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调整篇（1）

住房消费本来应遵循梯度变化规律。但目前住房消费普遍追求“一步到位”或“尽快到位”。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明显，在造成使用价值浪费的同时，导致了需求膨胀，引起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和房地产信贷的支持又刺激了投资性需求的膨胀，形成“财富效应”，形成“租房不如买房”、“迟买不如早买”、“买小不如买大”的消费预期，进一步加剧了住房需求膨胀。当前，一方面我国住房消费的整体水平已经超越了应有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真正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由于住房建设的拉动，宏观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结构性矛盾。相对于住房建设，当前我国城市交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劳动保障、文化教育等与同等经济条件下的其他国家相比，则差距较大。城市居住环境恶化，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极大。

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住房水平

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60%，人均住房面积将达到35平方米/人以上。在此期间，约有3亿到3.5亿左右的新增城镇人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加上城市危改和住房消费升级带来的需求，以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用地需求，中国有没有这么多土地可以用于城市建设？目前我国大多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依赖“土地+信贷”，吸引外资依靠“减税+减免地价”。按照以上标准进行住房建设定位，在短期内形成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对其他行业尤其是钢材、水泥、建材等高能耗产业的拉动，将进一步加剧宏观经济的过热，加剧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紧张，以及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我们必须认真反思20年来逐步形成的房地产业发展政策，科学合理地量化城市土地规划控制指标体系，重新定位未来城市建设模式和居民住房消费模式，以及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重新定位未来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格局。

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的政策错位

解决住房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关键在于调整好三个比例关系：（1）保障类住房建设和商品房建设之间的比例结构；（2）经济适用房建设与廉租房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3）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消费中“租”与“售”的比例。

1998年以来，我国居民住宅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北京市为例，从1998年到2006年，已经竣工经济适用房超过1000万平方米，超过10万套，占新增房屋建设总量的8%～15%。经济适用房确实解决了许多人的购房需求。“十一五”期间，北京还将新增经济适用房建设规模约1500万平方米、约21万套，廉租房建设规模约47～60万平方米、约1万套，社会保障住房占全部新增住房建设约20%（按套数计）。然而，根据从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得到的资料，到2006年底已提交申请表，并经过审批取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排队等候的超过12万户，经济适用房的供求矛盾极其突出。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房价的快速增长，还出现了“买不着”经济适用房但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出现了“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条件”住廉租房的“夹心层”。解决住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同样，根据上海市、重庆市、广州市公布的“十一五”期间住房建设规划，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基本占新增商品房建设总量的15%～20%左右，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近年来各地廉租房建设严重不足，许多城市甚至根本就没有廉租房。这显然是住房保障体系的缺陷，而现行政策在经济适用房的消费上采取单一出售的方式，更无法解决“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条件”住廉租房的“夹心层”的住房问题。

经济适用房标准太高，购买条件太宽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家庭收入分析，按照家庭年收入为6万元的购买限制条件，具有购房资格的家庭比例占总家庭的80%左右。而历年来经济适用房在供给上只占到住房供应总量的20%左右，供需之间形成明显的矛盾。另一方面，对于20％的低收入户和20%的较低收入户，经济适用房房价收入比超过8年，很难解决这些家庭的住房问题。可见，按照现行的政策，已建和在建的经济适用房真正解决的并不是40%以下的较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前几年，在没有限制购买对象时，真正得到实惠的是较高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限定购买条件后，得到实惠的大多是中等收入家庭和白领阶层，而真正需要住房保障的低收入家庭和较低收入家庭，或者“买不起、住不起”，或者“买不着”。

缺乏退出机制使增量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成为一个无底洞。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比如，1998年第一批买经济适用房的许多年轻人现在都进入了高收入阶层，一些刚参加工作就购买了经济适用房的年轻人和一些新兴行业的从业人员，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收入变化可能会很大。这些人在享受了国家的住房优惠政策后，又购买了商品房，还可以将经济适用房出卖或出租进行投资，从而加剧经济适用房的供需矛盾和社会的不公平。

现行政策模糊了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的本质区别，激发了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价值”，形成市场的混乱。1998年首批经济适用房开始建设时，在同一区位，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价差，主要体现在政府在土地出让金的减免方面，在商品的属性上并未体现。近年来，随着房价的普遍上涨，商品房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经济适用房价格通过二手房买卖也有大幅度提高，由于在经济适用房的再转让上政策缺位，使得经济适用房成为投资性购房、炒房、炒号的工具。据统计，北京市最大的两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回龙观和天通苑的出租率在40%左右，第一批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业主如果按照现行价格出售，利润也非常可观。

用科学发展观重构住宅市场价值体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房地产业的发展必须长期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因为一段时间、某些方面、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片面地否定我们20年来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违背价值规律来解决住房问题。但在始终坚持住房市场化的同时，必须坚持建设多渠道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方针，加大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当前，必须客观分析我国的现实特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重新考量和调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市场结构调整篇（2）

0 引言

从国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也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主动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改善企业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提高新技术的自生成能力和商业化能力为最终目标的。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各国通常都将产业结构、地区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产权结构、城乡结构等作为调整对象，通过这些领域的升级、整合、转化，实现整体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在上述领域的结构调整中，尽管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但资本市场的支持和帮助更是必不可少的。

1 资本市场对各种经济结构的作用分析

1.1 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产业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的集合，产业结构调整归根结底是不同种类企业的市场进出问题。通过资本市场，使有效益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得到资本而成长壮大，使没有效益成长性差的企业无法得到资本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者被淘汰，这种市场作用最终将带来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因为投资者以自利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必然会刺激市场资源向位于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

1.2 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惟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已经无法漠视其对创新活动和风险投资活动的巨大刺激作用了。

1.3 资本市场对企业重组的作用。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企业资产重组。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速度加快，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企业结构整合正在深入进行。各种并购事件屡屡发生，而且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历史罕见。而无论是同类企业之间为了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而进行的联合，还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经营内容不同的企业之间为了追求多样化、规模化而进行的收购或重组，大多都是通过公募或私募资本市场进行的。

1.4 资本市场对金融结构调整的作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亚洲许多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走出危机，重新踏上正常运行的轨道，各国纷纷着手改革存在严重缺陷的金融体制，推进金融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通常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理。具体做法包括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出售不良资产；对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以补充坏账准备金；设立处置不良债权的专门公司，负责对外出售不良债权等等。二是对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整顿。政府不再为金融机构“保驾护航”，对严重经营不善、存在巨大风险的金融机构，或令其关闭进行清算、或促使其被经营好的金融机构兼并、或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对于一些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潜在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则按照早期整顿方针，促使其进行资产重组。显然，上述调整措施均需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展开。例如政府为化解银行巨额不良债权所注入的公共资金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来筹集，对外出售不良资产和进行银行重组，就更需要资本市场为之提供运作场所和工具。

2 对现有资本市场情况分析

2.1 资本市场结构严重畸形，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近10年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以及受到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限制，在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出现了将资本市场股市化的倾向。表现在行动上，就是重视证券市场发展、轻视非证券化资本市场发展；重视股票市场发展、轻视和限制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重视交易所场内交易发展、禁止场外交易市场发展，造成资本市场结构出现严重畸形。从二级市场情况来看债市与股市的差距就更为悬殊，上市企业债券交易额仅为国债和股票交易额的千分之一左右。再如产权市场，目前非证券化的产权交易市场不仅规模很小，而且运作很不规范。至于其它类型的资本市场如长期票据市场、长期信贷市场就更加微不足道了。这种畸形市场结构的不良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得资本市场难以扩大。由于受到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限制，交易所的容量不可能无限扩张。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过2600多家，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则不足2000家。如果将资本市场缩小化为股票交易所，则大量企业将被排斥于资本市场之外。二是扭曲市场运行机制。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最重要前提就是使所有企业面对均等的融资机会，否则市场择优配置资源的机制就无从实现。在融资渠道受限、大量企业一窝蜂地涌入股票交易所来争夺很少融资机会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只能通过管制来决定让谁上市。由此，行政干预和黑箱操作问题就不可能根治。

2.2 资本市场规模太小，无力满足大规模资产重组带来的交易需求。尽管90年代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市价总值和股票筹资额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8.6%和22.7%，但股票市场的总规模仍然偏小。另一方面，由于其它类型资本市场发展缓慢或基本没有发育，因此资本市场的总体规模根本不能满足企业融资和资产重组的需求。

2.3 市场投机性过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以来，关联交易严重、大机构操纵市场、恶性炒作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市场波动性过大，投机性过强。无论是个人散户还是机构大户，往往抱着“赌一把”的心理进行短线投机活动。上市公司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严重背离，相当多的股票价格不再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准，以股价和股票现价总值为标准评估企业经营状况的国际通行做法完全行不通。甚至出现了劣质企业股价高于绩优股、ST股票受到大力追捧的不正常现象。显然，这样的市场不仅无法吸引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者进入，而且也很难发挥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2.4 上市公司质量低下，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上市公司的质量既是保障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但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上市公司质量低下、经营业绩整体下滑的问题。据有关专家分析，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逐年递减趋势，而且递减的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意料。可以说，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指标基本上是靠新上市企业维持的。中国股市的上述现象，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不彻底，未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未能建立经营者的市场选拔机制以及市场“有进无退”、“有生无死”等问题的综合表现。在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感受不到来自股东的压力和市场真正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期望仅靠经营者个人的觉悟来搞好企业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证券交易所是信息量最大、交易活动最为透明、监管最为严格的一种资本市场形态。如果在这样的市场中上市企业质量都不能得到保证的话，投资者又如何能够对资本市场持有信心呢？市场又如何来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胜劣汰呢？让劣质企业支配稀缺的资金，本身就是对资本市场机制最大的扭曲。

3 对完善资本市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3.1 调整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修正现有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中国资本市场自诞生以来就负有为国有企业解困的使命，这种状况不仅造成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和发展方向不清，而且也带来了政策取向的矛盾性，诸如股市畸强债市畸弱；股票、债券发行上市标准明显倾斜；上市股票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场外交易时而被默认时而被取缔等，都是这种矛盾性的反映。为了保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发展目标和核心功能作出准确定位，否则资本市场的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就本质意义来说，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全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促使资金向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流动。正是据此功能，资本市场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市场发展战略、市场组织和市场结构、市场运行规则以及监管体制，都应以培育规范的、无歧视性的、高度竞争和高效率的市场为目标。如果为了实现政府的某些特殊要求而人为地限制资本市场的范围和市场主体，则必然会破坏资本市场的内在运行规律。

市场结构调整篇（3）

【中图分类号】G640

一、 引言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而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就业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不匹配。在2010年，教育部提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大专业调整力度，满足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同时通过专业结构改善，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教育部还表示要将就业率与年度招生计划硬性挂钩，坚决调减就业率低的高校和专业的招生名额。以就业率调控专业规模，这项政策除"主攻"大学生就业问题外，还预期对高校培养自身特色、形成专业优势产生助推效应。本研究即从就业市场需求角度谈谈高校专业结构调整。

二、相关文献回顾

在国外，早在上个世纪初，美国学者帕森斯（1909）就指出，高校专业设置应该围绕就业市场需求进行设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毕业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日本小川一夫（2008）指出，正是因为日本高校广泛设置的电子信息专业和汽车制造关联的专业，为日本电子信息以及汽车制造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智力和人力支持。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调查显示，2010年美国大量开设的服务类关联专业，为美国近年来的服务业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满足了社会的需要。

在国内，著名教育学者郝克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2002）一书明确提出中国教育结构有待调整，阳荣威（2006）年对就业难背景下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控进行了研究，邓岳敏（2007）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了适应就业市场进行专业设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麦可思（MyCOS）-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2010）全面分析了社会不同行业的人才结构和专业配置的要求。贾万刚就大学专业设置与大学生就业相协调的国际经验及启示进行了总结等。

而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于对于就业市场与专业设置的关系已经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但是众所周知，就业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因此，需要对具体的区域就业市场和专业设置进行具体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在这方面还比较缺乏，本研究试做初探，以弥补相关不足，同时为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和专业设置提供参考。

三、就业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是企业感叹招不到他们需要的人才，而某些冷门高校毕业生却感叹毕业即"失业"，因而，就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近30%的学生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尴尬局面。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某种程度上最直观地反映了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程度。所以，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绝不仅仅是因为扩招影响的，主要还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也就是高校专业设置问题。

笔者对广西区内部分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调查也表明，"就业难"不是供给大于需求，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造成的一种阶段性社会现象。一是高校专业设置没能跟上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需求。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广西除了继续发展传统工业后，引入了新型工业，产业结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而产业结构调整后，带来的是职业、职位、岗位的变化，以柳州市为例，2004年以前基本上以发展传统工业为主，如汽车、化工、钢铁、冶金、机械等产业为主，而这些产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整个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就业岗位和需求也都发生了变化，2012年柳州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向新能源环保、机电一体化、生物制药三个新兴产业渗透，这一转变必将淘汰了一批职业，又新生一批职业，整个柳州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如调查显示，三个新兴产业内的企业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变化速度是高校同类关联专业培养人才的2-4倍，形成了人才供需市场配置的时间差。也许，几年前还是社会需求的热门职业，四年后变成了滞销专业，供给与需求错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是人才结构失衡，供求矛盾加大。近年来的人才市场需求供给情况反映，各技术等级的劳动力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致使出现了部分工科类大学生在校期间又到劳动部门开设的技工培训学校学习拿到技能等级证书。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方面与就业市场需求没有进行好对接，其专业调整的动态性和及时性不够。另外，有些高校从经济效益和学生报读率等方面考虑，在经济、管理等专业大量招生，以广西为例，几乎所有的高校都开设有经济管理类专业，而且招生量比较大，造成了本科、专科、职业教育等的专业设置过于倾向化的问题，这样同一类型的人才大量积压，给就业带来压力。

四、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高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

按照就业市场需求进行高校专业结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就业市场需求预测入手，做好一系列工作。

一是加强就业市场需求预测。就业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学校能够培养什么人才，如何才能满足就业市场需求，这是做好市场预测的根本目的。对此，要加快建立就业市场需求、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的数据库，定期各专业人才需求的规模、变化趋势和供求状况，为学校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设置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二是把握就业市场需求，合理配置专业。以广西为例，广西近年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力度较大，因此，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准确预测和把握人才市场需求，使专业的调整规范有序进行，更加符合就业市场需求。

三是密切与就业市场的对接。在专业设置及专业培养规模确定时，应广泛听取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部门意见，定期举行供求双方座谈会，密切高校专业建设、发展与社会的联系。开办社会需要的新兴专业。

四是强化评估手段，加强专业调整的管理。要坚持以就业率为专业调整和评估的重要衡量指标，对于就业率较差的专业，或已经饱和甚至过剩的专业，可采取限制招生规模或引导其专业调整，保证办学质量和毕业生就业。

与此同时，高校应把社会实际需要的学科专业知识及时补充到教学内容中，把社会注重的实践能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中，防止人才培养脱离就业市场需要。

参考文献：

市场结构调整篇（4）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01

市场结构指的是某一市场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征，包括市场供给者之间、需求者之间、供给和需求者之间以及市场上现有的供给者、需求者与正在进入该市场的供给者、需求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其结果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逐渐融为一体。

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出口大幅增长的过程中，出口商品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离将我国塑造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要求差距还很远，仍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如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出口工业制成品档次较低、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比重偏低、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出口商品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等。因此，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对于实现外贸出口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再上新台阶至关重要。

一、我国出口商品市场结构存在的问题

1.制成品出口仍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从产业内贸易角度来衡量，我国的出口商品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属典型的建立在生产要素禀赋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产业间贸易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由此造成产品利润率不高，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就很容易受到国际汇率等成本因素变动的影响，难以创造稳定的出口发展环境。

2.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度过高，内部摩擦大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的外贸经营权逐渐下放，这对加快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国内企业之间竞争激烈，造成很大的内部摩擦。这在出口方面表现为，同类产品在向同一国家或地区出口时，多头对外，为了抢夺生意而对外竞相削价，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过度竞争现象十分严重。

3.对外资依赖严重，抗风险能力不强

我国对外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其出口贸易增长对外商投资企业依赖严重。近10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但由于我国缺乏知识产权和大部分核心技术，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出口给中国带来的只是劳动者的报酬加上一些原材料费用，留下的还有环境污染，中国实际得到的贸易利益或收益十分有限，外商投资企业把国际产业链条上的加工组装环节移师中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控制进口原料和出口产成品两个环节谋求更大的利润。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提高了出口和进口依存度。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于外资的过度依赖，降低了我国自身抗御风险的能力。

二、优化我国出口商品市场结构的策略

1.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增加研发投入，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

只有拥有坚实的科技基础，才能尽快实现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而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努力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机电产品的出口。机电产品是近年来我国最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出口商品，是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机电企业跟踪行业技术发展的前沿，大胆进行技术创新，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中国机电产品的技术特色和科技优势。同时还要加速推动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的结合、生产企业和外经贸企业的结合，实现科工贸一体化，促进机电产品的高科技产业化。在形成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后，以更高的技术水准推动更多的机电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并最终实现以高科技、高技术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在出口贸易份额中的主导地位。

2.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应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要提高我国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出口支柱产业（农副轻纺等传统产业）、出口主导产业（机电仪化产业）、出口战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出口产业群，使其呈梯度发展态势，并尽快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移。与之相适应，逐步形成传统技术、适度技术和高新技术渐进式传导的技术结构，为我国创造新的出口优势和贸易优势提业支持和技术支持。

3.引进外资的同时更应理性对待外资

应该从思路上明确，增强自身出口竞争力是我国利用外资改善出口结构的真正目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过分依赖外资有它本身的缺点。因此，我国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必须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借助外资发展主导产业，增强自身出口竞争力才是我国利用外资改善出口结构的真正目的。可以通过引资方式的创新引导外商向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的工业投资，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成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张。大力引进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FDI，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本质上的优化。

参考文献：

[1]赵翠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01）.

[2]魏浩，毛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历史演变与优化策略[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0）.

市场结构调整篇（5）

湖南文理学院是1999年由常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常德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原名常德师范学院，2003年2月更为现名。升本以来，学校坚持“以学生为根本，以教师为主体，以教学为中心，以质量为生命，以市场为导向，以地方为依托”的办学思路，努力建立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以增强适应性、办出特色为目标精心改造传统专业，以发展高新技术类和应用型专业为重点积极创办新专业，以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建设为举措努力培育优势专业，加大投入切实改善专业的教学条件，使专业整体布局与结构日臻合理。

一、学校专业设置基本情况

学校现设置有本科专业38个，涵盖了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文、理、工、农、经、管、法、教、史9个学科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电气信息等23个二级学科（见表1）。既有一定数量的基础学科专业，又有相当数量的面向地方支柱产业、面向高新技术产业、面向服务业急需的应用型学科专业，逐步形成了与地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结构及其调整机制。

二、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内涵建设等方面的措施、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

表1本科专业学科门类分布情况统计表

表2我校本科专业建设发展情况一览表

我校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依托办学基础，积极申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应用性专业。2000年以来，根据《湖南文理学院“十五”专业建设规划》，和《湖南文理学院“十一五”发展规划》我校面向地方支柱产业，依托学科建设成果，相继设置了涉及9个一级学科门类23个二级学科的专业，至今，我校共有42个本科专业（见表2）。

为改善我校的专业结构，保证教学质量，学校采取了调整、改造、提高，从整体上优化专业布局与结构等一系列措施。

第一，建立符合地方需要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积极改变传统的以教学资源设置和建设专业的思路，认真开展专业建设改革专题调研、人才市场需求和毕业生跟踪调查，面向地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应加入WTO服务业的实际需要，设置新办专业，认真做好传统专业调整改造，建立符合地方需要的学科专业体系。

第二，学科专业建设内容反映地方人才需要。一是不简单抛弃普遍认为“市场需求不旺、招生规模不大”的所谓传统“冷门”专业，如历史学、思想政治教育、地理科学、农学等，而是根据地方经济建设和人才市场需求，予以拓展和改造，满足地方需要。二是按照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思路，加大目前人才需求旺、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建设。三是建立“规格加特长”的人才质量标准体系，鼓励学生“一专多能”、“一专多证”，不拘一格成才，满足地方多元人才需求。四是整合教学资源，开设系列地方特色专业课程，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满足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五是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地方实际需要对接。经过几年的建设，我校汉语言文学、地理科学专业被确定为部级特色专业点建设对象，汉语言文学、生物科学、地理科学3个专业被确定为省级重点专业，汉语言文学、生物科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化学、体育教育、土木工程10个校级重点专业。

存在的不足：

一是当前暂时受学校财务状况的影响，个别新专业建设经费投入不够，部分基础设施不能及时到位，影响了这些新兴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二是部分专业缺少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和专业实践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实践教学内容和体系改革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本校的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及专业建设规划

学校的专业发展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坚持按需设置原则。我们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出发，遵循高等教育外部发展规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定规模。在实际工作中，专业建设和投入与招生就业市场紧密挂钩，专业设置与改造以社会需要为主要依据。

市场结构调整篇（6）

1、调整的背景。

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风险通常被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紧缩，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仅资金来源成了问题，而且贷出去的款也难回收。国家借此进行了金融整顿，合并了机构，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这些合并后的机构又成了另一类垄断型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源由此也被切断。 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搞起了第二银行，即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的带动下，其他机构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 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

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 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 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 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

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

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 ，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

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在证券市场规模扩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时，作为银行资金的重要来源，居民的储蓄增量呈现不断下滑之势。从去年6月以来，居民储蓄增长率不断下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负增长。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提出了银行和证券市场发展的相容性问题。从宏观资金总量看，从银行流走的一块资金进入了证券市场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流动的合理性和规模分配格局应该如何理解。

市场结构调整篇（7）

以中长期报告的为代表，2014年北京市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市场结构调整篇（8）

1、调整的背景。

1994年，我国银行业接受了一个国际准则，即巴赛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这说明我国的银行业开始走向市场、走向开放。巴赛尔条约要求银行的核心资本与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4%，其总资产或净值占其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至少为8%。这是一个保证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的有效准则，不仅为35个契约国所接受，而且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我国还将该标准正式载入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中。按巴赛尔标准，商业银行必须要按照有风险的企业来进行经营，而不能以空壳银行通过转手经营储蓄者资金来生存。这与空手套白狼的传统银行理论不同。按照传统的银行理论，银行是将资金所有者“典当”的资金视为自己的资金贷给需求者，银行本身并不在经营中投入资金。由此造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高风险经营)、破产威胁及信用下降，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了困难，所以，为控制风险，提出资本金标准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巴赛尔条约的含义。

80年代，我国的银行与财政分离，开始承担独立的职能，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遗产，再加上国家财力因放权让利而削弱，政府为控制经济，我国银行业采用了近乎垄断的国有银行体制，国家通过该体系将收集的资金投于国有企业。为了使该流程不至于被中间截流，国家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居民的资本选择，如取缔民间非正规金融，限制证券市场发展，控制直接投资等，但是，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资金获取渠道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资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国银行业经过了一轮自由化的改革，出现了一些非国有股份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国有银行垄断了社会资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兴起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一些地方开始自发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现的金融组织，担负着地方性的资金融通工作，成为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国有经济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国的城市信用社达5000家以上，其贷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体企业，8%左右流向私营企业。据估计，提供给私营企业的贷款相当于国有银行的5倍。但是，这些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资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较高利率借出，这就增大了经营风险。在经济高涨时期，风险通常被掩盖起来，而一旦经济紧缩，普遍出现经营困难，不仅资金来源成了问题，而且贷出去的款也难回收。国家借此进行了金融整顿，合并了机构，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这些合并后的机构又成了另一类垄断型的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源由此也被切断。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搞起了第二银行，即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的带动下，其他机构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从事委托存贷业务，实质上是利用关系以低利息从国有银行弄来资金，然后以市场利率贷放出去，或干脆自己从事房地产等高风险高盈利投资，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逃避国家信贷管理进行风险投资的手段。据估计，到1995年底，国有银行对信托机构的放款数额达5500亿元，这也是国有银行呆坏账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压缩信托投资公司规模使其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办法，其数量从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资金损失大多已无法挽回。

还有一个因素也要看到，国有商业银行迅速在全国布网经营，但由于实行地方的分权式管理，这些机构成了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再加上银行经营管理不善，许多基层机构成为国有银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随着银行商业化的推进，巴赛尔标准的实施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银行不仅追求效益的冲动开始占了上风，而且金融风险意识逐渐增强。于是，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形势下，各个商业银行开始收缩战线，压缩基层银行机构，上收贷款权力，货币市场出现了逆细分化倾向，一方面存贷款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其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其他商业银行也从基层行集中资金，进行大额度放款，使得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金的渠道进一步萎缩。这一格局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变得更严重，银行收得越来越紧。由此可见，在垄断和集中化的主导趋势下，我国的银行体系还面临着以下问题，一是国有银行包袱重、经营管理水平低，且资源垄断严重；二是非国有银行实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差；三是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率决定机制，致使银行经营风险大。在这种格局下，因为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资金的流向不尽合理，所以给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这是银行业调整面临的基本矛盾。2、调整什么，怎样调整

从一国的整个资金流动过程看，个人获得的各种资金有三个流向，即消费、储蓄和其它投资，社会资金流入银行业暂时或长期地存放，银行所能动用(贷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能够完全履行其作为资金集散中心的职能，则经济运行中的资金供应是基本平衡的，因为资金供求者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虑外部因素)。但是，在经济剧烈波动或资金流动存在结构性失衡时，上述的对称性被打破，就会形成资金供求失衡。在我国的资金流动过程中，这种失衡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引起，银行吸收分散资金集中供给国有企业的结果是，资金过多地流向并没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甚至有些充当了资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资金无法满足，于是形成资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为地造成资本高价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资金食利链，滋生腐败。不仅如此，国家控制储蓄利率也是对供给者的利益剥夺，因为储蓄者被取消了资金使用的选择权，只能以低价获得利率。对于从事资金集散的银行来说，更是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资金支配权成了获利的最佳工具。通过低价收集资金剥夺储蓄者的利益，并没有通过商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返还消费者，而是成了各类中间取利者的收益和无效益的投资，结果是银行反而背上了重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为高利贷的盛行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我们调整银行结构的基本出发点，即疏通资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场化的资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有：

一是要坚决消除资金无效分配机制，使资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服务的情况并未改变，国有企业提供了二、三产业整个产出的不足40%，但却占用着60%以上的资金投入，这是造成银行业困境和社会资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资金能真正按市场规则进入资金的真正需求部门，是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银行结构体系，打破银行业的国家垄断。在我国，国有银行的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国银行体制还基本上是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资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银行业的正常竞争也不会形成。所以，要求国有银行扩大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鼓励和发展紧贴市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一般来说，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从民间部门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过程中生长起来的，而在计划体制背景下进行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更应是政府部门的退出与民间部门的进入和成长，变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为由民间部门配置金融资源，进而在民间部门之间确立正常的金融交易关系。不仅如此，资金服务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的体系，因为资金需求是复杂的，单靠正规的银行业并不能全部解决需求者的问题，如农民贷款，城市小型工商企业、个体劳动者、风险型企业、贫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资金需求等，只有通过各种特殊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提供服务；银行体系完备了，资金的结构性流动失衡才能最终解决。所以，开放银行业的投资，形成多元化的银行格局，是提高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环。此外，现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也有一个调整问题，包括存款保险、重组合并、剥离不良资产等。三是对国有银行进行调整。在这方面，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银行业的资本金，降低不合理债权；将逐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制，引进其他投资者；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简机构人员、提高银行竞争力等，使国有银行逐步走向市场。同时，为了缓解宏观资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划分了银行贷款权限，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各类非国有经济。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摆脱困境，提高竞争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产权、人员、资本金、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根本改革。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困难，那么，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更难。而能否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前途。四是实行利率市场化，使资金价格有一个合理的定价基础。现在，国内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其利率已经市场化了，且目前价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变形成机制，使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贷款利率以形成资金的市场定价，能够促使银行改善经营，使资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障碍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顾虑，担心放开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实，放开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场的正常反应。在价格普遍走低的情况下，利率也不会升得太高，况且央行控制着再贷款和再贴现手段，可以进行调节。二是技术上和操作上的困难。一般来说，国债收益率构成长期收益曲线，是市场利率的基准线，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事情正好反了过来，不是国债收益率影响和决定银行利率，而是四大银行的成本决定国债的招投标价格，国债利率的涨跌取决于四大国有银行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国债收益率还难以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在削减四大国有银行垄断地位的同时，能否作出适当安排，限制四大银行的行为，使国债收益率逐渐成为市场利率变动的参照。以提高银行竞争力和市场化为核心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改变过去集聚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也是对改革以来出现的银行业集中化和垄断化趋势的修正。做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我国过去和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纯通过资金的输入来达到高增长的效果越来越差，而且后患无穷。这就迫使我们的金融结构要进行分散化、市场化的调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银行调整为重点的金融结构调整，将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二、证券市场发展

在银行业开始结构调整的同时，做为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成员，证券市场正在稳步发展，以《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证券市场经过10多年试点后正式纳入金融体系，并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证券市场概况

为了使本文的叙述更有针对性，这里的证券市场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场，而其它类型的证券，如政府和企业债券暂不做分析。

企业的股票是该企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物，是一种明晰的产权，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种所有权的拥有和让渡，前提是该代表物(股票)必须是真实的。所以，股票本质上是与国有企业的含义相冲突的，因为国有企业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当然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其产权无法分割，如果分割则利益应归于全民，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实现的(实际分割与此无关)。好在我国90年代搞的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及自发交易市场的形成，并没有考虑理论问题，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论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兴起的证券交易场所，还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证券交易所，开始时都是地方行为，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这里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一个自由放任和不规范的市场。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规则是由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上市挂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缴纳挂牌费，而证券经纪商上交手续费给交易所)，所以，从监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权力保证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资产实际存在)，但没有权力去保证上市公司不搞弄虚作假欺骗投资者。所以，上市规则事实上对上市公司并无约束力。这就需要政府来提供保证上市公司质量的监管体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投资者是不清楚的。当一个企业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化为一种代号以后，事实上，投资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该符号的实际内涵，因为符号的收益能脱离企业的资本变化，这就为大批投资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间，符号本身也就具有了价值。但是，对符号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终股票价格就会波动。对投资者和股票价格进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资者可以为所欲为，操纵市场，就是监管的问题。监管是一种公共产品，就象警察维持公共秩序一样。所以，规范市场行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证券市场的运行缺乏制度保障，资金大户肆意做市，投资者盲目炒作，股价连续翻倍，造成市场无序，于是，国家正式建立证券管理机构，开始介入监管，在上市公司的选择和控制投机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证券市场监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过度，其效果相当于引进老虎来驱赶狼，使市场陷入另一种无序状态。无奈，我国的证券市场就走入了这一极端。随着管理权限上收，政府的证券管理机构事无巨细地插手证券市场的运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审批制和额度制；其二是直接监管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长由政府掌握，指标由政府分配，审批办法由政府制订，审批过程由政府执行，一句话，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解决了上市公司无序增长的问题，但却造成供求不协调，市场剧烈波动，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合伙欺骗投资者等问题。不仅如此，政府监管不是从规则上着手，而是采用无规则的(救火式)一事一议的处理办法，引导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去寻找监管的漏洞，市场的无序性有增无减。其间以琼民源事件最为典型。这段时期的证券市场是被管制的无序，表面上国家监管，但该管的没管，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管市场，结果是加剧和放大了市场波动。深沪两地的股票指数从1993年上半年达峰值后一泻千里，至1994年6月份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价格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见，两市资产损失达数百亿之多，许多投资者血本无归。在1996-1997年，政府曾经发动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归于沉寂。这一时期，两市的市场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市场的不规范则是显见的事实。对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规律，理论上有五阶段之说，即停滞阶段、操纵阶段、投机阶段、巩固或崩溃阶段、成熟阶段，具体来说，这五阶段情况如下。

①停滞阶段。股票市场处于初创期，仅有少数人知道股票市场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续烦杂，交易成本高，挂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价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价水平，有可能随时间推移使股票价格低估。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更是如此。不过，当投资者开始发现股息收益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时，就开始购买股票，起初很谨慎，然后逐渐踊跃。

②操纵阶段。当一些市场参与者发现，股票供应量很少，流动性有限，购买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种或多种股票价格上升时，操纵阶段就开始了。只要价格扶摇直上，其他人就会开始购买，操纵者赚钱后就可以迅速离开市场。使股票投资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变更，可以引起更活跃的交易。

③投机阶段。当一些人开始获得大量资本收益和利润时，更多的投机者就会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场，当价格被哄抬到高过股票基本价值，交易额迅速上升后，投机阶段也就开始了。新发行股票过多地被认购，以致使许多公司公开出售股票，股票供应量迅速扩大，这时，再加上政府开始介入市场采取行动控制投机，如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较高的经纪人佣金，机构投资者的销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税，过多出售政府所拥有的股票或刺激对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销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机效果并不明显。

④巩固或崩溃阶段。随着政府的介入和市场的迅速扩大，到一定时候，股市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枯竭，新发行的股票已无法认购，投资者开始意识到，股票价格已升得太高，股价与其基本价值已无任何联系，股票价格开始下跌。相对于繁荣程度的大小，股价下跌的速度有缓有快，这里就开始了调整或崩溃阶段。在发生这样的价格下跌后，投资者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信心。这主要取决于价格下跌的程度，也取决于一国当时的利率、经济增长、公司利润率、通货膨胀、其他投资方式的收益、政府对鼓励股市发展的刺激措施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等。在这一调整阶段，许多投机者会成为投资者，他们不愿亏本卖出，把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形式持有，希望将来价格回升。

⑤成熟阶段。当最初的投资者重新获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价格跌落时未受到损失的新投资者也参加市场活动后，一个新的成熟阶段也就开始了。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加入市场活动，会促进市场逐渐走向成熟，交易量会趋向稳定，投资者也会更有理性，股票供给范围更大，流动性也得以增强。股份虽然会继续波动，但已变得不那么剧烈。如果出现大幅度的价格波动，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大幅变动，其它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和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所致。

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前四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五阶段。目前，我国深沪两地上市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总市值近4万亿元，流通总市值1万亿余元，是一个影响力日大的和发展中的市场。

2、证券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调整

在正式确立了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国的证券市场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确立了其作为直接融资市场的身份，而且通过各种具体措施来提高证券市场的地位(如证券法的出台等)；二是在市场的规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气，特别是在规范政府的监管行为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使过去的投机市、政策市的状况大有改观；三是市场的投资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投资者的结构有了改进，使得市场呈现稳步上扬的格局，与经济大环境的走势基本相符。这些变化，得益于证券市场的政策改进。在证券法出台后，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在规范投资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为上有了很大进步，使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成为主流。这些政策变化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针对整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剧烈波动和投资者行为难以规范的缺陷，着力培育和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如组织大型证券投资基金，改组证券公司以扩大其股本，允许和鼓励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入市买其股票，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买卖挂牌交易的证券投资基金等，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买卖债券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贷款等，鼓励一批有资金实力的投资机构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稳定市场、规范市场的目的。这些政策的出台，为证券市场创造了一个逐渐改进的市场环境。不过，也要看到，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机制，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相应提高，再加上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与散户投资者的资金之比为1∶10，存在严重的结构偏差，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其行为也不规范，短期化倾向严重。须知，营造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是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证券市场之所以会经历五个阶段，而且还会出现反复，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投机严重，投资者的行为长期无法规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质量、规范化运作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准备在现有机构投资者的基础上，再发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增强机构投资者的实力。如果能够在2-3年内使机构投资者与散户投资者的市场资金实力之比，由目前的1∶10变为3∶7或4∶6，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础。第二，政府行为不断规范，按市场规则监管证券市场的政策环境正在形成。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可喜的变化，前十年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除了市场本身的运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谓政策造成的剧烈波动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上市公司资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场风险。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造成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等。可以说，当时是以行政管理和计划经济的思维在经营和控制这一高风险的市场，结果该管的没去管，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给市场的发展造成了障碍。目前，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现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发行审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标分配。今后企业股票发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发行指标以及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推荐，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股票主承销商就可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并报送申请文件，证监会对拟发行的股份公司核准后，由外部专家组成的发行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批。这是按市场规则分配资源的重大改进，也是规范证券市场的重要步骤。过去实行的所谓发行额度分配办法，是典型的政府经营市场的体现，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资者行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场崩溃，深沪两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时间内暴跌80%，大多数股票价格被压缩在1-5元之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起因于国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发行55亿股票。上市指标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资源利用效率低。如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数采取数量控制，地方新发行的股票是大盘而家数少，形成人为资产膨胀；而为了控制股票数量不控制家数，则大量上市一些流动股极小的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为严重的，为使国有企业脱困，大量经过包装的国有企业上市圈钱(如ST红光事件)，造成大量亏损或毫无发展前景的企业市场，给投资者信心造成打击。直到目前，许多大盘股国有企业的股价还在发行价附近波动，受到了市场的长期冷落，企业本身也没有变化。所以，改变股票供给方式，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股票供求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是通过股票发行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套利机会。过去，股票的一、二级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差价(1-5倍)，使得一级市场的申购资金多达数千亿元，无风险套利盛行，而且那种发行方式给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提供了一个暴富的机会，由此产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如已暴露的大庆联谊等)。通过股票上市的上网发行和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相结合，发行价格采取不事先确定而由市场申购者的需求确定等措施，为股票的合理定价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样，一、二级市场价格的人为差别消失，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础。

三是市场的扶优汰劣机制正在形成。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创设二板市场鼓励国内高新技术企业上市，鼓励重组的政策和退出证券市场的机制。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终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产，即使早已资不抵债或已形成巨额负资产(如PT农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样交易，而且市场价格不低。投资者之所以敢于冒险买卖这种股票，就因为他们认定，这类企业不会真正破产清算，而是会有各种政策使其复生或以壳资源转让。对于这类已经结束其经营期的企业，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才会激发证券市场的活力，使投资者真正投资于有价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连续三年以上亏损的上市公司逐出证券市场的试点，将是改变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体实施办法。不仅如此，在实施汰劣的同时，也出台了一些扶优的办法，如对于国家需要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创设二板市场来促其发展，对这些企业采取更宽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记录、最低资本额为3000万元，并对这些股票不设单日买卖涨跌停板限制。该市场有可能在年内推出。这样，发展证券市场就与实施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紧密联系起来。历过十年的试点运作，我国的证券市场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规范。不过，要使证券市场走向成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大户提前知道重大信息进行炒作的现象严重；大资金者的行为没有得到规范和监管，造成庄股盛行，短期炒作，给市场的稳定形成威胁；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监督薄弱，目前通过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审核的机制不完善，虚假报表时有发生；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机制不完善，投资者没有更多的风险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涨才能获利，因而，投资者风险大，机构投资者尤甚等。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三、证券市场与银行业协调发展

市场结构调整篇（9）

1、服务业的跨国转移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跨国转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促进服务业跨国转移的动因主要有：一是生产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的国际化。二是以IT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从而为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础。三是WTO将服务贸易纳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全球服务市场自由化不断加深为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服务业跨国转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2、世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

3、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外包国际化（又叫离岸服务外包或海外服务外包）得到快速发展，服务发包市场仍是传统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场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等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之外，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逐渐参与进来，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服务外包的国际化（或离岸外移）及与其相伴的服务贸易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服务贸易总量增长迅速

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917亿美元，24年间增幅超过43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3.6%。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6位。从服务贸易增长率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增长趋势，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24％，远高于美国的10％，英国的11％，服务进口增长率为31％，也高于英国和美国的14%。

2.服务贸易仍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服务贸易都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行业作为支撑，其主要属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以及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微弱，中国的服务贸易仍以传统的落后方式增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代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而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应对国际服务业对中国服务业冲击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稳步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培育生产者服务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加大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特别是加强新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企业在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实现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3、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放宽对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为跨国企业来我国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创造条件。二是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专门政策措施，进行外包企业认定，仿照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息信贷，减免企业开展离岸外包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对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进口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商务环境建设，外包模式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将不断对现有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建立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形成有利于外包市场发育的商务环境。

市场结构调整篇（10）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

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