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1）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推翻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推翻,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2—0063—04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福柯尼耶在1985年提出“心智空间”[1]这一概念，此后他进一步提出“概念整合理论”[2]。这一理论在语言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诗词解读更是具有独特的阐释力。目前，概念整合理论在诗词领域的研究大都从诗歌意象、诗喻等层面展开分析，较少从读者心智空间层面探究诗词情感及主题意旨。概念整合理论对诗词的宏观研究已经有所成果，但运用其阐释陆游的《钗头凤》（以下简称陆词）仍有研究空间。本文旨在通过概念整合理论的整合网络、模型构建等，验证其对《钗头凤》的分析能提供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二、概念整合的理论基础

概念整合理论是美国语言学家福柯尼耶和特纳在心智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共同提出来的。概念整合是一系列的认知活动，是将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进行彼此映射的最优化选择，提取各自最契合的意义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福柯尼耶和特纳提出了四空间论，这四个空间为概念整合的场所，即类属空间、输入空间Ⅰ、输入空间Ⅱ和整合空间。四个空间是通过组合、完善和扩展三个运作方式衔接起来的层创结构。结构整合、心智空间都包含着映象意念，是投射链将表征、所指空间输入、超字面意义整合空间、心智空间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认知活动[3]。语言都存在于一定的语境中，所以概念整合具有一定的背景区。“背景区”是由言语事件、言语事件参与者及周围环境构成的。每个意义表达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背景动因，之所以发话者起码能朦胧地知道如何对待概念中的角色作用，是背景区发挥的作用[4]。概念整合涉及两个或多个输入空间的映射及第三空间的信息整合，当一个输入空间的信息同其他信息明显不同时，这时的概念整合便会产生新创意义。空间关系可用图1加以描述：

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意义成因涉及共有空间、呈现输入空间、所指输入空间及整合空间，编码意义整合模式及新的概念模式的产生都在这四个空间中进行[5]。

三、概念整合理论对陆词词语的认知阐释

《钗头凤》是南宋诗人陆游为抒发自己对唐婉的爱情眷恋而作，述说着失去爱情后的伤感、内疚、悔恨和叹惜之情。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陆词进行认知分析，对其艺术语言的赏析能提升至更高的境界。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6]！

空间是概念整合的基本理念。词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独立的意义空间，事物所包含的所有意义可以组成一个概念包，经过人的心智空间对诗词整篇解读，进行输入信息概念的选择加工整合，而此加工过程就是对输入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概念整合是在一系列心智空间的概念整合网络中进行的。词汇的构成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合并，其构成时往往被赋予人类的感彩，词汇意义随人类感情而迁移，迁移的过程就是概念整合的过程，词素由于移就而失去原来的意义。“满城春色宫墙柳”一句中“春色”，春天的颜色，这里是囊括了春天所有的景物。春天本来是没有颜色的，“色”的客观存在的自然义是色彩，但是它和“春”组合在一起之后，通过人的感情迁移而赋予的意义，“色”非色，而是景物。“春”与“色”合并、完善、整合的新创意义就生成了“春天里的景物”。这个词的意义生成过程经历了概念化的历程（如图2）。 “景物”的意义不是“色”本身意义，而是带有人的体验的认知意义。

任何一个短语、搭配形式的形成都是在线的、动态的意义的整合，短语的意义是在整合中生成的。诗中描述的自然客观事物为源域，诗人的感情为目标域，以“物”或“景”寄托诗人情感的表达形式体现了人的“情”与“景”的概念整合思维，并由此产生了新创意义。意象可以是“客观的”，感情攫取了某个外部场景或动作，并把它带进头脑里，这个漩涡把其他东西全部清除掉，只留下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或鲜明的特质，最后以类似外界的原型的形式而出现[7]。“东风”是客观事物，而“恶”是人类的感情，东风是指客观存在于自然界的春风，春风本应是和煦的，可是由“恶”来修饰，就颠覆了其原本温暖柔和的情感，在概念整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由此衍生出新创意义，表达了诗人对封建礼教的愤懑。

比喻字面语涉及所指物是对虚像存在体而言，而不是对真实的存在体而言，真实的意义指的是同环境世界的关系，而虚像存在体涉及与真实界面不同的虚像成分的结构[8]。隐喻语言中虚像成员常常要经历整合空间运动的谓语表征而具人性化。“山盟”，山一样的盟誓，在整合空间整合而产生的实际意义的比喻机理如图3：

“山盟”字面语涉及物是对“盟”而言，而不是“山”。 具有高连通性者，总是被优先映射和理解[9]。“山”具有横亘不变、巍峨坚固等特征，而“誓言”具有虚无空洞、坚定长久等特征。“盟”空间映射到“山”的意义空间，并在此空间寻求最优选择成员，通过心智整合映射到高连通性的“横亘不变”、“坚定长久”的空间成员，得到新创意义即盟誓像山一样坚定，亘古不变。

四、概念整合理论对陆词小句的认知阐释

概念整合的中心环节是人的心智空间映射，所以映射是表征同所指成员之间存在的关系通道，这样心智空间才得以对真实信息和表征信息加以区别。如：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与“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之间是类推映射关系。当输入的“手”、“酒”、“柳”与“恶”、“愁”、“离”被映射在心智空间并连通起来时，便激活了读者心智空间中的认知图式，从一个空间概念去指另一个空间概念成员的过程中产生了概念整合意义：手还是那样红润，酒还是那样甘醇，柳树依旧碧绿，可是这时的诗人心里满是难以言状的凄楚和愁怨。满园春色，却毫丝不能减轻他的离情别恨，使人对“手”、“酒”、“柳”后隐藏的意义多有猜测。衍生出的整合意义是以乐景反衬哀景，加深渲染哀景的凄凉孤寂之情，突出对封建婚姻的抨击。

概念整合的本质是人的思维方法，常见的整合形式是糅合型整合。糅合型整合是两个相似而不相关的概念整合[10]。糅合整合的基础是相似性，它将两个不相关的概念域中的相似成员性质整合在一起而产生新的概念意义。糅合是有层次的，可以分为首序糅合、二序糅合等。若将“红酥手”看成概念图示，“手”由“红”和“酥”修饰，经过心智空间的整合验证是合理搭配，其合理性基于两个图示间的概念可整合性，我们可以把修饰与被修饰词组看成是概念糅合型产物，如图4：。

正如特纳指出的那样：“意义来自跨越一个以上心智空间的连接。语意并不是概念容器中的存放物，而是有生命的、活跃的，具有动态性与分布性。”[11]意义不是限定在概念容器中的心理物品，而是投射、联接将多个空间进行融合的复杂运算[12]。整合概念是通过新创结构实现的，新创结构的成因在于整合空间推理，跨域映射是新创结构产生的途径，因此新创结构是概念整合的产物。诗歌的整合形式之一便是图示整合。诗中感情的升华是人的心智网络概念的整合，“情”与“景”交融整合也是诗的隐喻图像连通所致。《钗头凤》也是有“颜色”的。“红酥手，黄藤酒”和“东风恶，欢情薄”，“红”、“黄”都是暖色调，而“恶”、“薄”是冷的感情，以暖色衬托冷调，突出了冷调的悲凉凄冷。诗中光色结合，明暗对比，冷暖平衡所产生的意境效果，都是诗歌隐喻图像连通所致，读者从诗中看到的“色”实质上应该说是颜色隐喻图像连通性把所看到的景物与人的心智连通起来，也可以说是“颜色”规约了读者所想象到的景物范畴，从而凸显了诗人情感中的景物特征。因为各种的隐喻图像连通映射可以激活人的心智空间相应的图示域，为诗歌的理解提供解释力。各种的隐喻图像连通不只在诗的文本中，而且读者的心智中，隐喻图像连通引发了读者与诗人的共鸣。

五、概念整合理论对陆词语篇的认知阐释

诗词的隐喻和象似性是互动的，诗词的映像象似性引领着诗词的隐喻阅读。三个主要映射连通着诗词意义整合工作过程，这三个映射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隐喻映射，诗歌视觉文本对源域输入空间的意象映射，整合空间对诗的视觉拟象映射[13]。这首诗的概念整合理解就是通过上述三个映射所实现的，因为词语和词语之间，即域与域之间发生关系才成为系统，发生关系的动因是映射。此词上阕中，“红酥”与“手”、“黄藤”与“酒”、“东风”与“恶”、“欢情”与“薄”、“一怀”与“愁绪”都是映射连通使这些事物感情产生了关系。如以此词上阕为本，可产生下图认知模型结构图：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3）

《赤壁赋》是脍炙人口的奇文,其明朗的意境、晓畅的语言、通达的哲理均给人以美的享受,泽被后人,百世流芳。当苏轼这位绝世的酿酒师用他真纯的心灵酿好美酒,封坛发酵后,他却羽化登仙,乘风归去。悠悠醇香弥漫文坛,馨馨如缕缠绵不去,留给后人几多感慨,几多遥想……世人皆知酒味之美,却不解其以何为料,窖成天香?当我细细品味这杯醇酒的时候,不自觉地思考:其朗快、豪迈、道蕴自然之特点自何而来?

一、浩风激荡,适逢大机

中华宗教文化的精髓不外乎儒、释、道三家。自汉代起,几乎历代君王都把儒家奉为国教,儒家可谓根正苗红,茂盛茁壮。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就起起落落,难成正统,为生存就必须与中国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到了宋代,三教融合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新趋势,佛家吸取、融汇儒道,比以往更自觉。恰当此时,禅宗的临济宗黄龙派首倡禅法文人化,世俗化,让禅宗走下神坛,走向民间。黄龙派禅法简便,机锋神秘,魅力独特,强烈地吸引了当时大批的文人士大夫。文人士大夫的禅悦之风因此而起,席卷域内。

生逢此世,时代思潮激荡扬弃,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为苏轼熔铸超旷圆融的人格和人生境界提供了一个大契机。

二、参学悟入,道理大用

苏轼首先是一位大儒。儒家的入世、功业思想对苏轼影响颇深。“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香草美人的意象,总是在不经意中透露出仕途多舛,功业未遂的感慨。人生的风雨让这位大人物不是仅仅执著于功业。失意人生中,道家的逍遥、澄怀静心等思想对苏轼影响巨大。放浪形骸,形体遨游天地之间,神思超绝八荒之外。苏轼在自己澄澈的心境中寻找独到的快乐。而佛家“三藏经论”、“解脱论”、“实相论”等教理教义又均为苏轼文学提供了更深邃的主题、意境和表现手法。这些都为苏轼清旷雄健的文学境界,增添了高风绝尘的风神韵致。

三教集于一身,形成了无比深厚的思想底蕴。在文学上形成了千载而下独一无二的文学极致。苏轼自己认为文学创作者唯有像参禅一样,澄怀静心谛观万物,才能培养出良好的创作心境,表达出精深的意境。苏轼的很多诗文就是以这样空静无碍的参禅心境来创作的。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唯其能澄怀静心才能写出这番既浩渺又明净之景。怀着一种良好的审美心境,排拒了各种功利杂念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苏轼在欣赏山水之美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并让自己的精神畅游其中。超级秘书网

三、禅意悠然,大智大境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4）

1英美文学中文学批评理论应用重要性分析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与地区，相继开展了文学教育工作，英美文学教育就是其中的核心操作环节。需知，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传播，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引导的主要关系，前者可从独特角度上对英美文学作品历史意义和内涵等加以全面了解和掌握，文学批评为英美文学教育与文化普及提供了发展契机，查缺补漏的过程中，促进民众更加深入的了解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推动英美文学未来健全、正向发展。基于文学批评基础上的英美文学事业发展，使得民众在阅读和学习作品深意中，有效规避诸多传统解读局限和印象读法，使得民众对原著作品可以深入了解，细细品味作者一方所要表达的看法和理念以及文学表现形式等，人们的阅读风格优良塑造出来，也可让大众感知英美文学魅力，强化其阅读兴趣的同时，提升综合素质。

2英美文学之中的文学批评种类分析

首先是新批评理论。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批评理论主要是英美文学实践活动中，最具典型特质的文学批评类型，新批评理论由美国学者所提出，如今仍旧在大量英美文学作品中应用，备受大众青睐于推崇，以文学本体论为主体。新批评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本体就拥有一定价值，主体侧重点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评价。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新批评中，特别重视对英美文学语言含义的探索与发现，对英美文学作品语言实施语义研究和分析。分析过程中注重语境联系，此时语境涵盖了作品上下文内容和写作环境内容以及历史沉淀内容等，不仅如此，作品中的关键词也是语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常见的便是隐喻和张力以及悖论。其次是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社会历史批评，主要强调的是对文学批评过程中价值判断存在与否，要求对作品真实性要素和倾向性要素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评判操作。具体而言，即为文学作品中生动画面、艺术形象和情感表达，均要和实际生活相互联系起来。英美文学中所彰显出的作者对社会评价，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观点以及相关看法和自身立场等，此时的作者观点和作者立场，务必对社会生产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社会历史批判理论在英美文学中被大力应用，《文学理论》书籍中便强调了此种理论在文学发展阶段内的核心意义。最后是文化学批评理论。此种批评理论模式，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对相关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综合研究文学文化内涵批评模式。文化学批评重点就是文化，文学批评注重文化整体上的若干关系和细节，将文化要素和人类社会的各项要素进行层次化对比研究，文化学批评理论同样被广泛应用在英美文学之中，延续至今。

3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批评特点分析

3.1批评文学和各学科之间相互关联

英美文学之中，文学批判基本上都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词，此时的文学批评操作将文学鉴赏视为基础性操作要素，文学理论是指导，对文学作品实施深度的分析和研究以及认知评价等，此类过程不能误认为其仅是文学行为，要和各学科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很多文学批评过程中均融入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哲学也很是重要，学科类型可谓多种多样。特别是文学批评中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最大限度上应用了读者心理感受，之后在此基础上对文学作品实施文学批评操作，最终获取文学作品反馈。

3.2文学批判审美性彰显

无论是以何种文学批评理论为主，新批评理论，亦或是反应批评理论，万变不离其宗，多数文学批评过程中均具备一定审美性特点。此处所说的审美性，其基础便为文学作品，随之关注其内部所要彰显的艺术性特质和美学性特质，批评人员要掌握美的规律和发展态势，从文学作品美学角度对原著予以高度审美分析和研究，最后做出审美评判操作和审美评价操作等，让读者深入作品来体会其中真谛，对作品拥有一个良好的认知，循序渐进强化读者群体审美情趣和阅读素养。

3.3英美文学中的文学批评合理性和科学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办法，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学批评形式，均不能和实际脱离开来，正规科学的文学批判操作在批评人员实施美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的情况下，也应该凭借理性思维去不断思考，最后做出正规性和客观性的评价。批评人员本体要拥有科学创造性，使用合理研究模式和思维以及理论等，对文学作品加以客观评价和公正评价，以客观事实为基准点，查阅大量资料对英美文学原著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和判断，务必要系统化、周密化的予以操作，期间不能掺杂太多个人思想和狭隘观点，要对英美文学原著作品予以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操作。

3.4注重文章内涵，贴近读者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7-0077-02

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可以给读者呈现出独具个性的艺术作品。我们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将经典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叙事性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出见解，对我国文化的传承以及经典文学作品的推介传播具有极大的作用，有助于升华文学理论，同时有助于读者对于作品的鉴赏。

一、对经典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的具体性质以及地位

对众多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全面分析，探究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探究方式以及探究活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具体性质以及地位到底是什么？文本分析的涵义是，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分析，是对文学进行探究的基本活动，研究对象是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创作原因以及其艺术价值的形成进行表述。此种研究活动强调自觉方法意识，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较为理性的探究，并且在对经典作品进行有效分析的过程中，不自觉的转换成对作品的审美评价[1]。对于探究人员来说，对经典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和对文学鉴赏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文学作品鉴赏主要侧重面是为了自身阅读的快乐，但是，对经典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的侧重点是，从文学作品的主要艺术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具体是指从事这种探究活动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方式以及活动，因此，只有文本分析才有这样的性质以及地位，这是其他文学活动所没有的。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以文学欣赏为基本前提，专家学者对于经典文学探究方式的种类非常多，可以对文学史进行有效探究。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探究是指文学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探究方式。对文学史进行探究的基本任务是，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对作品进行高度概括并精准描述出其艺术价值和内容发展的线索。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基本方式是，把非常零散的众多文学现象以及相应的文学作品，依据一定的文学准则，从理性的角度，将文学作品进行排序，同时，给予文学作品一个特定的历史地位。

最初，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有效评价是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工作。对文学史进行文本分析的主要基本点是将作品的作家以及相关作品进行简要归纳和总结。例如，由易素权、王原则编撰的《俄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中，第二十三章“对契柯夫的介绍”文中对契柯夫的生平以及主要作品进行简要的介绍。其中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包括《第六病室》和《套中人》以及《草原》等[2]。在文学作品中对契柯夫的短篇小说进行总结，认为：其短篇小说是当前世界文学作品中灿烂的遗产。契柯夫的一生中，写了七百多短篇小说，塑造了六千个人物形象[3]。作家通过对这些人物进行深刻的塑造，将俄国社会的黑暗面深刻揭露，将俄国时代风貌全面展现。契柯夫短片小说的创作极致完美，其作品发展极度成熟。契柯夫的文学创作对世界文学和俄国文学做出巨大贡献。

二、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学分析的基本路径

经典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和探究文学经典的基本路径息息相关。同样要采用较为理性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这是对经典文学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4]。

研究经典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将文学作品的个性价值进行全面探究。无论是怎样的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作品的概括和升华。经典文学作品分析大多采用的是理性文本分析法，这是有效研究文本价值的重要机制。对艺术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研究的工具是文本分析方法。有效的文本分析方法有助于读者发现作品中的个性特征以及艺术特点。通常我们都是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去研究文学作品。例如，著名学者金圣叹的文本分析方法――“草蛇灰线法”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结构进行高度形象化的概括。经典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作家的主要创作技巧、创作经验以及对文学作品的创新。经典作品是作家对自身生活经验的总结以及升华，作家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作品的创作。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不会利用范畴以及概念进行作品设计。例如，法国著名叙事学家热乃特在对《叙述语言》[5]中提出：“我们不能盲目地去信任每一位作家。通常艺术家的美学思维和自身的实践能力是不相符的，此种结论得出是得于米涅瓦之鸟迟飞的现象”。

中国经典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典话，这其中经历了文学和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重重考察和洗礼。抛除不利因素，文学成为经典文学是具有一定理论依据的。

三、将经典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意义

文本利用分析的方法将经典文学进行有效分析，全面将叙事性体裁的作品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研究特色。例如，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牛僧孺《周秦行记》[6]以及巴金的《复仇》。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舞会以后》，文中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以“我”的角度，具体讲述了伊凡瓦西里等人和我去聚会的谈话场景，具体的谈话内容是：每个人生活的质量高低，不是因为环境造成的，这是伊凡瓦西里对于人生的见解，因为伊凡瓦西里具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才会有这样的见解。然后伊凡瓦西里又成为另外的故事讲述者，讲述一个伊凡瓦西里自身的故事。因此，伊凡瓦西里的故事是整个作品的核心内容。

牛僧孺《周秦行记》中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叙述，“余真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看见火明，意谓庄家。更上前驱，只见一大宅……”这其中引用的是汉代高祖妃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汉文帝刘恒母亲薄太后的庙中。在薄太后的庙中，有许多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女鬼魂在此相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女鬼魂：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和汉元帝时期的王昭君、南北朝时期明帝萧宝卷的妃子潘贵妃和唐玄宗李隆基的爱妃杨玉环、西晋时期石崇的妃子绿珠等。大汉朝的薄太后带领四个王朝的妃子在庙里和牛僧孺见面赋诗。用薄太后的话可以说，“牛秀才邂逅逆旅来到此地，诸多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乐。”在薄太后的庙中，牛秀才和四个王朝的妃子进行赋诗会。这篇牛僧孺《周秦行记》中，充满奇特想象，利用人鬼团聚对话的方式，将整个故事全面复述，复述的方式是采用故事中存在故事的结构，每位妃子的诗都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进行解读，这些诗是以第一人称的咏史诗，并不是怀古诗，每个妃子的诗都包含一个美丽的故事，牛僧孺《周秦行记》中的行文结构包含了不同的年代，具体包括：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唐代等，通过时空交汇的方式使文章充满奇特的想象，非常吸引人。

巴金的作品《复仇》中主要以我的角度来叙事，作品中共有三个叙事者。具体包括：“我”和福尔恭席太因、医生等。作品的主要核心内容是福尔恭席太因，通过利用遗书进行讲述他复仇的故事，然后，医生又讲了一个关于福尔工席太音的故事。“福尔恭席太因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复仇”，作品《复仇》中的“我”和医生朋友在乡间聚会期间，谈论的话题同样是幸福，“我”、医生以及众多老朋友在谈论幸福是什么，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7]

四、结束语

作家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作家在自己心境中积极发挥想象，构建作品的结构框架，将自身的经验进行归纳和总结，将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探究，同时，将自身好的见解以及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融入作品。因此，灵感和天赋以及人生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作家的作品是对人生经验总结以及艺术的升华，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重要意义是，全面对叙事性文本的作品进行高效分析，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将文学作品进行科学化的分析和探究，对我国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学作品的传承具有极大的作用，有助于对文学理论进行基础性升华。

参考文献：

[1]英加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陈燕谷，晓未，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13.

[2][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法]罗兰・巴尔特.从作品到文本[J].杨扬，译.蒋瑞华，校.文艺理论研究，2012，12（25）：112-132.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6）

关键词：音乐分析 调性作品 即兴曲 音乐瞬间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

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在其短短的31年的生命历程中，留给后人大量的音乐作品。以往的音乐学者更多地将目光投向其艺术歌曲，充分地认识和肯定了他的艺术歌曲的创作，但对其钢琴作品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国外众多音乐学论著如《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美保罗・亨利・朗著）虽有提到舒伯特的钢琴音乐的创作，但并未将之作为他的主要作品，更没有从作曲技术、音乐分析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而采用何种方法分析研究这样传统的调性作品，也是音乐学研究者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音乐学界对舒伯特的钢琴音乐创作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关于舒伯特钢琴作品《即兴曲》、《音乐瞬间》的研究论文主要有：

1宏观的描述与研究

（1）《舒伯特的即兴曲集》（伊丽莎白・诺曼・玛凯著，郑雪梅译，《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P68），该文译自《SCHUBERT：IMPROMPTUS》CD唱片的封套，除了介绍相关的创作背景外，还对八首《即兴曲》每首作了简短的介绍。

（2）孙皓《天使的歌唱――漫谈舒伯特的“即兴曲”》（《视听技术》1999年第7期P76）对八首《即兴曲》作了文学性的描述。

（3）姬永利《浅析舒伯特钢琴即兴曲的艺术特色》（《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P109），该文从曲式结构、音乐主题、和声、织体来进行论述，对《即兴曲》的创作手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尤其对这些《即兴曲》的和声、调性运用的分析有一定的篇幅。

（4）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收有山西大学2005届硕士研究生范文芳的毕业论文《舒伯特钢琴即兴曲的演奏与分析》（研究方向为钢琴教学），该文主要从钢琴演奏的角度对八首《即兴曲》作了相关的研究。

2对个案曲式结构及弹奏要点的分析

（1）杨贤忠《论舒伯特钢琴〈钢琴即兴曲〉（Op.142第一首）结构上的突破与创新》（《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报）2003年第1期P13》，文章对这首非常规结构的乐曲进行了分析，指出这首乐曲是两个再现四部曲式的套叠，在主要运用了奏鸣原则的同时还符合了再现原则、循环原则。而中央音乐学院杨儒怀教授则把该曲的曲式称之为“变体曲式”。

（2）陈红岩《从舒伯特的〈音乐瞬间〉看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钢琴小品的美学价值》（《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P49），文章对《音乐瞬间》第三首进行了分析，并对该曲的美学价值进行评判。

（3）（美）劳伦斯・莫斯著，裘耀章译《从“对称”和“比例”的角度看舒伯特的曲式思维――〈音乐的瞬间〉（作品94之一）分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P66），从对称和黄金分割比例的分析角度对该曲进行了分析，提供了对这些作品从音乐比例进行分析研究的可能性探索。

其他还有几篇对于某首即兴曲的分析，但多偏于浅层的描述，这里不一一列出。

国外对此作品的研究，在笔者视野可达到的范围尚未发现相关的专门研究。山东师大的闫妍在她的硕士论文里也说：“这些分析舒伯特创作的（外文）论著中，都是基于舒伯特的所有作品来论述的，大多把舒伯特的艺术歌曲放在主要的地位，较少有系统研究他的钢琴作品，特别是即兴曲，只是概括的叙述，而有关作品的分析就更微乎其微了。”《音乐瞬间》的相关研究亦如此。

可见，以上文章更多的是从演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或属于综述性的研究，缺乏从作曲技术的角度进行的细致剖析，或者只是针对某一首或者某几首作品来进行研究，而没有从宏观上对全部作品进行研究，更鲜有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作品进行更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调性作品分析方法的选用与实践

在音乐的创作史上，音乐分析与音乐创作相伴而生、互为所用，理论家通过对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创作理论，而作曲家则通过对音乐理论的学习来指导创作，同时又在创作中进行不断创新，由此新的作曲理论得以总结出现，如此交互、反复，构成了作曲实践与作曲理论交相辉映不断前进的状态。

1关于音乐分析

“‘音乐分析（学）’是本世纪以来在欧美音乐研究中从曲式学等作曲理论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门交缘性新学科”，“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比曲式分析和作品分析所涉及的范围更大（它可以不仅限于分析‘曲式’和‘作品’），含义更宽，（它能把和声、复调、配器、旋律、节奏等各种单项分析包含在内，甚至能把一切可以叫做音乐的东西作为分析的对象），所用的方法也更灵活多样（分析者可以在‘音乐分析’的框架内根据具体的分析目的，自由地选择进入分析的角度，有针对性地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也就带有更强的综合性质”。虽然音乐分析是从曲式学等作曲理论学科逐渐“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但它与传统的联系及历史渊源也是非常清晰的，它是在对传统分析方法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

音乐分析根据自身的发展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的早期历史（18世纪中叶以前）；以曲式学为核心的音乐分析时期（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以个人风格和理论融合为特征的音乐分析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

在传统的调性作品的分析与创作的基础上，随着大量20世纪音乐作品的出现，相伴而生的是许多新颖的音乐分析方法，如拉多夫・莱蒂的“主题-动机分析”、申克的“申克式图表”分析、阿伦・福特的“无调性分析”、乔治・波尔的“十二音序列的分析法”等，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分析角度与观念。新的分析理论总是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突破、充实与创新，与新的作曲技法往往是在原有的技法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相对应，这些新的分析方法也“并不是对以往的分析方法与观念的否定，而往往是发展与提高”及有机的补充，如申克分析理论“与传统分析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掌握了各学科（和声、对位、曲式等）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高层次的综合性分析”，其分析方法、所得出结论为我们分析音乐作品打开了另一个认识角度，提供了另一个思维方式。

这些分析方法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研究分析音乐文献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尤其对于特定年代、特定类型的音乐针对性强，适用性显著，优势明显。

220世纪分析方法的局限

20世纪的分析法往往也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他们往往只是关注音乐的某一个维度，或者只适应某种类型音乐的分析。如申克分析方法通过对音乐作品简化、还原的分析，通常会将一首音乐作品归结为一个核心的和弦来表示，“这样的分析结果必然会使很多作品具有相似性，甚至于相同的结论”，“所做的工作就是剔除了不同中所具有的差异性、独特性以及多样性，将不同的音乐作品视为不过是在一种固有的相似的自然基础之上的外在差异性而已”。音级集合的分析方法虽然对自由无调性与十二音规则的音乐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只是注重了“音高”这一音乐要素，“只将音高作为惟一的音乐要素来分析，不但排除了音高处于不同音区的不同声响特性，也排除了它们的不同音色、不同力度、不同速度、不同结构功能等诸多的差异性，再加上以抽象化的数字来表示的分析结果，致使这样的分析更远远地偏离了音乐作为听觉感知艺术的宗旨”。

另外，对当代音乐分析方法比较集中的评介与批判的是杨燕迪的《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述评》系列文章，文章中对申克尔分析体系、申克尔分析理论的扩展与修订，对勋伯格的动机分析、迈尔的心理学分析等分析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最后对这些当代的音乐分析理论提出了五点尖锐的批判：1、几乎所有的音乐分析方法其视角均是单元的、惟一的。2、分析的着力点都集中于音高结构。3、现有的音乐分析方法在对待具体作品时均脱离历史上下文的孤立主义态度。4、音乐分析视“结构”为音乐的惟一可靠的基础，绝口不提音乐的性格倾向、心理刻画、感情维度或表现内容。5、音乐分析貌似“客观”的中立态度使之倾向于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的科学精神，从而使主观偏好、个人兴味等富于生机的因素难于渗入其中。

为了使音乐分析能够向更健康、更有生机的方向发展，杨燕迪指明了三条道路：1、音乐分析各家学说与方法各自阵营鲜明、相互孤立的局面应该被打破。2、音乐批评理论的介入。3、向姊妹人文-艺术学科寻找支持，以获得更充实、更丰富的理论源泉”。

3传统分析方法与现代分析方法相结合

对于舒伯特的《即兴曲》、《音乐瞬间》这样的19世纪浪漫派音乐家的调性作品，传统的分析方法显然非常适合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因为时至今日，传统的分析方法仍在显示着茁壮的生命力，并且其理论还在继续发展与完善之中。在教学与科研中，传统的分析方法依然占有很大比重，所以本文以传统的分析法为主，如对主题（形象）、主题发展手法、音乐语言陈述结构、曲式结构等方面的分析，同时引进新的分析理论，如音乐比例分析中的“黄金分割理论”来进行分析的尝试。通过笔者的分析实践发现，这两方面的分析方法相互结合与补充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正如杨儒怀教授所言：“在分类上不同的分析法之间，存在着相互应用的有机联系。传统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补足验证现代音乐的分析，而20世纪的分析方法也可以在非20世纪音乐的分析中得到扩展与补充。”传统的音乐作品中可以找寻到未来音乐发展的伏笔和潜因，而20世纪的音乐同样可以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观照，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音乐创作史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脉相承而又不断突破与创新。

三结语

无论对于调性作品还是对于20世纪及其以后的无调性作品，分析方法的合理选用及各种音乐分析方法的相互补充与对照，针对不同特点的音乐作品采取不同的音乐分析方法，对于更全面充分地认识音乐创作要素、揭示音乐作品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为了分析而分析不是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法的选择固然重要，但不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都应该“把音乐分析的注意力从分析法本身转移到分析目的和分析结果上来”。

参考文献：

[1] 杨儒怀：《变体曲式结构的发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 闫妍：《舒伯特八首钢琴〈即兴曲〉的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 彭志敏：《音乐分析基础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

[4] 冶鸿德：《略论音乐分析的发展及思维导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 姚恒璐：《二十世纪作曲技法分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6] 李如春：《格里格〈抒情小品〉分析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版。

[7] 于苏贤：《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概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

[8] 贾国平：《简约的空洞与抽象的困惑――对当前国内现代音乐分析方法的一点看法》，《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9] 杨燕迪：《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述评》，《音乐艺术》，1995年（1-4）、1996年（1-2）。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7）

引言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大量的海明威作品译本，有关海明威作品及海明威本人的研究论文也到处可见。海明威及其作品在中国读者群和学术界能引起如此大的热情和兴趣，这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专题。作为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师，我们在讲授某个作家的作品时，总希望尽可能搜集到对该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资料，以及对作品文本简释性的评论，让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切更全面的把握。但是，当我们翻检所搜集到的各种评论资料时，发现真正能用于课堂作品评析的东西并不太多。如何使学生从作品本身(甚至作品原文)体会到人物的塑造过程，情节的发展脉络，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感情，以及作品的修辞特色，通过文字语言这一可视媒介体现出来的呢?我们认为这是英美文学教学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大凡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关系，情节预设，以及冲突的安排与修辞手段，无一不是通过选词、句法、节奏、比喻、象征及篇章结构得到实现。文学作品是由不同要素组成的，我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作品，必须重视对其作品文本本身的研究和改进研究方法，运用先进的研究理念和手段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论。

一、语料库技术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

世界文学研究出现两种重要趋势：一是语言学分析理念和方法融入到文学分析中；另一个就是现代语料库技术在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文学与语言学的融合形成了独立的语体学学科，应用于诗歌、小说和戏剧研究。语料库的应用从最初的版本学研究，发展到为各种文学理论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及参照。英美文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关系引起了语言学、文学界研究人士的广泛关注。研究和实验证明：文学批评是定性的、阐释性的，以阅读体验为基础的研究；而语料库方法则是量化的、描述性的，以概率为基础的语料统计分析。二者的结合能够使文本的分析描述更系统，也更为可靠。语料库语言学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及工具，使人们对文学作品可以进行更详实、更深入和更具体的描述。基于语料库的文学作品研究不仅可以从理念、假设到事例分析，还可以从文本实证入手，通过特征分析建构假设和理论。由于文学语料库可以包括单个作家所有作品，构成某个作家的语料库，也可以包括多个作家的作品语料，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也可以建成英汉两种平行文本的语料库。从作品语料中人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例证，以验证或说明某一文学批评理论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研究是利用文学作品语料库和语料库分析工具，以文学语言和文学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用词分布分析、文体特征分析、情节分析等计算机统计分析技术，拓展传统的文学研究，提炼文学修辞、文学叙事的规则，考察作者的写作风格，甚至鉴别作品的真实作者。主要分析手段包括词频分析、词汇分布分析、句法分析、关键词分析和以关键词分析为基础的情节分析。文学作品的关键词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该作品要表达哪些主题，反映何种思想内涵。

二、语料库技术运用于海明威作品研究的意义

笔者多年来对海明威的作品及其笔下硬汉形象颇感兴趣，一直想探索出一种先进的方法来对海明威的作品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海明威的主要文学作品，包括《老人与海》、《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等。

以往，我们通过定性的、阐释性的、以阅读体验为基础的研究--文学批评，从海明威的作品的人物中的“硬汉式”人物身上总结出他们共同的群体特征。我们发现，首先，“硬汉式”英雄在肉体上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勇气。第二，“硬汉式”英雄具有极强的意志力。与其体能相比，其意志力显得更为重要。正是这种意志力使人物在被打碎被重创后仍能保持“优雅的风度”，显示出人的尊严。第三，海明威的“硬汉”另一重要特质是忠诚。“硬汉式”英雄内心充满激情和忠诚精神，这一特质使得人物显得可信可靠，让人感到温暖可亲。第四，“硬汉式”英雄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人的崇高荣誉感，总能在失败面前表现出人的尊严。第五，“硬汉式”主角总是精通某种专门的技艺，如钓鱼、斗牛、打猎等。这种技艺上的精通使得“硬汉”能直面生活中各种环境而不会束手无策，同时也是构成他内在的勇气和约束力必不可少的原素之一。最后，海明威的人物的考验都发生在怯懦和勇敢的瞬间，他们任何不同的选择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死亡，人的态度才开始变为一种纯粹的东西，而正因为其纯粹，方显得意味深长。所以，死亡这一主题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死亡本身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对待死亡的态度，死亡是必然的，活着相爱是暂时的。这些观点使他的作品很少有良好的结局。但是可贵的一点是，他的人物并不轻易放弃生的欲望，他们敢于与死作斗争，力图争取自己的命运，因此他的悲剧仍焕发着生的光彩，预示着明亮的前景。海明威笔下“硬汉式”主角的力量来自其体质、精神、心理和社会能力诸种因素的合力，这些特质构成了海明威英雄人物的识别特征，一旦这些素质被放在与其难以抗衡的力量的冲突中，它们就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从而显示出“硬汉子”的英雄本色。综上所述，海明威作品的思想内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以及海明威的创作艺术是一个永远不尽的研究主题，是永不过时的研究内容。

随着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在我国的兴起，运用先进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对海明威重要作品进行研究，通过对海明威重要作品《老人与海》等名著进行文本解读和对文本中词语、句法、节奏及篇章结构的检索和分析，挖掘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和风格特点，进而对作品及人物进行评论将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是我们对20世纪美国重要作家海明威作品研究的一种新的突破，将会对海明威作品文本分析，文学理论的验证、构建，文学教学具有一定的价值。

转贴于 三、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海明威重要作品的方法和手段

运用先进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手段来对海明威重要作品进行研究，通过对海明威的重要作品《老人与海》、《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进行文本解读和语料检索与分析，挖掘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构建海明威“硬汉式”英雄人物的识别特征体系，并试图把文学作品分析与文学教学结合起来，探讨其在文学教育中应用价值。我们可以将整个研究工作方案可分为三步：（1）海明威作品及传记作品的搜集、整理，形成规范的电子文本格式；对作品的创作时期和体裁进行标注，建立起一定规模的海明威作品及传记作品语料库；选择适当的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2）通过文本解读和语料库参照分析检查和验证相关的结论，并得出自己的分析结果。（3）探讨和研究这种分析和研究之于文学教学的意义及应用途径。

海明威一生都在创造Code Hero，该文学形象贯穿海明威各个重要时期的多部作品，其基本特征在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在不同时期的作品发生了哪些变化，而该形象的变化与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将是研究中要突破的重点。通过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和索引软件，通过词频分析、词汇分布分析、句法分析、关键词分析和以关键词分析为基础的情节分析等分析海明威的写作风格、语言风格等，挖掘海明威文学作品的艺术内涵。我们还可以用语料库语言学量化的、统计的、描述的方法，从文本着手，发掘‘硬汉’形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探讨这一主体形象的产生和塑造，论述海明威的“硬汉式”主角在桑提亚哥身上的基本归宿。

【参考文献】

[1]Wang Shouyi; “Hemingway’s Linguistics Style and Art”， Foreign Languages 2， no 48(April): 41-45， 1987.

[2]Robert P. Weeks; “Hemingway: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2.

[3]Philip Young; “Ernest Hemingway: A Reconsidera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4]Robert .O. Stephens; “ Ernest Hemingway: The Critical”，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7].

[5]James Nagel; “ Ernest Hemingway: The Writer in Contex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6]Carol. S. Baker; “ Ernest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7]Jeffrey Meyers; “Hemingway: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8]Miles Donald “The American Novel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Newton Abbot， England: Levid and Charles， 1978.

[9]Charles Molesworth; “ Hemingway's Code: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World Power”， Salamagundi， no.76-77 (Fall--Winter): 84-100. 1987.

[1]海明威：老人与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1。

[2]海明威. 永别了，武器(M).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9。

[3]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1。

[4]李宜，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下册）.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8。

[5]龙毛忠，颜静兰：《.英美文学精华导读》(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2。

[6]吴然.： “硬汉”海明威作品与人生演绎 (M).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1。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8）

一、英美新批评派的历史渊源

新批评派是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得名于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兰塞姆(johncroweransom)1941年所著论文集《新批评》。这部文集赞扬托·斯·艾略特等人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见解，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l9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批评。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的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pennwarren)，以及稍后—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wellek)。“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elias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new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二次就是出自于美国约·兰塞姆所著论文集《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

二、英美新批评派在中国的误解误判

新批评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被引介到中国文学中来，八十年代更有系统的翻译和评论。但由于新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迄今为止，新批评仍然没有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张庞杂，从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不论新批评在英美的兴衰荣辱如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批评家寥寥无几。

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新批评的实干家们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

三、英美新批评派的价值

新批评派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成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是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为“有机形式主义”。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oc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9）

一、英美新批评派的历史渊源

新批评派是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得名于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兰塞姆(JohnCroweRansom)1941年所著论文集《新批评》。这部文集赞扬托·斯·艾略特等人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见解，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l9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批评。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的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PennWarren)，以及稍后—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Wellek)。“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Elias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New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二次就是出自于美国约·兰塞姆所著论文集《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

二、英美新批评派在中国的误解误判

新批评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被引介到中国文学中来，八十年代更有系统的翻译和评论。但由于新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迄今为止，新批评仍然没有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张庞杂，从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不论新批评在英美的兴衰荣辱如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批评家寥寥无几。

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新批评的实干家们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

三、英美新批评派的价值

新批评派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成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是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为“有机形式主义”。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oc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

文学作品分析论文篇（10）

作曲家孟勇被誉为“青歌赛高产专业户”。其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他合作的歌唱家、歌手更是数不胜数，既有李谷一这样老一辈的歌唱家，也有宋祖英这样一辈的优秀的歌坛中坚力量，还有唱着他创作的歌曲从青歌赛脱颖而出的雷佳、严当当、陈莉莉、王庆爽等青年一代。然而，学术界还未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和演唱进行广泛地讨论与研究。

本文以“孟勇”和“其他作曲家”声乐作品艺术特征及演唱为分类依据，对检索到的相关文章进行梳理、分类，仅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详细述评。

一、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及演唱的研究

中国著名作曲家孟勇创作了恒河沙数的声乐作品，他创作的民族声乐作品也获得难以计数的奖项。然而与之难以计数的奖项不相称的是，系统地研究其声乐作品基本特征及整体艺术风格的文献却寥若晨星，但是这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也可按各自的研究视角及维度进行分类论述。

（一）宏观把握，全面分析

湖南师范大学饶荣在其2011年学位论文《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探析》中，以孟勇的学习、艺术经历及艺术创作成果为切入点，从“曲名新颖”、“取材丰富”、“运用本土音乐元素”、“词、曲结合完美统一”、“作曲技法新颖独特”等 7个方面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进行论述。又以孟勇的8首作品为例，从情感解读、润腔技巧的运用和演唱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研讨，进而对孟勇声乐作品的演唱进行分析。最后深入对孟勇声乐作品在教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

这篇文章中的“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这一部分涉及到“曲名新颖”、“取材丰富”等7个方面，但仅仅重点深入的分析了“词、曲结合完美统一”这一方面，其他方面都未能深入剖析。在“取材丰富，韵味独特”这一部分中，根据孟勇在作品创作上运用音乐素材的不同将孟勇声乐作品分为以少数民族音乐素材为题材、民间故事为题材、现代生活内容为题材、地方戏曲音乐为题材的四类，是一种可取的分类方法。对声乐作品分类的方法有很多，先将作品分类，通过对每一类作品的研究，来探析其艺术特征是一种好的研究思路。笔者将继承并发扬这一思路，对孟勇的声乐作品进行更科学的分类，以类别为基点深入地论证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文章对于孟勇声乐作品的演唱的分析，情感解读、演唱处理都很到位，不难看出作者对8首代表作品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以及作曲家对作品的演唱要求了如指掌。笔者曾对孟勇进行访问，掌握了孟勇具体的学习、艺术经历，每首作品的创作背景、表现内容，以及演唱其作品的一些要点等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参考价值较高。

对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在宏观上把握分析的学术论文还有张佳发表在《音乐大观》2013年第9期的《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和李咏云发表在《歌海》2014年第4期的《孟勇及其声乐作品特色探析》。张佳的《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一文对孟勇作品《阿妹出嫁》和《山寨素描》进行音乐本体分析，然后从“在歌曲选材方面”、“曲式结构独特新颖”、“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样三个方面研究孟勇声乐作品中的民族特色。笔者认为，孟勇很多声乐作品都是以湖南的山水人情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民族色彩。在曲式特征上，孟勇很多作品都是典型的民族调式。而且其创作常常采用湖南民歌的主题旋律作为作品的主题动机旋律，在此基础上延伸扩展主题乐思，因此旋律上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张佳重点论述了孟勇作品曲式结构灵活新颖，调式调性转换频繁，而没有抓住作品曲式特征上的民族特色来进行研究。曲式结构包括了歌曲的曲式特征和结构特征，“多元化的结构特征”不能与“曲式结构独特新颖”并列，而且“多元化的结构特征”这部分也并没有研究孟勇作品结构上体现的民族特色，而是概括孟勇的创作特征。文章没有充分的论证孟勇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结构混乱，逻辑不清。

可见，关于孟勇声乐作品整体风格及其作品的演唱艺术的系统的研究是相当匮乏的。

（二）微观切入，精深剖析

对孟勇声乐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固然重要，但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深入探究更是不容忽视。学术界也有关于孟勇《阿妹出嫁》、《斑竹泪》等具体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的研究。本节选取两篇研究歌曲《斑竹泪》的艺术特征和演唱的文章进行对比评述。

王芳发表在《安徽文学》2012年第10期的《泪洒斑竹潇湘情――对歌曲<斑竹泪>演唱教学的思考》一文，以歌曲《斑竹泪》的演唱教学为出发点，引出作者对此作品的思考。文章首先从歌曲的时代背景和结构调式特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此分析之上，强调了歌曲中的气息运用，引用沈湘教授所言的“呼吸是歌唱的基础，气息是歌唱的动力”，着重体现了呼吸在歌唱中的重要性。同时，以歌曲的情感变化为线，串连了不同情感之下呼吸技巧的变化规律，也顺势引出了歌曲之中语言和润腔技法的运用。最后指出演唱者要想唱好一首声乐作品并达到歌曲演唱的一定境界，歌唱处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进行反复的推敲和研究，将自己的实践体会融入到歌曲演唱中，才能更好地诠释作品。

谢菁、胡建军发表在《黄河之声》2009年第3期的《泪洒斑竹瑟鼓湘灵――谈〈斑竹泪〉的艺术特色及演唱技巧》一文，以《斑竹泪》歌曲的创作背景故事为引子，对歌曲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剖析，首先指出了此曲曲式的结构图，并分析说明此曲主调为商调式的写法，运用了三个调式的转化，从而进一步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作者再根据自身演唱的切身体会和感悟，特别是对歌曲中润腔的处理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

以上两篇文章都以歌曲《斑竹泪》为研究对象，都从艺术特征和演唱技巧进行分析，但是透过文章的字里行间体现出的是王芳与谢菁、胡建军在文字功底、学术思维及表达逻辑上的本质区别。在文字功底方面王芳的论述更具口语化的特点，而谢菁、胡建军的表述则更具学理性语言的特点：精确、深入、简洁。在学术思维及表达逻辑上谢菁、胡建军的文章具有更强的严谨性和学理性，整篇文章在写作逻辑思维上更具有质感。两篇文章都对《斑竹泪》的曲式结构进行了分析，谢菁、胡建军的文章中调式转化结合曲式结构图直观的体现出《斑竹泪》中调式特征与曲式结构的综合发展。而王芳的文章则以语言叙述为主，在歌曲结构和调式特点的论述上较为抽象，意义表达较模糊。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谢菁、胡建军的文章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孟勇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程度地展开，但研究之深度和力度仍显浅薄、苍白，也缺乏专门、系统地对孟勇的作品进行研究的文章。因此，对孟勇的作品进行研究，还有较大的空间和研究价值。

二、对其他作曲家声乐作品艺术特征与演唱的研究

在中国音乐界，有影响力的作曲家非常多，如王志信、徐沛东、印青等，他们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声乐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作曲家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研究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浙江师范大学黎莉在其2011年学位论文《印青歌曲的创作特征及演唱分析》中，先按时间顺序介绍印青的艺术生涯，通过列举印青在同时期创作的各类题材的作品来回顾其歌曲创作历程。接着对印青歌曲作品进行分类以及本体分析，概括出印青歌曲基本创作特征。文章将印青创作的歌曲作品分为三大类：主旋律歌曲、军旅歌曲、其它社会题材的歌曲。选出印青具有代表性的四首作品从调式调性、和声、歌词、曲式、创作背景等方面进行音乐本体的分析。文章认为印青的歌曲有“歌词与音乐的完美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弘扬时代精神”、“通俗化与艺术性的融合”、“艺术风格‘精、美、真’”这四个创作特征。再从“演唱中声乐技巧的运用”、“与伴奏的配合”、“情感处理”三方面入手，对印青歌曲作品的演唱进行分析研究。最后对印青在创作之外的其它社会影响及贡献作了简要介绍。

文章中对印青作品的音乐本体分析这一部分是最为出彩的。一方面，分析的四首作品选取得很好，四首作品都是印青流传度很广、评价很高、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并且它们是不同的四种风格。《走进新时代》是典型的主旋律歌曲，它反映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政治气息厚重，时代感强，是祖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赞礼。《天路》是一首有着浓厚地域风格的创作歌曲，有着山歌的特点，可以称得上是的新民歌。《西部放歌》是西部开发的标志性文艺作品，有一股浓浓的西北信天游的味道，民族色彩厚重。而《芦花》则是一首抒情的艺术歌曲。所以文章选取的这四首作品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文章对作品的分析全面到位，从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到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旋律、节奏再到歌词，条理清晰、分析深入透彻。除此之外，文章对印青歌曲创作特征的总结也比较全面且对每个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印青歌曲的演唱分析方面，文章从演唱中的呼吸共鸣、咬字吐字、音色音量、速度节奏以及与伴奏的配合，情感的处理这些方面深入细致的分析了《走进新时代》、《天路》、《西部放歌》、《芦花》四首作品的演唱，理解深入、思路清晰。所以文章有很多的可借鉴之处，值得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路敏在其2014年学位论文《王志信民族声乐作品风格及演唱研究》中，先简单介绍了王志信的艺术人生，并对其主要音乐创作进行分类，文章认为王志信的声音作品根据创作题材可分为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题材、现实题材、古诗词题材和借物抒情题材四类。然后归纳出王志信声乐作品具有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的风格特征，并对这些风格特征分别进行了剖析。再对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分别选取王志信具有民族性、多样性、时代性风格的代表作品分别从歌曲背景、歌词内涵、曲式结构及演唱处理这三方面对作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王志信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贡献。

整篇文章内容充实、结构层次很清晰，各级标题高度概括了各部分内容而且用词准确，语言耐人寻味。文中“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研究”这部分以不同作品为例，每个作品都分别从歌曲背景、歌词内涵、曲式结构及演唱处理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得文章结构很规整，很可取。在分析作品的同时紧扣前文论证的民族性、时代性、多样性的风格特征的意图也是很好的。但是某一首作品所体现的风格特征一定不是单一的，要演唱好一个作品应该要全面把握好它的风格特征，文章从民族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时代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多样性风格的作品如何演唱三个方面来论证王志信声乐作品的演唱的这一思路笔者不敢苟同。而且文中所选取的《兰花花》、《昭君出塞》、《孟姜女》是三首风格类似的作品，而文章却将他们分别归为三种不同风格的代表作，笔者认为有些欠妥。

湖南师范大学李霞辉在其2014年的学位论文《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特色与演唱风格研究》一文中，先介绍了徐沛东的创作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接着从戏曲元素、民间歌曲、方言三个方面来分析徐沛东作品的民族性，然后分析了徐沛东声乐作品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的结合，最后从演唱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表演实践与自我理解相结合、演唱风格与作品风格相结合等方面阐述了演唱风格与作品风格的有机结合。

作者对徐沛东的作品如数家珍，举例阐述的时候大多是选一个作品配谱例详细论证，然后列举其他作品来辅证，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很有说服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平时笔者看到的很多文献只是对理论泛泛而谈，却缺乏较好的基础性案例分析，使得文献内容较为空洞，理论支撑乏力。这篇文章则较好地摒除了这一毛病，进行了大量而全面的案例分析，行文流畅自然，结构浑然天成。

整体而言，学术界以某一作曲家及其作品为案例的研究已然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针对作曲家孟勇及其创作作品的研究较少且多有浅尝辄止之嫌，研究视角单一，特别是对其创作作品的研究在固定单一的模式上泛泛而谈，这一点在相关的多数文章的谋篇布局上即可体现出来，对音乐文本的研究流于表层等等，由此，便体现出学术界对孟勇及其声乐作品的相关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权威的指导，仍处于摸索的阶段。而孟勇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极高的影响力与当下对其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之间体现出较大的现实差距，这就让笔者的研究课题具备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参考文献：

[1]饶荣.孟勇声乐作品的艺术特征与演唱探析[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

[2]徐迟.歌曲阿妹出嫁的艺术风格和演唱解析[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3年.

[3]张佳.浅谈孟勇声乐创作的民族特色[J].音乐大观，2013，（09）.

[4]王芳.泪洒斑竹潇湘情――对歌曲《斑竹泪》演唱教学的思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2，（10）.

[5]谢菁，胡建军.泪洒斑竹瑟鼓湘灵――谈《斑竹泪》的艺术特色及演唱技巧[J].黄河之声，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