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

在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泛化论”无疑是一个热点问题，从学理上对其进行审视和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的理论内涵，而且能够以此为切入点，帮助我们反思文艺审美论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对于当代文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无裨益。

一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审美泛化论”的主要观点。从第一个层面上讲，它主要是言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关系。首先，提出“审美”与文艺的紧密关系出现了破裂。“在今天，……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惟一的特征。”[1]其次，进一步强调审美不仅不再专属于文学、艺术，而且出现了从文艺向生活的位移，并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2]可以看出，“审美泛化论”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之下，它将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是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结果，实际上，也就将二者定位在了源与流关系上，文艺审美是源，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流。这样一来，“审美泛化论”就巧妙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化成了与文艺审美紧密关联的新审美问题，又以文艺审美为中介，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研究文艺审美的文艺学勾连在一起。

从第二个层面上讲，“审美泛化论”主要是探讨文艺学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2]“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3]可见，“审美泛化论”认为，一是新时期以来以“审美”为基点的文艺学主导研究范式，难以应对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二是文艺学只有转型走向文化研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就呈现出一个问题：此论为什么会认为文艺学难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泛审美现象呢？

从第三个层面讲，“审美泛化论”揭示了文艺学为什么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需要转型的原因。原因之一是文艺学本身固有的立场。“其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已经严重阻碍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2] 那么，文艺学“囿于经典文学、坚守艺术自律立场”具体又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康德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性”的立场，就是文艺审美应该坚守的精神超越性。原因之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的本质差异。此论明确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意味着审美从精英化的文化趣味转向了传媒时代审美的民主化，而且也是审美内涵的根本转变。审美距离的消逝使其原有的震撼力逐渐被感观的刺激所替代，……这里，对‘审美’一词的运用重在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界限的消逝以及生活空间的虚拟化进行描述，这时审美代表一种感知，在其内部并不存在审美与欲望、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划分。”[4](P476) 在“审美泛化论”看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审美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那坚守文艺审美精神的文艺学主导范式，自然难以对前者进行有效地言说。

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审美泛化论”形成了这样的理论逻辑：通过自身的理论预设，建立起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的源流关系，从而将后者纳入文艺学的理论视域，但又认为文艺学难以有效地言说泛审美现象，所以需要转型走向文化研究。而这个理论逻辑的形成，得益于“审美泛化论”预设的逻辑起点:审美过去专属于文学、艺术。值得追问的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出现之前，是不是审美就专属于文艺呢？是不是就不存在生活审美的问题呢？是不是文艺审美真的可以向日常生活渗透呢？

二

应该说，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的观念有其自身的理论渊源。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思想出现后，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观念，而文学艺术因为自身的精神超越性，更在这种“审美无功利”思想的保护下，拉开了与生活审美的距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生活美学应有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美学是“美的艺术的哲学”[5](p4)，把生活排除在审美之外。19世纪的唯美主义思潮认为不是艺术摹仿自然（生活），而是自然（生活）摹仿艺术，并强调艺术是无功利的，它唯一目的就是审美。这些理论观念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那么，审美泛化论对审美专属性的理论预设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毕竟以文艺审美来遮蔽生活审美的观念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事实上，生活审美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从审美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审美最早孕育于原始人实用化的生活行为，也就是说，审美从一开始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随着文学艺术的诞生，“审美”出现了分化和增殖，审美性逐渐成为了文艺的本质特性，但是文艺审美的出现只能说明审美领域的拓展和审美样态的增加，并不能说明文艺审美就取代了生活审美，这是两个有着质的差别的问题。而且在理论观念上，倡导生活美学的思想也是时时闪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生活”的命题，为生活美学的演进贡献了理论智慧；实用主义美学家杜威更是叫响“艺术即经验”的口号，要求“恢复审美经验与生活的正常过程间的连续性”[6](P9)。而在国内的当代美学领域，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分类研究，其实早已是基本而普通的美学问题。权威的美学教材《美学基本原理》，将美主要划分为现实美和艺术美，而现实美又包括社会美和自然美。这一划分已经得到美学研究者的普遍认同，而成为了一个美学常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中有审美，而生活也有审美，确是不需要再争辩的问题。而且更进一步说，“美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没有现实美，也就没有艺术美。”[7](P106) 总之，从审美发生、发展的事实和理论观念对生活审美的倡导来看，审美不是专属于文学、艺术的。生活审美不仅存在，而且是早于文艺审美并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审美形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审美还是以生活审美为基础和源泉发展起来的。

也许，会有人辩解：即使审美专属于文艺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也不能连带否定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的区别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从审美的性质看，生活审美是依附性和功利性的审美，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实践活动和生活的功利性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审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某种存在表征和外在形式，生活本身的需要才是其实质和内容。因为生活审美紧密关联着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们对生活实践水平与物化成果的认同和满足，只不过这种认同和满足可能包含着一定的物欲诉求。与生活审美相比，文艺审美是具有独立性、自足性的精神性审美，它的审美性不仅更集中、更典型、更纯粹，而且表现出对社会实践、社会功利和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疏离与超越。文艺审美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生活的诗意创造，形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审美感召，能够激发出异于生活感受的主体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使人达到精神的自由状态，而精神的自由调和了感性与理性的失衡，得以促进人性的完善与和谐。既然，生活审美与文艺审美存在这么明显的差异，难以通约混合，那么，“审美泛化论”关于文艺审美向日常生活渗透的说法岂不让人费解？

当然，具体到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其生成的当下特殊性。首先，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不顾其出现的社会背景，简单地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古已有之，而忽视之甚至否定之。其次，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到底是生活审美的当下表征还是文艺审美的生活化拓展呢？其实，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种种表征，像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等，主要是通过抢眼夺目的外在形式作用于人的视听，以诱惑人陷入对其所代表的物的迷恋，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泛审美意识，……包涵着自我意识的丧失和审美理想的落空，因此，它实现为一种伪审美精神—审美活动失去了超越力量，沦为纯粹形象的物化追求。”[8]其实，西方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代表人物迈克?费瑟斯通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它“意味着一种欲望的美学，意味着感受和即时体验”[9](P101)。看来，当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与消费主义相关联的物化审美，仍然属于生活审美的范畴，是生活审美的一种时代表征，并且，由于它可能更多地将人引向对物欲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活审美的负面效应，呈现出与文艺审美明显相悖的价值诉求。

其实，“审美泛化论”已经认识到文艺审美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差异，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它意图证实，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审美向生活渗透的结果，甚至打破了文艺（审美）与生活的界限，那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文艺审美如何向日常生活渗透并形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二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又如何异变出与文艺审美相悖的价值诉求？三是既然文艺审美作用于人的精神解放，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会引发人的物欲诉求，二者可谓是界限分明，那后者到底打破了哪个界限？又是怎样打破的呢？但是，“审美泛化论”并没有对这三个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这又如何能够让人信服呢？看来，“审美泛化论”是在缺乏必要的学理根据的状况下，勉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勾连在一起，将本应归属于美学和文化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转变为一个当代文艺学的前沿话题，使其成为了颠覆文艺学主导范式和解构文学定义的导火索，并抓住文艺学难以解释前者的理论困窘，构设了它的学科危机，推出了文化研究，这无疑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虽然“审美泛化论”存在明显的理论悖结，但它在学界出场后，得到了许多积极的回应和认同，“审美泛化”一说，对当下的文艺学研究确实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的背后，难道不存在文论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吗？是不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审美泛化论”的悖结呢？

三

新时期之初，“审美”在反拨“工具论”和“从属论”的背景中重返文学自身，自此，文艺审美论就一直显示出蓬勃有力的发展态势，“审美特性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活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等等的先后出现，不仅说明了审美论在新时期文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显示了自身丰富多样、立体建构的发展格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在客观上为“审美泛化论”的出现创造了契机。

一是“审美”内涵的漂浮不定。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生成的“文艺审美论”，其各自的逻辑起点、理论资源、言说方式等是不同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理论差异。甚至在各个具体的理论观念内部，也存在激烈的论争，同一概念具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有“审美加意识形态”、“审美意识的形态”等不同的阐释，而且就是“审美加意识形态”这一说法，对于是以审美为主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以及如何理解二者的结合又有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概念，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理论活力和理论张力，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家对“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并没有达成理论共识。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审美’是当今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但是到底什么是‘审美’？它的具体涵义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迄今人言言殊。”[10] 李志宏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的本性是审美，经常在谈论着审美性，但对于审美性的内涵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人们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对审美性的内涵加以清晰而具体的说明和界定”[11](p9) 。可以说，新时期文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文艺重新找回“审美”这个确证自身价值的本体存在，但是这个贡献中却隐藏着一个缺陷，那就是对“审美”自身的价值定点的寻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审美”和“文艺审美”的涵义就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模糊不清、漂浮不定甚至混乱驳杂。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只是一个漂移的能指，处于无根的状态。

二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应该说，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基本特性，认为“审美性”是文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不为过。但“审美本质主义”是将“审美”绝对化，把审美看作文艺的唯一、根本和恒定的特征，甚至不由分说地将审美与文艺捆绑在一起，将文艺与审美等同为一，认为文艺就是审美，审美就是文艺。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那样：“新时期以来理论界重视对文艺审美特性的研究，确有对以往极端政治化文艺观进行反拨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把文艺的本质归结为审美，把审美等同于文艺，进而否定文艺意识形态本性的极端审美化的理论倾向。”[12]按照这种理论观念，如果要解释文艺，必须经由审美这个进口，如果脱离了审美，似乎就脱离了文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哪种话语形态，只要是被称为文艺理论，都必须以“审美”为建构话语体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因为，文艺的审美本性到底如何理解，仍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要坚守“审美”本质却又不知“审美”为何，这本身就带有悖谬性，而审美本质主义的存在，进一步把这种悖谬推向了极端。那么，在审美本质主义影响之下，展开的关于文艺本质的言说，就会出现以文艺的“审美性”来溶解文艺的政治倾向性、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文化性的情况，这不仅模糊甚至扭曲了“审美”本身的价值内涵，而且其他问题也会在“审美”的溶解中，失去独立的理论身份而显得晦暗不明。更有甚者，涉及到与审美和文艺本质无关的问题，也难以放弃对“审美”的借用，索性都放进“审美”的箩筐里，以“审美”的名义来进行言说。这样一来，“审美”的内涵和外延就被无限地放大，而失去应有的理论效力，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徒有“审美”之名，而无“审美”之实。以上问题的现实存在，为文艺审美论的发展留下了可以攻讦的软肋，而在当下，各种都打着“审美”旗号的伪审美观，而正是利用这个软肋，而混杂在文艺审美论的阵营中，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纠结。

“审美泛化论”的出场，与上述两大问题有着明显的关联，这可以从三个问题入手来进行论析。第一个问题：“审美泛化论”设置了一个怎样的逻辑起点？它的逻辑起点是审美专属于文学、艺术，整个的理论逻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而这个的观念恰恰是“审美本质主义”的典型表现。可见，“审美泛化论”对文艺学主导范式的批判，虽然带有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色彩，但它其实是在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的反本质主义言说。这不仅暴露了自身的理论悖结，而且反映出当下文艺学研究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难以应对泛审美现象，而是在于难以克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学的生机和出路，在于如何彻底摆脱形形的本质主义的束缚，而走向科学化的研究之路。

第二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需要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从“审美泛化论”的理论目的来看，它不仅是要推介文化研究，更关键的是，要在文艺学学科反思和重构的背景中，彰显文化研究的意义。而它要反思的文艺学主导范式是以“审美”为支柱的，故而，抓住了“审美”，也就抓住了新时期文论研究的主脉，而“审美本质主义”对文艺审美性的偏执固守，又进一步强化了“审美”在文论话语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以“审美”为切入点进入文论研究，就会使自身的理论言说显得更有说服力、辐射力和引导性，“审美泛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与文艺学联系起来，进而，又凭借前者所表现出的“审美”新质，向固有的文艺学主导范式发起挑战，这样才能增强文艺学之危机说的可信度，才能凸现出文化研究置换文艺学主导范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三个问题：“审美泛化论”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由于“审美”这个概念的“悬空”和“虚化”，这一理论能够在没有经过切实的学理论证的情况下，就以“审美化”的名号来统摄日常生活中的新文化和艺术现象，其实所谓“审美化”的种种表征是否都能称为审美，恐怕还是一个问题。加之“文艺审美”本身也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所以，“审美泛化论”也就能够在似是而非之间，将“文艺审美”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量齐观，并据此认为文艺与生活的界限已经消失，况且，“审美本质主义”对审美与文艺的捆绑，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这种错误的观念：只要是审美问题似乎都与文艺乃至文艺学有着某种无法割裂的关系。基于以上的原因，泛审美现象与文艺学之间的关联才得以建立。

虽然，“审美泛化论”抓住“审美”这个关键点，来引出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的理论旨趣，对于我们检讨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新时期文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它选择了错误的言说路径，脱离了人学的立场，暴露出明显的理论悖结，而使文艺审美问题显得更加错综复杂。这也提醒我们，要改变文艺审美论研究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状况，应该回到“文学是人学”、“什么是审美”、“怎样理解文艺审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在真正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上，展开扎实细致地理论探索，为文艺审美论的当下建构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在自我疗救中推进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更进一步讲，文艺审美论乃至整个当代文论的研究，要在人学的基点上，明辨审美和文艺审美与人的价值关系，从人如何合乎人性地生活的维度上，探求文学、艺术存在的现实意义和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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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生活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345-0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跃校园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办好有特色学校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国家着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承担着主渠道和主阵地的角色。然而在两项任务进行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校园文化受学生价值体认差异影响而难以达成共识，校园文化的传播缺乏有效的载体，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面临着形式单一、实践教学匮乏的瓶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急需寻找提供新的方法和资源。然而二者之间恰好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就目前高职院校的实际工作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往往分属不同的部门，缺乏沟通和合作，教学与管理割裂开来，各司其职，教育资源不能高效组合，既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又影响校园文化功能的发挥。

因此，在我国大力倡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现状与工作需要，寻找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途径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对此问题做以探讨和研究。

一、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一）二者育人的根本目标一致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也称学校文化。它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学生、教师为参与主体，以课内和课外文化思想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是通过师生互动得以体现和形成的，渗透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构成来看，校园文化包括外显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包括内隐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它是学校优良传统的结晶，是学校建设的灵魂，是决定学校兴衰的重要因素和维系学校发展的精神支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校师生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心理人格、生活方式、知识技能、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高职院校在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都将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重要举措之一，希望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将学校打造成文化养成之地、文化交融之地、文化创新之地、文化传播之地、文化引领之地、文化交流之地。这些既是对校园文化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之一。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课。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教育以及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文化育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教学育人。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各有特点，侧重不同，但是在育人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就是把当代大学生培育成为四个“新一代”，即“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

（二）二者内容交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健全的、开放的、自由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具有交叉性，形式上具有重合性，例如，校园文化中传达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等等观念正是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常用的形式，如爱国主义的演讲，三观教育的讲座等等。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校园文化活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途径、有效载体和取得成果的重要保证。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为校园文化活动提供主题思想和内容支持。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有机地结合，可以互通有无，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二、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实践价值

（一）加强学生对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慢慢实现的，但是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因此对于校园文化的感悟和理解也是不同的，因此也需要必要的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恰好可以满足这种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将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教学资源融入课堂，给予学生明确的分析和指引，可以加强学生对于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使学院文化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学科建设不断推进，教材建设取得成效，教学方式方法逐步改进，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教学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够，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门未能与其他工作部门一起建立教学、管理、服务等综合育人的良性体制，理论教学和环境育人未能有效结合，未能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引领导向作用和全程覆盖作用。而此次课题中提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的有效结合是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方向，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开辟了新的教学资源，能够开启思政课教学的新局面。

（三）提升学院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品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从理论到实践”，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校园文化注重“从实践到理论”，即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提炼、总结出理性知识，验证和发展科学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校园文化活动的举办提供了更多符合时展的主题思想和内容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性，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品质提升是极大的促进。

（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院一直强调全员育人的理念，就是要将各部门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将形成理论育人、实践育人和环境育人相统一的有效机制，营造育人的良好氛围，改变了以往教学与管理割裂开来的局面，将有效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和水平。

三、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途径

（一）校园文化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设一定的学时，设置教学专题，向学生介绍本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如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学生直接的触碰到校园文化的内涵深处，并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展现给学生，引导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有意识地发现和领悟校园文化的内容。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中，积极渗透校园文化的内容，包括学校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理想信念等，使校园文化中坚持的主流思想和精神在学生的生活中时刻闪现，潜移默化的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

（二）将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形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与本门课程内容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期内主动去参与实践。并要求学生在活动过后结合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提交活动的心得体会，作为实践考核的一个部分。这样可以促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更加留心，注重体会，避免了应付了事走过场的现象，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也可以实现理论教学的应用性。即可以减少教师自行组织实践活动的麻烦，避免重复劳动，也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保证学生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完成各项活动。

（三）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工作合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部门因为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具体意见。尤其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和具体形式的设定上，可以与主管部门共同研究，群策群力，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内涵，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实现理论育人、实践育人与环境育人的有效统一。

参考文献：

[1]王岩.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二识[J].江苏高教，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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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德、吴剑平.校园文化与人才培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3）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

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4）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理论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活伦理；复杂思维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08-06

2003年伊格尔顿出版了《理论之后》，颇有影响。2009年7月该书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宁新著《“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11月，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终结或开端：后理论时代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位于西子湖畔的华北饭店举行。此后，报纸杂志时有“后理论时代”的文章问世。这些都预示着一道新的学术风景正在中国慢慢形成。

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1〕（P11）那些曾经轰动世界的正统文化理论，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它们“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以适应我们政治局势的要求”（前言），因而必将退出舞台。站在新世纪之初回顾整个20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作者满怀忧伤。人类曾经竭力追求并使之合法化的东西（如性、大众文化等等），如今却深深地禁锢了人类前进的步伐。伊格尔顿似乎想力挽狂澜，恢复一些被正统文化理论忽视的文化理念的生命力，进而渴望重建新的文化理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此书有为社会主义运动辩护之嫌，但作者提出的问题和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一、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

目前国内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还缺乏足够的学理梳理。“后理论时代”这一概念还只是对西方出现“反理论”及“理论终结”思潮，甚至是若干重要文化理论家（福柯、德里达、萨义德等等）去世的一种回应。①要命名一个时代，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分析其理论背景与根源何在？对于“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弄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在此时代人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何在。

“后理论时代”的出现，其根源不在别处，恰恰是现论本身，而不是伊格尔顿所谓正统文化理论不能应对当下现实政治。伊格尔顿并没有对现论本身的弊端深入分析，只是从现象上向我们展示在后现代社会正统文化理论的无助无力甚至无能。其实任何理论都不能永远适应时局，因此关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在后现代社会，理论才如此成问题？

古典哲学到黑格尔那里，已经到了一个尽头。概念的生活代替了现实的生活，甚至用概念来演绎宇宙万物的生存过程。这种理论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达到极点。在其之后的现代社会，虽然很少有人再有此雄心，但黑格尔哲学中的理论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片面夸大理论对现实的独立性，甚至有人认为不存在独立于理论之外的“历史”或“现实”；印戴斯与赫斯特就持这种观点。〔2〕（P28）或者放弃理论对现实的作用，纯粹为理论而理论，毫无终极人文关怀。这些理论主义的表现其实已经削弱了理论的生命，埋下了可能致使理论覆灭的种子。

到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可谓对理论主义的一次全面反叛，但却是以牺牲理论的使命为代价。后现代是后理论时代的门槛。正是在后现代社会，人类开始对理论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深入的批判。众所周知，理论惯以概念将特殊化为普遍，将个体化为整体，将个性化为共性。比如“树”这一概念，含纳了世界上所有类别所有时空中的树。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这种过度的化繁为简进行颠覆，从而鼓吹差异，否弃本质的存在。此举虽然尊重了具体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个体（他者），但是对各种殊相的病态张扬，也最终使我们坠入差异的泥沼不能自拔，找不到方向。德里达的“异延”论可作为典型。“异延”（differance）是德里达生造的一个词，与法文词“差异”（difference）读音相同而字符不同。他想说明语音中心主义不可信，应当以文字字符为中心。他说：“异延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差异的本源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3〕（P402~403）德里达对人类中心和基础的解构，如今看来仿佛是闹剧一样，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中心和基础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其次，理论总有一种建构冲动，即朝向一个体系，一切都必然指向体系的完备。于是为了一个整体，理论往往失去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的能力，委曲求全或者隔靴搔痒。利奥塔的后现论从分析自然科学的宏大叙事着手，其核心便是“向总体性宣战”。于是，“后现代主义被视为宏大叙事与普遍真理的掘墓者”，〔4〕（P227）转而强调偶然、微观。与理论主义者深陷封面的必然王国不同，后理论主义者漂浮于琐碎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偶然王国之中。

此外，理论本身由于总是对生活的静态观照，并以一种逻辑严密的枯燥的概念来审视生活，因而总与生活隔着一层语言的外衣。“蹩脚的理论家最常见的错误，就是不懂得哲学差不多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不能感悟到概念之外的具象指涉，不能将概念读解成活生生的生命状态，跃然纸上，神会心胸。”〔5〕（P230）对极端的理论主义者来说，生活永远在别处，理论是其生活的兴奋剂，而生活却是其理论的盲点。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放逐生活的作风极其反感，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不过这次放逐的对象变成了理论。于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现实图景：鄙视理论，亲近生活，并努力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游戏化，甚至“娱乐致死”。但是过犹不及，理论作为人类思维的器官，“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1〕（P213）放逐了理论也意味着放逐了生活的深度和难度，使人漂流于轻而易举的之中，久而久之，滋生“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理论的双重性可谓理论的固有本性。后现代主义反叛理论的劣根，结果连理论的正当意义也给抛弃了。就像倒洗澡水，结果连孩子也给倒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颠覆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后理论时代。在此意义上，后理论时代也可以说是“后理论主义时代”。

二、后理论时代的世界图景

“存在即合理”。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也有其必然性。如前所述，后理论时代可谓人类在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自救行为。伊格尔顿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在此意义上，《理论之后》便是一种理论上的救赎行为。〔1〕（P17）人类在后现代主义的操控下失去生活方向与理论信心。与此同时，人类外在生活环境的极度恶化也在召唤着一个新时代。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20次超级大地震中，80年代以后的30年就占了9次。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劫持四架民用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这起事件，现在回头来看，仿佛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时代。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地球灾难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生命安全受到严峻的挑战。2008年世界著名自然灾难专家、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克古尔在其新书《7年拯救地球》中提出：人类只剩7年时间来拯救地球和人类自己，如果温室气体在这7年中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地球将在2015年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中，包括战争、瘟疫、干旱、洪水、饥荒、飓风在内的各种灾祸将席卷地球，使人类遭遇“末日式劫难”。〔6〕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也曾断言地球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2010年他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访谈时，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他表示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就必须移民火星或其他的星球，而地球迟早会灭亡。〔7〕也许，他们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地球真的到了需要人类日日夜夜温柔呵护的时代。

地球环境的加速恶化与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帕斯卡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我们曾经无数次引用这句话表明人的思想的伟大。但在大自然灾难如此频繁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又显得多么柔弱啊！“人定胜天”的观念再也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了。人类只有承认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其伟大的事业：把保护地球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全球联合起来，真正把低碳生活落到实处。伯曼曾经指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有一种“发展欲望”所导致的社会行动模型，它“是以受害者的鲜血和尸骨支撑起来的”。〔8〕（P97）长期以来人类受制于这种“发展冲动”的操控，以破坏地球生态平衡以及牺牲人道精神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无异于杀鸡取卵。遗憾的是，这种发展（美其名曰“现代化进程”）目前仍然在全球轰轰烈烈地进行。当发达国家将自己的落后地区“现代化”之后，它们把经济的魔爪便伸向了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此视角看，电影《阿凡达》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经济侵略的寓言，寄托了导演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反省和批判。

经济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当人类庆幸物产丰腴的消费时代的时候，却忽视对消费劣根性的清醒意识。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曾指出“在西方世界……消费是新的鸦片”〔9〕（P62），可是在“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10〕（P377）消费不仅刺激生产，从而加快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刺激人类的物欲享受。攀比成风，奢侈无度。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1993）中称之为“丰饶中的无度”，认为这是“一个道德准则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应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满足之风益发炽烈的社会。”〔11〕（P75）如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似乎全世界都在扩大需求刺激消费。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梭罗也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12〕（P307） 可现实却是人人都想多买房，人人都想拥有车，人人都在过度地占有。在现代都市，公众空间越来越被人为地缩小。与其相应，私人空间分配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富人们往往“狡兔三窟”，而穷人们只能蜗居度日。奥卡姆曾经说过：“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条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今看来是多么需要推行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去啊！

后理论时代人类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沉陷于时空被极度压缩的虚拟的网络生活，或者叫“数字化生活”。2011奥斯卡奖影片《社交网络》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当今人类网络生活的面貌。电影充分展示了尼葛洛庞帝所分析的数字化生活的四大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13〕（P269）但是人们似乎总在欢呼着这种网络生活的进步与快乐，却忽视了其负面效应的危害。网络生活的丰富性轻便性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便可万事大吉，这种一切都轻而易举“确定”的超现实生活，使得长期处于其中的人越来越厌倦困境重重的现实生活。早在1992年，美国哲学家鲍尔格曼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后现代社会由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超现实、过度活动与超智能”特征，其中超现实和超智能对人类的危害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认为经验“应是一个人与世界的突出遭遇”，可是超现实提供的经验却“是一定时间过程中感觉刺激的总和”。他进而批判“超现实环境无法提供唤起人们的耐心与勇气的人们工作与幸福。超现实环境非真实、不连续的魅力引发心神分散和行无定向，二者都处于抑郁愤恨和活动过度努力中极为危险的边缘。”〔14〕（P116）他对超智能的分析更可谓对人类网络生活的形象展示：

“信息线路就像遍及人类机体并使之活泼有生气的神经。传感器与监控器类似使我们与世界接触的人的感官。数据库相当于人的记忆；信息处理器执行人的推理与理解的功能。一旦后现代基础设施合理地整体化，它将在作用范围、敏锐度、能量及准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人类智力。”〔14〕（P124）

超现实之所以存在，超智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人们沉醉于先进超智能的时候，鲍尔格曼提醒世人：“超智能，若任其极度膨胀发展，将导致人类智力严重衰退。”超智能让世界和身体的对称性降低：“一方是尽管富有魅力但却浅薄的世界，一方是消息极为灵通但灵魂却脱离躯体的人”。因而超智能“将导致一种缺乏联系的、无实质的、茫然无定向的生活。”〔14〕（P126~131）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庆幸它能帮助人类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可能引发的伤害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后理论时代，上述超现实、超智能将会随着电脑的日新月异而加速发展着。人类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许多身体机能因而面临不适应外在环境进而蜕化变质的危险。更有甚者，网络充斥着大量的色情与游戏，感官刺激被无限地膨胀，甚至导致在现实中也效仿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而网络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严加防控。

综上所述，困境重重的人类，在后理论时代必须履行两大使命：批判与救赎，即在享受文明的一切成果的同时，批判文明中的一切罪孽，并在各自的领域内播撒救赎的种子。环境恶化，消费无度，虚拟的网络生活是后理论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最重要的三个紧迫问题。尽管它们由来已久，但在后理论时代，它们更加突出和严峻，并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为此，保护地球、节制消费、绿色网络将是后理论时代一切理论和生活的三大试金石。

三、后理论时代的理论之道

如前所述，后理论时论所面临的处境是：既要反对现代社会以来日益严重的理论主义，又要反对后现代主义对理论主义的过度颠覆所造成的虚无主义。理论主义极端形式是要理论不要生活，后现代主义极端形式则是要生活不要理论。因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协调好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创建一种与生活真正水融的理论。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条道路。

第一，坚持生活伦理，反对理论主义。理论往往在揭示真理的同时也遮蔽真理，正如纪伯伦所言：“许多理论都像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15〕（P317）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抛弃理论。理论是人类自身生活存在的一种形式，而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真理，或者说理论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状态，是“生活希望超越本身的一种企图”。〔16〕（P245）但是长期以来，理论都被视作一种知识形态而得到世人尊重，甚至有人说“除了知识论以外，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17〕（P12）其实，还有一种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智慧。如果说知识是对宇宙万事万物的客观而系统的认知，智慧则是一种主观而普遍的人生感悟。知识可以通过观察实验以及逻辑推理而得到，智慧则必须当事人投入生活切身体验方可获得。知识认识生活，智慧则引导生活。由此，加强理论的智慧性，即在理论中融贯智慧，可作为抵制理论主义的一大法宝。晚年托尔斯泰对此非常有感慨，他说：“生命的目的绝不只是获得更多的知识”，唯有“智慧是人类生活唯一合适的向导”。〔18〕（P200,212）他认为教育只关注知识而忽视智慧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科学的门类不计其数，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对人生有益？’则是一门最基础的科学。倘若离开了这门科学，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与艺术将变得暗淡无光，甚至极具危险。”〔18〕（P19）托尔斯泰在此所说的危险的确应验了。当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后，全世界的人都惊呆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中的伦理问题。伯尔认为原子弹的罪行使得“物理学家们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领域――一个不再只是唯科学技术理论为上，而是同样看重道德观念的领域”。〔19〕（P13）

对于重理论轻生活的理论主义来说，加强理论的智慧性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生活伦理。因为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生活的体验，必然对感悟它的人产生效果，使他们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并感悟存在。也许正因为此，诗人艾略特才说：“没有智慧的哲学是徒劳无益的。”〔20〕（P181）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把生活作为发源地，同时也是归宿。叔本华说：“真正的哲学家，他的疑难是从观察世界产生的；冒牌哲学家则相反，他的疑难是从一本书中，从一个现成体系中产生的。”〔21〕（P65）可是当今时代，他所谓的“冒牌哲学家”却非常盛行，它们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理论，而这些理论往往与生活世界很少关联。当今世界，人类少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真正关涉重大生活问题并不断探索生活之道的理论。坚持生活伦理，就是要求理论能担当起人类幸福生活的承诺，阿多诺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当理论艺术化之后，它理应具有这种艺术的功能。〔22〕（P237）让接受它的人内心温暖并感到生活的美好，有勇气面对一切生活的苦难。

第二，坚持复杂思维，超越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最大的问题便是二元对立或模糊二元界限基础上的“颠覆主义”。将整体、宏观与局部、微观对立，将统一、中心与差异、多元对立，将理论与生活对立，将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对立，等等，然后颠覆前者抬高后者。对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两点：一是任何新事物都是从旧事物那里发芽长大的，不可能与旧事物一刀两断。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将颠覆作为策略反叛传统，进而发展为颠覆一切中心和边界的“颠覆主义”，最后陷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在此，鲍德里亚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拟像”（simulacrum）的“超级真实”（hyperreality）的文化。现代性所确立的种种边界和界限因而破裂和消失，结果导致艺术与生活、政治与娱乐、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等界限逐渐模糊，人们生活在一种超级真实的世界里，符号已经取代现实，甚至比现实更加真实。伊格尔顿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自己的冲动是要消除形象与现实、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谎言、道德标准与美学标准、文化与经济、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政治左派与政治之间的差别”。〔1〕（P45~46）二是二元是人类认识宇宙的一种形式脚手架，而且也是的确存在的现象。试想，如果没有是与非，生与死的界限，世界该是多么令人恐怖！二元的存在是客观现实，问题是既不能将它们的界限彻底消除，也不能将它们严格对立起来，从而不允许中间形态的存在。不同的视角，二元的意义就会不同。从物理角度，人的生死意味着身体是否具有呼吸和新陈代谢，二者之间绝不等同。而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生死之间却关系复杂，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当我们听到“死即生，生即死”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从物理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从精神的层面去理解。此外，承认二元之间有中间项的存在，也是对生活复杂性的一种回应。

复杂思维最先由法国思想家莫兰提出，旨在充分考虑到生活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从而避免思维的单一、独断，甚至盲目。〔23〕（P9~11）“复杂性的方法要求我们在思维时永远不要使概念封闭起来，要粉碎封闭的疆界，在被分割的东西之间重建联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虑到特殊性、地点、时间，又永不忘记其整合作用的总体。”〔24〕（P151）由此，复杂思维应该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辩证思维关涉到正反之间的辩证统一问题，使得我们不至于片面地考虑到某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复杂思维则强调正反之间还存在某些变量，这就使得我们重视正反之间的转化过程，从而趋利避害，走向更加合理公正的存在状态。以此观之，后现代主义对他者、多元和差异的关注，启示就是对中间项的尊重，但却以牺牲二元为代价。鉴于此，在后理论时代，我们既要坚持整体、宏观和必然性，也要局部、微观、偶然性，我们还要允许有各种多元的差异存在，以便让上述各方之间相互交流对话，从而走向一种合理性。我想，这就是哈贝马斯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吧。

第三，坚持思与诗合一，走向“活的理论”。在理论主义者那里，理论纯粹以概念堆砌和逻辑推理而成，形式单调，读之佶屈聱牙，甚至味同嚼蜡。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并不抛弃概念和逻辑，但却在抽象与推理的同时灌注一种诗意。将思与诗结合，加强理论的艺术性，这是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早就提出的思路，可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尼采的建议是“我们要在科学的思考中加进艺术力量和生活的实践智慧”。〔25〕（P88）海德格尔则从语言的角度阐述人类言说“大道”的两种互补方式：“思”与“诗”。1959年在《走向语言之途》中，他指出需要有一种“语言转换”，希望能够“唤起这样一种经验：一切凝神之思（Denken）就是诗（Dichten），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从那种道说（Sagen）而来相互归属……”〔26〕（P1148）在此处，我们不能按常规理解他所谓的思与诗，但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启示：在诗与思合一之中显示真理。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与思都是真理现身的场所。我们在此强调诗与思的合一，旨在希望凝聚智慧的思想能够穿上艺术的外衣，即要求理论不仅在思想上拥有智慧，而且在形式上要具有艺术的魅力。

后理论时代，理论要想重建自己的威望和名声，不仅要讲求生活伦理和复杂思维，更要一扫乏味与枯燥，追求一种诗意的光芒。这种诗化、艺术化的理论，我称之为“活的理论”，与那种“概念的木乃伊”所组成的“死的理论”相对。同属理论，但二者风貌截然不同：内容上前者强调思想和智慧，后者则重视知识体系的完备；形式上前者强调表达的鲜活灵动，如有必要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后者则往往过于讲究术语的准确精炼，不屑于以纹饰来冲淡其明白晓畅；功能上前者是“为生活而理论”，来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后者是“为理论而理论”，往往凌驾生活，要求生活听命于理论；建构时，前者要求作者投入生活寻求理论根基，充分以生活中的形象填充概念之间的组织结构，后者则往往是著作者深处书斋，从理论典籍中寻灵感，找到自己的切入点，进而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体系，也不管其与外界有无关涉；阅读时前者往往让读者神思飞扬，在与文本深度交流感悟中，内心充满温暖和激情，后者则令人头昏脑涨，甚至有时不知所云，困顿于概念的森林找不到方向。

综上所说，在后理论时代，人类将有一场理论的内战，一场“活的理论”对“死的理论”的“理论内战”。所有热爱理论的人都应该行动起来，让理论回归生活，回归理论与生活水融的状态。理论必须成为而且也应该成为一门语言的艺术，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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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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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A］.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What Is Theory in the "Posttheory Era"?

ZHANG Gong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Abstract:"Posttheory era" is a period in the wake of the postmodern time. In this era, human beings are faced with an unprecedented predicament brought about by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excessive consumption, and digitalized life so that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a double mission, to reconstruct both theory and life. Theory, to be rebooted, is supposed to defy doctrinism and meanwhile to surpass post-modernism. There are three specific approaches, the adherence to life ethics while against doctrinism, the adherence to complex thinking over post-modernism, and the adherence to the unity of thinking and poetry, making its way for "live theory".

Keywords:post-theory era; doctrinism; post-modernism; life ethics; complex thinking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5）

新世纪以来，文艺与审美活动日益走向日常生活化、商业化和市场化，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理论》课程也在不断调整与转型，以期能够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审美活动。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新编》（修订版）、王一川的《文学理论》、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汪正龙的《文学理论研究导引》等几部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的出版，促使文学理论的教学有了较为可观的改进和发展。

综观目前的课堂教学，大部分课堂仍然是知识传授和思想规训。主要表现在：第一，循规蹈矩的知识教学。目前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内容在不断增值与膨胀，在传统的“五论”即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和发展论的基本结构上，不断吸收中外文学理论资源的最新成果，一直在努力地建立一座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宏伟精致的理论大厦，使天下文学理论皆备于我。结构庞杂，内容繁多，将产生于不同的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基础上的众多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融合在一起，教材变成了一个庞杂的知识拼盘，很难消化吸收。

第二，理论与现实相脱节。“哲学的生命不在哲学的技术性，而在于哲学的人间性”[1]。文学理论的学术创新能力虽然有诸多来源，但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一旦脱离现实，理论的生命力就会枯萎、衰竭，意义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目前，文学理论的教学从总体上说没有能够对这些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这导致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厌倦和漠视。一些学生反映，目前的文学理论学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不能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他们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现实的文艺知识和审美经验。

第三，文学与理论的分离。目前的文学理论教学，能够让学生基本掌握相关的概念、范畴等基础理论知识，但是面对陌生的或者当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却大多不能够灵活运用，只能泛泛而谈，缺乏对文本“肌理”的独特体验和发现。这说明，文学理论课程的习并没有调动他们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关注和敏感性，能够进行文学研究的人就更少了。在当前的教学中，理论与文学相互分裂，学生的理论修养与文学审美鉴赏能力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统一，因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提高。

要走出目前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需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与研究者们树立一种建构意识。“建构主义”是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学说中的一个关键词。福柯指出：“人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和赛义德的《东方学》等充分体现了福柯的建构主义思想。陶东风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谈到，他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即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为基本武器重建文艺学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3]。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的建构意识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开放的文学观念。“不把‘文学’视作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概念，而是转向把“文学”视作一种话语建构”[4]。没有一劳永逸的、普遍有效的关于“文学”的定义，它们只是某个时期、某个学术团体或某种意识形态条件下的产物;也不存在无条件的、纯客观的“文学本质”，它必然受到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我们从属的群体归属、民族认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符号的中介和影响。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时期被奉为“圣经”的“三突出”、“高大全”等曾经的“普遍真理”原来是作为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事件”出现的。同样，文学理论课程也是一种话语活动形态，而不是一种知识体系形态，因而不具有绝对客观性，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误区之一在于用本质主义的态度理解“文学”及其本质，把那些从以往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成文学的普遍标准和本质，把现有的文学理论体系当成“天然正当性”的认识，认为现有的体系结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文学艺术问题，从而建立起一种机械的评估――筛选――排除机制。这就使得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呈现出逻辑化、演绎化的特点。

理论体系的封闭性、确定性常常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正如文德班在《历史与自然哲学》中指出：“人类的理智愈是努力追求概念和规律，也就愈要把个别的东西本身抛掉，忘掉，放弃掉。”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文学”和文学的“本质”应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应深刻认识到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未定性、过程性等特征，应使目前的文学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培养与当下文化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文学理论的课程教学应不断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动态的历史关系中理解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如何使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文化旨趣保持和谐？构成文学理论前提的那些要素是否仍是恰切？文学理论对于现在和未来人们的文艺实践所具有的解释力是否依旧充足？通过这些追问，目的是使文学理论永远保持自我更新的欲求和能力，从而推动文学理论不断开启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把所谓的“本质”、“原理”当做一种话语的建构。其次，把这种话语建构事件化、历史化与地方化。

第二，具有深刻的现实洞察力。抓住文艺的现实问题或时代问题，始终正视文艺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现象，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深刻洞察力。文学理论教学既要面对当今形形的西方文艺思潮，又面对当代文学变幻莫测的创作实践;既要面对当下各种文学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又要面对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文学等普遍有效的问题。比如，21世纪，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中西文化交融沟通明显增强，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突然“崛起”、大众文化的蔓延，这些新的文化景观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多的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也对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知识传授提出了新要求。在传统的文学理论课堂上，我们比较集中地探讨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文学家的个体才能与创造力、文学艺术生产的精神观念属性等，很少考虑到物质的、机构的、技术的维度，也很少有教材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数字媒介大量涌现，网络写作大肆盛行，商业化、产业化、功利化等一些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方式和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方式的理解。这都需要我们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人具有现实的洞察力，将文学历史与文学现实紧密结合，不要让理论模式将我们封闭在学院高墙里，无法与社会现实形成有效的对接。

当下文学理论教学受到一些质疑和抗拒，很大的原因即是现实洞察力的缺失。由于教师知识与视界的原因，一部分人对于当代文艺发展的新经验、新问题缺乏前瞻意识;一部分人不愿、不屑于关注当前文艺实践中涌现出的大量的新现象;还有一些人回避乃至抗拒文艺发展前沿动态。当既有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新的文艺现象时，文学理论研究者如若不能与时俱进，则只会削足适履，将新的文艺现象硬塞进某种理论框架，抑或抱怨新的文艺作品缺少品位或创作方式不合“规范”，这些都束缚了当前的文学理论教学。

当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应从两方面增强现实洞察力。首先，应该以学生的生活体验为出发点，引导学生在生活现象的认知和感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和熏陶，形成对文学理论相关概念的认识与理解。例如，阐释“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从自身的生活实践出发，寻找一些社会热点和具有普遍意义事件，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加之教师的理论梳理和点拨，相结合就会对“女性主义”这一既具个性又能反映社会本质的概念有进一步的了解。它既遵循了文学由于生活到艺术再到理论总结的规律，又体现了教学过程中对于生命主体的尊重。通过引导学生对于生活的关注、体验和思考，使学生在自主的实现过程中，释放、确认自我。其次，直面新的文化与文艺生活。南帆说：“文学终于将日常生活带入历史。尤为重要的是，文学解放了这个领域的巨大能量。所谓的‘解放’意味了这种时刻：个别、琐细、日常经验、个人的感受与气息―――这一切在文学之中汇聚起来，瓦解种种成规，甚至冲出一个历史缺口。”[5]比如，在介绍“文学的传统与创新”这一章节时，在感性体验的层面，可以创设讨论情境，引导学生关注当前“文学的传统与创新”的现状及其得失，从而进入理论层面探讨。有了理论准备之后，即可在回到文学活动的现实本身，为当前文学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开出良方。如此，在教学过程中，便形成了“文学现象――理论总结――回归生活现实”这样的逻辑理论，文学或文学理论，从来都是与体验及日常的生活世界和经验密切相关。

第三，进行考试改革。大学文学理论教学固化考试――评估制度与方式妨碍了文学理论的学科的建设。现有的考试模式无论从题型、内容到形式、比重具有一些弊端，与课程的性质特点、考核目的不太相符，不易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易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能力。以题库统一出题、流水交叉改卷的形式将教师和学生牢牢地束缚在教科书以及教科书宣讲的知识上，不能发挥个性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导致学生的思想被纳入统一模式中，忽视了思维的活跃性和个体的创造性，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高极为不利。所以，文学理论课程的考试环节应从单一的偏重知识考察的笔试型，改变为对学生基本知识、文学审美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等的综合考评。通过考试改革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通过考试改革带动课堂教学和作业形式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考试改革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由被动的死记硬背、接受知识型变为主动学习、独立思考型。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利用已有的文学知识和经验同化当前学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某种意义，提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页.

[2]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6）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生活在急剧变化。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1]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之间、各个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2]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学、学、学、学、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发展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7）

虽然他所称的“文化理论”主要是指后现代的法国理论，但实际上这里则更是针对着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所开创的“文化研究”。它的一个主要特点，一如伊格尔顿上述的描画，就是智识与日常生活的亲密接触，甚至最终可能的融为一体。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相接近，这或可叫做“日常生活学术化”吧！对于日常生活，这结果是什么，伊格尔顿没有说；但对于知识或学术，伊格尔顿则明白无误地警告，这将最终导致其对日常生活之批判能力的丧失。

客观地说，伊格尔顿此言真是一个洞见！文化研究的任务，就其传统和后来的实践看，不是批判日常生活，而是捍卫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论怎样地被“文化工业”所麻痹，但由于它是“生活”，即生命自身的过程，因而便具备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再者，由于它是以“生活”为基础的对媒介话语的处理，因而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个观点是，它决不相信什么“文化工业”的腐蚀性力量，不相信什么“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和构造（阿尔都塞）。例如，大卫·莫利就认为，观众不仅仅有自己的语码，那尚是话语的层面，他们更有自己的生活语境，因此其解码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媒介话语置于自己的日常语境，如此，生活的力量自会解构媒介话语的强势灌输。如果可以认为“话语”或“意识形态”有时是致幻剂，那么“生活”则就是它们最为彻底的解药。文化研究当然是不想反思日常生活了；相反，它将日常生活本体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它不再能够反思日常生活。这是伊格尔顿的忧虑所在。

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的崇拜，来自于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的新的定义：在其《文化与社会》（1958）中，威廉斯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威廉斯进一步解释说：“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

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涵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威廉斯“文化”定义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质的”生活，将物质性的“体制和日常行为”，纳入“文化”的范畴。尽管他没有将知识的和精神的“文化”剔除出去，但物质性文化的介入，如果不是取消，至少也是削弱了文化的反思功能，最终则会导致其批判功能的丧失。文化不反思，文化只是“无意识”地生活着。而现今广为流行的“物质文化”概念，其“物质性”除去是指文化的物质形态外，另外一个未被注意的内容就是“无意识”。不是詹明信的“文化无意识”，而是文化，（即）无意识。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无意识乃是文化最为基本的特征。

作为威廉斯“文化研究”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霍尔则基本上是一个理论的“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

对他来说，理论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对阐发现实文化问题有用。他曾经向访问他的中国学者表白：理论“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在霍尔的文化研究中，理论显然只是被降低到“工具—使用”的层次。莫利也不时地嘲笑理论，说理论因其抽象而可以在全球兜售，赚取更多的教席和学生。不过也有人还嫌不够，要求霍尔所领导的“文化研究”应该回归到社会学的本位，肩负起社会学的重任，因为据说霍尔多少还有些“话语转向”或“文本中心”的后现代嫌疑。

文化研究的当前变化可以说愈来愈“非理论化”了。

在英国有托尼·本内特的“文化政策”转向，他将文化政策置入文化研究之中，关心文化的“政府性”而非“抵抗性”。本内特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的“修正主义者”。的确，他在开放大学接替霍尔社会学教授一职，也可以说象征着英国文化研究一次重大的“修正主义”转向。如果说霍尔是将“理论”转化为“批评”，此时“理论”尚有存留，那么本内特则是将“批评”修正为（实证/科学）“研究”“，理论”终于变得可有可无了。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好像就从未“理论”过，文化产业研究一直是它的主流，这当然与本内特的言传身教有关（他曾一度执教澳洲）。目前文化研究课程在欧洲高校正呈遍地开花之势，但多是在传媒系科，属于应用型社会科学，很少引起“哲学”学者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抢滩中国，在与文学研究发生过激烈而短暂的交锋后，便旋即毫无争议地转入文学研究者比较陌生的文化产业研究了。文化产业研究者认定，一方面，文化可以经济化——文化不能只是为经济搭台，让经济唱戏，它本身就是经济，就是经济时代的主角；另一方面，经济也要文化化，就是说，经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通俗地说，为了增加（产品）附加值，也需要“符号化”和“审美化”——这是经济文化化的核心内容。无论本内特们或者中国文化研究者们是否愿意承认，这类对文化的应用性研究，都将导致文化之批判功能的某种程度的沦丧。文化产业研究是没有立场的，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替利益张目，而非为“文化”执言。文化研究演变到文化产业研究，它也就完全成了一门实用经济学，它决非“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在其起源处的政治情结至此消释殆尽。如法国理论家波德里亚的符号经济论本来是一种如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社会批判理论，而现在许多中国文化学者却鼓动将它拿来打造产业“品牌”形象。抛弃了批判理论，文化产业将只会生产“景观”（spectacle）或“拟像”（simulacrum，一译“虚像”），一种歪曲真实的虚假形象。

君不见，在影视界，我们的前卫编导们不知生产了几多“中国拟像”，不，是“拟像中国”，与真实中国无关的“拟像”。他们不对真实负责。

文化研究在目前中国的另一发展是由各路学者纷纷涌入的所谓“文化批评”，其中情况较为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则很明显，就是它对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等的本体性依赖。文化批评的声音多在这些场所出现。大众媒介是深受市场定律的制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量无时不在折磨着媒介人的神经。在这样的场所，“文化批评”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作为，它必须跟着市场走，必须吸引眼球，否则就不给上版、上镜、上传。大众媒介似乎有时也欢迎一些“独特”的声音，批评好像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的，但别忘了，它要你的独特，是用你的独特做卖点！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化批评难逃一种伪文化的“大众批评”的厄运。欧洲理论新星齐泽克对文化研究持悲观态度，但他的悲观却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发现，文化研究对权力的反抗正好为权力所需要，因为权力正是通过对差异的承认和整合来建立和稳定自身的。我们不是要整个否定文化批评，它至少还给大众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间，我们在此仅仅是想提醒，文化批评，可别忘记了“理论”和“反思”。而对那些只会哗众取宠的、迎合市场的所谓“文化批评家”、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贩卖“激进”，或贩卖“保守”，扭捏作态，装疯弄傻，假冒先知，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则无须去提醒，因为他们比谁都“清醒”，他们无非是在演戏、“卖”“艺”。

文化研究是“生活本体论”的，而理论则是认识论的，它假定主客体二分模式的永恒性，我们无论如何地“弃智绝圣”，都不能将认识主体取消干净。当我们与自然一体时，我们将不再是能够认识的人；而如果承认我们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那么“认识之眼”将是我们最基础的本质。而且，我们知道，“理论”的原义就是“观看”。当年胡塞尔之所以无法改正其“自我”中心主义，非其不为，是逻辑上之不能也。庄子难题“子非鱼”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局限，但它也给予我们“认识”世界的超越性位置。高举“生活本体论”的文化研究，不管其有意还是无意，将不会形成“观看”因而“批判”生活所要求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反对认识论，反对主客体二元论的，其实，它反对的是在二元论的认识论中对主体之绝对支配地位的认定，而不是在其根本意义上的认识论。德里达认为意指总是被“延异”，是因为二元论的认识论，能指与所指的对立和张力永远无法克服。就此而言，解构，甚至包括一切后现代的主张，都不是对认识论的取消，而是通过揭示认识论内部的复杂性，而尝试创新认识论。

解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一种似乎没有主体或自我的认识论——从前那个主体或自我并不纯粹，总是掺杂着一定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因而是有局限的、待解构的。

与德里达的解构相反，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则试图消灭认识论，它将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基础化和本体化。

认识不再独立于世界，它就是我们在世的生活方式。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前见”甚至是“偏见”没有什么可怕，它们构成我们的基本存在，是我们理解能够进行的先决条件。没有“前见”，我们无以理解。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传统”。解释学要的是“真理”，反对的是“方法”。在伽达默尔，“方法”是认识论的同义词，而“真理”则是没有“认识”的“传统”。这就是伽达默尔那部名著《真理与方法》要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当把“理论”、“认识”、“方法”统统本体化之后，这在文化研究，就是“生活化”，那么由谁来执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反思和批判呢？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哲学缺少这个反思的维度，威廉斯和霍尔则是更未曾想到过这个哲学性的问题。而一旦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理论大厦将顷刻间崩塌。

英国文化研究没有“理论”，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但在这事实背后则是反思精神的匮乏，是认识论距离的消失。拥抱日常生活，当然不错，因为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但这生活从来就不是自在的生活，其中有着多少的文化和观念的沉积呀！换言之，生活从来就是文化的。将文化彻底地生活化，将可能使那些貌似时髦而实质上腐朽、落后、不健康和非理性的文化因素被保护起来，移出我们的批判视野，逍遥于理性的法外。海德格尔与纳粹政府的同流合污不是没有哲学原因的。而真正的唯美主义者就不会如此。唯美主义乃是文化研究所要批判的一种激进的“审美现代性”（如对阿诺德的批评）。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9-033-01

高职人文和社科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目前，高职院校领导、老师对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仍然缺乏重视，本文是课题《高职院校人文和社会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分析问题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期为人文和社会实践教学提供多角度思考。

一、高职院校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认识的重要性有待提高。现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老师认为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仅仅只是理论教学的补充部分或辅助环节。相比一些其他专业课程，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只能作为业余课程，

2、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人文和社科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涉及的课程门数和学生人数都较多，需要一套人、财、物等方面健全的保障机制，但事实上，没有稳定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缺乏资金支持等问题依然存在。

3、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组织管理有待加强。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具体分为课外和校外。这是一项开展范围大、参与人数多、程序烦琐的工作，仅靠从事理论课的老师是很难完成的。因此，学校各个部门应该一起通力合作，要有细致周密规范的安排和组织，这样确保实践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目前，没有建立专门的管理制度，没有制定详细的活动实施方案，没有建立一支专门的管理队伍，社会实践教学缺乏科学机制。这样就会导致活动开展不规范，计划方案不落实，组织缺乏规范性，参与程度不深，开展缺乏成效性。[1]

4、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考核评估机制失效。每一次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展开后，要对活动展开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这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事实上高职院校缺乏这一环节，主要表现在：缺乏可操作性的实践考核标准，无法对活动进行公平、有效的评价；在具体评价方面，评价主体过于单一，没有可以参考的评价准则和评价方式，只看重最后的报告结果，忽视学生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进步。

二、高职院校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

1、在实践教学中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不同的高职院校因为地域、研究方向、办学条件等方面不同，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也不同。要因地制宜，合理地制定实践计划，组织实践教学活动。

2、在实践教学中应坚持注重实效性及目的性的原则。让学生不仅能够学到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能发现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

3、在实践教学中应坚持形式上多样化的原则。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目前的实践教学的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局限于传统的少数几项常规性的活动上，实践活动参与的主体缺乏积极性，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活动。

三、高职院校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路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要不断地对高职院校人文和社科理论课实践教学进行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永葆生机。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

1、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只有理论与实践同步，教师的积极性和兴趣才能真正调动，能够全身心投入，从而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时代在不断进步变化，授课老师应该紧跟时代脚步，把最新的素质理论知识教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结合实际，学以致用。

2、优化、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人文和社科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顺利展开，需要一个有效的教学保障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大力建设社会实践基地。社会实践基地是高效实践教学活动展开的一种载体，它能更好地锻炼学生实际参与的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实践基地，再由学校组织，与社区、农村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等联系，本着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把地方建设发展和大学生锻炼成长结合起来，建立一批有不同特色的实践基地。（2）加大对教师队伍的培养力度。学校应该积极对实践教学教师进行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和培训，让进行实践教学的教师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通过实践，他们能够获取到相关经验，能够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提高专业素养。（3）学校应该建立一笔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门用于社会实践教学。学校应将其纳入学校经费预算，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提供资金保障，对其应与专业教学实习一视同仁，同等重视。

3、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学校要制定一套实践教学活动长期展开的行动纲领包括社会实践各项参与人员的职责、经费的使用、后勤保障等。

4、建立合理的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理论主要是考察教师的课堂的教学能力。针对实践教学的评价，应该包括整个实践活动的策划能力，如何确定实践考察内容，制定详细计划，指导实施过程的效果和质量等，并且将考评结果直接与教师的各种评优评先等相关荣誉进行挂钩，这样可以有效地激励人文和社科理论课实践教学教师更加热情、用心地来指导活动。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9）

“人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文学发生期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对新文学的生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迄今为止，“人的文学”观念中的很多重要理论思考仍缺乏完整细致的理论解析，其中对于以周作人为主要理论代表的“人学”观念的研究尤为薄弱。由于这种“人学”观念对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发展都起到过深远的影响，因而对此研究的不足会影响到对现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深入探讨。鉴于此，论者拟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学”观做出细致的观念解析，以期推进对于“人的文学”观念的研究。

“五四”时期周作人所持的“人学”观是现代“灵肉一元观”。现代“灵肉一元观”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美，是一种科学化的理论构造，这一理论的创建者们试图将“人学”观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即基于19世纪后期成果斐然的关于“人”的科学发现、研究成果与种种科学假设，建构起一种科学的“人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理论家往往基于对“人”的科学观念的不同认识，各自对“灵肉一元观”做出了自己独立的构建或阐释，其中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曾重点推介过凯本德、霭理斯、与谢野晶子、须莱纳尔、爱伦凯、倍贝尔、斯妥布思女士等理论家。新文化运动前后，周作人也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思考，并将其做为“人的文学”观中的核心理念。以下论者将从观念建构、理论框架与理论的内在矛盾三个方面对周作人的“灵肉一元观”进行解析。一科学“人学”观建构的理论尝试

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对“灵肉一元观”的主要问题首次进行了明晰、全面的理论阐述①，叙述虽然十分精简，但总结非常全面，理论概括也相当精要。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以坚实的科学知识作为其理论根基，《人的文学》中关于“灵肉一元观”的论述，其理论依据十分明确，就是生物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坦承：“《人的文学》……大旨从生物学的观察上，认定人类是进化的动物”②，他在《祖先崇拜》中也确切表明：“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③。这里所说的生物学，是指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在进化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生物学学科与理论（与进化论出现前的生物学具有本质差别）。这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的生物学，对于现代灵肉一元论者的重要意义在于，进化论以确凿的实证考察，较为严密的理论推理，从科学的角度把人从天上拉到地上，更重要的是把人们对“人”的观念彻底从天上拉回了地面，并且直接将人置于动物的进化链条当中。而在进化论出现之前，大多灵肉一元论者都只能从形而上色彩很浓的大胆推论与设想出发肯定人的生物本能，这些观念根本缺乏切实的说服力。

这种新的生物学理论正是由一些现代灵肉一元论者参与构建的，他们认为这是最新的科学真理，并且发现这些科学观念使人们对“灵”、“肉”一元的合理关系的科学阐释成为可能：

一方面，只有在承认人是动物的前提下，人们才可能明确地肯定人的生物本能/“肉的生活”是人最本质的属性。而历来从精神/“灵”的角度对人的生物本能作出否定、贬抑，认为其非人本质所有，应该被精神超越，正是传统灵肉二元观念的主要理论基点，周作人将其概括为：“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④。

另一方面，只有从进化论入手，才能从科学的角度说明“灵”“肉”的准确关系。“灵肉一元观”的近代先驱者多数只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在哲学的思考中得出“灵”“肉”本为一体的结论。以布莱克为例，他主张“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⑤，这些观点被周作人评价为“义甚精密，为古来言灵肉一致者之最”⑥，但是他们，也正如周作人所言，虽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却带有神秘主义哲学的气味⑦，显然不能作为科学时代的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周作人等一些现代灵肉一元论者便将建立于进化论基础上的生物学当作了立论的出发点。

对于“灵肉一元观”的理论构建，周作人主要是集中在人的本质论的问题上。可以看到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对人的本质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说，定义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第一点，人是“从动物”进化的，第二点，人是从动物“进化”的，用“灵”“肉”关系的理论模式来讲，这两个要点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其中人是“从动物”进化的，是在说明人的生物性的本质。作为一种生物，人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

而所谓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强调的不是物种之间在进化过程中的生理性差异，而是把人置于生物界进化的总的链条中，来说明人独特的“内面生活”/“灵”的生活发生、演进的来由与动力。在他看来，动物也有其简单的“内面生活”，但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进化的力量，人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并且“渐与动物相远”，“逐渐进化向上”⑧，发展出别的动物所不具备的独有的“内面生活”，即人特有的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这种“内面生活”不但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而且“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在对“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略加分析后，接着周作人便肯定了两者的一致：“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致的人”。但究竟“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是如何达到一致的，周作人在这里并未正面加以完整论述，只是借用了布莱克的“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这一缺乏科学论证的说法作了解释⑨。

不过周作人对这一问题也并非没有加以分析，但这是在具体分析一些道德观念时显现出来的。在阐释人的道德问题时，周作人以两性之爱与亲子之爱为例，对恋爱的起源与亲子之爱的产生做了详细解说⑩。在这些论述中周作人分别说明了两种道德的产生情况，按照他的分析，这两种道德显然是由于进化而在人的生物本能的生活之上自然产生的，并且它们在产生后，不论由“心的进化”达到怎样“高上”的境地，本身始终未能脱离开本能生活而独立存在。在《祖先崇拜》中周作人十分明确地宣称，作为动物的人，订立其道德观念、行为原则的标准只有生物学，这实际上已经确切表明，在他看来，至少在道德问题范围内，每种道德都与两性之爱与亲子之爱一样，是由于进化而在本能生活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11，它们无论由“心的进化”达到怎样“高上和平的境地”，都不过是它们本身进一步的发展而已，始终还是没有脱离开本能生活而独立存在。并且周作人一再强调道德本于天性、符合自然律，应该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12，不能违反人性、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13，很明显，这都是在明确说明道德不能悖离人的生物性本能。

以上论断，不仅是周作人在论述道德问题时的看法，实际也是他在规范人的总的“灵”的生活之时所做出的基本判断。依他所见，所谓“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是所有高于动物本能之上的“内面生活”，包括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产生与存在的共同原则，他所说的以生物学做整个“人类行为”的标准，正是在此意义上立论的。

在这一时期，关于“灵”的生活，周作人的思考主要集中在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上。对于人的“社会生活”，周作人倒是明确谈及了它的生物性起源问题。本来在人的“社会生活”领域，达尔文、克鲁泡特金等已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对“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在“五四”时期盛行的人类社会的“互助”理论，就是达尔文、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等提出的以生物性本能为基础而进化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14，这种生物性本能周作人概括为生物为与异类争存而具有的“为生存竞争的互助”15。他也完全认同这一理论，屡屡论及，并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明确指出“互助”的生物学基础：“人类兼有自己保存与种族保存的两重本能，所以为我与兼爱都是人性里所有的”16。

类似“互助”这样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明显是属于“社会生活”中社会伦理的部分，人的“社会生活”还包含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制度等其它层面，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将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一切，全都归结为道德问题，从他的思考来看，人类的各种“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另一种道德生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制度等层面的“社会生活”，确实做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理想的理论建构与实际设想，但他既没有为这些理论建构与实际设想提供符合实际的坚实的理论支持，诸如系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也没有具体分析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如何进行实际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造，以促成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实现，他的论证方式只是提出一些单纯的社会伦理范畴、道德原则，即现代人道主义的社会伦理范畴与人的理想生活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纯粹的哲学思考与理论演绎，对理想生活的样式作出构想。应该说，在这种对于人的“社会生活”做出的理论设计中，“社会生活”确实可以象道德生活一样，把基础牢牢扎根于人的生物本能的生活之上。

而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并没有多少涉及超越性的精神生活的实际内容17，因而我们无从了解在他的观念中，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是如何建立在“肉的生活”之上的，但普通的精神生活的发生与人的生物性生存之间的关系，他在论述艺术与宗教的起源、发展时曾明确谈及：

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别种艺术，亦多如此……希腊最早的戏曲多是一些神话或传说，其原因即在求生的精神活动，文学宗教都出于此……都是由求生之念抽出来的。当时极简陋的歌舞音乐，也就是后来极精美的歌舞音乐的起源。

在他看来，艺术与宗教这些普通的精神生活最初的发生，正是本于人类“要求生存的精神”，在求“保全生命”18的生存活动中自然产生的，它们当然是人在进化中生成的高于动物的“内面生活”的自然产物。做出这一推断的理论依据，周作人明确说明是英国人AndrewLang在19世纪后半期所创的解说神话的人类学解释方法，这种理论完全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研究与推断“唯依人类进化之理”19。综上分析可看出，周作人的确在努力做到，在人类进化的理论基础上把人的“内面生活”完全建立在“肉的生活”之上。他认定人的“内面生活”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在人的本能生活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具有坚实的生物性起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生活，即“肉的生活”是人生存的基础，而“内面生活”正是“肉的生活”的“外面的界”，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借用布莱克的话就是“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当然也没有与身体分离的灵魂，所以“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成为一致，“肉的生活”也就是“灵”的生活。

二 “二希”理论框架内的理论创新与局限

近代以来关于人的本质论问题，都是在相同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理论思考的，这就是“二希”的文化哲学观［二“希”指希腊主义（Hellenism）与希伯来主义（Hebraism）］，它是以人性的二重要素组构对西方文明与历史形成、演进过程进行解释的一种历史、文明解释系统，生成于19世纪后半期，是在近代欧洲人性二元论的范围内发展、完备起来的。一些人性二元论者承继了阿诺德的“二希”命题，并生发出一系列相关命题，建立起全面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力图将完整的人类生存状态、整个文明的方方面面全部归拢入其解释范围内，并在各领域分别建立起系统的历史谱系。

现代“灵肉一元观”使用的仍是“二希”解释系统的理论框架，这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人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等论著中都有明确反映，它在此框架内对“人学”观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可以看到，周作人在此框架内对一些“二希”系统内的命题作出了重新界说，而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他明显采用了由“灵肉一元观”改造过的“二希”系统来对西方文明与历史进行新的解读。

应该说，“二希”理论系统的基本起点是对人的本质，主要集中在对“灵”、“肉”关系的定位，其他一系列理论都是由此衍发出的。现代“灵肉一元观”对于“人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也正首先集中体现在对人性的二重要素“灵”、“肉”关系认识的理论跃进上。这种跃进是针对其他两种近代盛行的“人学”观——“灵肉二元观”与“灵肉合一观”20的“灵”、“肉”关系认知而言的，体现在对于“灵”、“肉”关系认知的本质差别上。

近代“灵肉二元观”坚持抽象人性论的立场，认为人性是固定的，它是由“在人身上和历史中呈现出对立”21的二元组成。对于这种“人学”理论的“灵”“肉”关系观，以及由此观念造成的危害，

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与《人的文学》中都做过明确分析，他称灵肉二元论者“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22。

以厨川白村、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灵肉合一论者23，是作为“灵肉二元观”的严厉批判者出现的，他们力图颠覆这种“人学”观，以冀改变因灵肉二元分裂而造成的不正当的人的生活，他们在“灵”“肉”关系上做出了很大调整，以兹作为自身的理论起点。

在他们看来，“灵”、“肉”二元虽然都是由人性中发出的，但在历史上它们一直处于相互对峙、彼此分裂的状态，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其中一元压抑另一个，以至走到极端、偏至的境地，而当其中一元走得太远，人们必然会不满，要向相反的方向矫正以往的偏差，但由于“灵”、“肉”二元始终分裂，不存在相互制衡以至和谐的状态，因此矫偏的结果，必然是另一元朝着另一个非人性的极端同样走下去，直到对立的一元再取代它。这就形成了一种历史循环，其结果是造成人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境地，“灵”、“肉”二元从来没有组构出过完整和谐的人性，而是每每朝向一个极端愈走愈远，完全违背人性的本然，走向非人性的乖戾的形态，反过来成为戕害人性的东西，而这正是造成历史上长期大量存在种种不正常的人性表现情态的主要原因。灵肉合一论者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分析立场，希望扭转这一历史困局。他们否定了“灵”、“肉”二元不平等的地位，认为二者在人性中居于同等地位，应该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达到完全的融和，只有这样人类才会走出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灵”、“肉”分裂、人性“异化”的局面；而且从其抽象人性论的精神史观出发，他们推断人性问题的解决必将成为整个社会、文明的诸种核心问题走向彻底解决的关键，由此人类历史将会掀起新篇章24。

关于“灵”“肉”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灵肉合一观”虽然对“灵肉二元观”做出如此激进的理论革新，但其思考结论依然保持了“灵”“肉”二元人性思考的本质特征：其一，未超出抽象人性论对人的本质的定位。其二，它的思考框架未跳出固定人性的二元组构的范围，其思考只是在以二元为基础的理论系统内对原有二元的地位进行了颠覆，即要求恢复“肉”应有的地位，“灵”“肉”二元应当对等，并要达到完全的融合。应该说，在这种新的理论认知中，“灵”“肉”二元仍然是不同的东西，其矛盾、对立依旧存在，灵肉合一论者所期待的和谐、融合，也不过是对二者之间矛盾调和的结果。再者，“灵肉合一观”完全是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在非经验性的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讨论人性的分裂、灵肉合一的解决方案等命题的。

在“灵”“肉”关系问题上，“灵肉一元观”与“灵肉二元观”、“灵肉合一观”表现出了本质上的差异。从周作人对“灵”的问题的分析来看，没有什么人有抽象的固定的人性，人性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即在人原有的“肉的生活”之上通过“心的进化”自然生出人的所有的“内面生活”，“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共同构成人的本质。所以虽然从理论的框架来看，这种进化而得的人性中还是包含两重组成部分，但异于灵肉二元论、灵肉合一论之处就在于这两者是人的一体之两面，也就是说，人性只有一元，“灵”与“肉”不再是二元，它们不过是这一元中的两个组成要素，而且两者密不可分、和谐地结合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人性，二者的和谐是在同物之内的和谐。

在对“灵”“肉”关系进行重新认定后，周作人进一步对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要素以及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重新认知与解释，这些是对“灵”“肉”关系思考的直接理论延伸。

与“灵”、“肉”关系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周作人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要素的重新认知，这表现为对一系列二重要素关系的重新定位。灵肉二元论者在“二希”系统内，基于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人的本质问题范围内，生发出一系列相对待的二元要素，它们分别从属于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两个系统，用以解释人类种种的生存状态与所有文明现象，可被称作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要素。在“五四”中国经常被谈及的有这样几组相对待的要素：主观的倾向与客观的倾向，信仰的独断的与科学的实验的，宗教的道德的与智识的艺术的，超自然主

义与自然主义，利他主义与自我的满足，天国、神本位与现世、人间本位，教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绝对的服从与个人的自觉，要知道神与尔当自知，灵的、禁欲的与肉的、本能的25。在“五四”前后，周作人主要强调了其中几组相对待的二重元素：理想与实在，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情，知识与信仰，或体质与精神，他说这些皆为“人性二元（ThePagano-Christiandualismofhumannature）［指两个精神系统—论者注］……二者之代表”，它们“互相撑据，以成人世之悲剧，而人生意义，亦即在斯”26。在历史上它们都被灵肉二元论者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人类社会存在的二元组构要素，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系统，与之相反，周作人则从人性一元的人的本质论出发，推断出每一组合中相对待的人的社会存在中的本质性要素，都是人性一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而且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比如，在他看来，对于个人与社会两重要素而言，既没有离开个人的社会，也没有离开社会的个人，个人、社会实为一体，个人（生活）即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即个人（生活）27。

另外在对历史发展的认知方面，周作人也承认由于人性的偏至发展而造成的往复循环的历史形态，但他解释历史的理论立场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等文中以他的历史描述取代了厨川白村等的历史描述。在他看来，造成这种历史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现代“灵肉一元观”的“真理”性认识，因此他们从二元论立场出发，偏重一元中的一个方面，使之极端发展，而压抑另一面，这样人性必然会分裂，造成整个人性的非正常发展，结果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变异；现在既然认识到这一“真理”，这就意味着往复的历史进程即将结束，人性完美、和谐、合理发展的时代有望到来28。

“灵肉一元观”之所以能够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作出重大理论创新，原因在于“灵肉一元观”与“灵肉二元观”、“灵肉合一观”这些没有经验科学根基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同，是科学时代的产物，是建立在最新的关于人的科学认识上的思考结论。周作人等灵肉一元论者使用当时关于人的最新科学成果对人加以定义，并试图把所谓人性的组成因素建立在经验科学的人的定义之上，而且他们更加注重历史的经验事实，使用科学观念对它进行解释，在这些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系统与历史认知。他们的理论尝试体现出“人学”观念科学化的努力，即力图以科学的常识解释人的全部，使“灵”“肉”一元的人的本质观以及“人学”体系完全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以达到他们认为必能达到的科学的确实性与真理性。

通过以上对周作人“灵肉一元观”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的科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这缘于它天然的理论局限，因为灵肉一元论者在对人性进行科学思考的过程中，仍然使用着灵肉二元论者建构完成的“二希”理论框架，并沿袭了在这一框架内思考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路径，把人性的复杂问题全部归拢入有限的框架、模式当中。例如周作人等灵肉一元论者承继了抽象人性论所发展出的人性的二重分类的原则，把人的生存的所有内容全部划归有限的“肉的生活”、“灵”的生活的二重元素组构中，并一定要用二重元素的一体，即“灵”“肉”一元来限定人的生存问题；甚至其历史认识也采用由于“灵”“肉”二重元素偏至发展造成历史循环的文明史解释模式，而其理论基础正是人性二重元素在本质上“不能有所偏至”29之说。还有，周作人等仍把人性内的冲突看作是二重生活的冲突，而对于这些冲突问题的分析，虽然其中有些周作人能够用生物学、心理学、遗传学、性学等科学认识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如在《沉沦》中周作人用精神分析学对“灵”“肉”冲突所作的分析，但他对另外一些则似乎有点无能为力，仍是在灵肉二元论的抽象思辨范围内思考它们。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里曾集中谈到过的理想与实在、理性与感情、知识与信仰等人性特质的冲突、对立，他在《欧洲文学史》、《魔侠传》中对它们的介绍、分析并未显现出异于灵肉二元论者的特别的新解。此外，他对于那些相对待的人的社会存在本质要素的一体关系的分析，也较少提供生物学等理论的解释，其中很多分析仍是在灵肉二元论的抽象思辨范围内作出的3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周作人等灵肉一元论者的新的理论思考是在“二希”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这就使得其人性思考一方面虽充满了科学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却避免不了显明的抽象人性论形而上思考的印痕。归根结底，他们的理论创新是无法超出话语系统的限制的。

三 科学“人学”观建构潜存的内在矛盾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现代“灵肉一元观”建构方面的工作实绩，充分体现出他建立科学“人学”观的理论热情，但从以上对其灵肉一元观念的分析当中，业已显露出这种新的理论构造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究其根本原因，周作人对“灵”、“肉”关系等问题所作的理论努力，质而言之，实际上是一种有一定根基却又没有经过完全论证的理论设想，这种理论构想中潜存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撇开别的问题不论，单考察周作人对于“灵”、“肉”关系问题的论证。应该说，这一理论建构是艰难的，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困境，首先，它既要满足经验科学归纳实证的要求，又要遵循“二希”理论框架内理论演绎的规则，但是这两者并不相互包容。其次，这一理论要求，统括所有人的生活，将其全部纳入两重的生活当中，而论证所有生活现象都必须在进化论为基础的生物学上寻找有力的依据，这样一种狭隘的理论要求，所要面对的却是解答如此复杂的人的本质问题，应该说，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理论构想确实难以做到。

另外，这种理论构想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解释的局限性：一方面，人类已经远远超越本能生活，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创造与社会发展，已经很难找出很多精神存在、道德存在、制度存在等最初的生物学起源，而且追溯这种人类行为的生物起源对于很多“内面生活”的改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毫无必要，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内面生活”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生物学的起源。

另一方面，完全以生物学等科学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难以解释自由意志等超乎经验领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这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以及极端的科学主义论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部分科学主义论者认为这部分的人的“灵”的生活完全可以用人的动物性的经验生存来解释，从《人的文学》中看，他从理论上也确信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可是实际上他对此问题根本无从解释。应该说，这种力图以科学解释来解决人的所有问题，甚至包括道德问题、超越性精神问题的努力一个世纪以来影响甚广，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现代文明的反思者就已经指出，这种努力虽然十分真诚却又过于自负。这种思考不仅在当时就已迅速露出破绽，并且不断遭到分析哲学以及众多文明批评家的强烈反驳，此外，自康德以来的哲学传统对此也并不支持。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的这种理论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但是相形之下它的理论支撑就显得过于脆弱、单薄了，并且它的解释能力也实在不尽完备……作为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它的这些特质颇具代表性。这一理论设想在周作人这一时期的观念建构与现实思考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内在矛盾与理论疏漏也确实不断显露出来，应该说，不久之后周作人“人学”观念的转变，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已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

注释：

①参见周作人著《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有关问题，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随感录三十四》（《新青年》5卷4号），《答蓝志先书》（《新青年》6卷4号）、《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2卷1号）中都有所论述。②13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

③仲密（周作人）《祖先崇拜》，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

④⑤⑨1222周作人《人的文学》。⑥192629周作人《欧洲文学史》。

⑦参见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与《勃莱克的诗》（1918年作，收入《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版）。

⑧这一过程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描述为“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都在被不断地“排斥改正”，他肯定这一过程在整个人类史上是确切存在的，《人的文学》中所谓欧洲“人”的真理发现的三个阶段就是明证。⑩参见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与《祖先崇拜》。

11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没有做出很明确的理论总结，他仍借用了布莱克的重要论断，因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周作人这种认识的确切含义。

14对于巴枯宁的观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有所译介，见1919年4-5月《新青年》6卷4-5号。

15荆生（周作人），《冤哉达尔文》，1924年2月25日《晨报副镌》。

16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1920年6月23-24日《晨报?副刊》。《访日本新村记》中也有相同论断，1919年10月《新潮》2卷1号。

17当然在涉及新村问题时，关于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周作人谈到了“精神的方面”“自由的发展”的问题，但关于其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建立在生物本能上，他并未谈及。参见《新村的理想与实际》。18周作人，《宗教问题》，《少年中国》2卷11期。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新文学的要求》、《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对此都有过详细论述。

20长期以来，人们经常将这一理论形态与“灵肉一元观”混淆，甚至直接把它当作“灵肉一元观”来看待，论者尝试对其特质加以初步分析，权且命名为“灵肉合一观”。

21〔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1页。

23厨川白村所著《文艺思潮论》（樊从予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的理论核心就是“灵肉合一观”。关于易卜生的理论思考，见《文艺思潮论》，23-25页，他的理论观点，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思想界被经常论述，得到相当重视。沈雁冰（茅盾）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对他的“灵”、“肉”观有相当透彻的分析，见《小说月报》13卷1号。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二元的人性分析也十分典型。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0）

[作者简介]冯莉（1978- ），女，甘肃陇西人，榆林学院教科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陕西 榆林 719000）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0-0156-03

当前，我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教学中都存在着忽视实践教学环节的倾向与现象，然而，社会形势发展要求高校必须加强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目前，国内对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实践性总结而鲜有理论性分析，其结论往往缺乏一定的普适性。本文将就文科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取的四种基本模式进行探索，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文科课程开展实践教学的内在合理性

文科课程进行实践教学的内在合理性是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逻辑起点。

1.这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在课堂上尤其是在文科课堂教学上接受的还只是基础性的理论知识教育，尽管这一部分十分重要，但毕竟不是高等教育的全部内容。人才的培养及其健康成长最终要在自身的不断努力和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必须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2.这是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中的要求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强调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技能的掌握。文科课程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也是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追求知识真理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技能，实践教学环节肩负重任。同时，借助于实践教学环节，学生在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与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所以，只有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才能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践技能，培养理论知识扎实、实践技能娴熟、思想政治素质合格的优秀人才。

3.这是高素质人才发展的必然趋势。科技的快速进步、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必然要求高素质人才是既具备渊博的知识素养，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技能。近年来，人才市场不仅注重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考试成绩，且更加注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背多分”与“高分低能”式的毕业生已经没有了需求市场。而知识面广、文理兼通、适应性强、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毕业生则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因此，社会对人才的这种需求转变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性知识理论的传授，更要加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4.这是文科课程教学的特点。人文学科知识来源于知识创造者的社会时代背景和独特经历，来源于现实生活。它包含着一定的行动需求，需要人们去理解、去行动、去实践，通过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来内化知识。因此，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是学生内化个体知识经验的重要途径。

在当前的国内高校中，尽管文科课程开展实践教学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时展的紧迫性、学科教学的内在需求性和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实践教学的开展现状却不尽人意，普遍存有如下问题：一是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我国，重视纯粹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视实际的操作技能为“奇技淫巧”，并嗤之以鼻，这是长期影响国民教育的传统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文科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忽视。二是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对文科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设置上随意性强；在实践教学的监督评价机制上建设滞后甚至缺失；在设施设备方面管理混乱，流失损坏现象突出；在经费支持上严重不足，收支不清；等等。三是实践教学模式单一，流于形式。大多文科课程的实践教学在实施模式上单一呆板，在实施过程上应付了事。四是实践教学成效甚微。以上诸多因素最终导致多数高校的文科课程实践教学没有落到实处。学生难以从实践教学中提高其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从中真正得到锻炼。可见，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效果不仅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还影响到毕业生未来生活境况与发展，进而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

二、高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模式

目前，国内高校设置的文科课程众多。各门课程在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组织形式、考核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总的来看，以研究内容和教学目的为标准，众多的文科课程大致可分为思想教育性课程、思维训练性课程、操作应用性课程、社会研究性课程四大类。其中，思想教育性课程研究的是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发展的规律，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政治觉悟等方面的教育。思维训练性课程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活动规律，其教学目的是通过对思维规律的学习与掌握，进一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操作应用性课程主要研究如何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各种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之运用于社会实际，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能力。社会研究性课程在内容上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社会现象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的能力。这种划分意味着不同类别文科课程的教学在实践教学模式与措施上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就是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本文中的文科课程教学实践主要指把理论知识形态存在的主观思想观念联系于客观现实世界的物质活动形式，其实质在于以一种感性的活动形式运用理论知识，进而在运用中深化理论知识。故此，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开展必须依赖人的各种感性认识形式，并表现为各种感性活动。人有眼、耳、口、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主要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形式。与此相应，文科课程教学的实践活动有必要充分调动人的上述感官，并以几类感觉形式把理论知识与客观的物质世界联系起来。

因此，实践教学活动可设计为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等几类基本模式。其中，视觉模式可以有参观、实地考察、影音资料观看等形式；听觉模式可以有访谈、倾听等形式；味觉模式有鼻闻和口尝等形式；触觉模式有身触与手摸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实际的实践教学方案时，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四类感觉形式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不可能被单独地运用，而常常是复合性地运用，只不过某种形式占主导而已。例如，参观考察形式的实践活动以视觉为主而以听觉和触觉为辅，访谈与倾听形式的实践活动则以听觉为主而以视觉为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高校文科课程实践教学的具体策略

根据高校文科课程性质的划分与课程目标，本文认为在展开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有所侧重地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思想教育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在当前国内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思想教育性课程主要包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公共课程，也包括如伦理学、美学等专业性课程。由于该类课程的教学目的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人的思想道德发展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及政治觉悟等方面的教育，以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觉悟，最终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所以，其实践教学的实施原则是，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官，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这类课程的实践教学一般可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主题性的讨论、辩论与演讲。这既可以培养学生动手进行资料查阅、搜集与分析概括能力，又可以锻炼其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声情并茂的论辩与演讲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听觉性的感性认识，对其服之以理，动之以情。二是影音资料展播。影音资料借助于现代化的设备与手段，在有限的课堂时空范围内，通过对课堂之外的声音与画面的展示和再现而对学生进行视觉、听觉上的强烈冲击与震撼，充分调动其情感，增强其感性认识，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三是实地参观与调研。这主要是让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深入社会生活实际，通过身临其境与耳闻目睹，以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进一步验证理论知识，最终达到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知识、更牢固地掌握知识和更深刻地受教育的目的。四是现实模拟。现实模拟是在课内或课外以现有理论知识为依据，将之模仿式地运用于现实生活，使学生从模仿活动中进一步验证和深化理论知识，并使自身受到教育。五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指导学生在课外将已有的理论知识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综合活动，这最能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2.思维训练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思维训练性课程主要研究人的思维活动规律，通过对思维规律的学习与掌握，进一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如哲学、逻辑学之类的课程。因此，该类课程实践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活跃学生的思维，培养其灵活的思维能力、较强的逻辑概括与抽象能力。一般而言，此类课程的实践教学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专题讨论与辩论活动。这要求学生以某问题为核心通过口头表达的方式，把自己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逻辑清楚地展现出来。它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快速反应、语言表达等能力。二是案例性实践。该实践形式的突出优点是能够让学生走近社会生活，在近乎亲身体验式的活动场景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在实战中训练其思维能力，提高其思维水平。

3.操作应用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操作应用性课程主要研究如何从社会生活现象中总结概括出各种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将之运用于社会实际，其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和训练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的操作能力。该类课程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应用性专业的大部分课程均属此类，具体涉及法学专业、管理专业、新闻传播专业、旅游专业、经济贸易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师范教育专业、语言学专业等。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一是小组项目活动。教师设计相关的具体活动场景，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过程，以项目的形式在理论知识的运用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基本目标以及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协作能力。二是课堂实验。在课堂教学中以现代仪器设备为技术手段，对专业知识理论进行检测与验证，以便深刻巩固理论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部分文科课程也需要开设相应的实验课，如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技术经济学、质量管理、运营管理、心理分析与咨询等课程。三是见习试做与实习实训。让学习者自己动手尝试性地进行操作与练习，即亲自参与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去。见习试做与实习实训不仅对师范教育类课程的实践教学适用，而且也适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其他课程。四是现身说法与经验交流。即邀请对相关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士讲述经验得失，为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借鉴与启示，让学生从与讲述者的交流中获得感性认识，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五是体验性活动。这是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某些实践活动，在亲身体验中实现对理论知识的具体运用。这种实践方式较适于语言类课程和艺术专业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4.社会研究性课程的实践教学策略。社会研究性课程主要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些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其目的是让学生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或者培养学生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正确分析和理解的能力。为此，该类课程实践教学既要从社会发展实际中发现和总结新的内在规律，形成新的理论，还要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深入理解和巩固已有理论知识。此类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实践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