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论文篇（1）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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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2）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3）

一、中国医学史在中医教学中的作用

    0. 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医，树立正确的中医 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是 不断继承前人的理论，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在同一时 间，溶解其他人文文化，丰富和拓展自己的历史，所以 我们真的要懂中医，就要找到它的起源和发展。通过中 国医学史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原产地的名词概念，以便 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知识。对于一些抽象概 念的理解，只有明确了它们的知识事件，学生才能加深 对其发生顺序的理解和记忆。例如经络定义的讲授，如 果把经络的起源、发展及各家学说穿插于其中，那么就 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些在现实形态学中看不到的东西， 就不会使学生感觉很迷惑，很抽象。

1.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中医思 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 的成分，学生形成学习中医的兴趣，产生愉快的学习情 感态度，不仅有助他们对中医知识的记忆，同时还可以 推动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学习。现在的学生只知道死记 硬背，而对深奥的中医问题的深层结构和思想实质不 做思考，当他们面对新的问题时往往束手无策，而学习 前人面对中医时的思想方法，对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 大有裨益。

3.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中医 学既是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 践体验，更是一种智慧和能力的心灵感悟和培养。在中 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许多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在研究的 道路上留下了太多使我们受益的故事。有效应用中医 材料，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向学生介绍 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讲述中医学家的趣闻轶事，不仅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能活跃课堂气氛，促使学 生集中注意力，自觉地去思考和探索问题，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二、中国医学史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1. 科学性原则。教师向学生传授的中国医学史知识 必须是客观的、正确的，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既不可 随意编造，也不能无端拔高，更不可艺术加工，实事求 地把人类认识方式和认识途径告诉学生，是科学主义 的表现，它有利于中医学保持自己的特色，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热情。

2.针对性原则。中国医学史对学生的中医学习及将 来工作有直接帮助作用。要让学生能听懂，有兴趣，对 学生有启迪性，这样有针对性的教学才能真正发挥中 国医学史的教育功能，起到教育作用。

3.趣味性原则。趣味性指课堂教学要有趣味。中国 医学史上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仅题 材典型，而且情节生动曲折。恰当选材，教学时教师生 动的讲述，可以使知识与趣味共生，使得课堂教学更有 吸引力。应避免照本宣科或哗众取宠，在注重寓教于 乐，以教为本。

4.辅助性原则。中国医学史知识只能渗透在授课内 容中，正确把握好课堂教学内容和中国医学史的主次 及渗透度，不能喧宾夺主。在授课过程中自然地引出中 国医学史话题，不应过分渲染，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步骤。

三、拓宽渠道，采取多种形式渗透中国医学史教育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4）

而教学活动是系统工程，涉及教学双方、内在和 外在条件，提高中国医学史的教学质量，需要这些因 素的密切配合。为此，上海中医药大学为挖掘中国 医学史课程人文内涵，实施相应的策略，从设计思 想、改革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 课程设计思想

医学史的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中医药学 习和研究的兴趣，增进对医学发展历史的了解，提高 学生的人文素养。不在于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具体 的职业做准备，而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不但具有专 业渊博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 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以及与这些知识相对应的正确 的思维方式、基本能力的合格人才。而这就要求中 国医学史的教学要解决其他课程所未涉及的重要内 容。要揭示中医学术体系及特点的形成过程的原 因，介绍中医学在其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所包 涵的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让学生在学 习中深刻了解到中医学是一门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的，跨越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

为了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提高教学效果，本课程 教师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对现有教学模 式进行了改革。

1.1推行自主讨论式教学模式

为了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增强师生互动， 教学中大量采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讨论式教学 模式。在实践中学生通过查阅、访谈、实地参观、调 研、小组讨论等形式，研究相关热点和感兴趣的人文 问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得到了进一步强 化，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同时加强了学生创新能力、协作能力、自学能力、获 取信息等多种综合能力，效果显著。

1.2增设人文社会学实践活动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更好地认识、适应、参与社会活动；更好地发挥和运用专业知识为社会 服务，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具有一定人文社科素养和 人文社会实践经历的、全面发展的中医药专业人才。 此外，还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教育资源，对发挥博物馆 的教育功能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使博物馆更好地为 社会服务，为教育服务，为学校的教科研活动服务。 同时在为社区建设服务中，提高了我校在社区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2 改革措施

2. 1建立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系列课程模块

为了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解决教学中的难点， 拓展知识面，改变中国医学史原先单一的课程，我们 先后分化开设了《中国医学史》、《中国药学史》和《西 方医学史简介》，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系列 课程模块。

(1) 核心模块：以中国医学史为主线，针对一年 级专业学生，以医学历史为基础，课程中强化人文素 质（如哲学、历史学以及医德等）的教育。

(2) 拓展模块^①率先增设中国药学史教学模 块，补充完善医学史教学内容体系，让学生了解药学 专门史的内容，提高学习的系统性。②以西方医学 史简介为切入，让中医学生在提高中医人文素养的 同时，还能了解西方的医学历史和文化，使学生能了 解东西方文化交融中的中西医学关系。

(3) 人文实践模块：充分利用学校所属上海中医 药博物馆和中医药社区教学基地资源，结合学生自 身专业特点，独立增设与医学史教学内容关联的人 文实践教学模块。以通过有目标的实践体验，提高 中医药专业学生的人文社会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 深入体验史学中蕴含的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学生的 人本精神，为以后职业素养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基础。

2. 2以博物馆实物为依托提高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中医药博物馆是中医药传统文化集中展示的场 所，同时作为教学科研的基地，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 直观教学的环境。[1 ]以具体的文物史料、标本来再现 历史，使医史教学更加直观具体，真实生动，使医史 课程变得更加有说服力，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比如进入医史综合馆时“中医药千年回响”铜浮雕， 表示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走向未来。如北 宋铜串铃是中国古代民问医生行医的工具，民问医 生也被称为“铃医”。在介绍专业知识同时，还可穿 插串铃的典故——“虎撑”的故事，以增加趣味性。 在介绍宋针灸铜人复制品时可以和清乾隆御制针灸 小铜人串讲，回顾针灸发展的历史以及针灸铜人的 历史渊源。又如“预防为主”是中医学一个基本观 点，数千年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该馆就收藏有 各个历史阶段造型别致的预防器械。如在博物馆内 陈列着多种薰香器，有汉代的鎏金铜熏炉，明代室内 大型烟熏消毒器。尤其难得的是明代烟熏消毒被褥 用器，是古代预防保健的文物，熏香可以避秽杀菌， 防病治病，还可提神醒脑，愉悦身心。现代实验证 明，熏香气体可抑制细菌，还能提高人体的抵抗力。 还有晋代瓷唾盂，清代灭蚊铜灯等预防器械，可以加 深学生对古人预防思想的理解。在讨论唐代医学教 育时，除论述唐代太医署教育模式外，还涉及到师 承、家传、自学、私塾等历代中医教育中特殊而有效 的方法和手段，对目前中医教育的优势和不足有一 定的认识和启迪。展馆中还陈列了老子、庄子、孔子 的画像和理论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 医的渗透和影响，同时还向学生介绍中国古代的哲 学。通过青铜酒器可以介绍中国的酒文化。

在每一次的博物馆教学中，都使学生认识到这 些历史遗存的文物，是先贤们从事医疗活动的见证， 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的缩影。使学 生们深切感受医学发展的脉搏，了解中医药学从起 源到繁荣、从继承到创新的轨迹，探索古代医家成功 的秘诀，这是课堂教学无法达到的效果。

2.3以自主学习为主线改革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我们注重学生参与，强调自 主学习和自我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教师为 中心、以黑板为中心、以考试为中心的传统的“三中 心”教学模式。[2]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开拓了学 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由被动接 受知识逐渐转变为主动接受知识，由“要我学”逐渐 转变为“我要学”。起到了同学所归纳的“中国医学 史课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更有着它特殊作用”，也反 映了教师和同学的共识。课堂教改形式发生的这种 极大变化，真正体现了教改的含义，同学与教师共同 参与教学过程，极大地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性，增加 了课程的趣味度。

中国医学史在近几年的课堂教改中采取以教师 重点讲解，参观医史博物馆，并结合博物馆和医学史 内容，进行讨论。专题讨论内容由学生自我选择，然 后分组准备，集体讨论；并通过观看医史教学录像， 以及闭、开卷考试的模式，提高学生的兴趣，开拓学 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同学与教师共同 参与教学过程，极大地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性和课 程的趣味性。

在这个基础上，还借助上海中医药博物馆的文 物优势，采取以博物馆实物为研究对象为学生自主 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例证和资料。该博物馆收藏 有民国以来各种期刊杂志，以及书籍1万多册，可供 查阅，有电脑可以上网。在整个过程中，同学们查阅 资料，从网上获取信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 设计，自我提高，互相切磋，然后到讲台上畅所欲言。 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加 深其对书本知识的理解，也培养了学生的组织能力 和口头表达能力，更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还 可使学生了解文物、文史各方面的知识。

2.4深入社区实践加强素质教育

人文社会学实践活动，是在中医药专业学生早 期教学环节中，利用中医药社区教学基地资源，在教 师指导下有目标的学生自我实践体验，引入人文社 会学理论和方法，开展人文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在 实践中，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实践教学相结合，充 分利用网络以及社区功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 动性。

社区是中医药传统文化重要的实践基地。 针对 目前高校素质教育与社区文化素质教育作用日益突 出的趋势，我们率先在全国中医院校中开设中医药 学生人文社会实践课程教学模块，利用中医药社区 教学基地资源，在教师指导下，引入人文社会学理论 和方法，开展人文社会实践教学活动。以提高中医 药专业学生的人文社会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教学 中结合中医药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通过教师授课 和指导，学生自主选题，利用一定时间考察和研究社 区内相关问题。培养学生走出课堂，用人文社会的 视角深入社会，观察社会，运用所学，切入社会一定 层面，独立分析研究问题，归纳认识，积累社会实践 经验，为步入社会打下基础。同时对探索高校和社 区资源共享互补、共谋发展有积极意义，对提升并扩 大高校在社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树立品牌 高校形象有积极意义。

通过这样的人文社会实践，使学生充分体悟到 学好专业知识同时，还需提高自身的各种文化知识， 加强人文素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中医 药专业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从而激发了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5 依托校史资源了解海派名医的成材经历

我们以“海上传名方，沪滨育大医”为主题，开设 了《上海地区学术流派特色研究》等教学内容，让学 生通过参观、访谈、调研、交流讨论等环节，自主整理 相关医家的医德风尚、社会责任、学术思想、治疗特 色和有名的方药，撰写相关学习心得。领略海派名 医成材的轨迹、中医药在国家卫生战略中的地位和 社区人群中的影响力，加深对海派中医特色形成规 律的理解，[4]并尝试解读社会历史环境与中医药发 展的相关性，深刻地感受这些名医的大家风范和高 尚的医德，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为 今后中医药职业生涯应具备的职业精神打下一定的基础。

同时，还充分利用校史馆发挥了解海派名医的 作用，因其既是学校发展史，也是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和成长史。博物馆三层校史陈列馆于2004年12月 成立，陈列校史图片、实物700多件。通过参观“杏 林绿叶、五十春秋；创业岁月、辛勤耕耘；非常时期、 风雨历程；走进春天、改革发展；弘扬中医、与时俱 进”等展版，以及解读学校的校训、校标、校歌，浏览 校门变迁、杏苑耆英、春华秋实、群贤剪影、励精图 治、播扬国粹等等图片和展品，学生可以充分了解新 中国第一批创办的、创建于1956年的上海中医药大 学成为我国中医药教育、科研、医疗一个重要基地的 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浏览我国中医药教育正式纳 入现代高等教育轨道的历史。同时领略了海派名医 成材的轨迹，并通过查阅资料，进一步加深对海派中 医特色的了解，深刻感受这些名医的大家风范和高 尚的医德，为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以后进入临床 打下一定的基础。

在实践中学生还可在教师的指导下，了解历史 学、中医文献学、博物馆学、考古学和社会学领域的 研究进展，将传统医学史教学内容与现代研究进行 有机整合，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2.6 依托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和中医药文化研究与 传播中心的优势拓宽学生视野

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国内中医专家的学术思 想、研究方法、临床经验，医史文献学科和中医药文 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还组织专家进行哲学、历史学、博 物馆学等方面的学术讲座，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中 医学特色与成就以及与古代文化的关系；同时，加强 科学研究，充分向学生介绍最新的科研成果，拓展知 识面。

2.7 重视教学实践基地——中医药博物馆建设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SHANGHAI MUSEUM OF TCM)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华医学会医史 博物馆、中药标本陈列馆、校史陈列馆三部分组成， 于2004年12月建成开放，建筑面积为6413平方米， 陈列展出面积约4000平方米，年开放日超过300天。 博物馆弘扬中医药和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科学 知识，反映中医药学从形成到繁荣、从继承到创新的 轨迹，是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的缩 影。[5 ]博物馆是全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普教育基 地，上海市科普旅游示范基地，上海高校及浦东新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雅致、新颖、大气，向世人展示 中医药文化的风采。

其中的医史博物馆成立于1938年7月，是中国 最早建立和目前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医史专业博物 馆，馆藏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医药文物14 000多 件，《黄帝内经》、《伤寒论》和《本草纲目》等古今医籍 6000多册，医药报刊3000多册/种，其中不少是20 世纪20、0年代稀见中医药刊物。医史馆分综合馆 和养生康复、针灸推拿、中药方剂、中医文化、中医科 教5个专题馆，展示的实物史料反映五千年来中医 药学发展的重要史实和主要成就，在中医史教学、普 及中医科学知识、促进中外医学交流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中药标本陈列馆有近50年历史，现为上海市教 委重点学科点，是中药学教学、科研、对外交流与展 示、开展中药科普宣传教育的平台，是收集、制作、鉴 定、保存各类中药标本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机构。 收藏中药标本和中成药3000多件，介绍中药形态、 功效，传播中药科学知识。陈列麝香、野山人参、冬 虫夏草等名贵珍稀标本，有150多种动植物中药液 浸标本，传统精制中药饮片，名特优新中成药，名贵 中药腊叶标本。还有一个科普活动室，学生可以与 中药“互动”，开展中药标本趣味习作。

占地16亩的“百草园杏林苑”于2006年6月 23曰建成开园，将景观、科普和教学融为一体，与中 药标本陈列馆相辅相成，对公众免费开放。“百草园 杏林苑”是学校中医中药教学与研究的资源和社 会科普教育的资源，在积极为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服务的同时，也全方位为社会的科普教育活动 服务。

2.8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由于医学史课程的特殊性，更需要教师以充满 知性、个性、创造性和富有幽默的教学方法，将几千 年中医学的发展历史、中医学经典具体内容的理解 与诠释，通俗易懂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逐步完成对 精深博大的中医学知识体系的理解和再内化，并注 重加强学生探究与发现能力、疾病诊疗意识和思维 方法的培养和提高。这就对教师本身素养和知识结 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才 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

(1) 进行学历培养和短期进修，提高教师的学 历。目前教研室中青年教师皆已获得硕博士学位， 同时还加强教师的短期培训，并选送教师参加全国 医史文献培训班，以及赴综合性大学访学进修。

(2) 加强集体备课和听课制度。坚持青年教师 听课制度，要求做好听课笔记，并坚持集体备课。参 与全国、上海市和学校的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3) 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加全国学术会议。通 过不断“走出去”，一方面能开拓教师视野，使青年教 师充分了解最新学术研究动态；同时能够促进自身 的教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

(4) 为了进一步提高青年教师学术水平，积极鼓 励中青年教师参与名师传承研究工程项目。名师与 传承人定期学术交流，每周有临床专家门诊，要在名 师的指导下阅读中医经典著作，发表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申报课题，撰写专著。在名师的言传身教下， 迅速提高教师的中医理论素养和教学、科研水平。

(5) 积极参与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和中医药文化 研究与传播中心的平台建设工作。进行科学研究， 积极鼓励负责申报和承担各级科研项目，提高中医 医史文献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在科研探索和创新 中提高学术素养，使科学研究成果向教学转化，以科 研促进教学。

(6) 为了提高中青年教师科研能力，要求中青年 教师作为主要完成人全面参与科研和教学研究项 目，使其迅速成为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

2.9 建设立体化的系列教材

随着教研室教学力量的加强，教材建设也取得 了新成果。主编、副主编《中国医学史》、《中药学 史》、《针灸推拿史》、《中医方药学史》、《中外医学史 纲要》等教材，以及《中国医学通史图谱卷》、《中医 护理学历史与中医护理学临床应用》等书籍和中医 院校教学参考书《中国医学史》（任副主编）。另外， 还有《中华医学文物图集》、《海派中医学术流派精 粹》被用于人文实践课程——海派中医特色。这些 专科史教材和著作的出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资 料，在通史学习之外，可以进一步了解某医学专科发 展的进程和历史，点面结合。[3一4]

教研室和博物馆还制作了《中国医学史》教学电 影，《中国医学史》、《中国针灸史》幻灯片。上海中医 药博物馆宣传片、医学名家动漫、煎膏制作等影片。 使教学过程更具动感，教学形式更加丰富多彩，大大 提高学生学习医学史的兴趣，使学生产生了学习和 探索中医学的欲望。

2.10改革考核方式

学习方法的转变要求改革传统的考核评价机 制，于是我们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考核评价机制，注 重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的考核。 实行笔试与撰写论文相结合的考核模 式，使学生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某些问题，比 较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成果。

3达到的效果

3.1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通过以上的改革措施，使整个学习过程围绕着 学生挑选的问题进行，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为解决问题需要归纳、整理所学知识，还可促使 同学从图书馆查阅资料，从网上获取信息，然后到讲 台上畅所欲言。比纯粹的背书能掌握更多的知识， 且很难遗忘。也为以后中医专业课的学习打下 基础。

3.2通过观看医史录像和参观博物馆的文物实体 加深了对整个医学发展过程的了解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5）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6）

毋庸置疑，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发生了多次疾病。在中国正史以及地方史志等史书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疫”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持续时间长，记载量也很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疫病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连续性的。面对疾病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身体观以及医学文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替代品，是一种柔软的治疗体系，然而实际上中国医学是在治疗传染病的多次尝试中形成体系的。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采用辨证治疗。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金元以来，中医开始没落。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从20世纪初起，西方的医学便开始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医学，西方科学从基本原理到技术应用中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的身体的系统知识，基本上已统一了世界，成功地突破了一切国家、民族或文化的界线。19世纪是西方医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其治疗效应迅速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

相形之下，东亚的传统药学不免为之黯然失色，日本首先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医疗体制，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于这一新潮流之外。在西医取代中医的过程中，中医的性质问题曾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有关中西医论争的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学史界已有过不少的专门著述，但因资料的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后。路彩霞在“中医存费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一文中指出，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波及天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路彩霞认为此次论战是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争论。天津中医与《大公报》之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明清时期医药职业逐渐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行为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朝末年。1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医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借着近代媒体的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国医学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的科学之中，医学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门独立的学术，甚至在唐、宋科举考试中设有医学专科。直至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医文化会在西方医学的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而幸存下来呢？这源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中华名族既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文化的诠释者。当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中时，于是造就了中医学的浩瀚之作。这种寓创造于解释，寓革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有着系统的统一性。2同时中国医学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讲究人生哲理，强调和谐互补和天人合一，这使得几千年中医医道虽老不衰。

源远流长的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直至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那么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呼声，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显然符合这一国际趋势所追求的理念。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让中医文化精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十几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几千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通过两千年发展实践形成的中医药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加速吸收并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包括西医西药学的知识和技术，以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护好中国先民所创造的这一伟大的充满着智慧和民族精神文化瑰宝。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7）

    在海内众多有志于新安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近年对新安医学研究又上了新的台阶，特别是整理挖掘新安历代医家工作，更趋于完善，出版的人名（物）辞（词）典中充实了新安医家的记载和介绍，更有《新安名医考》等专著问世，填补了新安医学在研究医家上的空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转抄刻版之笔误，致使较多医家的姓、名、字之乱者有之，生卒年代之误有之，里籍不详有之，造成了张冠李戴之遗憾，给我们今后查阅史料留下隐患。现将笔者览阅中发现的部分遗误，指正道明如下，以供同好 参考 。

    姓氏使用混乱

    人类进入文字记载年代后逐步有了姓氏。由于汉字有同音字，以及笔画有多寡，故易造成误传。如“余”姓与“俞”姓虽为同音字，但在姓氏使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文解字》对字义有不同的解释：余，“语之舒也。”而舒，“伸也。”俞，“空中木为舟也。”在《百家姓》中有“俞任袁柳”、“伍余元卜”之不同。据《新安名医考》载：“俞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享年36岁。……特著《瘪痧论》。”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俱载：“余鹭振，字彩轩，清末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另《新安医学史略》一书转载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九《人物方技》曰：“余鹭振，清，婺源县人。……著有《瘪痧论》，详述此病之发生理由及治法，上海《医学报》主笔周雪樵读后，函请入‘医学研究会’，日征医案登报。”［3］当遵后三部论述记载，特别是《新安医学史略》详细转引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之记述，可判定为余姓矣。据考，余鹭振是旅居上海崇明的新安医家。

    《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籍考》［2］载：“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代江西婺源县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未见刊行。”又，“俞德乾，字利川，清代江西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新安名医考》载：“余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又，“余德乾，字利川，清·婺源县泗水人……著有《麻痘科要略》济人，借抄者无虚日。”［4］《新安医学史略》在目录中载称“余有廉”，而在书中却为：“俞有廉，字顽夫，号宅泉，清婺源县城东人。……著有《医学辨真》一百五十卷。（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文苑》）”又载：“施德乾，字利川，婺源县泗水人。……著《麻痘科要略》一书，借抄者无虚日。（见：民国十四年《婺源县志·卷四十·人物义行》）”［3］从以上引证看，二位医家名、字、里籍及著述皆相同，其姓氏差别显然，都转述源于《婺源县志》，何者为准，难下定论。俞姓乃婺源之望族，施更是俞之大误。

    《中医人名辞典》曰：“汪之迈，字怀民。清代安徽祁门县十三都中涧人。精医术，有名于时。（见：《徽州府志》）”［1］《新安名医考》［4］、《新安医学史略》［3］曰：“江之迈，字怀民，清·康熙祁门十三都中涧人。” 据查“汪”乃“江”之笔误，曾被推荐至太 医院 任太医。

    名、字之混淆

    古时文人在名、字、号的称呼上区分严格。名一般是供长辈或用作自称，字是供平辈朋友互作尊称。号是指人的名字以外的自称作谦称。因此，名、字、号在口语、书写使用中，极容易造成记载错位。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载：“许宁，元明间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著有《学 理论 是》（《新安医籍考》称之《医学理论》），未见梓行。（见：《 中国 医学大辞典》）”又载：“许凝，一作许宁，字裕清，清代安徽徽州人。……著有《遁气符医》、《医纪黄游》诸集，今佚。（见：《徽州府志》、《江南通志》）”而《新安名医考》却相反地记载曰：“许凝，明末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医学理论》。”又，“许宁，字裕清，清乾隆嘉庆年间歙县人，……著有《遁气符》，《医纪》等。”［4］《新安医学史略》载：“许宁，道光《歙县志·方技》和民国《歙县志·方技》载：明代歙县人，著《医学理论》（或作《学理论是》）。”又载：“许凝，字裕卿。清初休宁人。行医歙县、休宁，间有奇疾，以手代针，用推拿法，世罕其传。著《遁气符医》，《医记黄游》诸集，今佚。”［3］“宁”与“凝”虽然读音相同，但字义不一，不应当混淆。一为许宁，元明间歙县人，著《医学理论》。一为许凝，清初，休宁人也，善推拿之术，著《遁气符医》、《医纪黄游》(笔者注：《新安医学史略》原文为“医记黄游”，而经综析当为“纪”较合适)。

    《中医人名辞典》载：“黄启东，字日初，清代江西婺源县人。”［1］《新安名医考》载：“黄起升，字日初，清·婺源县璜川人。”［4］两说都明出自《婺源县志》，“启”与“起”音同字不同，“东”与“升”有笔误之嫌。古时文人的字与名有一定内在联系，《颜氏家训》说：“名以整体，字以表德。”就是字者表其名之义，是名的解释或补充。起升为名，意太阳初升，名与字相辅相成。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王开（1278～1347年），字叔启，又字元启，号镜潭（一作镜泽），宋元间兰溪（今浙江兰溪县）纯孝乡王家村人……，撰《增注针经密语》一卷，《针灸全书》一卷，均佚。（见：《浙江通志》、《兰溪县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新安名医考》将王开增附于王国瑞条目下：“王国瑞，元·婺源县人，……曾协助父亲王开增注《针经密语》一卷，惜已亡佚。”［4］此说源于《婺源县志》，为旅外新安医家。《新安名医考》将“增注”二字从书名中分列出来，“增”用于人名，“注”为动词意在注释也，注《针经密语》解，实际上“增注”有增补注释之双重 内容 ，从中医较多书籍名称看，如有《增订医方歌诀》，有《增补脉诀》、《增注徐回溪古方新解》，还有“增释”、“增辑”等形式，因此，把“增注”理解成人名，显然是有误。

    又《集古良方》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江进，清医家，字可廷，安徽歙县人。”［5］《中医人名辞典》载：“江进，清代安徽歙县人。生平未详。（见 ：《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名医考》载：“江兰，字进，清·乾隆年间歙县人。”［4］《新安医籍考》：“道光八年《歙县志·宦绩》曰：江兰，字芳国。”［2］在《集古良方》条载有自序署名为“古歙江兰谨书”。《中医 文献 辞典》载《集古良方》条：“方书12卷。清·江进（可亭）纂辑，辑年不详。……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重刻本。”［6］上述一医家名与字混乱现象较为严重，这样将给查找该医家增加难度，也可使疑误长期延讹下去。《新安医学史略》载《集古良方》为同名异书，一作者为江兰，另一作者为江进，俱为歙县医家也。从考据学看，有资料佐证，江兰著有《集古良方》。

    《中医人名辞典》［1］、《中医人物词典》［5］俱载称：“程时卿，明代安徽祁门人。……晚年辑《太素脉要》二卷。”说法源于《

    《医荟》的作者，《中医人物词典》载：“毕懋衰，明医家，字君平，歙县人。”［5］《新安名医考》载：“毕懋襄，明朝歙县人，《歙县志》载其著有《医荟》一书。”［4］《新安医籍考》载《医荟》条：“明·毕懋襄，见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书籍》十八卷佚。”［2］同为一人，名字不同，襄本意为帮助，可见衰应是襄笔刻之误。

    里籍不清

    医家的里籍往往能反映出其学术渊源和学术流派（区域性）间关系，给旁证史料带来 参考 论据，对区别同姓同名医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医人名辞典》载：“汪汝麟，字石来，清代广东海阳县人，生平未详。辑有《证因方论集要》四卷，刊于道光庚子（1840年）（见：《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又见《新安名医考》载：“汪汝，字石来，清·休宁医家，生卒年月不详，著《证因方论集要》六卷。”［4］乃麟之误。《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汝麟，字石来，清·嘉道间休宁海阳人。”［3］据查，海阳为休宁古称，建县于东汉吴永安元年（258年）。吾徽古人写籍贯亦喜用古称，现保留有海阳镇为休宁县城所在地，汪汝麟乃是新安医家休宁人氏。 另《中医人名辞典》又载：“汪文绮，字蕴谷，清代广东海阳县人，著有《脉学注解汇参证治》、《会心录》等。（见：《贩书偶记续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新安医学史略》载：“汪文绮，字蕴谷。汪文誊之弟。”又载：“汪十洲，清初，休宁县鹤山里人。县名医，子文誊、文绮，承其学。”［3］从汪文绮《杂症会心录》自序中看有署名为“休宁汪文绮蕴谷氏识”看，汪文绮很明白无误为休宁人，同时也可佐证汪汝麟为休宁人。

    《中医人名辞典》载：“李楼，明代江南人，……著《怪证奇方》二卷，传于世，今存抄本。（见：《医藏书目》、《国史经籍志》、《古今名医言行录》、《中医图书联合目录》)”［1］《中医人物词典》载：“李楼，明医家，字小山，祁门（今属安徽）人。尝集《怪症奇方》一册，……后由其友王校正，于1544年刊行。”［5］从上所述人名（物）辞（词）典介绍看，虽里籍不同，但书名生平年代相同，当是同一人。众所周知，王为祁门人氏，多年行医祁门。“常与李楼相互论医，后校正李氏《怪症奇方》（1544年），且于书后添加附承。”［3］而《怪症奇方》是由“明·李楼编，王校，见《全国中医图书馆联合目录》存”［2］。从他们生前密切接触论医看，李楼当属祁门人。

    朝代不详

    古时文人著书作序记载都以帝王年号干支表明，无公元年历记载之习，而各朝代帝号相似亦不少见，故易造成人为移位而错，有的记载可误差数百年之多。

    《新安名医考》载：“王炎，字晦叔，清·婺源武溪人，生于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卒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7年），享年81岁……，医著《伤寒论》编在《双溪类稿》中。”［4］而《中医人物词典》［5］、《新安医学史略》［3］载：“王炎（1138～1218年）南宋文学家，字晦叔，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著作甚富，总题《双溪类稿》，其中有所注《伤寒论》等，已佚。……所辑《本草正经》三卷，为《神农本草经》最早辑本，今佚。”《中医人名辞典》载：“王炎（1138～1218年），字晦叔，宋代婺源（今江西）武溪人。（见：《徽州县志》）”［1］《中医 文献 辞典》载《本草正经》条：“本草著作3卷。南宋王炎（晦叔）辑，约成书于嘉定十年（1217年）。《神农本草经》最早之辑佚本。此书在明末尚存，今佚。惟其序文存《双溪文集》中。”［6］所著皆道明为宋人。综上所述，名字书目皆相同，而生卒年代则相距约六百年左右。

    《中医人物词典》在介绍婺源医家朱日辉时称：“朱日辉，明医家，字充美。”［5］而《新安名医考》［4］、《中医人名辞典》［1］、《新安医学史略》［3］则明确称之为“清代婺源县沱川人”。惜所著《医学元要》、《加减十三方》、《试奇方闻见录》、《大家文翰》等书，均佚，是故确切年代，无处考证。

    现代 考古大家郭沫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无论作任何 研究 ，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 问题 ，而材料的真伪或 时代 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在挖掘、整理、研究、提高祖国医药学文化遗产之时，考订史料的真伪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完备新安医家史料，纠偏历代医家的姓氏、里籍、生卒年代是项 科学 又严谨的工作，这项工作还靠广大医史研究者不懈努力，挖掘补正，还其真实的面目，方可避免讹错沿袭，不致贻误后学。

【参考文献】

  1 李 云主编.中医人名辞典［k］.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377，649，652，404，236，247，792，28，228，877，407，405， 307，55，158.

2 王乐主编.新安医籍考［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09，56，452，366，155，269，292.

3 洪芳度主编.新安医学史略［m］.安徽：歙县卫生局，歙县中 医院 ，1990：237，187，111，246，211，231，220，207，134，106，168.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8）

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9）

【政法、行政、政党】宪法、法理、司法制度、法制史、诉讼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刑法、商法学、地方法规、国际法、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管理科学、党史、建党理论、政党研究、学习心得、＂三个代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理论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层政权建设等

【数学、物理、地质、天文】数学、力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气象、地质、地球、海洋、测绘、资源、化工化学、环境与资源、金属、燃料化工、石油、矿业、冶金、轻工业、天然气工业、手工业、有机化工、无机化工其它化学工业等

【农业】农艺学、渔业、林业、水产、农业基础科学、农作物、园艺、植物保护、畜牧、动物医学等

【工程】工业通用技术及设备、机械仪表工业、航空、航天技术、交通运输、水利工程、农业工程、建筑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原子能技术、电工技术、国防科技、物资管理等

【医药、卫生】中药学、中医学、西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传染病、心血管病、呼吸、内分泌腺、预防医学、寄生虫病、消化系疾病等

【汉语言文学、新闻出版】文学史及创作理论、文秘、应用文、中国古代文学、书法理论、中国现代文学、文论、汉语与语言学、中文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图书情报、等

【哲学】哲学基本理论、心理学、宗教、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

【历史】史学理论、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各国史、历史人物、地方史志等

中国医学史论文篇（10）

【关键词】 医学史; 中国医学史; 教学方法; 医学文物;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网络资源

中国医学史是研究和阐述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一门学科。按照时间顺序，从原始社会直至近现代，介绍历代医学发明的主要成就，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道德修养，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因此是一门中医药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如何合理利用有限的36节课时，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专业知识、医学道德、身心健康和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调动现有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诸如人文史料、医学文物、网络资源等，充实中国医学史的学科内涵，改变传统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1 人文史料的运用

中国医学史教学中，首先要讲授中医药在各个历史阶段发展的情况，如基础理论、本草、方剂、针灸、推拿、临床各科取得的成就等。这是医史教学的基石，属于内史范畴[1]，即医学科学与技术本身发展的历史。Www.133229.cOm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年)，王吉民、伍连德《history of chinese mediecine》(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年)，3部著作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扛鼎之作，也确立内史的研究方向。医史界前辈们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内史研究成绩斐然，大框架已经形成，这向来也是医史教学的核心内容。

中医药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包括医学和历史学的内涵，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汲取古代天文、地理、气象、历法、佛学、道藏、儒家文化等诸多人文科学领域的成果，成为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外史研究，即社会、文化、哲学、宗教、科技等外在因素影响医学发展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面前[2]。如讲授夏～春秋时期的医学时，过去因为夏商周的年代模糊，教师往往从奴隶制社会兴衰的角度加以论述。“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000年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研究，成功解决千古之谜。夏(公元前2070～前1600)、商(公元前1600～前1046)、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引入中国医学史的教学中，可以给学生明晰的年表。又如讲述朱震亨创立养阴学说时，除讲清“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等基础理论外，还需要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予以交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官府受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家持之以为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辛香刚燥之剂，多服、常服、久服之后，势必阴液匮乏，故“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养阴学说显然与朱丹溪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医学史作为医学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和纽带，人文史料的合理运用，能将学生的科学素质和人文教育有机连接起来，不仅了解医学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医学的现在以及预见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2 医学文物的利用

医学文物，这个概念近年来被学术界认可，与众多其他类别文物不同，定位明确，突出文物的中医药特色和价值，正逐渐形成医学文物独立的学科地位。对于中国医学史课程来说，医学文物的充分利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走进博物馆，成千上万的医学文物直观、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使教学变得极具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每个学生不由自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漫漫历史长河，触摸到古老而又焕发青春的中医学的脉搏[3]。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自迁入张江校区后，面积成倍扩大，现有建筑面积6 413 m2，陈展面积约4 000 m2，收藏医学文物一万四千多件，展出二千五百多件。馆内设有9个展区和科普活动室、图书资料室、多功能讲演厅、文物库房和多媒体演示等教学设施。综合馆、校史馆、中药标本馆、中医科教馆和4个专题馆(中药方剂、养生康复、针灸推拿、中医文化)，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医药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如砭石是中国最原始的医疗工具，展出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窖村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砭石，能使学生对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砭,以石刺病”有深切的理解,进而加深对医史教材和课堂教学的消化。又如当参观的学生惊异于乾隆御制针灸小铜人时，教师可以从清·吴谦等编撰《医宗金鉴》说起，回顾宋·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高武《针灸节要》和《针灸聚英》等，前后串讲，温故知新，铜人对针灸学发展的意义，使学生体会更深。馆内收藏有各个历史时期造型别致的预防器具。如汉代鎏金铜熏炉，晋代瓷唾盂，明代室内大型烟熏消毒器，明代烟熏消毒被褥用器，清代灭蚊铜灯等。这些具体的医学文物，显然对加强学生预防学的理解大有裨益[4]。

利用中医药博物馆丰富的资源，采取具体医学文物为研究对象，使学生对馆内陈列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一定特色的医学文物有所了解，加深对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及其成就、特点的认识。进一步结合书本知识研究，作现场专题讨论，既锻炼学生查阅文献、分析问题的能力，加强对书本知识的理解，更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3 网络资源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internet”的迅速发展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总量几何级增长，因特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我们的学生，多生于20世纪90年代，就是俗称的“90后”，对于新知识、新技术，存在与生俱来的敏感，其中不乏网络高手。因此，教师善于应用网络资源，既有利师生沟通，更能使医史的教学如虎添翼。

常见门户网站新浪(sina)、搜狐(sohu)、网易(163)、雅虎(yahoo)等，用于一般信息的检索，均能提供相当的帮助[5]。谷歌google、百度baidu，世界二大搜索引擎，界面简洁，耗时更短，结果更多。如以“中国医学史”为检索词，google搜索所有网页，耗时0.22 s，约有3 690 000项符合的查询结果;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64 100篇，用时0.056 s。“在结果中找”“高级搜索”以及相应运算符号，有利于缩小范围，命中目标[6]。一般书籍，建议使用超星ssreader，全球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网。一般期刊，可以查阅龙源期刊qikan，这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期刊网。专业文献的检索，诸如pubmed、springer、ovid、freemedicaljournal等，适合医学英语文献。

对于中医医史文献资料，常用的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和万方数据wanfangdata等。譬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1994年至今约8 200多种期刊全文，并对其中部分重要刊物回溯至创刊，全文文献总量 2 200 多万篇。试以“中国医学史”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有记录802条。又如，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vip)，包含了1989年至今的近9 000种期刊刊载的1 500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250万篇的速度递增。按照中图法分为8个专辑，近9 000种中文期刊数据资源。若以“中国医学史”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检索，有记录108条。如果以“医史”或“医学史”为主题词，那检索到的文献，更会成倍甚至十倍得增加。此外，《中华医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等电子光盘，均能为师生提供极大的方便。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学方法的日益精进，中国医学史课程面临全新的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师在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技术，自我完善的同时，充分调用现有的人文史料、医学文物和网络资源等积极因素，综合利用，教学相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年轻一代牢固掌握中医药学知识，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李玉清，臧守虎. 中医医史外史研究的思考[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4,10(2):33.

[2] 朱建平. 开拓我国医学史研究的新视野[j].中华医史杂志，2005，35(1):3.

[3] 任廷苏，郗 效. 谈医史博物馆和中医教育[j].中医教育，1998，17(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