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传承,特别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发扬,随后被流行于整个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所强化,成为一直主导世
界文论潮流的强势文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一切伪科学的、非人性的、非历史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清醒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鉴别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判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三、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
应当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是产生文艺思想的源泉和推动文艺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是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恩格斯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经典性定义是从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观察和评论文艺是从歌德等人的创作和作品中抽取出来的。同理,没有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决不会有列宁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壮,1995)的着名论述。列宁的以反映论为主导的文艺思想同样是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创作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的、首要的、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倡导和注重变革世界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的伟大使命和根本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极其重要性,甚至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舆论的和精神的批判对改造旧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反对用舆论的精神的批判取代对社会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他们认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能否依靠“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作为区别“新人”与“旧人”的根本标志。他们祈盼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世界的一代新人。一切舆论的精神的思想的批判,都不能最终地实际地有效地改变人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必须使先进的思想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感性实现,变成物化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同前注,121页)一切优秀的文艺和先进的文论,都应当为改变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人的意识和思想只有影响、引导、推动、激励和鼓舞群众参与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活动,才有实际的意义。西方文论多半停留在舆论层面,诸如“语言革命”、“词句革命”、“符号革命”、“解构革命”、“本能革命”,乃至一些空泛的“文化批判”,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把重大严峻的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领域,这必然使对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语境的批判受到局限。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主要徘徊和漫游于语言王国,带有明显的脱离历史和躲避现实的缺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
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心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面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并不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产生的理论背景、发展脉络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观点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却可以相互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础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也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的生产问题,却很少在纯粹意义上谈论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马克思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传统,像莱斯和阿格尔就受到马尔库塞相当大的影响。只不过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温和,也更富有建设性。
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处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现实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点不同,偏好的理论也不一样,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二、第一要义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并没有太多联系,应该说,不能形成一个系统,但在第一要义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尔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阿格尔转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向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罪,即利用环境代价换取财富,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缓解矛盾,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可见,阿格尔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说明,他始终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他逻辑分析的前提。高兹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3]高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归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了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义。从阿格尔和高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给生态危机开出什么样的处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所提的“发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意义上使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不能以生态为代价;二是,正如高兹谈到的那样,发展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还应该是价值理性的。总的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而较少涉及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所使用的“发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的。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比,概念的内涵扩大了;作为一个分析系统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论核心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考察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论断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问题,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趋势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力图通过制度转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4]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谈及异化概念时,是以人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异化;在谈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时,将社会系统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彼岸世界是遥不可及的;在趋势和目的方面,无论是通过制度还是其他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科学发展观始终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观点趋同是主要的。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从纯理性的角度说的,在他们的逻辑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点,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带有功利性质;另外,他们过多地强调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所以,很多时候不过是空批判而少建设,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细节所迷惑,坠入就事论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源于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还具有伦理层面的考虑。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发展的应然。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对人的伦理态度和侧重点上,而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基本要求的比较
很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不够的。在高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物质丰富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不过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且,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给予无产阶级多少施舍,实质上,并不见得会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今日付出了一百万美元,是为了明日的一百亿美元。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资本主义的成本,资本主义就越是要加紧攫取,换取更多的财富。于是,自然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到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达到发展的极限,而出现衰退。所以,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奥康纳的总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6]奥康纳还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总的来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人、社会和自然失衡的危机,就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运行的现实性危机。根据反向调节的原则,可以明显地推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会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5]15-16应该说,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样,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在基本观点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前者强调的不过是“平衡”二字,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社会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分析的结果难免流于片面,或者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后者则强调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由于科学发展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部分,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寻找到现实基础,并为现实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根本方法的比较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5]16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全方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及其破碎的劳动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7]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统筹兼顾是二者认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从其关注的对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级批判、异化批判和工业文明批判等维度考察,它并没有刻意突出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几者之间的联系。再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在实现条件上,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全人类一起实现。从这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统筹兼顾思想也可见一斑。
虽然同样在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了统筹兼顾,所关注的视域却截然不同。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是一种治国的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因为其所秉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以,在思想上侧重于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值得参考而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像科学发展观一样,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基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为实践所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价值也要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主流学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野广阔,科研环境优越,尤其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契合,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观点契合的方面,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为细致,这与其血缘关系和研究传统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观点分离的方面,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鉴,不合理的可以作为警示,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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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转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自古以来衣、食、住、行,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要求,而“民以食为天”,可见食物的重要作用必然会促使饮食各方面内容不断扩充,随历史发展形成具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中国饮食文化。哲学是人们观察分析世界的思想工具,而中国饮食文化中所包含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联系非常密切。由贺正柏主编的《中国饮食文化》一书,从中国饮食的技术文化、茶酒文化、宴席文化、审美文化等方面着手,系统论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与分类。此书以培养人才为主要定位,以普及饮食知识为基础准则,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出全新的教学理念,既是广大学者学习中国饮食文化的优秀教材,也是推动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益读本。
《中国饮食文化》全书共涵盖八个章节的内容,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重点论述中国饮食文化的生成发展成熟阶段到现代中国饮食文化的新内容,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饮食的风味流派文化,包括中国饮食的基本特点、风味流派、主要菜系等;第三章从中国饮食的原料文化、技术文化、命名文化三处着手,整合分析了中国饮食的原料与技术知识;第四章以茶文化和酒文化为主要叙述内容,详细描写了中国茶酒文化的衍生过程;第五章为中国饮食宴席文化,包括其起源发展和菜肴组成各部分;第六章为中国饮食审美文化,为饮食主体对饮食各方面的主观审美要求;第七章主要描写了中国饮食的民俗礼仪;第八章以中国饮食的名人趣事和科学思想结尾。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便与中华文化产生了诸多火花碰撞,不同文化内容交叉融合,形成新时代的文化理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饮食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可从《中国饮食文化》一书中,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整体框架和内部结构,探索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次关联,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推动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哲学理论助力。一方面,从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由物质世界组成,人类为获得生存手段而进行的活动是物质活动。在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伴随着石器、陶器等饮食器物的发明,使得饮食烹饪技艺不断发展,美食种类更为丰富。其次,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形成时期,统治者地位的不断更替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夏朝形成的复合型农业形态使得烹饪原料范围得到扩充;手工业的分工使得饮食生产方面更为细化,烹饪工具不断更新换代,陶器取代了木制工具,油脂的使用进一步丰富了饮食产品的种类;平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饮食需求推动饮食市场范围逐渐扩大,涉及祭神、宴会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与中国饮食文化的融合之处。除此之外,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思想方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科学技术表现在饮食文化中,有以“拌、呛、酱、卤、酥、腌、熏、冻”为主的冷菜制作技术,以“炸、炒、爆、熘、烧、扒、炖、焖、涮、蒸、烤”为主的热菜制作技术。与饮食技术相对应,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也值得探究,《周礼》《礼记》和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丰富了饮食文化中的科学制作工艺。如传统的“五味调和”烹饪技艺,指将“酸、苦、甘、辛、甜”五类风味的食材原料相互调和,由此制作的事物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进而使得人体体格强健、筋骨柔和。因此五味是否调和直接影响饮食之人的身体健康,是一种经过证实的有效科学饮食思想。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应用颇多。第一,实践的客观实在性给人们提供现实技术成果。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人类依靠广博的华夏美食原料,凭借精湛的技艺制作出精细微妙的中华美食,开发出色香味俱全的饮食材料。第二,实践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主观能动性活动,在饮食文化中,如书中所述闽菜注重原料的本味和质地,因此制作时非常注重刀工,其工艺有“切丝如发”的美称,且闽菜善用糖、巧用醋,菜品去腥爽口,尽力保持食材的自然风味。第三,实践是一种社会历史性活动。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构造出南北海陆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中国饮食形式。例如沿海地区因海鲜丰富,虾鱼蟹等食法多样形成海滨风味;崇山峻岭之地山野盛产动植物,飞禽走兽都是当地人喜爱的食材,形成山乡风味;广阔无垠的草原上牛羊成群,肉类鲜嫩肥美,形成平原风味;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又衍生出具有代表性的、口味清淡且食材要求严格的清真风味。可见饮食文化中的客观实践受历史制约并不断向前发展。除上述几点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辩证法、历史观、唯物论等思想,与中国饮食文化的融合之处不胜枚举。中国美食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借助《中国饮食文化》一书,将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与形而下的饮食制作进行跨学科融合,既提升了饮食制作技巧,又丰富了相关哲学知识,既助雅兴又增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作者:张爽 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20世纪最有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老人与海》由于“精通叙事的艺术”而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核心内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篇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读该作品。
海明威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经常跟父亲出去钓鱼、打猎,1914年,一战爆发,他去了前线。他作战勇敢,经常帮助别人。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政府授予他的勋章回到家乡。一战影响了他的生活,尽管战争最后胜利了,但他变得沮丧、失望,可怕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他,从此他经常失眠。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战争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一些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些伤势严重甚至落下终身残疾,对于那些有幸活下来的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战争把传统的道德和理想观全都破坏了,他们痛恨战争,感到空虚无助。爱情、友情甚至放荡的生活都不能帮助他们摆脱精神痛苦,他们不知道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战后作家自认为是“迷茫的一代”,脱离信仰,远离了文明。海明威被誉为“迷茫的一代”的代言人,起初他感到迷茫,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投身写作,来反映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
《老人与海》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这部小说情节非常简单,主角是一位圣地亚哥的老渔夫,配角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孩。这位风烛残年的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几乎都快饿死了;但他仍然不肯认输,而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英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船往大海走,但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而且左手又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小说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充满了象征意义。作者主要强调男子气概,圣地亚哥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充满信心,具备乐观主义精神,虽败犹荣。圣地亚哥类型的人物是海明威作品的典型代表。海明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是“真实直接地描述人们”,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跟英雄主义、人道精神等相关。
至于文学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家只是从不同角度阐释世界,目的是为了改变它。”因此,我们在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看到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不应该把文学和历史及社会分割开来,文学思想来自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于海明威来说,他的童年经历和战争经历给他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老人与海》这部小说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一点。比如作者对于钓鱼、小船、鲨鱼和海上描写都十分生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道德、宗教和哲学是“人类大脑中形成的幻影”,它们是“真正生活过程的反应”。此外,社会的经济因素最终决定着社会的其它方面,艺术、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相对独立存在”形式,可以改变人们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属于意识层面,因此它们能够反映真实的社会,并且相对独立。
以《老人与海》举例。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作者非常崇拜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具备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他勇敢、乐观、信念坚定,竭尽全力去捕鱼,却逃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甚至找不到出路。他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这是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容,接着我们再看看当时的社会情境。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痛恨战争。既然生命变得转瞬即逝,人们通常都在想应该怎样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他们对真实社会感到失望,开始怀疑那些传统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迷茫的一代”,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肮脏的,但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出路。海明威亲眼目睹了血腥的战争场景,他痛恨战争,同情无辜的人们。他同样也想为人们找到一条出路,因此他创作了这部作品――《老人与海》。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命运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态度:无论多么努力工作,人们都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海明威对社会感到迷惑,很多出乎意料的事情的发生经常破坏人们对生活甜美的梦想,就像老渔翁在海上生活的变迁一样。他认为,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战争,人类是永远不会获胜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真正被解释、改善及挽救,因此问题从来不会被解决。不管怎样,人类应该而且必须控制自己,在无法估计的生命中保持理性和行为。
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特意安排。老渔翁回来了,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了一头非洲狮子。正如我们所知,狮子是一种猛兽,统治着森林。这个简单的情节暗示着圣地亚哥永远渴望胜利,同时他也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孩子,孩子象征着新产生的人类的力量。尽管他没能完成任务,但年轻的一代人会继续下去,直到完成为止。作者对未来充满希望,尽管他此刻不能找到出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总有一天,人们对社会不再迷茫,那时人类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
综上所述,《老人与海》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同时,它也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态度。海明威建立在真实社会基础上写作文学作品,这使他的作品在美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一旦一部文学作品完成,它们又相对独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在《老人与海》中,老渔翁圣地亚哥的硬汉性格影响着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通过这部作品懂得了对待生活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圣地亚哥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典范。
总之,我们应该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观点来分析海明威的文学作品《老人与海》,历史的变化和社会的冲突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显现出来,这一点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欣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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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指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思想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推动着中华文明不断前进。”[1]它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受道、法深刻影响,以其开放、包容、务实、重德、中庸、和谐的基本表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虽分属不同文化体系,有着不同阶级属性和内涵本质,但二者间的一致性决定了其结合的必然性。这种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引导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一致性
1.1 唯物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观是在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明确了实践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科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中国从先秦时期即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学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关系的初步关注,是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之后《易经》通过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解释万物起源,演绎万物相生相克而发展变化,东汉思想家王允提出“知物而学,学之乃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直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则提出“理在气中”、“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堪称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
1.2 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发展的整体,任何事物皆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突出表现在关于人与自然的本质及其运动的辩证理解,反映了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对事物矛盾与同一、运动与发展的辩证理念。“主要体现在: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认识。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有着阴阳一体、万物融合的思想,认为天、地、人三者同在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2]如儒家的“中庸之道”,其“不偏不易”即是对事物“度”的把握,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质量互变中的“度”有明显的一致性。
1.3 认识论
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来源、本质及其规律的学说。系统回答了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提出认识的基础是实践,认识的目的在于更好的通过实践改造世界。
“知行”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中认识和实践思想的始终,这种“知行问题”即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礼记・中庸》中提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提倡言行一致,追求知行合一。南宋理学家朱熹建构了较为完整的知行关系认识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亦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些思想的实质皆是关于知行关系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共通的。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故在哲学层面上,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践证明,二者的结合,不仅适应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2.2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然途径
“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的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的传承与发展应不断适应全球化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同化性和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小农经济决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3 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实践性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又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皆因主观地、公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却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当前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契合和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
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途径
3.1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诉求。启蒙了近代中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具备中国传统文化向往趋同的普适价值,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能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先进的思想,摒弃不科学、非理性的内容,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适应现当代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走向对封建腐朽文化的复辟。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由于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国人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产生对西方社会的膜拜心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的扬弃,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避免了全盘西化。
3.2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的科学理论,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实现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要符合中国实际、依托中华文化”[7],这就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来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和理解中晦涩难懂的理论障碍,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民主化、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深刻沉淀的并影响着中国人民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理论加以借鉴,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观点和方法做出新的解释,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3.3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全球化浪潮下的多元文化纷至沓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冲击。体现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体,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能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对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为此,一方面,应当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视对青年学生和中共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健全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展机制,优化文化战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资源,提升传统文化的当代适应力和吸引力,扩大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提升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创新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确保国家文化安全。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期间必须坚持、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巩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健全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机制,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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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manyconsistentaswellasdifferentviewsbetweenecologicalMarxismand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Thispaperanalyzestheirconsistenciesanddifferencesfromthefollowingaspects:theideologicalbasis,essence,theoreticalcore,basicrequirement,andfundamentalapproach,andpointsoutthat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andrawlessonsfromtheecologicalMarxismsoastobetterservethesocialistconstruction.
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comparativestudy
“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联。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流派之一,也是当今最有影响的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较为活跃的一派。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两大主题,研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嬗变等问题,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通过重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进行技术批判与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从而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心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在于,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表面上看,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并不基于相同的现实基础,产生的理论背景、发展脉络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观点的契合是主要的,即使有些观点有明显的差异,却可以相互为用,并不矛盾。
一、思想基础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也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有机融合。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和佩珀所认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了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并不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与生态问题息息相关的生产问题,却很少在纯粹意义上谈论生态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马克思有意还是无意的,他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居于超自然的地位的观点,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统一体’的思想,并指出‘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等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1]。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批判传统,像莱斯和阿格尔就受到马尔库塞相当大的影响。只不过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对温和,也更富有建设性。
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处处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现实是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对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点不同,偏好的理论也不一样,面对的现实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来源和基础,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开放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二、第一要义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并没有太多联系,应该说,不能形成一个系统,但在第一要义上却是基本相同的。如阿格尔断言,“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2]。阿格尔转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认为传统的经济危机已经转向了生态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罪,即利用环境代价换取财富,已经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瓶颈,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没有有效的措施缓解矛盾,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停滞,甚至会倒退。可见,阿格尔关注的决不仅仅是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说明,他始终是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的,这是他逻辑分析的前提。高兹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消费和物质的再循环进行生态学的重建,……对能源、化工、运输和农业进行生态学的重建,……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还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走向基于自我约束、更节俭、生态上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达到真正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与消费更少的社会。”[3]高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归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确了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是第一要义。从阿格尔和高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给生态危机开出什么样的处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个第一要义。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认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所提的“发展”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更多的是在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意义上使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增长不能以生态为代价;二是,正如高兹谈到的那样,发展不仅是经济理性的,还应该是价值理性的。总的说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建立在人的解放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而较少涉及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所使用的“发展”,强调的是一种和谐,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层面基础之上的。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比,概念的内涵扩大了;作为一个分析系统而言,也更加全面和完善。
三、理论核心的比较
“生态马克思主义考察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论断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问题,它研究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趋势和美好愿景,它的研究目的是力图从制度层面探索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力图通过制度转变解决人与自然的对抗。”[4]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谈及异化概念时,是以人为核心的,只有人才有异化;在谈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时,将社会系统放在首位,因为只有以社会系统中的主体——人,作为分析的核心和逻辑的出发点,其他的分析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此岸世界的真理探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彼岸世界是遥不可及的;在趋势和目的方面,无论是通过制度还是其他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性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科学发展观始终明确地将“以人为本”作为理论核心。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1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观点趋同是主要的。当然,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以人为本”,是从纯理性的角度说的,在他们的逻辑中,不分析人,其他的分析就抓不住重点,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带有功利性质;另外,他们过多地强调人的解放与个性张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维度,所以,很多时候不过是空批判而少建设,在很多方面往往容易被细节所迷惑,坠入就事论事和抓小放大的泥潭。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源于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把握,还具有伦理层面的考虑。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追求人之善,是人全面发展的应然。所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异只在于对人的伦理态度和侧重点上,而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基本要求的比较
很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不够的。在高兹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物质丰富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然而,这种改善不过是资本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且,无论资本主义采用什么方式给予无产阶级多少施舍,实质上,并不见得会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今日付出了一百万美元,是为了明日的一百亿美元。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相反,越是要提高资本主义的成本,资本主义就越是要加紧攫取,换取更多的财富。于是,自然成了牺牲品,这种牺牲到了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达到发展的极限,而出现衰退。所以,利润动机同生态环境相冲突是必然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按照奥康纳的总结,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结构及态势的“不平衡的和联合性的”发展过程。[6]奥康纳还指出,资本主义积累导致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由生态危机可能会引发经济危机,同时生态危机所导致的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总的来说,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是人、社会和自然失衡的危机,就是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资本运行的现实性危机。根据反向调节的原则,可以明显地推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样是会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认同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5]15-16应该说,在基本要求方面,如上述分析的那样,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在基本观点上能够达成一致。然而前者强调的不过是“平衡”二字,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就社会的复杂性而言,这种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分析的结果难免流于片面,或者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后者则强调四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由于科学发展观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思想的部分,在中国社会中能够寻找到现实基础,并为现实世界的革命化起到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科学发展观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五、根本方法的比较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5]16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强调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要求用全面的、系统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全方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批判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然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界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批判了资本主义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及其破碎的劳动分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批判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视野之内,与资本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7]由此可见,在方法论意义上,统筹兼顾是二者认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统筹兼顾的思想,但是从其关注的对象,包括制度批判、等级批判、异化批判和工业文明批判等维度考察,它并没有刻意突出资本主义的某一个部分,而是更加突出几者之间的联系。再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在实现条件上,要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全人类一起实现。从这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统筹兼顾思想也可见一斑。
虽然同样在方法论意义上坚持了统筹兼顾,所关注的视域却截然不同。科学发展观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站在整体的高度审视各个部分的协调与平衡,是一种治国的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探讨,因为其所秉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以,在思想上侧重于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这样一来,无论其有多么丰富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值得参考而不具有指导性的理论而已,当然也就不会像科学发展观一样,不断地在实践中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基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为实践所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真理性价值也要大于生态马克思主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主流学者遍布在加拿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野广阔,科研环境优越,尤其是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批判、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分析等非常到位。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契合,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观点契合的方面,应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有的方面研究得更为细致,这与其血缘关系和研究传统等因素密不可分;在观点分离的方面,对于科学发展观而言,合理的可以借鉴,不合理的可以作为警示,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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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入手,考察培育策略的个体文化身份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切实加强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6.0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明深度交融的重大理论成果,如何培育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同龄人中富有知识而又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学生群体,整体认同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笔者认为,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孤立的认知过程,必然与其个体的文化传统、文化身份、文化需求等文化特色密切相连,只有充分考虑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背景,才能更好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认同和行为认同。
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当代大学生文化特性分析
当代多元的社会思潮的活跃,深深影响着大学生的文化生活。尤其是在快捷的信息时代,大学生自由穿梭于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生活中充斥着传统文化、流行文化、网络文化、亚文化等多重文化因素,较之以往的大学生呈现出独有的文化特性。
1.1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价值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精华沉淀,是时代际遇的重要反映。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著名论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文化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机械片面的看待人的发展,人的有意识活动的自我存在确认的过程,就是对自我精神的需求和满足、文化身份感知和认同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非虚幻空洞的谈及文化发展。而是关注其现实基础上的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坚持用物质第一性的观点看待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结构,这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未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并认为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经济基础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关系。
1.2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当今时代多元文化复杂共生现象中的重要力量
虽然对文化的定义有多种,但都基于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历史轨迹的独特反映。由于文化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发展不平衡性等特性,文化的现状呈现多元文化共生、文化形态各异、文化身份不一等文化现象。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差异、排斥、融合等文化发展阶段。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科学性,特别提倡文化的健康发展,一直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在汲取文化养分、借鉴经验教训、创新文化内容等方面都立场鲜明,所以,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仍保持自己的理论优势。
1.3新时期大学生文化特性分析
首先,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认知中充满马克思文化观的教育渗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贯穿于青年学生的学校教育。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通过主流文化的不断发展加以实现对民众文化价值的引导功能。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个阶段的学生受到的信息包围状态各不相同,在校园文化空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主流仍保持和学生近距离接触的方式,以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校园文化活动、网络教学、论坛探讨等方式展开跨时空交往。但是传统的理论教育过于强调教育交往的单向灌注性,忽略交往主体的双向互动性,所以造成一定程度上部分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制性的刻板印象。
其次,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情感中交织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分不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在文化教育过程中,传承文化精神是重要的文化教养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绵不断的根基。所以大学生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文化自信态度,从小品读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学习中国历史文化。虽然历史进程有进步有落后,有积极文化因素也有消极文化因素,但总体而言,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认同态度。
最后,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意志中不乏多元文化冲突的价值困惑。文化流派的多元必然伴随文化观点的不同立场、文化事实的不同描述、文化价值的不同判断。多种文化的碰撞,必然造成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被大量信息包围的大学生,如果没有进行系统理论素养的学习,没有进行逻辑判断的联系,必然造成信息包围的茫然和困惑,没有判断力。
2大学生文化特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认同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标志着人们在实践中能够以社会共同的价值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活动,并使之“内化”为自觉行为的价值取向。
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大学生认同的理论品质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身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辩证关系在价值观上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品质优势。比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中国设计,也是举国上下正在追求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发展思想的全面落实,也是社会主义理应追求的价值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是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科学判断,也包含着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当代的有力回应。从国情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多元价值社会形成共识的精神基础。大学校园里也难免充斥着不少价值迷惑的现象。从世情来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正确战略选择。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承载大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情感需要
人们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情感体验。正如列宁所言“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着百年来的奋斗历程,镌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中国发展的历史时期缔结着不同的精神产物。古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追求。近现代有志之士以挽救民族危亡己任。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当时举国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断。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现有利于大学生文化意志品质的培养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也在于实践。当我们认同核心价值观、坚定奋斗方向,也就拥有了坚守原则的毅力。可以从小事入手,在实践中磨练道德意志。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这就是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各地青年以自己的方式为价值观代言。在学校内可以参加有价值内涵的主题教育活动,诸如“中国梦”、“巴蜀传统文化”、“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等,彰显校园文化的青春魅力;在学校外可多参加有价值意义的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关爱留守儿童。在亲身经历中体验生活的艰辛、感受社会的温暖,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塑造自己坚强的意志品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