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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效果图
引言
也许因为中国的传统园林太优秀了,也许因为我们陶醉于这优秀的传统太长久了,使得我们在国际现代景观设计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未能摆脱她的阴影。这种阴影的灰暗程度,远比传统中国建筑浓重的多。而忽然间又觉得时代变了,帝王和士大夫不复存在了;大众成了主人,严酷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使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不再有诗情画意了,于是我们不知所措。这时,国门外蓄势已久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思潮或形式便乘虚而入。一时间,中国大地变成了西方景观的游乐园和博览园。中国景观在呼唤“今而中”的春天。立足于本土的创新似乎是惟一值得信赖的途径。
当城市化和可持续挑战中国大地,奥运会成为未来北京的主题时,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应采撷五千年的造田、种田、灌田的技术、艺术和精神,并将其与现代最新生物和能源科技相结合,实现一个科技的、人文的、绿色的奥运景观典范。一个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景观典范。
五千年的中国土地曾经、还将养育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无数的失败与成功之后,“田”,积淀下了处理人与土地关系的最精华的智慧。连同那充满诗意的景观,”田”,告诉我们如何尊重土地和自然过程,用最少的工程,获得可持续的最大收益。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五千年智慧连同其诗意的景观被无情地毁弃,我们甚至以“工业化”和“高科技”的名义来“整治”和“改造”我们生命的土地、水系,而最终发现,我们祖先对待土地的态度和技术要高明的多。
“田”总平面图
但我们并不留恋过去,设计者以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的姿态,融合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用“今而中”的语言和手法,创造未来健康和可持续的景观典范。于是,我们重新发现和认识了“田”——撷拾起智慧的果实,播撒下希望地种子。
1场地挑战
奥林匹克公园景观营造所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这些包括:
(1)如何克服10m的高差来开挖巨大的湖面?如何使工程量最小,克服湖底渗漏?
(2)如何用大规模群众性植树造林方法,营造5平方公里森林,同时避免单一林相?
(3)如何在大尺度上营建理想“风水”景观9如何管理如此大尺度人工景观?
(4)如何在缺水环境下建立一个经济的、可持续的水再生、循环和再利用系统?
(5)如何解决场馆的巨大尺度问题,营造宜人的环境,如何解决赛时赛后使用问题?
(6)如何延续城市的中轴线,使之具有纪念性,同时是一条连续的文化、休闲廊道?
2对策:田
当一种艺术走到终点或一个阶段时,便需要重新回到本原去获得灵感。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不管其多么优秀灿烂,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代所淘汰,而只作为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存在。正如传统中国山水园林,从经过艺术家精选过的自然山水中获得营养而成为贵族化的景观一样,为人民大众的景观设计,需要从平常的大地景观中吸取营养。于是,”田”,一个最普通而最深藏于中国文化潜意识中的日常景观,便成为本方案的灵感之源。田所能提供的景观物境和意境包括:
(1)造田:如何用最少的工程,获得最大的收益;
(2)种田:如何与自然的节律相和谐并配置作物;
(3)灌田:如何合理而巧妙地利用水;
(4)田的欢乐:包括许多竞技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5)田的纪念:对土地的敬畏,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这些积淀在中国五千年土地上的智慧,与现代科技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用“今而中”的语言和手法,设计这时代的、中国的土地,正是本方案的核心思想。
3方案特点
3.1田+等高线:结构与象征性肌理
显现场地原有的等高线,也是场地历史的记忆,延续北京西北山势,将其与源于场地和区域的田块肌理相结合,构成整个公园的结构和象征性元素,并将这种肌理几何化后,一直延伸到中央景区。在不同区域,这种肌理用于组织各种景观元素和空间:
(1)整体上,在森林公园形成象征性的左右环抱的理想风水格局;
(2)在森林公园西侧用于组织湿地、梯级湖群、林地斑块、野花草甸、石墙和步道;
(3)在森林公园东侧用于布局林中草地和地形;
(4)在中央景区用于形成草坡、广场、步道和水中栈桥。
五色土效果图
3.2梯级湖群+梯田湿地:最少工程量的场地设计途径
利用场地由西而东的10m的地势高差,与湿地净化系统相结合,形成层层叠叠的梯田湿地和多个梯级湖群;
(1)大大减少挖湖的工程量,同时避免由于挖穿粘土层带来的湖底渗漏;
(2)增加水体流动性,形成多级跌水,丰富水体景观,并提供充分机会给湖水加氧;
3.3可持续的水系统:渡水槽和水体净化、循环和再用
强调奥林匹克公园不应成为城市用水的负担,相反的,它是城市水系统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应有利于整个水处理系统,使奥林匹克公园及森林公园真正成为可自维持的公园。
(1)建立与温室相结合的湿地系统,利用温室的反季节高效净化系统,强化生物净化功能;
(2)建立引水渡槽,将森林公园湖水提升到中心湖区,构成更具经济和环境教育意义的水循环系统,同时只需用一个提水泵,便可解决沿途水景观的形成;
(3)建立雨水收集系统和再生系统;
(4)恢复清河故道,建立与城市雨水收集系统相结合的沼泽净化和滞水系统。
3.4植被:景观生态模式与“三皴法”配置
用“基质一斑块一廊道”的景观生态格局总体布局植物群落;形成林在田上,田在林中,林在水上的多种景观。用国画“三皴法”(点皴、线皴、面皴)营造地带性植被景观。
(1)生态群落博物馆概念:保护现有成熟林地,建立多样化的生境;
(2)干百年田园的种植之美被升华、提炼为主导中心区的种植设计形式。
3.5轴线: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一部关于五色土地的交响乐
轴线作为北京古城轴线的延续,从帝王的纪念,走向对土地和普通人民的纪念和向往。在强调其规整和纪念性的同时,设计一系列不规则和自然的空间,创造其作为体育、文化和休闲廊道的功能。
土人梯田湿地效果图
土人叠水效果图
“田+等高线”肌理,林带和水从森林公园延伸入中心区,与来之古城的轴线平行交汇,如同音乐的五线谱,其上跳动着活跃的音符,包括:五色土花园、节点广场、林下休闲广场、湖中五岛。将轴线的纪念性与休闲性相结合。整个交响曲分为3个主题乐章:历史擦痕(过去)、盛世印证(现在)、生生不息(未来)。
轴线西侧为规则的纪念性林带,轴线与西侧城市的绿屏,导引新鲜空气。东侧为沿等高线、湖水线和田块肌理分布的自由式疏林。西侧林带下以2.5mx2.5m的模块形式,构成亲切宜人的休闲空间。
五色土花园:在纪念性轴线和东部湖滨休闲走廊之间形成安静的空间,用类似禅的简约而现代的方式,纪念中国世代耕种的五色土地:黑土地、白土地、黄土地、青土地和红土地。
水作为一个联系纪念性轴线的主要元素:渡水槽为中心湖区和各种水景的营造,提供了最方便经济的途径,它实现了人与巨大的体育场馆空间和尺度的过渡,连接了中轴线与湖滨,并构成了一个个框景,蒙太奇般地展现了中轴沿线的景观序列。
连续的轴线步道和滨水步道使轴线保持了连续和整体感,并与森林公园连为一体。
3.6场地故事:环境解说系统与专类植物园
乡村故事线:保留场地内原有乡村道路网络,建立故事盒与网络的环境解说系统,讲述田园上的寻常故事。利用场地历史文化遗迹和村落遗址,讲述场地普通人民的故事。
专类植物园:和故事盒相结合设计5个专类植物园(蔬菜园、药用植物园、果树园、作物园、花卉园)。
ABSTRUCT
Since《dancerinthedark》obtainawardsofCannesin2000,and《oldman》,《LakesandRivers》,《ballcraftsmanofBeijing》,《heavywindinBeijing》DVworksmovetowardsworld,DVhavebeennolongercalm,and"becomeRevolutionaryPartyawholenight",EverybodysaysDV,everybodyplaysDV.WhatDVbringtousonearth:itreplacesthetechnologicalmeansoffilm,"injurywhofilmleadstothefact"coarsepicturethatcan''''tbear,"imagecan''''tbearDVlight",merchant"objecttodiscriminatingagainstDV"byZhangKeJiaonethatcallupon,anotherkindofdevelopment?Aestheticdemandisthepeople''''ssupremedemand;DV''''slastdevelopmentmustbetheartpalace.Thelifenessofart,lifeartup,andmankindlifesendhumanartsverymuch,Artwisheagerlytoreturntolifesincebreakawayfromit,DVshowthetrendsofdevelopmentatcharacteristics.ThistextismainlyonthelifenessofDVobject,thedailylifeviewthatthesubjectmatterpaidcloseattentiontochangesdirectionfromhistoryofthemacroscopic,Thelifeofordinarycommonpeople,thesmallpotato''''sdestiny;ThepluralismofDVsubject,moreandmorepersonshaveone''''sownimagewordspowerandfreedom,Themightynarrationofofficialsidewith"history"of"revolution"istransferredtoacandidindividualizedlanguage;Gracefulstemsfrompeopleandreviewsoneselfinthecourseofessentialstrengthtargetindividualityisexpectedtoseeone''''sownlifeinDVworks,theyarenotsatisfiedlivinginit,alsopickupDVtoo,Expressingself-life,sotheobject,subjectandmerginginlifemainlyinasense,DViscomingintolife,walkingclosetous,andclearingupthebarriersofartandlifeslowly,DVartismovingtowardslife,livesandturnintoart,lifeinDV''''slens,ItisastartingpointofDVart,theterminalpointtoo.
关键词
DV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自我关照
导论DV之美在何方?
眼下,DV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词,网站,流行杂志报刊,大学校园内也流行着“今天你DV了吗?”的问候语。这里所说的DV已经突破了digitalvideo(数码摄像机或数码影像)的原始定义,已经具有了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在内的广泛含义,甚至还是一种时尚和潮流的代称,内涵上呈现出思想的异质性和艺术的前卫性的意识精神领域。“DV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对生活原生态的接近真实的记录。DV让人们找回对生活久违了的天真和热情,让人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习以为常的一切;DV是一种权力,是将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权利从少数垄断者手中归还给大众的一把利剑……”、①
1996年,DV摄像机在日本问世,最初被用来拍摄家庭影像。但是短短的几年间,随着机身性能的改进以及电脑配套设备的开发与研制,“能轻巧、价廉、自由地干事”、②,DV机已经成为当前个人影像制作甚至专业媒体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摄像设备,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选择DV进行自己的影像表达。“Dogme95”宣言的提出者之一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vonTrier)的《黑暗中的舞者》(DancerintheDark),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DV在中国也有着迅速而大规模的发展,甚至要比国外的DV制作更有热情。DV传入中国以来产生了不少的优秀作品,比如:《老头》、《江湖》、《北京弹匠》、《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雪落伊犁》……在观影群体中都是尽人皆知的代表作品。而青年导演贾樟柯用DV摄像机拍摄的电影《任逍遥》则入围第55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成为中国DV影像的骄傲。
DV一词被炒得沸沸扬扬,DV的轻便和便宜使传媒家电化,DV成为人们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V等数字艺术的发展在对传统艺术冲击的同时,也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尤其是在审美价值上颇有争议。DV给了人们影像权利的同时也破坏了影像艺术的高贵和经典,“每个人都是一位艺术家”③,开机关机太容易了,影像能否承受DV之轻?“首届独立影像节”也被形容为“考验观众体能的‘视听盛宴’”,④没有审美的愉悦可言,DV到底是以怎样的一种身份介入影像艺术之流的,DV的美在何方?
艺术的本质在于展现生命力。生活是最大的艺术之源,美正是来源于生活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作为民间影像的力量,DV比任何其他影像艺术更接近生活。DV在诞生初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当DV成为人们的家用品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回归民间,承担起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的贴近生活的真实。DV的艺术性固然来源于对胶片电影在表现手法上的继承和发展,然而其技术的特性与独立性使其艺术性也具有特殊性。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和经济层面上的便宜促进了DV创作主体的下移,人们都不满足仅仅生活在其中,都有了自我表达的欲望,创作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创作的内容更加平民化生活化,DV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民间,倾向于生活。
DV记录着芸芸众生的常态生活:《铁路沿线》的流浪汉,《高楼下面》的外地打工者,《老头》中的迟暮者……平常的人伦亲情和家常里短无不感动着我们,无论是在DV镜头后面,还是镜头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生命力的展现,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到处都是美的展示。DV的美,正是在于对生活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实现了人类的假说: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DV,能承受生活之轻
美无处不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DV这只眼睛,发现了更多朴实无华的东西,让生活中更为感人,更为真实的东西,无论丑,还是美,都坦然的呈现在镜头中。DV的平民化从纯粹个人的角度对普通人喜怒哀乐的表达、对底层老百姓命运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或群的原生状态的真实记录,正是DV创作与生俱来的特点。因此,如果你在一个凌乱不堪的菜市、一个灰尘弥漫的建筑工地或一个破败清冷的老街看到手持DV拍摄的人,你完全无须诧异,因为他就正是在以DV人的独到视角,去捕捉周遭生活最平常、最质朴、最细小的片段。如西南师范大学学生创作的《最后的铁匠铺》,它所抓取的就是渝北静观场里的一家小打铁铺,那里曾是打铁很发达的地方,后来因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铁器在生产生活中逐渐淡出,不少打铁铺都歇业了,这对父子却在他们长期的作息惯性里,维持着冷清的铺面。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新旧生活交替过程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又如美视学院的《棒棒军》,在纪实反映重庆“棒棒”①在城市边缘不乏困苦的挣扎时,也折射出他们离开故乡和土地流向城市的希望与梦想。在这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与我们这个大都市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寓意丰富的对比。《歌者》也是这样一部反映平常及社会边缘人生活状态的DV作品。该片导演兼编剧郑正运用电影的方式和手段,将眼光投向重庆民间的“死人板板”②乐队,讲述了一个女子到外地寻找失踪几年的丈夫,为生存进了一个丧事乐队。在对找到丈夫已经绝望时,她爱上了乐队的组织人,却又在一次演出中,意外发现死者正是她要寻找的丈夫。片中对小人物命运的表现,凸显出一种平民化的审美视角。杨天乙则是看到城墙根下的老头好玩,于是动了要拍摄的想法,《老头》中展现的是一群地道的北京老人,他们操着纯正的京腔,在墙根下晒着太阳,天南海北地聊着。他们中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但是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依然显出轻松自然,就连身边的老哥哥去了,他们谈论起来似乎也要像老北京喊台一样的叫上一声“好”。这一切自然地从影片中流露出来,像是一杯滚茶在慢慢地往下沉,缓慢而有节奏。一切就如生活一般亲切自然。《北京弹匠》的导演朱传明,是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一位来北京弹棉絮谋生的湖南农民,从而引发了他拍摄此人生活际遇的想法;《铁道沿线》的导演杜海滨(朱的同班同学)则是在他家乡宝鸡的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群以拣垃圾、拾破烂为生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流浪汉,于是力图切入并记录这群被视为“贱民”的人真实的生存状况,DV用镜头关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影片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人的生活,而不应该是剧情,脱离生活的剧情是经不起琢磨的,而我之所以喜欢纪录片也正是出于对这方面的偏爱。人类的行为标示着一切,如果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生活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组成了我们复杂的生活,并暗示着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①
在DV作品中,拍摄者不仅仅通过镜头来观察生活,而且是切身体验着镜头下的生活,与其说他们在拍别人的故事,不如说他们拍的就是自己用心去感受到的生活。盛志名他拍《心-心》时说:“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天,特别累,就开始玩儿,到酒吧之类的地方。玩儿的过程中,就看到我电影里那些小女孩的形象。有一天我从酒吧出来看到三个女孩儿晕在地上,就送她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跟她们认识了。她们的生活给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是真实地把她们的生活放在那里了,我没想作任何的遮蔽。这可能和我对生活的认识有关,我没看到那么残酷的东西,我觉得大多数人的生活没那么传奇。”②萧狼在《苦乐打工妹》的创作手记中写到:“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应该说小时侯也吃过不少苦;贫农的阶级成分的原因吧,长这么大的20多年里,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人文关怀者们所谓的‘弱势群体’,我们宿舍楼旁的小炒部的那些打工妹于我毕竟是亲切的,我们之间有共同话语;我想这是我们能够沟通,因而我能顺利完成这个小片子最重要的原因。她们对于拍摄、采访、DV、纪录片等等这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也并没有去想她们会从自己日常看到的电视屏幕中出现;所以面对着摄像机,她们真是不会做秀,一切反而都如平常一样自然。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也在凌晨4点起床,看她们做包子、煎鸡蛋;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睡觉,让她们午餐前给我打电话起来继续拍摄——拍摄成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③与其说是共同的工作,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杜海滨在《高楼下面》接近片尾的部分,出现了全片中惟一一个使用三角架拍摄的段落:除夕之夜的地下室的宿舍,一个中全景的画面,阿毅蹲在地上剥葱和蒜;此时作者从画面右侧出现,和阿毅一起剥蒜、洗菜,他离开、又回来,准备他们的年夜饭……当作者从摄像机背后走出来,他使自己也成为一个被拍摄者。吴文光在拍完《江湖》后,对“远大歌舞团”④的关注也没有结束,他有时仍然会出现在那个在穷乡僻壤流动演出的歌舞大棚里。虽然大棚的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在他们当中,这个“戴眼镜、肯帮忙、还给他们做饭吃的吴老师”⑤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这次经验似乎完全改变了吴文光以往的拍摄立场,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是在一种悲喜交加的感情中拍片,我甚至觉得不是在拍一种另外的生活,而是我以什么眼光看他们,甚至我是在拍摄自己的生活,是在拍我自己的自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真好,也许我没有达到,但是的确拍他们就是拍我自己。我不能确定拍了这个团就像拍了全中国的团,但是我能确定拍的是我的生活。”①仲华也说道:“几年前我曾经在武警部队里当兵,做了好几年的电影放映员,所以《今年冬天》有种半自传的意味。再回到部队拍这个片子,这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这是我的地方,电影中四个不同的方式也是在完成一种电影的形象。使馆的镜头能看出来,那几乎是一个镜头一气贯成,那里边是我呆过很多年的地方,那儿的一切我都非常熟悉。”②把家用摄像机对准被遮蔽的现实与生活的时候,对准可能要遗忘的过去的时候,可能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感性冲动,和一种对同类人的理解。朱传明在创作手记中说到:“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胁而去。”③而杨天乙与她所拍摄的老头之间,也产生了“他们成了我的生活,而我成了他们的念想”④那样亲密的关系。DV拍摄者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心态为底层呐喊。生活中的轻贱无所遮蔽地坦露在DV的镜头中,故事、演员、导演都来自生活,最后构成同一个艺术。
DV,能承受艺术之重
DV作为艺术的革新工具不仅在于拍摄客体的草根化,更在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出现了多元化的可能,DV的出现,打破了“业内人士”和主流媒体的设备优势,模糊了昂贵的“专业影像”与便宜的“家庭录像”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品质差异,从而赋予了更多普通人以真正意义上影像创作的权利。因为DV使用的低成本,因为其主要使用者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通百姓和爱好者,所以从DV问世至今,它一直都体现出很平民化的色彩。曾在峨影厂执导多年、后又到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的余纪教授告诉记者,“以前搞电影电视的,的确多多少少都有些‘贵族感’。由于它很强的艺术性和专业色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甚至它整个的摄制生产过程都显得较为‘神秘’。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DV越来越普及,使得老百姓用影像的形式来自由表达自我成为可能。DV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权力的载体,正在被泛化和更多地采用,并影响和改变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⑤重大美视电影学院副院长唐泽芊教授对此也有深刻体会:“艺术领域的影像创作,离不开相应的技术装备。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后期制作功能的简便化,使原来停留在专业领域的影视艺术走入了寻常家庭。就像卡拉OK一样,影像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家庭化的艺术,平民化的艺术。”①DV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剪辑的优点,并且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把作品传到网上,“DV最主要的优势对我而言在于真正的低成本,你不需要在创作前就担心市场,担心钱怎样收回,担心制片人给你压力,哪怕作品卖不了,也不会使我债台高筑,创作进入真正自由状态”②,技术的发展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影像话语的权利和自由。
DV不仅仅是一种设备,而是一种新的对待电影和对待生活的方式。当代中国比较著名的DV导演,除了吴文光以外,其余几部DV作品的导演全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这些年轻作者的创作初衷大都介乎自发与自觉之间,没有谁在拍摄之前就对纪录片的本体或价值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但每个人在举起摄像机的时候,都满怀着真诚表达的强烈愿望。吴文光认为自己是使用先拍后制作的工作方式“拍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东西拍来干什么,以后有什么用,只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不去制作一个惊人的作品,它是一个更私人的东西,它想表达什么东西,想说明什么东西,它肯定是属于我的,DV代表了一种真正个人的表达方式。”③“DV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的自来水笔,影像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更多的人拥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一种语言。”④DV承受生活之轻的同时,也承担起艺术的重。创作客体下移的同时,创作主体的下移,创作的自由和私人化使艺术更有活力。虽不说人人可以玩DV,但至少它已不再是主流的特权。DV家电化的趋势,使DV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DV着,艺术着,生活着。
影视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如果你拍一部电影,必须有专业知识,必须有设备,更主要是最好有个几百万,看《英雄》就可以知道了,光那些著名的演员的出场费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担的,DV就完全不同,当然你也可以象《黑暗中的舞者》一样,动用100台DV,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要走的路,真正的DV,有一个DV,有一腔对生活的热情,有一帮朋友就可以。“DV影像工作站”⑤第三期的推荐作品是杨天乙的《老头》,这部片子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是一个之前跟影视毫无关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耗时过两年;一切自费;拍摄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头,虽然有点粗糙但不失原创性和艺术性。清华同学自编自导的《清华夜话》画面的晃动,声音的生硬也无损于大家对它兴趣,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荡漾着对生活积极的热情。萧狼在拍摄《苦乐打工妹》时,他镜头中的主人公甚至抢过摄像机拍起他来,让他说他的故事。拍摄的对象和主体都已经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拍摄的快乐中去了,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理解。2009年9月起,云南省德钦县的几位藏族农民在一家基金会的资助下,拍摄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等几部DV纪录片,这个“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负责人郭净博士在项目宗旨中写道:“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当城市里的年轻人到茶馆为朋友的第一部短片助兴,当乡下的制陶师傅开始用摄像机机录村民选举的场景时。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影像中出现了。”①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最近的DV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视听方面的缺陷,但这些新纪录片人却以影片内容的真实性与原创力震动了国际影坛:杨天乙的《老头》获2000年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评委会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获去年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流奖”,而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则在澳大利亚国际独立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喝彩纪录片奖”。这些奖项不仅仅是对这几位纪录片导演的褒奖,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他的才华、毅力、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简陋的摄影器材,成为一位“真正”的纪录片导演。因此DV更深刻的力量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影像启蒙,是贩夫走卒(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掌握并运用的记录工具,是无数双眼睛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多元观察和描绘,DV带来了“民间影像”的灿烂前程。DV也不会因为其承受生活之轻而损害电影艺术的重,相反,越是民间的越是艺术的,越是生活的越是深刻的。DV是最具平民意识的,一切平民化的东西都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们对这个世界保持经常观察,表达思考的习惯,每个人的眼睛都会更锐利,感觉更灵敏,思想会更开放,艺术也将更具生命力。
审美的生活化
DV从一种技术手段开始对艺术创作主体起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对艺术内容的生活化起了催化作用,如果说技术带来的艺术的生活化是一种外在的手段,那么审美情趣的生活化则是艺术生活化的本源。
美来源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②,面对“人化的自然”③,人们“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因此受众在艺术批评和欣赏中,有一个“期待视野”⑤,他们期待艺术对生活的亲近,真实成为中外视觉艺术作品接收和欣赏的衡量标准。它是在人类几千年欣赏描写现实的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和几十年接收写实风格的影视作品过程中形成的,从柏拉图“模仿乃是艺术之根本特性”⑥起,至中国“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⑦,无不要求艺术的真实性,惟有真实才能引起受众的真正共鸣,受众也才能透过艺术作品反观自身。受众代表的就是生活,DV反映的也是生活,受众的生活又呈现出艺术的状态,我们在看DV的同时我们也就是在看自己。当我们看到《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家庭问题,《心-心》中的绝望中的希望,《苦乐打工妹》的艰辛又充实的日子,《清华夜话》中的学生生活,我们本能地感到亲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些镜头真实记录的酸甜苦辣就是我们自己的酸甜苦辣。巴赞、古拉考尔多次指出,纪实电影与真实的生活有一种亲近性,正是电影与观众的亲近性引起了观众对电影的亲近性。DV更是如此,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题材对生活的贴近。在权威调查机构AC尼尔森调查中发现观众喜欢收看的纪录片类型的节目却是《生活空间》这样的节目和一些专题片,显然“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是很多观众关心的话题。人们期待纪实性的作品,是因为人们希望看到自身。“纪录片,尤其是更多的民间创作,创作者的角度可能是相对小众的私密的,但他们所揭示出的空间,却是大众共通的。”①京华时报记者在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院校和北工大等非艺术院校的学生会均进行了调查,学生们对纪录片显示出的极大热情,让记者很是意外,其中的几部纪录片是学生们屡屡提起的,比如讲述了关于农民巡回演出的《江湖》;讲述了一群迟暮老人生活故事的《老头》;还有弹棉花的农村青年在都市中的遭遇和生活的《北京弹匠》等。吴文光讲,“虽然乍一看,这些拍摄对象都不是社会的主流,但从片子中,大家能看出许多人性中相同的东西,而这些恰巧是普通人不愿显露的,却是人人都有的,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这种大众化激起了心底的共鸣。”、②学者黄集伟认为:“文字阅读中,那种以虚构为能事的传奇已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非虚构’的加入,正显出了无上魅力,开始成为我们阅读生活中的核心期待。”③文字如是,影像岂不一样,DV中真实的生活,让我们更大程度的反观自身,艺术的生活,美的生活产生了。
仅仅生活其中,仅仅观看他人或者自己的生活也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又有自我表达的渴望,于是在欣赏别人的作品,别人的故事同时,我们也拿起了DV拍摄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于是有了《清华夜话》,我们一边卧谈,一边拍摄,一边看着我们的DV哈哈大笑;于是有了《冰川》、《茨中圣诞夜》、《酒》、《黑陶》,我们在生活的同时把它记录下来,同时我们又成为自己第一个观众。创作与审美在生活中融为一体。艺术的审美,得到的是一种共鸣。导演的思维,对象的生活唤起了审美主体的某种相似经历的记忆,看到的是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艺术更真实更具感染力;当审美主体成为创作主体兼创作客体的时候,这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更为深刻,前者是反观自身,后者是直面人生。审美的需求也促使艺术创作的生活化。艺术的生活化,民间化,从内容上改变了艺术的发生,生活主体的艺术化从形式上改变了艺术生成;DV改变了艺术,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导演、演员、还有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都在别人的故事中演着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出现在你的镜头中,也许明天你将会在我的镜头里,“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我,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④,DV沟通了艺术和生活,沟通了你和我。我们期待着在DV中的我们,以此反观现实中的我们。
美在生活
“人是诗意的栖居的”①,生活和艺术本不可分割,人类走了一个循环,艺术自从劳动中生活中脱离开始就有一种回归的冲动,这也是纪录片的经久不衰的原因。在工业化的现代,人们更渴望一种高科技高情感完美结合的生活,DV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工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希望。与其把DV当作一种媒介,一种设备,不如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态度,DV并不同于过去的“作者电影”②,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表达”③,它还是一种个人的生活。真正跟DV态度有亲缘关系的是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④。DV不仅使制作电影成为了一种个人的事情,它的欣赏也是成为个人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观看DV作品,我们把DV作品装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赠送朋友,……DV,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独立的艺术生活。或者说DV就是生活本身.它是生活中的一个全新的要素,一种生活习惯或习俗;它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生存之中;在它的面前,生活没有一个外面,它无法从外面来观照生活;它就在生活的里面,是我们个人生活和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它,我们就是在直面我们自身。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谈到:“人对美只应是游戏,而且只应对美游戏。…………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⑤如果说DV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从技术上促使艺术回归生活,人的审美情趣则从人的本性上要求艺术回归生活。美是自由的,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自由,DV给我们自由艺术自由表达的权利。艺术更重要的是参与性和互动性,游戏的艺术不仅仅是自由的,更是积极的。我们都在参与这个美的游戏,游戏中处处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生活中处处展现着人的生命力,在对象化的现实中我们反观自身,在富有生命力的生活中我们关照自我,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美在生活”⑥,艺术在生活,美和自由不可分,艺术和生活也不可分的,DV在走进生活融入生活的同时,也就从艺术起点回归到艺术的终极。回归是人们的审美理想,只有在生活中艺术,在艺术中观照生活,这才是完整的人。
参考书目
《电影观众学》章柏青张卫著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6
《西方文论概要》杨慧林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一.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特征
通常情况下,审美意识得以相对独立的发展也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和生产者,并使得审美领域规律性的认识获得了独立而迅速的发展,以至于审美意识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作为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既遵循这种发展规律,同时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审美意识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状况以及文化特征都有重要的关系,它影响决定了古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并造就了古代艺术家审美意识各个方面的特征,传统的审美意识与整个社会背景、文化观念长期保持了一种交融渗透、浑然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陶瓷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自始至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情感。
由于陶瓷艺术与生活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关系,社会的生活方式促使了陶瓷艺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发展,使陶瓷艺术形态不断出现新的面貌,陶瓷的创造不具一格,陶瓷艺术的历史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样式;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方式的共时性差异也使陶瓷艺术的形态特色各异,陶瓷的样式更趋多样化。这种共时性的差异也是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同特征的显现.。
陶瓷艺术深受社会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规约,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众的生活方式有着较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伦理及政治的重视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人的个体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充分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手艺与经史子集的经典相比,也一直被摆在次要地位。于是,这便促使从事技艺的匠人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劳作,并通过劳作的过程,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情感上的慰藉.因此,陶瓷制作带有较强的感彩,经验性,程式化造型特点,造物环境被限制在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促进了造物思想的追求自然的模仿.对实用功利和民俗感情渗透的主要特征的形成。这些特征既为陶瓷提供了发生和发展的有利土壤,也从社会学意义上阻碍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非纯理性思维的中国式的陶瓷艺术观念,创立了“就材加工”、“量材为用”、“物化创造”的民间造物原则。西方的科学,从严格意义讲,是排除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和经验性的造物思想的,但中国的民间匠人在其封建社会特定的环境中却选挥了经验性的造物方式,然而,这种不由自主的选择未必是不合理的,至少有它的独特之处。与现代西方科学理论格格不入的中国陶瓷造物理论干百年来,却一直引导着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绚丽的画卷。
中国人习惯于适应自然的选择和社会环境的现实性。几千年来形成的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家思想,排挤了自然科学应有的地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成为民间工匠发挥才能的唯一场所。当然.匠人们也有自己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有一定的限度,即建立在社会需求之上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以物表情的造型规律。
陶瓷制造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以人为中心的法则。在纹饰造型上,匠人们更有别出心裁的创造,把一头牛画成多头一身的造型,用多种兽禽的部分组合成理想化的龙、凤、麒麟,这种创造极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注重自我的感悟.注重人的创造本性,这种工艺形态的造型范例,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我为中心的经验性的创造模式,同西方以物为中心的科学方法不同,这种模式在今天信息泛滥使大脑真空,艺术家普遍感到缺乏想象力现象,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能完全用西方科学的标准尺度来判断中国陶瓷文化。
—个民族文化总是与这一民族的心理、民族性格以及风俗、思维方法和伦理观念等方面密切相关的。作为伦理性的文化体系,中国人把人视为主体,以物相辅助,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天有四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智”,这表明中国文化系统中,重视人与物的关系,在对自然物的摄取和创造中,又找到社会意义,使造物的真、美与善统一起来。完美的民艺品都成为真、善、美的统一体。
中国陶瓷造物十分注重物品的人伦性和社会意义,并特此作为美与丑的标准之一。这种审美标准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人伦道德的—种推崇。但在民间造物活动中,这一特点体现为两个方面,广义的人伦道德作为规范制约人行为的一种标准,更多地反映在人的创造意识方面;但民间造物则主要表现在造物中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情感的表达方面。例如民艺经常表现祥瑞题材,表现人们对理想相愿望的追求,大部分内容都是吉祥、富贵、求生、避邪等,这关系到人生的现实,这种表达不是用抽象化的概念,而是用人伦道德的符号,也就是说,用一种寓意性的物来表现这种理想。画鸡和羊——表现吉祥;画牡丹、芙蓉——寓意富贵,画莲花、石榴——象征求生;画五毒——意在消灾避邪。这种寓意、象征、符号性的表现手法当然是中国民间文化特有的产物,虽然是一种表现方法,但它同时也具有一种文化内涵,一种执着于对善良、美好追求不懈的内涵,这也是强调伦理和道德标准,讲究人的主体性和人伦性的直观表现形式。在工艺技术上自觉不自觉地注重人与物的感情沟通,从而在作品中显示出很浓的人情味。这是中国工艺造型中“求善”特征的表现。
指导艺术创作的审美意识的形成应当是艺术家对艺术传统、对人类文明的历史,对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思想、情感、观念充分了解与深刻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的结果。而这种思考是一种“人类共同情感”的交流,是人类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所共有的对宇宙,对人生,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永不泯灭的情感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绵延与扩展。这种情感的历史绵延是流动的、鲜活的,过去的情感并不是“化石”也不是“凝固的熔岩”。艺术创作的现代意识只有通过这种深入、认真的思考,才是真正得以产生的基础。
二.陶瓷造型的审美意识特征
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原始意义是本体的,是具有生命起源意义的概念。在许多领域的应用中,气仍是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气化生万物,万物也皆以气为根本。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基本思想相当程度地表现于陶瓷艺术的思想和行为中。对民间工匠作品评价的最高标准莫过于“栩栩如生”和“巧夺天工”了。“生”和“天”这一类的概念无非是指造型上神气完备的作品。
气道相通.皆体现了中国人文观念中对宇宙最本源的理解。“气”、“道”在工艺制作中的本体意义体现了中国造物“达道”的愿望,造物本身就是宇宙生命运动永恒秩序的体现,器的“载道”事实上沟通了现实人生与天地宇宙精神的交流,令人回忆起生命灵魂的本源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陶瓷艺术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造物特征,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倾向、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类型特征。中国陶瓷艺术造型的基本特点,反映了民间匠人习惯于在观察上从整体出发,在工艺技术上重视局部;在物体造型上,重视整体;而在装饰上,则注重局部的刻画。
整体意识的形成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当然最基本的原因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于自然条件、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结构,中国文化倾向上这三者的和谐与统一。所以造成了在观念、形式和过程上的整体意识,这也与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小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内圣外王”,政权、父权、神权的一体化原则。中国哲学主张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体与用、文与质等诸方面的对称关系,是一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统一观念。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用有与无、始与终、一与二、阴与阳的立论,来观察宇宙空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整体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事物相互关系及制约关系视为一体化的系统规律。
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在华夏母亲的摇篮里。古老中华在文明进化之初期,由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到仓吉造字文化文明的转化,即根植了书法艺术惊人的智慧与灵根。据唐代张怀王灌《书断》记载:仓吉“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吉独具慧眼拮取自然之美造出文字,这叫作“依类象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古人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文字象图画一样再现自然,记载自然,传替自然信息,这种象形之美,就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美的萌芽和灵根,是先人书法美的伟大创造。
《汉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之本源,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汉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色,在尔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万象,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质依然存在,又如鲁迅所说:“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现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到现代的楷书,和象形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门外文谈》).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源于无法,变而有法。创新是结于有,起于无,又承于有,变于无。但万变不离其综,象形与会意的艺术本源没有变,汉文字的载体本源没有变。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象形”或“不象形的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也是继承与发展传统书法艺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规律。
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
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笔者认为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传统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
继承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如前)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汉朝“汉承秦制”“秦篆汉隶”,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流行书风该如何认识啊?笔者认为流行是传承和创新结合、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流行书风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技法上都是深受社会欢迎的书法艺术极至之法,流行则是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会合的“贝多芬交响曲”。历史上流行书风是因其释放了书写的效率,拓展了美的视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能千年流行。根据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去创新与发展是书法文化的生命。流行书风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创新书体书风,脱离社会需要虽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即使名噪一时,但终归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是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草书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其后产生于汉代的草书,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东汉章帝甚喜爱,因而名“章”草,章草传承了隶书的笔画形迹,仍有波磔,字字独立不连,实际上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杜度、催瑗便是东汉章帝时代闻名的章草书法家,汉末张芝传承章草又进一步“草化”,将上下字的笔势牵连相通对偏旁作了许多省略和假借,而创今草。张旭,怀素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心灵之音”得到神灵极至的发挥。通观古今流行书风无一不是传统与创新相交融的结晶。
一、美术与电影的艺术渊源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象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的发明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也可以认为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1872年至1878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慕布里奇用24架照相机拍摄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即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受此启发,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可以说电影的产生是绘画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与光学技术、摄影艺术共同结合而生发的产物。
因此,电影在视觉造型、色彩、光影上吸收、融合绘画艺术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在中外电影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影艺术观念的变化,电影表现语言也日益丰富。世界上一些有着美术经历的电影大师更是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美术修养和技巧体现在自己的创作里。例如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早年学画,深受日本传统美术影响。他的影片的视觉风格洗练,纯净而古朴。黑泽明为了达到理想的视觉效果,他的许多影片都是先画好镜头画面。仅《乱》和《影子武士》就分别画了好几百张,充分体现了他深厚的美术素养。在实际拍片时,他甚至要求演员按照构图中指定的位置来表演,不能因偏离造成构图中的不均衡。日本著名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指出:“……黑泽明的作品同日本古代美术的传统深深地连接着。”被誉为前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的格拉杰诺夫同时也是画家,他的影像结构奇特而均衡,色彩含蓄、明净,艳丽而和谐。由于画面中没有大的透视与景深,所有的事物都仿佛呈现在一个平面上,如同一幅幅中世纪的壁画。格拉杰诺夫把自己对绘画、宗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融汇成诗化的电影语言。其影片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在做导演之前是画家,有着相当高的美术造诣,因而他的影片中显露出法国悠久、独特的美术传统造型韵味。
与以上几位电影大师相似,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早年受过完整的美术教育,对美术理论和实践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精通艺术史,17岁时就开始举办绘画展览,曾一度为自己是做画家还是做导演犹豫不决,后来却成了“电影圈里的画家”。格林纳威对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绘画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并且一直从事绘画创作,因此他在导戏时美术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他,他的许多影片中常出现艺术大师绘画的影子。
二、电影本质属性对美术手法在作品中展现的要求
在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它的美术属性的体现被看作使整个影片水平的重要标志,每一部电影都有专门的美术师在掌控作品光影、色彩、造型等元素。美术师在拿到剧本进入构思阶段,在把握主题意念的基础上,确定基本情调的基础上,要探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结构并形成造型基木框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在于要对不同主题、不同结构影视作品的设计要采用不同光影、色彩、造型形式,要“量体裁衣”,找到恰当的、独特的造型结构和形式及落实构思的途径。
首先,电影美术属于时空艺术,是视听综合的艺术,对于电影美术来讲更突出了综合性、兼容性的特点。银幕造型形象的时间因素和运动因素、色彩因素是构成电影艺术性的重要元素。蒙太奇、长镜头、表演手段、美工手段、造型手段等,摄像、表演、光影、色彩、字幕、布景美工、道具、化装、声音等表现手段最后融汇在流动的画面与伴音中,电影造型形象成为一种在时空流动过程中展现的空间造型,具有四维空间造型的特点。这就要求电影美术师在场景设计上要树立运动观念,并且,要使立体空间环境符合剧情要求,符合摄像机镜头特性,符合镜头角度和运动变化。
其次,电影美术设计的创作方式以剧木为造型构思的基础,各种造型手段的设计均要以剧本为依据。一部电影在剧作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关系、场景设置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别,而且都会涉及和影响到电影美术设计的构思和处理方法。电影除了文学剧本之外,还有一个导演的分镜头剧本,导演对未来影片主题意念的把握和总体构思与意图明确化、具体化。
第三,电视和电影美术所创造的银幕和荧屏的造型形象和画面效果都要求达到视觉的逼真性。电影的荧屏形象的逼真性,是由电影特殊的传播方式,摄录手段造成的,所以电影美术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绘画,而是受着传播、制作方式制约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数字传播手段,先进的摄像机械、录音设备及编辑电子化系统、激光视盘等的采用使荧屏的仿真度、清晰度越来越高。
对于同为视觉、听觉综合艺术形式的电视剧来说,电影在美术制作、表现、传播等方面存在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物质材料、制作方式、传播途径及审美方式等方面,因此,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美术和电视美术创作的不同。
首先,电视剧与电影在美术形式上存在制作方式上的差异。制作方式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摄录工具的不同。电影的媒介材料是胶片,而电视的媒介材料和传播工具是摄像机和磁带。电影的样片是要经过洗印才能看到结果,如要重拍技术要求很复杂。但电影的银幕放映效果、清晰度要大大优于电视剧。而电视剧的制作方便快捷,在摄录现场通过监视器就可以直接看到拍摄效果。
其次,电视剧和电影的观赏条件和方式不同。电视剧是通过电视机的传播传达给观众,是一种家庭化,公开式的艺术欣赏和娱乐方式。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是随意的,无任何限制的,可以走动着看、交谈、躺卧着看,也可以边喝茶边饮酒看……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随意看。专门看电影,随便看电视”一点不错,看电影观众去电影院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公众性的社会活动。看电影和去剧院听歌剧、看话剧、芭蕾舞,到音乐厅听音乐或到美术馆看展览等艺术活动是人的一种审美心理体验。因此电影制作者、消费者对作品造型、画面、色彩的艺术性的要求较高,甚至将作品的美术属性提高到电影灵魂的高度。
三、美术在电影艺术中的主要形式
绘画艺术的基本元素主要是线条、结构和色彩,这些反映在电影艺术中就是造型、色彩、光影等因素,这些也正是电影美术属性表现的主要形式。
(一)造型。总体造型观念是现代影视造型观念的重要特征。电影美术师的造型观念尤为重要,这是影视艺术发展的必然性。虽说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性艺术,但视觉更为重要,因为电影是需要观众看的。在电影的创作中,美术师要与导演、摄影师等主创人员在创作上取得统一意见和认识上的一致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意图的统一,往往是以导演意图为主的统一,这是为使影片形成完整而有特色作品的必由之路。美术师在分析剧本确定造型观念进行设计之初要先做一次导演探索,然后再进行设计。美术师只有从导演的角度审视全部作品,从全局出发,考虑演员的空间调度,摄影机伴随的工作空间,最后落实在有机的造型处理才是正确的创作之路。有经验的美术师都是从抓剧本的主题思想入手,集中形成自己创作的构思,为体现中心意念进行造型设计。前辈电影美术师韩尚义谈到:“许多优秀的布景设计,是作者从剧木主题思想中引出自己有关的生活积累和全部智慧,通过集中提练、劳心焦思、多方探索,最后以鲜明、生动、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表现在银幕上。”
(二)色彩。色彩在任何艺术中都非常具有表现力,电影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色彩是表达浓烈感情最有效的无声语言。色彩的基调、变化往往是剧情、感情产生张力的有效手段,同时它对于作品的背景,制作人的审美特点、表现习惯有着深层次的反映。我国被称为“第五代”的大腕导演们对于色彩的应用是相对比较成功的。《红高粱》的色彩以红为基调,将黄褐色的土地、绿油油的高粱和大红、雪白的衣裤放在一起,造成了鲜明的原色对比,粗犷而强烈,很有视觉冲击力和中国西部农村景色美感,奏出了灿烂热烈、生机勃然的红色交响,红高粱,十八里红,颠轿中的红轿子,最后是天、地、人全部沐浴在血与太阳的色彩空间中,创造了符合影片生命主题的粗犷、浓郁、骚动不安的生存环境,贯穿于其中的红色基调体现出影片“豁豁亮亮,张张扬扬”的气质和自由奔放如烈马奔腾的情绪。电影画面色彩表现力和叙事性也经常体现在服装和道具等方面,如《花样年华》是运用服装颜色来表达女主人公丰富多彩内心世界的一个样板,《雷雨》中繁漪服装紫色的越来越深正与她心灵中越来越多的绝望相吻合,《我的父亲母亲》中青瓷碗的清丽无华则是纯朴爱情的一个象征,它很好地参与到了影片的叙事过程—特别是人物情感发展过程中去。正如巴拉兹所说,映现于电影画面上的各种色彩,不仅是再现性的,还必须是具有艺术表现性的。
(三)光影。与电影画面明暗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光影效果。在著名与电影画面明暗、光影密切相关的是色彩。以彩来说,各种色彩的恰当运用能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和心理上的冲击,也可以具有一定的叙事功能。电影经常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如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为了特定的表达需要,张艺谋则用黑白片部分来表示现在时内容,用彩色片部分来表示过去时内容。不管在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在月下还是灯前,不管在室内还是野外,物质世界的明暗总是无处不在的。然而,“四围山色中,一鞭斜阳里”,“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因此,电影画面所具有的明暗,既有它的自然属性,又有它的特殊功能。陈凯歌在《黄土地》叙事中为了让观众很好地感受到顾青与翠巧的话别具有“说者有心听者无意”的效果,就让有心的说者翠巧坐在明亮的窑洞门口,而让无意的听者顾青站在黑暗的窑洞里。对于任何艺术创作来说,除了选择的因素之外,还有安排的可能,电影画面的明暗效果,也可以被做出很好的安排来帮助影片进行叙事。王家卫《花样年华》的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既符合故事发生的时代氛围和生活真实,也切合那些场景和那份心情。
发展到今天的电影,早已不再像从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附属品,它借助先进的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已经开辟除了属于自己的甚至令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更加绚烂的天地,但电影总归是在上诉艺术形式发展成熟以后产物,也还是各种以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特殊表现形式的综合,美术依然是电影构架的基本元素,因此,电影的发展还是要建立在对美术的重视、关注以及美术艺术的发展基础上。
参考文献:
[1]王瑞君.《电影电视剧中的美术造型观念》.[M].剧作家.2006第一期,
[2][日]佐藤忠男,《黑洋明的世界》[M],李克世、崇莲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版
一、丰富人物形象——《猎户》的延宕艺术
“秋收,秋耕,秋种,都要忙完了。正是大好的打猎季节,我们到红石崖去采访打豹英雄董昆。”
《猎户》开篇就一语破的点出了作品的表现对象。可是,接下去,作品却没有顺势而下,向你介绍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英雄。
最先出场的是作者记忆中的家乡的尚二叔。他是一个老猎户,深深留在作者脑海中的是尚二叔的那杆长筒猎枪,那老的发紫的药葫芦,那满屋子五彩斑斓的野鸡、水鸭、大雁的羽毛,还有炕上铺着的老狼皮。
接着出场的依然不是董昆,而是人们传诵中的“百中老人”,他七十三岁了,耳不聋,眼不花,爬山越岭,健步如飞,夜里能百步之外打香火,百发百中。他是一个标准的猎户。
红石崖到了,可董昆依然没有出场,作者让我们看到的只是董昆的打猎成果,听到的是林场场长的一套打猎经。
第二天,作者要离开红石崖了,董昆这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作者描绘了他强壮的身躯,射人的目光,悲惨的身世,勇敢的猎事和崇高的思想境界: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真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文章不是直接讲述与董昆相见,而是从头一天写起,从家乡的尚二叔写起,有意延缓主体事件的叙事进程,广泛展示了猎人们的生活,让读者具体感受了猎人们的豪情,真切领略了猎人们的机智和勇敢。董昆是他们中的一员,文章落笔不在董昆,可又有哪一笔不是在写董昆?不过,董昆又确有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时代新人,他“包打”一切害人的东西。文章匠心独运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与尚二叔、百中老人同而不同,相辅相成,使董昆形象丰满又个性鲜明,这正是延宕的妙处。
二、展示人物心灵——《守财奴》的延宕艺术
请看巴尔扎克《守财奴》一文中“签字”一节。
为了夺取女儿欧也妮对母亲财产的继承权,葛朗台老头子在“全家戴孝”的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了公证人克罗旭。欧也妮只需知道“签字要签在哪儿”,如此简单,可巴尔扎克的叙述却“费尽周折”。
晚饭后,“饭桌收拾完了,门都关严了”,葛朗台开始了他的表演,第一步,他先是大事化小,告诉女儿:
“好孩子,……咱们中可有些小小的事得办一办。”
第二步,欧也妮因为母亲新丧,意欲延期办理签字手续,老头子急忙说:
“小乖乖,我总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
第三步,女儿问父亲,“你要什么?”狡猾的老箍桶匠马上矢口否认:
“乖乖,这可不关我的事,——克罗旭,你告诉他吧。”
第四步,当公证人真的要讲出老头子的意图的时候,老头子又立刻打断了他的话,阻止克罗旭继续说下去。
第五步,女儿终于不耐烦了:
“把文书给我,告诉我签字应签在哪儿。”
这时候,老箍桶匠的“眼光从文书转到女儿,又从女儿转到文书,紧张的脑门上尽是汗,一刻也不停地抹着。”
女儿终于签了字。
与其说作者是在延缓着一个签字过程,不如说作品是在放大着一个肮脏的灵魂:为了金子,他撒谎、行骗、玩弄手段、不顾廉耻,即使对自己的女儿也不例外,一个“看见金子,占有金子”的执着狂、守财奴的卑劣心灵,就这样在叙事过程的刻意延缓中,得到了全面展示。文章的批判力度,也在刻意延缓中得到了加深。
三、拓展生活层面——《警察与赞美诗》的延宕艺术
《警察与赞美诗》开头写道:
冬天到了,主人公苏比想以故意犯罪的方法进监狱度过寒冬。这个计划虽出人意料之外,可想来又简单易行,但是,看作品读者却“受尽折磨”,苏比竟屡试不成。
他先是进一家豪华饭店,想白吃一顿后被投进监狱,结果因为衣衫破旧而被推出门外。后来又用石头砸破了一家店铺的玻璃厨窗,但警察却认为他不是肇事者,而去追赶一个跑着赶车的人。
第三次尝试,苏比终于混进了一家不像样子的饭馆,按计划馆餐一顿后,他声明自己无钱可付,他期待着侍者去喊警察,结果只是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人行道上。他又把自己扮成一个小流氓去调戏大街上的一个年轻女子,孰料那女子竟是风尘女子。
在一家剧院门口,苏比大吵大闹,他期待着以“扰乱治安”罪被捕,警察却把他当成了因球赛胜利而狂欢的大学生。一家烟店里,他故意拿走了一位顾客的雨伞,没想那伞竟是那位顾客偷来的……
延宕,使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展示了美国生活的各个侧面,彻底暴露了这个“法制社会”的腐朽本质。苏比一次次失望,使人们对这个社会的一切也愈加失望。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这里是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世界,一个弱肉强食、势力至上的世界,一个世风日下、男盗女的世界。这里,富人们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穷人们饥寒交迫……不妨设想,假如作品让苏比一次尝试便走进监狱,那将是何等乏味而浅薄啊?延宕,大大拓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四、强化感情——《雄关赋》的延宕艺术
《雄关赋》一开头,作者深情感喟道:
“哦,好一座雄关,——山海关,这‘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
赞美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哪一个读者能不产生一睹为快的强烈愿望!可是接下去,作者却宕开一笔,并不急于对山海关进行直接描绘,而是笔锋一转,先从“儿时的心中山海关”写起:
儿时,作者心中的雄关形象,是“四爷”这个“关东客”给刻下的,这个雄关,有塞上雪,有关外离愁,有屈辱的陈迹……
解放后,作者虽然渴望看到山海关,但长期以来,依然是儿时的“模糊影子”,虽然作者去东欧曾经过山海关,但由于相隔遥远,他看到的只是一片迷离。
这种从儿时就形成了的对雄关的久久的思念之情是如此强烈,不能不使读者深受感染,从而强化了人们一睹雄关的强烈愿望。
《木兰诗》带有鲜明的民歌风,又具有其创新之处。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中有这么两首:“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两首诗以女子的叹息声和问答体的形式,将女子内心的隐忧和一种急不可耐的心情表现得毫不掩饰。《木兰诗》的前四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与上引《折杨柳枝歌》前一首形式完全相同,而《木兰诗》紧接着的两句:“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又与上引后一首的前两句完全相同,这可明显看到《木兰诗》承传了北朝民歌中的一种流行语式,但《木兰诗》中的这六句又一反前诗中的“女子”那个人之幽怨,而是有着强烈的对家事的关切以及自动为家庭承担责任的自觉意识。虽然《木兰诗》同样落笔于儿女之思,然而其中饱蘸着木兰对家人的亲情。木兰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婚配,而是战乱给家庭带来的困难:可汗点兵,军书联翩而至,父老无兄。木兰之所以时织时辍,心事重重,是因为替父担忧,替家担忧。《木兰诗》的创新还表现于借儿女之思、亲人之情,写战争之事,写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劳动妇女弃织从军之思,因此,形式和题材上虽仍为传统型的,然而却光彩照人,展现了中国女性深明大义的高贵品德。这种对民歌形式和题材的承传与创新,既易为人所接受,又能拓展诗歌的容量,可谓蹊径独辟,匠心独运。
不仅如此,《木兰诗》还承传了《折杨柳枝歌》等民歌的五言传统,但又不拘泥于此,有长短句交错,进一步突出了民歌的流畅自然。从篇制上看,也较同期民歌长得多,后人把《木兰诗》与汉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乐府民歌之“双璧”。
二、简劲与细腻
简劲是一种高层次的艺术追求,简劲在《木兰诗》中时带有一种原初色彩的内在活力,因此,既简练,又显得粗犷豪迈、浑厚深沉。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仅30个字就十分简劲地叙写了十年征战的过程。其中“万里”二句,写出木兰跟随大军,飞奔塞上。一个“飞”字既写出战事的匆忙,又写出转战南北、经历的关塞山峦之多。“朔气”二句,则形象地概括了木兰所处的战争环境,从而衬托出木兰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将军”二句,则以鲜明的对比突出了木兰十年不平凡的戎马生涯。这些简劲之笔,以少胜多,不仅写出了木兰的出生入死、终于凯旋的经历,而且写出了木兰的英雄形象。诗的结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以比拟手法形象逼真地写出了木兰女扮男装的巧妙与代父从军的勇气,也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她内心的自豪感、自信力。
《木兰诗》更不乏细腻的铺叙之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四句不吝惜笔墨,巧妙地写出了木兰匆忙而主动地准备行装的过程,对于惨烈的战争,字里行间毫无沉滞之情,笔调相当轻快,显示了木兰代父从军意志之坚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评论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的确,这里的铺陈形式优美,音韵和谐,宜于咏唱,又渲染了军情紧急的紧张气氛。再如:“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写征战而紧扣儿女之思,以宿营地空寂荒凉的夜景烘托木兰离家愈远思亲愈切的心情,细微地刻画出年轻女子细腻的情怀,从而进一步更为深入地表达了木兰对于家庭的感情,揭示出生活的骤然变化在木兰心灵深处兴起的波澜。这种不满足于木兰英勇坚强的一面,也不把乍离双亲的少女情怀简单化,以发掘木兰心灵深处隐秘的手法,客观上也反映出北朝时期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和痛苦。
简劲与细腻在《木兰诗》中得到了和谐而完美的结合,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深沉的思索。
三、叙忧与状乐
过去由于我们对讲的艺术注意不够,不重视讲的质量和实效,有时把讲变成了“逐句逐句地翻”,学生感到索然寡味,徒然浪费了课堂时间;有时所讲的内容教师自己也食而不化,学生听起来更是吃力;有时隔靴搔痒正是学生已经知道的讲的不少,考生想知道的讲的不多,所以学生觉得听不听都是那么回事。还有的是八股式的说教、标签式的分析,这样只能使学生昏昏欲睡。这些教训我们应该记取,要把讲的艺术重视起来,用我们创造性的“讲”使语文课堂活跃起来。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将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教学中,这是引导学生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让学生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学会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他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而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沿用:
一、"形"的提取与衍生
"形"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图一);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车形文字等。
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的教学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首先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再让学生将这种立足在传统图形原形上,而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糅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棣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至"方胜",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同样,首都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将传统图形与现代构成表现技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范例。首都精神文明标志的基本元素为"天坛祈年殿"和"心"形。"天坛祈年殿"象征首都,"心"形体现精神文明的抽象含义。设计师李林运用现代构成中"图底转换"的手法将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标志的顶部进行了形式美的处理,使"心"形凹处与"天坛祈年殿"顶部接合得自然而流畅,这样不仅使得标志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又直观的表达,并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表现效果。
二、"意"的沿用与延伸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多么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形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意义。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生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延伸出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等许多美好象征意义来。
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教学相结合,这不仅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去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还要求教师能够带领学生一起去探求和挖掘蕴涵在它们背后的"意"。因为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的心存向往,这正如司徒虹所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传统图形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沿用在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
如,中国传统图形——"盘长",在民间它常结合"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流传的吉祥之气。
所以,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共识的传统图形"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这也是现代标志设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靳棣强先生为荣华饼家设计的标志,同样也是沿用传统图形吉祥寓意的一个很好范例。创业于1950年的香港荣华饼家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的基本元素是方饼、牡丹花和明月。在标志中,"方饼"这一元素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牡丹花"与"明月"都是传统图形,并且牡丹花给人雍容华贵的感觉,与明月一起也就有了花好月圆的吉祥意味。荣华二字是书法,这很重要,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实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荣华饼家的"荣华"笔画有很多不规则的弧线,但很有特点,象牡丹花的花瓣。牡丹花图案通过修改、强化、重新造型,没有改变。金色的花,蓝色的饼,很中国,很传统,很吉祥,也很现代。
三、势"的把握与承传
"势"通常指图形所蕴涵的气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和气氛,"势"能传达整个图形的精神。在传统图形"势"这一点上,特别要提到的还是中国的国粹——书法。书法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而得到启示,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大篆粗犷有力,写实豪放;小篆均圆柔婉,结构严谨;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气脉相通;草书飞动流转,风驰电掣。书法不仅有结构,更有笔势。结构仅仅是书法运笔的依据,而书法个性形态的形成还是靠其"笔不到而意到"的笔"势"。
把握与承传传统图形的"势",并最终将其融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是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结合的一个难点。对于传统图形艺术中"形"与"意"的沿用,学生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掌握,但这种沿用只能说是对传统图形艺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在研究传统图形时能够摆脱其物化表面而深入到它们精神领域的内部。因为只有在深入领悟了传统图形的艺术精华之后,再在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现代标志。
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籍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LongIslandAquarium是一个现代的水族用品公司,该公司的司标是由香港的设计师蔡永耀为其设计。因为是水族公司,所以标志的基本形便考虑为"鱼"的造型;又因为该企业是香港一家现代型企业,所以设计师便采用了公司名的首写字母"L"。"L"是运用中国书法中草书的技法书写而成,笔势所到之处,加上两点,便成了两条生动活泼,游戏水中的鱼。这样一种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代表性。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中的"势"。中国邮政的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最后,将现代标志的设计与传统图形艺术相结合,教师还应该告戒学生,应用传统图形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
第一、在传统图形艺术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因为,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成长和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以,它有着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带出来的印记。因此,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些传统图形也存在有迷信、落后的糟粕成分。要将传统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之中,就应该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让其具有民族性、现实性的一面得以弘扬光大。
第二、学生在使用经典的传统图形时如果不求甚解、依样画葫芦,只搬用一点民间或原始符号,就开始进行肤浅的形式美和现代美的组装,那么设计的标志将难免落入俗套。所以,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把握好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并让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在他们的设计中自然的流露出来。
参考文献:
2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缺少团队合作的精神
在独立学院中的90后的艺术类的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并且家里的物质条件是比较优越的,从小到大养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缺少对集体荣誉感的追求,大部分学生都不服从老师的统一管理,因为专业的需要,每个学生都必须要配置电脑,导致大部分的学生更是将时间花费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更少的去参加集体的活动,这样不但不利于个人身心健康的发展,而且也让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淡薄。
3对于将心理契约引入大学生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3.1心理契约可以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管理制度起到补充的作用。心理契约可以加强独立学院在柔性管理方面的推动,独立学院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点,学校在刚性的制度方面是不能够得以适应的,在现代这些独立学院只有不断的对学生的需求多方位的了解后,满足学生的需求,才能使学生在自我价值的实现方面得以实现,才能使其与学校间构件有效的心理契约,以此来促进学校的柔性的管理的制度的发展。4.2心理契约可以降低独立学院对90后艺术类学生的管理难度。心理契约有助于对学生的心理进行调节,降低学生对管理者的敌意,加强对学校的管理者的认识,在管理者与艺术类大学生之间建立平等的平台,在心理上降低以往大学生对管理者的反感,增加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以及信任程度,这种无形的契约构建了一种和谐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将自己视为学校的主体,同时学校也将学生的需求作为主观的工作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对学生的管理工作方面的工作效率。
3.3能够适应独立学院的艺术类的大学生的个性需求的满足。当代的独立学院的90后的艺术类大学生,都是有着比较强烈的独立意识的,他们更加的追求在平等自尊以及自我发展方面的意识,因此他们经常被当作异类,受到老师的歧视,以及不理解,因而他们更加的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一视同仁的对待,通常比较反感外界所施加的强迫,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说教就更是抵触,这种不是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手段,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代独立学院的90后的艺术类的大学生,在自身的特点方面的发展的需求了,但是这种基于心理契约理论下的大学生管理工作,就完全是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从根本上的化解了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的教育管理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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