会经济评价工具更加模型化，评价由定性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通常定性评价可以用例如低、中等、高或者有、无来说明风险级别，这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定量评价对于风险的精确估算，在数据和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定性评价可能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是，定性评价对于多重风险表达不足，不能用数学运算（如相加求和等）来表达，而且定性的风险评价目前至少不能满足两个重要的科学原则――透明性和可重复性。当数据、信息资料充足的时候，就可以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评价风险。定量风险评价允许对可变性进行适当的、可能性的表达；能迅速地确定什么是未知的，分析能将复杂的系统分解成若干个功能组分，从数据中获取更加准确的推断；并且适合于反复的评价。但是，定量的风险评价存在不“客观”的问题，即所有的可能性推断都依靠统计模型，而统计模型的选择本身就是十分主观的。因此，针对定性和定量评价的优缺点，在不同条件下，两种方法通常被综合采用。目前常用的定性和定量的转换方法有：层次分析法、量化加权法、专家打分法，或者是定性分析中夹杂着一些数学模型和定量计算（阳文锐 等，2007；Tudes et al，2010）。

利用模型进行分析已经成为趋势。早期对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研究，一般是用相对静态的方式来表征的，通过前后对比来判断社会经济变化情况。然而，对于复杂性问题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因此，更多研究者强调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必须集中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动态的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并特别注意极端的气候事件，同时应考虑到人口和技术等其他因素。如Pizer（1999）使用的基于最优动态行为的综合气候―经济模型，该模型估算了不确定性的影响。另外，Xie等（2000）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开发了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环境经济模型，但要得到使用该模型的可计算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参数非常困难。基于斯恩特的分析基础，一些研究者从代际公平的角度，利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和气候变化风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模型（Paul et al，2007；Laffont，2007；Whitmarsh，2011；Wood et al，2011）阐释了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影响效果是跨期性和扩散性的，因此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结果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利率的变动、贴现及对资源的如何配置等，而较早采取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和控制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

从IPCC报告使用多情景模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下碳减排的不同结果开始，基于情景模拟的气候变化社会经济风险评估是成为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情景模拟主要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种风险模拟中（McBumey，2003；KaPur，2005；Marshall，2005；LoPezBaldovin，2006；Wei，2006；EERI，2006； Poska et al，2008），以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此外，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也较多地借助较为成熟的气候变化损失的经济评估研究方法，目前主要运用的气候变化损失评估模型有部分均衡法和一般均衡法两类（陈迎，2001）。但从各国对模型的运用和发展来看，C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分析工具之一。由于CGE模型基础理论清晰、结构规范、代码公开，能够进行多种政策分析，许多国家都开发了自己的CGE模型用于本国和世界的环境及GHG减排问题研究，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模拟功能促使它广泛地应用于气候政策的定量分析，几乎涉及所有的焦点问题（IPCC，2001）。但CGE模型反映的是各种均衡状态，一般认为更适合于长期比较静态分析，而不能给出由一个状态调整到另一均衡状态的具体过程。另外，CGE模型中的大部分参数是通过校准得到的，其可靠性受到计量经济学家们的质疑（Harrison，1993），而且其稳定性普遍不理想，特别是受基准年（Roberts，1994）、参数（Abler et al，1999）、函数形式（MeKitriek，1998）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在实际应用中，这类模型更多的是用于对某个具体能源部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如应用在电力部门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影响研究分析中。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研究方面，国际上已出现一系列CGE模型，其中较为著名的模型有：经合组织（OECD）的“GREEN”模型和“LINKAGE”模型，美国能源部的“SGM”模型和“CrCubed”模型，美国“西北太平洋国立实验室”的“MINICAN”模型，荷兰的“WorldSean”模型、“IMAGE”模型和“HASA”模型，日本国家环境研究所的“AIM”模型和京都大学的“MARIA”模型等。它们分别在全球尺度、国际与区域和国家尺度上研究了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各种减排机制、适应性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影响。

我国研究者较早仍是借助国外的研究方法，对某种特定的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社会经济风险评估。Lave 等（1998）给出了一个对变化的损害进行模拟和评估的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的复杂性分析。王铮（2001）等根据上述模型提出了一个评价气候变化复杂性影响下的环境经济安全影响评价模型。葛怡（2006）等则利用Hoovering改进模型，选择湘江流域的长沙地区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内的家户进行了社会脆弱性评价。借助情景分析，陈文颖（2004）等人在研究CO2排放对中国GDP的影响时，将中国未来CO2减排设计了6种情景，运用能源环境经济耦合的中国MARKALMACRO模型进行了研究。郑艳等（2006）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探讨了气候变化对中国城市增温的影响。秦大河（2007）列举了包括气候变化使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气候变化使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变化使水资源问题日益严重等气候风险可能给我国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孙小明等（2009）计算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中段（冀、蒙、辽交界地带）1961―2007年的气候风险指数，将其与土地易损性系数综合得到生态风险指数，分析了气候风险和生态风险的时间序列变化和空间分异规律。段建军等（2009）则依据1957 ―2006年近50年的气象及水文监测资料，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影响。另外，李志军等（2010）则讨论了北极气候变化对加拿大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在行业研究方面，巢清尘（2000）较早提出可以设计一个气候灾害对交通系统影响的分析评估框架模型，对气候异常对交通系统产生的影响作出全面的评判。最新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方面，更多地体现在农作物气候风险分区和适应措施的研究方面。郑艳等（2006）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工业行业、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影响。马树庆等（2008）通过建立玉米低温冷害的气候―灾损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将东北地区划分成5个玉米低温冷害灾损综合风险区域。方一平等（2009）系统地对目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脆弱性评估方法进行了梳理，介绍了主要评估方法的目标、框架、测算指标和基本要求，分析了这些评估方法在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应用中的局限性，并指出了不同方法在空间尺度降次、升级转换过程中的不足和难点。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定性地反映区域的灾损敏度，许多研究者利用社会经济易损性指标来进行气候变化风险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程度和易损性的大小的评估，一般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定性反映区域的灾损敏度，即易损性的高低。社会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城镇密集，产业活动频繁，承灾体的数量多、密度大、价值高，遭受气候变化时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就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承灾能力相对较强，相对损失率较低，但区域绝对损失率和损失密度都不会因此而降低。社会经济易损性分析一般以一定行政单元为基础，从而可直接利用各类统计报表与年鉴。关于采用何种社会经济指标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易损性大小，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会因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周成虎 等，2000）。

四、现有研究的总结与不足

当前，国内外对于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风险评估可归纳为：

一是对风险概率的建模与评估。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以往的气候变化数据进行分析、提炼，找出气候变化发展演化的规律，以达到预测评估未来气候变化风险的目的。

二是指标体系的风险建模与评估。建立以指标为核心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方法上侧重于气候变化风险指标的选取、优化以及权重的计算。

三是情景模拟的动态风险建模与评估方法。其基本方法：首先对已发生的灾害、影响程度与范围、灾后救援、恢复和重建进行全面调查；之后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极端危害场景模拟，以评估和预测未来灾害造成的损失和范围；最后进行验证或辅助制定控制预案。

四是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图标体系。在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中，通过不同形式的图表反映评估的依据和评估结果，多种不同内容、不同用途的图表组合在一起形成风险评估图标体系，主要反映气候变化类型、特征、社会易损性评价结果等；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成本或者损失评价与防治工程效益评价图表，则可反映破坏损失评价模型、评价参数、期望损失、损失分布以及防治工程经济效益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等。

诸多学者在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的研究方面开展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工作，但至今关于社会经济风险评估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有效地开展相关工作，尤其是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回顾总结近期国内有关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及管理文献资料以自然影响评估较多，而综合进行气候变化复合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动态风险评估的研究较少，而且在时效和精度上远不能满足实际评估的需要。因此，必须开展气候变化风险的动态综合评估，强调气候变化发生后对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灾害链或多影响复合群进行实时评估。另外，有关气候变化自身规律的研究较多，而对气候变化造成社会经济影响的风险评估及管理内容尚有待完善。

第二，由于不确定性存在于风险评估的整个过程中，例如，在风险源的识别、风险可能性的判断、各种外推（如物种间外推、不同等级生物组织间外推、由实验室向野外情况外推、由高剂量向低剂量外推等）中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要加强不确定性评估。可以通过实验方法的改进和对生态系统的深入认识，发展各种外推理论，建立合适的外推模型，逐步减少不确定性。

第三，由于气候变化风险的社会经济评估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技术，它需要采用各种模型，应尽量综合利用数学、系统学、计算机和GIS 等先进科学技术来建立不同层级水平、不同链级的社会经济系统风险评价预测模型。

第四，针对目前大多数的社会经济风险评价结果偏重于定性表述，而缺少定量表征的情况，为了使评价结果具有预测未来变化的能力，在评价中要加强定量方法的研究。同时，以后对评价标准的建立也要全面，可以考虑通过制定相对评价标准和绝对评价标准来实现。另外，也要重视对气候变化事件的社会经济风险的定量评价及适应性对策的研究，为气候变化风险管理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巢清尘.2009.气候政策核心要素的演化及多目标的协同［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5）：151155.

段海来，千怀遂，杜尧东.2010.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气候风险评估［J］.地理学报（3）：301312.

尼古拉斯.斯特恩.2009，2010.气候变化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6）：113， 2010（1）：4754.

潘家华，赵行姝，陈正洪，汪金福.2008湖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分析与政策含义［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9）：309314.

APEL H，ARONICA G T，KREIBICH H，THIEKEN H. 2009. Flood risk analyses―how detailed do we need to be? ［J］. Natural Hazards , 49：7998.

ADGER W N， HUGHES T P， FOLKE C，e tal，2005. Soe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Coastal Disasters［J］. Science，309（12 ）：10361039.

AMMANN W J，DANNEMANN S，VULLIET L. 2006. RISK21CoPing with Risks due to Natural Hazards in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Taylor & Francis：181190.

AMOLD M.， CHEN R.S，DEIEHMANN U，et al，2006.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Case Studies［R］. Washington DC：Hazard Management Unit，World Bank：1181.

BALDASSARRE G D，CASTELLARIN A，MONTANARI A，BRATH A. 2011. Probability weighted hazard maps for comparing different flood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a case study［J］. Natural Hazards，50:479-496.

CARDONA O D， HURTADO J E，CHARDON A C，et al. 2005. Indieators of Disaster Risk and Risk Management Summary RePort for WCDR［R］. Program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IADB UNC/IDEA，1-47.

CUTTER S.L，2003. The Vulnerability of Seience and the Science of Vulnerabilit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J］. Geogra Phers，93（l）：112.

DOWDESWELL J A. 2006.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and Global sealevel Rise［J］. Science，311：963964.

POSKA A，SEPP E，VESKI S，KOPPEL K. 2008. Using quantitative pollenbased land cover estimations and a spatial CA_Markov model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 at Rouge and South Estonia［J］.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17：527541.

TUDES S，YIGITER N D. 2010. Preparat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model using GIS based on AHP:case study AdanaTurkey［J］. Bulletin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69：235245.

WHITMARSH L. 2011. Are flood victims more concerned about climate change than other people? The role of direct experience in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ural response［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11（3 ）：351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