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技论文篇（1）

(一)课堂导入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老师导入新课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新课程，能够让学生们提高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学生的乐趣，迅速地将思想集中到课堂上，进入学习的状态。比如，初中思想政治课有一节内容《磨砺坚强意志，拒绝不良诱惑》，任课老师完全可以在课堂导入时，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片尾音乐，甚至可以剪辑一些唐僧师徒四人经历磨难、取得真经的电视片断，作为该课教学的情绪引导，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引导效果。运用这样的课堂导入形式，比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口述故事或问题式导入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二)内容展开环节

思想政治学科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最多的环节就是内容展开环节。当前，众多的任课老师在政治学科课堂教学时运用的多媒体，主要是“幻灯片”课件进行教学辅助，这只是用电子文本代替了传统的板书及书本，但内容同样的枯燥，并没有真正利用到信息技术的真正功能。所以，要想真正将信息技术运用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之中，就必须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运用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多媒体技术，比如一曲动人的音乐、一段感人的视频等都能够帮助到任课老师的教学。比如，初中思想政治学科中“遇事要沉着冷静”这个知识点，任课老师完全可以用“司马光砸缸”的视频或动画来展现，同时配上砸缸的声音以及故事讲述的话外音，这比老师单纯地念课文或文字讲述要有趣的多。

(三)学习讨论环节

任课老师在学习讨论环节，将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自主地学习，最常采用的形式有模拟情境及小组讨论。学习讨论环节可以大量地应用信息技术:第一，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课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后，师生们能够通过网络快捷方便地获取资料与信息。学生学会使用网络收集资料后，就能够为其自主学习、思考提供丰富的资料来源、知识来源;第二，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情境模拟经常被用到而且效果大多很好。当课堂上在进行思想政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模拟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提高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比如，情境模拟时全程摄像，能够让学生感觉到情境的真实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模拟，获得最真实的感受，从而加深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信息的理解。(四)总结点评环节总结点评环节是对教学知识点升华的重要环节，思想政治任课老师在这个阶段对整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与点评，不需要应用过多的信息技术。但是，老师同样可以适当地选择背景音乐、电视剪辑、名人讲话录音等新媒体，配合自己的总结与点评，往往会取得特别的效果。

(五)实践提高环节

新课标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增加“教学实践”环节的比重。思想政治学科的实践提高环节应当以实践为主线，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掌握知识、灵活的使用知识，从而获得真正的提高。这个环节虽然大多是在课后开展，但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引导，这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的辅助。比如学生在对社会案例进行分析时，任课老师完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教学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实践提高的目标是体现学生的自主性，教师应当像重视课堂讲授一样地重视学生的实践提高，从信息的获取、传达到实践过程及结果的评价，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实现实践环节的教学最优。

政治科技论文篇（2）

1.调动师生积极性，节约时间和精力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从时间方面来说，是一项非常消耗时间的活动。从从事科技创新的技能上来看，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面不够完善，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从头学起，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时间。从积极性上看，由于科技创新大多基于自身的兴趣，学生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在政策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关照，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对自身价值实现的一种较快途径，更激发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

2.迎合学生的兴趣特点，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思想，使其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把科技创新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能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学生的实践活动中，有目的的进行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切实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更好的达到教育的目的。

3.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培养科学的治学精神科技创新项目的涉及面比较广，在建立一个科创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收集大量的专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资料，以及国内外对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发展方向，学生在了解了这些知识后，对其树立远大的目标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二、依托科技创新活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1.在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中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以教师单方面教授为主，且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德育对学生素质的重要影响作用，造成德育和智育的分离。然而当今社会需要的是综合能力综合素质优秀的全能型人才，在人才培养上就必须把知识和能力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为学生提高实践锻炼的平台，在实践中加固理论知识的掌握同时又获取多方面知识，使学生养成创新和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科技创新的科研培训中，学生对科研的系统有了详细的了解，不仅仅掌握了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的知识，还在实践中学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2.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与其掌握的专业知识同等重要，但就其性质而言却具有性质上的区别，思想道德素质虽然也归于精神范畴，但思想道德素质要以践行为最终目的。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过程不仅仅是领悟而已，更要在领悟的基础上融入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并能在意识的指导下落实到生活。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实践过程，在实践活动的过程里，不断地实地研究，深入社会，一方面更好的了解我国社会各层次的现状，切实感受国家政策方针路线的正确性，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在深入农村和基层开展调查时，学习人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并通过自己的了解和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不同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政治科技论文篇（3）

墨子确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主张“以名举实”。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46“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349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由这种客观世界的实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构成“名”，（概念、观念），“名”是由“实”而获取的。墨子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的，进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梁启超著《墨子学案》，有云：《经》“知，材也。”（《经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维的神经系统）《经》“慮，求也。”（《经说》），“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维）。《经》“知，接也。”（《经说》），“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见。”（即指客观的反映）《经》“忽，明也。”（《经说》），“忽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4个要素：感官、思维、感觉、推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墨子以重实为条件来认识客观世界。他主张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实践。他强调“以察知耳目之实”为“察知有与无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从“以实举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论呢？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他说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说：“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认鬼神，墨子则坚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賊，必得罚。”[2]217“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实际，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当作信条，这是怎么统一于他的学说中的呢？原来墨子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2]251他是为了借宗教鬼神当作推行他政治主张之万能的工具。故他说：“当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来，这样去扩大宗教的作用，将宗教的作用现实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众的服依。墨子为实现其政治改革运动，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一方面宣传教义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借籍其教义去训练信徒，“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去履行教义。《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1204在当时，墨家学派人数众多，多具社会活动能力。《墨子•公输篇》说：“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4]155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势力及其社会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当时社会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坚定性、纪律性、实践性及其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尔后都存于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政治科技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3-0079-01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05定义）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

从上面的概念可以看出，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教育技术，两者都是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值得探讨的是，目前国内对这两项社会实践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括，这就更加谈不上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了。本文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的研究，对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大学科的知识理论进行系统建构，希望对教育技术学或思想政治教育学有一个小小的帮助。本文得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主要从以下3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 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教育技术学是以它的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教学过程的基本特点、要求及其规律，利用技术与科学、教学系统设计与科学决策方法，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

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教育技术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从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等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依据，并且依据各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使它们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教育技术学在自己的实际研究领域中，一定要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出发，总结出、建构出、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并将该理论有效地应用于本专业的符合伦理道德的实践。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美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人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都有联系。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一个的二级学科，它与该一级学科中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而且它们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理论与实践必须依靠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从中吸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以发展本学科的内容。

依据上述，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在一定意义上是属于教育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教育活动。自从教育这一活动一产生，人类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教育活动以及技术活动就会产生，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技术。

二 从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来看

教育技术05定义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学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学以及教学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学习资源是指支持学习的资源，包括教学材料、支持系统、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教育技术学导论，我们清楚地知道，教育技术的研究是围绕学习者的学习进行的，学习是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多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研究普遍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对象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展的关系，揭示、探索如何调节社会环境对教育对象的交叉立体作用，以及教育对象在受环境影响时的能动作用。通过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且通过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的个体行为。

上述关于两者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人。对人而言，从一出生就开始接收教育，而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和资源就是教育技术，另外，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接受各种各样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技术实践活动。

三 从教育技术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来看

教育技术学从本质上说是运用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如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来促进教育教学的。它既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具有社会科学属性。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既不是传统的理科，也不是传统的文科，而是融合两者于一体的具有方法论的应用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是具有阶级性、实践性、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性质，内容的变化，教育的目的，教育的评价都真正体现了该学科的性质。其实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一直都蕴藏于、表现于而且作用于实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那么，不管是教育技术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两个学科的性质都具有很强应用性、综合性以及方法论。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换句话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实际上就具有社会性、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它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活动、技术活动以及教育活动。

综上所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教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通过创造、使用、管理和评价适当的技术性的过程和资源，以实现教学最优化、效能（或绩效）最大化的研究与符合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它是依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运用教学系统设计，通过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现代教育媒体等进行系统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体系。

政治科技论文篇（5）

    正义社会保障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方面来看,在特定社会里科技正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在不同领域取得突破以爆炸方式发展,而不是哪一个方面。对于科技本身来说,社会倡导起到规范作用,鼓励机制起到导向作用,经济利益可以提供刺激作用,但在正义社会所提供的基本铺垫是前者难以取代的。因为它提供了基本的土壤。这种土壤的关键是提供了相互宽容的文化氛围,而不仅仅是种种学说。文化的内部相互协调,冲突的地方形成宽容,彼此提供补充或营养,或产生碰撞,擦出新的火花,产生新的思想,并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互动。互动机制在于保证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特定社会来说,仅仅支持科学技术的某一方面的方面发展或许能够解决科技进步的局部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这个社会科技全面发展的问题,这种科技进步缺乏可持续性。但仅仅关注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没有抓住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关注借鉴吸收整个社会的发展成果,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撑,但应该最终给社会找到原初发展动力。这种原初发展动力就是社会正义,社会的未来话语权。

    广包性学说蕴含的文化背景为科技发展提供土壤

    自由开发式的探讨为各种科学技术的产生提供各种逻辑可能性,因此提供了能够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环境。在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中,社会难以形成广泛共识,但这些学说的共在是处于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相互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可能被解决,矛盾状态可以是相互的取笑、讧攻、排斥、对立,但并不等同于导致战争状态,其结果有可能导致共赢,防止垄断集团的产生,防止利益集团对社会利益的垄断,也防止社会的封闭状态。在共同辩论中,形成共同认识的方面,或者提供各不相同的可能性供人们选择,而且社会制度本身鼓励着各种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使之成为永恒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科技发展有其独特的路径。其一是一个开放社会为科技探索、交流、试验、检验提供广阔的自由空间。其二是不同的利益体有着不同的需求,需求的多元化导致科技产品研发的多元化。其三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容易在集团的边际利益(或者说公共领域)达成共识;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引导着研发资源进入各个领域,而不是专注于某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为什么软件技术诞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也不是在日本、欧洲?这与社会文化、政治模态、技术选择相关,而能够使电子科技取得领先发展,则由美国的文化决定。这种文化不仅仅包括良好的创新机制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包括创新的文化土壤,为科技的产生、更新、发展打下基础。“美国科技和经济发展通过自主创新而后来居上。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传统是其文化的积极方向。美国较早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科学管理,较早地将研究开发机构纳入企业的核心部门,较早地把‘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的理念,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制。在美国,大科学和开放式研究机构使科技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密切联系。风险投资能从真正意义上得以实施。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包容性反过来成为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二战’后至今,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7]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知识精英社会担当不同任何人都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都要受到文化的影响,但如何使科技工作者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是文化本身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作为科技工作者应该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避开各种干扰,有着一种责任意识,这是创新性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如果这些责任担当总是被文化所掩埋,那么这种文化将滞后,因为它使科技工作者责任和方向迷失。“在这一系列‘偶然’的历史事件背后,不能说毫无其必然性……证明中国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文化中存在某种阻碍科学发育的‘深层结构’”。[3]511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认识多局限于儒释道层面,更加专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科学技术知识沦为奇技淫巧。就像散落在草丛中的小蘑菇,偶尔露一下头,让人欣赏一下,不可能形成体系,撑起一片天空,摆脱不了另类的命运。因此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统治者合流,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和奴隶;一条是与统治者分道扬镳,对抗世俗权力。“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不是内生的,而是输入的”。[3]511中国的传统文化难以诞生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但时至今日,科学技术已在中国落地开花。结果最终如何?还需要不断反思。因此,在审视一种文化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一种创新机制,如果没有创新性,那么是否能够植入创新机制?如果能够,也不失为一个创新性社会。解决不好植入的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或许又将被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所掩埋,或许再出现一次“儒、释、道、科”合流。科技的锋芒将会被中庸之道所折损。摆脱不了成为别人二手科技交易市场的命运。事实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在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学术领域;学术领域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哪里还有学术?官成为科技工作者追逐的对象是件可悲的事情,但在中国却是事实,因为官掌握着各种可以分配的资源,能够给他带来利益,能够带来所谓的价值,如果科技成果附属于各种资源、利益的时候,科技偏离了它本身所应有的航向,失去自我价值。科技工作者的价值没有能够体现,科技工作者也没有能够得到尊重。那么创新性的国家如何能够建设好呢?“如果官场的风气是唯官之命是从,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盛行,则领导决策者早年在大学里的科学技术训练也难以转化成科学理性决策的实际成果,甚至还会被其所累。科学决策需要广泛征询专家意见,众采各家的理性建议,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集中”。[7]

    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机制

    根据罗尔斯的政治建构理论,社会可以主要地分为两种政治模态:强政治模态和弱政治模态。弱政治模态能够承担强大政府。“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是个变数,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标准加以衡量”。[8]弱政治模态主要特点:社会制度化,社会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公权力弱化,政府管理扁平化;公民权利增多,社会参与广泛,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问题讨论展开充分,社会政治精英责任减小;经济社会问题外化,对外力图拓展国家生存空间,其拓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科技文化的领先优势。“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果如此,政府就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8]强政治模态的特征是政治垄断,社会利益集团统治,政治文化单一;政治精英排斥异己,长官意志明显,社会等级复杂,寻求稳定是社会的主要工作之一,社会不愿面对新的经济政治力量,没有勇气迎接社会改革,统治模式单一;统治集团强调对经济、社会价值的利用;利益集团相对缺少对社会的反哺意识。因此政治走向往往会偏离或改变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导致社会内部的困境和紧张局面。虽然可以在某些方面取得科技的发展,但难以形成全面提升,难以在基础科学领域出现繁荣局面。(一)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技的关注方式不同比如研究资金的分配,弱政治模态社会基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将以洒胡椒面的方式来分配研究资源,使得各个领域都能够普遍得到支持,相对来说,公共事业领域占比较大;强政治模态会集中大量资金于少数的领域,统治者常常会出于社会稳定的需求,把资金投入统治事业领域,以增强政府的威慑力。(二)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侧重不同强模态政府会促进技术领域的发展,但基础科学领域难以取得突破。因为基础领域的科学理论突破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单有经济资金的支持和保证是不能够促使基础领域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基础领域的发展不是以直接利益为前提,也不以直接利益为目的。技术则不同,技术领域的投入会给社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三)不同的政治模态对教育的干预范围不同作为科技发展基础的教育,不同的政治模态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弱政治模态多实行多元化教育,允许多种教育理论和方式并存;强政治模态出于垄断的需求,愿意寻求单一制教育理论,引导教育向单一制方式发展。(四)不同的政治模态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决定作用不同技术进步总体上与社会需求相关,社会需求决定技术进步;技术论证则与政治文化相关,文革时期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问题,以政治代替学术,分不清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把技术论证当做正确的批判错误的,先进的批判落后的,而技术选择、技术方向则与政治模态相关,什么样的政治模态会选择什么样的技术方向。尤其在尖端技术领域,政治模态还决定技术再进步。(五)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科技精英的态度不同每个政治集团都是这样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内包含着以政治集团首脑为中心的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的精英。强政治模态常常以元政治集团形态出现,政治上的排斥异己集团,会导致异己集团政治的毁灭或消失,也意味着这个集团精英阶层的流失或失去话语权。这是强政治模态的一个关键的弱点,而弱政府以广包式理念,兼蓄并包,左右两派,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六)不同的政治模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态度不同弱政治模态没有为社会文化的发展设定限制,而强政治模态则可以从政治角度限制。主要强政治模态社会由于利益集团的单一控制模式,使社会向着所谓的理想化状态前进,常常会导致社会发展的扭曲。在政治与科技的互动关系中,政治总体上处于主动地位,科技的发展为政治进步提供社会背景。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模态、政治结构对科技的进步作用机制不同。在深刻把握政治对科技的作用机制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其他社会科技发展的方式和路径,有利于我们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政治科技论文篇（6）

关键词 企业科技 思想政治 研究分析

科技人员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科技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教育、提高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不仅是企业各级党工团组织的重要职责，也是引导科技人员自觉承担企业发展的重任，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当前企业科技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应当从实际难点出发，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持续改进，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一、企业科技人员思想政治工作难点

（一）科技人员具有独特个性特征

科技人员一般具有良好的知识背景和较高个人素质，劳动成果多以技术发明、工作创意等形式出现，有较强的自主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科技人员容易具有怀疑精神，不盲从，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不少企业忽视科技人员的个性特征，思想政治工作采用统一模式或者简单的理论宣传和说教为主，难以得到科技人员的认同。

（二）科技人员研发工作压力大

科技人员对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先进性承担直接责任，普遍面临较大研发压力。为满足企业持续创新，解决技术难题，多出成果的需求，科技人员往往耗费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时企业的思政工作如果没有注重创新和贴近科技人员实际需求，很多时候变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影响思政工作的预期效果。

（三）企业对科技人员成果导向的评价模式

现代企业产品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领导者更容易倡导科技人员工作中的竞争，更关注科技人员的工作成果和为企业所创造的效益，往往选择成果导向的评价模式，对科技人员思想政治观念的培养重视不够，有时甚至会出现冲突的情况，这使得思政工作较难深入开展。

二、企业科技人员思想政治工作建议

（一）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对企业科技人员开展思政工作，应注重对工作内容的创新和丰富。1.在理想信念宗旨教育上，不局限于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论引导，可以共同的价值观塑造为核心，通过对企业的忠诚度、研发工作中的品牌意识、积极主动技术交流等更贴近企业实际的内容着手，让自觉工作意识强的科技人员把理想信念、企业文化融入到个人价值观之中。2.思想道德教育中，应摒弃简单的道德批判，注重引入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比如从对研发压力的疏导，特别是对研发失败的心理疏导、科技人员获得成就感、责任感和认同感的精神诉求等方面，真正落实尊重人性，以人为本。3.廉政和法纪教育中，注重企业科技人员对技术泄密等相关专题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避免因埋头科研或疏忽大意产生的违纪违规现象，引导科技人员参与廉政机制建设，预防科研腐败，技术寻租等现象产生。

（二）转变思想政治工作方式

企业科技人员长期从事创造性工作，一般思维严密，自信有主见，因此，开展思政工作时应特别注重方式方法，注重刚性约束与柔性导向有机结合：1.避免纯理论说教，更忌强制性命令，多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工作方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自主意识。2.强化情感体验式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教育基地、典型事例的示范作用、反面教材的警示作用，多提供适合科技人员的研究式、讨论式、启发式等小型灵活的组织活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能入景入情。3.要坚持正面引导与工作实际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科技管理与服务等工作结合起来、多做深化、内化的工作，使科技人员在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推动下与企业共同进步。4.要尝试将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效果的评价融入到科技人员的成果考核评价机制中，制定符合科技人员特点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队伍建设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保障，企业在建立专业思想政治队伍的同时，基于科技人员群体的鲜明个性特征，从科技部门内部产生的兼职思政工作人员更熟悉群体个性。可在科技部门建立一支群众性的思想政治队伍，做到专群结合，以专带群，将思政工作开展得更深入细致。其次，科技部门的思政工作人员自身应具有更良好专业素质，并在实际工作中，注重为民办实事，靠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带动科技人员，成为科技人员值得信赖的朋友。最后，思政队伍建设出成效，离不开企业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企业领导要在舆论和政策上关心政工人员，为政工人员顺利开展工作，特别在解决矛盾，缓和化解冲突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牛萍，曹凯.关于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若干思考[J].中国青年研究，2013.5.

[2] 张军，龚建立.科技人员成长的阶段性激励[J].科技管理研究，2002.5.

政治科技论文篇（7）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政治科技论文篇（8）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政治科技论文篇（9）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激发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而文化科技中心户，为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借助文化科技中心户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对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文化科技中心户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

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是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工作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以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有的学者按载体的性质划分为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有的学者按形态划分为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有的学者按状态划分为动态载体和静态载体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笔者认为，从便于研究的角度看，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可以划分为传统载体和新型载体。继承和改进传统载体，寻找和运用新型载体，是创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两个方面。文化科技中心户作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载体，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者用。灌云县农村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对分散，各乡镇对农民难以集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各乡镇以往都是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作媒介，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报刊杂志，到乡、到村不到户，大部分农民想看看不到；广播，灌输式的理论学习，农民不爱听；电视，滚动式的枯燥文字，农民不爱看。针对这一基本情况，县委宣传部经过对全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发现各地都存在着一批“邻里关系好，甘为群众跑”的农民，在此基础上，调研人员又外出考察学习后，推出文化科技中心户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靠文化科技中心户把党的政策法规、自己的经验理论、上级部门送来的技术、周边农民的文化等送到农户，把思想政治工作做进农家。文化科技中心户是新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载体。

二、文化科技中心户是牢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抓手。

政治科技论文篇（10）

展读张妍博士的新著《信息时代的地缘政治》，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深感这是地缘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一部新的力作。作者在综合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科技作为打开地缘政治发展历程内在奥秘的钥匙，系统考察数千年来科技进步与地缘政治的互动规律，提炼出对信息时代地缘政治的规律性认识，为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借鉴。

提出“科技权”，是该书的一大创新。该书从把握国际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地缘政治形态以及先后出现的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等理论，指出：人类的科技水平开辟了怎样的空间，就会引领地缘政治实践发展到那里，科技进步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越来越直接而关键，贯穿地缘政治发展史的核心线索是科技力量。其后，该书总结信息时代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认为信息革命创造了地缘政治“第五维空间”――信息空间，信息时代地缘政治的战略制高点在于“信息权”，追求“信息权”引领下的“五权合一”成为大战略方向。由此，作者提出“科技权”是推动地缘政治演进的终极力量，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地缘政治权力构成、力量对比、空间关系和国家战略。虽然此前也有一些学者作出过科技发展导致地缘政治变革等判断，但鲜有像该书这样历史跨度如此之大、理论架构的系统性如此之强的。

该书提出的地缘政治权力新公式是又一亮点。作者以陆、海、空、太空和信息“五维空间”描述信息时代的地理空间状态，提出长期以来地缘政治权力一直遵循如下公式――掌握最前沿科技+控制关键地区或区域=地缘政治主导权。在信息时代，由于“科技权”的最高形式表现为“信息权”，以“信息权”为先导的“科技权”将越来越直接作用于地缘政治发展，地缘政治权力公式应代换为――领先信息革命和高科技创新+控制信息及海陆空太空五维空间=世界地缘政治主导权。熟悉地缘政治的人都知道英国战略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和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理论。相对于前人以某个地理区域定乾坤的研究方法，该书所提的新公式无疑内涵更丰富、视野更宽宏，研究方法也更综合多样。

该书对地缘政治实践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信息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创新时代。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世界变成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地缘政治的内涵与外延空前拓展，对世界各国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作者倡导树立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全球性战略思维，前瞻性地提出中国提高“科技权”的全方位地缘战略建议，旨在促进我国和平发展大业在信息时代顺利进行。总体看，该书对于信息时代地缘政治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内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也为新时期国家有关部门制定适应时代需要的地缘战略提供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该书兼具学术创新和政策意义，凝结了作者磨砺多年的思考成果，值得学界和政策研究界重视。我国正面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的时代机遇，政界与学界交流互鉴、形成合力尤为重要。该书作者张妍博士任职于政府部门，而能坚持学术理论探索、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贡献心力，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学术与政策相结合的意义，是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