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篇（1）

二、结果分析

本文按1999－2007年份对各行业按照公式(1)进行了回归，其中β为加成系数，stdr为标准差，u为常数项，no为观测数。本文在模型回归中采用面板数据，通过HansmanTest方法，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在表1中所有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都大于1，表明国内制造业企业都存在加成定价行为，市场是处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β都小于企业的平均垄断势力0.269，即上述几个行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低，市场商品价格低，很容易遭到其他出口国家的反倾销调查。通过查看今年来我国遭受到各类贸易摩擦来看，上述几个行业真实中国遭受各种贸易制裁措施的重灾区。而饮料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比较高，如果一个行业在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越强，其拥有的成本加成能力也越强，这与该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相关。为了解我国的制造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时间效用，对公式(1)进行回归，其中deltax系数表示β1的系数，将每年的出口企业作为哑变量，其系数为β2，我们可以看出从2000－2007年我国的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只有2002年除外。

2000年加成定价能力要比1999年低1.11%，2007年要比1999低15.9%，但是2002年要比1999高3.78%。那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对于2002年，我们觉得这与我国加入WTO有关，当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企业面对的是更大是市场需求，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有很大的需求量，企业加成能力较高，但是2002年以后我国的出口企业加成定价一直在下降。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企业采取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的政策，这导致我国的企业即使加成定价能力弱，也大量出口，从而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一直不合理，本文认为我国出口企业过多的集中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的动力依靠我国的低价劳动力，同时很多的跨国企业利用转移污染来避税，将能耗高、污染重的制造业转移到我国，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加快产业升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最后，从加成定价反映的企业竞争程度可以看出，出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仅仅采取低价策略，不利于我国出口的长远发展我国的出口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鉴于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的不一样，根据是否从事出口来对企业性质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表3中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加成成本更低，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为正向，加入出口企业(Exdeltax)的虚拟变量后，其系数为－0.189，说明出口企业加成能力很弱，同时，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对企业出口额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值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出口并没有提高我国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一方面非出口企业在国内拥有更多的垄断因素，对于市场有更高的制定价格的能力，而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因素更多，比如国外的法制的完善性、国外市场的透明度有关。同时，国内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其他费用，造成非出口企业在产品价格中包含了更昂贵的运费、税收、管理费用等，这就间接的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使得非出口企业的产品的价格要高于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汤二子(2011)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其原因是国内存在较高的准入条件，企业面向的国内市场成本要高于出口市场，同时，出口企业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边界值才能进行出口。对于市场集中度，本文回归中用hhidea表示，通过表3可以看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加成定价有正向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加成定价很弱的行业来说，其市场集中度就很低，对于我国出口市场来说，进行出口的企业分布众多，市场竞争力弱，这也体现当今不尽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从市场集中度我们可以看出需要调整我国的出口行业的结构。

产业结构论文篇（2）

2.模型设定

钱纳里、赛尔昆(1975)认为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结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独立出来，提出了经典的半对数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经济结构;y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人口数;F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入，用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来表示;T是时间虚拟变量。钱纳里同时指出，完整模型适用于跨国横截面型的平均时间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国的有限差异范围则要求简化公式。此时，为区分不同规模经济体而加入的人口(N)变量会导致序列相关，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汇率通过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的构建思路，本文加入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汇率因素。又由于汇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即对决定F的进口、出口、储蓄、投资均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三条路径中包含了F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所以去掉F。相较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同时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从我国实际考虑，采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作为虚拟变量比单纯的时间段虚拟变量更为合适，而交互项更能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E表示汇率，DUME为2005年汇率改革的虚拟变量和汇率的乘积交互项。

3.实证分析

1985年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呈现“二三一”的格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达到了46.0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如图1所示。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第一产业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维持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工业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不强。由图1可看出，产业结构在2005年左右发生变化，这可能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关，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3.1数据说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选用1994年后的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汇率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为名义标价法下月度平均汇率，处理为基期2010=1。对于产业结构的衡量，分别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记为FI、SI、TI)均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源数据进行如下初步处理:将名义有效汇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后转换频率为季度数据，记为NEER;对国内生产总值Y取对数，记为LY，相应平方值记为LY^2;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FI/Y、SI/Y、TI/Y得到，分别记为FIY、SIY、TIY。各变量均经过X12季节调整。DUME为DUM和NEER的乘积，记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计量处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对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均转化为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3.2.2协整检验本部分检验的三个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检验对变量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两个协整关系。由于下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所以不具体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规化协整关系。

3.2.3最小二乘回归由于四个模型均协整，故可根据模型建立方程检验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个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残差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广义差分法解决这一问题。

3.2.4广义差分法估计分别将方程(6)、(7)、(8)的残差序列分别命名为res01、res02、res03，判断其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残差项自回归的滞后阶数均为1。对各残差序列分别自回归，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项，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适用。方程(6)、(7)、(8)的估计结果为无偏估计，且关注点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鉴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残差滞后项，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中D.W.值显示三个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与样本观测值拟合的程度较好。对于LY和其平方项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数的二次项可以很好拟合发展过程的渐进水平，且保留平方项可以检验总量构成的变化中存在非线性。其次，放弃平方项会导致对方程的错误解释，这是多重共线性的最大危险。同时，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显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综合结果，可以预计这种共线性未来还将存在，对预测不构成严重问题。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汇率NEER及其与汇率改革的交互项DUMNEER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均不明显。2005年汇率改革前，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512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可根据NEER和DUMNEER的系数之和反映出来，表4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略有降低，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二产业，汇率改革对第二产业影响更明显。LY及其平方项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000378个百分点①(－0.08828+2×0.017492×1.443856)，这符合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发展逐渐降低的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个百分点小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个百分点)。

4.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1994—2014年的相关季度数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4.1.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明显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相较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外向性较弱，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国第一产业尤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弱，定价能力低，出口企业自身会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维持市场占有率，从而导致在平均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利润，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也会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国内外商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削弱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高有利于这些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4.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是本文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中，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第三产业出于各种考虑存在多种管制，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相关管制等情况下，第三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上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1.3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汇率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体的自主定价和汇率风险管理，减小了汇率变动的冲击，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快于第二产业。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基于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际竞争力较低，同时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而且出于经济安全稳定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论文篇（3）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产业结构论文篇（4）

一、市场进入壁垒理论溯源

“市场进入(MarketEntry)”是产业经济学领域研究产业组织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一个厂商(或企业)进入新的领域，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新进入的企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也就会构成进入市场的各种障碍，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JoeS.Bain)。贝恩关于进人壁垒的研究属于结构主义学派。此后，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生产成本(在某些或每个产出水平上)，这种成本是打算进入一产业的新厂商必须负担、而已在位产业中的厂商无须承担的。”‘嘶蒂格勒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解读进入壁垒，这对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市场进入壁垒的社会效应，冯·魏兹塞克认为：“进入壁垒使之必须由试图进入行业的厂商负担，而无须由行业在位厂商负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一种扭曲。”该定义涉及进入壁垒的福利问题，如果进入壁垒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就会产生。任何一个行业最初的、最基本的进入壁垒都来源于市场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术等原因。当市场进入产生负外部性的时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垒。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进入壁垒分成不同的类别。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贝恩把全部进入壁垒归结为三种：规模经济、在位厂商的产品差别优势、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贝恩最早对进入壁垒的分类，主要是从进入壁垒形成的原因着手的。此后，贝恩通过对大厂商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造成的进入壁垒进行综合，将各个产业的进入壁垒高度划分为三大类：非常高的进入壁垒、存在实质性的进入壁垒、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进入壁垒。萨洛普则将进入壁垒分成无意的进入壁垒和策略性进入壁垒。还有人将进入壁垒划分为刚性进入壁垒、粘性进入壁垒和弹性进入壁垒三类。

对于进入壁垒的影响，学界一直在争论。不过，有一点已经达成一致，那就是，进入和进入壁垒是影响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而市场份额和市场集中度又是决定市场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进入壁垒是决定厂商数量和厂商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由于缺乏进入威胁，在位者能够赚取超额利润，有可能导致在位厂商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上没有动力；在进入壁垒较低的市场上。大批的潜在进入者随时准备进入市场，与在位者竞争，并力图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见，进人壁垒对在位厂商和潜在进入者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的构成维度

目前，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对传媒产业进入壁垒进行研究。彭永斌认为，传媒产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传媒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从新增传媒机构进入传媒市场的角度来考察传媒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考察产业内已有传媒机构与新增传媒机构间的竞争关系，反映的是传媒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传媒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分成制度性进入壁垒、结构性进入壁垒、行为性进入壁垒等不同类型。其中，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响传媒进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结构性进入壁垒是指能够遏制进入发生的行业中各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或特征。在传媒产业中，也存在这些结构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资源占有、必要资本量等。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存在于任何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产业中。当每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其边际成本是指每多向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媒介产品或一项服务而生产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众人数。在传媒的大多数行业中，边际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成本等于零。如果随着规模扩大使平均生产成本降低。那么就会出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利润。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来源。按照哈佛大学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最小单位成本所对应的产量属于“最优规模产量”。如果最小最优规模占全部市场的需求比重较大，那么规模经济的存在就会对进入产生某种阻碍作用。规模经济的存在之所以阻碍对产业的侵入，因为它迫使进入者要么一开始就以大规模生产并承担原有企业强烈抵制的风险。要么以小规模生产而接受产品成本方面的劣势，这两者都不是进入者所期望的。传媒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伴随着生产经营能力的扩大也会出现批量扩大、费用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现象。国外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随着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报纸的长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趋势，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意味着报纸可以在一个比较大的发行市场中降低发行价格或者索取较低的广告费用，而发行量较少的报纸则不能这样做。所以，规模经济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进入壁垒。模经济几乎可以表现在媒介经营的每一个职能环节：新闻信息的采制、印刷、发行、广告等等。当传媒发展存在纵向一体化时，其共享利益特别突出，因为处于同一利益集团的不同生产或分销各衔接环节可以进行一体化经营，这种共享资产导致非常可观的经济性。目前，中国媒介产业集团化发展趋势比较明显，一些区域性媒介集团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媒介集团基本上都具有纵向一体化特点。很多媒介集团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

2媒介产品差别

产品差别优势是指在位者在产品的价格一产量关系上要比潜在进入者更具有优势。在相同的销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品需求，也就是说在给定产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价格。这样，潜在进入者若要获得与在位者相同的产品需求就必须支付更高的销售成本。当某一媒介能够为其受众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受众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这个媒介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如果一种媒介产品难以学习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这样，新进入的媒介进行同质竞争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媒介产品差别优势就会产生。媒介集团的策略、信息不对称、受众的偏好、设计和生产技术、媒介集团的信誉都可以形成产品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独发生作用。更多的场合是以一种交互的形式发挥作用。首先，媒介集团的策略对于铸就媒介产品的差异，形成媒介集团的竞争优势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进入壁垒不易突破。媒介集团旨在扩大产品差异的策略包括商业秘密的保护、品牌战略、内容安排、广告、促销、公关等。一些媒介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对媒介的受众定位、市场定位、栏目安排、内容设置等进行精心设计，打造媒介的品牌优势。减少可替代性，从而建构媒介的市场进入壁垒。其次，通过服务铸造壁垒。媒介产品的销售渠道是媒介独特性、差异性的一个有力来源。可以增强声誉和竞争力。这一点往往为一些媒介所忽视，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强的地方。其三，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来创造差异。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是媒介产品差异化战略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形成进入壁垒的重要因素。产品差别是实施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往往对受众定位、区域定位等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媒介产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对较弱，因此容易维持一批忠诚度较高的受众，这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媒介来说，就会形成较高的进入壁垒。

3资源的占有壁垒

资源占有的多少，会影响媒介的竞争实力。有些资源对于在位传媒有重要的意义，而新进入的传媒缺乏这些资源，会对其资金链造成不利影响。首先，不动产资源是一种有形的壁垒。一些在位媒介靠长期的利润积累了足够的固定资产，如土地、厂房、设备等。某一新媒介要想进入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在位媒介所垄断。或者在位媒介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新媒介进入市场就受到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这势必增加进入壁垒。在法国，进入全国性报纸市场相当困难，其中印刷设备所要求的高投入，极端良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现代化等因素构成较高的进入壁垒。其次，信息资源是一种无形的壁垒。信息资源是直接增加新进入媒介成本的一种方式，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调研数据对新进入者尤为重要。媒介产业对信息具有依赖性。如果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在信息获取上处于下风，新媒介必然要面对极大的劣势。所以，信息资源壁垒是新进入者丝毫不能忽视的因素。第三，受众与客户资源是关键性的壁垒。新创办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场中站住脚跟，要看其能否打开局面，赢得受众，吸引大家的眼球。因为受众资源是广告客户所看重的，如果新创办的传媒拥有受众市场，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广告客户，就能够突破这一壁垒。物品可以分为“经验品”和“搜寻品”。媒介产品属于经验品，其内在特征(包括媒介产品的价值与功能等)在购买及消费前的检查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甚至需要用很长时间在一些重大现实的报道中得以体现。因为经验品的质量确认必须经过消费者一定时期的消费体验才能得以完成。当受众对新的媒介产品质量尚未作出识别时，即使它的真实质量与已知媒介产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众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因此，当媒介产品的质量处于有待确认的“等待期”内。它只能争取到较少的受众和广告客户。国外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忠实于某些报纸的读者很难改变他们的嗜好。这构成了较高的报业市场进入壁垒。

4必要的资金量

传媒产业竞争异常激烈，潜在的进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场中站住脚跟。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较多的资金投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壁垒。以报纸为例，在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报纸进入门槛很高。喻国明教授认为，市场份额集中于强势媒体，会加高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建立起市场进入的资金壁垒，可能将小媒体逼到绝路。换言之，由于媒体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趋势，使进入媒体产业的资金“门槛”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市场时候，启动资金只需要30万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的创刊时启动资金达到5000万元，两年之后，《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经接近1亿元。在国外传媒市场上，新进入市场的媒介也会遇到资金投入壁垒。在美国，Wirth(1986)比较了创办日报、广播以及电视的启动资金发现，1984年，在美国创办一份日报的启动资金，大致为700万美元(发行量为2万份)至3650万美元(发行量为25万份)之间。而创办一个电视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创办一个广播电台的启动资金是报纸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还认为报纸市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是因为新创办的报纸需要一定的资金去克服读者和广告客户对在位报纸的偏好。《今日美国》创刊时，仅仅对售报机的单项投资就超过3亿美元。在英国，《泰晤士报》1993年启动全面改版，仅每年需要的报纸品牌宣传、市场推广花费就达到人民币3.13亿元。这种高投入仅仅获得的是一种进入的资格，新创刊的报纸能否取得满意的回报，能否在竞争中立稳脚跟，还要看新进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状况。目前，中国报业市场的“空白”领域越来越少，所以创办报纸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逐年增加。高“门槛”的资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程度。即使媒介创办成功，在没有实现赢利之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大量的资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场退出壁垒，这也是新进入者不得不考虑的。

三、传媒产业结构性进入壁垒的双重效应

传媒产业的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传媒市场带来积极效应，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市场结构性进入壁垒是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平衡器，没有壁垒不行。壁垒过高也不利。

产业结构论文篇（5）

2海洋产业结构发展趋势探讨

目前,海洋产业结构主要包括三个结构:第一、二、三海洋产业结构,传统、新兴与未来海洋产业结构,部门海洋产业结构。海洋产业结构以海洋产业分类为前提,依据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确定。

2.1第一、二、三海洋产业结构

第一、二、三海洋产业结构指的是第一、二、三海洋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2001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1颐6.42颐7.30,2005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1颐7.98颐8.54;2011年,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总产值结构比例为1颐9.10颐9.00。可见,我国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第一产业比重最小,第二、三产业比重远远高于第一产业,我国海洋一、二、三次产业结构顺序正向三、二、一产业结构顺序发展。同时,在沿海省市,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的比值也呈现出三、二、一或者二、三、一的格局。

2.2部门海洋产业结构

可见,滨海旅游、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油气和海洋渔业已经构成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产业。其中,滨海旅游高居首位。

2.3地区海洋产业结构

地区海洋产业结构是以行政区划来划分,从北到南,从天津到海南等11个沿海省市区的海洋产业结构。目前,尽管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存在产业部门和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海洋产业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南强北弱冶,海洋产业工业化程度地区性差距很大,工业化水平较为发达地区是天津、上海和广东等地区。:《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2)》

2.4传统、新兴与未来海洋产业结构传统、新兴与未来海洋产业结构是参照技术因素分类,

根据海洋产业发展的时序而形成的。我国传统、新兴和未来海洋产业增加值。我国传统主要海洋产业稳步增长,如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盐业等;新兴海洋产业发展迅速,如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等,未来海洋产业持续增长,如海洋医药业、海洋能利用业等,但传统海洋产业仍占主导地位。

产业结构论文篇（6）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简单地从人均资本的视角出发，将产业的基本类型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并认为落后的中国只能从事前者。其实，以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为标志，产业还可以划分为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和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而将两种划分结合起来，对于正确选择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属于低知识技术含量类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有少量可能具有较高知识技术含量，但在知识技术落后的中国，能自然发展起来、具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必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型。因此，“比较优势战略”学派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质就是鼓吹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

2、“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产业结构低级化的过程

（1）起点。在奉行“比较优势战略”之前，新中国实施的是“赶超战略”，在国家保护和扶持的条件下，只用了短短的20多年就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部门，实现了中国的初步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塑造了整体不算先进，但已具有一定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知识技术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基本上不存在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知识技术力几乎未曾积累，将全部资源用于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不存在什么损失。但中国已经在众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中投入了大量资本，还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科技人才队伍，一旦放弃，巨额的存量资本和所有的高级人力资源基本上将损失殆尽，知识技术力趋于毁灭。

（2）政策导向。在国际垂直生产分工链条中，产业所属的位次是由其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所决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意味着高的生产率，就能获得高附加值，从而位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反之亦然。因此，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在已经建立起众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基础上转而将其放弃，却发展纯粹的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不仅使以前巨额资本积累化为乌有，而且在国际分工中主动放弃了高端产业或产业的高端，滑向低端产业或产业的低端。

（3）结果。一方面，实施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战略”后，资源都流向低级产业使得高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后续资金面临枯竭。没有了后端的国家扶持，又在外国企业的冲击下难以获得前端的市场哺育，高端产业很快就一败涂地，有的低端挣扎或改行、有的破产倒闭、有的被外资收购。另一方面，中国大量承接国际产业的迁移，大力发展以“两高一资”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成长为“世界装配车间”。与之配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的技术装备来运转，而本身缺乏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逆向变迁导致国家知识技术力迅速下降，产业结构趋于低级化。据报道，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日、德的5％左右，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二、知识技术力的缺失使资本积累难以转化为产业升级

1、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

常常有人把产品结构的变化当作产业结构升级，认为从生产衣服、鞋子到生产彩电、空调，再到生产汽车、电脑和手机，这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然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低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高技术的生产环节，而高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低技术的生产环节。在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判断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级别高低的尺度不再是产品，而是工作，是从业者的工作中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尽管我国生产的产品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但各个产业所做的工作依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先进性不是源于在我国的工作，而是源于进口的高技术的设备、材料和零部件，源于在国外的生产流程，产品的主要价值也没有归属于我国，而是归属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外国企业。所以，在国内工作低级化的状态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很难谈得上升级。

2、“比较优势战略”下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的原因

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以牺牲高端产业为代价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积累了一些货币资本，但很快陷入市场需求狭窄、外资企业竞争、生产高度过剩、市场定价权丧失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困境。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给其致命的冲击，长期辛苦换来的以外汇储备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积累也发生大幅缩水。随着企业生存和经济增长的日益艰难，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举国上下迫切的呼声。然而放弃高端产业容易，想重新占领却很难。因为进入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光有货币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打破迷信的勇气和自主发展的决心与信心，要能取得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关键物资，要有专业的研发人才、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内行的管理队伍，还要有对高技术国货的需求。然而“比较优势战略”的长期统治使得市场自发地突破这些障碍困难重重。

（1）思想观念问题。“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自觉地接受了国际垂直分工低端的定位。多年来，高科技被涂上了神秘的光环，中国人做不好也没必要做的说法甚嚣尘上，比如按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市场换技术、自主研发不如购买外国现成技术等等。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仿佛中国人就应该低人一等，自主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好像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行为。

（2）技术装备问题。很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技术、装备和物资，但国内一时难以提供，想要快速上马的话只有从国外进口。然而，尽管我国高度对外开放，但发达国家却在多方面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封锁中国，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极其严格。比如美国就宁可保持对华大量贸易逆差，也不允许美国企业卖给中国敏感性管制物品。发达国家自己有钱不赚，使得中国有钱也买不到技术装备，从而也就阻挠了中国建立与之竞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充分说明，知识技术差距才是国家间经济差距的根源，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维持并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差距。

（3）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人是第一最宝贵的资源，只要有合适的人，什么物都能创造出来，也就不怕封锁，产业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力资源条件。由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货币资本，中国目前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相关的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包括技术队伍、管理团队和熟练技工等。一般而言，学校教育是培养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的基础，但光有学校教育还远远不够，因为其培养的只是人才的毛胚。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必须依托产业的发展。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只有在具体的高级产业实践中才能真正养成，国家的知识技术力也是随着其高级产业的壮大而成长的，两者是相生相长的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迅速，大学毕业生成倍增长。但由于多年来“比较优势战略”的冲击，民族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逐渐没落，大量发展的都是低知识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大学生失去服务对象，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难问题。各类毕业生和转业者在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中从事着学非所用的简单工作，不仅不能成长为高级产业所需要的高级和专业性人才，而且原有的知识与技术也逐渐消退，久而久之，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源质量趋于下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幼稚企业根本无法同成熟的外国企业抗衡，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壮烈牺牲或退避三舍。

（4）市场需求问题。因为提升人力资源、缩小知识技术力上的差距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国产的高知识技术产品要缩小与外国同类产品在质量与成本方面的差距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要完成这个过程，企业需要巨大而持续的投入，由于“比较优势战略”反对保护和扶持，高技术国货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份额。但消费者的本性是求新求好求廉，国货既然落后于洋货，购买洋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在国货与洋货相当，甚至国货还略优于洋货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也对国货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和偏见，使得国货的市场迟迟不能打开，品牌也难以建立。这样，后进的中国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源以完成知识技术力的成长和产品的成长。同时，中国的竞争性企业普遍本小利薄，承受不了巨大而持续的投入，从而高度功利化，总是拒绝不能立竿见影得到市场回报的投资，不愿从事自主研发，因此也就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三、结语

“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家的知识技术力，资本积累表现为单纯的货币积累，这种纯货币性的资本积累只能继续用于已经高度过剩而危机四伏的低级产业，或者用于投机制造经济泡沫，却难以转化为健康的产业升级。中国当初退出高端产业的结果换来的不是更快资本积累下的更快产业升级，不是退一步后的进二步，而是遭遇国际金融洗劫和永远地被锁定在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毫无疑问，只有立即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回到国家保护和自主创新的路线上来，致力于知识技术力的培育与成长，中国经济才能重获蓬勃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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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钟庆：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4]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J].国际经济评论，2003（6）.

产业结构论文篇（7）

一、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无论在人口数量、所辖地域范围，还是在经济发展中，正在日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广东作为经济发达省份，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与城乡和谐发展目标，想方设法壮大县域经济将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结合2004年县(市)统计资料，就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一)基本概况

截止到2004年末，广东共有68个县(市)，其中县级市20个。从各县(市)分布看，珠江三角洲地区拥有10个县，东西两翼22个，粤北地区36个。2004年底，全省县域总人口为4589.11万人，占全省的59.42%，土地面积占全省的82.50%。

(二)主要特征

1.全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全省68个县(市)创造国内生产总值(GDP)4115.86亿元，占全省总量的22.73%，其中突破100亿元的县(市)15个；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6.09亿元，占全省总量的9.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2亿元的县(市)有12个；2004年，县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203.08亿元，占全省的13.38%，其中储蓄存款余额超过50亿元的县(市)有13个，突破100亿元的有3个。

2.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县域是全省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2004年，县域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为1788.25亿元，占全省的69.69%。其中，粮食产量1329.77万吨，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84.68%；糖蔗产量811.96万吨，占全省的86.31%；花生产量74万吨，占全省的85.30%。

3.劳动就业的重要场所。2004年，县域在岗人员208.41万人，占全省的33%。近年来，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和民营经济的崛起，县域已经成为新增就业人员的主要“蓄水池”，为缓解全省就业压力作出了贡献。

二、广东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比较

(一)总量差距及其走势

各地区受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区域不平衡性问题十分突出。无论是按三大区域进行比较，还是各县之间进行对比，发展差距均较为明显。

从经济总量上看，三个区域间存在较明显的差距。2004年，在68个县(市)中，珠江三角洲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占据优势。10个县(市)的总人口仅占全部县域人口的14.28%，而其GDP却占整个县域的30.48%，接近三分之一，每个县平均GDP达到125.4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占37.58%，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27%，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也均在广东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县域人口占全部县域人口近一半(45%)的东西两翼22个县(市)，GDP占不到整个县域的二分之一，为43.60%，地方财政收入仅为整个县域的28.70%，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8.31%。粤北山区36个县(市)的总人口占40.56%，GDP仅为整个县域的25.90%，地方财政收入仅占33.7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34.5%。

从基本走势来看，区域间的主要经济指标，珠三角优势地位同样很明显。2004年，该地区县市平均产值为125.5亿元，比上年递增10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达19148元，比上年递增12个百分点；东西两翼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县市平均产值达到81.6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由2003年的7733元提高到8663元，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粤北山区经济实力明显偏弱，县域平均产值由2003年的26.6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29.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2004年比上年减少了123元。

(二)结构差距及其特征

2004年全省县域三次产业结构为26.51:41.00:32.49，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三产业比重偏低的特点。其中，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比重最高，高于全省县域第二产业比重10.45个百分点，更高于最低的粤北山区16.13个百分点。可见，全省县域第二产业发展方面，区域间差距很明显；而第三产业全省县域分区域差距较小，最高的东西两翼比最低的粤北山区仅多出2个百分点。

(三)平均水平差距及其特征

县域经济指标与全省平均水平比较，也不容乐观。一是人均水平。2004年县域人均GDP为896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3440元)低14471元；人均财政收入209元，比全省平均水平(1379元)低1170元；人均储蓄存款4801元，比全省平均水平(21317元)低16507元。二是产业结构。在以68个县为总体的GDP中，三次产业结构26.51:41.00:32.49。与全省8.63:50.89:40.48的平均结构水平相比，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高出17.88个百分点，而第二、三产业比重过低，分别低9.89个和7.99个百分点。县域经济总体产业结构呈现“一高两低”。

县域经济指标在各区域之间比较，差距也很明显。从人均水平看，2004年珠江三角洲县域人均GDP为19148元，东西两翼8663元，粤北5727元；人均财政收入从高到低依次是珠江三角洲551.15元，粤北山区174.07元，东西两翼133.07元，珠江三角洲是东西两翼的4倍多；珠江三角洲县域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也最高，达到9144.05元，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水平接近，分别为4071.81元和4083.40元，珠江三角洲是其他两地的2倍多。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十分明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地区及区域内部差距悬殊；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县域财力不足。

三、推进广东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科学规划，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要做好各个方面的科学规划。一是要做好产业布局规划。目前，应抓住广东省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有利时机，协调好各个产业之间关系，做到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巩固第二产业发展成果，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适时解决全省县域范围内劳动力转移问题。二是要做好城镇发展规划。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战略，为推进广东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最佳契机。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工作，一切从本地实际出发，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来抓。三是要做好产业园区规划。全省县域内要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建设具有示范和带动效应的产业园区，以此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加大力度吸引外资、民资到产业园区内投资设厂，既有利于本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了农民增收渠道，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可谓是一举多得。四是要做好劳动力转移就业规划。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县域经济发展也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划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成立专门机构为劳动力有序转移提供技能培训、信息、政策咨询等多方面服务，并建立起技能培训服务的长效机制。

(二)扩权强县，提高县域经济整体实力

我国目前实行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行政管理体制，而国外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中央、省、县三级行政管理。由于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显露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具体表现在“财政漏斗”、“权力漏斗”和“效率漏斗”三个漏斗效应。基于此，对县级行政管理层次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和调整。一是“放权”，即赋予县级政府相当于地市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审批权限。二是“脱钩”，即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由省直管县，使得县(市)与所在地级市脱钩，仍保留现有的地级市行政级别，但其职能要有所缩小，主要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管理上。三是“能放都放”。此方面主要是借鉴浙江省改革经验，将原来要经地级市审批或管理的一律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同时，原来要经过地级市审核报省审批的也一律由扩权县(市)直接上报省审批。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即减少了行政管理层次，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县域经济整体实力。此外，在进行扩权强县改革时，一定要将改革落到实处，避免一刀切式改革，可先行在部分发达地区试点，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逐步推广。同时还要加强对扩权县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使其真正成为服务民众的“责任政府”。

(三)调整结构，促进县域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论文篇（8）

1．1技术进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动力

技术进步是决定产业结构演进与变革的直接动力，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发现新的可替代资源，创造新的可替代产品。诱发新的需求从而刺激需求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诱导力量，例如，技术进步促使产品成本下降、资源消耗弹性下降和消费品升级换代，改变了生产需求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其次，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的发育与成长，推动原有产业的分化，改变产业结构，例如，技术进步推进社会生产率提高、新兴产业出现和产业部门收益变化，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再次，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各产业资本存量的更新不仅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在更新过程中还包括知识和技术的补充，使原有的资本存量通过更新增强技术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促进产业结构变革，最后，技术进步通过产业关联而使一些产业扩张，另一些产业缩小，促进产业结构变革。

1．2高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动力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是技术的集约化，因此，在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技术水平上，只有将技术创新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并通过对其他部门增长有直接和间接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将不断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供基础动力。一方面，发达国家掌握科技源和科技垄断权，利用“全球多层网络”和技术转移，企图左右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分工结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可以利用知识的“共享性”和“溢出效应”，通过知识的社会化和知识共享形成的经济增长网络体系，建立科技知识共享为基础的转化、应用和扩散体系，同时，选准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实现高技术领域中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的突破，进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在高新技术创新中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1．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现实动力

根据经济发展的正常顺序和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高级化和信息化应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但由于高新技术的渗透和外溢日益显著，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我国部分制造产业因其明显竞争优势而成为世界主要生产基地，加上资源稀缺和保护生态的压力日益增强，我国完全有理由而且也必须提前启动信息化，高起点地推进工业化，以信息技术对既有产业格局的渗透和整合来完成工业化目标，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走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实现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例如，信息化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和提高组织管理效率与投资回报率等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

2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机制分析

2．1高级化加速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途径之一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不失时机地推动高级化进程，占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获取水平分工利益，现代产业能高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极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能通过高新技术手段在各方面创新，例如，信息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全面提升科学技术含量，增强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加速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成为提高工业发展水平的理想解决方案。由于信息化的推进在应用中有很大的需求市场，因此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为了适应市场而不断创新，信息产业自身也会有巨大的发展，成为对社会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新的增长点，也使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优势整合，把工业化与高级化结合起来，用高级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一条重要途径。2．2传统产业升级支撑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途径之二

现阶段，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传统工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支撑。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但在现实层面，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充分已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制约，需要着力加以突破，最后，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现代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还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现代高技术产业，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支撑起现代产业发展的根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又一重要途径。

2．3三个阶段互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传导途径之三

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和库茨涅兹对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规律的揭示；产业结构演进具有阶段性规律：首先，以信息技术等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其次，再造传统产业布局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重的阶段，第三，再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其成长为主导产业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可能同时并存，但就一国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总体要经历三个梯次发展。首先，工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现代产业开始萌芽、成长，居于辅位，其次，随着现代产业的迅速发展，进入工业产业和现代产业并重时期；最后，现代产业完成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并成为主导产业，进入高级化为主、工业化为辅的阶段，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属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阶段，而经历“新经济”的美国则已进入第三阶段，处在全球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的顶端。

3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保障机制分析

3．1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实现互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保障

传统产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产业结构中占优势地位，其高级化变革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工程，这一进程并非要全部淘汰传统产业，也并非要将其全部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首先要对传统产业进行科学定位，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渗透、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互动，现代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是通过现代产业的有效供给与传统产业对现代产业的有效需求保持动态平衡来实现的。以工业产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为现代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使现代产业在非均衡的产业结构中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和需求拉动，保证现代产业稳定的高增长；现代产业则向传统产业提供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知识内容和知识服务。通过高级化渗透，传统产业极大地增强了竞争力，从而实现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和生命周期的延伸效应。

3．2推进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产业高级化的有力牵引

产业结构论文篇（9）

根据《山东统计年鉴》(1991—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将考察年份内山东省的人均GDP(人民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并参照美元通货膨胀率(1980—2012年均约为0．031)换算为1980年美元计价水平。然后利用插值法计算考察年份内历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数据，为比较直观的比较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之间的差异，利用两组产业结构数据绘制图1、图2、图3。1．1．1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第一产业标准相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相对应，均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4年的大多数年份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低于钱纳里标准比重(1991、1995、1996年除外);其中，1990年，钱纳里第一产业比重为29．38%，山东省第一产业比重为28．1%;2005—2007年、201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基本一致，2006年至今，在山东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其第一产业比重开始略高于钱纳里标准，其中2008年高出3．4个百分点。1．1．2山东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1990—2008年二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2年二者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钱纳里标准第二产业比重在走势上更平缓些。1990—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第二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2008年，分别高出7．22、6．53、7．85个百分点。由图2可知，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要高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工业化程度，在1995—2002年间，二者差距比较稳定，而2003—2008年，二者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1．1．3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3示。从图3中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0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趋势，而2004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考察年份内，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于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和2008年，标准产业比重比山东省的比重分别高出5．84、8．51和11．43个百分点。综上可知，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山东省第一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低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可以初步得出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钱纳里三次产业结构模式作为分析产业间比例合理性的参照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该方法也存在标准结构模式是根据样本国家历史资料统计得出，未考虑各国或地区资源条件存在的差异，未确立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规则的不足。因此，为了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山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该文在利用传统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的方法，阐明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

1．2山东省三次产业的Hamming贴近度分析

利用有限点贴近度(Hamming贴近度)的方法比较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sri为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式中各产业的所占比重;sdi为山东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Th代表实际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Hamming贴近度，i=1，2，3次产业。一般来说，Hamming贴近度越小，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大，实际产业结构越不利用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Hamming贴近度越大，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小，实际产业结构越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计算出Hamming贴近度，见表1所示。根据表1中数据，确立实际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判断规则，如下所述，首先找出最高贴近度(96.10)、最低贴近度(91．92)，并计算出平均贴近度为94．15，然后根据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方法，计算判断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的临界值，见表2。其中，94．80≈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93．41≈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根据表1、表2中数据，绘制图4。由表2、图4可以判断，从总体趋势而言，1991至2003年(1993年除外，该年Th值=92．56＜93．41)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较为合理度下限93．41，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中1995—200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合理度下限94．8。但是2004—2009年，Th值均低于较为合理下限(93.41)，即在此期间山东省产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合理逐渐转变为不合理。考察年份内，2001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Th值为96．10，此后，山东省产业结构与标准产业结构差异变大，其中Th值2005年最低为91．9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山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

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方法很多，例如标准的“发展型式”判别法、相对比较判别方法和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法，其共同之处是将两个产业结构系统进行比较。该部分借鉴上述方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分析，将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比较。为考察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引入产业结构高度值指标，考察山东省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在该指标上的差异。H=H1P1+H2P2+H3P3式中，H为产业结构高度值;P1，P2，P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H1，H2，H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高度值，分别赋值为1、2、3。利用上述公式，并根据《山东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计算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并绘制图5，图5较为直观的反应出山东省与各区域产业高度值差异。由图5可知，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12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值，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均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90(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和山东省该项指标分别为2．11(2．41)、2．09(2．38)、2．16(2．36)和2．02(2．20)。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只有1995—2003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其它考察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9年，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15和2．25，山东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年均增长率为0．57%，该数值相比山东省年平均经济增张12．97%显得微不足道，反映出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并没有因为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快速推进。在以上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为深入度量山东省与以上三个区域产业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的差距，更为客观准确的表现该差异的演变趋势，以下进一步利用欧式距离法进行判断。欧式距离法的公式为rAB=［Σni(uAi－uBi)2］1/2;其修正公式为rAB=1－c［Σni(uAi－uBi)2］1/2，令c=1/21/2，A为判别的产业结构系统;B为参照系的产业结构系统;rAB为二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uAi为产业i在A产业系统中的比例;uBi为产业i在B产业系统中的比例。为便于比较，经过修正，将正指标(数值越大，差距越大)改为反向指标并将数值扩大100倍(数值越大，差距越小)。运用欧式距离法检验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由表3中数据可知，在1991—1995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分别由89．2、93．24和88．08增张至93．36、94．69和94．86，说明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区域的差距缩小;1996—2000年，该项指标一直在94左右徘徊，说明差异达到一种比较稳定状态;而2001—2008年，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由94．12和93．24降至91．73和89．95，表明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差距在迅速扩大。

3山东省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根据1990—2012年产值结构，将山东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相比较，第一产业和钱纳里标准基本相当，较为合理;但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低于钱纳里标准;根据Hamming贴近度衡量山东省产业结构已趋于不合理。此外，比较1990—2012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数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山东省的该项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低于上述三大经济区域。山东省产业结构相当于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的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总体结构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仍存在局部结构不合理现象。具体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3．1第一产业面临的问题

3．1．1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种植业所占比重过大，其它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例如2010年农业内部产值结构，种植业所占比重为55．18%，林业仅占1．30%，服务业仅占4.1%，渔业为12．74%。3．1．2农产品加工不足，附加值低目前山东农产品销售仍以鲜销、鲜食为主，蔬菜加工率低，加工程度不足。水产品、畜牧产品仍停留在冷冻等初级加工的生产模式。例如，2008年，畜产品和粮食总产量分别为684．10万吨、4316．30万吨，加工率分别为50．29%、45．60%。3．1．3农产品出口层次低，市场集中，缺乏国际竞争力山东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工艺粗糙，附加值低，品种和品质结构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市场开发和产销协调工作发展缓慢。在出口农产品中，水产品、蔬菜、水果、肉食及制品、花生及制品约占78%，其中约80%销往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和东盟，出口市场集中，需求增长乏力。此外，出口的农产品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山东为苹果生产大省，但出口量却不高，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有:包装以大包装为主，未分等级，大小不均、采后保质能力差、农药残留超标等。

3．2第二产业面临的问题

3．2．1高能耗、重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山东省工业目前还停留在低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消耗。山东地区正处于这种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过高，高能耗、重污染不断加剧的阶段。山东省优势产业集中分布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2005至2010年上述行业的产值均占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并不十分突出。而且以上产业技术设备大多是从国外引进，虽然在国内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对外技术依赖，而引进的技术水平低，耗水、耗电，占据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3．2．2区域主导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断裂明显山东省的多个城市在产业定位时缺乏全局高度的协调和沟通，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产业间的横向联系，制约了产业经济协作体系发育，不利于构筑基于整体优势的核心产业。譬如，青岛与济南的产业结构非常类似，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烟台、威海、日照、潍坊等城市工业结构的相似性指数在0．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层次上存在着低水平的工业职能同构现象;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五座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上并不都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和条件。3．2．3工业结构的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过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产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轻工业阶段－原材料重工业阶段－一般加工组装重工业阶段－深加工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山东工业处于低度一般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时期，工业的发育层次相对偏低，工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采型”特点，表现为在较低层次均衡基础上的“虚高级化”特征，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在山东省工业结构中，传统的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2011年，采掘业、石油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传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3%。在装备制造业内部，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4．12%，而且由于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大量依靠国外技术，使得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外技术产品而言较低，附加值不高，行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仅为3．29%。另外，代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却依然发展相对落后，并没有在地区产业结构中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3558．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9%，该比重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区，也远低于国内发达经济区。

3．3第三产业面临问题

3．3．1整体实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山东省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也明显低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2008年山东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比珠三角、长三角低9．5个百分点，比京津唐低10．2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1996—2010年，山东第三产业占的比例由32．28%上升到36．60%，仅增加了4．32个百分点，在劳动力构成中的比例由22．1%上升到31．9%增加了9.8个百分点，全国同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32．80%上升到2010年的43．10%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三次产业比较。从区域内部来看，2009年山东省服务产业增加值为11543．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4．14%，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的75%。譬如，2009年，山东服务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约为0．53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日本、欧盟的人均生产率达到6万美元以上，不到西方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尽管山东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服务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3．3．2传统服务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山东省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卫生和科研等知识含量高的产业比重仍然偏小。以2010年为例，山东金融业增加值为1361．45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9．4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增加值474．59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3．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实现增加值262．45亿元，仅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1．82%，而与之相对应，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三个传统服务行业，2010年增加值为6899．36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48．10%。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工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山东省工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将伴随着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业的庞大需求。制造业产业链的延长、附加值的增加、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面临高度化发展的山东省来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已经对山东工业升级和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综合竞争力的提高。3．3．3各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均衡，且市场化程度低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山东省各地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来看，上千亿元的仅有青岛、济南、烟台和潍坊4个城市，青岛为2630．58亿元，济南为2057．90亿元，烟台为1457．48亿元，潍坊为1040．13亿元。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是莱芜，仅为177．54亿元。从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重来看，2010年，济南市最高，达到52．6%;青岛市居其次，为46．4%;德州(29．4%)、菏泽(29．2%)和东营(23．7%)三市在20%－30%之间;其余12城市均在30%－40%之间。各地市之间的最大差距达28.9个百分点。另外，在山东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行业垄断、行政垄断以及所有制垄断等问题。例如，山东的金融行业仍为内资银行控制市场，但是，在现有制度性进入壁垒的保护下，内资银行并未将这种时间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电信、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行业行政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在现代租赁、会展和旅游等行业又存在着被国有服务企业和事业单位主宰的局面。

4结语

4．1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缩小种植业的面积，大力发展林业、海洋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提高其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其次依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譬如青岛市可以依托青食、青啤、大洋、华东等制品企业，发展海洋产品、粮油农产品的精加工;烟台市可以依托张裕、龙大、鲁花、天府等驰名品牌，对葡萄、苹果、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深加工。最后，支持民营科技型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发展，鼓励并引导它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专用农产品、品牌名优农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有利于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4．2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低能耗、高产出的区域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循环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变山东省高能耗、重污染工业占比重较大的局面。其次，综合各地优势产业，明确各城市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改变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的不利局面。譬如，依托青岛海尔、海信等企业发展多元化的优势家电制造业，充分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潍坊、日照等地家电配套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依托烟台、青岛等地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基础，发展轿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利用烟台、青岛、威海海洋科研优势发展海洋医药、海洋保健品制造业;此外，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高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最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开放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利用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等，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联合科技创新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产业结构论文篇（10）

一、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问题

（一）人口分布结构未及时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

近些年来，上海贯彻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产业发展方针，产业空间布局已经从“中心城区以二产工业为主、郊区以一产农业为主”转变为“中心城区优先发展服务业、郊区优先发展制造业”的产业格局，中心城区集中发展12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郊区发展了六大产业基地和市级区级工业园区，城市产业功能已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城市产业功能已经明确。上海也正在加快实施这一新的功能定位，上海城市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是上海中心城区人口过多、人口密度过大，而郊区人口偏少、人口密度偏低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表1可以看出，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面积仅为100平方公里，只占上海市土地面积的1.56%，却住着占整个上海常住人口总量的22.94%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3.67万人每平方公里，而且这些人口中相当数量为历史形成的产业工人和老年人口；郊区面积为占上海市总面积的90.30%，人口密度只有0.11万人每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的人口如果不适度外移，就无法为现代服务业腾出空间和吸纳从事现代化服务业的人员。

（二）人口分布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问题的产生

上海市区人口过多、失业员工和老龄人增多、从事服务业人口未达规模、高学历人员偏低，这一人口分布结构与上海新时期城市功能的变化是不相适应的。现在，相当一批中心城区的工厂迁移到郊区，也有相当一批新企业落脚在郊区，但大量失去了原有的就业岗位的传统制造业工人却没有随同迁往郊区；新的现代化服务业虽然起来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却难以大量吸收这些传统制造业工人，留守的工人难以得到新的就业岗位，4050人员（即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的富余劳动力）涌现。现代服务业呼唤着更专业更有知识的人群，但这一区域却居住着大量历史形成的产业工人和老年人口，大量的新老住宅区也难以腾出空间发展现代化服务业，严重制约了中心城区的功能提升；再一方面，郊区失地农民本来可因制造业的迁入而有就业机会、继而有可能往城镇迁移，从而改善农民收入、推进郊区城镇化，但却因为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低，公司不愿吸纳，宁愿吸收外来人员，农民无法就业，相当一批农民继续困守在紧缺、有限的农田上，“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也失去动力（见图1）。

二、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的原因

（一）郊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郊区交通和生活不便利中心城区的失业工人不愿到郊区企业就业，一个重要原因是郊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交通、就医和生活不便利。上海大部分郊区和市区之间缺乏轨道交通，其它公共交通也十分紧张。由于路上的拥挤、耽搁的时间、消耗的精力、增加的交通费用，医疗和生活之不便利，员工生活的压力和风险增大等等原因，城里员工即使到郊区就业，大多仍希望居住在城里，甚至宁可失业也滞留城里。从城市交通面临的压力来说，随着企业外迁到郊区，中心区、区放射道路交通日益紧张，城市交通成本越来越大，这也造成了郊区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又倍增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的压力。

（二）城市居民就业观念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结构的变化

据上海市劳动社会保障局资料，由于世界制造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上海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需求量却处于激增状态，2002年上海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上年16.3万人的基础上增长60％以上，招聘人数达26.6万人，但却存在大量的人才缺口。但是同年上海居民第二产业失业、下岗人员人数达110万左右。由于计划经济时代陈旧就业观念的影响，城市居民不能正视中心城区正在向服务业转变这一事实，他们也没有顺利地转移到第三产业。一些人对就业地点和职业的“高低贵贱”特别在乎，一些人依然轻视建筑、清洁、物流配送、物业等服务业。一些人依然把“城里”和“乡下”截然分开，宁可放下自己手上的技术，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度日，闲赋在家中，也不愿考虑到郊区就业的问题。

（三）郊区农民缺乏相应的就业技能

由于郊区农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宝山区为例，农业人口的文化构成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最大，占46.51%；其次是小学，占34.53%；文盲、半文盲也占有17.36%的较高比重，三者合计达98.4%。相对来说，具有高中（包括中专）的比重只占4.4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占1.13%，基本不具备从事郊区新发展工业岗位的技能要求，以致进镇农民也不能有效利用郊区工业的工作机会。

劳动者素质低下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存在矛盾，已构成了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农业人口不仅文化素质偏低，而且经过专门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比较少。随着科技的进步，许多非农业部门对就业人员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较低的专业素质使农业人口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可供选择的就业岗位少，只能从事技能较低的产业和行业。因此，这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向第二产业再转移，并将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新一轮非农化再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对称分布带来的危害

（一）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导致的城市问题

由于人口布局的不合理，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导致中心城区过渡集聚，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问题和不经济状况。

1.城市交通日益拥挤。由于人口大多数居住在市区、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结构，中心城区交通日益拥挤，政府费尽心机排堵保畅，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房价居高不下，动拆迁矛盾突出。由于人口大多集聚在市区，房地产开发较多地集中于市区范围，没有形成合理的房地产开发的空间结构。因为郊区发展滞后，市区许多传统产业工人和住户动拆迁不愿到郊区，导致动拆迁矛盾突出。

3.“4050”现象严重，市区失业人群增多。由于许多从事传统二产的工人未能随着产业的外迁而外迁，又难以适应现代服务业，从而“4050”人员涌现。许多具有高级技能的传统产业工人，也因此失业或转岗，导致了大量高级技工的人力资源浪费。

（二）郊区人口密度过低，导致郊区发展滞后

由于大量人口还是集聚在市区，郊区基本上还是以本区域的农民和外来务工者集聚为主，不仅郊区人口密度过低，而且综合功能严重滞后，郊区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郊区发展总体较为滞后。

1.影响郊区新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由于中心城区外迁郊区人口非常有限，郊区新城和新市镇未能吸引更多的新城区人口，郊区城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本地城镇化,是本地农民进城镇的过程，郊区城镇人口规模有限，缺乏人气，影响郊区城镇化发展。

2.影响郊区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郊区工业企业的带动作用。由于制造业外迁郊区时，其大多数熟练的产业工人并未同时外迁，大量熟练产业工人流失，大量的高级人才也未能被吸引到郊区工作，从而严重影响郊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3.进镇农民的就业问题。外迁郊区的制造业考虑到技能和文化素质等问题，大多吸纳符合企业用人条件的外来务工者，对郊区进镇农民吸纳有限，从而导致郊区进镇农民非农业就业率非常低，不利于农民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促进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的政策建议

（一）通过规划引导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

落实上海大都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合理确定人口、城镇、工业和生态用地规模，形成市域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绿地和林地各约占三分之一的格局。中心城区重点集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和就业人群，主要包括：从事体现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现代服务业的高级白领、从事都市型工业的知识性、科技型的现代产业工人、从事体现宜居城市的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群。郊区重点集聚先进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主要包括：从事郊区制造业的就业人群、从事郊区新城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从事农业的产业工人。超级秘书网

（二）构建郊区城镇反磁力体系推进中心城区人口扩散

着力塑造环境优美、特色浓郁、富有时代感的郊区新城镇，加快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向郊区转移，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完善城镇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郊区城镇绿化环境建设优于中心城，有配套的生活条件。新城的建设，应高度关注配套的生活和交通设施，上海市公共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要向新城转移，加快郊区的文教、医疗和生活设施建设，形成郊区良好的现代化生活社区，为迁居郊区的制造业工人创造一个良好的郊区生活环境。

轨道交通是解决当前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发展所面临主要矛盾的关键。如果形成以轨道交通为轴线的组团式郊区城镇，公共交通交叉站点又与新城规划相配套，中心城区与各新城有方便的交通，城里人不会再为交通的不便而苦恼，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互动就会顺理成章。另外，相对于轨道交通而言，高速公路对于人口吸引的力度虽然是有限的，但对于物流及产业的支撑确实明显的。高速公路线建设，应在重点城镇处建设全互通立交出入口，在产业区增加高速公路出口，以此加快物流、促进产业区的发展与规模，从而带动人口的发展。

（三）通过技能培训促进人口就业结构调整

上海存在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目前郊区制造业产业工人、城市餐饮、零售、建筑业等新增就业岗位多数是由外来人员在承担。反观香港，上述就业岗位，主要是由香港本地人承担。要解决本市新增就业岗位需求与本市部分失业人员就业期望值不相适应的问题，除了在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转变就业观念方面要加强外，职业技能培训是重要一环。建议加大对过去的二产工人培训，提高他们适应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就业技能；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技能。

（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都市区城乡融合

未来判别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不再是农业时代的城墙，工业时代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而是信息时代的信息基础设施。随着通讯技术的改进，未来农村地区可以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卫星通信系统以及利用原有的供电和电话线等进行远程数字通信，使农村地区可以享受到城市中的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等。城市与农村相互交错，城市将溶解在农田中，农田将进入城市核心区，并且作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时代，家庭办公、电子购物、网络会议、网上学习等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生，使得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集居住、工作、休闲于一体的网络化多功能社区将会出现。因此，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都市区城乡融合，进而推进城市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对称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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