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技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4-25 14: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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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技论文

篇(1)

墨子确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主张“以名举实”。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46“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349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由这种客观世界的实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构成“名”,(概念、观念),“名”是由“实”而获取的。墨子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的,进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梁启超著《墨子学案》,有云:《经》“知,材也。”(《经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维的神经系统)《经》“慮,求也。”(《经说》),“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维)。《经》“知,接也。”(《经说》),“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见。”(即指客观的反映)《经》“忽,明也。”(《经说》),“忽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4个要素:感官、思维、感觉、推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墨子以重实为条件来认识客观世界。他主张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实践。他强调“以察知耳目之实”为“察知有与无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从“以实举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论呢?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他说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说:“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认鬼神,墨子则坚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賊,必得罚。”[2]217“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实际,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当作信条,这是怎么统一于他的学说中的呢?原来墨子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2]251他是为了借宗教鬼神当作推行他政治主张之万能的工具。故他说:“当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来,这样去扩大宗教的作用,将宗教的作用现实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众的服依。墨子为实现其政治改革运动,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一方面宣传教义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借籍其教义去训练信徒,“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去履行教义。《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1204在当时,墨家学派人数众多,多具社会活动能力。《墨子•公输篇》说:“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4]155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势力及其社会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当时社会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坚定性、纪律性、实践性及其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尔后都存于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篇(2)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于教育将会极大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将会带来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模式、教育过程的深刻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探索政治学科素质教育的实践中,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已由开始时在优质课、示范课上的“表演”,逐渐向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迈进。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呈现方式、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因此,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整合的研究中,努力提升自身信息技术素养,讲究科学与实效,使信息技术真正成为学生认知、探究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及利用信息技术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实效。

一、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整合的重要性

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整合,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微观和宏观、历史与现实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课教学容量和效果,对思想政治课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促进学生学习的兴奋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巨大内驱力。正如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所说:“一切有效的活动须以某种兴趣作为先决条件。”教学实践证明,学生一旦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就会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学思想政治课系统地讲解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理论常识,是一门科学性、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往往容易上成抽象的理论课或是大道理堆砌的说教课,显得枯燥空洞,学生兴趣不大,积极性难以调动。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生动、形象、感染力强,利用它设计出仿真直观情境,能把思想政治课课本中抽象的理论和原理用直观的视、音频的形式表现出来,为学生创造学习知识的实际情境,通过声、形、色、画刺激学生的感官,诱发他们的好奇心,从而充分调动起学生全面参与学习的热情。

(二)有利于化解教学难点

从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来看,基本概念、原理和观点较多,内容抽象,理论性强。在教学中,教师如果囿于理论的演绎,将会出现“教师头头是道,学生头头雾水”的现象。而利用多媒体处理信息方便快捷,教师精心选择好、设计好流程,合理解释和演示,通过其声、画、形把思想政治课中的概念、原理等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的、形象的东西,使学生易于理解,便于记忆,同时能牢牢掌握,在教学中也就容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把教师从繁重的备课、讲课中解放出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如在介绍“运动与静止的关系”时,我制作了这样一个课件:画面一是高速行驶的列车,车上有乘客,车外有树木;画面二是列车在一个运动着的透明球体中运动。通过这两个动画,学生就很容易弄清楚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关系。

(三)有利于活化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理论性较强,与中学生由特殊到一般的认知特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鉴于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材内容,辅之以鲜活、生动、真实、直观的多媒体技术,将声音、图像、动画、文字等融为一体,利用其直观、形象的作用,将教学内容化静为动、化远为近,超越时空界限,模拟再现我们所需要情景,使抽象概念具体化,深奥原理形象化。

(四)有利于促进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

网络技术还可以实现远距离师生互动,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跨时空的交流与合作,使45分钟的课堂教学从时间与空间上得以延伸。信息技术使师生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变为平等、和谐的关系。这种转变从而使思想政治课实现了对人的素质的培养,而不再是围绕知识传授转圈子。

二、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运用目的不明确

运用多媒体目的在于优化教学结构,提高教学效率。然而,一些政治教师对此并不十分明确,很多时候只是为运用而运用。如果是运用多媒体投影课本上已有的文字、图表,就仅仅局限于对教材材料的机械翻版和简单重复,或是用多媒体代替板书。这些,都是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错误理解和运用。

(二)课件设计喧宾夺主

在课堂教学中,每次使用多媒体课件要解决什么问题,必须十分明确。可是我们许多政治教师设计的多媒体课件,既有精彩纷呈的画面,又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解说,结果片面追求视听效果,没有注重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际效果,甚至忽视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真正目的——强化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帮助学生有效地学习政治思想理论,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在课堂教学中,这种喧宾夺主的课件,不仅达不到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目的,反而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冲淡了教学主题。

(三)课堂容量过大

多媒体具有强大的直观显示功能,可以使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大量的教学内容。但当这些内容超过了一定的“度”时,多媒体辅助教学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课堂内容过于饱满!往往是教师连续不断地向学生展示搜集到的事例和材料,却没有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思考、活动时间,并且忽视了对学生学法的指导。

(四)课件内容的选择不够恰当

有些政治教师在制作和使用多媒体课件时,喜欢选择一些动画、漫画图片,或随意性地选择一些比较陈旧的材料进行教学,忽视了新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忽视了思想政治课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真实性、时效性较强的特点,结果直接影响教学目标的实现,导致教学效果不明显。信息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制约了课堂教学效益的提高和“三维”目标的实现。

三、推进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有效整合策略

(一)要转变教学观念

信息技术只有真正同学校的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目标、教师的教学过程以及学生的学习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它才会发挥出巨大的教育价值。教师掌握信息技术的高低,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成功整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对教学过程重新设计,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由传统的“教师学生”单向模式转变为“教学、媒体、学生”三维互动模式)和教学组织形式,使得以讲授为主的传统的班级教学发展为班级教学、小组教学(小组媒体教学法、微型教学法)、网络教学(交互式网络教学法、远程教育)并举的局面。这些变化都要求教师必须首先转变教学观念,研究新型教学模式,将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学科教学目标、教学过程尤其是学生的学习过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教育价值,推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程。

(二)要明确整合的原则

先进的教学技术不等于先进的教学方法,先进的教学技术也并不一定能产生好的教学效果。当前思想政治学科信息技术和课堂教学整合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研究,如:信息技术如何与课堂教学整合;多媒体技术下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多媒体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的结合;适合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多媒体软件的类型;多媒体软件的评价标准;多媒体教学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影响等等。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可以使教学行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有实效,信息技术的发展才不会陷入盲目之中。

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目的性原则。(2)最优化原则。(3)服务性原则。(4)启发性原则。通过情境设置,引发学生思考和讨论,洞察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5)适度性原则。

(三)要切合学生实际

在网络课件使用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提出明确教学要求,布置学习任务,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加强指导,不能把网络课上成“牧羊课”、“网络浏览课”,对学生放任自流,浪费时间。

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有机整合的互补关系,要注意避免将多媒体设备当作“现代化的黑板”、“知识的灌输者”来使用。因此,新形势下教师在努力提高自身使用网络、多媒体技术的水平和课件制作水平的同时,还应积极学习和研究教学理论、教材、教学方法。唯有此,才能真正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媒介,构筑思想政治新课堂,完成培养适应时代要求新型人才的育人任务。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8-0099-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思政理论课教学中实施“课题制”教学模式,引导90后大学生带着中国化的诸多理论问题深入基层,调查当下中国社会民生、舆情、经济、生态等现实问题。由此不但缓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满堂灌”的压力,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还能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调查分析的良好学习习惯,逐步养成不唯书、不唯师、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精神,最终促使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形成。但随着逐步深入推广,课题制教学模式的实践目前却存在着“学生参与课题的表面化和形式化;课题研究的重复性和低层次性;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质量普遍不高,应付了事现象严重”[1]等问题,课题制教学流于形式,直接影响了思政理论课的学习效果。造成上述种种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指导教师在课题制实践过程中的方法问题,有学生课题研究中的方向把握问题,有课题研究学习目标的确定问题,还有考核方式的选择问题。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四个结合”和 “三个调整”是解决思政理论课“课题制”教学模式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关键。

一、思政理论课推行“课题制”教学模式需重视“四个结合”

(一)课题研究和理论学习相结合

课题制教学过程中,课题的选择确立、组织实施和结题报告的全过程,是大学生将与中国国情、民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过程。所以,课题制的实施不能和课堂上的理论学习脱节。指导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带着所学的理论知识,带着渴望在现实中找到答案的问题,通过寒暑假“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服务以及社区援助活动等实践活动形式,接触基层社会,体验民生民情,并在真实鲜活的事例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使学生将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通过实践化为感性的认识,让学生在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提高对理论的鉴别力、判断力和选择力,把中国化的内化为自我情感需要,逐步认同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课题制学习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课题制”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在学中做,在做中学”[2],师生共同参与,将的观点和方法与大学生思想实际和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带动学生实现理论知识和科学观念的意义建构,并促进严谨治学态度和创新人格的形成――这就要求学生要有高水平的学习策略和一定的研究技能。所以,帮助大学生“克服课题研究的盲目性,培养问题意识”尤为重要。指导教师可以利用辩论、对话等形式,逐步引导学生找准自己既有兴趣且又有能力承担的研究项目。另外,指导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带着这些项目积极参与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业计划大赛等学术科技“奥林匹克”大赛,逐步发现和培养一批在学术科技上有作为、有潜力的优秀人才。

(三)课题制教学法与其他多元化教学模式相结合

任何好的教学模式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较多的辅助教学形式。课题制教学法强调对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新观点、新体验。这就需要学生在掌握了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要保证对学科体系的全面把握,同时,也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文字驾驭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此,为了保证思政理论课的教育教学质量,我们必须要建立多元、立体化的教学方式来支持课题制教学实践。在保证课堂系统性理论教学的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络的便捷,建立辅助学习平台,展示一些课程简介、课程规划、案例视频资料、经典著作、政策文件汇集等;设置讨论课,师生共同对某些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重视课题研究的答辩环节,引导学生继续发挥团队协作的优势,充分展现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四)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相结合

苏格拉底主张教育不是知者随便带动无知者,而是使师生共同寻求真理。[3] 把学生从“填鸭式”的灌输思维模式下解放出来,是为了让学生在更广大的空间中得到更多,即“学会怎样学习”。“课题制”教学从课题研究方案的制订、课题小组的成立、研究计划落实、研究方法的选择,到资料信息的收集处理、研究成果的形成和展示,都应自始至终以学生为主体。而教师的主导性则应有全新的阐释――在课题制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在与学生共同将研究方案确定以后,需要暂时退到后台,但并不意味着退出教学舞台,而是要在后台为学生学习、怎样学习提供各种支援。教师要认真构思实践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和具体方案、热心指导学生学习小组课余活动、为学生查找资料提供方便、联系专家小组成员指导学生成果等等。

二、思政理论课推行“课题制”教学模式需解决“三个调整”

(一)调整课程考核方式,过程与结果并重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方式多为闭卷考试①,这种考核方式因其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死记硬背,突出终结性评价,忽视学习过程性和评价的诊断性而长期受到学术界的诟病。

课题制教学贯穿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始终,无论是选题、调查,还是形成最终的研究成果,学生的理论知识架构、逻辑思维能力、文字驾驭水平、科学创新精神,乃至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情操均在此过程中得以集中展现。所以,这就要求该门思政理论课必须对原有课程考核评价方式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增加学生课题研究成果在期末总评中的比重,且重点考察其“兴趣度”、“掌握度”和“实效度”;增设“面试+答辩”环节,考察课题研究团队的综合素质;尽可能地跟踪记录学生平时学习的翔实情况,使考核评价经常化、具体化、客观化,采取过程与结果并重的“齐头并进”式的评价方式。

(二)调整教育目标,分层指导教学

课题制教学的目标是根据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的需要,通过相关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政治、思想、道德、法纪、心理、审美等方面所要达到的质和量的总的设想和规定,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中国化理论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4] 由于学生的水平层次不能整齐划一,所以,在思政理论课的课题制教学实践过程中,在确立教学目标时不但要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兴趣关注点。针对学生的多层次性,分年级、分专业、分批次,逐步推广课题制教学模式――这样才能满足学生内在需求的多元化。指导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分层(文理工艺的学科差别)、需求分层(升学、考公务员、创业等不同要求)和兴趣点分层(民生、舆情、经济、政治、心理等不同领域),也可以对课题本身难度进行分层(难、中、易),学生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有能力承担的课题项目。通过这种分层指导教学还可以解决教学目标与考核目标不一致的矛盾,更能有效地激发不同层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

(三)调整师资定位,加强师资自身知识储备

传统教学指导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课题制教学的实施。教师要想成为这种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就必须重新定位。思政理论课教师通常有着较强的思政理论功底,但课题制教学模式则更注重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教师的主要任务就转变成“激发学生对探索求知的责任感,并加强这种责任感”[5]――这就要求思政理论课教师必须完成以下转变:从“知识单向灌输的专才”向“能够开发专题、设计教学流程并全面组织教学过程的通才”方向发展;从“单一研究理论问题的理论型教师”向“更注重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复合型教师”转变;从“对教学中一般问题的研究”向“国情民生问题研究”方向转变。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作为万物的灵长,人区别于物并称其为一个人的根本依据在于人具有主体性。鉴于此,重点关注“四个结合”和 “三个调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激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才是课题制教学实践模式的关键。

[注]① 近几年高校在逐步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与三个代表概论》等已经是开卷考试。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慧芳.课题制学习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

[2] 王升.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篇(4)

计算方法的特征及应用结果说明

篇(5)

直到目前为止,政治课给人的印象始终是讲大道理、背死教条、死记硬背、枯燥无味。这里有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也有我们政治课自己的原因,如果教学与学生实际相脱节,与学生认识水平相脱节,结果学生听起来必然索然无味。要使学生学有所获,知行统一,就必须合理安排课堂教学,从学生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目标的入时政。这要求教师必须掌握教材,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处理教材,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用精练的语言准确的传授基础知识,揭示知识内在联系,教会学生在体系中把握知识。在此基础上,合理利用课本事例,恰当引入时政。从而使政治课教学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为了使引入的时政事例具有针对性,教师要注意博采,广泛选材,电视、广播、报纸、网络都是选材的常用信息渠道,要注意精挑细选、归类存档。一般来说这些材料最好是学生熟知的,别总搞独家报道。独家报道虽可以引一时之趣,却会使学生感觉到距离千里。因此我常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生活、本市晚报等学生熟悉的材料中选择。学生常有“怎么我没有想到?”“原来个中竟有如此奥妙!”的感慨。渐渐也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这种平凡中寓神奇的感觉,这种教学使学生体会到政治课对生活的指导性,由此激发学生探索精神和求知欲,并培养了良好兴趣下的自主学习精神。这比传授知识本身具有更大的意义。

二、 在预习中引入时政,激发学生主体意识

为了使学生深刻理解课本的精神,提高课堂效率的关键是激发学生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预习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引导学生搞好预习,我设置了“预习通知单”,一般预习通知单的设置要讲究方法,否则预习变成了家庭作业,会使学生感到厌烦。根据教材合理设置问题,巧妙引入时政是设置预习通知单的关键。如讲到“纸币和通货膨胀”时我设置了这几个问题:

(1) 你手中有五圆假币,你会怎么办?这么做的原因?

(2) 若你父母明天都涨一级工资,你认为一定是好事吗?

(3) 物价是不是越低越好?

这样,从基础知识出发,小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到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恰到好处的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实践证明,学生希望得到这样的预习通知单,他们感到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未知世界在等着他们探索、发掘,而基础知识是采掘机。

三、 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传统政治课以教师讲授为主,往往造成“一言堂”的结果,为提高参与意识,我主张积极进行教学形式的改革。变政治课的“引人入睡”为“引人入胜”,使学生活中求获。具体的说我用以下几种方式在日常教学中加强时政训练。

(1) 知识点评

指在预习通知单的基础上,先让学生结合自己实际发表观点,列于副板书。然后,通过传授分析掌握新知识提高学生认识能力,课堂小结之后,请学生点评先列的观点,教师予以总结。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学生学习基本理论的目的性和趣味性,培养了,学生运用基本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下作业再设置拓展型的“学而用之”:你还能用这些知识分析那些现象?从而顺利完成知识迁移。

(2) 时政快讯

政治课不仅要重视课内所学,还要不断开阔学生视野。如果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结果是非但圣贤书没读明白,窗外事也一无所知,学生视野狭窄,能力低下可想而知。为此我特设置了时政快讯栏目。时间一般是一周一次,但不确定,若重大事件发生时,甚至可以一天两次及时报道,组织者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教师。内容可以是国内外大事也可以是班内或学校的新闻。期末评选出反映知识点、热点的最佳新闻和典型材料的报道,对报道事件及时准确、报道效果反映很好的通讯员予以奖励。时政快讯活跃了课堂气氛,开阔了学生视野,使学生树立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思想。

(3) 自由论坛

我们常说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但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课时所限、教学内容多的原因,真正让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我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自由论坛栏目。在这个自由的时间里,学生就某个问题畅所欲言,或辩论、或演说、或私语,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论题的确立、会场的组织都是学生,教师是配角。回顾一下,曾有许多热点问题我们讨论过,以政治为主,也有别的方面的,如:家庭投资与股票、再就业、大学生不包分配,科学幻想、以及中学生早恋等,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合理评价他人的观点,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水平和能力,教师可以发表意见,但话不宜多,重引不重论,否则,限制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力的培养。在自由论坛里,学生感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主动发现问题,明是非、辨美丑,不经意中形成了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高层次的能力。

(4) 课本剧

课本剧是指为强化教学内容,根据课本题材组织学生编演的舞台剧的一种活动形式。一般来说,语文课的小说单元、外语课的口语训练常采用这种形式。为提高政治课的参与意识,我在立足政治教材的基础上,改进了这种形式以适合本学科教学的要求。具体作法是以教材知识点或某一社会热点为内容,借鉴成功电视栏目的形式如: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由学生担任记者、主持人、嘉宾,编演案例。在讲解《税收及其基本特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框题时,我采取这种形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小组为单位,评比出最佳主持人奖、最佳构思奖、最佳表演奖,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了基础知识,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了全方面的素质。

实践证明,把以上多种教学形式灵活运用于课内、课外,彻底地改变了传统政治课给学生的印象,使学生变厌学为乐学,变被动吸收为主动探索,拓宽了视野,发展了能力,带来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篇(6)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对社会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和的价值,并把其作为介入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4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正如20世纪法国著名结构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的开篇就写道:“毫无疑问,我们都读过《资本论》,而且仍在继续阅读这部著作”7,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哲学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读法”来重新阅读《资本论》,以便恢复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对的信仰,这样一种“保卫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阅读《资本论》的主要的哲学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因为《资本论》首先或许最终是一个文本,尽管马克思从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现在文本中,他更关注文本的实践意义,但是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很难获得这份突破文本而抵达历史的自信,或者说支撑马克思信念的哲学根基已经动摇了,尤其是20世纪初期在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以及最终波及到整个社会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似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结构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和阐释还依然有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资本论》应该属于马克思所深处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至少马克思这样认为,否则他就不会坚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学的和真理的),这并不是说《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而是一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试图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和话语结构,并通过考察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检验这一系列话语结构及其辩证运动是否能承载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叙述任务,这或许也是处理的“遗产”以及偿还其留下的历史“债务”10的一种方式吧。

篇(7)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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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9-0045-02

史学界对“同文馆之争”的原因、经过、性质等问题,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析,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争辩过程中洋务派提出的“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张少有论述。本文试从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一、从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体的扩大

在古代中国,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传承科学技术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但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对士人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

1840年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和“西学东渐”的序幕。作为“西学”重要内容的西方科学文明,开始传人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中国先进人士的共识。

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学文明的器、技层面(即所谓“坚船利炮”和“长技”)。由于传统的社会分工,在时人的言说中,工匠成为当然的引进西方器、技的群体。如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中,“师夷长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介绍,人们渐渐认识到,“坚船利炮”和“长技”的背后隐藏着科学原理,而高深的科学原理却是中国工匠难以掌握的。

成书于1861年的《校邻庐抗议》(冯桂芬著),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主张,标志着先进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已从器技层次进到学理层次”这里的“西学”是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学科在内的自然科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以往论者所忽略的地方),冯桂芬还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要素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冯桂芬指出,输、佳之巧至难也,非上知不能为也;圬镘之役至贱也,虽中材不屑为也。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必不合之势矣,此所以让诸夷以独能也”。普通工匠很难掌握精深的科学原理,而能够掌握科学原理的“聪明智巧之士”,却鄙薄体力劳动,不屑将之应用于生产实践。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冯桂芬在的前夜,从理论上预料到了即将兴起的近代军工企业发展中的难题。

几乎与《校分庐抗议》问世同时,洋务派掀起了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和创办军工工厂的浪潮。据统计,于1866年底“同文馆之争”发生前兴办的近代军工企业有:1862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在生产实践中,洋务派果然遇到了冯桂芬所料到的困难: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就不能不去学习作为这些技术之基础的科学原理,但高深的科学原理又是工匠难以掌握的。1864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弹虽与外洋规模相等,其一切变化新奇之法窃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认识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劣势:“今之入局学造者,内地正匠耳。执何伐柯,所得者不过彼柯长短之则”。工匠科技素质的落后,造成军工企业生产的枪炮、弹药等很难达到西方先进水平。“愿为者不能为”的难题,成为洋务派实现自强理想的障碍,迫使洋务派拿出解决方案。如上所述,冯桂芬认为只有士人才具备掌握科学原理的智力条件。洋务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试图将士人引入学习西方科学的队伍。

二、“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漏洞

1866年12月,洋务官僚奕新奏请朝廷于同文馆中“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并建议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此举遭到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的顽固官僚的反对,遂引发了一场围绕同文馆应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而展开的论争。这场论争被后世史家称为“同文馆之争”。在论战过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张。这一思想主张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它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理层面晚清国人有时称际西方科学为“理学”、“理科”“理”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范畴,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领悟(即所谓“格物穷理”),属于人的心智活动。奕新等人奏请招收科甲正途人员人馆学习天文、算学,正是基于智力条件的考虑:“查天文、算术,义蕴精深,非夙知勤学用心之人,难以渐窥底蕴,与专习外洋语言文字之学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员“研经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专,程功自易”洋务派还进一步将西方科学纳入儒家“格致”之学的范围,认为“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这就对士人研习西方科学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能够在文化心理上减缓引进西学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一方面,洋务派为了吸引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一再强调“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体力劳动的心理。这对于消弭“能为者”(士人)的顾虑,进而解决“能为者不屑为”的难题,无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务派之所以选取士人学习西方科学,乃苦于“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人手”的现实,认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说,士人学有所成后,须用所学知识来攻克军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关以及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一按照冯桂芬的说法,就是“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洋务派相信,“愿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识方面的指引,其“不能为”的问题也就得到解决。

“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论上不失为一套解决“愿为者不能为,能为者不屑为”难题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逻辑思维E的误区和漏洞。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这套方案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给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洋务派高估了士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方面的优势对引进西方科学的难度认识不足。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与西方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经史之学见长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学方面,并不如洋务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顽固派就曾敏锐地指出,“窃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细,本系专门之学,与策论等项不同。每有学问索优而不明历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词章,盖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数学必归于实测,聪明异用,难易攸分”。洋务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学习西方科学的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深受“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的华夏文明中心观的影响。而顽固派否认士人的优

势,并不能说明顽固派已经摆脱了华夏文明中心观的束缚。因为顽固派否认士人学习科学的优势,是为了论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较洋务派更为狭隘。

其次,洋务派用“理”来指谓西方科学。将西方科学形而上化,客观上规定和强化了士人以冥思、领悟的方法来学习西方科学。这种方法与西方科学注重实验和操作的实证方法背道而驰,却被广泛地应用到洋务学堂的科学教育中,最终严重限制了科学人才的培养。1896年,李端椠在总结三十年来洋务学堂办学经验的奏折中就指出,“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器图,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自无实用”。直到1897年,梁启超还强调用“触悟”的方式去学习西方科学:“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栋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神洲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用与不用之异也”嗍。从深处说,这是“空谈性理”的传统文人心态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务派精心挑选的士人,将面临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学习西方科学,二是指导工匠进行生产实践。但洋务派似乎始终忽略了一点:学习西学是一回事,指导工匠又是另一回事。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样是顽固派观察到了这一点。顽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员明其理,悉其源,将来造轮船时,势必引绳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纷纷探明江海水势浅深,教水手运用制敌之法,有如是之劳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认,顽固派确实看到了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同文馆之争”还关涉到洋务派与顽固派围绕引进科学的人呢才要素、技术管理等问题进行的论辩。而这正是以往学术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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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上来看,有的国家设置共享税,有的国家不设置。目前,采用专享税形式的国家有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德国实行按比例分成的共享税;美国则按照共享税源、分率分征的方式建立独立的中央税与地方税体系。我国在分税制改革中,大体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但目前我国共享税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共享税设置过多。在我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均为共享税,甚至本应属于地方固定收人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也带有收人分成的痕迹。

2、共享税设置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不应该设置为共享税的税种设置为共享税。如增值税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主要是从兼顾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经济利益出发,但增值税与地方的经济利益关系密切,而税基流动性很大,作为共享税存在税负转移问题,会导致地区间税基与税源的争夺。又如个人所得税作为政府收人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从其税种性质与功能来讲应该划归中央。又如资源税作为共享税也存在着不少弊端。资源税作为共享税不利于国家资源的合理开发、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自然生态的保护和环境治理、不利于打破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不利于地区间的公平竞争等。又如证券交易税作为共享税有失公平。证券交易税来自全国,而受益的只有中央与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共享税设置的不规范还表现在共享税的设置不是根据税种的性质、事权与财权相对等的原则,而更多考虑的是中央与地方财力的划分。如按照行业、所有制形式和重要性(是否重点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等标准设置共享税。

3、共享税中中央所占比重过大。中央共享比例过大削弱了地方可支付财力和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挫伤了地方政府和地税部门的积极性,而且打破了分税制改革中建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的平衡格局,不利于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完善。中央与地方税种的划分应建立在充足税源,税收体系健全的基础之上。我国财政体制的现状是地方税收体系尚不健全,但同时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共享税中中央所占比重过大也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的扩张。

二、共享税设置必要性

共享税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央与地方税收比例的调解,一般来说不可设置过多,否则会造成中央与地方税收征管上的恶性博弈、影响中央与地方的税源和税收体系。共享税设置的必要性取决于在按照事权与财权原则划分中央与地方税种后,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比例是否合理。在当前的税收收入条件下,若将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作为中央专享税,其他税收作为地方专享税,中央税收占全国税收的比例为70%左右。若加上预算外收入资金,中央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0%左右。相对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理想度来说,可以将上述税种作为中央专享税并且不设置共享税;但相对于现行中央与地方税收比例而言,在地方税系尚未健全的前提条件下,若不设置共享税将导致地方税收收入的大量减少,见表一。所以在当前形式下,设置适当的共享税是合理的;但长远来看,只要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初次划分能够达到财政的分配平衡,就没有必要设置共享税。

三、现行分税制下共享税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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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在学科建设、教育理念的更新、课程设置与教材的改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等方面,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了较大进步。

一、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及问题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有待改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连接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信息桥梁。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缺乏系统性。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这四方面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其中政治教育是核心。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坚持以意识形态教育为主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缺乏针对性。有些教师没能根据学生的思想情况,没有充分研究他们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感到困惑的疑点问题,更没有系统地通过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学生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结果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难以适应时展的要求。

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硬性灌输。硬性灌输的表现是教育者单向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价值理念,忽视受教育者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感受,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教育内容。二是忽视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教育,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使学生将基本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安全和经费的考虑,一些学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实践教学活动流于形式。

(三)教师队伍建设的水平有待提高。

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与思政课的主渠道地位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专职教师数量不足。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数量不足,大班上课的现象比较普遍,制约了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教师综合素质亟待提高。这里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理论修养、教学科研能力、人格魅力等方面。三是部分教师缺乏教学热情。高职院校中部分老师由于教学时间较长,导致了一种教学上的疲态,同时,因科研压力较小,缺乏一定的动力,致使他们在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充沛的热情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一种教与学的恶性循环。

二、增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对策

(一)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比较研究,这不仅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世界各国高校对大学生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一般不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是使用公民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等说法。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如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公民教育、历史教育、经济交易、法制教育、宗教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等;而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则包含公民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此外,发达国家也很注意在各学科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这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课程教学中,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多种手段和不同媒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教育和隐蔽渗透[1]。要改变单一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除了课堂讲授法外,还可以选择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法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为我们所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教学,可以超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的限制,使大学生有机会体会和观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有助于他们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引导力。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素质。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是立场坚定,综合高素质较高的教师。对于高职院校教师的个人素质提升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二是高尚的师德有为人师范的品行和个人魅力。三是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四是将理论教育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实施教学。这些要素涵盖了成为一名优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努力方向和目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队伍应该是一支由教学领军人物、中青年带头人、骨千教师构成的队伍,既包括广大骨干教师,也包括专业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2]。

三、结语

总之,增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地位的认识,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多种适应时展的要求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科学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借鉴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经验,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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