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民族声乐文化现象反思
二、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问题
（一）民族声乐的特性越来越少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主要通过民族声乐演唱和聘请民间歌手示范表演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教学方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各个领域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民族声乐教学方面也不例外，中国在音乐教学方面开始向西方学习，逐渐受到欧美国家的影响，很多院校开始把教学注意力转移到流行音乐上，逐渐忽视了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很多的专业音乐院校或其他学校的音乐专业都去钻研和发展流行音乐，在民族音乐教学上则不去花费时间和经历进行研究和创新，所以社会进步，音乐发展，但是民族声乐的教学还是在原地踏步。很多院校在民族声乐教学中，不再去分析民族特色和民族声乐的具体风格，只是单纯的对学生进行理论教学，教育出来的学生只是知道民族声乐的理论知识，而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一无所知，民族声乐在表演时缺少了民族情感和民族风格的神韵。这样的教学模式严重阻碍了民族声乐教学的多元化发展。
（二）民族声乐教材内容的缺陷性
由于开放国策的执行，欧美文化潮水般地涌入我国，国内的大部分高校也把注意力放在流行音乐上。所以高校的音乐教师和社会上的音乐人士都去研究和创新流行音乐的的形式、内容等，渐渐流行音乐的教材内容不断地完整、具体、全面。民族声乐的教材因为没有专业人士去研究和编辑，还停留在以前的状态。在今天的很多音乐院校，民族音乐的教材还是原始的曲谱教材，音像音响等方面的内容还没有进入学生的必修课。这种现状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主流对民族声乐的不重视，音乐院校的关注焦点不在民族声乐上。另一方面，我国在民族声乐方面缺乏专业人才，即使有很多音乐院校，他们的民族声乐教师的专业能力也十分有限，根本不能进行深入的民族声乐教学研究。
（三）“原生态”音乐的流行使其进入高校民族声乐教学
伴随着流行音乐对我国的影响，很多流行音乐的弊端开始暴露。例如歌词的粗暴，思想的低俗等等，加之我国国内高校对民族声乐教学的忽视，这样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最近几年来，各地的电视节目开始掀起一股民族原生态歌曲热潮。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许多高校开始改革，适当的关注民族声乐教学。开始学习社会上对“原生态”民族音乐的追逐。高校在民族声乐教学上引入“原生态”音乐可以一定程度上丰富民族声乐的教学成果，但是“原生态”音乐毕竟不能等同于民族声乐，使得实际教学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都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三、民族声乐教学多元化的发展策略
（一）保证纯正的民族声乐唱法并不断地进行改善
要保证纯正的民族声乐唱法，高校可以引进“原生态”的民歌歌手，然后对他们进行民族声乐的专业知识培养。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完整地保留民族声乐中的原生态唱法，在此基础上添加理论知识对其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得民族声乐在不失特色的前提下更加自然。除此还要培训他们各种声乐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基本功，从而促进在教学环境中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
（二）重视对民族声乐教材的编写
在我国的大多数音乐院校，民族声乐教材普遍不合理、不科学和不完善，曲谱教材不应该是民族声乐的主流教材，应该以它为基础，不断丰富民族声乐的教材。教材的知识体系应根据实际教学情况不断调整，以适应当下民族声乐教学的需要。
（三）音乐方言课的比例突出
不同民族的声乐都和它的方言有密切关系，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的方言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民族声乐教学时，要突出民族方言的教学，民族方言是民族声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物从起源，开始发展，直到消退，这看似清晰的过程，分析起来竟是如此缓慢，甚至有些模糊。这是由于一些演化而来的事物，很难由后向前追究，也很难用“划分”这样一个词来对如此复杂、缓慢的过程进行“加工处理”。所以，人们仅在此模糊地清晰些，又在清晰中变得模糊。不难看出，从本身就无法言表的音乐艺术到纷繁复杂的民歌发展。人们也很难确立出一个方整、明显的界限。单从这样一个深奥而又显而易见的角度来看，我也会不经意想到“近似”这样一个词了。
汉族民歌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较为惯用的是按照“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其大致可把汉族民歌分为：1.号子(有“搬运号子”“船工号子”“作坊号子”等)；2．山歌(包括“放牧山歌”“田秧山歌”“一般山歌”等)；3．小调(例如“谣曲”“时调”“风俗仪式歌曲”“舞歌”等)。“体裁”分类法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民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用以及音乐表现的方法、特点等问题。
但是，究竟什么是汉族民歌的“体裁”?汉族民歌体裁的划分依据应如何确定呢?“体裁”究竟是指民歌音乐形态上的艺术特征，还是指它的社会产生条件?抑或是指产生和应用场合所造成并限定了按照这一如此模糊不定的“体裁”概念分类，人们对汉族民歌的“体裁”有了不同的理解，于是便出现了多种分类方法。例如“劳动号子”，如果按产生和应用的场合把它定义为“劳动时所唱的歌”，那么“田歌”“牧歌”也是劳动时所唱的歌；但“田歌”“牧歌”的主要音乐形态特征又显然与一般的劳动号子一领众和，具有鲜明的节奏律动等特点不相一致，而更多地与一般山歌节奏自由悠长的特点相吻合；然而，二者的社会生产条件又与一般山歌不尽相同。这就产生了多种的分类方法。“体裁”分类方法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分类依据的不统一所造成的。这些依据中有根据民歌的使用场音分类的(例如“民间歌舞”和“小调”的分法；“渔歌”和“田歌”的分法)；也有按照民歌的篇幅分类的（“大型民歌套曲”）；还有按照民歌的社会功能分类的（“风俗歌曲”)等等。
如此众多分类依据的并存，让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该种分类法的划分标准是什么。这样一种纷乱的状况，对于民歌音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不利的。江明惇先生明确地阐述了他划分汉族民歌体裁的依据，即按照民歌产生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要求所形成的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典型的音乐性格特征。“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民歌的形成、发展以及流传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因而，体裁的问题也很复杂。汉族民歌中多种体裁因素相综合的现象、不同体裁之间相互转化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①也就是根据音乐特征，演唱场合和功用这三种因素进行了综合考虑。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划分标准下，多少是将体裁划分定义作了一个“模糊处理”。遇到不同类体裁出现交集的时候依然很难把握原则。这就好比将几种相互干扰、相互交叉的划分标准混合到一起。当然，其表现出来的分类作用有时也显得有些相互干扰，左右不定。
在本文一开始，笔者提到一个思维意象，就是对于那些原本来自于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发展相对自由、漫长的，体裁相互交叉和渗透的民歌发展过程，所有对它的“规范化”都只是相对的。当然也包括“划分”这样一个硬是要把一潭清水分割开来的举动，其结果也只能得来一滩浑水，以至于最终难以分辨得清。像汉族民歌这样一幅类似于秀美山河风光的图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浓黑的笔墨勾画出它原本已经消失不清的底稿轮廓。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各个部位、各个阶段、各个突出的色彩区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
杜亚雄先生从形式逻辑方面指出，如将汉族民歌进行类似“色彩区”的划分是不当的，因为“色彩区”这一概念是从美术界借来的词语，“通常用来比喻和形容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配器的不同效果。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音乐无色彩。”②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希格尔教授在他关于“民族音乐学”的讲座中说，人类不应仅仅研究声音，还要研究创作的背景，听众听到音乐时的景象，可能这是“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0fMusic)所需要真正研究的方向。希格尔教授对非洲一个叫做“Suya”的部落考察了两年，他对那里的原始音乐发展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了解。在笔者看来，所谓音乐的色彩，就是足以给那些原始部落人们精神上的影响以及使他们由衷热爱和需要音乐的原因。笔者认为，汉族民歌的产生和发展多少也会同非洲原始部落的音乐有些许相同。所以汉族民歌的色彩必定是民歌所要表现以及想要给听者带来的审美影响和功能。如果音乐没有了色彩，人类的艺术也就没有了色彩。
在笔者看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乔建中先生在《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一文中，对“色彩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单指民歌音乐所表现的外在效果。之所以用“色彩区”作为划分的单位，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概念来诠释一下民歌分类的整体形象。如果追究其原因，我们也只能发现，在自然界中内部关联、内在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抓住事物联系的本质，才是分类研究中的关键所在。
民歌作为音乐体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民歌的来源也很有可能代表着民族音乐的起源。民族音乐作为一个贯通古今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现象，由于较强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使民歌保持着基本的特征承袭下去，并且保留着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与此同时，由于人文，社会，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民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当然，也会导致其某一部分的消亡)，由此而产生并呈现出一幅壮阔雄伟的民歌山水画。这是民歌文化发展乃至自然界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从其本质意义上的结构、形成、融合等角度来看，如果用规整的格式、严格地划分，是不能将其分离开来的。既然民歌的起源无法从地理以及文献中确认，民歌的发展又包含了那么多的共性与差别，民歌又在特征以及歌词、曲调上存在着交集的区域，我们就不能为汉族民歌的分类找到一个真理似的答案，将民歌的起源区划开来。于是人们着眼于分析汉族民歌以及文化发展的过程。笔者还是比较同意华夏民族在黄河流域优先发展的同时，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分布着各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各有自己的典型特征，相互之间呈并行关系。由于文化发展的这种特性，就决定着各地产生的民歌有着自己的特色。这一特色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各地汉族民歌起源和发展的区别之处。
在最原始的基础上，汉族民歌在地理、文化、语言、社会、人文、地域、历史等诸多条件作用下，使其本身得以变化、发展。举例来说，语言对民歌的流传和演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民歌的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之所以范围比较大些，显然与当地的语言都属同一语系有关。东南虽然不大，但方言的分支却比较多。因此民歌的分布也比较复杂。通过各种条件的影响，汉族民歌在保持原始风格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发展成为富有多样性，又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歌艺术形式。之所以体裁分类法存在着一些歧义，可能也正是由于此，由于这些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所以，任何想通过一种或几种标准来规范汉族民歌的划分方法都不大可能将其盘根错节的内在联系断开。
音乐的外在表现是音乐最终的归宿，不论汉族民歌在悠悠岁月长河中如何演变、如何更新，它也必须通过某种音乐手段和效果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称这种效果为“色彩”。而汉族民歌在内部保持联系的现象，正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其理清、分化。不然就近似于社会在倒退。根据民歌艺术表现出来的风格差异，也可说是不同的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汉族民歌分为若干个部分。之所以叫“色彩区”，也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引用、概括。我们大可不必追究“色彩区”这一名词的运用是否得当，重要的是，这看似利用事物表面的规律和形式作为划分标准的分类方法却大大解决了民歌分类的诸多“标准混淆”的问题。其实站在历史的舞台上，人们唯一的权利就是用当前的目光来回眸历史。正如汉族民歌发展到今天，也只能是等待我们以当前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风格来认知和研究它。所以，利用已发展到如今的汉族民歌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对其进行学术上的划分，正是符合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应该是最准确、适当的方法了。
汉族民歌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风格各异、有着浓浓乡土之情的心底之声。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民歌代表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内涵。那么就让这来自五湖四海，祖祖辈辈相传的肺腑之声共同诠释华夏民族不朽的声乐文化。
注释：
①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7页.
②杜亚雄著.中国音乐.1993年1月，第10—12页.
参考文献：
[1]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
[2]乔建中著.国乐今说——乔建中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3]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12月.
[4]杜亚雄，桑海波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王耀华，杜亚雄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声乐教育与声乐比赛都是展露心迹与个人情感驱动的不可或缺的双轮。声乐教育与声乐比赛的成功取决于声乐教育与声乐比赛的主体施动者对其所处语境下音乐元素与音乐本真的深刻洞彻与现实体验。思绪终止的卡点，便是音乐飞扬的起点，同时也是声乐教育与声乐比赛发挥作用的地方。声乐教育对声乐比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是在声乐比赛中诠释的艺术真谛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与教育者本身条件的局限，对声乐的教育往往囿于对声乐技能的传授、对声乐流行性因素与风格和内容的追逐，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造成严重缺乏对声乐受教者学生自身条件与兴趣的认知，严重缺乏对声乐作品本身所处语境的关注，严重缺乏对音乐作品所传递出的文化的感知与洞彻，严重缺乏对声乐本身所承载的“以人为本”的声乐的历史担当，往往出现为了音乐而音乐，即为了功利的音乐而进行功利的音乐教学。由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确的声乐教育是正确的“载满”声乐比赛内容的这艘艺术帆船驶向正确彼岸的“压舱石”与“指南针”！
在我国民族声乐教学和探究领域，金铁霖先生既是继续者，也是开拓者。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金铁霖先生为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金铁霖先生一辈子从事声乐学习、实践、教学工作。1960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全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心音乐学院，师从我国闻名声乐大师沈湘教授学习声乐。1963年，他辅导的第一位学生考入中心音乐学院，从此，他和声乐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中国音乐学院恢复建院，他应邀到该院任教，先后担任声乐系副主任、主任，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至今。
在数十年的民族声乐教学生涯中，金铁霖先生始终坚持科学、辩证、务实、创新的精神，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声乐艺术理论的优秀成果，认真探索我国民族声乐教学、艺术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运用更新的理念、更新的视角阐释了他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教学的美学特征和价值理念的理解和思索，创建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充分体现民族气质、民族神韵、民族审美而又和时俱进的中国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为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在长期的民族声乐艺术探究和教学实践中，金铁霖先生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史观，始终坚持既矛盾又统一、一分为二的辩证理念，成功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声乐艺术探究和教学实践，提出了“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有机统一的现代声乐美学标准，提出了“声、情、字、味、表、养、象”有机统一的声乐表演人才培养标准，提出了混声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感觉式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用特有的多维视角不断探索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探究的新领域，为学生的声学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成功地培养出李谷一、、宋祖英、张也、吕继宏、戴玉强等一大批闻名歌唱家和歌唱演员，成功地打造了我国民族声乐的“金氏唱法”和“金氏品牌”。
作为积金铁霖先生长期声乐教学探索之精华的《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充分体现了作者民族声乐教学探究成果的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民族声乐教学中始终坚持的唯物、辩证的理念和追求。这些基本特征和理念追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唯物论强调的是实践性，强调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有机统一和紧密结合。《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它是金铁霖先生长期从事声乐艺术探究和声乐教学实践探索和理论升华的结晶，是声乐艺术、声乐教学实践性和理论性有机统一的产物。
声乐艺术、教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要求我们的探究成果、教学理论都必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且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文集》提到的声乐学习需要经历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科学的自然阶段的“三阶段”理论，启发式感觉教学法，哼鸣唱法、母音练习法、反向提法、吸气提法、支点提法，微笑的运用、哈欠的运用、假声的运用，等等，都是金铁霖先生长期从事民族声乐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是经过教学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教学、练习法简单明了，轻易为教师和学生所把握。声乐教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大多数的教学方法是手把手的教学方法，老师象传统的师父带徒弟一样面传心授，在学生的练习中、在学生的演唱实践中进行指点、指导，教学生应当这么唱，不要那么唱。实践性是声乐艺术探究、声乐教学的一个很基本的特征。
任何一门学科在强调它的实践性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它的理论性，声乐教学也是如此，也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理论来源于实践，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说过摘要：“一个民族要想站在历史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套用恩格斯的话，任何一种民族音乐要想挤身于世界优秀音乐之林，要想站在世界音乐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就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的音乐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的民族声乐来说更应如此。中国的民族声乐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声乐艺术，至今不过只有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它更需要大家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努力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以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我们民族声乐艺术、教学实践。《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文集》既是金铁霖先生个人声乐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结晶，也是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界集体聪明的结晶，是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极其宝贵的理论宝库。
理论来源于实践，对实践有指导功能，同时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声乐理论更是如此。金铁霖先生强调摘要：“古今中外的声乐艺术，凡被人们所公认是成功经验的，都是经过了长期实践考验的。凭空想象、没有经历实践验证地去创造一种唱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习吸收别人的经验，应当通过自己的实践去体验，经过反复地理解和消化之后，才可能吸取精华、为我所用。金铁霖先生指出摘要：“声乐理论可以指导实践、服务于实践，使我们少走弯路，而实践又能验证理论是否可靠和正确，没有实践也不可能有理论。”这就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教学在实践、唯物基础上的辩证法。二、普遍性和非凡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要用相互联系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既有普遍、共同的东西，又存在非凡和差异的东西，是普遍性和非凡性的统一。
《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十分强调声乐教学的普遍性和我国民族声乐教学的非凡性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强调共性和个性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强调既要始终坚持行之有效的普遍的、科学的练习方法，又要应材施教，增强针对性。
坚持普遍性和非凡性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首先着力解决的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声乐教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发扬民族特色的新问题。
金铁霖先生在《文集》中反复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教学，前面加了民族的限定词，因此，顾名思义，它更应当是民族的，首先要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只有民族特色鲜明的优秀民族声乐艺术才能走向世界。意大利的美声唱法、俄罗斯的美声唱法，它们首先都是民族的，具有深厚的意大利特色、俄罗斯特色，以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才成为世界的。中国的民族声乐要想走向世界，立足于世界优秀民族声乐之林，必须始终坚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金铁霖先生就强调指出摘要：“唱中国的作品就应该有个民族化的新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建立民族声乐体系，练习规格化，我们应当有民族自信心，下定决心来搞好我们自己的声乐事业”。
在强调坚持并发展民族性的同时，金铁霖先生也反复强调，要积极学习国外声乐艺术，将他们好的练习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借鉴过来，为我所用。金铁霖先生本人早期就是学西洋美声唱法的，后来从事民族声乐艺术、教学。他深有心得地说摘要：“西洋传统唱法注重声音的统一、圆润、通畅，具有位置高、喉咙开、气息深的特征，轻易获得充分的共鸣，这些对于民族声乐学习也是应当把握的，完美的发声方法是各种学派和唱法所共有的”。
但是学习借鉴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丰富、发展、完善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民族声乐教学。使我们的民族声乐教学更好地为繁荣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服务，使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艺术瑰宝。
坚持普遍性和非凡性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因材施教的新问题，为了更好地增强民族声乐教学的针对性新问题，为了更好地提高民族声乐教学的教学效果、教学质量新问题。在具体的民族声乐教学中，金铁霖先生一再强调，既要努力探索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科学唱法，这种科学唱法就是共性，我们一定要用科学唱法、共性的东西指导学生的演唱练习。金铁霖先生指出摘要：“作为共性来说，不管你是民族声乐唱法，还是西洋唱法，或是戏曲、曲艺的唱法，都需要科学性，科学唱法的原则是共同的，所以，在练习方法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在强调科学性、规律性、共性的同时，金铁霖先生也非凡重视民族声乐艺术、民族声乐教学的非凡性、针对性、个性新问题。他经常强调我们的民族声乐演唱一定要富有个性。他指出摘要：“个性就是说，在把握共性的情况下，你唱的东西，有你个人的风格、特征、表现形式和音色等等”。为了培养个性特色鲜明的歌唱演员，必须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的特色和优势，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
三、继续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强调的是要用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基础的，任何发展变化都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都是继续和创新的统一。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也不例外，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也要积极学习、继续前人的优秀成果和优良传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金铁霖先生十分重视学习继续民族传统声乐艺术，同时又突出强调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他指出摘要：“对于我们中国的声乐工作者来说，还有个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新问题。祖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需要我们去继续和发展。我国戏曲、曲艺、民间唱法都有它们各自的特征，我们应当从中吸取营养，取其精华，认真地总结和提高，还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做好这项工作。”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作为我们自己的声乐来讲。我们也有自己的民族声乐传统和声乐艺术，我们应该有责任来总结、继续、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声乐，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金铁霖先生指出摘要：“时代在发展、在前进，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生活节奏都在发生变化，美的追求和欣赏习惯也都给民族声乐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不论从创作上还是从演唱上，都要有鲜明的时代感，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世界上任何艺术精品都是和时代相呼应的，声乐艺术也不例外。”
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社会的进步，都是继续和创新共同功能的结果。源远才能流长，任何的发展进步都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不能有的态度，继续是必须的；任何事物、任何社会又都是发展变化的，又都是和时俱进的，永远不会停步不前，后人总要对前人有所超越，有所发展，创新也是必须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继续和创新的关系，努力做到继续和创新的紧密结合和有机统一。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广义上讲主要包括传统的戏曲演唱、曲艺说唱和民间的民歌演唱三大类民族演唱艺术，也包括中国民族歌剧的演唱和西洋唱法民族化的演唱等；狭义的民族声乐艺术，则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代人所说的“民族唱法”。本文探讨的民族声乐艺术即是后者。
20世纪40年代，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一些新文艺工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演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他们研究传统民歌、说唱和戏曲的特点和规律，并努力学习这些传统声乐艺术的演唱和表演，又借鉴西洋美声唱法，形成了当时风格独具、举世无双的“戏歌唱法”。这种歌唱方法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民歌演唱的亲切自然和戏曲演唱的韵腔韵味。然而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声乐和戏曲的演唱，可以说“戏歌唱法”开启了中国现代民族声乐表演艺术的大门。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催生了新的民族演唱表演方法，其中尤以郭兰英为代表的把传统的戏曲与民歌唱法，灵活地融汇于新歌剧与民族风格浓郁的歌曲演唱之最为成功。她的艺术经验对中国民族歌唱与表演艺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1949年冬到1950年初，开始了广泛的“土洋”之争。经过自由讨论基本达成共识：新中国唱法应与中国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摄取中国民间传统唱法的精华，有机地接受外来进步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一种以表现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富有民族色彩、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歌唱方法。“土洋”之争对以后声乐事业的发展起到辨清方向、明确道路的作用。1957年的“全国声乐教学会议”明确指出：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民族的声乐新文化。对西洋欧洲唱法要民族化；对民族传统唱法要继承、学习，并进一步发展提高。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声乐教学的方针，为以后我国声乐事业的繁荣和提高打下了良好基础。
沈阳音乐学院1956年率先设置了民族声乐专业。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设置了民族声乐专业。同年受国家文化部和中央民委的委任，开办了民族班，提出“要在保持他们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提高和发展他们的演唱能力。”在王品素等教师的努力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培养出了才旦卓玛、何纪光等非常优秀的少数民族歌唱家。1964年在同志的倡议和决策下，建立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高水平的音乐会与民族歌剧演唱人才。对民族传统声乐要继承和发展、创新，对戏曲、曲艺既要学习，又要融化创造，而不是使其“戏曲化”“曲艺化”。正确借鉴西洋唱法，突出民族风格，努力建立自己的教学体系，制定一套训练方法。发展到80年代，已有许多成功经验并已自成体系。其中尤以中国音乐学院金铁霖教授的教学令人瞩目。他认为中国民族声乐仍是一门新的学科，需要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去充实和完善，要始终把握住“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这个方向，并将其贯穿在教学中。他还明确提出了培养民族声乐人才的7字标准：“声”“情”“字”“味”“表”“养”“象”。金铁霖成功地培养了民族声乐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及大量优秀的民族声乐人才，为民族声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族歌唱艺术迎来了一个万紫千红百家春的新时期。这时期的民族声乐艺术不论是在作品创作的难度、深度，还是对演唱声音的认识、技巧发挥上，以及演唱作品的个性、风度、艺术表现上都突出了时代的气息，增添和发展了民族色彩，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声乐表演和教学方面，一批国际知名的声乐教师和世界级的歌唱家纷纷来中国传经送宝，为我国的声乐教学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国各音乐学院和音乐系逐渐出现了一批声乐教育家，如沈湘、周小燕、郭淑珍等。这些声乐教育家们对欧洲美声学派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打开了我国声乐教学的新思路，使我国的声乐教学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借鉴欧洲声乐技术的同时，如何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声乐，加快对民族声乐理论及教学理论的研究，也成为声乐教育家们广泛重视的问题。在声乐艺术家们不断的摸索实践中，现今我国的民族声乐唱法，在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瑰宝的同时，大胆充分吸收了美声唱法的精髓，在尊重科学发声规律基础上革新求变；在保持我国民族语言、民族风格、民族气概的原则上，在发声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突破。我国的民族声乐唱法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缓慢发展后，目前正以崭新的姿态向前迅跑。
随着声乐艺术的进步，中国唱法的概念也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认可。中国唱法的理论与实践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唱法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声乐传统精华与特点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洋美声唱法的演唱技巧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手段，在深入的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它既不同于我国民族声乐的传统唱法，又和民族声乐的自然唱法有着密切联系，具有时代特征。这种唱法既能演唱民族风格较强的歌曲，又能演唱艺术性很强的艺术歌曲、歌剧及一些难度较大的创作歌曲，并能适应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演唱方法应予以大力提倡和维护。而以金铁霖为代表的一代民族声乐教育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将其完善并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中国民族声乐体系。一批在这种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如、阎维文、张也、宋祖英）的成功，也证明了这套体系的科学性和民族性。这种声音塑造能力强，音色更加纯正，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堪称为当代的中国唱法。因为金铁霖培养的歌唱人才不仅能演唱创作作品，还能胜任大型歌剧的需要，更能驾驭不同风格的地方民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并被广大专业声乐工作者认可和接受且深受老百姓的喜欢和热爱。同时它具有科学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是具有中国民族气派的声乐体系。这就是中国民族声乐的努力方向和发展趋势。
笔者之所以持此种意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金铁霖认为：“中国的民族声乐既是科学的，又是具有民族特点的，这种唱法要被中国的广大听众欢迎、承认、喜欢，也应当具有时代感。”“为了发展中国声乐的艺术事业，我们应当把一切有利于提高和发展我国民族声乐的歌唱方法和经验都吸收过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目的在于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照搬和盲目崇拜，我们的任务是把科学演唱方法的普遍性运用到中国民族声乐演唱的特殊性当中，最终体现出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训练体系。”任何成功的民族声乐艺术，都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科学的技术方法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演唱者必须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音乐沃土之中。我们与西方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审美要求都不同，思想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尤其是语言差别更大，这些差别必然使歌唱艺术的风格特点、气质色彩有所不同。在学习借鉴西方声乐艺术中有用的东西，创造发展我国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时，我们首先必须继承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民族声乐演唱艺术传统，因为它来自人民，在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只有恪守本民族的风格特点和色彩气质，吸取外来音乐艺术的精华，丰富、充实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才能保持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始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第二，金铁霖声乐体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被广泛应用。近年来，金铁霖教授先后举办过五次全国性的民族声乐师资讲习班，为我国培训民族声乐教师400余名；曾应邀担任全国及省市级各类声乐比赛评委150余次，并曾担任哈萨克斯坦国际声乐比赛评委；金铁霖教授被中央民族学院、河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聘为“客座教授”。被第二炮兵文工团、武警文工团等演出团体聘为艺术顾问。金铁霖教授的业绩、事迹曾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幸福的红烛》《今日到我家》《音画时尚》《周末喜相逢》和多家地方电视台等栏目播出，他的业绩和事迹引起世人由衷的敬佩和广泛的关注。近20年来，随着金铁霖教授《民族声乐学习与训练》的出版发行，他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中的各种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正在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许多青年教师以能拜在金铁霖教授的门下学习而倍感荣幸，更多的声乐教师，则通过学习研究他的学说、教学录像录音等，悉心学习金铁霖的民族声乐教学方法，研究领会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精髓。从近年来许多声乐教师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训练方法正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学习和运用。可见，金铁霖教授作为我国民族声乐教学领域的权威，当之无愧。
第三，培养出了一批典型的卓有成就的歌唱人才。金铁霖教授创建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中的各种训练方法，不仅为全国各级各类院校的声乐教师所学习运用，而且通过这种方法培养出大批享誉歌坛、活跃在荧屏的优秀青年歌手。与金铁霖教授有着师承关系的教师们的教育教学成果难以计数，仅金铁霖教授一人亲授的学生当中有近百人在全国或省市级声乐比赛中获奖，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的就有30多人。从培养出我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研究生算起，金铁霖教授已经培养出硕士研究生14名，青年优秀演员研究生班学员15名。他的学生中，李谷一、、宋祖英、张也、吴碧霞、阎维文、刘斌、吕继宏、戴玉强、王丽达、祖海、陈丽丽等这一连串为广大人民群众衷心喜爱的歌唱演员（歌唱家），不仅以他们声情并茂的声乐演艺征服了亿万人民群众，而且他们的音容笑貌连同他们那动人心弦的歌声也一起定格在广大听众的心田里。他们的演唱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和欢迎。
第四，金铁霖培养的学生均具有极强的歌唱能力。金铁霖教授主张：“科学唱法就是表达声乐作品的工具。所以每个人在具体的唱法上是可变的，最重要的是演唱什么作品，声乐作品是决定唱法的关键。”正是在金铁霖教授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硕士研究生吴碧霞既能原汁原味地演绎家乡的传统民歌《洗菜心》，又能声情并茂地演唱戏曲风格的力作《八月十五月儿明》；不仅能将颇具古韵的《枫桥夜泊》演绎得如诗如画，让人如临其境，而且将外国艺术歌曲《夜莺》演唱得出神入化，使人如闻其声，难怪吴碧霞被国际声乐界赞誉为“中西合璧的夜莺”。她的演唱符合中国唱法的基本要求。
总之，面对当今时代蓬勃发展的民族声乐艺术，笔者认为，金铁霖所提出、倡导并取得了丰硕实践成果的声乐教学体系代表了中国唱法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声乐艺术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正如金铁霖教授所指出，中国民族声乐有源泉、有发展、有高度，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喜欢。已经在整个声乐领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民族声乐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承认，并且在唱响着时代的主旋律。民族声乐已经开始走向世界，并且受到各国观众的赞扬和欢迎。因此，它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也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各国选手来参加中国民族声乐比赛，而不单纯是让外国声乐走向中国，要实现这个愿望，时日应当不会太远。正如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所说，“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中国出好嗓子，中国人的嗓子很甜，很美，很富诗意，新的中国声乐将绕蓝天白云而不绝……”我们相信这个理想将会成为现实，中国唱法必将屹立于世界声乐艺术之林。
参考文献：
[1]李晓贰.民族声乐演唱艺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2]管林.中国民族声乐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P135—136
[3]祝红卫.谈声乐教学中中国唱法的训练[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1(2)
[4]崔思蕖.中国声乐发展趋势刍议[J].四川戏剧，2006(4)
[5]冯效刚.从“土洋之争”到“三种唱法”——新中国的声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概述[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2)
二、高师声乐教学中民族性要素的植入
目前高师声乐教学多采取一对一及小组课的教学模式，多是对已有优秀声乐作品的模仿。因为，声乐演唱和其他的表演形式一样，都是表演者的“二度创作”。二度创作既要求表演者遵守音乐作品的基本要求，对乐曲的理解符合原作的基本精神，又要求能体现表演者的创造个性。录音时代的来临，使人们聆听音乐作品的机会前所未有的快捷和方便，但在表演领域，较之按照乐谱理解音乐及其中的情绪、风格，则“兴起”了摹仿固定几个大师“样本”进行表演的风气，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表演者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声乐演唱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乐谱记号转化为实际的音响，使之成为可听的对象；二是把握作品内在的情感、逻辑结构和艺术精神。真正的音乐表演应该是以上两个层次的完美结合。而达到二者的真正结合便需要我们置身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中，从源头感受作品的内涵，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作品的情感，因此民族特色不能丢，需要我们加以保护，尤其是原生态声乐形式，是我们声乐发展的重要资源，“原生态”是土壤，是源泉，“学院派”是经过理论提升和整合后更完整的艺术表现，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对原生性民族声乐艺术的采风过程，因为声乐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我们的生活环境。在课堂上的学习资源是有限的，且都属于二度创作和二度表演，我们需要将教学扩展到课堂外，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掌好地区、民族的民歌。再回到课堂上进行分析、掌握，这样才能够表演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声乐作品，可以采用不同的演唱方式，如民声的、美声的，但是作品的神韵不能丢。
这就要求演唱者要具备更加宽阔的音域和音色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具体到演唱技术层面上来讲就是要求演唱者要在良好气息的基础上还要具备良好的共鸣腔体运用于调节能力。在我国传统的民族声乐具有鲜明的线性音乐的特征和风格，因此在演唱方法和技术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对于共鸣和腔体的概念和要求，这也是线性音乐的声乐作品类型所决定的。但艺术歌曲的演唱则完全不同，因为作品本身更加具有立体性、和声性，音域也更加宽泛，这就对演唱者的音域、音量及音色控制与表现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而音域的拓展和音量、音色的控制力与表现力则必然要依靠演唱者充分打开的共鸣腔体和控制能力。例如在演唱低音区时共鸣腔体的横向幅度要更大，演唱中声区时共鸣腔体的比例要更加匀称，而在演唱高声区时共鸣腔体要更加“竖起来”等等。我国传统民族声乐事实上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和范畴，因为我国特殊的地理、民族、历史和社会原因，虽然可以说我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都创造了独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有着成熟艺术形态的传统声乐艺术种类，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声乐风格的独特性，我国多种多样、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诸多传统民族声乐艺术并没有形成一种较为统一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态。而从声乐演唱语言上来说，我国众多的传统民族声乐艺术基本都以本地方的方言或者民族语言为主，始终没有一种统一的歌唱语言。而艺术歌曲则完全不同，不管其创作者本身讲何种方言，属于哪个民族，都使用统一的官方语言，也就是说我国艺术歌曲的歌唱语言在发音和咬字上是统一和一致的，而这种统一的歌唱语言与方言和民族语言上相比具有更强的歌唱性、表现力和感染力。标准化的歌唱语言在演唱方法技术上也要求更加标准、圆润、通畅、连贯，这些都是个性特征极为鲜明的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所不能比拟的，同时标准化的歌唱语言也更加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和欣赏，因此也就具有了更强的共同性与传播性。可以说歌唱语言的统一对于我国现代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和技术上的价值和意义还远不止于此，歌唱语言的统一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各自为政”的局面，而终于形成了一种具有统一艺术风格特征和审美特质的，能够代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和民族人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声乐演唱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艺术歌曲为我国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和技术带来的改变和革新具有划时代性的里程碑意义。可以说我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和成熟为我国现代民族声乐演唱方法所带来和注入的规范性、科学性、理论性、专业性、系统性的声乐演唱技术要求和规格及声乐演唱理念是以往我国传统民族声乐中非常欠缺的，虽然不能将我国现代民族声乐演唱方法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完全归功于我国的艺术歌曲，但我国艺术歌曲确实为我国民族声乐演唱方法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启发和引领作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在声乐演唱方法上的进步、发展和成功固然是因为成功地借鉴和吸收现代艺术歌曲演唱中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演唱理念、方法和规格，但其成功的最可贵之处则在于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改革和发展理念，在借鉴和学习外来先进音乐艺术的同时坚持和秉承了自身的演唱风格与特征，而这也是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持续进步发展的根本性原因所在。
二、我国的艺术歌曲丰富了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音乐内涵与表现层次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声乐？简言之，以中华儿女熟悉、喜爱的母语文学以音乐语言表达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的声乐作品及其表演就是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换言之，用中华民族的一种语言和风格以声乐形式表达民族思想、感情的艺术种类就是我们的民族音乐。这个定义是由声乐形式加民族的内容和风格组成的。如果把风格作为一个事物，一个分析对象，对它的构成有两种分析方法。一种分析方法是横向进行的，即把它沿水平方向先切为两层，上层是中华民族综合风格，下层是中华民族地方风格。在地方风格中还可切出若干层次，最下的一层也就是最基层可以以县为单位。每县的民歌风格都有区别。如：同是河北冀东地区的昌黎民歌和迁安民歌就不一样，同是河北省的冀东地区和张家口地区的民歌又不一样，而词、曲作者又能根据一种河北风格创作出歌曲。而河北风格和辽宁或陕西、四川风格又不相同，各有风格特色。除了地区不同是风格不同的原因，中华民族还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的声乐风格和汉族又有着明显区别。各少数民族内部因地区不同风格也不同。如内蒙古地区的东蒙和西蒙长调并不相同，每个旗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歌。所以地方风格这一层中至少可以切成省（自治区）、地（自治州）、县三层，有时我们还能创造风格等。那么省、自治区、大区之上呢？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存在着代表作出大区风格的作品，如东北风格、华北风格、西南风格、江浙风格等。整个中华民族共性的民族综合风格，如一听《小白菜》，我们可以说：这是河北风格；一听《阿玛勒火》我们就知道是西藏风格；听了《洗菜心》音乐论文音乐论文，我们能说是湖南风格，可是听了《我爱你，中国》、《黄河怨》、《长江之歌》呢？我们就难以指出他们的风格属于哪一省、哪一县的语言、音调。他们的音调和语言是从整个中华民族风格群体中提炼出的共性，对外国人来讲则是特性，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代表性的特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风格、大气派，我们称之为民族综合风格。这个综合风格处于我国民族声乐这个建筑物的最高层，但它绝不能是空中楼阁，它的营养源泉和根基依然在于建筑物中下层的民族地方风格中。综合风格生自地方风格，又不断地从地方风格中吸取新鲜的营养，反过来也影响着地方风格的发展。风格的事情范围越小，层次越低特性越强，范围越大、层次越高，共性越多，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论我国还是他国、他族的艺术都是这样由横向多层次组成的。我们说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声乐作品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但它们是综合风格，它们不等于《伏尔加小唱》，不等于《小白桦树》，可是众多这样的俄罗斯民歌营养了它们，又被他们提炼为整个民族的经典作品。舒伯特之于德意志、奥地利民歌也是这种关系论文的格式毕业论文范文。我们不能说柴可夫斯基和舒伯特是专写美声歌曲的吧？！我们也同样不能说冼星海、黄自、郑秋枫、施光南等人是美声歌曲作曲家，他们的优秀作品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声，难道不能骄傲地把他们称为我们的民族作曲家吗？！
把民族风格按横向分析后，再把每个民族或地域的声乐风格按纵向切开分析，看看一种特定的风格究竟由哪些因素组成。根据多种声乐作品及演唱的显示，风格由五种因素组成：（1）语言（语音、语句和诗的韵律）特点及其对作曲和演唱润腔的影响。
（2）由民族（地域）审美习惯决定的演唱音色特点。
（3）由民族（地域）审美习惯决定的演员面部表情、体态律动、肢体动作以及由这些所表现出的气质。
（4）该民族（地区）多数人中的性格共性对作品及演唱中两度创作的影响。
（5）由民族（地区）审美习惯决定的伴奏乐器种类、编配及声乐作品中的多声部合作方式。
仅以语言因素来讲,民族地方风格的旋律及歌词肯定是在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有很多民歌和戏曲的旋律就是方言语音音调的美化和延伸。至于民族综合风格歌曲的歌词和旋律音调则是在普通话的基础上我国民族声乐和西方声乐交流，交融的过程开始与近代，变化更明显的阶段开始于上世纪初。西方的演唱艺术先在声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的形式方面产生影响，后来逐渐对歌唱方法本身发生影响。这种变化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人在清代末年国家衰弱，屡遭欺凌状况下的强国富民的要求，是赶上时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要求。只用传统的民歌、戏曲、曲艺形式已不足以表达时代感和民族的集体精神。当然要引进新的因素进行变革。在这个近百年的吸取西方传统声乐艺术的优长和继承我国民族优秀传统的过程中，有保守、排外的国粹主义主张，也有全盘西化，丢掉民族风格优秀传统的倾向。这两种干扰自始至终存在于我们的声乐艺术生活中。但它们没有能动摇一种健康的主流趋势，一种健康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新中国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音乐论文音乐论文，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
五十年代初，声乐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土嗓子”、“洋嗓子”的争论，即被称为“土、洋之争”的一场规模很大的讨论，也是一次重要的中西声乐观念的碰撞。“土嗓子”当时指来自解放区各文工团，未经院校欧洲传统歌唱训练的声乐演员。“洋嗓子”一般指较系统学习过欧洲传统歌唱方法的声乐演员。后者中多数是建国后参加工作，用过去的唱欧洲歌曲的歌唱习惯为群众演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风味的歌曲，感情、语言、风格、表现方法全不适应，群众听不惯，当然不欢迎。于是往往被职责为“嘴里含着热豆腐，听不清字”“声音发抖像打摆子”“两手捧着一柱香，不会动”等。这部分人不服气反过来指责“土嗓子”，“没有歌唱方法，喊叫，嗓音白、扁”对这种争论，国家及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掌握得比较得当，1949年冬和1950年春中国音协和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当时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剧队分别用笔谈、座谈等各种方式组织了多次讨论。这种讨论在报刊上持续到五十年代前半，进行得认真、广泛、深入且富于建设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等文件颁布后，有些省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重新编写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各科教材。有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把戏曲、曲艺纳入教学内容，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一方面浙江省和上海、苏州市都先行了一步。早在1994年，当时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组织编写的小学《音乐——京剧唱段选编》和中学《京、昆剧唱腔选编》，“使全市近二百万学生，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每人每学期学唱一个唱段，积累起来，在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每人可学唱16个京（昆）剧唱段，使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文化教学落到实处。”①浙江省编写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音乐教材（第一版）中，从第一到第三册集中介绍我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京韵大鼓和苏州弹词等戏曲、曲艺形式。以上种种举措的目的就是从基础教育阶段入手，将民族音乐文化纳入教学体系，并力图使其产生辐射效应，希冀着未来的戏曲听众（观众）能从中小学生这个群体中不断产生。
新的时代又提出了新的目标，《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2003年4月）在“课程目标”中就“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对我国优秀音乐作品的审美体验，增进学生对祖国音乐艺术的热爱，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学习了解不同国家的音乐传统及优秀的音乐作品，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使学生初步具有国际视野，有助于培养学生参与国际交往的能力”；又在“内容标准”部分中就“音乐鉴赏”明确规定：“学习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民族民间音乐，感受、体验音乐中的民族文化特征；认识、理解民族民间音乐与人民生活、劳动、文化习俗的密切关系。”②由此看来，无论时展到什么阶段，都应该坚持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
戏曲音乐进入中学课堂，同时也向培养师资的高等师范院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将戏曲和曲艺纳入高师声乐教学体系中。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的音乐师范生都能唱几段京剧，那么，长此以往，就能使我国的在校生都能潜移默化地接受祖国音乐文化熏陶，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③
戏曲、曲艺等内容进入高师声乐教学体系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1.中国戏曲、曲艺的文化定位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社会文化结构，任何一种社会的文化结构都可以分为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三个层次。戏曲、曲艺既有主文化色彩，又有亚文化的成分，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并在此前提条件下，加以保护和正确地引导。将戏曲音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教学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保护和正确的引导方式。由于弘扬主旋律和坚持主文化的需要以及中学音乐教学工作的实际要求，戏曲进入高师音乐专业声乐教学体系便是十分必要和势在必行的。
2.进入高师声乐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戏曲音乐（包括演唱方法）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作为一名音乐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份文化遗产接收过来。现在声乐界所说的民族声乐唱法是专指在民歌、戏曲和曲艺的歌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演唱风格。这种演唱风格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国戏曲唱法,也有别于传统的欧洲唱法。它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声乐教学和实践中,由老一辈的歌唱家和教育家们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总结和继承中国古代声乐歌唱方法基础上,借鉴和吸收欧洲传统唱法的优点,逐渐形成的有中国语言特征和旋律风格,具有中国气派,演唱风格多样化的且科学规范的、形成一定理论体系的中国民族歌唱方法。
戏曲和曲艺进入高师声乐教学体系对声乐教学水平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明代魏良辅所著《曲律》中说:“初学，先从引发其声响,次辨别其字面,又次理正其腔调,不可混杂强记,以乱规格。”④不论古今,在培养声乐人才方面,首先要强调在声音训练中要遵循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戏曲、曲艺方面的训练，在我国高师音乐专业的声乐教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3.对高师的声乐教学有指导意义
戏曲和曲艺的演唱技巧能够给高师的声乐教学带来众多的好处，更能突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魅力，具体表现在：
咬字、吐字方面 声乐演唱和戏曲演唱都是非常注重咬字、吐字的，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演唱方法都是音乐和语言相结合来传达思想感情的一类艺术形式。在高师声乐教学中，有些学生（尤其我国南方）由于受方言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歌曲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有时甚至影响了词意的表达。如果有针对性地将某些戏曲（特别是京剧）唱段拿来教学，并在咬字、吐字方面要求特别严格一些，或许对纠正学生不良习惯会有所帮助。
润腔方面 中国戏曲中的润腔（如倚音、颤音、滑音等）是非常丰富的，即便是最完备的记谱法系统恐怕也不能准确地记录，只能靠口传心授来领会掌握，这是中国戏曲的特色之一。在声乐教学中，如果教师经常性选用一些戏曲唱段，并同学生一起研究、揣摩，提高演唱民族歌曲的水平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板式方面 所谓板式，一般是指“在板腔体唱腔中，具有一定节拍、节奏、速度、旋律和句法特点的基本腔调结构。如慢板、原板、二六、快板、流水和散板等”。⑤板腔体剧种（如京剧）的主要唱腔都是各种不同的板式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张弛有度、疏密有致的艺术表现整体。在创作歌曲时汲取中国戏曲和曲艺的某些节奏因素（板式的变化），能起到良好的艺术效果。从叙事歌曲《晋察冀小姑娘》开此先河，到20世纪60年代的《八月十五月儿明》《革命熔炉火最红》以及近年来的《故乡是北京》《兰花花》和《木兰从军》，都在创造性地运用中国戏曲板式变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戏曲中“快板”（垛板）和“摇板”（紧打慢唱）的成功运用。没有戏曲演唱经验的人唱这类歌曲总是感觉到在节拍、节奏以及速度变化方面难以很好地把握；而有戏曲演唱经验的人则可以驾轻就熟。
表演方面 高师声乐教学往往对呼吸、气息、共鸣、咬字、吐字等演唱技巧方面投入的力量较大，而在表演方面则有所欠缺。我们经常发现学生具有较好的嗓音条件，可是在艺术实践中却显得手足无措，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甚至连台步都走不好。而中国戏曲非常讲究“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对训练学生的舞台形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适当在高师的声乐课上引进一些戏曲表演技巧的训练，既能使教学气氛生动、活跃，也能给学生日后的工作带来裨益。
音乐风格方面 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经常采用一些具有浓郁戏曲、曲艺音乐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地方风格，如《故乡是北京》《说唱脸谱》《重整河山待后生》《前门情思大碗茶》《北京的桥》等曲目中京剧、京韵大鼓和北京琴书的风格，即常说的“京字京韵”；《江姐》选段中川剧、四川清音的风格；《白毛女》选段中河北梆子、秦腔的风格；《洪湖赤卫队》选段中湖北天沔花鼓戏的风格；《采茶舞曲》中浙江越剧的风格；《看见你们格外亲》中的二人台、山西梆子的风格以及《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我们是黄河泰山》中的豫剧风格等等，不胜枚举。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些曲目的音乐风格，是师生们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课堂上有意识地给学生加唱某些戏曲（曲艺）片段，再演唱以上的曲目时，对音乐风格的把握就可能会更准确些，地方色彩就会更加浓郁。
作品的宏观把握 在高师声乐教学的实践中，演唱的曲目有朝着大型化发展的趋势，而我们往往发现有些学生驾驭大型曲目的能力不高，每每将一首作品唱得支离破碎，更谈不上有多少美感。学生本来演唱大型曲目的机会就不多，很难有什么实际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声乐教师在平时能给学生加些戏曲唱段特别是板式变化较多的唱段，情况可能会好些。例如在演唱《兰花花》《木兰从军》和《孟姜女》等曲目时，演唱者若具备少许戏曲演唱的经验和技巧，其艺术效果就大不相同了。
戏曲、曲艺与高师声乐教学结合的可行性分析
1.中西两种“唱法”各有所长
美声唱法的特点是“采用了比其他唱法的喉头位置较低的发声方法，因而产生了一种明亮、丰满、松弛、圆润而又具有一种金属色彩的、富有共鸣的音质；其次是它注重句法连贯，声音灵活，刚柔兼备、以柔为主的演唱风格”。⑥正是由于上述的特点，才使得美声唱法从17世纪初叶开始，随着西方歌剧的发展而繁荣起来，至今仍盛行不衰。
中国民族唱法的特点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以行腔韵味为特长，并与形体表演浑然一体的清、声、字、腔相映生辉的综合演唱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声情并茂、字正腔圆、神形兼备、唱表结合、载歌载舞的二度创作原则”⑦。在中国民族唱法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风格、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
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巧合，美声唱法脱胎于西方的歌剧；而中国民族唱法同宋元杂剧、明清昆曲、京剧以及近现代众多的地方戏曲一脉相承。这说明：两种唱法都是不应该排斥表演因素的，都应该“以情带声、声情并茂”。
2.中西两种“唱法”存在着互通性
无论是西方的美声唱法还是中国的民族唱法，无论是西方的歌剧、艺术歌曲，还是中国的戏曲、曲艺、民歌或其他歌曲，都需要呼吸（气息运用）作为歌唱发声的动力和基础。发声的正确、音质的优美、音色的变化和感情的表达无一不与呼吸有密切关系。美声唱法普遍采用的所谓“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和民族唱法中非常重视的“丹田之气”，都是千百年来歌唱者从艺术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从最终结果看，“丹田之气”的运用与“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并没有尖锐的矛盾。
过去曾有人误认为美声唱法不太注意咬字、吐字的清晰，其实不然。例如意大利语元音发音时，唇形变化非常明显且不能随便改变；辅音的清、浊之区分也非常严格。所以意大利语有清晰、音序均匀而有节奏，每个音都平正而浑厚，世界上从事声乐演唱和研究的人们，都要学习意大利语言和用意大利语来歌唱。中国戏曲尤其讲究“五音四呼”和喷口、归韵及收声等技巧，认为这样才能将语言通过歌声形象地表达出来。“如果不注重字只注重声，观众不知道你在舞台上唱的什么，就是声音再好也没有意义。”⑧
也有人认为中国民族唱法大概不像美声唱法那样强调共鸣，其实这也是误解。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及文化背景有差异，因此对待歌唱的声音的观念便有所不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这两种唱法是统一的，如在唱高音时应尽可能合理的使用头腔，因为头腔共鸣适宜于表现高昂激越的感情；唱低音区时要靠胸腔共鸣，因为胸腔共鸣可以使声音宽厚宏大；另外，共鸣与音量、音色、咬字和声区都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民族唱法的共鸣腔管相对比欧洲唱法的要细一些和短一些，喉、咽腔并不开得太宽，喉结相对稳定，发出的声音比较集中、结实、明亮，便于咬字行腔。”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唱法（包括戏曲）与欧洲美声唱法虽然有较明显的差异，但在表演性、呼吸、咬字、吐字、共鸣等歌唱技巧方面均有互通性和一致性。因此，将戏曲引入我国高师声乐教学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戏曲、曲艺是孕育中国民族唱法的母体，许多声乐艺术的精华充溢其中。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曾拥有辉煌的历史，它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地得到了世界承认。美声唱法对我国声乐艺术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毋庸讳言，它曾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范围内影响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正常发展。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使戏曲、曲艺等艺术门类代代相传，将它们纳入普通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很有远见的举措。要达到这个目的，高师音乐教育也要有相应的措施，也就是必须将戏曲、曲艺纳入高师声乐教学体系之中，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对民族艺术的学习，了解本民族及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礼仪、制度、经验、技艺、生产活动等情况，懂得尊重地方民族文化传统，学会感受各民族艺术的风格和丰富文化内涵，增强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热爱”。⑩为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未来，我们要坚定地迈出改革步伐，去迎接祖国艺术教育的繁盛时代。
注释:
①③郁文武著《京剧唱段走进上海中小学音乐课堂》[j].《中国音乐教育》1995年第1期，第19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第6—8页
④(明)魏良辅著《曲律》[a].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m].第五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7页
⑤《中国音乐辞典》[z].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z].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438页
⑦《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z].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8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