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

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电影，我们所看到过的只不过是配有画面的小说而已。

——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格林纳韦

从1905年任景丰拍摄《定军山》开始到现在，电影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与电影所处的地位极其微妙。电影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但是，目前很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少提甚至全书不提一字电影文学，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中国电影文学应当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不稳定性

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其本身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现代形态的文学史产生以来，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直被许多文学史家及理论家所更改。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所引起的”。[1]随着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更多学者的理论与编纂实践体现出拓展文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的本体和正宗是散文。先秦时期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包括辞赋在内，唐宋以来包括诸多抒情写景的散文在内。宋元人有“诗为文余、词为诗余、曲为词余”的“三余”说，就表明了正统文学界对诗词曲乃至之后的小说戏曲的“小道”的蔑视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影响，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狭窄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中国文学才不可逆转地将脱胎于话本等口头文学的小说戏曲归为文学主体，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散文本位到小说戏曲本位的延伸。另外，如许多文论家由对通俗文学的漠视到开始关注通俗文学。但是，至今中国的电影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地位。

二、关于电影文学与正统文学史的关系

在西方，当卢米埃尔拍摄《火车进站》或《工厂的大门》的时候，没有人预想到它会让当时还风光无限的作家们注定在未来黯然失色。然而，随着摄影机摆脱了定点摄影的理念，电影叙事迅速由机械再现客观现实转变为展现人类的感情与经验的主观世界。电影很快就取得了艺术家族中的显赫位置。当看到文字的力量从属于另一种更耀眼、更粗俗的力量时，我几乎总是难于摆脱一种令人痛心的屈辱感。”[2]在中国，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儿，是商业运作，是投资人种下的摇钱树。在电影技术还不成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常常停留在消遣娱乐的层面上，这也从客观上导致在商业牟利为主的电影市场上，许多文论家不给电影文学以合适的位置。同时，作为俗艺术中的俗艺术，电影使艺术获得空前的民主化，受到大众的喜欢。以往的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少数分子参与的活动，只有电影获得了世界性的、全民性的成功。人们藉此获得了许多接触艺术的机会。很多文论家不愿意把它当作文学的一个类别来看待，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提也就很正常了。哪位理论家把电影放入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就被看成是不务正业。笔者认为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对于这种文论家的接受心理，也是需要一个调整过程的，就像小说和戏剧当初进入文学一样。

应该说，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以下理由：

第一，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从文学中汲取养分和艺术经验，远比其他艺术多，其本身带有很强的文学底蕴。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因素，用文字写成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电影剧本的出现，正是电影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它综合了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的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故它集视与听、时与空、动与静、表现与再现于一身。正如法国理论家乔治·萨杜尔所说：“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3]因为“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显示的迫切需要。”[4]也就是说，电影是在文学充分发展之后利用现代工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兴起。

我们来看看中国早期的电影，电影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名字叫“影戏”，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影虽然作为综合艺术，与声光科技有着密切联系，但它的确和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的《定军山》，全部影片拍下来是一部活动的相册。但《定军山》并没有所谓的文学剧本和导演，而且任景丰也是一名照相技师。真正拥有完整剧本的第一部黑白无声片是1913年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共同导演，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的《难夫难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拥有文学剧本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郑正秋编写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剧本。话剧在中国从产生到成熟大约经过了30年，电影因为有中国文学氛围的整体转换为根基，从最初的形态到接近于成熟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其过程与话剧相一致。《春蚕》也是早期电影中的佳作，《春蚕》有很好的文学底本，人物、情节、题材意向，都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可利用的文学资源，电影的成功理所当然了。30年代后期以后涌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电影，文学底本更加好，像《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看惯了小说的读者，欣赏这样的文学剧本没有任何障碍。正是电影文学的不断成熟，促使电影完善。电影文学最初都来源于著名的戏剧文学家，如郑正秋、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侯曜、夏衍、阿英、阳翰笙等，他们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电影文学作者。优秀的电影又能带动优秀的小说。电影本身的成熟就是随着电影文学的成熟而成熟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红高粱》是作家莫言的成名作，在导演方面还没有任何名气的张艺谋把它拿来做摹本，拍出了他最初的、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响亮的奖项之一——柏林金熊奖。虽然他对小说进行了大删减，但那依据文学底气所塑成的人物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莫言的光辉”。《霸王别姬》有李碧华原著的支撑，陈凯歌虽然为了照顾大陆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古老艺术和新生政权的冲突，依然会紧紧扣住观众的心灵。

一部文学性强的剧本孕育出一部好的影片。剧本体现作家的思想和意图，是电影基本的构思，直接指导影片的生产。综观世界上大多数的影片，都是从剧本起步，经过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等人的再创作，把剧本里无生命的幻想，变为银幕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搬上银幕放映。美国影人温斯顿说：“创造性的电影制作所包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过程或阶段。这些阶段，通常叫作写作，导演和剪辑。”[5]1980年召开的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首先提出了“电影的文学价值”，他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6]他并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有四条：“思想性或哲理性，人物典型形象，风格、样式、气氛、节奏，文学技巧和手段。”[7]电影剧本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它不仅能供拍摄，而且可供阅读，它既是一部电影作品，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和审美性使得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影片中人物情感宣泄的美感教育。我们这里所叙述的电影的文学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冲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来构思和写作的崭新文学形式。电影本身的语言、内容、表现手法都是具有文学性的。 第二，从电影的使命上来看，它也具有文学的功能。孔子认为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的功能。电影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方面，人们由于生活的时间、空间以及生活经历、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生活，而电影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在电影中，人们能够很轻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生活的了解。教育功能方面，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总是要寄寓编剧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总是要显示编剧人的态度和倾向、判断和评价，包含着一定的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导演希望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将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传达给观众，用这种价值体系去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价值观念上达到与编剧人的认同。审美功能方面，编剧人除了在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显示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倾向之外，自己还要确立一定的审美理想，即以审美情感为核心而使审美要求达到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审美理想往往能够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产生有力的感召和塑造作用。对于娱乐功能，电影能够很方便使人们得到赏心悦目的快感和愉情悦性的享受。由于电影作为审美活动带有非功利性和非现实性，使人们能够摆脱实际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

第三，电影能促进其它文学体裁发展、扩大其影响。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的取代和覆盖。最令人欣慰的事，莫过于电影文学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大举引进和形象诠释。电影作为图像艺术给文学的最大馈赠应该是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对细微事物的放大镜式的审视目光，以及画面蒙太奇后产生的特殊效果的。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就像《诗经》中的四言诗发展为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诗歌又发展为词，词发展为曲，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里，长篇小说的处境也多少有些无奈。但是大众们即使拒绝了诗歌和小说，但是他们无法拒绝电影的魅力。电影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体现样式，开阔了人的艺术表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可惜目前，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学术界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都不重视电影文学。举例来说，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卷本），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等，都闭口不提电影文学。据笔者所知，有的文论家正在进行提高电影文学领域内的一些局部拓荒工作。贺圣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册）下卷第五章“戏剧影视文学专题”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专门讲述十七年的电影文学的成就和新时期电影文学的艺术追求。[8]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第十卷第一部分，专门讨论建国初至上世纪90年代电影文学的演变过程。[9]周晓明主编《中国电影文学史》（上下册）比较详尽地介绍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10]笔者认为，这两本书比较可贵，文学史写作应当把电影文学考虑在内，给电影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在此强烈建议，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把纳入电影文学，还原电影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第289页，第1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3][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4][俄]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

[5][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6]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文化》1980年第二期。

[7]张骏祥：《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电影新作》1980年第五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2）

首先，历史学家对现在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史学观念更新的表现之一。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以往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而随史学观念的更新，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更新了的史学观念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构建。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所言：“古今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他的“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名言正表明了对“古”、“今”认识上的这种联系关系。

相对于史学的观念的这一更新现象，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中授课时必须更新观念，在讲授历史人物、事件、现象时，要认清自己的授课受体（即自己的学生）和授课内容（即过去的历史性的人）双方都有由各自文化培育的对世界的看法，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兴趣。许多过去发生的事件，当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例如当代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就很理解它，这还仅仅是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事，更不必说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事了。历史教师在授课时不应当以当代人的看法去取代过去时代人的观念，这样就会使很多问题不好解释或者解释错了。因此要求中学历史教师的史学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根据各种史料去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看法，特别是他们的内心意识、心态、情绪，然后再把了解到的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代研究者从当代水平出发的看法相结合，即把当时社会的自我评价与当代科学评价结合，使学生了解到当时的真实情况。

同时我们要知道，更新了的史学观念还要求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不能被割裂开来，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的总体研究。中学历史教师在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时，更应看到他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⑤，应通过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去考察和评价，使学生明白这方面人的活动、作用或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次，历史学家对自己与史料关系看法发生变化是当代史学观念更新的表现之二。

更新了的史学观念改变过去认为历史学家与史料关系消极被动的态度，认为历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搜集史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收集者和考据者，认为历史学家是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已经有明确的问题，已有当时符合历史学水平的有关自己专题的知识准备，已有适当时代和环境的历史思想，不是无明确地去搜集史料，不是被动地任由史料摆布。正如马克・布洛赫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历史学家事先提出的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对所研究的文献的态度。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兴趣努力的结果，才使这些文献成为他的研究史料。

历史教师的传统观点认为史料随处可见，在授课过程中讲到哪儿就引用哪一方面的史料，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引用史料的盲目性，现在从更新了的史学观念中我们发现历史学家事先提出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知识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他对所研究文献的态度。中学历史教师要“创造”史料，就必然要改变自己陈旧的观念，要让自己真正明白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带着明确的教育目的，这样才能“发现它们的特点”，“把握住它们在一定历史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将众多繁杂的史料”手到擒来，为我所用。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3）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4）

(一)文章统系的建立“道统说”占有统治地位时期，史学空间要远远超过文学空间。道统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学要改变学术地位，就要以史学作为载体。明朝初期，朱右将文章统绪建立起来，认为经是“千万世之常经”，文章则有志于斯文，直到韩愈实现“本经参史”。明朝时期对于文学的看法，受到元朝重视史学研究的影响，将开放的文章统系建立起来，其中的史学则为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学和文学附属于道学而存在道统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都没有突破道统而存在，而是在道统的影响下，使文章融入到道统研究体系中，导致文章作为道学研究的附庸而失去了独立性，史学研究则是作为补充的形式而存在。比如，《左传》《战国策》等等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六经才是根本，对于所有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的研究，都要以六经为参考展开。

(三)史学地位削弱，文学独立性增强明朝初期，史学研究理学化方向发展，以朱熹《通鉴纲目》为代表，将史学的地位确立下来。明朝初期对于史书的编纂存在着政治性倾向，其所存在的价值仅仅局限于借鉴。但是，史学的研究处于政治干涉下，其所存在的价值以社会价值为主，体现为训诫，发挥教化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史学研究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走向衰落。史学的理学化研究随着道学的衰落而逐渐地失去了社会文化的引领作用，文学的独立性增强。

二、反对理学而建立复古文学理论

(一)文学复古形式的存在树立了文学的独特地位进入到明朝时期，史学和文学逐渐衰落，但是随着文学复古形式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于史学研究的态度发上了转变，随之出现了史传文现象，推动史学研究基础上的文学复兴。以《左传》的研究为例，王黎提出学习《左传》是在于“其词婉而畅，直而不肆，深而不晦”。史学家司马迁、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和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中，都从《左传》中获得了启发。另外，《左传》具有独特的取向，其内容的描述上，不但重视“文辞”，而且并不流俗于对道统的尊崇，而是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地位。

(二)文学复古思想促进了文学发展之所以出现史传文的复古运动，是因为其可以借鉴的资源都趋于枯竭，只有从史学的角度发起，才能够将文学延续下去。晚明时期，复古运动是建立在文艺新思潮的基础之上的，其在复古运动中表达了追求真情的文学思想，修正了理学中所存在的不足，由此而使得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晚明时期文学复古运动的代表包括李贽、汤显祖等等，他们建立了新文艺思潮的开端。但是，针对复古思想，相互之间依然存在着差别。以儒学态度为例。李贽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异端”思想家，他在抨击宋明理学的同时，还要将儒家传统摒弃，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要摆脱儒学的束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使文学获得绝对的自由。李贽的文学思想对于后续的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儒学的神圣地位并没有因为复古运动而动摇，以教化为本的儒学所具有的功利性文学观念依然是文学发展中主导。

(三)史传文学建立起史学与文学的沟通文学复古派对理学的反对成为复古运动的核心内容，经过考察就会发现，复古派对于理学的反对是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的。通过对史学资源的合理利用，已获得论证效果。对于此，李梦阳认为运用史学开展论证可以发挥其“忠焉质焉”的特点。李梦阳提出，儒家所言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重视说理而不切合实际。由此而将理学之害解释出来，即理与实相背离，无法诉诸于行动。由此，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史传文学逐渐被重视起来。史能够成为给人们以教会，还提供可借鉴内容。史传的叙事性，使得其内容展开而将文学与史学建立起沟通。

三、从经史关系探讨史学复兴

(一)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王阳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以事言之谓之史，以道言之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乎?”当史学与文学建立关系，并以此为切入点，则是阳明心学产生后，明代七子派借鉴史学对文学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位。王阳明所建立的经史关系与力学有所不同，其主张万物皆为“道”，强调日常化，与“理”的抽象化相对立。同时，王阳明还主张，经学与史学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无差距，而是在史学的基础上道学得以延续，因此而提出了“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以传”。朱熹从理学的角度，讲究先经学后行事，道学高于经学。

(二)道系于史王阳明则将尊重经学而轻视史学的理论打破，注重经学与史学并重。在王阳明的理论基础上，王世贞提出了“道系于史”的观点。王世贞身为文学家和史学家，其对于经学与史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理与辞的关系基础上的。理学家认为，将理与辞的关系建立起来，就会顺其自然地发展为理、气、辞三层关系，而王世贞对于这个论点予以颠覆，将“事”加入到理与辞之间，构成了理、事、辞，其中的“事”独立存在，将经、史、文融入到理、事、辞当中，并对于“事”与辞之间的关系足够重视，不免存在“辞而不能胜则归理，理穷而无所得则复趣辞”的失衡状态。

(三)史学复兴文学复古运动的最终用以在于史学复兴，在复古运动过程中，明代七子派文人给予了热忱，特别强调儒学复兴。七子派开展文学复兴运动，而强调具有较强功利性的儒学浮想，事实上是对程朱理学的不满，试图采取这种方式对于理学的统治地位以松动。文学复古运动对于理学的抗衡，是打破理学的文统论，即将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先秦两汉文学，可以促进文学与史学之间的结合，很显然是对文统合法性的对立。借鉴史学资源开展文学复古运动，是从文学研究范畴中，将史学剥离，实现史学复兴。

四、明代文学复古所存在的缺陷

(一)明代文学复古旨在对抗理学明代文学复古旨在对抗理学，而并不是诉诸于对史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明代文学发展中对于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并没有对于史学精神深入思考，也没有深层次研究史传的叙事特征。关于明代史传文学，钱钟书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与阳明心学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文学复古阳明之心学之间存在着“齐驱不倍”的现象［7］。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于古代的文学创作者而言，文学与儒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儒学的束缚。

(二)明代文学复古是旨在借鉴史学而兴起王世贞提出明朝时期文学对史学的借鉴，更多的是对于章法句式的模拟，正如其在《史记评林序》中所言:“姑傅会以文之，不得于旨则姑穿凿以逆之，眯法于篇则姑摸其句，眯法于句则姑剿其字。”可见，文学复古借鉴了史学而兴起，却不能获得《史记》之轨辙。王阳明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关于经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又重新回到了“心即理”，由此而使得史学研究进入到晚明时期，使得史学心学化方向发展。关于史学的研究，龚一柱在《叙读史四集》中将研究方向推向了极端，在他看来，古今的记载都是历史，出于历史。古人先懂得其中的本性，后人对古人的思想予以借鉴，而文学对于史学的运用，则是更为关注词藻之美，而没有对于史学深入研究，文学创作者要获得史证心的效果，则从主观角度出发，以个人兴趣对于史学内容进行选择。

(三)明代文学复古弱化从反理学化的角度而言，明代文学复古与史学复兴一致反抗理学的权威，将文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文学的发展途径则是选择了史学资源的借鉴，展开了文学复古运动。由于文学复古对于史学的借鉴，仅仅局限于史学的语言和结构，而没有深入地对史学思想进行研究，使得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心学化，逐渐向文学方向发展。文学复古由此而逐渐弱化。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5）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应用学科的发展、基础学科的相对萎缩和世界史研究生学位点的合并，世界史教学和科研队伍严重减员，同80年代中期相比，减员达60%－80%，以至于有个别重点大学连世界通史课程都开不完整。[2]在较好的综合性大学，虽设有世界史教研室，甚至还有专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但一般也都只有10人左右的规模。而在一般性大学，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则更少且分散，很难形成团队。甚至在不少高校，由于找不到专门的世界史教师，不少中国史教师或其他与世界史关系更远的教师承担了世界史教学任务。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世界史的教学质量。当务之急，各高校必须对世界史师资进行较大规模地扩容，以满足一线教学的需要。扩容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1．优先考虑引进并培养世界史人才。根据北京大学高贷先生的调查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世界史从业者大都达到或超过中国史从业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学系、伊利诺伊斯厄巴那分校、南加州大学和纽约大学历史学系，从事本国史的教学人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教师都研究外国历史。韩国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中，西洋史和东洋史合起来占到三分之二比例。俄罗斯历史学教师中约有50%从事世界史。[3]相比之下，在我国大学，从事世界史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在整个历史学从业人员中所占份额太少，一般来说，只占到1/8到1/7。这也意味着，在未来5－10年时间内，各高校历史系如要建立起同一级学科地位相称、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世界史学科，必须新补足占全系师资1/3到2/5的世界史教师。而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所培养的世界史博士只相当于中国史的1/6到1/5，因而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这要求各高校必须不拘一格，用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世界史及其相关专业的人才。相信很快全国有远见的高校都会花大力气搜罗世界史人才，争夺人才的竞争会趋于激烈。如果已有一定世界史研究水平的高校不尽早采取行动，很可能会在未来的世界史学科竞争中败下阵来。同时，为提高世界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应在科研经费投入、出国留学等方面向其倾斜，使之多同国外大学进行交流，以开阔视野、提升教学水平和学术层次。

2．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师资力量。由于新引进的人才，特别是年轻博士一般需要经过多年时间才能积累起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有条件的高校也可尝试整合校内资源，即跨学科、跨院系地发掘世界史师资力量，如在国际关系、政治、外语等院系和学科中从事与世界史相关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邀请这些人员开设与他们研究领域相衔接的世界史课程。同时，在课题申请和攻关方面，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这些力量，通过成立相关的专业研究所，如美国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所等形式构建历史系世界史师资与外系准世界史师资的合作机制。上述方法是解决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应急之举，在短期内有助于高校世界史专业获得又好又快发展;跨院系和跨学科的整合也有可能产生长远的优化效应，但这一效应取决于上述整合能否在实质层面长久地进行下去，并要求与世界史相关的师资力量进行学科教学和研究方法向世界史方向的适当转型。当然，从世界史力量较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教授和学者来充实本校的世界史师资也不失为快捷高效之举。不过这种方法不能只流于形式，比如，聘个兼职教授，但一年只是做一两次的讲座。最好所聘兼职人员能在校开设专业课程，每年授课数月，并亲自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

二、调整和优化世界史课程结构

基于世界史过去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高校历史系本科生专业课程中几乎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课程比例一般不超过1/6，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得对世界史感兴趣的学生不能够从课堂教学中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久而久之会冲淡他们对世界史学习和钻研的热情。另外，在这样一种课程结构下培养出来的历史系本科生，一般来说其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缺乏开放性思维和世界性眼光。他们走上教学岗位，会对中学历史教育导向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世界史课程不仅是历史系本科生应该广泛、深入学习的课程，更应该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非历史学专业的文科生及理工科学生也都应该了解一定的世界史知识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从上述理念出发，世界史的课程调整和优化应着眼以下两点:

1．在历史系本科生教学中，大幅度增加世界史课程，健全课程方向。根据调整前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国历史被划分成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而且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等其他几个二级学科，实际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也都属于中国史范畴，这就使得世界史的学科配置与中国史相比，处在十分不合理的1:7的状况。[3]为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增加世界史必修课的比例，除原有的通史课，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专业基础课外，像这些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世界史方向课如西方文化史、英国史、美国史、国际关系史等可增列为历史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次，近些年在西方国家史学研究领域勃兴、揭示历史学宏观理论和发展动态的前沿课程，如历史社会学、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欧洲社会史、欧洲经济史等可增列为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应广泛开设世界史专业选修课，以满足本科生对特定世界史方向的兴趣，选修课以区域史和若干国别史为主，如东亚史、南亚史、拉丁美洲史、欧洲史、非洲史、中东史、法国史、德国史、日本史、意大利史、西班牙史、犹太－以色列史等，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专业优势来决定开设哪些课程。同时，一些与世界史专业联系很紧密，同时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又非常贴近当代世界状况和现实需要的课程也可以有选择地开设，如现代化比较研究、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研究、世界风俗史、世界宗教史等。当然，上述选修课的开设需要配备足够的专业师资力量，不是所有学校在短时间都可开设，需要逐步发展，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切实、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2．开设世界史公选课，以满足非历史专业学生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增强他们的人文素养。世界史教育是高校非历史专业人文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多数高校在非历史专业中并不开设世界史课程。即便有高校开设，世界史也只是一门注重知识传授，轻视学生素质培养的课程。对世界史的忽略及狭隘的专业教育，使高校学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爱国情感不深厚，爱国主义精神难以形成。其二，保守狭隘，目光短浅，对人类文明及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了解，难以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共容、共处，相互学习。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和世界主义精神。其三，知识面窄，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不能迁移，较难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4]可见，非历史专业通过世界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校还存在相当的真空，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改变过去那种单纯强调历史专业世界史教学的狭隘观念，要在素质教育的视野和理念下重新审视世界史的教育功能、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改革。[5]具体地说，世界史的教学和改革应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并恰当地定位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深刻地认识文明的多元性，树立兼容并包的心态和世界主义精神;通过学习西方历史和文化，更好地学习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借鉴价值和激励意义的科学精神、民主与法制观念，更多地认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升自己的审美和文化鉴赏能力。如何让历史系之外的学生学到世界史知识呢?对于在历史系本科生中开设的有些世界史课程，如专业选修课完全可以向外系放开选课，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让对某一个方向感兴趣的同学都能加入到学习世界史的行列中来。但是，在历史系开设的很多本科生课程并不适合外系没有专业背景的同学来学习，因为其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比如，在历史系本科生中广泛开设的世界史断代课程，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课程，是按照循序渐进、层层铺垫的原则开设的，而且课时量相当大，一般要经过四五个学期的学习才能完成，而且因为老师针对的是专业学生，所以讲得比较深。另外，因为这些课程是历史系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基础课，所以外系同学可以获得的闲置选课空间非常有限。实际上，外系学生也没有选这类课程的必要。非历史系学生更多地希望从宽泛意义上和实用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世界史知识。这样，高校世界史学科在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必须同时承担一定的公共教学的任务，即深入研究如何针对非历史专业同学开设更为简明扼要、生动有趣的世界史方向全校公选课程。建议课程包括以下几门:世界通史、欧洲史、当代美国、世界文化史、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现代国际关系史等。

三、对世界通史教学的几点想法

相比中国史而言，世界史的教学难度较大、学习门槛较高。这主要是由世界史的学科特点决定的，世界史上下五千年、横跨四大洋五大洲，涉及多种语言、种族、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和文明，头绪纷繁复杂，许多问题需要兼用宏观和微观思维进行深入思考才能求得解答。世界史教师通常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和钻研，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也须通过不间断的学习才能清晰地认知某些问题。世界通史课是世界史课程中的重中之重，世界通史教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他世界历史课程的理解。结合目前世界通史教学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方面作出改进:

1．教学时间及教师的安排。世界通史教学应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大学四年级。目前高校的世界通史课一般安排在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地区史、国别史的基础薄弱，并且缺乏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素养。[6]针对上述情况，建议将世界通史课移到第二学年进行。第一学年主要讲授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史学理论与方法、各类专门史课程。待学生有较好的基础后，再在第二学年开设世界通史课，并以断代讲授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第四学年。经验较丰富的老教师一般来说驾驭整体的世界史能力较强，承担世界通史教学任务比较合适。但是，很多学校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年轻教师不得不担当重任。在这一情况下最好按照每个老师的研究专长进一步细分通史课程，从而减轻年轻老师的课时量，这样，他们才有更多的精力来备课，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一般来说，一门通史断代史课(如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等)有两到三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共同担当较为合适。当然，他们之间事先要就教学思路、计划、内容等进行很好的沟通和协商。此外，每一个从事通史教学的老师至少应在教学岗位上连续坚守5年以上，这样才可能在通史教学上做到游刃有余。应尽可能给予每位青年教师从事通史教学的机会，这样可使他们不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更宏观的世界历史视野，同时，这也是培养通史教学后备力量的需要。当然，青年教师在接手通史教学任务之前，应积极地去听有经验的老教师讲通史课，并主动向他们求教。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文革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璆、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昇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昇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文革”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7）

一、为学生打好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的基础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相比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历史知识的范围相对扩大，让学生去深入地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可以使得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所了解。但学生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与局部之间的一些关系，凭着学生的阅历和相关的生活经验是比较难于了解其错综复杂之关系的。笔者以为，历史教学需要学生去初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需要学生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认识历史发展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作为历史教师，我们首先要为学生打好认识历史发展全局与局部关系的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让学生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首先学会迁移和变通。美国心理学家M・L・比格指出：“学习的效率，大半依学生们所学得知识，可能迁移的数量和质量而定。因而，学习迁移是教育最后寄托的柱石。”例如，让学生去学习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相关内容时，就让学生去运用已经习得的经验进行类推，学生便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复，文艺复兴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旗号等去发现。在学生进行如此的学习迁移后，就会逐步形成对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之正确的历史观。

二、为学生连接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的纽带

高中历史教学，需要在学生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学习中，去进一步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问题。纵观高中历史教材中必修板块体系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以一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为基本脉络体系的。学生虽然已经在义务教育阶段掌握了一定的历史事件的知识，但高中历史事件中的历史发展的全局与局部关系往往比较复杂，真正让学生能够去掌握应当说还是比较费神和费力的。因此，在平时的历史课程教学中，在让学生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中，为学生系好认识的纽带，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经常去思考和实践的内容。这个纽带是一条怎样的纽带，即让学生去学会联系、学会联想的纽带。学生学习历史的资源比较丰富，学习渠道也相当开阔，笔者经常让学生去阅读，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并养成学生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的习惯，进而比较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高中历史相关事件看，可让学生进行联想的内容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平时的教学中多引导学生进行联系和联想，那学生认识历史发展全局与局部关系的能力会逐步增强。

三、为学生架好认识历史发展中全局与局部关系的桥梁

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使得我们必须去建立新的课程理念，如课程教学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在平时的历史课程教学中，我们发现部分高中学生对某些历史事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学生对历史事件上的一些偏见极有可能是学生没有能够去比较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老师必须多引导学生学会多维和求异性的思维。如教材中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有三个消极影响的评价，学习这内容时，笔者就让学生通过多维和求异思维，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作出评价，学生便张开自己的思维翅膀。

总之，历史教学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方面有很多。作为教师应当不断地进行思考，去达成深化新课程改革，进一步体现历史新课程理念，努力达到教师为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而教，学生为发展自己的历史思维而学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袁金华主编.课堂教学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8）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9）

【中图分类号】G633.5

一、搞好历史课程设计，以探究问题为目的

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点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真实，汲取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文化和优秀成果。在中学的历史教学课程设计中，必须要在坚持基础性的同时，紧密的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进程，联系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更要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这也是新课改中关于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把握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一是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要在对基础知识把握的前提下，体现和突出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以及多类型，以进一步的引导和启迪学生全方位的去思考历史，进而开阔了视野，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提供多方面的依据。二是课程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减少教师单纯讲解历史知识的比重，增加互动和讨论等环节的比重。三是课程设计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能力，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宏观历史体系。没有问题是谈不上学习和研究的，有人曾说：正是问题才把只不过是小碎石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证据。然而，以往的历史教学往往是固定式的，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探究性问题，或只有肤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历史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是为了探究问题而设计的，都要给学生机会去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使学生去深入探讨。

二、使用问题教学，培养自学能力

1.使用问题教学法，引入自学之门。上课后，先提出一至两个能概括本课主要内容的问题，然后让学生自主学习课文，通过思考，将本课内容进行简单概括，再由教师补充讲解。

2.善于设疑，促使自学深入。自学指导贵在设疑，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性格和创造习惯养成的核心是"疑"。疑应设在何处？一般说来，设在讲课的开头、讲课的重难点、讲课的街接处、讲课的结尾以及教材中易使人乏味的地方，这样来锻炼和促进学生的自学能力。

3.学会运用联系比较法，扩大自学的效果。联系比较可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包括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比较，同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横向联系比较，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比较，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之间的联系比较，历史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比较，历史演变和现实生活、时事之间的联系比较等各个方面。把历史上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促使学生思维，形成准确、清晰、完整的历史概念。

三、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

作为历史教师，在改革教学方法时，应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角色定位上要以学生为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2、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局限于教材，应具有开放性。3、应把注意力从知识传授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从注意知识传授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从注意学习结果转移到学习过程上来。4、教学不仅要使学生从已知到新知，改变或提高其认识能力，而且要注意发展其非认识因素，如情感、意志等，"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会促使学生去学习、去探索。"5、要善于将教书与活动相结合。知识与活动是能力及非知识因素形成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要想让学生全面发展，必须让其多练习、多活动、多实践、多探索。6、利用好现代化教学手段。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可帮助教师形象地重现历史原貌，让学生重温历史，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们容易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7、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举行历史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和遗迹，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撰写历史小论文，写家庭简史、社区简史和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题材的板报，举办小型历史专题展览等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使学生觉得学习历史是轻松愉快的；让学生在活动中运用相关的历史知识，使他们觉得学习历史是有用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四、注重基础贴近时代，完善教学评价方式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0）

经常听到高三文科班学生抱怨历史学科难学，认为历史知识点太多、太乱，不容易记忆，或者是虽然记住了一些历史知识点，但不会活学活用，导致考试成绩总是不理想等现象，这就充分反映相当部分高三学生尚没有掌握良好的历史学习方法。

实际上，通过高一、高二的系统学习，高三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历史基础知识，如基本了解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些知识点散落在各个章节中，如同分散在各处的“小珠子”，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用“线”把这些“小珠子”串联起来，这些知识很快就会丢失。但问题在于相当多的学生缺乏这样的意识和认知水平，更欠缺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去主动建构历史知识体系的能力。因此，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历史知识间的相互联系，建构知识体系，教会学生把历史知识结构化、系统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让学生高屋建瓴地进行历史学习。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结构教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杰罗姆·布鲁纳认为：“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这是在运用知识方面的最低要求，它有助于解决学生在课外所遇到的问题和事件，或者在日后训练中遇到的问题……经典的迁移问题的中心，与其说单纯地掌握事实和技巧，不如说是教授和学习结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建构历史知识体系，对于学生的历史学习意义重大。笔者以高三文科班历史必修Ⅱ一轮复习为例，谈谈如下两种建构知识体系的方法。

一、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矛盾。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各种动力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其中经济动力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历史教师常用的“经济决定政治”和“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就是该理论的典型体现。

高中历史必修课分为历史必修Ⅰ、必修Ⅱ、必修Ⅲ三个学习模块，包括25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习专题，分别反映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重要历史内容。这种编排方式深受诟病的地方就是教材打破了历史学科的整体性，将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内容进行了人为割裂，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教师在进行高三历史一轮复习时，就必须有意识地将教材加以整合，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统一在一个系统内，以体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性。下面是笔者在讲授完历史必修Ⅱ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后呈现给学生的一张知识体系图：

通过该知识体系的展示，历史必修Ⅰ、必修Ⅱ、必修Ⅲ相关内容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正是因为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经济），导致了新航路的开辟（外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文化）；而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习和宗教改革又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思想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17、18世纪的进一步发展（经济）、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及资产阶级革命（政治）所提供的政治实践，为启蒙运动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

同时，学生通过该知识体系的学习，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各历史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也为相关历史知识的比较提供便利。比如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活动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文艺复兴为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活动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航路的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活动又丰富了文艺复兴的内容。再比如，通过本例的教学，学生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文艺复兴”是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资产阶级力量还比较弱小，因此文艺复兴时期进行的反封建活动还披着宗教的外衣，并只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且不敢与天主教会决裂；而“启蒙运动”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壮大（而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所以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敢于公开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矛头直指专制主义和教权主义，并且还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

在本例教学中，学生通过学习，对历史必修Ⅰ、必修Ⅱ、必修Ⅲ所涉及的世界史的相关内容显然有了整体和系统的把握，从而可以克服一直困扰学生的史实错乱的情况，构建起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包含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国际关系史等辅线的世界史知识体系。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建构起这样的知识体系。比如在讲授完历史必修Ⅱ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之后，可以给学生呈现如下知识体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