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双重诉求的推动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交织，体现出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扎实推进。

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必须首先要还原他们对文化概念使用的语境。黄力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察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使用了狭义文化概念，分别指知识和精神生产的产品；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资本论》中的“文化初期”、《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里的文化是从一定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上来界定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1]27王仲士则认为马克思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广义文化概念，指的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以人化为基础的，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实质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因素。”[2]另外，学界还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主要框架进行了勾勒。黄力之等以《巴黎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主要文本依据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认为《巴黎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阐述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共产主义；[1]46《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59何萍则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的文化哲学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达的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晚年《民族学笔记》及有关书信，表达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想；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文化观的思想。[3]

2、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是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核心就是如何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学界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遗产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具有迫切性。第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有利于合作社的建设。第三，通过文化建设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4]还有学者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研究。如李爱华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的思想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对当前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

3、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对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学者们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明确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洞悉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清晰地阐发了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突出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6]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大家也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不断拓展。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和马克思从哲学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7]97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它在对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衣俊卿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定位为一种深层的文化革命和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一书中，他从宏观上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即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格结构批判、现代国家批判。[8]73在另一本专著《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中，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对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新马克思主义、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述评。[9]陈胜云则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两个转向，即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微观政治学研究。[10]王雨辰在分析这种转向的特点后进一步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转向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11]

2、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理论的微观个案研究。理论的生命力必须借助思想的主体得以延续和发展。正是思想家们各具特色和风格的理论表述，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微观研究方面，学界除了对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以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文化解析和思想重构之外，吉登斯、拉克劳、墨菲、德里达等位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开始走入学界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不断涌现。通过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和重要流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的跟踪研究，学界已经超越了用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框架去剪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而开始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状态去挖掘它的理论本性和价值取向，并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这种对话研究的开展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沟通和对话，扩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向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异常活跃。

1、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前提，其潜含着两层逻辑：一是文化之间有没有评价先进和落后的标准；二是如果存在这种标准，那么它是什么？在关于先进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它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但是对于这个评价标准是什么，则有不同观点。李毅认为，应以文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判断文化是否先进。[12]刘建军提出了五条标准，即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否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否体现了文化自身价值，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3]沈壮海认为，可以把文化性先进性的评价标准概括历史尺度、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14]

2、文化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文化能否像经济一样，形成文化全球化，还存在很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普遍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共通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文化的本质具有普遍性，并且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绝对优势，使得资本主义文化具备了一统天下的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象征和通俗文化在全球传播。如韦幼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是一个总的历史进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15]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多元化（特殊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文化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具有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功能，因此文化在价值上没有优劣之分，多元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如汤一介认为，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16]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唯物史观视角、社会学视角、社会主义学视角、比较政党研究视角、哲学价值论等多重视角。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讨论的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开始进入学界关注的视域，并迅速地跃迁为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李德顺认为，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平或平等。[17]李忠杰提出，要把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研究。[18]吴向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由新集体主义、人民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实践理性主义所构成的完整价值体系。[19]侯惠勤认为，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事实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0]

（四）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学理上的持续探索。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既包括文化，又需要从文化的角度予以阐释。这就使得从学理上完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建构成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是否可能？哲学就是追求对事物第一因的认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可能性的追问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的必要理论前提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普遍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明确的关于文化的表述，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化理论。如郁建兴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主要地看作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得以确立的基石。马克思逝世之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体性等概念为基础的批判，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据此，作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可能的。[21]黄力之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确没有一种历史观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只有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哲学解读，这种解读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基础上得以重构是有可能的。[1]255

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可能？郁建兴认为，发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不能满足于只是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21]黄力之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进行整合的路径应该是：用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来揭示文化的人化本质，并从人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来确立文化的价值引导意义；用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思想来解答文化演进和嬗变的根本原因，再用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能动性的思想来揭示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1]252张华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模式可以遵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他认为从理论的抽象走向实践的具体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22]

3、何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张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推进过程，表现为基本范畴的逐步展开。这就是：文化存在———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包括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文化的特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22]赵剑英则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入手，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他认为，文化生产力既是一种硬实力，又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创新力；对当代文化这一特质的崭新认识，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23]徐敦凯从哲学的视角尝试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体系建构，认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三方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化本质观、建立在文明主体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主体观以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文化政策。[24]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指引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相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研究少到研究不全面、到现在已经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框架理论体系。不断深化的研究体系告诉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是不能停止的。

一、内涵的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马上提出。它的出现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的召开，给中国人带来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因为它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让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信心和勇气。此外，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更加让人振奋的事就是，在此次会议上，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1］应用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2］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才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告诉中国人，这项工作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的原则和方法指导下才会促进其实现。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发展中的三情，即党情、国情、世情的具体情况与其他的国家的发展情况不一样。这样的特殊性就是要求要在具体实际情况下用具体的不同于一般的方法去解决。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教材这样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3］中国实现具体化。”在这里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要解决如何去化的问题。要解决怎样化才能更加科学、更合理，不至于让中国革命、建设、发展走歪路，尽可能地化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达到“化”出有中国特色、中国作法、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那么，什么又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见解，学者们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把其内涵概括为：“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线、涵括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兵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各种不同优秀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心理状态、思［4］维方式、价值追求、风俗习惯。”这个说法全面、辩证地概括了中国优秀传统的内涵。笔者很赞同这个说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深厚的优秀思想更是比比皆是，诸子百家光彩照人，看那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体，光彩夺目。不管是在思想上的大慧，抑或是科学上的大智，抑或是在道德上的大善，还是在艺术上的大美等等，无不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历代相传，鼓舞人心，是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心灵上的支撑和满足。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有利条件

一种外来的文化，要在中国本土上生存，就要有它能生存的土壤，否则是不能够存活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更是需要中国“土壤”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也可以说是要有其适合的土壤为其“化”没有合适的土壤就不能生根发芽就不能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条件是谁提供的呢？这个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但是，本文主要从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来说的。

（一）优秀爱国思想文化创造的良好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使命、责任感和爱国思想、爱国意识、爱国担当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兴衰，永不止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兴天下之利,利济苍生”……祖先人的诗歌里、豪言壮语里，流露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执着、对祖国的爱戴等爱国情怀和爱国意识。这样的爱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爱国、救国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所属的社会性质不一样，实践时间不一样。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都是主张爱国思想、意识和集体意识或说是拯救意识。有了爱国思想、爱国意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条件之一。

（二）优秀的“大同、平等”文化思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大同社会思想和渴望平等思想。小农经济的古中国，倡导的是三纲五常中君臣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的不平等。人之所以追求高的梦想和目标是因为于现实的不满足。正如以前的不平等思想的存在，所以，才会渴望超越以前的思想出现，即新的平等、新的社会。其中，这里的社会关系会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是人与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人与自然的共生状态的平等关系等等。对社会关系的平等的追求和美好社会的向往，说白了就是对未来社会的追求，只是在社会高级或者初级阶段上的不同。所以，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它对以前社会的超越和追求，可以说，它们有着相通之处，最想达到的目标都是实现人类解放。相通之处，就会更好地接纳，不会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

（三）优秀的知行合一文化思想创造了良好的践行思想条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行合一，也就是要讲究做到实事求是，追求的是经世致用，扬弃的是假大空、虚伪、坐而论道，弘扬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和现实生活、现实社会，讲究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是佛家也是很摒弃虚假、空洞，追求实在，讲究事实求是，讲究知与行的统一。这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是相通的。有了这种相通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不会是人们眼中的异类，而是用尊敬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他。因此，可以说，这种知行合一的文化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良好的践行思想条件。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弘扬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的开放性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式的。它是可以传播的。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到哪里。这样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西方来到遥远的东方，传播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那么，中国为什么能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呢？除了中国现实的革命、建设、发展的国情、党情、世情的决定下，还不能忽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开发性和包容性的继承和弘扬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接受、认可。其实也是因为中国人厚德载物的博大情怀，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历史是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花齐放，如果没有包容性，没有开放性，那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再者，在近现代史上，鸦片战争之后，倡导向西方学习技术、制度、器物等西学东渐的景象。这也是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可以看相互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二者的品质。有共同的特质，有相通的理念。那么，也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正确选择。这一选择，无疑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的选择，更是对它们二者的弘扬。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弘扬在实践论里讲到，实践出真知，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出到底认识是不是正确的。有了认识，还不能说这个认识是正确的。因为，认识有正确认识和错误认识之分。所以，要证明认识是正确与否，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脚踏实地地处理事物和问题，不弄虚作假，不胡乱非为，确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颠三倒四。要结出累累硕果，那是需要方法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中说的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方法，把一般性同中国的三情，即具体国情、党情、世情相结合。每个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有适合的土壤。不是在哪里都可以生长，不是哪里都可以长出新事物，没有根据每个地方的土壤、气候等播种子，是不可能生根发芽，更不会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过程，也是好比一粒种子，光是看放哪里都是适合的，但事实不是这样。只有种下去，只有种在合适它生长的土地，才会发芽。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注重实践，事实求是的思想是正确，口说无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好的事实说明和见证。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对此思想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的弘扬先秦庄周《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原意是指，人在呼吸的时候，他的整个过程就是呼出浊气。但是，呼出是为了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现在很多情况下是指扬弃旧的，然后吸收新的，不断实现创新，实现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更不是僵硬死板一成不变的。它要在中国化过程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开拓新的发展。可以说，就是要实现创新发展，而不是照搬照抄，说一就是一，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里一直都有着吐故纳新。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探索必定会实现突破和发展。突破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扬弃旧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理论，才能更好实现中国的发展。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中的发展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有梦想、地区有地区梦想，国家同样也有梦想。不甘落后的中国，也必须要有梦想——中国梦。有梦想是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该如何去实现。中国梦想在思想文化方面，最重要的是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思想。多少年来，还是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渴望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团结，并为此不断地努力。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友善待人思想文化，没有一己私利，没有贪图小便宜的人格，社会的安宁和谐等等。有了思想文化的支持，中国梦的实现不再是无依无靠，不再是畏手畏脚，而是大胆地往前走。中国梦的实现，文化强国梦也会实现。那时候的中国传播的是中国声音、主导的是中国话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在传播、在弘扬。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梦想，就要奋发努力去实现梦想，那到底是要如何实现梦想呢？梦想的实现，需要理论作为指导。但是，不是随便的一个理论都能够成为指导思想，那必须是科学的、适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才可以。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但是，社会是发展的。理论也必须是要与时俱进的，不能是理论永远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中国梦的实现，所要面对的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需要的理论支撑更是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在实现中国梦这个过程中，不断促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梦想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脚步也不能停止，更是不能放弃，而是要不断地发展。理论的发展，需要文化创造条件。优秀文化的弘扬，也需要理论为其弘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是理论与文化的关系。但是，它们也具有特殊性。研究他们二者，有着重要的作用，让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更加为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而奋勇前进。

作者:唐丽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9.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

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4）

从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来看, 传统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两种势力最大 、影响最深广的理论学说, 同时也是两种最切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文化学说。因此,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必要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流文化的特殊地位,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也就是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采取所倡导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剔除或改造其中的消极层面,发掘并弘扬其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容、与人类健康文化需要相适应的积极层面,使这些由于受到提倡而活跃起来的积极文化层面成为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另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表述和理论建构上,也要努力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化形式。同时,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何在呢?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学者回顾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五四”前后传入的各种西学中所以能独领,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并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不仅在于它满足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不会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而且恰恰是为中国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二者结合具有双重历史效应,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则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由此获得新生而走向世界。

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论证“结合”的可能性,指出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体系,因而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不仅有着悠远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传统,而且在自然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对人类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这些构成了“结合”的基础。

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正确方向,这种结合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和进一步发展,又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时代提升,有人说“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是很有见地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的途径

有论者认为,有必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其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科学理论。其联系在于: 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的论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主要缺点即缺乏形式逻辑的弱点、经学方法的弊病、忽视个性的缺陷在过去几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非常深入的批判和非常彻底的克服,这些缺点在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仍可能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过,多数论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的前景抱乐观态度,认为作为人类哲学智慧之最高成果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具有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并且不断地从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文化发展中获得推动力量,它将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不可限量的伟大贡献。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创新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创新,这就是既要结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又要结合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进行民族文化的创新。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5）

第一，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在与中国实际(包括国情特点、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和变革要求)的结合中找到实现其自身力量的场所，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的思想武器，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价值理想。它解决了近代开始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她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目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一个贫弱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所确立的价值理想。

其次，正如列宁所说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性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进步的价值理想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价值理想的实现坚信不疑，确立了他们对这一价值理想实现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以及实践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主动性、自觉性。

复次，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道路与方法，提供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等等。其中、邓小平是掌握并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改造、提升和引导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如把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基于科学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把基于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基于平等、民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明清的理气、心物之辩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即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外在的理论观念和精神力量，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和成分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是在自己的国情、传统、历史条件、实践主题和变革需要等构成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选择、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基于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如何由传统的、封建的、封闭僵化、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富足的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如何从贫弱的、受的、处于生死存亡危境中拯救出来走向强盛复兴；中国人民如何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民主和发展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的是一种能够指导她如何解决这个历史实践主题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价值理想、科学力量、批判精神以及所揭示的革命力量、途径和手段正切合于这种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实践和价值的基础。离开这一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就无从说明马克思主义何以中国化。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顺化。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优秀因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整合和同化，表现为同化与顺化的双向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除了上述论及的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心理和思维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切近的、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从而发生价值和方法视界上的相互认同和融合。目前学界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曾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说，即“西学东源”之说，本文对此不做引证或考辩，但中国在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土壤上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之发生价值和视界方法上的双向建构和融合，却是不争的事实。诸如从传统的“大同”、“尚同”社会理想、家国群体本位的价值心理来接纳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从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来选择阶级斗争学说，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所构成的“中国实际”的“基体”上来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由同一过程两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关系结构。它既非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复制，也不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加或凑合。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相互整合而生成的新的构体。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还要进行过程方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并把它改造提升为自身的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做相应的调适；必须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宣传、传播、实践才能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它的全部和精髓，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和检验，在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封建性、教条主义等因素的消极作用中不断深入对马克思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溶化在共产党人的“血液”中。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与这一逻辑是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教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因子之间的成功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人民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引导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它对中国社会历史积淀流转下来的深厚的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算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也来不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自身肌体中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理批判，而是把它带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成为一种顽疾有认识上的原因，就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批判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从这种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批判的。

其实教条主义“左”的路线与封建性因素有不解之缘。封建性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封闭僵化的、对权威、经典的盲从和膜拜的心理和意识，这正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路线屡禁不绝的深厚的土壤和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完成对中国封建性因素的清除批判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付出的惨重代价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今天，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探索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21世纪，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当代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着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同时还集中地体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的必然凝结、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而这一成果形态也必然内在地蕴含这一过程的内容和特点。离开关系、过程无以说明这种成果形态何以产生、何以如此产生以及产生的基础、内容和特点，形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形态”，“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光开花不结果的过程。因此，只有把关系、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全面深入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从其功能和地位来看，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取得伟大成果的、被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趋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卓越贡献。从整体上探索这一进程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特征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析,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囿于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定式,长期以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诠释。这样做的结果,极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其优点是:突出马克思主义对以往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贡献,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适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和主要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的历史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及时适应当时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需要,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其局限性在于:过度集中阶级斗争的理解,片面强调斗争,忽视了建设与和谐等宝贵思想,没有从整体发展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内容,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建设和谐问题。这就拉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距离。再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看,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自身的痼疾,也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实践。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广泛、内容丰富的理论整体。首先,其形成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马克思早年攻读法学,后来发现单纯法理研究不能完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不平等的渊源,于是转向研究哲学和经济学,撰写出《资本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开创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旨在谋求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次,马克思的著作也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领域,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等众多学科,几乎在每个领域与学科都有所建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称:“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1](P776—777)再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看,既是革命的、批判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所谓实践的理论,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是与实践相脱节,只有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所以能够成为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人的社会是实践的总体,实践的积聚形成历史。在历史上,人的实践涵盖社会各个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类的基本实践即经济实践活动出发探索社会发展规律,指出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正确方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应该是零碎的、分裂的,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正确掌握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不应该用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因式”替代丰富深邃的思想内容,而应该对其具体理论进行源流、内涵、特点、影响以及概念的提出、假设前提和论证逻辑作严密的整体分析。所以,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也就是不可分割的理论体系,探明其创立科学世界观的过程,必须清楚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2](P7)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同样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特征。马克思主义作为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传播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实际各方面相结合。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存在的逻辑体系,即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其实践历经艰难曲折,内容极为丰富。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诞生了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即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贯穿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内涵极其深刻。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个环节,无论宏观与微观方面都是与中国实际相对应的有机运用与发展,同样具有相对独立与系统同归的属性,体现出整体特色。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导,直接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已经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凝结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前几年甚至出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关系孰大孰小的争论。各方面学术上的争论都是必要的,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简单的政治现象,就势必过于偏窄了。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一研究直接涉及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也涉及当前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而其研究的深入将有待于整体开发,即从多方面、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起源、内涵、发展、特点与作用,并将其置入更广阔的领域,充分运用跨学科等先进手段,实事求是地揭示其规律,展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决不可自我封闭,以偏概全。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展多领域的整体研究,才真正符合当前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的需要,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牢牢把握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显现出复杂性与多重性的整体特征。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非典型社会形态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的。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震醒了沉睡的东方巨狮。伴随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新变化,表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封建法统和统治秩序制度长期存在,封建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列强是太上皇,是真正的主宰,封建统治者是儿皇帝,甘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广大民众而言,仍然暴戾无度,肆意摧残。在经济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曾闪现一丝光亮,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微弱的,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即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矛盾日益激化。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形态的出现以及多种政治经济成分的汇聚,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如买办、资本家、工人,即使游民也与以前不同。资本家又分为两部分,各自代表的利益迥然不同。显然,这种阶级关系复杂、矛盾激烈多变的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典型社会形态,只是一个畸形产物。而诞生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受到多方面不和谐因素的阻滞与干扰,其中国化的进程尤其艰难。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进行的。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传统文化是经过不同时代改造积累的民族文化。中国封建历史很长,传统文化的封建化影响也很深。封建化与资本主义化势同水火,与马克思主义更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实质属于农业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马克思主义是超越中国社会时代的先进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需要适应中国国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然遭遇旧传统文化不和谐方面的抵制与撞击。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却在长期文化融合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使异族入侵或统治中原,也被华夏文化折服与同化。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以不可小觑的超越封建文化的先进性被介绍到中国,同样遭到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糟粕,为先进文化的传播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如果说中国古代的中外文化融合,传统文化是一枝独秀,近代以来则明显形成并行不悖的特征,即两者始终在激烈的相互碰撞中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融合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战胜并抛弃其封建糟粕,才能主导时代潮流,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领导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国际的斗争,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中国人始终不了解这一切。中国人讲到马克思,最早是梁启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曾谈到马克思是日耳曼社会主义的泰斗。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朱执信也简略介绍马克思的生平。总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0—147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在以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起,经过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经过长期传播和斗争实践,才被了解和认同,而在中国仅仅经历了三四年光景。由于传播时间相对短暂,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基本以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为蓝本,没有经过更系统深入的学习与研究。于是,造成党的理论长期匮乏的局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怎样指导具体实践,多次出现“左”和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历经曲折。直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正确方向。以后,经过,思想被广大党员所认同,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演进,按照系统论分析也体现出多重发展的整体特征。它集中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通过政治文化反映到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领域,使近代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简单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是作为一般文化现象,是十月革命与突出了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经过五四时期的三大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只是政治性标志,其正确实施更需要社会文化的广泛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长期封建制形成的等级观念及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思想,造成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理论照抄照搬,并由此产生教条主义“左”的倾向;另一方面,偏重实践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加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很容易出现忽视党的指导思想、片面强调经验的右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破除,发端于遵义会议在完全断绝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军事与组织问题,取得长征的胜利;消除右倾根源,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后展开的。而“左”和右倾错误的清算,是经历运动统一全党思想,最终将思想写入中共七大新,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继续面临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课题。建国初的三大改造,我国没有照搬苏联建设集体农庄和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经验,而是采取平分土地,保留民族工商业的方法,引导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了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即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社会的畅想,并由此创造出从个体到集体、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的改造途径,取得显著成就。后来,却未能实事求是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课题,急于推动对理想化社会主义的认同,错误发动“”,走偏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真审视中国所处的实际状况,正确处理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引导人民走出对社会主义狭隘理解的误区,实现了思想文化层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进一步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孤立的政治现象,而是政治与文化、经济乃至社会的有机结合,是一项综合发展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表现为政治的发展,必须得到文化认同,才能正确指导实践,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同样,实践的过程又强化了文化对政治的认同,不断推动政治发展与社会进步。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整体进程,只有开展整体研究,才能探悉其真髓。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特征的研究,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绚丽多彩的崭新视界。

我国理论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研究,基本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P534)不久,他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纠正和克服党内“左”右倾错误指出正确的方向。运用整体性的方法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应该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绝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如果有人觉得前提只是条件,起码党的二大根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适应中国国情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我们将其仍然归结为照办共产国际的指示,另一些事实也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8月,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曾明确提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6](P3)二是1927年9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及时总结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写出《党的机会主义史》,认真分析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表现与思想根源,提出需要对全党进行“整个全盘的改造”,必须总结“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7](P583)这里强调的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实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比六届六中全会早了整整11年。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赞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思想的科学定义,认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依然存在按照个人的著述作为划分思想发展标志的现象。如思想的萌芽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的标志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对于思想发展的贡献。对于邓小平理论更难以发现集体智慧的具体记载。按照整体性的方法研究能够发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很快就遇到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困惑。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都努力以此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党的四大前后,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工人、农民与民族解放等问题,撰写出《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土地与农民》等文章,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8](P34)。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其他早期领导人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许多文章早于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再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一直被认为是的独创。实际上这一时期,瞿秋白也在积极探索。1928年初,他提出“农民割据”的思想,同样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三项内容,而且时间上要早于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9]所以,仅仅以的著述划分思想发展的阶段,显然过于狭隘,至少也应该将其他人的探索涵盖其中。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阶段的研究,党的十五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曾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三次飞跃甚至四次飞跃的主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飞跃,突出了新的中央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卓越贡献。但从整体发展方面研究,两次飞跃客观体现20世纪迥然不同社会状况下革命与建设之间不同方面的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进入新世纪提出的,与邓小平理论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党的十七大没有继续沿用历史性飞跃的提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分别肯定了、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杰出贡献。大会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展的角度,提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新中国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指引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成功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10](P7-8);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进程规律的科学论述。

另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分析,这一进程已经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发展紧密联结为一个整体。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找到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新的革命前途与领导方法,并领导广大人民彻底改变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至于曾出现探索的曲折,正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理解造成的。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就没有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与建设模式,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设计与实施的,整个社会发展、政治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民族崛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从整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正是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才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同特色,展现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按照逻辑分析总体优于部分的原则,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离不开其整体性。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也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纳入中国和世界发展更广阔的整体格局。这种整体宏观与具体微观的综合研究,必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深入发展,对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国家与民族发展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国研究会.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人民出版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中国研究会.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7）

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一、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正是为了争取这一权，20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有关。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基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不能纯粹源自于西方，但又要求具有西方形式；不能直接源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却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与西方学者总是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现代性本身的拓展和完善却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已经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时，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现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在政治制度与精神文明方面反倒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障碍，因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其消极颓废的精神文明状况，创建新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体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体将通过反叛和革命促成这一转折。而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西方化”的终结、以及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当黑格尔等哲学家把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并看成是历史的完成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历史尚未开始，因为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向包括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开放的，现代性也要历史地表达为人类性。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与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文化。也正是其面向时代的开放性与深刻的人类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接着”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往下说”的。的确，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才具有使西方历史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看起来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与思想界有理由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总体上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取得政治权利，然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接口，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并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更难以为正处于族群认同焦虑的近现代中国人所接受，但是，个人面对群体的自觉或者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又需要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的战士；群体作为共同体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包含并承担着个人的发展要求，“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而，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格，先进的政党正是这一积极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一段话，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从文化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两方面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标示着一种信仰的转型，即从有神论转变为无神论，对神的崇拜让位于人的自我肯定，从存在的形上学转变为生存的形上学。马克思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反叛方式终结了西方传统，并开创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已经事实上取代了上帝，但商品拜物教同样要让位于人自身的解放与历史性建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性一经确立，必然是自身的不断持续和完善，现代性的历程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道路是同一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确证方式。这一信仰确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遇到了受一神论深深影响着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拒斥，但却被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这一无神论或多神论精神的文化传统所接受。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都强调实践，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并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儒家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信仰方式，显然有自身民族性的限制，但20世纪恰恰也是儒家通过诉诸于某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入世哲学为依托、从而获得现代性意义的时代，由此，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入世的信仰体验方式发生了一种“视界融合”。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成就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融通共进的关系。历史已经表明，否定儒家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接气，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儒家也会失去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力进而失去时代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二者共同体认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命运，推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并积极地参与了全球现代性的重建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不懈的努力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儒家文化，不是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作为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儒家获得现代性，进而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现代性的生长机制与内涵。现代性包含着一套相应的社会思想观念，其特征是：接受现代社会已经形成的领域分化的社会系统，并形成一套组织化的和物化的理论解释系统。马克思则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及意识形态中，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与经济及政治领域是分离的，抽掉了经济关系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时，必然表现出虚假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要求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关系入手，并把道德的批判转变为社会政治批判，因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这实际上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秘密。在更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不是由道德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道德观念、政治制度，都要求还原为相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而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与发展，都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科学技术则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得到强有力的肯定。上述观念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与物化特征，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观念支撑与功能整合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性得以实现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观念基础。四、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其目的是确立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制度，包括面向现代性的民族启蒙与自觉。服务于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对现存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反叛与否定，并且形成了一套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历史性地引导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确定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与环境等各个方面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包括政治现代性的自身变革、人的全面启蒙等等，以形成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与之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并构造一整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本质地看，从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到以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种内在的理论转换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马克思所谋划的正是通过政治解放、并将政治解放扬弃于人类解放的现代化之路。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政治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需要主体将阶级意识转换或提升为社会与人类意识，需要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进行社会化建设。现代性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物质、精神与制度的现代化状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通过革命以获得现代性的身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则是更为繁重而复杂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应当说，新中国以后头三十年、特别是十年，中国一直受制于以革命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政治任务代替了经济任务与文化任务，阶级启蒙代替甚至抹煞了人的全面启蒙，致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受到严重贻误。而中国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关键就在于毅然摆脱了以革命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确立并坚持了以建设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与逐步完善。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一代中央集体提出并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时期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都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与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是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但相比之下，理论创新远远落后于实践，比如，目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叙述，包括现代性启蒙，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政治解放层面，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社会思想观念，也过多地受制于惟经济决定论，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张力与弹性。如何从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五、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与公民社会理论及机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相适应的公民社会。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牵涉到从理论到实践方方面面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成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在于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弊端，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换。不过，目前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认知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对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公民社会理论的重视还很不够。我们知道，对市民社会作为基本的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的揭示，正是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入口：“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所批评的市民社会，也特指以法兰西第三等级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burghersociety)。正是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使得作为“物质交往关系”或“经济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进而为与国家分离开来的现代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不是要抛弃现代性，而是要发展和完善现代性一样，马克思扬弃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其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市民社会的存在，而是要建构一个更合理、更人道的公民社会。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里，“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正是马克思构建的现代公民社会，也是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共同体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之所以要在现实关系上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目的就在于确立起个人、共同体以及人类社会协调统一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当然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的实践目标。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8）

二、阅读伟人传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9）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终极追求———“大同”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有契合大同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绘的是一种社会状态，根据《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篇来看，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大同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古代关于大同思想的著作都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设想。在古代这看似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它是对原始社会的一种超越，是古代人们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大同思想虽然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但是与其他封建思想不同，它不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政治领域上并没有完全带有传统封建文化的烙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一种反抗，这个方面的内涵被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所借鉴，作为他们反对清政府的强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将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多部著作都提出了其对理想社会的相关描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相关论述，这是理想社会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同，都是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念与大同思想相比其政治意识更加强烈，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从目的上来看，二者都是想要实现人类的完全解放，其根本目的都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大同社会，虽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质的差别，但是两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

三、中华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与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唯物论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朴素唯物论思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更加全面的对二者进行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唯物论看，首先物质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其他都是物质派生出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虽然未提出物质之一概念，但是也是把类似物质的概念作为世界本源，比如道、气、五行说等。在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方面二者也存在共同点，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中国古代哲学对其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由中国古代诗句中，即可窥见一斑，比如“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其次，意识观方面，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且意识在不同主体之间也具有差异性，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从辩证法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思想相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辩证法中的变化的思想。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更加彻底、全面，但中华传统的辩证法与唯物论与其的相通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这诸多的相通相似之处，所以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八年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就是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必然的包含了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的提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方针和办法，“实事求是”，游击战术等都是典范。建国后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只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中国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绩。这是实践已经证明，并且会持续证明的。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属于西方文化，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其未能洞悉东方文化的神韵。这之所以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把握，“是因为西方文化属于人类领先的文化，掌握了这种文化，也就把握了人类文化的主要矛盾和主导趋势”［4］。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东西方文化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但其差异是天然的，是不可忽视的。首先，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的价值文化，东方文化是社会本位的价值文化。两种价值文化的区别在于两种生活模式的选择，西方习惯于以个人为单位，而东方则是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氏族为单位。东西方的这种选择分别产生了群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东方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显著表现即是人们心中宏大的集体观念，通常表现为国家观念。无数的仁人志士把自己的热情献给了祖国，推动了历史的车轮，无论是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现出来对于自身安乐的忽视以及对国家的深深爱意。这无不包含着宏大的集体观念，而这种观念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之中，不可自弃。而西方国家则置以个人价值于首位，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甚于集体。其次，东方文明崇尚精神激励，而西方文明则提倡物质激励。这与两种文明的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明对于个人价值的推崇必然导致其对于物质激励的依赖。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自诞生之日就蕴含着宏大的集体主义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较于个人安危更加重视集体荣辱，所以向来重视精神超过物质。再次，东方文明重德治，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虽也有法治，但在儒家思想等的影响下，更加重视德行的教育，欲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西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以及唐朝的“德本刑用”就是具体体现。西方文明则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法治来建立一个尽可能平等的社会。所以，西方文明认为，用法治来规范人的行为是天然的。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于不同的地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篇（10）

用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和命题，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在此基础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的新要求、新命题，是立足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其一，是履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责任的必然选择。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在长期的实践中，党的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将此视为党的历史责任。

其二，是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特征的必然选择。新时期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若干阶段性新特征，如经济从快速增长转向均衡增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城乡关系从“重城轻乡”转向“以城带乡”；分配关系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先富”转向“共同富裕”即“共享成果”；民生问题从解决温饱转向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转向完善；改革的重心从企业的改革转向政府自身的改革；人们的文化思想活动从统一性、封闭性、稳定性转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如此等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新的实践和变化了的实际正是催生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肥沃而深厚的土壤。

其三，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权威是她理论上的权威，执政党最首要的能力是她的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能力。如果党的理论创新能力衰败了，理论创新活动停止了，那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前苏联的解体，其的轨迹就是先亡党后亡国，先亡党的思想和理论，后亡党的组织和队伍，其原因是“四化”即“理论僵化、干部老化、作风腐化、威信弱化”。

二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一要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其一，“不丢老祖宗又超越老祖宗”,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既要继承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命题应包含有三层指意：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起家”的法宝，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世界背景下，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必须坚持中国化，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融为一体；三是必须坚持最新理论成果。所谓最新理论成果重点是指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根据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可以把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概括为八个方面，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农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创新观”；坚持“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能力观”；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先进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外交观”。其二，坚持基本原理又探索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既坚持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正确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勇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探索新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体现出理论创新的阶段性特征来。比如同样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创立和平发展的时代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一国两制”论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体系。而通过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等，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其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必须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是“最新成果”对以往成果的继承，十六大以来的“最新成果”首先是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为动力，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执政为民为目的。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肯定“最新成果”是对以往成果的丰富和发展，甚至是突破性的发展。十六大以来所提出的“最新成果”无疑是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的产物。比如在发展理论方面，首次提出“五个统筹”、又好又快、清洁安全节约发展的思想；在创新理论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四个支撑”、三种创新能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首次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20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方面，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等等，这些足以表明“最新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成果。

三

要把理论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实践的最新成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

其一，必须保持关注理论发展大局的政治理论敏锐性。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关注党的理论发展大局，不断增强自身的政治理论敏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