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观念论文篇（1）

二、基于通识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education”的译名，源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俗称“通才教育”。与当下大学教育强调系属分科（专业性或职业技术性分科）的高等教育方式不同，通识教育旨在关注学生独立思考或在注重不同学科、涉猎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培育中，促进学生在道德、情感、理智等方面全面发展。这种具有非功利性目的、能使人终生受益，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才教育模式，于1978年之后，被哥伦比亚、芝加哥、伯克利等许多一流研究型大学所接受。迄今为止，这种创建于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计划，被认为是在理念上最完满体现通识教育精神的一种实施方式，深得各国高等教育界人士的推崇。哈佛大学第25届校长博克认为：“大学生在知识学习上，应该深度及广度兼备。一方面应该通过专业课程，对某一知识体系作深入研究，一方面应该对其他领域作广泛涉猎”。2001年，北京大学按“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实施自由选课学分制”的改革思路，开始实施“元培计划”。其中，元培班的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低年级重点学习通识课程和宽口径的基础课程。对北大的学科状况、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有了一定了解后，学生再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志趣选择专业。其次，北京大学通选课手册注明，通识课是一套旨在拓宽基础、强化素质、培养通识的、跨学科基础教学的新体系。课程力图引导学生从本科教育最基本的领域获取广泛知识，以让学生了解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思路，进而，为能力、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和发展所必须的方法和眼界。

三、不同的教学理念需要达成共识

在2013年我校基础部年度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基础部全体教师针对长达8年的教学实践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中，教师们针对通识艺术基础的教学理念、执行情况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论证。他们认为，进入美院的学生既是文、理高考的“牺牲品”，又是美术生中的幸运儿。这类被应试教育长期挤压的学生，不仅存在着被歧视、被灌输、被高考和被塑造等不同心理阴影，而且，受中考分流影响，这类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能力，常常受制于高考美术观念的影响。他们常常以得过且过的学习方式，继续着心理阴影的延伸——即放弃个性成长和塑造自我的进取意识。在造型教学中，很多学生因兴趣迷失和缺乏独立思考，只能照本宣科地描摹对象。虽然，这些早年“不听话”的学子们在内心深处仍然潜藏着各自的叛逆个性，但他们一旦处在被动的学习语境，就会再一次地显得无法自拔。为什么通识艺术基础中的《图式语言》课程能够突破传统僵化、沉闷的教学局面？为什么因袭传统教学思维的《素描》《色彩》等教学手段不能解决大家所期待的造型要求？为什么将大家认可的《图式语言》教学策略放在《素描》《色彩》课程里，就会呈现模版化的成果效应？为什么我们基于通识的教学策略不能与已经有所拓展的专业系部之间实施造型口径上的对接？1+3的课题是基础部的课题还是链接所有专业系部的共同课题？那种各专业系部各说各话的造型观念及理由是否能够满足？造型训练的内容及手段有必要细分吗？这些一线教师们的设问，一方面让“学术”这个长期陷入行政泥潭中的“名词”变得鲜活起来，另一方面，针对“通识”与“专识”的理念碰撞，已然成为新一轮、基于1+3课题教学改革深度关切的核心问题。据深入相关专业系部的抽样调研显示，基础部当下采用的通识教学及其课程理念（成果形式）与各专业口径下的课程细分及其教学理念失衡，培养目标不尽一致。其中，专业系部认为《图式语言》的课程创新，不能替代素描（速写）和色彩课程，不能让一年级把三、四年级的事情都做完了，基础部的教学应着重体现学生造型能力的培养等等。针对相关专业系部特别强调的造型能力问题，基础部老师在反复讨论的过程中得出以下结论：一、在艺术语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造型观念、造型能力已由过去所指称的狭义“写实能力”转换成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我们的教学应该尊重每个学生个体的潜在可能，不应该搞一刀切、绝对化。应该鼓励多种造型方式的探索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明晰的评价体系，以尽可能地避免教学的盲目性、随意性，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二、学生培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学校长远利益、惠及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其中，学校办学的特色指向以及具体的办学思路，不仅涉及各教学单位培养目标的相互协调与定位，而且也直接影响着“1+3”课题对接与实施。其次，在绕不开“通识”与“专识”的学术争议中，“1+3”模式的教学改革与探索，不应该只是“1与3”的拆分，而应是“1与3”的对接。其三，在明确“共识”的基础上，同步处理对接事务，以形成新的办学特色。也就是说，在剔除“应试教育”影响和全校一年级实施“通识艺术基础”的同时，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不能为寻求所谓的“最大公约数”而片面地停留在为各专业细化培养目标提供基础教学的培养计划，因为在所有课程设置中，基础部实际上承担了如何改变学生应试僵化及单一线性思维模式的责任。三、将“艺术基础”纳入“通识教育”平台，已成为激发一年级学生兴趣和培养学生视觉创造力的主要教学手段与方法。如果专业系部能够在此基础上明确“专识教育”理念，那么，二年级开设的“专识”造型课，就会有效地支撑起由“通识”到“专识”的造型通道，1+3课题的对接计划就不至于成为一个伪命题。扩大招生带来生源质量、专业素质逐年下滑以及“通识”与“专识”还未实现充分对接的问题，已经成为基础部与各系部之间必须达成“共识共存”的学术问题。假定我们能够按北京大学“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的教育理念来有效调整课程战略，重新规划、制订各专业系部的培养目标，那么，在“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前提下，我们就能够通过严肃的教学研究达成整体理念的共识。基础部的课程设置不可能事无巨细地满足各专业系部、不同种类的具体造型要求，专业系部也没有必要去硬性地围合一个专业细化的培养目标。我们要学会把已经僵化为某种特定概念的造型意识，激活并转化为创造性思维的教学能量，我们应该在相互适度改变课程设置目的、方法以及阶段性任务的基础上，主动舍弃一些过度细化的课程内容以及刻板的课程方式。我们要通过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和达成共识的教学理念，有效保护教师的教学个性，促进教师深度从事创作科研，在规范个性教学流程的基础上，创造良好的学习场域，进一步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因材施教的课程改革中，将共识办学的目的转化为教学实效。如果基础部、各系部能够在1+3课题的整体要求下，达成造型观念上的“合而不同”，那么，求同存异的相互依存和客观达成学科专业面向的课程改造，就有可能全面实现1+3课题的对接。

四、视觉艺术观念下的“共识”路径

自扩大招生以来，逐渐转型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与传统美术教学模式之间，不断释放出造型观念上的学术摩擦与争议。其中，不断适应行政化、指标化的办学方式，使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失之表里。在所谓丰满学科建制和相互追逐短期办学效应的过程中，教与学以及创作与科研机制的相互割裂，使视觉艺术的教育、教学创新以及课程改革实践，失去了正常交互的学术空间。在教育、教学管理缺乏有效应对机制的前提下，基础部与各教学系部之间的课程对接问题，一方面显示出不同教学理念和艺术观念的对峙，另一方面，贫乏的造型理论研究使学术交互的缺位浮出水面。为改变学术交互的窘境，湖北美术学院基础部试图通过“1+3”课题，进一步推进“通识艺术基础”与“专识艺术基础”的对接。这种以北京大学“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为其参照系的、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来寻求补位的基本构想，一方面可使相互不同的学术观念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也可使各自不同的看法彼此相“合”，继而达成1+3课题机制的“合而不同”。从某种观点看来，高等美术院校长期依赖写生、写实为其造型基础，是一种静止于某种美术造型历史或妥协于某种造型标准的、在模式化教学理念中不断延伸的视觉造型历史。在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层面，这种泊来的、作为一种文化移植的传承现象，以定格于美术造型基础的模式，作用于所有美术院校的课程体系。因此，在不断产生质疑的今天，许多教师常常希望通过另类的视觉历史及造型规律，来突破现有的、造型教学框架。进入21世纪，在多种造型观念和美术形态逐渐拓展为视觉艺术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各种不同于旧有美术观念的造型教学手段层出不穷，其多元化的特色教学和不断穿插另类造型观念的课程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其中，在湖北美术学院倡导“通识艺术基础”等视觉观念的指导下，基础部与各系部之间达成的“合而不同”的教学共识，一方面使《图式语言》——这一有利于学生个性成长的教学实践，彰显出“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另一方面，试图通过1+3课题达成“通识”与“专识”共谋的教学思考，正在寻求课题对接的“共识”路径。重新审视造型历史，并不意味着抛弃历史。重新看待传统美学标准，并不意味着放弃传统美学。在多元的信息时代里，教学语境及其知识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决定着基础办学理念（教学观念）的合理延伸与变化。在全球日益纷繁的视觉文化里，文化逻辑的差异性及其寻求文化路径的“合而不同”，正在以文化汇融的方式展开。新的、以文化碰撞为其视觉艺术教育的教学理念，正在各大美术学院的课程体系中持续发酵。如果在“合而不同”的共识中，湖北美术学院能够形成“通识”与“专识”的教学通道，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种基于现实境遇的合理思考及其教学实践，一定会经由一流办学信念的支撑，形成当代美术教育的新格局。

艺术观念论文篇（2）

2、对美术教育教学方法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在校园中执行起来会使教学观念发生一点的转变，从文本对话这两个后现代的课程中我们看到了教学的本质是一种互交活动，一种合作学习状态，再这个教育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语言性沟通与语言性活动，波依尔说“校应当是教师和学生这两类主体交互作用形成学习共同体”后现代艺术的提出还影响了美术教育中教学方法的改变。一方面促使教学方式方法更加灵活多样。从前只是单一的口耳传教，到现在的多方式教学，多媒体、教具等的运用提高了教学效率。在课堂上通过做游戏、小组讨论等方式则丰富了教学方法，使课堂不再单一。在新时代的推动下，教师角色的定义和作用也在悄悄的发生着转变。从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学变为老师引导学生探求，老师也从“神坛”上走下来，与学生亦师亦友。在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下，我国美术教育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体现出多侧面、多层次和多水平的倾向。这一点正也体现了后现代艺术的核心理论多元化。

艺术观念论文篇（3）

宏观地看，古往今来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大略经过了三个阶段:口传文化时期艺术与生活直接合一;印刷文化时期艺术与生活疏离对立;电子文化时期艺术与生活再次走向融合。

口传文化时期或再加上手写文化的前期（特别是纸张发明之前），艺术与生活曾经是混沌一体、不分彼此的。那时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渔猎时代人们的弓箭既是工具也是心爱的“艺术”品（如果当时有所谓“艺术”观念的话），“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当时艺术还没有从生活中分娩，人们的审美意识还萌动在生活实践的母胎中，譬如中国古代的玉璧、玉璜、玉琮……以及佩带的各种美玉，既是艺术品，同时也是祭祀用品和某种观念的象征物，具有原始宗教的、伦理道德的、政治活动的实用意义。即使到了孔子那个时代，艺术仍然很难同生活分得那么清，诗、乐、舞（如孔子说到的“八佾”舞）并不是后来人们观念中的纯粹艺术。甚至中古时期（例如魏晋）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像，很难说当初有多少人是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塑造的。西方亦如是。连古希腊戏剧，当初也是酒神节祭祀仪式性活动的一部分。

后来，艺术逐渐“独立”了，艺术与生活疏离开来。手抄文化后期纸张出现了，这对审美—艺术的独立发展是一个重大促进;特别是到了印刷文化时期，艺术更是以它的“精英化”、“贵族化”甚至“神圣化”姿态去与“生活”拉开距离，艺术被供奉在高高的奥林匹亚山顶上。当时的人们认为，正因为艺术与生活不同，它才是艺术，而且，似乎离普通老百姓生活越远、越是高高在上，就越是好的艺术。这个时期可称为审美—艺术的古典时期。高雅的古典艺术，崇奉艺术为生活之精华的古典美学观念，是印刷文化时期审美—艺术现象的典型形态。与那时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理念相应，艺术活动被认为是高于生活的创造，艺术产品被认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产物，是超越凡俗的圣果。印刷文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代，是人类不平等的时代，是“劳心”者役使“劳力”者的时代，艺术创造似乎只能是“劳心”者的专利，而“劳力”者则被驱逐出审美—艺术的大雅之堂。就连那位号称诗风平易通俗、追求妇孺皆懂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无法掩饰其骨子里审美观念的贵族心态，“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琵琶行》），自觉或不自觉流露出对下等民众文艺活动的鄙视。审美—艺术活动因为是精英者的活动，是人上人的活动，是高雅人的高雅活动，艺术作品也就被看成与凡俗生活不同的高雅、特殊、精贵之物。

中国古典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就特别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与差异。在他们看来，艺术几成神物，或具有几分魔力。传说顾恺之“常悦一邻女，乃画女於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於长康，拔去钉，乃愈” ① 。又传说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画“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 ② 。这两则故事当然不可信。但它们表露出当时人们的一种观念，即艺术是不同于生活的神异奇妙的东西;至少它们渲染了艺术的神异与奇妙。

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家也常常以艺术如何不同于生活、如何超越凡世来品评其高低优劣。魏晋以来“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之风甚浓，亦波及美学，无论书画诗文，大多要分三六九等。例如南齐谢赫就说:“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 ③ 他的《古画品录》把画家分为六品。梁朝钟嵘则把诗分为上中下三品。之后的许多艺术评论家据此加以演绎，区分各种不同标准的艺术和艺术家。唐·张怀较画家优劣为神、妙、能三品，朱景玄又将神、妙、能各别上、中、下三等，此外又加逸品，依次为:神（上中下）、妙（上中下）、能（上中下）、逸共十等。张彦远不同，最高等的艺术品格是自然，置于神之上，分为自然、神、妙、精、谨细。他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 神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 ④ 虽然后来的艺术批评家各有自己的说法，有的以逸品为先，神、妙、能次之（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有的主张取消张彦远所说的自然，而逸品也应置三品之外（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坚持艺术具有不同于寻常生活的特殊品格;越是优秀的艺术，越是与寻常生活不同。绘画中的“写真”，照理最应贴近原物。但事实上画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其所“写”与原“真”不一样，一定要高于、精于原“真”。这是古典美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晚唐画论家张彦远曾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晋代画家顾恺之“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顾恺之字）曰，明府当缘隐眼也，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蔽月。” ⑤ 在这里，艺术改变了生活原貌，它不但能避短扬长，而且能使缺点变成优点，使丑变为美。不过这样一来，画出来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原“真”，就相差甚远了。

艺术要超脱凡俗，成为具有奇异魔力的“神物”，那么，创造艺术的人（艺术家）也必然要是能力超凡的神奇人物。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顾恺之“传写形势，莫不妙绝。刘义庆世说云，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 ⑥ ;说吴道子“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神假天造，英灵不穷。……弯弧挺刀，植柱构梁，不假界笔直尺，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 ⑦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把吴道子说得更“神”:“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 ⑧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说:“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 ⑨

文学家亦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向被称为“诗仙”，“仙”者，非人可企及也。“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这些形象，这种构思，这般情愫，只有李白才能想得出，写得出。还有那个悲悯众生的杜甫、那个诡异冷怪的李贺，不是也被冠以“诗圣”和“诗鬼”，而超离凡界并为众人尊崇膜拜吗?

康定斯基在描述艺术家与大众关系的时候，谈到了贝多芬的“精英”品格:“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并将它用水平线分割成不等的若干部分。顶上为最窄小部分，越低的部分越宽，面积越大。……三角形的顶端上经常站立着一个人。他欢快的目光是他内心的标记。甚至那些在感情上和他最接近的人也不能理解他。人们愤怒地骂他是骗子、疯子。贝多芬生前就是这么一个挺立着受尽辱骂的孤独者。” ⑩ 艺术家是孤独的，他们于不胜寒的“高处”去追寻“天堂的和声”。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想说的是:以往人们总是视艺术家作家为“天才”，称他们的作品是“奇迹”，强调艺术与生活相区别的不同寻常之处。而且哲学家还给以坚实的理论支持。最有势力的是康德的理论，至今人们还不断引述它。康德给天才下的定义是:“天才就是给艺术提供规则的才能（禀赋）。由于这种才能作为艺术家天生的创造性能力本身是属于自然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天才就是天生的内心素质（ingenium拉丁文:天赋），通过它自然给艺术提供规则”11 。康德强调:天才是天生的，它直接授之于天，不能传授，不能学习，不能模仿，不能继承，不能替代;天才具有无意识性，“不是他（艺术家）所能控制的”;天才是独创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独创性必须是它的第一特征”，“同时又必须是典范”;而且天才只属于艺术不属于科学，“天才不是为科学、而是为艺术颁布规则”12 。谢林也有类似的说法，“天才只有在艺术中才可能”13 。叔本华也强调天才所标志的是一种“超人的东西”，天才人物“是普照世界的太阳”14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他们、特别是康德看来，艺术家（天才）与普通人之间是“种类上的区别”15 ，这就在天才与普通人之间划上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总之，古典艺术、古典美学，总是要把艺术家与普通人隔离开来，给艺术家戴上天才的桂冠;总是企图把艺术与生活区别开来，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布洛的“距离”说虽说是心理学问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审美—艺术要同尘世生活拉开“距离”）。一些艺术派别还要故意制造“间离”效果，让读者和观众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在欣赏“艺术”、 看“戏”，而不是生活;让读者和观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划清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西方的布莱希特派如此，中国的梅兰芳派也如此。

二

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而最近20—30年来变化尤为剧烈。这种变化的总趋向就是审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艺术化，或者说审美—艺术与生活趋于同一。

这种变化比较明显的苗头是从电影艺术对视觉文化的张扬开始。视觉，相对而言，是人类与自然世界、与社会生活接触最广泛、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感觉。无论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城市、企业，它的文化首先是由其视觉形象上的特征得以展现的。与文学、戏剧、绘画、雕塑、舞蹈、音乐等等相比，电影无疑是更大众化、更生活化、同时也更加图示化的艺术，它以生活的影像为材料、手段，在强化艺术的图示，激活观众的视觉的同时，在形式上逼近生活本身的“样儿”。当观众进入电影的时候，身临其境，就如同进入生活。电影出现，预示着一个“读图”时代的临近，一个艺术的大众化和生活化时代的开始。

丹尼尔·贝尔把他的目光伸向了电影、电视之前，认为视觉文化导源于一种“新美学”的诞生。他说:“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起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16

丹尼尔·贝尔说得不是没有道理。那种与古典美学不同的“新美学”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变革，是随“社会流动”“应运而生”的，溯其根源，最早是“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形容那个时代的变化时这样说:“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7 如果19世纪如此，那么，20世纪、21世纪就加倍如此。

既然这种审美—艺术的新趋向是时代变动的产物，那么它影响所及就不限乎电影，还会表现在其他方面，而且还会有它的理论形态。首先涉及到“艺术边界”问题。美学家克罗齐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批评家们于是不得不把那些种类加以扩充，以致到最后连那扩充的种类还是太窄，由于新的艺术作品出现，不免又有新的笑话，新的推翻和新的扩充跟着来。”18 原有的艺术种类不断被突破，原有的艺术边界守不住了。而且，究竟怎样来定义艺术，也越来越把握不准、甚至无法把握了。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古典的艺术定义已经失去效力，提出了“家族相似”说，认为美、艺术、游戏等等，没有统一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性的关系:“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我要说，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19 在这场审美观念的时代变动中，艺术似乎没有了边界，那些低俗的、过去认为不可能与艺术沾边儿的“现成物品”，成为了艺术。20世纪最具有反叛精神的艺术家之一法国画家杜尚在《关于“现成物品”》一文中说:“在1913年我就起了一个怪念头:去把一个自行车轮固定在一只厨房用的长脚凳上，并看它如何转动。……当‘现成物品’一词出现在我心中的那时刻，也就指明了这种表现形式。我渴望去建立的论点是:这种现成物品的选择并非由审美享受来支配的。它是建立在冷漠的视觉反应上的，同时，无论好的趣味或坏的趣味都无从谈起，……事实上整个感觉是麻木的，其重要特征是短暂的裁决;我偶然地把标题刻在这些‘现成物品’上。这种裁决替代了一件标题作品那样去描绘事物，它意味着把另一个比言语更丰富的领域传达给了观众。”20 杜尚从1913年开始，采取工业设计图的几何方法，用所谓“现成取材法”制作《自行车轮胎》，即取一个普通的自行车轮子固定在一只厨房用的长脚凳上。

1917年，他在美国把一个小便器题上名字《泉》送美术馆展览——他要求人们用新的角度去看它，抛开原来实用的意义，于是小便器获得一个新的内容，成了艺术品。1919年，他在巴黎创作最著名的现成画《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即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上加上胡须。这些惊世骇俗的行为使得具有传统美学观念的人目瞪口呆。但某些具有超前观念的理论家作出了解释。布洛克说:“那些把种种‘现成物’当做艺术品的人，实 际上是在从事一种非常严肃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在扩大或重新创造人们的艺术概念。而那些不认为上述物品是艺术的人，则是在保卫已有的艺术边界，对于改变它的种种企图进行抗击。”21

现成物品转换为艺术品的奥秘在于“审美态度”。在这些理论家那里，任何对象，无论它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对象，只要对它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它就能变成为一个审美对象。然而，当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的时候，艺术也就成为任何什么东西了，艺术消失于生活之中，或者说与生活融为一体了。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过去，艺术是一种经验，现在，所有的经验都要成为艺术。”22

20世纪70年代偷渡到美国的台湾行为艺术家谢德庆有四件“行为艺术”作品:（1）1978年9月30日至1979年9月30日，把自己关在纽约寓所内一个自制的木笼中一年，不读、不写、不看，不听任何东西，只是单纯地吃喝，让自己活下来。（2）1980—1981有一整年，也是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但得每隔一个小时打一次卡，一年365天，共打8760次。（3）1981—1982有一整年，他让自己完全在室外度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进入任何有遮顶的去处。（4）1983—1984有一整年，他与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蒙塔娜（Linda Montano）拴在一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两头一起生活，其间互相绝不能触碰23 。

不管读者是否承认上述行为是不是艺术，但至少当今有一部分人高度评价这种“艺术”的水平和价值:它们“得以让我们接近一个人，看到他的‘煎熬’和忍耐，看到他对生命极限的突破和挑战。看到他真的是全身心投入，而且是艰苦卓绝地体验这一种和那一种活着的状态，他的体验和参与是如此精粹，如此专注，只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终于能够被作为一个对象意识了，体验了，关照了，这对我们真的是太重要了。……西方艺术发展到现代突然开启出一个新的方向:艺术不再只服务于视网膜，而要成为观念或者思想的表达。……因此，行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生，材料也是人生，目的也是为了人生。艺术家拿自己做‘工具’，把人生当成一个客观对象展示出来”24 。如果谢德庆那四件作品是高超的艺术品，那么，“2003年站在世界第三极”登珠穆朗玛，环法自行车赛，张健游渡渤海湾、英吉利海峡、长白山天池、青海湖，“柯大胆”（柯受良）飞车越黄河壶口瀑布，蜘蛛人徒手爬摩天楼，新疆杂技演员钢丝走长江、走天坑……当然都是当今最时髦的艺术。

艺术从古典时期的圣坛上被拉了下来。过去，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艺术，“玩”艺术，现在，人人都是艺术家，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且人人都可以“玩”艺术。美国学者詹明信描述说:“在后现代的世界里，似乎有这种情况:成千上万的主体性突然都说起话来，他们都要求平等。在这样的世界里，个体艺术家的个体创作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艺术成为众人参与的过程，不只是一个毕加索。”25 大地艺术、观念艺术、广告艺术、行为艺术、波普艺术……，卡拉0K、群众演唱会、各种群众文艺晚会……，观众与演员常常合二而一。互联网文学，众人参与创作。电子文化媒介几乎把现实物像与视觉图像直接重叠起来。虚拟与实在难以区分。创作与欣赏的界限消失了，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消失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审美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距离也消解了。于是生活就是审美，审美就是生活。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上一些最敏感的美学家频频著书立说，对整个20世纪的百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余年来出现的审美—艺术的新趋向新观念进行理论界说。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舒斯特曼认为，美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美的艺术的研究，而应扩大到人的感性生活领域、特别是以往美学所忽视的人的身体领域、身体经验的领域，因为审美活动本来就渗透在人的广大感性生活之中，美学研究要从艺术的狭窄领域走出来。舒斯特曼提出应该建立“身体美学”。他认为，哲学是一种实践智慧，一种生活艺术;哲学与审美密切相关，应该恢复哲学作为一种生活艺术的角色26 。

德国美学家韦尔施也认为，目前全球正在进行一种全面的审美化历程。“除了表面的审美化”（例如“现实的审美装饰”、都市的“整容翻新”、“经验美食”的享受、“经济策略的审美化”、“文化基体的享乐主义”等等），还有“深层审美化”（例如作为“审美新热点”的“硬件和软件的位移”、“物质的审美化”和“非物质的审美化”、通过大众传媒的虚拟化的现实、以及更深层的科学和认识论的审美化等等）。“在物质的层面和社会的层面上，现实紧随新技术和电视媒介，正在证明自身来越为审美化的过程所支配。

它正在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审美活动，当然这里 所指‘审美’不只是指美的感觉，而是指虚拟性和可塑性。针对这些过程，现实的一种新的、本原上是审美的意识应运而生。这一非物质的审美化，较之物质的、字面上的审美化含义更深刻。它不但影响到现实的单纯建构，而且影响到现实的存在模式，以及我们对现实作总体的认识。”27 整个社会生活全面审美化了。美学不再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而是普通大众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生活策略。

舒斯特曼和韦尔施都认为，审美渗透在感性生活领域，生活的审美—艺术化和审美—艺术的生活化是一个普遍趋向。面对这种现实，他们通过重新解读鲍姆加通，寻求突破传统的狭义美学的框框，发掘鲍姆加通“美学”（“Aesthetics”）的“感性学”含义，将美学研究范围扩大到感性生活领域，使美学成为研究感性生活、研究广大审美活动的学科，成为一种“身体实践”，成为“第一哲学”，成为一种更宽泛更一般的理解现实的方法。

我国学者也在关注这一世界性的审美—艺术的新动向新观念。北京大学的彭锋博士不但翻译了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著作28 ，还撰文数篇加以阐发。南京大学的潘知常教授于1998年出版了一本40余万言的《美学的边缘》29 ，考察了审美观念从古典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杜书瀛研究员也在最近发表的《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30 一文中，对美学的新趋向进行探讨。

三

审美—艺术观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向?是怎样的文化土壤、时代变革促成了这场转向的到来?从社会的根基——经济运动来加以考察能够帮助我们揭开一些谜底的。

经济的影响，有深层的，根本看不见、也很难觉察的;也有浅层的，比较容易把握到的。就深层而言，市场经济（它在大约500年前发生于欧洲，20世纪更加迅速地扩展到世界各地）素有的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平等观念，是促使审美—艺术观念平等化的深刻根源。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31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是平等的，市场上以货比货，公平竞争。这种平等观念是对特权的解毒剂。同时，市场经济也为艺术品赋予了某种商品性质，甚至在某种条件下它就是作为商品存在的，艺术品拍卖会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如此，艺术品（部分地）也拥有了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平等属性。在艺术的商品属性面前，精神与物质、精英与民众的界域消融了。就世界范围而言，市场经济从西方起始，平等观念也慢慢发展，只是到了近百余年比较显著，对审美—艺术观念的影响也逐渐加大力度而已。另外，经济发展还是艺术发展繁荣的基础。中国古贤墨子云:“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32 如果在墨子时代这只是理想，那么，在当代则成为现实。

所谓经济影响的浅层，就是指那些很容易看见的比较直接的作用。古典美学、古典艺术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审美无功利，至康德，此说达到极致。然而在市场经济影响下，艺术的功利性的一面受到重视，当代一些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偏偏着眼于挖掘审美一艺术的功利性质。在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艺术的’实践必须同‘技术的’实践结合以保证工具的效率。这是一种神奇的形式，甚至在工业美学中我们仍能看到它的遗韵:美的产品卖得更快”33 。“美的产品卖得更快”，快言快语，一语中的。还有一位西方艺术家奥尔登堡这样说:“我所追求的是一种有实际价值的艺术，而不是搁置于博物馆里的那种东西。我追求的是自然形成的艺术，而不想知道它本身就是艺术，一种有机会从零开始的艺术。我所追求的艺术，要像香烟一样会冒烟，像穿过的鞋子一样会散发气味。

我所追求的艺术，会像旗子一样随风飘动，像手帕一样可以用来擦鼻子。我所追求的艺术，能像裤子一样穿上和脱下，能像馅饼一样被吃掉，或像粪便一样被厌恶地抛弃。”34 这话说得虽然有点儿俗气，也有点儿故作姿态和矫情，甚至有点儿极端，但他鼓吹艺术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思想，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还有的西方学者宣布“美术馆之死”、“博物馆之死”。意大利学者瓦尔特·赫斯说:“我们要把意大利从这些无数的博物馆中解放出来——它们盖在它上面，像无数的坟墓。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回到生活里来，我们要否决掉过去的艺术，艺术终于适应了我们的现实性的需要。”35 政界人士、企业家更从功利的角度看待艺术，美国印第安纳州众议员李·汉密尔顿说:“艺术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经济资源。花在艺术上的钱对整个社区 经济的发展不仅有积极的影响，而且有增值效应。艺术是旅游业的财源，艺术吸引了工业和商业，提高厂房地产的价值。”36 这样，商品经济的影响，把艺术从无功利的、纯之又纯的、洁白无瑕的奥林匹亚山上拉下来，拉到现实中来，拉到平民生活中来。艺术博物馆的墙坍塌了，艺术与生活扯平了。

说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还应看到它的间接影响，即市场经济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再影响到艺术。20世纪是人类灾难深重的一个世纪，但同时也应看到较之以往它也是人类民主化进程幅度最大的一个世纪。在世界各地封建特权、不平等、不民主遭到打击、遏制，独裁统治一个个倒台，民主、平等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觉醒。平民化、民主化扩展，特权逐渐消弱、趋于消亡。以中国为例，1911年推翻帝制之后，民主化曲折发展，付出颇多代价;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也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蓬勃发展而进一步深入，因此艺术的平民化、民主化也内在地受到良性的催化。

我们还要看到哲学世界观的变化、特别是哲学的后现代化对审美的影响。本质主义（崇奉决定现象的本质，崇奉中心和本体）的解体，现象多样性的被重视，多元思维的建立等等，必然对审美—艺术观念产生影响。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为审美—艺术观念中的民主化、平民化以及艺术与生活的贴近和同一，创造了前提。现在西方某些哲学家大讲“主体性的黄昏”37 ，并且声言要与“人类中心主义”“痛苦地诀别”。“几乎在所有方面，人类不再是他们过去自诩的主人了。和树叶、蠓虫、鱼虾一样，人类也得依赖其他生命以求生存。人类只是系统中的一个部分”38 。这样，人并不高于他物，“主体”再也没有以往的特权。传统的哲学思想，传统的宇宙观，受到冲击甚至解构，这对审美—艺术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技术层面上，现在已经进入电子时代;相应地，在文化上，进入电子文化时代。技术、工具变化对审美—艺术观念发生巨大的影响:电视转播、互联网几乎使空间距离不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不复存在。伯恩海姆说:“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艺术观和现实观。这种观念认为，为了认识现实，人必须站到现实之外，在艺术中则要求画框的存在和雕塑的垫座的存在。这种认为艺术可以从它的日常环境中分离出来的观念，如同科学中的客观性理想一样，是一种文化的积淀。计算机通过混淆认识者与认识对象，混淆内与外，否定了这种要求纯粹客观性的幻想。人们已经注意到，日常世界正日益显示出与艺术条件的同一性。”39 在古典美学那里，在印刷文化时代，由于以文字为基本媒介，作者与对象、读者与作品需要通过文字的转换来联系，需要借助于思维、理解、想象而完成创作或接受。这就产生了伯恩海姆所谓“艺术可以从它的日常环境中分离出来的观念”。有人说:古典艺术是间接性的艺术，是明显地受到时、空、物质材料局限和制约的艺术;而在电子文化时代，在图像文化时代，由于电子媒介的作用，作者与对象、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由间接性变为直接性，它们有时直接合而为一、混为一体，读者、观众简直用不着思维、用不着理解、用不着想象，你直接感受就是，直接看、直接听就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电子媒介，现实与非现实（虚拟世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在电子时代，现实甚至可以克隆，例如多利羊。文化—审美上，现实与影像也处于新的关系之中。你去裁缝店做衣服，可以先在计算机屏幕上逼真地做出未来服装的样子，顾客还可以参与设计，这非现实的虚拟的图象（服装），可以丝毫不差的转换为现实（服装）。有的电视作品、甚至电影作品，读者和观众也能直接参与创作（制作）。通过电子文化手段的转换，现实成为艺术，艺术成为现实。二者之间的鸿沟被填平。古典艺术那种从“外面”去认识或“把握”现实的状况被取消，艺术活动本身就是现实自身的活动。于是，艺术再也不像古典时代艺术创作那样神圣、神秘、永恒，那样具有唯一性。机械制作、大量复制、随身听……把创作和欣赏带入新的境界，卡拉0K把欣赏也变成了创作，把读者（观众）也变成了作者。这样，把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审美与生活的距离就此消泯。

上面我们考察了由古典的审美—艺术观念到当代的审美—艺术观念的流变历程，并初步探索了促使流变发生的各种因素。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审美与生活合流了（审美即生活、生活即审美），艺术与生活模糊了（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那么，艺术是不是就此终结或曰消亡了呢?这似乎是一个很严峻也很重大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回首翻阅一下整个人类生长发展的历史，就会知道我们人类没有一天 离开过、没有一天离得开艺术。人类要健康地活着，就必须有精神的审美的诗意的生活，只要这种有灵性的审美活动还继续一天，艺术便不会终结。当然，艺术的对象和内容构成会发生转换，艺术会换一个位置和方式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艺术的光彩会暂时隐匿进现实世界的繁华当中，但她的精灵会永远活着。在这里，对于“艺术”的界定至关重要。只要不把艺术外在客体化，而是把艺术看成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生活方式，这种对艺术生死存亡的担忧就会显得无谓和多虑了。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页，第148页，第26页，第112页，第24、25页。

③齐·谢赫《古画品录》，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⑧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见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5页。

⑨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⑩瓦·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查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11 12 15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第151-152页，第153页。

13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65页。

1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9—167页。

1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8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9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0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21布洛克《美学新解》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22丹尼尔·贝尔《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王宏周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9页。

23 24参见《读书》2003年第8期王瑞芸文章《投诉生命》。

25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第12期。

26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页。

27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关于舒斯特曼和韦尔施的观点，可参见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文学艺术和文艺美学的未来”部分，《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28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彭锋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潘知常《美学的边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杜书瀛《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文学评论》2003 年第4期。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32《墨子·墨子佚文》，清·毕沅校本，第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33页。

33杜夫海纳等著《艺术科学主潮》，刘应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34奥尔登堡的话见于赛尔《现代艺术的意义》，陈世怀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

35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宗白华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36参见奈斯比等著《2000年大趋势》，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艺术观念论文篇（4）

寻根文学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文化寻根运动和文学思潮。作为一个沉淀的文学历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地位和意义日渐为人们所漠视。但在重新整理当代文学史的今天，对寻根文学的意义再发掘，有着现实的必要。今天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更迭中，寻根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一个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就是推进了新时期小说观念的转型。可以说，以寻根文学为界，20世纪80年代文学前后期的艺术观念截然不同。季红真认为，“寻根文学”使“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完成了艺术嬗变，继之而起的文学思潮几乎都受到了“寻根文学”的影响。在寻根作家中，对寻根文学思考最为深入，最为系统，探索最富创造性的作家当属韩少功。他在1985年相继发表的寻根文学纲领性文章《文学的“根”》与寻根文学标志性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显示出他在理论与创作上的高度自觉。本文以韩少功20世纪80年代创作为中心，探讨寻根文学是怎样推动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转型的，以及转型过程中它的地位和贡献。

一、从载道到审美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功利载道型向现代审美愉悦型的转变。寻根文学之前的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仍然是以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功利载道型文学为主导地位。粉碎“”以后，虽说有形的政治桎梏已经打碎，但无形的“政治情结”依然缠绕着作家，用文学担负起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成为当时很多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即便后来成为寻根文学主将的韩少功也不例外，他的初期代表作《月兰》、《西望茅草地》等都以“”作为历史背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手法，展示“”留给人的心灵创痛和悲欢离合，呼应了时代潮流，应合了当时社会政治心理，因而在国内引起了一定影响。但从根本上说，这类文学仍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写作成规和话语系统，其功利性的实用追求，使得文学在实质意义上已沦为工具而丧失了其作为艺术的自我本质属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以审美为本质功能。但中国文学历来有“载道”的传统，对于小说来说，这种情况在近代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梁启超等人在论述“小说革命”时．就公开宣扬：“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兴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对小说功能的无以复加的强调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昭示了小说在20世纪中国所将要承担的历史使命。正是基于这一点，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矛盾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功利与唯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争都与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有着关系。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来说，它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对新时期文学审美愉悦本质属性的还原，和对过于浓厚的功利性色彩的反拨。

其实在寻根文学之前，一批在艺术观念和艺术形式上迥异于“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文学的作品已经出现，如：汪曾祺的《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张承志的《绿夜》(1981)、《黑骏马》(1982)，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1983)，郑义的《远村》(1983)，贾平凹的《商州三录》(1983—1984)等。这些作品标志着文学创作的既有规范已有所突破。无论是汪曾祺的“克制陈述”、“除尽火气”，阿城的“涤除玄鉴”、“澄怀味象”，还是李杭育对家乡挽歌式的诗意描写，以及张承志所表现出的那种朝圣者般遥遥跋涉的雄浑悲壮之美等等，已远非功利载道型文学所能传达，与当时的主流文学相比，其异质性显而易见。它们的出现，昭示着一个审美文学时代即将来临。而寻根文学则强化了对这种文学的寻找。

首先，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宣言中，普遍高扬着文学的主体精神，对传统的“载道”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此持论最为激烈的当数李杭育，他说：“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中国的文化形态以儒学为本。儒家的哲学浅薄、平庸，却非常实用。孔孟之学不外政治和伦理，一心治国安邦，教化世风，便无暇顾及本质上是浪漫的文学艺术；偶或论诗，也只‘无邪’二字，仍是伦理的，‘载道’的。”并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两千年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并没发生根本改变，而每一次的文学革命都只是以‘道’反‘道’，到头来仍旧归结于‘道’，一个比较合时宜的‘道’，仍旧是政治的、伦理的，而决非哲学的、美学的。”基于此，他们希望借当时社会上悄然兴起的“文化热”冲淡或反拨文学中过于浓重的“载道”倾向，为新时期文学植入一些审美因素。这种文化策略，在韩少功那里被表述为“对东方民族思维和审美优势的寻找”。在《文学的“根”》中，韩少功劈头就问：“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这显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发问。接着作者通过一位诗人去湘西开会，终于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了它，“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的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这种境界显然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对于寻根的目的，他从理论上概括为：“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寻根”。实际上就是一次审美范畴内的历史文化追寻活动。

与理论主张相一致，寻根作家们在创作中也高扬主体审美意识。以韩少功创作为例，在他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作品中，审美的意义呈现出对“载道”文学观全面替代，作品的实际意义主要依靠文本的美学内涵来体现和发挥。如在《爸爸爸》里，神秘而浪漫的巫楚文化通过大量的民俗事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渲染。“鸡头寨”——一个时空不明的世外村落，它被种种神秘气氛所笼罩，联系着一系列神奇事件：蜘蛛精、岔路鬼、蛇好淫、挑生虫的传说以及红白喜事的唱简、祭祀谷神、请巫师指点、砍牛头预测胜负、吃冤家尸体、坐桩而死、过山等等。虽然作者有着强烈的启蒙功利意识，但似真似幻，怪异荒诞的文本实际效果却在相当程度上稀释了作者的启蒙动机，使文本的意义由功利走向审美。如果说，韩少功初期创作，主题的明确性、人物的典型性、细节的真实性是他的追求目标，那么，在发表寻根宣言以后，他显然放弃了对上述艺术成规的追求，主题的含混幽深、细节的荒诞性成为他的创作主调。如在《鞋癖》中，他写到惨遭不测的父亲亡灵不断显迹在父亲以前坐的藤椅上，常用的蓝花釉瓷碗上和公共卫生间的墙壁上，因为藤椅会无声发声，瓷碗会无端破裂，墙上一片暗色的水渍完全是父亲正面的剪影。这些细节展示的是人与自然的通灵性，在特定的时刻与氛围中，人可能转化为自然，自然也可能具有人的灵性。正所谓天人感应，物我归一。显然，韩少功的这些作品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已经超越了功利色彩浓烈的文学，其中的审美韵味的悠长不再依赖既有的写作模式，而是让你在文本的意趣氛围、行文遣词中去领略。这种审美化追求，同样反映在王安忆、阿城、莫言、扎西达娃、李杭育、何利伟等人的创作中。如阿城的《棋王》，作者以大巧若拙的描写，朴实简洁的语言，豁达通脱的美学情怀重新阐释老庄的“不为物役”，在一种充分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中获得对现实人生的超越，以及与永恒、无限的自然宇宙合为一体的审美人格。而在“红高粱”系列中，莫言以一种奇特的、极具张力与分裂的叙述表现出对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崇拜。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新时期文学终于卸掉了“载道”的沉重包袱，迈入了一个审美文学的新时代。

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寻根文学对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所作出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促成了其由传统的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结束后，“伤痕”与“反思”文学曾使一度失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得到了恢复。构成当时文学主体的，就是这种回归的现实主义文学。但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在回归的同时也在酝酿着对自身的超越。这种超越与当时文坛蓬勃兴起的“现代派热”相关。这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随着新时期国门的再次打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蜂拥而入，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二是新时期初期的作家普遍表现出对现代派的极大的热情。如：1981年9月高行健出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后，围绕这本小册子，王蒙、刘心武、李陀、冯骥才等人在《上海文学》上展开了大规模的“现代派”讨论。更为可贵的是一些作家在创作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如王蒙的“意识流”系列。但由于思想领域内长期的自我封闭，当时的人在对待西方现代派哲学和文学还是处于犹疑观望的状态，因此他们大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借鉴时小心翼翼地把现代派作品分解为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这显然不利于新时期文学现代化的要求。“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阔了眼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所以，在最初的“现代派热”后，文坛并没有走向激进的“欧化”道路，相反倒是现代派小说试验都暂已告停。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作家放弃了对“现代派”文学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说明新时期现代主义的转化的深化，即从形式的追求上升到观念的思索。而在实质意义上从观念上推进这种转化的，恰恰是寻根文学。

应该说，寻根文学并不是现代主义文学。但在寻根作家们的理论表述中，对现代主义却都流露出几分好感。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提及的外国作家有近20人，基本上属于“现代派”：福克纳、博尔赫斯、毛姆、昆德拉、罗伯一格里耶、塞林格等。更重要的是，韩少功等人在艺术实践上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现代主义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寻根作家们作出了如下贡献。

首先，促成了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由对外在世界的客观反映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再现，是新时期文学现代主义转化的第一步。当新时期文学在题材上摆脱了“写什么”的桎梏后，“怎么写”即作家的主体创造性成为大家所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显然是新时期文学由叙事走向抒情的开始。应该说，在寻根文学之前，一些作家的写作已经出现散文化和诗化的特点，如王蒙、汪曾祺、贾平凹等。这种写作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客观写实相比较，最大的差别就是作家叙事意识的不同。它们尽可能摒弃或淡化那种由情节所决定的矛盾冲突，而注重人物内心情感的抒发。如王蒙《海的梦》，作者并没有正面叙述主人公的沧桑经历，而是让他面对大海梦魂幻游，主人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生动地跃然纸上。寻根文学出现后，这种写作倾向则更加有意识地被强化了。这可以从韩少功的80年代中前期创作轨迹的变化看出。韩少功称自己的早期创作多属“问题小说”，“先有意念主题”，“再找适当的材料”，人物往往是某种思想、理念的形象化载体。这虽然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但也因为主题的鲜明单一、人物的扁平化削弱了文学的审美性。而在1985年后，韩少功的创作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开始关注人类理性发展偏至时对人类生命的戕害，“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时代，整个人类精神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在幼儿时期，总之是在理性薄弱和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思维的迹象”。因此，韩少功这个时期的小说有意放弃对明确主题的追求，淡化情节冲突，而是通过挖掘人潜意识的原始经验，表现主人公的幽秘复杂内心世界，像《雷祸》、《诱惑》、《蓝盖子》、《梦案》等小说几乎全篇都是心理写实，外在现实冲突已经转化为内在心理呈示，如“一个朦胧化的灵魂幻象”、“一个混沌初开的景象”、“一个仍未降临的未来梦想”，它可能“来自无限，令人感到陌生，冷峻魔幻、无边无际、光怪陆离”，甚至“罪恶”、“混乱”、“荒谬”，让人颇感诡异神秘，这多少折射出创作主体内心的隐忧、惊惧和痛楚。

其次，表现主义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主要表现在寻根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对待现实的观照方式不同。为适应“向内转”的艺术要求，寻根文学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以“反映论”为指导，强调艺术对现实客观再现的原则，代之而起的是注重艺术对自我的主观表现。寻根作家们的表现主义美学原则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重主体性认知。在寻根文学“向内转”的过程中，就包含了重视文学主体性的要求。对人物内心的抒发刻画，必然要求作家要具备对世界独特的内心体验。如《棋王》，作者的创作目的是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一心理来观照、理解和表现世界。因此，阿城主要是让创作主体浸入中国文化来写世界，而不单是写大干世界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作家内在的修养，而不一定是他外在的表现对象。进而言之，如果说这部小说中弥漫着一股中国文化气息，那么这股“气”主要不是得力于作者对外在事物的描写，而是生发于内，是由于作家自己底气的贯注。阿城相信，创作主体浸透了中国文化精神，作品自然就会弥漫中国文化之气。二、重整体思维。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思维。韩少功认为，东方文化思维方式是直觉，东方思维的传统是综合，是整体把握，是直接面对客体的感觉经验，而这正是整体性思维。譬如在《爸爸爸》中，韩少功不再注重对个人性格刻划，而是在对群体意识的观照中，来表现民族文化心理内涵，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容。在他的笔下，几乎所有的人都缺乏自我独立人格，他们服从共同的命运，听从部落统一的意志，个人的行动并不具有任何独立意义，也不影响部落的历史进程。这与传统现实主义以个体性的“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显然不同，从而也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体验和不同的审美效果。三、“陌生化”效果的追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使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是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寻根作家深受这种美学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事情节的淡化、象征色彩的加强，有效的形成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间隙，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与思考。如韩少功《归去来》中的“我”，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却被山寨里所有的人认定为另一个人，而“我”在这样的误认中恍然感到山寨里一切人与事都是“陌生化的熟悉”，由此，明晰化的自我特征与具体化的个人历史都在这荒诞的时空中消逝殆尽。而《爸爸爸》、《女女女》、《火宅》，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小说，从具像到抽象，从经验到超验，出奇地审视和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荒谬的世界和困境，给人的感觉恍然隔世。显然，这些小说是以陌生化向度增益着艺术的价值与活力。从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到表现主义的主观表现，认知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艺术观念的变化，从而也最终促成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观念的转型。

三、时空观念的转变

艺术观念论文篇（5）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情境与西方恰好相反。尽管我们也有政府的支持，比如历史重大题材的创作，但此项内容只是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尽管有时也不乏对当代艺术的支持(如成立当代艺术研究院)，但更多不是为了宣传意识形态，就是以市场和资本为目的。在易英看来，这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当代艺术的价值依凭，而且即便试图以创作范式本土化的名义有意与西方拉开距离，也与艺术本身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因此，所谓的观念艺术在这里事实上是一种伪观念艺术。而这也使得很多人现在反而更怀念1980年代对西方的憧憬与模仿，至少那个时代还保持着对艺术的纯粹执著。且不论作为艺术的观念是真是伪，当对艺术本身缺乏纯粹时，任何观念都无所谓真伪，它本就是虚假的。这是观念艺术作为“社会治疗学”的基本条件。

对于艺术观念本身的自觉和检省是反思观念艺术及其观念的前提。唯其如此，我们方可回到观念艺术本身的反省。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话语，观念艺术在西方的兴起一方面取决于艺术自身的“内在理路”，另方面则端赖于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等“外缘影响”。

从其“内在理路”看，在格林伯格将形式主义推至极端的同时，极少主义的兴起及其对“物性”的强调，加之“达达主义”的推波助澜，开启了观念艺术的视野。此后，“大地艺术”、“偶发艺术”、“波普艺术”、“身体艺术”及“贫穷艺术”、“激浪派”等观念艺术此起彼伏、纷纷兴起。与格林伯格主张艺术的连续性不同，观念艺术主张断裂。如果说前观念艺术强调的是“如何表现”的问题，观念艺术则意在“表现什么”，它意在“看的内容”，而非“看的方式”。因而，它不再建基于一种历时性关联中，而是转向了一种共时性的存在，诉诸结构与关系。这一方面意味着格林伯格所谓的精英前卫的终结，另一方面则标志着新的前卫的开始，即后前卫的滥觞，后前卫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艺术与生活之间边界的消失。如果说抽象表现主义与世俗生活相对立或背离的话，那么观念艺术则恰恰根植于日常社会生活。在观念艺术看来，重要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背后的思想、主张和立场。在这里，“艺术服务于思想”，是“对思想的再造”，而不是个体“一时冲动的偶然所致”。

从其“外缘影响”来看，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观念艺术与当时的学生民权运动，包括反战、反种族歧视、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斗争不乏内在的关联。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帮艺术左翼分子在跟着“起哄”而已。殊不知正是这些“起哄”，颠覆了延续数千年的艺术本体论。艺术的价值判断维度从此由好坏转向了对错，政治正确还是不正确成为艺术的标准，其可能的结果是只要政治正确，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这告诉我们，尽管艺术本体论的转向有其自身内在的一个理路，但其还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的现实和历史中。对于格林伯格及其精英前卫主义而言，本质上这还是一种前卫，是一种后前卫的前卫。

再看中国。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栗宪庭所谓的“重要的不是艺术”是观念艺术在中国的滥觞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由易英《力求明确的意义》一文引发的“意义大讨论”则标志着“观念艺术”在中国的兴起和理论上的成立。尽管此文后来引起了邱志杰、朱冥、沈语冰等批评家的强烈质疑，但事实是观念主义几乎主导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直至今日。只不过1990年代以来的观念指向与1980年代已然不同。如果说1980年代更多诉诸于历史检讨和文化启蒙的话，那么1990年代则逐渐转向了政治反思和社会批判，这其中不管是“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还是“近距离”叙事、“青春残酷物语”及“卡通一代”的宣言等无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如杜尚所说的：“观念艺术本身就是以观念的意义存在的。”在这里，艺术的意义不在于如何表达，而在于表达了什么观念和立场。所以很大程度上，艺术家及其艺术的成熟还有赖于批评家的阐释和定位，比如“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与栗宪庭，“理性绘画”、“极多主义”与高名潞，“近距离”与尹吉男，等等。重要的不再是艺术作品本身，而是其是否在以上某一观念范畴之内。

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消费时代的降临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图像转向”及“视觉中心主义”尽管开启了当代艺术新的创作范式视野，但其非但没有制约反而前所未有地推进了当代艺术的观念化。艺术家崔岫闻在解说其代表作《洗手间》时这么说：“我选择在北京某一豪华夜总会的洗手间里那些从事夜间服务工作的女人们作为拍摄素材，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环境范围内，这种公共空间所包含的内容和在那里的女人们所呈现出的这一种状态已足以超出了人们想象中的这个空间本身所能承载的意义。表面看来，我拍摄的是女人的一种状态，而我更关注的是这种状态背后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如何从文化、历史、经济等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可见，即便是对于艺术家而言，创作归根结蒂还在于其背后的观念，而非艺术本身。事实上，看过这件作品后也不难发现，其在画面形式、拍摄技巧、手法等层面与普通的纪实作品没什么区别，区别只在于它是偷拍的，而且偷拍的是个人隐私和社会禁忌，所指的是伦理和政治。显然，崔岫闻在这里关注和表达的并非是一个艺术语言层面上的好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伦理层面上的对错问题。

如果除却市场和资本对于观念艺术之观念性的削弱和消解不言，单从普遍的所指而言，其并不乏社会政治内涵，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可赋予其“社会治疗学”这一身份。自“意义大讨论”之后，不管观念本身是不是伪观念，观念 艺术已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普遍范式。且随着2005年“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的召开，2006年王南溟论著《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的出版，以及近年来他所主张的“批评性艺术”、“更前卫艺术”、“新闻即艺术”，无疑将观念艺术推向了一个极致。按王南溟所言，如果说我们通常所谓的现代主义至波洛克即抽象表现主义已臻终结的话，如果说所谓的杜尚意义上的当代艺术为前卫艺术的滥觞、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为后前卫艺术阶段的话，那么他所谓的当代艺术即“批评性艺术”既非现代主义，亦非前卫艺术，更非后前卫艺术或后现代主义(王南溟戏称为“无聊艺术”)，而是“更前卫艺术”。其中，“中国问题情境”和“公民政治”(或“自由社会理论”)这两个关键词基本构成了他所谓的“批评性艺术”的主要观念和基本论域。之所以选择“中国问题情境”作为“批评性艺术”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之一，也是他反思1990年代以来在“后殖民荣誉”背景下当代艺术之“中国符号”自觉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既不是解构，也不是反讽，更不是调侃和无聊，而应积极地参与和介入中国现实问题。这决定了他将“公民政治”作为“批评性艺术”的价值支点之所在。在他看来，“公民政治”的建构才是中国现实的真问题，而当代艺术之为当代艺术的根本就在于如何将反思、批判及建设的视角建基于中国现实的真问题上。因此他认为“政治才是当代艺术中的前卫”，而对于艺术家而言，“公民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政治是他的艺术表达”。这意味着，判断艺术的标准不仅是观念本身，还在于这里的观念是否指向公民政治。在这里观念已转向观念主义，“公民政治”成为对错的标准，亦是判断艺术的唯一准绳。

由是，“当代艺术语言的自主性不再体现在现代主义或形式主义主张，而是在于艺术如何批判地介入社会和政治”，这一批判恰恰体现在语言的“否定性”。王南溟认为当代摄影艺术与纪实作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完成了“否定性镜头”的转向，如金江波的作品《经济大撤退》正是由于用了“否定性镜头”而使其一开始拍摄的时候就不是现实反映论的，而是将这种社会现象转换为一种问题情境，提供给人们反思。尚且不论新闻成为艺术时当代艺术还将前卫到哪儿，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相对当下诸多资本主导的伪观念艺术而言，王南溟所谓的“批评性艺术”及其观念主义的确不乏“社会治疗学”意义。

随着艺术与生活边界的消失，任何东西都被赋予成为艺术的可能，“非艺术”从此成了观念艺术的别称。但若是这样的话，那什么才是艺术呢?什么又不是艺术呢?无论是罗萨琳・克劳斯的后形式主义批评，还是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都曾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一件物品是否是艺术不仅取决于物本身，更多取决于其所处的艺术语境、批评阐释及艺术界的合法性赋予等。其特别强调了批评的话语权。问题是，不管是赋予谁话语权，决定其是否艺术的并非是艺术本身，而是艺术背后的观念。也就是说，话语权决定的并非是艺术，而是观念。在某一观念主导的前提下，方可确定谁是艺术，谁不是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要的不是话语权在谁手中，而是观念是否作为艺术的主导。

尽管王南溟并不认为其所倡导的内含批判性的“批评性艺术”并不在现实反映论框架之内，但实则其依然在其中，因为即便是批判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并没有脱离现实。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是不是反映论，而是如何反映。当然，王南溟赋予其批判性、否定性及反思性以区别于现实反映论，不过是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价值指向，在此并不能作为艺术本身的条件。由此可见，不管观念艺术多么前卫，其始终处在亚里士多德、康德所谓的“范畴论”层面上，处于追问“艺术是什么”的层面上。在这里，艺术本身是既定的，是不证自明的，我们所做的是只管按其准绳和条件寻找一种具体的对应，若符合这个观念，那就是艺术，反之则不然。按海德格尔所说的，当我们追问“艺术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错了，正确的应诉诸“什么是艺术”。唯其如此，方有超越“范畴论”层面而走向“后观念”的可能。

事实上，针对观念艺术及其“范畴论”问题，当下亦不乏自觉和反省，且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进路。除了王南溟及其“批评性艺术”将观念艺术推至极端这一进路外，沈语冰则主张回到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或现代主义，彻底背弃观念艺术。还有一条进路就是基于消费及图像时代背景下的“表征危机”，选择以“图像理论”为依凭，沿着语言学转向的脉路，通过话语和表征的建构而展开对观念艺术的反省和检讨，从而走向“后观念”。这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间进路，其不仅没有背弃观念艺术，亦不是彻底回到形式主义，而是在强调艺术作为语言或话语、表征及其修辞性的基础上，更深地扎根于历史与现实。因为只有回到艺术语言即“如何表现”的层面，方可超越“范畴论”即“表现什么”的层面，方可开启出新的话语及意义视野。这意味着尽管艺术就是艺术本身，但我们不能否认艺术本身就是观念，而观念则不一定是艺术。关键在于，这里不是说观念带出艺术，而是艺术开启观念。当然艺术与观念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因此，即便这依然是观念艺术，但也不是“范畴论”意义上的观念艺术，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观念艺术。观念并非既定的或不证自明的，而是在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由艺术所开启的或然和可能。

艺术观念论文篇（6）

二、融入时代精神———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创新观

如上文所述，斯特拉文斯基中期艺术观念的演变显然是与20世纪初的西方形式论文艺思潮相关，并由此显示出他自觉的在其艺术观念、艺术实践中融入时代精神的艺术创新观。但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文艺流派中，与斯特拉文斯基产生显性联系的当属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Formalism）。俄国形式主义“是十月革命前即已形成的一个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这一流派最初主要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两部分人组成”⑩。它推崇文学自主性，以及形式上的可感受性的美学理念，并以俄国未来派的拥护者、美学布道者的角色迅速形成广泛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曼•雅各布森（R•Jakobson）、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等。而斯特拉文斯基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事实联系是以他与俄国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V•Mayakovsky）的交往得到证明。马雅可夫斯基是俄国未来派的代表人物，与俄国形式主义者交往密切，并常参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交流活动。斯特拉文斯基在《访谈录》中曾提到1922年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在巴黎的相识，并赞赏他是“很好的诗人”輥輯訛。自此以后，斯特拉文斯基保持了对诗人的长期关注，并对诗人最终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惋惜之情。因此，与马雅可夫斯基保持长期友谊与交往的斯特拉文斯基对俄国形式主义不甚了解是很难想象的。斯特拉文斯基与俄国形式主义紧密的联系更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陌生化理论对作曲家艺术观念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者倡导以新颖的文艺形式带给欣赏者新奇的可感受性，并期望人们在这种可感受性的基础上获得对生活、自我的全新感觉与认识。因此，为使文艺作品可感受性的获得具有相应的可操作性，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提出了陌生化理论，大致内容是：“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輥輰訛从这段论述中，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作用是使人获得对生活、事物的感受能力，并且，艺术的这种作用是通过多种“陌生化”策略、手法得以实现的。而斯特拉文斯基也非常重视艺术作品给予欣赏者的可感受性，他认为评价艺术作品的高低在于它们提供的感受质量，提出人活着的意义是在于通过可感受的艺术作品及其形式手法而“发现真正的生活”輥輱訛———这与什克洛夫斯基关于陌生化理论及其意义的表述高度一致。谱例2《双钢琴协奏曲》IV赋格展开部主题旋律轮廓的变形谱例1《钢琴奏鸣曲（1924）》III创意曲主题旋律的“难化”艺术•文化此外，陌生化理论还提出了具体的陌生化手法，以使文艺作品作用于欣赏者的可感受性得以实现，而斯特拉文斯基在其艺术作品中也以音乐的语言借鉴了陌生化手法。陌生化手法主要包括诗语的“难化”、创造性的变形以及“延宕”的结构。其中，诗语的“难化”是通过隐喻、暗喻、夸张、借代等手法产生丰富的语义内涵，改变传统文艺作品相对直白的叙事风格，以增加欣赏者感受文艺作品的难度。在斯特拉文斯基中期艺术作品《钢琴奏鸣曲（1924）》第三乐章创意曲中（见谱例1），主题旋律a、b两个动机二度与四度（五度）音程关系的模进进行分别指代、暗示了呈示部、展开部调性运动的逻辑，使创意曲的主题蕴涵了类似诗语的“难化”所形成的丰富的语义内涵。创造性的变形是指在文艺作品多层面、多角度的要素组织过程中，强调由于变形而形成要素结构形态的级差印象。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文本中，如旋律轮廓的变形、织体形态的变形就形成了与初始材料之间显著的级差印象。在《双钢琴协奏曲》第四乐章赋格中（见谱例2），相对于呈示部的主题原型，展开部主题第6-15音的旋律轮廓发生了深刻的变形，从而造成赋格主题材料衍展过程中强烈的级差印象。“延宕”的结构是通过相应的形式、手法使文艺作品的叙事过程得以“延宕”、延长，阻滞作品高潮的到来，从而延长欣赏者对文艺作品审美的时长，并以插笔性、比较性、穿连性、互文性等类型的“延宕”结构最为常见。在斯特拉文斯基《钢琴奏鸣曲（1924）》的创意曲展开部中就借鉴了插笔性的“延宕”结构，以富于动力性的切分节奏与半音阶下行的音高进行相结合，营造出浓郁的爵士乐风格，与前后音乐片段形成音响效果强烈的“插笔”意味，并阻滞了展开部高潮部分的到来。

三、复刻艺术经典———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历史观

斯特拉文斯基中期尽管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陌生化理论的深度影响，但他是在基于历史传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实践着他的艺术理念，即在复刻创意曲、赋格、帕萨卡里亚、卡农、托卡塔等18世纪巴洛克复调音乐体裁的艺术经典过程中，展现出他的艺术历史观。因此，较之后来逐渐走向极端化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其陌生化理论，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观念更趋近这个文艺流派早期探索文艺特殊性的初衷，那就是文艺作为人类世界组成部分的特殊性及其与人类自身的关联。那么，斯特拉文斯基复刻18世纪巴洛克复调音乐体裁这种艺术经典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如同新古典主义者那样为了复古而复古地复刻这些艺术经典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佳吉列夫曾希望斯特拉文斯基对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睡美人》进行改编，以备俄罗斯芭蕾舞团在欧洲巡演之用，而他认为柴可夫斯基尽管是俄国艺术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但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人们来说柴可夫斯基“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存在于大百科全书里的俄罗斯艺术家”。由此，斯特拉文斯基需要寻找一种对于全体欧美国家的人们来讲是耳熟能详的艺术经典，以此作为连接他的艺术作品与欧美欣赏者的“通道”，使欣赏者在一种熟悉的、能够唤起集体记忆的审美情境中生发出对艺术作品的文化认同感，接受他的音乐语言，进而在其中感悟艺术形式、手法带来的所谓新奇的、陌生的可感受性，并深入理解他的艺术观念。最终，他选择了以塞巴斯蒂安•巴赫为代表的巴洛克艺术大师所创造、使用的复调音乐体裁（斯特拉文斯基中期借鉴的第一种复调体裁就是由巴赫独创的“创意曲”，其中深意是不言自明的），以这种无可争辩的、为全人类所共有的艺术经典为依托，在复刻经典的同时，彰显、实践着他融入时代精神的艺术创新理念。因此，斯特拉文斯基复刻古老艺术经典的艺术实践本身展现了他的艺术历史观。尽管这种作法与新古典主义流派高度相似，但究其艺术观念的本质却显现出更复杂、更宽泛的内涵。而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就曾敏锐的指出：“许多生于1880年的世界级艺术大师，如毕加索、乔伊斯、斯特拉文斯基……等人，标志着艺术领域中一个影响广泛的新流派。他们具有惊人的创造性，既善于创造性的继承前人的成果，又善于敏锐感受艺术中一切要素。”

艺术观念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76-04

顾祖钊先生是颇有资望的学者，他的文艺理论研究颇受童庆炳先生的看重。研读他的《文学原理新释》我们会发现其文学理论的与众不同：第一，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很特别，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反映论文学理论，也不同于科学主义以形式为核心的文学理论，更不同于人文主义式的文学理论。第二，他没有给文学下定义。那么如何去认识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他是怎样建构文学原理的？在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个性化的今天，厘清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一

要对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的探索，我们要先探讨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结构。所谓文学理论结构“应指一个由诸种要素转换规律组成的整体”。[1]与一般的文学概论不同，顾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的立足点是艺术至境。作者告诉我们：“由意象、意境和典型的三足鼎立的艺术至境为中心，作辐射性拓展，形成新的作品论、类型论、真实论和艺术发展论”。[2]因此，了解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结构关键就是“艺术至境”。

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艺术至境”属于诗学范畴，从诗学形态上升为理论形态还需要进行抽象，所以他其实只是以“艺术至境”为切入点，在这个观察点上对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作者认为： “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将启示我们思考艺术本质论，从而把它阐释得更为合理；……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带来艺术思维研究的重要突破；……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会使我们创作方法的研究走出误区；……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阐明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科学艺术至境观，可以对诸如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文学现象作出科学的解说、合理的评价；……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历史的批评论；……科学的艺术至境观，必然带来创作观念的巨大变化。”[3]

具体来看，顾先生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对艺术至境进行了多元化的研究。

我国艺术至境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起步，当时把典型作为唯一的艺术至境，六十年代李泽厚先生意识到“意境”是独立于“典型”之外的另一种类型。[4]1987年周来祥先生则把“意境”和“典型”二元对立。[5]顾祖钊先生则认为艺术至境应该是多元的。他把艺术至境和艺术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认为：“客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意境创造，主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审美意象再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典型。三者鼎足而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艺术至境。”[6]童庆炳先生在《寻找文学理论的突破口》一文中指出：“顾祖钊的艺术至境研究，从前人止步之处起步。首先，他发现将艺术分为再现与表现两大类型太笼统，他认为表现型艺术分为两个亚型，一是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型艺术、浪漫型艺术，一是以中国抒情诗为代表的抒情艺术。顾祖钊根据他的研究，把西方的表现型称为主观表现型，把中国的表现型称为客观表现型……从而把典型与意境的二元艺术至境格局，改造为更符合艺术事实的典型、意境、意象三元艺术至境的完美结构”。[7]

其次，把艺术至境定位在作品理论的一个层面中。

《文学原理新释》的一个特点是把艺术至境作为“形象”来探讨。作者对传统的文学形象重新进行了定位，他认为：“所谓形象就是作家在文本中用语言展现的气韵生动的人物或生机盎然的艺术世界”。[8]这里的形象既包含了人物形象，也包含了其他形象。作者把“艺术至境”也归入文学的形象中，而形象层面又和语言层面、意蕴层面相联系。这样，艺术至境与文本的其他层面的联系就很明晰了。

第三，找到文本理论五大块之间的联系。

顾先生是从文学和人的精神需求维度来把握文学的。他发现为了满足认识自身和社会的需要，就形成了文学的历史本质观；为了满足启迪思想和智慧的需要，便形成了哲理本质观；为了满足表现感情的需要，就有了情感的文学本质观。于是相应地产生了文学的三种审美类型——写实型、抒情型和哲理型，形成了三种审美表现形态——典型、意境和意象。这样文学本质和文学理论其他几大块之间的联系就很清楚了。顾先生也注意到了形式论和创作论的贯通，主要表现在：文本的层次论和写作过程论的贯通，作者把文学文本分为三个层面：语言层面、形象层面、意蕴层面。在《文学原理新释》中的创作论“语言对内容的征服”一节，对艾青的《树》的分析，就是用这种理论来分析的。他把“树”这个意象的涵义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概念树的心理印迹引起的意义。第二层为文学形象层，是由语象特征引起联想在心中形成的艺术形象系列，为形象意义层；第三层是文学形象所折射的象征意义，属于意蕴意义层”。[9]

文学发展论则更是体现了这种融合，顾先生的文学发展模式是“社会心理为动因的他律论，和以审美理想形态为中心的自律论，以及二者合力所形成的文学发展模式”。[10]

根据以上的研究，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结构点在艺术至境，而艺术至境属于文本的一个层次。因此，从操作范式的角度来看，该文学理论属于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理论。

二

那么，从观念角度来看，该文学理论是怎样的范式呢？所谓观念范式是“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包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11]总体而言，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为指导（书中很多原理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为基础的），参照了列宁的一些哲学认识而形成的。

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不同的是顾祖钊先生把本质和本体分开，他认为：“本质是关于文学性质的哲学概括；本体则是文学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容要素。”[12]这多少受到新批评派的影响。韦勒克和沃伦合编的《文学理论》就是如此。

对于文学的本质，顾先生注意到的是其多层次和多侧面的特性。他认为“文学的初级本质体现为言理（志）、言情、言史三个互补性侧面；中级本质体现为对社会生活审美反映性质；高级本质则体现为上层建筑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部门本身都属于历史哲学的一个方面，文学总的来说，最终还属于历史意义上的‘历史’”，[13]这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其本质。初级本质主要是从文学与人的精神对应中把握文学的本质，中级本质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阐释的。从创作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来看，文学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与科学的探究活动又有不同，它带有强烈的审美色彩，因此顾先生认为文学的这种反映本质上是审美反映。尽管作者对审美反映作了全方位的阐释，从表述来看，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作者的“审美反映”很重视文学创作的二度体验带来的审美距离感，由此产生的非功利的游戏性质。与艺术至境相对应的审美理想，可以说艺术至境就是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也是作者对审美反映论的创新。此外，作者认为，审美反映中，主体的人格很重要，也对文学理论的深化有帮助。

文学的高级本质是从整个社会的架构来看的，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作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审美特征。

顾先生的文学本体是以“人本体”为基础的，这和他的审美反映的文学本质观念是相对应的。而所谓的“人本体”其实是指文学是用语言构筑的心灵世界，具有心灵性和文化性。

三

规则范式是“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程序等规则系统”。[14]在文学原理方面主要表现为概念和原理的阐述。因为操作范式的变化，顾先生的文学理论的规则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概念体系的角度来看，该书有两大特征：一是根据文学实践自创的概念，二是对古今中外的概念重新转化而对文学原理有很多新发现。

首先，根据文学自创概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很矛盾：董学文认为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向西方体制的皈依 ，表现为西方学术规范的引进和西方思想资源引介的加速；一方面是国学热中体现出来的对主体性、话语权丧失的焦虑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盲目的夸扬。”[15]其实对于东西方的文论没有必要完全极端化，应该如吴兴明所言“对话和协商……控者向主体提升，意味着主体间性”。[16]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把文学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世界文学’，力图建立一个最具一般意义的文艺学体系”。[17]在艺术至境和各种文学关系织就的网络中，作者把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至境、言、象、意等概念与黑格尔美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叙事、文学抒情、摹仿说、心理分析、格式塔、艺术思维、抒情主体、复义、含混、悖论、反讽、审美心理等概念合理地整合在一起，转换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理论。

其次，对于文学原理多有新的发现。

在文本理论中顾先生较早地用言、象、意的纵向结构对文本进行分析。

对于风格的论述，作者也多有发现，如对文学风格形成，作者就对“文如其人”的不周密的地方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人格、人品是生活个性的反映，文学风格则是创作个性的反映。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是审美的，解释清楚了文学风格和人格的区别。

关于创作论，顾祖钊先生绕开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是创作方法还是创作原则的争论，主要关注创作心理、创作思维、创作流程、创作方式。

关于艺术思维，作者把形象思维具体化为意象思维和具象思维，把文学思维研究推进了一步。关于文学理论的创作过程的描述也有很大的创新。尤其是第三阶段“文学创作的艺术传达阶段”所探讨的“艺术传达的复杂性”、“体裁对内容的征服”、“语言对内容的征服”、“即兴与推敲”。这个设计概括力比较强，比以前的一些教材，把某些文体（或叙事文体，或抒情文体）的创作过程作为文学创作流程要科学得多。

张首映先生在批评西方的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的转折时，曾经说过：“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三大转折上……这三大转折也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做出了痛苦的牺牲，如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中的失重，乃至失落。”[18]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居多，对创作论也不是很重视。顾先生的发现也算是一个弥补。

关于文学发展论的研究，作者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研究的突破：

1.在文学发展的实质方面取得了前人没有的成就。作者认为：“文学发展的自律，实质上是审美理想模式的变化。其中艺术形式方面的能动性是造成这种自律的主要原因。”[19]这是很有见地的。

2.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世界性的取得主要来自作品深层意蕴中的人类因素和世界意义，而作品的民族特色和个性特色又在很高的水准上充分体现了这种人类因素和世界意义。”[20]这种看法找到文学世界性的根源，文学世界性不是观光性质的世界性，而是价值式的世界性，就如同马克思思想为全世界所拥有、所珍惜，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性。

四

一个好的文学理论，其操作范式、观念范式、规则范式三个范式应是互相套嵌的。那么顾先生的文学理论中这三个范式之间的关系如何？顾先生继承了反映论文学理论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文学也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21]和反映论不同的是，顾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审美的前提下，必然要竭力满足人类对他提出的关于知、情、意的精神需要。由于审美者的需要各有偏重，就会形成不同的审美理想，为文学造成不同的审美类型，形成不同的艺术至境形态（即审美理想在艺术中的感性形态）。”[22]这样，以审美反映为基础，顾先生吸收了新批评等文本中心论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

近几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社会学对我国文论研究的干扰，所以学界同仁花了大量的精力引进、吸收西方文论，研究转化古代文论。从这方面看，顾先生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由此，我们可以对顾先生的文学理论所隐含的“文学”概念进行思考了。

一般来说，文学的定义有广义的文学定义、狭义的文学定义和惯例式的文学定义。顾先生没给出文学的定义，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没有文学的定位。作者从艺术至境角度来谈文学，而艺术至境其实是一种文学审美理想，也就是说在顾先生这里，“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23]，文学是作为审美来看待的，也就是作为狭义文学来研究的。其实他还是对文学进行了一些预设：首先文学是一种艺术，其次文学还得够得上艺术标准才配称为文学。这就和目前流行的把文学放在社会、政治、经济、性别、地域、阶级、民族、思想、道德等关系网络进行所谓的文化研究做法不同。[24]前者以艺术内部的问题进行研究，后者只是对文学环境进行研究，很容易偷换文学理论研究的命题。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在欲望叙事泛滥的今天，顾先生用艺术至境——艺术标准来衡量文学就显出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坚守。

顾祖钊先生的《文学原理新释》操作范式是艺术至境，是文本中心的文学理论。其观念范式是审美反映论，在概念体系上，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形式论、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论进行了重构，并在此基础上沟通了中国和西方的文论，融贯古今文论，是一部有民族气息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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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兴明.实践哲学遮蔽了什么——评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的思想视野[J].文艺研究，2007，（08）：132.

艺术观念论文篇（8）

一中国油画创作题材分类淡化的趋势 油画创作的题材指的是油画作品主题所用的素材，通常包括人物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等分类，其中某种分类又有着下一级更细化的分类，例如，油画人物下又分为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和宗教画等，其最初的题材分类是出于实际需要而对油画作品类型的概括。当前中国油画创作的题材分类意义逐渐被削弱，油画创作更加突出了艺术本体和艺术家个体价值，题材分类正日益被淡化。正如乔治•莫兰迪一生钟情静物题材，但却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静物画家，因为这些作品传达出的不再是静物本身，而在于那种宁静和隐秘的艺术情感，也就是说，这种审美追求已经超越了静物题材的本身。油画题材存在的意义被削弱，但题材的旧有分类依然还存在，原来那种“术业专攻”的性质和实际价值业已经荡然无存，油画题材的选取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个人的创作观念，作为承载画家观念的载体而已。虽然时展产生诸如“红色题材”和“当代艺术”等新的说法，但这称谓并不存在任何题材分类的意义，亦非出于艺术创作专业细化的实际意义。这种对题材的弱化倾向不单缘于画面取材和内容，更多的是因为画家的创作观念性凸显超过了题材本身，而使欣赏者也无意再去刻意区分。从这种油画题材分类日渐淡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中国绘画已经开始进入了油画创作观念变革的崭新时代。 从我们发现艺术终结论并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以来，中国油画无论从创作观念上还是技法上，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目前，油画题材的淡化消除了美术史上那种题材和画家的尊卑，使艺术家和其作品都有着与他者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在价值，纵使有画面素材和内容的不同，区别也只是表达艺术家自我观念的手段区别，因此，题材概念和作品内容仅作为一种是载体，区别性日渐见弱，油画艺术的文化媒介性质开始向着更利于画家创作空间的有效拓展方向发展。创作观念不再囿于旧有的题材分类意义，而是更深刻的理解为当代艺术表达观念手段的现实意义，题材是形式而不是内容，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达到艺术表达目的，手段的选择开始多元化和综合化。也就是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不断拔高，各绘画题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乏更新和替换，在现阶段油画创作观念有了根本性的变革之后，题材的存在也正逐渐失去实质意义，这也使各种题材类型的画家身份开始隐去了其原本的意义。“传统意义上某题材方面的大师已经不再会出现了，就传统题材分类在现代艺术发展中一样，都只是艺术家彰显自我的媒介。尽管传统的题材分类并没有消失，但那些所谓的传统分类绘画作品日益成为受市场支配的大众文化，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旁落于创造性艺术的主体价值。”当代艺术家可以把任何素材作为表达自我观念的一个手段，而且手段上也逐渐失去了选择的界限，各个绘画题材在观念上强调的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寄予的艺术观念，更加侧重的是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问题针对性和文化的影响力，但是一旦没有理解题材本质上的变化，就会引起艺术家在创作上做一些重复的徘徊。 二当前中国油画创作观念的变革 油画创作的题材更多的是具有人文之意，各种题材的油画创作中对于客观自然、绘画材质和绘画语言符号等元素的选择，都要根据艺术家的审美和创作观念的不同而按需所取，它们的目的是要表达出艺术家对自身关照和思考问题的针对性、睿智性，是对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理解。油画创作题材的弱化，也使当前中国油画创作手法更加具有灵活性，无论是具象与抽象，还是传统与现代，原本对立的元素都允许融合在同一幅作品之中，最终都会是艺术家创作观念的物化。中国当代油画创作的这种情形，无疑受到西方艺术题材的消解、相互融合和出现综合性等特点的影响，受到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多元化特点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使当前中国油画的创作观念开始变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油画在中国属于舶来品，中国油画百年发展总是无法彻底摆脱西方油画的影子，无论是从题材分类、创作材料与技法，还是创作观念上。而且，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又使中国这种对西方油画的学习显得富有“中国特色”。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突变，使油画艺术抛开题材的局限和再现客观自然的创作观念，走向艺术形式的创造发展，在油画创作上更加凸显变革的性格。现代主义艺术不是一种具体的流派和风格，而是一种不断追求独立和革新的艺术体系的统称，现代主义油画艺术把绘画语言形式的创新作为最高价值。中国文化中缺乏长期以来以科学主义和写实主义为基础的创作观念，所以现代主义这种晦涩的转变使中国油画家显得无所适从，对那些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非常陌生，即使部分表现社会现实的现代主义油画作品也要加以语言的诠释，致使中国在一定阶段出现了对西方现代油画一味模仿，一味排斥的两个极端立场。西方这种形式与内容剥离的现代主义风格，使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和欣赏者体会出的观念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现代画家常把油画称为“视觉艺术”，从而侧重于视觉的特点而非艺术表达内容本身，但是中国油画艺术家这种对于艺术观念的理解，在“形式服务和服从于内容”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之下，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难度，这让中国油画艺术家很多年才明白过来，而对一些现代主义艺术大师的误读也开始逐渐得到澄清和纠正，并逐步得到更深一层的理解和认识。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当前的一部分油画艺术家在现代主义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下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思路，也构成当前以前卫性著称的当代艺术的面貌之一。 在中国油画艺术家还没来得及完全消化现代主义艺术的同时，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已经开始被逐步解构，并步入了后现代主义艺术时期，艺术创作观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种艺术观念的变革，使中国油画艺术家面临着多重选择，这无疑使中国油画艺术家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创作观念选择和更新的时期。后现代主义艺术同现代主义艺术一样，并非是一个艺术流派，也不是一个特定和具体的绘画风格，它指的是一种兼容并蓄、多元并存的新时代的艺术现象，同时它也不是现代主义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英文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中的前缀“Post-”其实很好的表现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Post-”前缀通常是表示“在……之后”，直译“PostmodernismArt”为“后现代主义”艺术非常容易造成一种“后现代主义艺术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一种继承和发展”的误解，但在西方美术流派的称谓中，“Post-”通常暗含“反对”之意，这同印象派“Impressionism”与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概念一样，“Post-”不仅仅表现出时间上的先后，更重于说明二者之间存在艺术主张和观念上的区别。后印象派正是在反对印象主义过于客观再现的局限性这个基础上揭竿而起，主张主观性在油画创作观念上的主导性。同样，后现代主义也正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一元化发展而主张艺术的多元化和综合性。后现代主义抛开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膜拜的“进步论”和“一元论”，不认为艺术史是单一的进化路线发展，更多的是具有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它承认文化差异和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甚至承认艺术的评价体系也具有多元性，因此艺术评价标准也开始模糊不清，更不消说题材的分类了，所以说当前油画题材分类被逐渐解构的背后与目前油画艺术创作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不无关系。#p#分页标题#e#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和“中心”的消解，对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强调，无疑使绘画题材分类的边缘更加模糊，绘画观念和绘画意义上也出现了更多的纠结，使绘画表达的观念和意义出现虚无缥缈、晦涩难懂的状况，但这与现代主义艺术中注重形式创新的艺术观念导致的那种难以琢磨的情形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因为这种晦涩难懂并不一定是现代主义艺术创作本身注重形式创造的问题，而是因为存在着对艺术创作观念、价值意义和评价体系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排除二者之间的藕断丝连，因为后现代艺术中在反对现代主义单向、一元立场的同时，又把其油画创作模式和思路作为多维中的一个因素，对现代主义油画艺术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所以后现代艺术中又存在很多具有现代性的艺术创作形式，也就是说后现代艺术对于现代主义整体上的批判性，并不排斥继续留存某些现代主义因素，只是这时候的创作观念允许存在现代主义那种否定的立场和创作思路，但这种不可能再上升为主流意识和创作标尺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它们具有现代性，而不是之前所指的那种现代主义。 如果说当今时代东西方国家同处于后现代主义时期，那么中国油画的后现代艺术特点，其综合性和复杂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对于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在中国的存在状况，曾有人形象的比喻，把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比作一架迟到的班机，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像一架早到的班机，但它们现在一起拥挤在中国这个大航空港里。这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状况，使中国油画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心态。是坚持民族立场还是选择国际接轨，这种立场问题一再困扰当前很多的油画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也带来中国油画艺术创作观念纷纭复杂与艺术创作观念模式不同。油画创作观念呈现多元性的同时，直接导致了对于中国油画艺术创作中评价尺度不一和虚无主义理念的泛滥，很难产生出满足众多口味的大师之作，其实也不单是在中国，纵使在西方画坛，与现代主义时期相比，当前也显得比较平庸，那些形式独特的惊世之作也难以产生，更鲜有独领的力量。 中国油画艺术创作观念上显示出后现代性，在重新认识到一直信奉的“进步论”荒谬性的同时，也开始考虑传统和新传统之间、东西方文化艺术之间的平等关系，并努力实现掌握本国文化和艺术上的话语权，肯定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针对“与世界接轨”的号召，也正是这种肯定民族文化和艺术价值的意识觉醒和自省的表现，同时这也是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拿”与“不拿”以及怎样“拿”的问题思考。其实，在油画创作观念中对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抱着一种不卑不亢的“开放”心态而视之。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文艺复兴和繁荣，都是以“百花齐放”为前提的。成功的艺术作品都会沾染浓烈的时代气息，而各种创新思维和观念的艺术形式也只有在包容和被尊重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吸收新时代的基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当下油画题材的淡化倾向显现出的油画创作观念的革新，要求我们在吸收异域民族艺术营养时，不能绝对西化，作为寻求创新发展的唯一途径，把民族艺术看作是墨守成规的代表，同时在立足民族主体性时，又不能绝对地国粹化，把西方文艺解读为“文化阴谋论”，因此，中国艺术家既要坚持自由创作，也要尊重多元文化艺术形态的时代特点，这才是具有时代观念的艺术家应有的态度。

艺术观念论文篇（9）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马克思主义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艺术观念论文篇（10）

第2分会场讨论重点在于切入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艺术评价系统与价值观念怎样形成和影响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该分会场国际主席是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艺术史教授 Annika Waenerberg，中方主席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吕品田教授。该组青年主席杨静目前在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一种文化内部对艺术的评价系统与价值观念是在内在和外在诸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内在因素集中于美学和艺术自身内在规律的影响；外在因素则涉及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对艺术影响。这种评价系统与价值观念形成对艺术价值的判断标准，不但决定一件人造物能否成为艺术品，而且决定对艺术品和艺术家的优劣等级划分，这种标准和规范反过来又对艺术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这种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是动态的，当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产生变化时，对艺术价值判断标准也会随之变化。 本分会场在选稿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研究问题和个案切合主题；论文的原创性；结构的合理性，理论的深度以及对研究课题的理解程度；适当注意中文作者和非中文作者发言人的比例。经过两位主席反复斟酌，最后从收到的 71份稿件中x出了 15位发言人，分别来自比利时，加拿大、芬兰、德国、意大利、美国和中国。本组没有进行特别约稿。 根据收稿情况，本组确定了五个子议题（板块）：对既有艺术评价体系既观念的遵循和创新、艺术内部观念的变化对艺术评价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影响、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和接受、收藏和艺术市场研究、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以及评判标准的关系。 艺术史研究中对既有评价体系及观念的遵循和创新是本分会场第一个讨论板块。比利时学者、布鲁塞尔 -上海 IFA画廊副主任 Angelique Demur的发言给我们展示了比利时 19世纪末民族意识建立过程中文学艺术界对文艺复兴观念的理解和重新阐释。来自芬兰图尔库大学的艺术史研究者 Tutta Palin向我们提供了对历史上现代主义艺术实验的另类研究视角，即对 于具象现代主义的探讨。中国艺术研究者高阳谈论了明清绘画中的复古和创新及其文化渊源。 第二个板块集中讨论艺术内部观念的变化对艺术评价体系的影响。三位发言人中，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艺术史教授 John Klein是研究马蒂斯的专家，他深入阐述了过去两百多年西方艺术史研究里对装饰艺术的评价以及 19世纪末艺术家继承装饰艺术的传统以挑战传统的架上绘画的艺术体制。意大利学者 Stefano De Bosio结合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理论和康定斯基的美学思想探讨了图像的横向配置以及图像左右逆转这一有趣的现象以及其对绘画作品的解读和对其价值的评价。唐代绘画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青年学者穆瑞凤的发言集中阐述了唐代绘画品评中的标准问题。 第三个板块涉及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和接受。意大利学者、米兰 IULM副教授 Casini Tommaso以深入个案研究的方式生动呈现现代多媒体视听技术的运用如何深刻影响米开朗基罗经典作品的传播、认知和接受。中国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屈波的研究则直接针对新中国艺术批评的历史；他提出中层批评的概念并深入浅出介绍中层艺术批评对于大众对艺术品的接受以及专业艺术批评的深远影响。来自德国的研究者 Rosa Barotsi则从 20世纪艺术史上的一系列极端的对艺术品的破坏行为的角度探讨艺术品价值认知领域的冲突，涉及到艺术与非艺术的问题。 收藏和艺术市场研究直接反映某个社会在某个历史时期对艺术价值优劣评判的标准。艺术收藏与艺术市场是本分会第四个讨论板块。芬兰艺术研究者 Teija Luukkanen-Hirvikoski向我们展示了过去了解较少的芬兰企业艺术品的选择和收藏情况。来自中国台湾、目前在芬兰从事当代艺术研究的王淑臻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评判体系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她呼吁建立一个包含“市场价值”、“艺术性”和“社会关联”三项指标的排行机制以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事实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来自德国的 Corina Meyer介绍了德国法兰克福 St.del博物馆在 19世纪初对 Johann Friedrich St.del的私人收藏进行鉴定、评估和定价的情况，展现当时艺术品价值评判的观念和标准。 政治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以及评判标准的关系从来是艺术史研究的重头，在对 20世纪的艺术史研究中尤甚。这也是本分会场的一个重要板块。加拿大蒙特利尔 UQAM艺术史教授 Annie Gérin介绍了苏联早期讽刺艺术的兴衰，并将其放在 20世纪20年代末到 3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进行讨论。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刘 的研究挖掘了解释抗战时期在文化救亡运动影响下西北文物考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即在跨学科介入下对古代艺术文物进行多元价值重构和实现中国传统艺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表达是艺术史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中央美院副教授郭红梅的研究 ，给我们展现了时代艺术里女性形象变迁 ，以及背后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 杨 静：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第2分会青年 主席，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博士后责任编辑：杨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