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形式论文篇（1）

    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2）

1.1“传统范式”

政治学虽然是一门科学类学科，但最先的发展也是从大自然环境中发展而来，所以具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传统范式，即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以促进政治学的更进一步发展。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及发展中“传统范式”研究形式的影响力很大，为后面政治学新型研究范式――科学范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理论基础，使科学范式更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及研究。

“传统范式”研究模式为：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若具体体现如下：第一，进行研究之前先对无生命物质进行观察，然后根据相关理论将物质属性确定，并提炼出观察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假设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如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政治学发展对人有什么影响？等问题的提炼；第二，根据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假设，以进一步确切出问题研究方向，为下一步的实验验证确定目标，如假设人可以是由多种物质组成、人与人是相互联系的、人与大自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是理性和自利的等；第三，根据假设进行实验设计，设计时要将社会相关因素考虑到其中，如社会运转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因素，以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第四，证实理论（假设），经过实验结果了解到，人是在多种物质共同发展的基础进行生存和生活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人与自然及社会均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大自然及社会发展变动均能影响人的发展，这一实验结果符合政治学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思想。故通过“传统范式”来研究政治学是能够促进政治学发展的，最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我们要学会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以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1.2“科学范式”

“科学范式”是在“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传统范式”方法研究下，虽然能够有效研究和验证出政治学理论，但这只限于现有的知识理论，而“科学范式”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通过“科学范式”能够分析和研究出现有政治知识理论以为的相关理论，所以“科学范式”通常情况下都与“传统范式”一同使用。“科学范式”的实现是在“传统范式”研究结束后，带着得出的结论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实际验证，并在实际生活进行新的开发。

例如，在经过发现问题提出理论假说设计实验证实理论（假设）后，我们就需要将已经经过实验证实的政治学知识理论带入生活，“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带入我们的朋友圈，即得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论；将“人与大自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带入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环境污染现状中，得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能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论。

2政治学研究及建立

第一，要在政治学建立过程中凸显智慧价值，因为政治学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都人类智慧的汇集，能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能够体现出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即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任何事物都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及自然的长期性发展，理应在政治学建立中得到高的重视和尊重；第二，我们要用多角度、多维度及多层次的思维去研究政治学，并利用多种方法将政治学中不同理论相互联系在一起，以实现政治学的合理建设及高效建设，为政治学的下一步研究奠定良好的知识体系基础。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3）

2.教学课程设置改革“：85方案”—“98方案”—“05方案”的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基础不断得到完善，经过“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改革完善，其课程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得到了丰富与发展。这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随着时展主题而不断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变迁为线索，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的现代化科学化改革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3.教学理念创新：对政治—人本—发展—逻辑的关注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处的社会地位变化而实现从‘政治自觉’到‘经济自觉’到‘人本自觉’的嬗变，发生了从‘物本’向‘人本’的现代化转换”［1］。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对生命、发展和心灵的关注［2］，符合学生生命成长和教育教学规律。

4.教学内容整合发展：对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高校思想领域以教育形式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行考察，对政治性内容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内容和本质规定，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发展变迁的不变主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众多影响党执政合法性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民生问题，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环境、设施的教育价值利用与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传播途径的利用与再造，公共性活动的开展及其价值引导来进行。”［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性”关注与“公共化”转型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5.教学主体互动：“主体性教学”向“主体间性”教学转型随着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交往、交往实践哲学等理论逐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视野，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征逐渐显现，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共在的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维定式，从平等的视角、和谐的视角、人性的视角观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突破了主客二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跨越，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逐渐引起重视。

6.教学方式丰富多样：由单一教学方式向多元教学方式转型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方式发展来看，出现多元多样教学方式并用的态势：“研究型”教学［4］、对话教学［5］、体验式教学［6］、启发式教学［7］、混合型教学［8］，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现代转向

从系统要素视域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涉及教学主体、教学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环境等要素。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90后”大学生期待“什么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谈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遭遇“实效弱化”、“情绪极化”、“信息乌托邦”、外源“负能量”等现代性困境。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从整体体系层面加强多方面的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管理体制机制、重视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完善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条件保障外，还要逐步补强“短板”：一是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二是教学方式的生活化；三是教学主体的主体间性化；四是教学环境的“文化化”；五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1.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政治化、理论化、知识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根据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在教学课堂中施加给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政治内容。

（1）促进教学内容的时代化契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在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遵循教育与学生成长的双重规律的前提下，注意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认知性。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构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在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中增加生命教育、核心价值教育、廉洁教育、交往教育和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着重建构主动学习和契合学生认知水平。

（2）守住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其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导的理论和价值观的灌输、宣传、教育、内化等，其教学组织管理体制由政治制度规定，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也需要政治权力支撑。在实际教学内容中，如“纲要”课教学内容重历史史实，往往不经意间在突出“历史”的同时“淡化”了政治，出现了使“纲要”课由政治课演化为历史课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

（3）提升教育内容的知识化增量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和知识性，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化、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灌输与内化的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等；另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放置于西方现代史的时空场域中，运用中西方比较视域进行分析，分析理论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把握教学内容的时空逻辑。此外，还要注意将教学内容与本地史结合起来，特别是教学区域所在地的地方历史与时代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载体，如乡土地理、民风习俗、革命文化、历史人物、社会变迁等等，及时有效地进行教学。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融入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这样的教学内容才能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2.教学方式以生活化为中介：与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相结合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仅仅用意识形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方式方面需要将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作生活化处理，以生活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实践和主体生活结合起来。

（1）坚持“灌输与对话”的统一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优秀传统。当前部分“90后”大学生中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灌输理论，就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因而，要在继续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灌输的同时，需要克服将理论灌输原则与具体的教育方法等同起来的“生搬硬套”，注重借鉴运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孔子的“启发式”方式，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的方式启发大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

（2）注重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90后”大学生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的特征：同质性表现在寝室成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素质、专业或年级方面基本相同或相近，由于长期在一起生活，还会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每个成员的文化背景、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由于出身、经历、成长环境等差异而导致个性品格也不同。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从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际出发，注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理论探索的需要、解除困惑的需要、主体参与的需要、情感交流的需要，培养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

（3）注重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课程，理应是公共价值观的有效传播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理应是社会公共事件的专业阐释者，是公共价值观的践行者”［9］。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路径、载体、手段，乃至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会日益突出地体现出公共性。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具备公共关怀，具有问题意识和公共意识，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培育具有公共的人格和公共事务能力的大学生主体。在教学方式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教育方式，采取一些形式把大学生推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如积极开展以假期社会调查为主的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实际，思考社会问题；结合“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参与社会实践或周末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践教学活动，增加教学方式的公共关注和教学主体的公共性参与。通过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关注和公共化转型，将封闭的课堂教学与公共的社会交往连通，改变理论的系统灌输向价值观念引导、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转变，让大学生主体拥有真实丰富的价值观心理体验与公共参与。

3.教学主体以主体间性化为核心：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性力量，实现由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的主体间性转型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内在诉求。

（1）教师要有言传身教、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主体自觉综合看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承担着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之时，还要承担着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师生比”高，承担的教学任务重，同时还要承担学术科研、职称评聘等压力，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三种“劳动”，即脑力劳动（理论武装、教学改革、教学科研相长）、体力劳动（多校区办学、跨城办学、跨区办学的奔波）、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学科意识、学科认同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专业热情和学科自觉是重要的问题。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从“组织领导、思想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师德师风建设”等外部条件保障方面做出了制度性规范与条件保障。同时，有了外部保障和条件支撑外，还需要教师主体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学科意识和学术精神的培养，注意内在素质的提升，关爱学生，用自身正确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达到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境界”，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

（2）教师“主动教”与学生“主动学”的转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备的教学艺术、学术能力及知识深度和广度相比其他课程可能要更高，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从教学艺术、学术能力、知识增量提升教师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潜力，这是赢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和“点头率”的重要前提，也是真正实现从“要我教”到“我要教”的转变的内在自觉。从课堂教学而言，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师“独白”教学模式，转向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讲授与讨论、情景互动教学结合，形成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的探讨式教学模式，让教师“独奏”转变为师生“合奏”，让学生“动”起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3）教学主体力量的整合与互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群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导师等教师队伍群体；三是作为自我教育主体而存在的个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主要是专职教师及部分学生兼职辅导员等，因而要将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与学生工作者、党建工作者等主体相互互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党建、学生事务工作者角色互动。一方面，通过整合学校党建工作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主体力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的补充力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职教师也可通过参与党团组织的大学生课外活动，如大学生社会实践、“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达到主体力量的互动与整合，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另一方面，要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载体与大学生社团活动载体平台互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把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延伸到课外活动和课外时间中，通过“师爱传情，以情感式教学感动学生；对话引情，以对话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激情，以自助式教学激励学生；课间寓情，以快乐式教学愉悦学生；课下延情，以延伸式教学打动学生”［10］，改变部分学生对政治课的抵触心理，实现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

4.教学课程环境以文化化为重点：建构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教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产生发展过程中影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主体等要素的社会空间存在方式。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环境,即除了受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中观环境的影响，还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微观环境的影响。

（1）通过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加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创造物，包括两方面：一是高校发展过程中以外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校园基础设施、校园环境布局和校园建筑等校园教学环境直观的表现形式；二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课程、课时表、教科书与教材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对于大学生必须习得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的要求等在内的课堂教学物质文化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环境育人功能建设，加强校园人文景观建设，挖掘环境育人资源，美化育人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环境建设，广泛开展以体育、娱乐、学术科技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材建设、教师队伍、教学媒介、实践教学、课堂文化设施等课程物质文化建设，开展如学术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专题讨论、情境扮演等活动，利用影视频资料的形象生动性，契合文化媒介的特质加以传播与强化认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治学风格、政治素质、心理素质等。

（2）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强化规约为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必须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制度化规范；二是渗透于教学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化建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业化、知识化、科学化、时代化的知识制度化体系，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课程管理、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学科制度化体系和管理制度化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推动渗透于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入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见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的“规训”功能。

（3）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精神文化环境加以熏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精神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一种由师生长期创造的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环境，包括校园的精神文化氛围和课堂教学精神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优良校风、班风、教风和学风的营造等。通过塑造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建设学习型校园、廉洁校园；通过建设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班级教学文化，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围绕学习、成长展开的交往文化，营造良好的班风；通过明确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的价值，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准则，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使教师既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递者，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建设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风；通过学生的自觉学习，提高学习的内在积极性，把蕴含在学科课程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发挥精神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作用。

5.教学体系以系统化为归宿：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行动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中，要有价值理念引领，以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为中介，发挥专家、教师与学生三个主体作用，强化学术与知识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生长与成才统一，建构让“学生受益和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教学体系。

（1）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是教学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教材体系规定了特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教学体系是教材体系的拓展和延伸。这要求教师既要具备专业知识修养，又需要增加自身知识的交叉性和丰富性。在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实际，吃透教材，融会贯通，把握教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发展脉络与思想精髓基础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意识，促进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辅助活动相结合，在吃透教材、确定所针对的问题、设计个性化教案、精选教学案例、合理使用多媒体、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度高的教学辅助环节、倡导师生心灵互动等基础上构建内容精致、层次分明的教学体系。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学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后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较为微弱，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以及对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某种不良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①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门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时，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只是政治学尤甚。

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处境，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笔者认为，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应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要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②由此，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③第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④ 第三，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⑤ 第四，“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一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二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三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

第四点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但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⑥这一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发挥政治改革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变化：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关于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综合分析，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政治导向。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其对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减少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支撑。笔者认为，对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变革的研究不能放松，体制效能研究也不必过于偏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⑦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他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一国的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政府形式意义更大，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在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关系方面的反思。对于西方而言，其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因此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与体制结构研究及展示相冲突。只是说实证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体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开对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不可逃避体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设”亦不应仅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还应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如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提高对话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注释】

①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5）

知识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由各种势力交锋争执之后形成的话语构成物。于是，福柯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话语与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把权力的运作当作主要的研究课题。至此，他的“话语”已经突破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是指一种生成于社会历史并由社会历史赋予了特定意识形态涵义的语言形式，其核心理念是要打破意识形态幻象，“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则，并对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哪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这一洞见指明话语构建的知识或“文本”绝不是自主自足的，而与“政治”交织在一起。而福柯理解的“政治”也就是他所说的“权力”:“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

总之，正是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将“文本”与“政治”联系起来了，从而对文化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文本”———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都是以“建构论”语言观为哲学基础的，是运用符号系统进行“编码”的产物，是话语的建构物。另一方面，在文本或话语建构物的背后显然又暗藏着“权力”或“政治”的操控，尤其牵涉到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的微观的文化政治斗争，涉及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阳性政治、同性恋政治等后革命的政治冲突。既然文本建构往往认同于某种政治或价值立场，并将其“合法化”和“自然化”，所以，文化批评的文本解读必然带有解构性、颠覆性和政治性，“就是要透过分析而暴露出在‘文本’里———所谓文本包括语言作品与非语言的文化建构物———隐藏着的价值观与其建构动机，指出其建构时所隐藏的内在矛盾，看出它扶持提倡哪些价值而压制了对立的价值或假设”。因此，文化批评也就必然会成为“文本的政治学”。

索绪尔的“建构论”语言观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给文化批评提供了学理依据，文学现在被视为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冲突的场域，传统的文学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对文本的分析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上，文学批评几近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例，让我们来看看作为“文本的政治学”的文化批评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就是，将文学文本看作西方推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话语方式，认为它们参与了对妖魔化的“东方”身份的建构。萨义德在考察“东方学”的学科谱系时要追问的是:“还有哪些种类的学术、美学和文化力量参与了像东方学这类帝国主义传统的建构?语言学、词汇学、历史学、生物学、政治经济理论、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学中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他认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西方话语表述系统的产物，涉及到东方学的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等各种文本，无不成为此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著作中，萨义德缩小了研究对象，“由非文学形式转向文学形式”，尤其集中于小说，去揭露叙事文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共谋关系。他认为:“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将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被故事所决定。”

这里，萨义德意在强调，叙事的背后有强大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叙述权威的模式，另一方面是作为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的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结构”，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资产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譬如，英国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是新世界的创建者，他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并拥有这片土地。一种很明显的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使鲁滨逊做到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意识形态在风格上和形式上直接与为巨大殖民帝国奠定基础的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相联系”。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看来，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话语的建构物，反过来又都参与了话语背后的权力或意识形态运作。布兰尼根指出:“新历史主义给文学与历史关系研究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从简单地将历史事实依附于文学文本，转向对文本参与建构和维持权力结构的话语构成层面的复杂化理解。”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历史，对于文学而言也就不存在固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打破了旧历史主义文论的“反映论”思维模式。“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前提，就是它把文学看成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处。……它认为‘文学’与形成文学的‘背景’或它的‘反映对象’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它认为历史和文学都是一种‘认识场’，是‘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是‘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观。一是不同于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文学文本观。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中，格林布莱特针锋相对地提出要破除形式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同其他文本一样的社会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二是有别于解构主义的文本观。抛弃了“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思想，新历史主义成为“一种将权力关系作为所有文本最重要的语境而置于优先地位的批评解释模式。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它将文学文本视为权力关系成为可视的空间”。总之，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视为更大的文化语境和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学文本参与了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生产。

在对文化批评的生成学理和操作路径进行全面地梳理之后，我们再来看它与审美批评之间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一)哲学基础不同。文化批评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建构”论，认为人的主体性以及整个文化与社会生活都是以语言或话语为中介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现成给予的。因此，以人文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依托的传统的“作者”和“读者”观均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他们都只能作为被话语—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建构和控制着的、抹去个性差异的“位置”而存在。审美批评的哲学基础则是朴素的实在论，尤其突出情感性评价，非常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心理，文学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读者的情感体验，将其视为鲜活的生命活动，而不是符号建构。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2--0156---02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的思想品德为对象的特殊实践，故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必要存在方式之一。对于这个命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视角进行解读。这个解读分为二步，第一步要论证文化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二步是阐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

一、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

文化是现代人使用步骤最高的词汇之一，但熟知的不一定是真知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海德格尔曾说：“当你们用‘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无所不在，人每日每时每刻、世世代代生活在文化之中。创造着丰富多彩文化的人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文化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和阐释。

文化是什么?让我们考察一下中西方关于文化的规定也许会找到些迹象，在西语中，据语言学家考证，文化(culture)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有了训练和修炼心智的结果或状态之义，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科学等。到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运用。汉语中文化词汇的存在是较早的，“文”一般指纹理，“化”则指变易、生成、造化等，“文”与“化”并用构成“文化”这范畴。对文化的词源学追溯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张岱年先生用这段话解释汉语中文化的起源。他指出：“‘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这段话说，治国者要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中西语中关于文化的含义是有所差别的，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注重人的精神修养领域。西语中文化更强调由人的内在生命力而生成的价值规范。无论中西都强调，文化是“人为”的和“为人”的。

对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的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争论。大量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至今未成定论。这就要求对文化的研究进行视角的转换，本文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即从文化哲学立论，尤其是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考察文化。前人已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位学者对文化从本体论角度定义。胡适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漱溟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此二者均是将文化从本体论上把握。我国当代学者衣俊卿教授是这样阐释文化的：“文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具有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特征。”“文化哲学所思考的各种文化范畴中的本体性的理解，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他又一次说：“我们可以在文化哲学的视野内对于文化从本体上加以界定”。万光侠教授则直接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显然，万教授是从文化哲学角度立论的，这是一种本体论式的阐释。

文化之所以是人的存在方式根置于人的实践本性，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对象化的产物。既是对象化活动，又是这一对象化活动的结果。而人的实践本性又根基于人之生物性的先天不足。人与动物都按照本能图式的狭小空间生存、活动并走向死亡，人的器官生来就没有为了某种行为而片面地定向，使他成了易受损害的脆弱的生物。这种未特定化既是人的弱点，又是人的优势。马克思在1844年就指出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生产不受肉体需要影响”，并且说，只有这种生产才是真正的人的生产，这恰恰是说人的超生物的本性，即人的文化存在方式。这种文化存在方式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即客观的尺度、真的尺度，体现实践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文化的一个方面。(2)人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即人的内在尺度，这就是善的尺度、价值尺度，正是这个尺度展示了人的存在的价值属性，这是文化的又一基本方面。(3)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美是真与善的合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美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又一方面。这三个方面，即真、善、美，基本涵盖了文化精神的基本领域。故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人的文化存在方式。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是创造文化的过程，而实践活动的结果则是文化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

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部分，它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文化产品，其基本功能是维持个体的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物质文化发展建设最快，它比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经历更为频繁的变革。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人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制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与人类个体生存活动和群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精神文化起源于人类在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时超越这些最基本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需要，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需要。精神文化最具有内在性，最能体现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本质的是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文化是层层递进的，精神文化居最高层，也最难变动、最具保守性，但它一旦变革，则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三种文化之间存在一个张力结构，也存在一个互动结构。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7）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是社会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来改造和影响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或者时代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特定的社会意义。

一、时代性――社会理念与价值导向的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孤立的静止的学科，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我国国内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从教育时代性问题来看，无论哪一种学科，其发展都必须采用时代最新的教育方式与新的教学内容。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其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体现为学科自身的发展水平，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反映了该学科当时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水平。因此我们通常上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是一门独立与社会发展之外的学科，而是深刻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与发展进度的科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如果对思想政治理论体系或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方面关系把握不够的话，极易可能导致教育内容与现实形式相背离的情况，也就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特点，进而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从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从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出发，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影响因素，以中国梦为理想的价值目标与发展前景，在理想道德方面时刻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才能真正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

二、民族性――维护国家统一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都是通过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教育形式来实现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除了民族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形成的固定的民族习惯、、生产方式与社会习俗之外，这种民族性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完善与进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教育内容所在。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与价值理念入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引导人们，就必须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理念的引领作用，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在现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目标。

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理念的教育还体现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采用一种吸收借鉴的态度，充分尊重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尊老爱幼的民族品格与道德理念等等。只有不断吸收借鉴，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才能促进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护。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

思想政治理论的社会性体现在社会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引导与控制上，它一方面约束和规范个人的行为，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又最大化的鼓励个人的创新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与限制，或者引导与激励，又不完全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与制约，个人对社会的适应与贡献，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与群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应有一定的把握。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阶级和国家的矛盾不断深化并突出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但无论哪一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方式，担负着特定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观念、政治立场、道德素养等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这些内容无一不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受教育者价值理念的引导，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其他学科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直接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群体利益的拥有者服务。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各自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体现，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思想政治理论的阶级性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与法制观念教育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政治理论的教育。因为经济作为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基础，维护还是反对某一阶级的政治统治，最直接最明显的是对其建立的生产关系的否定，而维护或者反对某一种生产关系又直接体现为对某一政治统治的赞同与反对。因此，无论任何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代表或者政治统治者，都通常把现实的政治斗争上升为政治理论的高度，进而从理论的高度为其政治统治和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做解释。

总而言之，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增加了新的理论内涵，对这些特点的探究与分析，对我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8）

" 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政治文化传入我国，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汲取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成份，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功能、结构等各个方面日益丰满，生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文化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关系，仅作以简单回顾。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 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 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 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 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 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除以上几点外，一些既有特色，又突出务实精神的研究视点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了学术增长点。例如，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稳定、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化以及基层建设提供的理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识的基础；新形势下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等等主题不一而足，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72-03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独有的文化积淀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是地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依靠地方财政供养、主要面向所属地域招生的高校，生源地方化是其重要特征。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地域文化资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的宝藏和财富，为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宝库、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置身于其中、身临其境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域氛围’和近距离的‘亲和力’以及教育上的方便，成为一种富有潜力和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和利用地域文化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将其转化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资源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作为教育的核心或心脏，课程是实现诸多教育理念的基本途径。“无论是哪一层次的课程建设，都应在现代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按照‘五个一流’的要求，即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从教师队伍建设、教学内容建设、教学方法和手段建设、教材建设、实验建设、机制建设六个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是一门需要借助教材之外资源才能完美实施的课程，又是一门需要教师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教学的课程，更是一门需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发挥其自主学习能力的课程。地域文化资源蕴涵着丰富的课程资源，地方高校通过挖掘其中蕴涵的优质教育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课程资源，可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

（一）能够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核心所在，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和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其内容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体现了大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时代精神，与教学需求基本趋于一致。但由于是全国统编教材，存在着如下不足：一是教材内容主要着眼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共性发展，地方性特征发展不足；二是教材内容中理论性内容偏多，感性素材不足；三是教材内容存在着与社会生活脱节现象，生活性和现实感不强。地域文化资源具有地方性特征突出、感性素材丰富、生活性和现实性强烈等特点，正好可以弥补统编教材内容方面存在的不足。“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作用，地域文化都是作为一种教育资源而客观存在的，它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创造性使用统编教材时，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当地社会实际，对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提炼和梳理，形成教学读本和案例，使地域文化资源中的精华上升到理论教学的高度，使地域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相衔接，实现教学内容和素材的进一步充实、丰富和优化。地域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性、开放性和分散性特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样化途径，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具有的理论性、封闭性和集中性，又为区域文化提供了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维和系统融会的现实机制。所以说，思想政治理论与区域文化虽同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但二者功能释放的方式与特征存在着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互动又客观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功能互补。

（二）能够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方法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表现为理论性的、抽象化的和宏大叙事式的，又是远景性的概念描述和逻辑阐释，普遍存在“一本讲义、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的简单单一教学方式，而大学生更需要的是具体和感性的知识，这种供需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满的―个重要原因。地域文化资源是特定区域内存在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它们具有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特征。因此，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把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能够改变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增加课堂教学的活跃气氛和感染力，使理论知识和学生实际、社会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既要立足主渠道又要实施多渠道，既要立足校内课堂又要走向社会课堂。主渠道就是思想政治课课堂教学，主渠道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特点，采取诸如讲授式、展示式、研讨式、音像式、参与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还可借助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现代科技手段，把地域文化资源展示出来，使学生受到感染和冲击。多渠道就是课堂教学之外的其他渠道，是主渠道的深化和延伸，可选择走出校门，组织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参观工厂农村、采访先进人物等方式开展教学。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方法，可以丰富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空间，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更好满足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需求。

（三）能够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由于课程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教师必须将抽象的理论与鲜活的社会现实和学生有限的社会体验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解决现实中的困惑和思想上的疑虑，而这一过程必须以增强学生实践体验为基本途径，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也就是说，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

全国统编教材提供的只是理论骨架，其血肉需要用丰富的实践资源去构建，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通过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实现实践教学的创新。首先，地域文化资源的丰富内容和思想价值，是地方高校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的先决条件。地域文化资源可开发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程资源，为实践教学提供广阔的体验阵地，为深化、细化和拓展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提供依托。其次，地方高校利用这些实践资源具有地域优势。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资源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具有人、财、物等方面的便利，可本着“就近取材”的原则进行教育化的开发，缩短课程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最后，地域文化资源能够促进知识向行动的转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仅要对学生进行知识构建，更要把理论知识上升为学生的价值观，外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增长知识，进行验证理论和形成新的理论观点。

地方高校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教学模式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学校和地方的合作，创建与课程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基地，将丰富的实物史料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为学生社会实践提供坚实广阔的平台，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课堂内向课堂外的拓展，由小课堂向大课堂的转变。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熏陶，感受地域文化的氛围和底蕴，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沉思，从中得到做人成才的启迪，最终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既可吸引学生的眼球，又可叫醒他们的耳朵，还可震撼他们的心灵，真正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入耳入脑，改变长期以来“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扔笔记”的现状，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是其他课程无法比拟的。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典型性、直观性和生动性等优势，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发掘利用这些地域文化资源，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一）有助于学生“三观”和国家意识的形成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资源运用到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过程，可以引导学生把握其审美意义和道德价值，促使学生了解和喜爱地域文化的优秀成分，培养他们热爱乡土和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和建设祖国做贡献的志向，进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国家意识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国家的态度、情感、认知，也是人们的信念、习俗、价值认同的复合存在形式。国家文化包含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地域的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他们对国家的态度、情感和认知的形成。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地域文化传承是一致的，这与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理念相符合。“家国同构”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古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的层层递进，就反映了“家”、“宗族”与“国”之间的这种同质联系。因此，对于中国国民而言，爱家乡，进而爱国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有助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

人文素质是指社会中的人建立在人文科学知识之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化吸纳，受人类优秀文化熏陶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提升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塑造大学生完美人格的基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人文素质教育是多方面的，而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天然教材，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中担当着不可低估的角色，对于塑造大学生的人文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引入地域文化的优秀内容，不仅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性、生动性、实践性，还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品德修养。换言之，优秀的地域文化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育平台，把学生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素材和切入点，发挥其在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使学生从身边的生活得到文化的熏陶，增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教学方式和方法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主体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仅仅局限于教师开发利用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手段与教学方式方法、重组教学环节等方面是远远不够的。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要实施研究性教学，还包含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向研究性学习转变。所谓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将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平台，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使知识和能力有机融合。地域文化资源或来源于学生身边的事情，或来自于自己的家乡，或来自于自己学习的周边环境，大多具体、直观、形象生动，能够使学生身临其境，并具有亲近感，容易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探究兴趣与欲望。学生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搜集地域文化资源，将学习过程处于可依托性和具体感知性中，促进学生探究问题并形成学习能力，运用所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实现由接受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转变。

三、有利于推动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汇共进

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办学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地域文化孕育和滋养地方高校办学特色，对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指导和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之一就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便是其地方服务功能的重要体现。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搭建了桥梁，对推进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的融汇共进发挥重要作用。

（一）有利于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

政治与形式论文篇（10）

一、引言

 

随着政治关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我国众多学者对政治关联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各类期刊的发文情况来看，较多研究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传导渠道如企业绩效、企业融资、财务救助、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研究，鲜见与政治关联基础理论有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文章对企业政治关联概念界定不一，衡量标准模糊。因此，本文在对企业政治关联内涵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机理。

 

二、政治关联内涵

 

政治关联即“政治联系”，其来源于英文中的Political Connections。自政治关联被提出以来至今，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概念，一般指的是企业高层人员或关键人物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种隐性或显性关系，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文献中政治关联的概念也有差异。

 

国外学者对政治关联概念的界定多采用实例列举方法，国内学者则多是依据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背景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列示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政治关联概念的具有代表性的界定。

 

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政治关联的界定都是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和政治权利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隐性关系为基础而确定的。之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隐性的，是因为二者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并不包括政府参股的形式，因此，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而隐性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界定的政治关联形式均是狭义的，即以企业、大股东或高管本身的政治关联关系为研究对象，而没有把这些主体的连带关系或亲属朋友政治关联关系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从公开渠道很难获得该类隐性政治关联信息或数据。

 

三、政治关联形成机理

 

自1974年Krueger指出，主动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能获得巨大利益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在Fisman把这种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称为“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后，与其相关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并非单纯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现象(Johnson and Mitton，2003;Khwaja and Mian，2005;Leuz and Lee，2006;Fan，Wong and Zhang，2007;Xu and Zhou，2008)。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形成机理是怎样的?本文从不同方面解析了政治关联行为形成机理。具体阐述如下：

 

(一)寻租理论。寻租理论主张，政府行为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影响资源配置，而这些影响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有特权者为了获得这些超额的收益，便形成了寻租活动。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寻租意愿是双向的，政府(或政府官员)把一些规则或标准定的模糊或具有很强任意性，向企业“设租”获取额外收益。因此，存在的寻租空间越大，企业越会主动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这在我国制度环境不健全地区较为显著，在这些地区，政府透明度较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控制空间较大，从而寻租空间也较大。

 

(二)交换理论。交换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互利的，政府和企业通过交换彼此所需资源而使各自利益最大化。对于迫于提高自身政绩的地方政府，为达到要求指标，其可能帮助本地企业获取其所需资源，或给予本地企业宽松的行业管制，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而本地企业在自身获利基础上以高额税收等形式回报当地政府。但与政府达成交换协议的企业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使企业付出了一定成本，企业在获取政治关联带来的外部资源机会的同时，也面临这付出较高社会成本和代价的“嵌入”风险。

 

(三)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任何组织都要适应其所在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企业一方面因于其避害就利、适应环境规则的行为内生于制度中，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制度环境。如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应对制度环境不利因素，并采取手段拒绝、甚至操纵制度要求从而影响制度环境。另外，缺乏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国家政策稳定支持、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正式制度环境中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不得不通过转向行政规则和私人保护方式建立政治关联寻求保障。

 

(四)替代机制理论。替代机制理论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由宪法、契约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组成;非正式制度主要由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等组成。替代机制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替代的关系，当正式制度存在不完善、无法有效实施时，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恰好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从而成为其有效替代机制。在我国转型时期，对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正式制度下应有的保护，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获得。

 

(五)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得到相关的外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和政策支持以及信息等内容。一方面，企业所需外部资源越稀缺、越重要则企业对该资源的依赖性越强，为获得生存和发展，企业会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这种依赖的程度;另一方面，企业与外部资源所有者(或控制者)的交往和谈判能力越强，其生存能力也越强(Pfeffer and Salancik，1978)。政府作为资源的掌握者，其政策对企业经营所需某些外部资源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为获得这些外部资源，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获得稳定、有利的经营环境，以改变其对外部稀缺资源的依赖程度。

 

(六)文化传统理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也仍然体现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中。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同时，传统文化的等级身份意识及行为规则约束，加上在市场竞争中单纯依靠市场化规则发展的限制，使民营企业家意识到改变规则是一个长久缓慢的过程，并不能因为个别企业努力一蹴而就。这些某种意义上促使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为谋求企业的发展，也是其个人层面的政治追求。除此之外，“关系” 作为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构成方式对政治关联也同样重要，我国文化对关系依赖的重视，使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行为受血缘亲情、人情礼仪、协调人际关系等文化规范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