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4-18 17:36:49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1)

1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1.1企业文化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推动力

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促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全体员工的精神粮食,是凝聚员工队伍的重要力量。从许多企业多年来的实践看,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健康快速发展,销售和利税连年翻番,逐渐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具备强劲的发展潜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企业内部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结构,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和一种强大的“文化力”,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舆论环境。

1.2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企业的产品要依靠企业文化来宣传,良好的企业声誉要靠企业文化来传播,优秀的企业形象要依靠企业文化来塑造。只有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因而长盛不衰。

1.3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发展后劲的有效手段

新的经济环境下,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对企业发展方向、水平和速度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企业只有建设适应“三个代表”要求的企业文化,塑造良好的企业精神,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培养员工的荣誉感、信任感、使命感,才能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适应加入WTO后企业改革、发展的需要,促进企业健康成长。

2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任何企业及其领导,不论其是否强调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建设着自己的企业文化,推行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培育自己的企业精神,并藉此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鼓舞员工士气。

我国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已经形成了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文化,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明显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从企业识别系统导入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少企业还停留在最低级视觉识别系统的层面,即只是将有关标志、标准字、标准色等基本要素规范应用于办公场所和用品、交通工具等方面,而在企业识别战略实施过程中,最关键的理念和行为识别系统方面差距甚远,即在企业使命、经营哲学、行为准则和活动领域,特别是企业精神等的理念识别系统方面还刚刚起步;在企业组织制度、管理培训、行为规范、公共关系、营销活动和公益事业中体现并贯彻企业精神等行为识别系统方面更是几乎空白。

事实表明,企业文化建设的情况是与企业现状相适应,不少企业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实现了高速成长,但与其拥有的资源和优势相比,很多工作还急待改进,企业文化建设仍任重道远。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3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3.1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践“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2)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都面临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学者们对文化适应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出发研究文化适应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两种取向的文化适应研究涉及相同的研究主题,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各异,使得理论构建、概念结构和测量变得异常复杂。近十多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家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结构、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的测量以及文化适应与认同的关系等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

一、文化适应的概念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文化适应问题虽然受到普遍的关注,术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文化适应的意义和概念缺乏准确、统一的界定。“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最早出现在英文文献中是在1880年,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现在,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来自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这个定义体现了当时北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先进理念,批判了盛行于欧美主流社会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克服了这种倾向所导致的文化适应研究中的同化主义局限,很快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文化适应概念,促进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之后的1954年,西格尔(Siegel)和沃格特(Voget)等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且简洁的定义,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概念比较宽泛,操作性不强,要求对文化进行广泛和整体的研究,关注文化适应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进行群体层面的分析,这就有失于对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心理变化的研究。这正是心理学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其实,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并不短暂,美国心理学家霍尔(Hall)早在1904年就对文化适应进行过论述,认为对第二文化的学习(second―culture learning)类似于对第一文化的学习(first―culture learning)。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文化视野中的心理学得到不断发展之后,文化适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出现。在此基础上,格雷夫斯(Graves)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学上的文化适应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等。此后,文化适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日益增多,不仅突破了从群体层次研究文化适应的模式,也将文化适应研究扩展到跨文化心理学领域。

近年来,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化适应概念。贝瑞认为: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此,沃德(Ward)认为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适应”(adapt~ion),即心理适应(psychol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eioe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则是指获得能够成功应付或融入特定社会文化或环境的与文化相契合的技能。总体上而言,社会心理学家一般倾向于将文化适应分为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和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异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

文化适应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类似概念须要澄清和界定,不能混为一谈。在文化适应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带有同化主义色彩,把文化适应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人类学家趋向于使用“文化适应”,关注所谓“原初(prlmitive)社会”在与文明群体发生文化接触之后导致的变迁;社会学家则更多地使用“同化”来解释移民在与主体社会接触之后,逐渐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顺从。有研究者认为“同化”和“文化适应”不是同义的概念,而是彼此作为对方的一个阶段或形式。例如,戈登(Gordon)把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或行为同化的一个阶段,贝瑞则把同化看作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策略中的一种。特斯克(Teske)和纳尔逊(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适应看作在许多维度方面存在差异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过程,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和相互的影响(相互接触的两个群体是彼此影响的),而同化则是单向的影响(主流群体单方面对另一群体施加影响)。此外,与“acculturation”相似,“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适应的意思,但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enculturation”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个体对母体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等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是一种自文化适应或内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则是指个体从当初所熟悉的母体文化进入异质文化后产生的行为变化和适应过程,因而是一种他文化适应或外文化适应。一般来说,从发生的时间序列上来看,“enculturation”一般发生在个体生命的早期,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而“acculturation”则晚于“encuhuration”而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双文化(bicuhuralism)要求个体同化于两种文化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在幼年时期对两种异质文化(non―culture)的

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二是个体在对第一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encuh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对第二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accuhurative assimilation)。显然,这两类“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

文化适应及相关议题一直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他们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形成了相应的文化适应理论。近年来,文化适应理论的最新进展则主要是来自于跨文化心理学家的贡献。

在探讨文化适应理论时,贝瑞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且得到了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不过,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个体最终将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来到新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完全丧失原文化而为主流文化所同化。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是与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熔炉”政策相适应的。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文化适应理论本身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贝瑞提出的双维文化适应模型(见图1)。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对自己原来群体和现时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提出了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维持与其他文化群体关系的倾向性这两个维度,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即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瑞提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 ization)。当文化适应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文化,也强调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交往时,其使用的就是“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的原有文化认同而追求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日常互动时,其使用的就是“同化”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在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这时就出现了“分离”;当个体对保持原来文化和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太大兴趣时,其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此后,针对主流群体施加的文化适应模式影响到民族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以及文化适应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自由选择其文化适应策略的情况,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移民的同化时,采取的就是“熔炉(melting pot)”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segregation)”的策略;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就是一种“排斥(exclusion)”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

布尔里(Bourhis)等人同样也认识到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布尔里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Accuhuration Model,简称IAM),这个模型试图整合主流群体针对特定移民群体所采取的文化适应取向、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以及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结合之后导致的人际和群际关系。该模型认为主流群体对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主流群体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1)是否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流群体对移民群体成员表现出以下5种文化适应取向:整合、同化、隔离、排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当主流群体成员接受移民保持原有传统文化,也赞成移民接受主流文化特征时,其采取的就是“整合”取向;若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期望移民为接受主流社会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就是一种“同化”取向;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体成员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不希望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取向;当主流群体成员否认移民具有采用主流文化的权利,也不认可移民选择保持原文化,这就是一种“排斥”的取向。与此相对应,移民群体也具有5种文化适应取向,分别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个人主义。

布尔里认为有些移民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主流群体和本群体所排斥而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离出来,而仅仅是他们趋向于把自己看作个体而非归属于移民群体或主流群体的成员。据此,布尔里提出了“个人主义”这种文化适应取向。就主流群体而言,如果其把本群体成员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移民群体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取向。类似于主流群体成员,认可个人主义的移民群体成员关注的是自身的个体特征而非社会群体身份,他们不会依赖移民团体或者主流社会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抱负。IAM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其反映了主流族群与非主流族群各自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当主流族群倾向采取一种基于对非主流族群文化认可而允许其融入主流族群的策略,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的策略,而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时主流族群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就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

西班牙心理学家纳瓦斯(Navas)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有关理论和充分考虑影响文化适应过程更多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文化适应的扩展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Model,简称RAEM)(见图2)。②纳瓦斯对文化适应研究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大多数的文化适应研究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文化适应选择较为笼统,并且通常是在一种理想水平上;其次,虽然某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不同的,但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生活领域出发展开研究;再次,没有研究者能够在每个领域从“偏好”和“采纳”这两个水平上同时考虑文化适应;最后,尽管大多数的移民群体成员和主流社会群体成员偏向于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但文献也阐释了许多影响移民(或本地人)文化适应态度的条件以及存在于接触群体之间的影响文化适应过程的因素。

据此,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区分了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适

应态度之间的差别,即表现为现实和理想两个水平。现实水平(real plane)是指移民在主流社会中所采取的实际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意识到的移民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理想水平(idealplane)是指移民希望采取那些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希望移民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斯切纳波尔(Schnapper)认为,文化有核心(hard core)文化和边缘(pefiphe~)文化之分。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社会、家庭情形中婚姻规范、荣誉观念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属于核心文化;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工作或消费则属于边缘文化,因其涉及工作和家庭或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差别,故间接地同性别观念或家庭角色相关。受此启发,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即:当与其他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生接触时,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采取或偏好同样的策略,因而模型没有提出单个或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将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基于此,相对文化适应扩展模型从接近自然或物质的表层文化(如政治、工作、经济)到远离物质世界的诸如符号、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区分了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7个文化领域。个体可能在一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选择融入主流社会。一般来说,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适应个体在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如工作和经济)表现得较为现实,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如和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则趋向于保守。

三、文化适应的测量与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文化适应的研究。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测量方法依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明确需要测量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一目标,这涉及到文化适应研究的策略问题。具体来说,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究者认为应该将文化适应现象区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层次。格雷夫斯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领域的研究强调个体行为与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需要单独的概念和测量;二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心理文化适应上存在差异,不是每一个体都参与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不过文化适应要以心理适应为前提,而心理适应又受文化适应的制约,因此,文化适应研究需要寻找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联系。其次,任何关于文化适应的测量都要对群体文化和个体心理如何发生变化做出假设,一种假设认为群体和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存在一维两极的适应,表现为随着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认同会逐渐减弱。采用一维两极模型去测量文化适应,排除了个体在保持他们原有文化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当研究者考察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成员时,这种模型就更存在问题,因为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个体真正体验到的文化适应是难以说清楚的。比如,在美国出生的第3代或第4代华裔儿童,他们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中,这个背景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美国白人文化,还包括美国境内的其他文化,那么,他们的原有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二维或多维的模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不支持一维两极模型。最后,文化适应量表必须调查文化以及不同社会中文化的不同方面,特别是应该调查那些能够清楚地显现群体之间文化边界(culture boundary)的文化。比如研究美国人在墨西哥的文化适应时,语言使用(英语一西班牙语)能够体现出文化边界,但“语言”却不能作为研究美国人在澳大利亚文化适应的有效内容,也就是说,针对华人在美国的文化适应所设计的量表未必适合于韩国人和日本人。因此,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把握和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编制有效的测量工具。

学者们在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理论维度等方面上的分歧造成了文化适应测量工具的多样化。根据一维两极假设对文化适应进行测量的量表很多,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适应等级量表(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这是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使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包括20个项目,在语言使用和偏好、种族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日常活动等方面评估墨西哥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白人文化的程度。许多文化适应的测量工具要么是对它的模仿,要么广泛地采用其中的项目。比如,亚裔文化适应自我认同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Scale),研究者用它测量了3个不同的亚裔群体,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的文化适应可能:(1)意识到专业心理学帮助的必要性;(2)容忍那些与寻找心理帮助相联的耻辱;(3)能与心理医生敞开心扉地讨论自身的问题。此外,在应用方面,研究者也证实了该量表的有效性。

认同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习得的,族群认同受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在文献中可以发现,认同测量中的许多变量都能在文化适应量表和测量中找到。在分析变量时,需要考察人们对一系列项目的反应信息,这些项目可以评估少数民族从主流文化中获得的元素和他们仍在运用的自己原有文化的元素,以及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的参与程度。一个联系测量的例子是由贝瑞提出的8维度量表,该量表测量了一些有特别联系的信息,如本地所讲语言数目、财产和物质占有、工作地位、服饰和宗教等。将这一量表得到的回答压缩到一个单量表,从中能推测出个体的文化适应状况。兰奇(Ranch)和鲍勒(Bowler)提出了一个包括3个项目的文化接触量表,以评估文化适应对3个美国少数民族群体自尊的影响。尽管兰奇等人发现这些群体的自尊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报告了接触与自尊间的低相关,据此他们提出接触可能不影响个体的感受。

学者们提出了超越特定民族的、一般化的文化适应量表。对多元文化主义测量体系的社会文化量表的因素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4个子量表。研究者坚持以下中介变量影响文化适应过程:(1)移民后裔的社会地位;(2)教育和收入状况;(3)年龄;(4)移民美国的时间;(5)居住区域的民族人口密度;(6)出生国;(7)工作技能、宗教、家族结构和移民目的。在此后的研究中,项目由34个扩展到43个,并作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关系调查的参考,因利用此量表得到的结果令人满意,该量表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一般化的评估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态度量表。

贝瑞认为并非每个文化适应群体的成员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进入文化适应过程,也不是来自少数族群的每一个体都对主流文化做出回应。在适应、调节和内化主流文化的社会习俗

时,个体经过抵抗、担忧、焦虑、忠于自己的文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他们会感知到对自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接受水平和调节过程,在社会生活中会保持传统习俗和自我文化行为。因此,个体在文化适应中的调节和顺应,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适应方式变量。改变自己的文化态度和适应另一文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从原来的群体到新的群体的单向过程,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并不排除保持原来文化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立场,贝瑞认为文化适应可以被看作多维线性现象而不是一维的。因此可以假设:(1)个体可能更愿意保留他们原来的文化;(2)同样的个体可能更愿意有选择地参与到其他文化中。据此,贝瑞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个体对文化适应的态度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区分了文化适应的4种方式:整合、同化、分离和排斥。贝瑞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提出了一系列项目,最终形成了由4个分量表组成、共计38个项目的适应方式量表,用以测量文化适应的四种方式。

尽管文化适应的测量方法和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现在的文化适应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量表还是基于单维度的理论框架;忽略文化适应个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测量仅限于表面行为的改变,对深层次文化意义的生成关注不够;量表不统一造成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维加(Vega)对文化适应概念的含义和测量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现在的文化适应已变得无所不包,涉及与社会和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团体的个人变化有关的所有事情,同化和文化适应术语预言了一种直接的、直线的、不可逆的、连续的变化。贝瑞也承认,由于文化适应概念自身被令人不解的事物所包围,很多疑问也围绕着文化适应测量。为了消除迷惑,贝瑞建议任何来自多变量观点的综合性研究才更能接近主题。从多变量观点出发,研究者不仅要收集关于文化适应群体一般适应模式的信息,同时也要关注个体从文化抵触到文化接触再到文化适应过程的体验。

四、结语: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文化适应问题越来越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与加深了人们对文化适应的认识。但是应当看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于探讨和解决。

第一,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和研究者的不同学科取向,对文化适应的概念和定义缺乏严格、一致的标准,这导致了如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仍然比较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文化适应定义,而且对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有时也没有进行严格区分,依然有研究者使用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来研究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问题。③其次,不同概念之间存在混用和误用的现象,如:“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混用,文化适应被误用为同化,等等。在我国,人类学将“acculturation”译为“涵化”,“enculturation”译为“濡化”,心理学家则都将它们译为“文化适应”,也有心理学家将“acculturation”译为“文化融合”。这造成了文化适应概念的使用混乱,由此导致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因此,厘清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形成共识尤为重要。

第二,综观文化适应的已有研究,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采用的则是测量方法,不同学科之间形成的文化适应理论也各自关注文化适应的某一方面,缺乏学科之间的互动。因此,在今后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应该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尽量同时采用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及方法,评估多种学科取向、方法、理论的合理之处,弄清他们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与条件,并在探讨过程中加以统整或综合。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3)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语言的流利性和准确性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交际能力,得体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语言的不得体会造成说话双方对彼此的误解,不利于交流的顺畅进行。语言的得体性离不开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语言中包含了一个群体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群体文化的所有特征。儿童在习得一种语言的同时,也在习得该群体的文化。所以,语言和语言的运用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由于语言是目的语国家文化的表现形式,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这门语言。英语教学不仅只是追求语言的语法准确性,还要介绍语言背后的文化知识,最终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文化适应理论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因此,文化适应理论的提出给英语教学带来了很多启示。

一、文化适应理论

(一)文化适应理论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John.H.Schumann在实验中发现,在第二语言学习者中,有的学习者语言习得速度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Schumann试图通过纵向研究探索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通过考查6位移民到美国的西班牙学习者在自然状态下习得英语的情况,Schuman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33岁的Alberto的英语水平和其他5位学习者相比,几乎没有提高。排除了智力和生理的原因,Schumann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Schumann认为,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文化适应程度将决定其习得目的语的水平。文化适应强调第二语言习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及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所决定的。距离越近,第二语言越容易习得。

(二)文化适应理论的具体内容

1.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指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和目的语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接触的程度,因而也影响着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讲,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远,接触越少,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相反,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接触越多,越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社会距离包括八项因素,这八项因素并非彼此独立,而彼此相关。这八项因素包括社会主导模式、融入策略、封闭程度、凝聚程度、群体大小、文化相似性、态度和打算居住的时间。两个群体处于平等地位、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文化采取同化和适应策略、第二语言习得群体的封闭程度和凝聚程度低、群体人数少、文化相似性高,对目的语群体的态度正面,以及居住在目的语国家的时间长都是有利于语言习得的。相反,则不利于语言习得,语言发展速度缓慢。

2.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指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心理距离是从个人与群体间的关系出发,考查作为个体的学习者由于情感因素造成的与目的语群体的距离。心理距离的大小将影响语言的输入,心理距离越近,语言输入量越大,越有利于习得。具体来说,心理因素由以下相互关联的四项因素构成。一是语言休克,指学习者使用第二语言时的恐惧感。在说英语的时候,学习者可能因为害怕说错而羞于张口或者觉得自己词不达意,再或因为说不好而失去信心,这些都是语言休克的表现。语言休克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第二语言习得。二是文化休克,指学习者进入目的语群体时的一种焦虑。当我们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后,许多人都会有手足无措的情况,原来的思维模式不被现在的社会接受,原来的行为举止在现在社会中变得古怪,惯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再奏效。有的学习者会选择拒绝新的文化,把自己封闭起来,有的学习者则选择接受。在选择接受的学习者中,有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融入新的文化中,甚至反复好几次,有的则很快能度过文化休克期。文化休克的时间越短,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第二语言习得。三是学习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的原因。学习动机主要有两类,一种是融合型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是对目的语群体感兴趣,想和目的语群体有更多的接触,想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想融入目的语群体。另一种是工具型动机,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是为了获得实际的好处。如拿文凭,找工作,出国和晋升。一般认为,融合型动机比工具型动机更有利于习得,因为工具型动机的学习者只要达到了目的就不再继续学习了,而融合型动机的学习者会因为对目的语群体充满兴趣而不断深入学习。四是自我渗透性,指学习者能否打开语言屏障,以开放的态度接受语言输入的意识。有些学习者之所以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是因为能够阻碍语言疆界的建立,使语言输入畅通无阻。语言疆界的建立并非不可控制,而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态度消除,开放程度越大、渗透性越高,语言输入量越大,可发展的空间越宽广。

二、文化适应模式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

(一)在英语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

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忽视教材中的文化部分,教师在讲解课文的同时,没有把语言里所体现的文化介绍给学生。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不能正确地运用所学的语言,出现很多语用错误,结果导致很多人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时出现很多笑话和误解。如遇到“individualism”这个单词时,教师不能只告诉学生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指个人价值至高无上,强调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反对权威、宗教、国家、社会及任何其他外在因素以任何形式干涉和阻挠个人发展,强调人是价值的主体,相信每个人都有价值。而中国的“个人主义”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中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利己主义的同义词,是一个贬词。如果中国的学生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就会把这个单词的意思理解为自私自利。因此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及时讲解有关的文化知识,让学生明白每个词的适用语境。

(二)利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文化教学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放映一些国外的图片和电影,让学生对外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学生对外国文化感兴趣,自然就更愿意学这个国家的语言。教师可根据所教课文的内容,准备一些相关的图片和电影等,让学生通过观看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学生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能更深刻地理解语言的真正涵义,从而避免在交际中出现失误。

(三)重视课外文化意识的培养

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学习外国文化是不够的,教师还必须指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了解外国文化。学生在课外可以阅读一些英文报纸杂志,这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刻理解考试中原汁原味的英语文章,锻炼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在课外多看一些英美原版电影和电视节目,这不仅因为大部分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内容本身反映了该国的文化,通过观看片中演员的表演,学生可以了解和学到目的语群体的社会方式和行为习惯。还可以邀请一些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做这方面的专题报告,使学生从中更多地了解英语文化,培养对其的敏感性,鼓励学生多与英美人士交流,消除交际恐惧感。

(四)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在我国,很多英语教师很擅长词汇和语法的教学,但是不一定了解外国的文化知识,更别提在课堂上去涉及相关的文化知识了。其实,文化素质也是教师必备的专业素质,自身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将文化讲得透彻、明白。这就需要广大的英语教师在平时多积累相关的文化知识,只有自己了解外国的文化,才能把外国的文化更好地介绍给学生。学校也可以定期对教师进行文化意识的熏陶,组织教师到国外进行访问和交流,让他们对外国文化有更直接的感受。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座谈会,教师之间可以互相聊聊彼此对外国文化的看法。这些活动在无形中会让教师逐渐形成文化意识。

三、结语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纽带。理解了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交流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和自在。广大英语教师要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向学生讲解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学生了解了文化才能更加准确地使用每一个单词,语言能力才会更接近目标语。语言习得的过程就是适应新文化的过程。在Schumann看来,文化适应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文化适应受阻,语言习得自然也受阻了。因此,在教学中要努力营造英语文化氛围,让学生在了解文化的同时也习得语言。

参考文献:

[1]Schumann.J.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86.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4)

一 文化适应模式的理论基础

文化适应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在与另一不同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群体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过程。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学习者文化适应的程度决定在二语习得中进步的程度。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所研究的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二语的习得,而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中,学习者没有机会和目的语群体直接接触,因此诸如动机,态度或自我渗透等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比社会因素重要得多。

brown把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分为四个阶段:起初接触新文化时的兴奋感和幸福感;文化震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生疏感和抵触情绪,逐渐舒缓的文化紧张;同化。他认为在这些阶段中,文化震惊和文化紧张是学习者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为了帮助这些学习者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些阶段,避免太多的石化现象,教师应该尽量帮助学生缩短学习者团体和目的语团体之间的距离。

二 在外语教学中加强文化适应的措施

1 语言和文化相结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语言就是在学文化。www.133229.cOM任何语言,由于受独特的历史背景、价值观、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影响,都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是传播该种文化的主要工具,也是人类用来进行思维和交流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工具。汉英两种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这包括:一个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和语义上的呈现;词语在文化涵义上的不等值性;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用语,主要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由此,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解释某些词语或句子的意思,还要帮助学习者多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对于涉及到的语言材料或文化内容,要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解释涵义或阐明不同的社会规约和交际语境。

2 异同对比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两种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受的文化规约和语境异同,用相同之处来加强二语习得中的正迁移作用,用差异之处来防止负迁移作用。“这种从语言的深层次结构出发,透过语言的外表进而对所学外语所反映的与母语文化的相同点或异同点进行对比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学生在习得所学语言和文化时的心理障碍。”以“individualism”一词为例:中国人习惯上将它理解为“个人主义”。汉语中“个人主义”往往同“自私自利”、“爱出风头”等消极含义的词联系,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而英语中,individualism是一个褒义词。此词英语的权威定义为“一种赞成个人行为自由和个人信仰绝对自由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that favors the free ac-tion and complete liberty of belief ofindtviduals)。in~vtduahsm是美国人民所恪守的最主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一。这个从15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就在西方社会受到青睐的词汇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达到了顶峰。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完全不同而且极其精彩的一面,个人与个人不同,每个人都尤为珍贵,都特别出色。他们认为“个人追求”和“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权力、义务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它强调个人进取、个性独立、个人特点和个人隐私等方面的西方文化内涵。在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绝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利用垒真材料创造真实的学习环境,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可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的教材应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材料,即具有真实性(authenticity)。王宗炎先生对au—thent lcny的解释是:“指材料的文字和语言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以选自报刊,杂志的文章和录自广播,电视的节目为教材,那就是具有真实性的教材。”每个单元应注重目的语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介绍,教材的编排应有利于教师挖掘那些含有民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言现象,并结合语言现象向学生传授文化、语用、认知等方面的外部世界知识。

4 拓宽渠道,加强自我体验

外语教师应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目的语的使用者,自己体验西方文化。教师应引导学生参加各种语境的外语课外活动。如:读外语名著,听外国专家报告,参加英语角,英语戏剧表演等;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自我体验的途径更加多元:网络提供原汁原味的语言输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语言教室提供多样的外语学习环境;网络强大的交流体系提供真实的外语交际环境,同时,学生按照个人需求、喜好和时间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进度和方式,其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多媒体、交互功能能提高学习者的兴趣。

三 文化适应在外语教学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5)

一 文化适应模式的理论基础

文化适应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群体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在与另一不同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群体相互交流中产生的过程。导致文化适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二语习得者和目的语使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学习者文化适应的程度决定在二语习得中进步的程度。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所研究的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二语的习得,而在外语课堂教学环境中,学习者没有机会和目的语群体直接接触,因此诸如动机,态度或自我渗透等心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比社会因素重要得多。

Brown把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分为四个阶段:起初接触新文化时的兴奋感和幸福感;文化震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目的语文化的生疏感和抵触情绪,逐渐舒缓的文化紧张;同化。他认为在这些阶段中,文化震惊和文化紧张是学习者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为了帮助这些学习者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些阶段,避免太多的石化现象,教师应该尽量帮助学生缩短学习者团体和目的语团体之间的距离。

二 在外语教学中加强文化适应的措施

1 语言和文化相结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语言就是在学文化。任何语言,由于受独特的历史背景、价值观、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影响,都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是传播该种文化的主要工具,也是人类用来进行思维和交流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工具。汉英两种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陈光磊先生主张在外语教学中移入与目的语语义、语用相关的文化内容,这包括:一个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和特有的概念在词汇和语义上的呈现;词语在文化涵义上的不等值性;不同文化对同一对象所作的概念划分的差别在词语及语义上的显示;体现一定文化内容的定型的习用语,主要包括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由此,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解释某些词语或句子的意思,还要帮助学习者多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对于涉及到的语言材料或文化内容,要向学生介绍文化背景,解释涵义或阐明不同的社会规约和交际语境。

2 异同对比

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两种语言使用过程中所受的文化规约和语境异同,用相同之处来加强二语习得中的正迁移作用,用差异之处来防止负迁移作用。“这种从语言的深层次结构出发,透过语言的外表进而对所学外语所反映的与母语文化的相同点或异同点进行对比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学生在习得所学语言和文化时的心理障碍。”以“individualism”一词为例:中国人习惯上将它理解为“个人主义”。汉语中“个人主义”往往同“自私自利”、“爱出风头”等消极含义的词联系,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汇。而英语中,individualism是一个褒义词。此词英语的权威定义为“一种赞成个人行为自由和个人信仰绝对自由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that favors the free ac-tion and complete liberty Of belief Ofindtviduals)。in~vtduahsm是美国人民所恪守的最主要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一。这个从15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就在西方社会受到青睐的词汇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达到了顶峰。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完全不同而且极其精彩的一面,个人与个人不同,每个人都尤为珍贵,都特别出色。他们认为“个人追求”和“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权力、义务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上。它强调个人进取、个性独立、个人特点和个人隐私等方面的西方文化内涵。在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绝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利用垒真材料创造真实的学习环境,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了解目的语群体的文化可以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的教材应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真实材料,即具有真实性(authenticity)。王宗炎先生对au—thent Lcny的解释是:“指材料的文字和语言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以选自报刊,杂志的文章和录自广播,电视的节目为教材,那就是具有真实性的教材。”每个单元应注重目的语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风俗习惯的介绍,教材的编排应有利于教师挖掘那些含有民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言现象,并结合语言现象向学生传授文化、语用、认知等方面的外部世界知识。

4 拓宽渠道,加强自我体验

外语教师应该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目的语的使用者,自己体验西方文化。教师应引导学生参加各种语境的外语课外活动。如:读外语名著,听外国专家报告,参加英语角,英语戏剧表演等;引导学生留心和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自我体验的途径更加多元:网络提供原汁原味的语言输入,计算机、网络、多媒体语言教室提供多样的外语学习环境;网络强大的交流体系提供真实的外语交际环境,同时,学生按照个人需求、喜好和时间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进度和方式,其融文字、声音、图像为一体的多媒体、交互功能能提高学习者的兴趣。

三 文化适应在外语教学运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082-02

文化适应研究作为跨文化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在其他领域诸如人类学p政治学p社会学等都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全球化进程加快,不同文明,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促成了此研究增多的趋势。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相互交融成为主要趋势。面对此种形态,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下的群体都面临着心理和行为方式的选择,这也促成了文化融合,逐渐形成多种文化形态的原因。本文主要探讨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当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启示。

一、文化适应内涵

19世纪末,来自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Powell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定义。他认为文化适应是指来自外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式所导致的心理变化。在此基础上,Redfield, Linton和 Herskovits于1936年对文化适应重新进行了定义,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从早期对文化适应的概念不难看出,其重点强调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主流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我们称之为文化适应的单维度模式。John.Schuman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则从教育领域详细探讨了文化适应与二语习得的关系,在其理论中,他提出影响人们去学习异文化中的第二语言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距离,另一方面是心理距离。John.Schuman将社会距离分为社会显性、结合方式、封闭性、凝聚性、学习者社团规模的大小、文化和谐性、社团的态度和打算居留时限等因素,社会距离代表着学习者社团相对于目的语社团而言的地位,或者学习者被目的语社团容纳并与之接触的程度,这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创造第二语言的环境去提高学习者对异语言的敏感度;心理距离指的是学习者个人对目的语及其社团的总体心理感受,重点强调个人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包括语言震惊、文化震惊、动机、自我透性。心理距离的作用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作用没有社会距离大,当社会距离对二语学习者没有起到明显作用的情况下,心理距离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简而言之,John.Schuman的理论从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阐释了文化适应对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及意义,对我国外语教学产生了深刻的影。

二、Berry文化适应理论

Berry的文化理论模式在此前单维度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对文化适应理论进行了发展,也就是我们提及最多的双维度模型。该模型将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层次推上一个更加全面细致的层次。Berry根据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个体所产生的反应态度为依据,进行两个维度的考量,即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与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在Berry研究结果看来,两种研究倾向性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时,个体在保持原有民族文化的同时,认可并且接受其他文化是互不影响的,其个体的文化身份具有相互独立性,也会伴随着不同文化的认可程度变化而变化。

Berry根据个体针对不同文化碰撞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列出四种文化适应的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并对四种策略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从非主流文化族群的角度,整合是指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同化是指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频繁的交往;分离是指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边缘化是指个体既不能保持原来文化,又不被其他群体文化所接受。Berry从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四种策略进行了阐释。当主流文化实行熔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同化;当主流文化实行种族隔离时,非主流会采取分离;当主流文化实行排外策略时,非主流文化会采取边缘化;而当主流文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时,非主流群体会采取整合策略。我们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去考虑Berry的这种文化策略,世界有可能会产生四种可能的结果:世界文化同质化――非主流社会逐渐趋同于主流社会(同化);相互的改变――全球化导致交流双方的某些方面的趋同,共享一些特质的同时有保留了各自的独特之处(融合);相互排斥――非主流群体抗拒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与之隔离,或主流群体无法与非主流群体交往;主流支配――非主流文化被毁灭,并且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其成员丧失了文化纽带(被边缘化)。

此文化适应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迎合了萨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从政治学角度将世界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建议美国当局重视文明,文化的力量,探讨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文化输出的可能性,倡导文化主宰世界,采取文化措施让异文化群体接受美国文化,但同时他也提出世界在将来不会出现同一的普世文化,而是会出现几个由超级大国主导的文明圈,世界的冲突也会集中在这几大文明圈之内。基于世界文化的角度,出于对美国安全考虑,其大胆预测未来世界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将会来自两大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其观点认为世界冲突与矛盾在将来也主要会集中在此两大文明之中。当今世界格局保持“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地区冲突与矛盾不断出现,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周边,这一点印证了其预测的准确性。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与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某些方面不谋而合。几大文明圈的形成,需要在其文化圈内采取整合同化的策略,文明圈才会得以形成,文化圈内部又会有许多小型文化圈之间的交融与碰撞,最终会归于大文化圈之中。当然,Berry所提出的世界同质化假设在萨缪尔・亨廷顿的理论中被完全否定,单一的普世文化不会出现,文化如同世界格局一样,会出现多极化的局面,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Berry 的文化适应理论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启示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由中国国家主席于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倡议提出后,得到了沿线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不仅仅可以实现沿线国家经济利益上的互惠,也必将会对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此战略构想沿线会经过中国华夏文明、印度古文明、伊斯兰文明、欧罗巴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等引导人类世界进程的文明圈,多种文化并存于文明圈内,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创造出形态各异的民族文化,结合上文提到的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本着“经济为重,文化先行”的原则,助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做好以下几点启示工作。

(一)提倡文化整合,促进文化包容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要经过形态各异的文化圈,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们,语言p思维方式等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此种差异往往容易造成误解和摩擦。文化整合是文化交流中最理想的状态,在两种文化相互交流时,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必将走出国门,与华夏文明之外的人们进行经济,文化上交往,此刻我们的国民其文化身份不仅仅代表其个人,更多地会带有国家身份的文化标签,这就需要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及个人时刻牢记我们国人的文化身份,表现出我们大国国民的风范,将我们华夏文明的优秀特点及品质带到异国他乡;同时也应该加强与沿线国家民众的交往,深化友谊,表达出我们国人谋求和平发展的诚意,扩大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深度及广度。

(二)提倡文化平等,弱化文化主流与非主流

文化不论历史长短,影响大小都应该尊重,平等对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下层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世界文化有发展程度的差异,但其地位应该一律平等。“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呈现出文化迥异并存的局面,我们应该本着“文化平等,文化共荣”的原则,不强调谁是主流文化,谁是非主流文化,最大程度加深文化合作,避免冲突与摩擦,表现出我们与其他文化群体求和平,求发展,求共荣的诚意,消除其他文化群体在遇到外来文化时所采取的分离或者边缘化策略,强化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命运共同w”意识。

(三)提倡文化多极化,避免世界文化同质化

政治学中提出世界格局将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而世界文化也将会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加强与沿线各文化群体交往合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各文化群体优秀特点,招揽各方优秀人才,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发展自身文化同时,也促进其他文化的繁荣,达到文化共荣的局面,避免Berry理论中的世界文化趋于类同,是对世界文化的拯救,也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

四、结语

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详细地阐释了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时,个体采取的行为方式和态度所有可能造成的理论结果,这也是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我们所研究真正达到的跨文化交际的结果,我们所要达到的跨文化交际的结果,文化适应理论都有所概括,应用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中,需要我们在Berry文化适应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方文化因素,本着“经济为重,文化先行”的策略,发扬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尊重和包容沿线其他文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Berry J. Acculturation: Living successfully in Two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5

[2]Berry J.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7.

[3]黄永红.跨文化交际学教程[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4]Iris Varner Linda Beamer.全球工作环境下的跨文化沟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Linell Davis.中西文化之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6]Larry A.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and Lisa A. Stefani.跨文化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7]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7)

近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倡导“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人曾经因为“共和模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当时最成功的移民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却日趋严格,移民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得与失。

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8)

近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倡导“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人曾经因为“共和模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当时最成功的移民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却日趋严格,移民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得与失。

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9)

[作者简介]黎翔(1967- ),男,江西赣州人,赣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学、教育学。(江西 赣州 34100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2-0182-02

高校民族学生入学后,由于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往往面临诸多问题,学生主要表现出急躁、焦虑、情绪困惑、孤独感、压抑感,甚至是暴力倾向。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不仅影响其成长成才,还直接影响其对国家、民族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在调查中发现,民族学生在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上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从相关程度上来看,民族学生的主观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相关系数最高,客观支持得分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自我效能感越强,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男生的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女生,内高班学生自我效能感明显高于民考民学生;与民族学生社会支持呈现显著相关的因素除了自我效能和生活满意度外,还有学生类别因素。不同学生类别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民考汉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最高,民考民学生的社会支持得分最低。

一、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作为一种人类学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涵。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民族团结教育作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题教育,其活动开展必须符合我国中学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遵循现阶段我国教育的新的课程理念和实践内容。文化的适应是在多种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开展的。上升到理论面来说,就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影响过程。

二、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模式

本研究在生活方式、习俗、人际关系以及语言等方面考察民族学生对流出地文化、流入地文化两个维度的态度和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两个标准对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文化适应模式进行划分:计算每种适应模式的得分情况,以得分最高的适应模式作为民族学生当前的文化适应模式;在文化适应模式的选择过程中,需有较明确的自主选择意识。本次调研对象所使用的文化适应模式为:整合模式274人,隔离模式14人,同化模式7人,边缘模式5人。可见,民族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主要采用整合模式。鉴于90%以上的民族学生采用整合模式,所以本研究按照每位同学整合模式得分高低进行分组,得分前27%的为整合模式高分组,后27%的为低分组,然后对高低分组进行方差分析,见下表。

结果显示,整合模式高分组的民族大学生在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方面的得分均高于整合模式低分组,且在生活满意度和自我效能感方面差异及其显著。这说明使用整合模式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以及自我效能感方面表现较好。

三、 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因素

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主要因素包括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一是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一定的学习类型与文化相关。当教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学习类型相适合时,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提高,学校的态度明显改善,学生违纪的现象明显减少。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学生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生活经验丰富和生活技能较高的学生自然、文化和社会适应能力相对较高。二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文化适应、智力和学校教育三者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个体任何一个方面的表现既受他两个因素单独作用的影响,又与意志、人格、道德等心理因素与文化适应中的心理适应直接相关,承担着智力的始动、定向、激励、强化和保证功能。三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体现了文化的平等意识、反思意识、互补意识和发展意识。任何族群、个体都有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文化自觉行为具有较大差异,表现为文化接触者能否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消除文化间的误解和偏见,并按照新的文化环境调适的能力。影响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内在因素还有家庭经济的收入、父母文化水平等。

外在因素: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二是制度理念环境不同,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教学模式及评价机制等。学校制定执行的规章制度没有体现民族平等,文化平等,教学模式忽视民族学生个体和群体性差异,评价机制不健全,势必会对民族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学校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三是社会支持环境。社会支持对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消除个体心理障碍,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从调查来看,主观支持对民族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最大,支持利用次之,客观支持影响最小。

四、高校民族学生成长成才环境的养成策略

1.健全工作机构,加强队伍建设。设立由统战部、学工部、宣传部、校团委、保卫处、教务处和后勤等部门和院系共同组成的民族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有关民族学生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民族班或民族学生较多的院系,要有专人负责民族学生工作。选派政治素质好、思想作风过硬、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热爱民族学生工作、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教师担任民族班或民族学生较多班的班主任。定期对相关教师进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定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提高工作能力和育人水平。

2.制定规章制度,健全支持体系。根据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符合本校实际又贴近民族学生特点的民族学生教学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管理制度等,依据规章制度对民族学生严格要求,大胆管理。在民族学生工作中,各院系要严格遵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开展教育和管理,统一标准和要求,杜绝教育管理工作上的不一致性。适当调整教学计划和学籍管理规定,降低学习要求,制定特殊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建立民族学生支持体系,对他们给予经济、生活和心理上的有力支持。

3.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校园文化是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映了学校的精神风貌。校园文化精神是全体师生产生强大凝聚力、创造力、适应性和持久性影响的根源。高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民族学生来到学校后,感觉到家的温暖,对多元文化给予认同。在重要的民族节日,组织、动员民族学生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给民族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他们与其他学生的文化交流和深入了解,加深同学间的感情和民族团结。加强汉族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育人氛围。

4.完善文化关怀,建立适应机制。加强学业指导,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整体上保持高度的学习热情,只要打好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良好基础,专业学习同样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专业课不单独编班,将少数民族同学融合在全校同学人才培养体系中,促进少数民族同学与汉族同学积极开展学业交流。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特点,以人为本,实施个性化培养。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文化适应理论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71-03

随着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在这个巨大的地球村中,跨民族、跨地域和跨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适应问题成为一个日趋重要的研究课题。跨文化适应是指人们为了更好地处理在陌生社会文化环境中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和不适,尽力调整和适应异文化环境的个体经历过程。其中,文化适应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Powell将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过程中所导致的心理变化。人类学家Redfield等在1936年的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的报告中又重新对文化适应进行了定义“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Redfield et al., 1936)。这实际上为以后的跨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跨文化适应研究概述

跨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源于20世纪初期,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主要研究跨文化接触产生的不良情绪体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该领域研究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同时也展现出了此领域研究的多学科、多视角,以及丰富的内涵和多元的构架。

从研究层面上讲,跨文化适应研究分为对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适应研究。最初的研究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从群体层面考察文化交流引起的社会文化变迁以识别文化差异。而对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异文化中的心理反应和社会整合,侧重个体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以及行为的变化。

目前,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海外华人的跨文化适应。第二,来华外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第三,少数民族群体在汉族主导地区的文化适应。研究方法从早期的对国外理论的分析研究,逐步向实证研究扩展,研究范围拓宽,研究对象增加,研究重点从群体层面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融合转向对个体层面的跨文化交流及各种影响因素的探讨。

二、Colleen Ward双维度模型中的影响因素

跨文化适应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国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模型,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有:人类学家Kalervo Oberg的文化冲击理论,韩国传播学学者Young Yun Kim的“压力―适应―成长”动态模型,美国心理学家Peter Adler的五阶段假设和跨文化心理学家John 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与前几个跨文化适应理论相比较,新西兰学者Colleen Ward教授提出的跨文化适应的双维度理论模型,对跨文化适应中的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影响深远,特别是对我国有关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Colleen Ward的双维度模型

基于当代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对旅居者跨文化适应的实证研究,Colleen Ward和她的同事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对JohnBerry的跨文化适应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认为可以从概念上不同但实证研究相关的两个方面来测试个体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即(情感上的)心理适应和(行为上的)社会文化适应 (Ward & Kennedy, 1994)。心理适应是指个体在异文化中的心理健康和满意程度。社会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在异文化中习得恰当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以便能够与异文化中的社会成员进行有效交流,有效应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状况 (Furnham & Bochner, 1986)。

尽管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相互关联,但他们测试的变量不同。首先,心理适应在极大程度上是受到如个体性格、生活变故、问题处理方式,与同族人的关系和来自于母文化/异文化的社会支持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社会文化适应则是受到如旅居时长、语言能力、文化知识、文化距离与异文化社会成员接触频率等因素的影响。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呈现出不同的波动类型。对于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来讲,最困难的时候都是个体刚进入异文化的时候。然后,社会文化适应的困难会逐渐减少并趋于平稳,而心理适应的困难则会随着时间波动(Ward & Rana-Deuba, 2000)。

(二)影响因素研究

1.社会文化适应因素

到目前为止,跨文化适应研究领域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能够用于评估旅居者跨文化适应程度的标准和体系,主要是因为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多且复杂。而本文也仅仅局限为对ColleenWard双维度模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文化距离。个体感受的社会文化困难与实际的文化差异有关,也与个体感知的文化差异有关。母文化与异文化的文化差异越大,即文化距离越大,相似的文化技能就越少,也就意味着学习异文化就越困难 (Hu, 1999)。Ward的大量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观点。当个体的主要文化取向与异文化是一致和匹配的,他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就比较高。换言之,当个体的文化取向与异文化不同,这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来自于与异文化一致或相似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文化个体,就会经历更少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困难。

跨文化交流经验。它影响着个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压力程度。无论个体与异文化接触的多少,这些接触是否愉快,是否满足了个体的当前所需,特别是是否积极地看待第一次跨文化接触,都会对随后的跨文化接触产生影响,积极地或消极地影响着旅居者的精神健康。

社会参与度。当个体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环境,通过社交互动而参与到异文化的方式对他的健康有着直接影响。在异文化中,个体之前在母文化中形成的社会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异文化中陌生的社会角色。只有更多地参与异文化的社会文化生活,个体才能有更多机会去更快地适应异文化。

对异文化的了解程度。对异文化适当的或较多的了解,能够帮助个体更快地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2.心理适应因素

除了社会文化的影响因素之外,许多心理因素也影响并经历着跨文化适应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适应是指个体和来自于异文化的群体进行了连续的、直接的接触后,由于经历了文化改变而产生了个体的变化。

社会支持程度。在诸多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中,社会支持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在异文化中,个体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社会支持的减少或缺失。移居到一种异文化中的生活,意味着在母文化中建立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丧失,个体缺乏自信,紧张情绪和困惑感增加。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的提高和身心患病概率的降低都有直接关系 (Kim, 2001)。因为个体离开了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等,他的社会支持陡然减少,这会大幅度增加个体身心患病的概率。

动机和期望。个体在旅居期间对社会、学业和经济等方面的期望以及这些期望实现与否,都影响着个体的跨文化适应。研究显示,不切实际或过高而无法实现的期望与较低的文化适应程度相关,而比较容易实现的、较低的期望与较高的文化适应程度相关。个体对即将移居的异文化有很多的期待和设想,涉及如社会、经济、地理和政治等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期待有的过高,有的过低,这都是不正确的。

异文化社会成员的态度。相对于一元文化的社会,多元文化的社会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特征是能够给正在经历文化适应的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有效的社会和文化群体网络;另一个特征是能够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 (Berry, 1980)。也就是说,个体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承受的压力可能会低于在一元文化中承受的压力,因为一元文化拥有很强的同化意识。

心理问题。当个体处于异文化时,新环境会带来压力,而压力又会导致个体身体功能的障碍。在异文化中的生活并适应,遭遇心理和生理上的压力,是很正常的。心理的状态影响着身体的状态,反过来,身体的状态又会加重个体的压力、焦虑、抑郁和不安等。文化冲击引起了个体对身体更多的关注,如对轻微疼痛和不适等症状的过分关注,这可能会造成身体免疫系统功能的降低,进而引起身体和心理的疾病。

3.人口统计学因素

在Colleen Ward的模型中,除了上面提及的影响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因素之外,许多人口学因素对于个体的跨文化适应也有着显著的影响。

性别差异。文化适应程度与性别差异有关。一般而言,男性的心理适应程度要比女性的高一些,但社会文化适应要比女性的差一些(Berry et al., 2006)。研究表明,女性在抑郁和焦虑等方面展现出更多的是心理困扰,而男性中,更常见的却是行为和人格的障碍。

年龄。与文化适应程度相关。研究显示,年长的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远远多于年幼者 (Berry, 1992)。

受教育程度。因为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即对在异文化中需要用于交流的文化知识和技能较少,因而他很可能遭遇到更多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困难。

婚姻状况。就有无家人陪伴的作用而言,这一因素特别重要。有了家人的陪伴,个体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也减少了体验孤独和孤立的可能性。

旅居时长。这也是影响个体能否成功在异文化中进行社会文化适应的重要的因素之一。个体的文化适应程度往往会随着旅居时间的增加而提高。研究显示,旅居时长与在异文化中的适应程度呈正相关。

三、结语

国外关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比较多,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旅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我国。因而最近几年,我国越来越多的、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着手于跨文化适应研究,究方法从早期的对国外理论的分析研究,逐步向实证研究扩展。Colleen Ward的双维度模型,对跨文化适应中的影响因素做出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阐述,影响深远,特别是对我国有关跨文化适应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Berry, J. W. (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 and some new findings (p.9-25). Boulder, CO: Westview.

[2]Berry, J. W., Phinney, J. S., Sam, D. L. & Vedder P. (2006). Immigrant youth: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5(3), 303-332.

[3]Berry, J. W., Poortinga, Y. H., Segall, M. H. & Dasen, P. R.(1992).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

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陈慧,车宏生,朱敏.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

[5]程雅丽,华锦木.文化适应的研究综述[J].科技视界,2013(2).

[6]Furnham, A. & Bochner, S.(1986). Culture shock. London, England: Methuen.

[7]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8]Kim, Y. Y. (2001).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9]Kim,Y. Y. & Gudykunst, W. B. Ed. (1988).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Current approach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0]李彩霞.跨文化适应视角下的文化休克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11).

[11]Oberg,K.(1954).Culture shock. Indiana polis: Bobbs-Merrill Co, Inc.

[12]Oberg, K.(1960). 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7, 177-182.

[13]Redfield, R., Linton, R. & Herskovits, M.(1936).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8, 149-152.

上一篇: 室内装饰论文 下一篇: 统计专业论文
相关精选
相关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