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原有的世界金融体系也受到了挑战。宏观调控失效，金融监管不利，信用评级不完善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对危机的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贸易额中逆差所占的比例在逐年增大，仅就中美贸易来看，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元一直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美元贬值将会影响到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巨大的贸易逆差也说明美国市场长期信用扩张，消费无度，这些都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其中最为严重的中美贸易逆差由许多原因造成，但是美国对华出口的严格限制是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为了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美国应该加快解除对华贸易限制的步伐。
1中美贸易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中国建立后最初二十几年美国一直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从1950年到1971年美国对华一直实行贸易禁运。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截至到1979年中美建交的这7年里中美贸易发展速度缓慢，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9500万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1.48亿美元。1979年以来，中美贸易开始高速发展。2005年中美贸易额突破了2000亿大关，达到了2116.3亿美元。美国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出口国，同时中国也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国。
进入21世纪，中美贸易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性却越来越严重。中国在1993年以前对美贸易始终存在逆差。但是此后就由逆差转变为顺差，而且这一顺差还不断扩大。2007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顺差达到了2371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32%。大量的贸易逆差严重的影响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发展，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
2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研究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由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所主导的汇率体制对贸易出口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美国对华的严格出口限制也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政府主导的汇率管理体制。从1994年到2005年的11年里人民币实行单一汇率，再加上外汇管理的严格管制，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平稳的水平上。2005年7月20日人民币进行了汇率改革，放弃盯住美元而开始盯住包括美元日元等11种货币在内的一篮子货币。这一汇率改革使得人民币在最近的3年里持续升值。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中美贸易逆差额的绝对数量仍在增加。这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必定存在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美国长期对华实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美国对世界上许多的国家进行出口限制，这些出口管制政策覆盖了2500多项产品，在出口时需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不仅涉及军事敏感产品而且包括许多的高科技产品，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其在世界科技发展领域内的绝对领先地位，防止其他国家挑战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美国忽视了对华出口限制对其本身贸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中美贸易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在我国出口的货物当中，大多数都是劳动力密集产品。而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许多科技密集型的产品。这种贸易的互补性对于中美之间贸易发展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美国对华的高科技出口限制阻碍了这一过程的有效进行。
3对华出口限制对美国贸易发展的危害
美国长期对华实行出口限制就是为了维持其在世界贸易与科技领域内的霸主地位。但是美国没有认识到，他所采取的这种贸易政策对自身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元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在国际金融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货币会有贬值的趋势。长期以来美国贸易的逆差使得美元面临着严重的贬值压力，从2005年以来相对于人民币美元已经累计贬值18%。美元的贬值将会使得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国今天的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美元来充当国际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国的利益为基础建立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地位在世界上逐渐下滑，这就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瓦解。而加速这一进程的就是“美元危机”。
从2005年以来，美元持续贬值已经达到了18%，新一轮的美元信任危机已经显露端倪。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已经对美元结算产生了怀疑，强烈呼吁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结算体系。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一切也就是由于美国长期的贸易不平衡造成的。
4解除对华限制，建立世界金融新体系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逐渐蔓延到了世界范围内，而且在逐渐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美国呼吁2008年11月在美国召开世界金融会议共同商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而在这一会议上很有可能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国在这一体系中势必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建立更加平等的贸易环境，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会很好的应对各种经济危机，更好的将各种危机的阵痛消弭于经济集团的内部。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性对中美两国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今天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正是对世界的警示。而现在也为美国解除对华出口限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共同应对金融挑战。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充满信心。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旧的世界金融体系过于依赖美元，使得风险性增大。中国作为世界上经，增长最快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
的贡献极大。在新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也必定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必须通过各国协调一致的努力与自由平等的贸易来解决。而建立自由平等的贸易一直是世界各国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取消对华出口限制也可以加快这一目标实现的进程。
世界经济不会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停止发展，吸取经验继续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建立平等自由的贸易环境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对于应对突发经济危机的重要性。中美作为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应该在今后的经济运行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平等的贸易环境将为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解除对华出口限制对美国和中国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好处，对建立更为自由平等的世界贸易环境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后的贸易发展中，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成为中美两国的基本共识。尽快解除美国对华出口限制也应该是中美今后贸易发展中的关键环节。
参考文献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还只是表面现象，而绝不是根源。根源应该存在于导致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的社会因素里面。
一般来说，如果银行明知一个人根本就无力还款，还要高额贷款给他买房是不可能的；而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也是不可能贷款买房的。
这就是说，凡是能够得到贷款买房的债务人，在当时是有还款能力的，至少自己和银行确定有还款能力。
由此可以断定，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无力还款以至于不得不断供，肯定是后来的原因造成的。
而且，我们知道，债务人断供必将迫使银行收回房屋，损失最大的首先是债务人，前期的投入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债务人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轻易断供的。
如此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贷款时预期的收入减少甚至没有了。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或破产、或减薪、或失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贷款买房的债务人越来越普遍地或破产、或减薪、或失业的呢？
无疑是市场不景气。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市场不景气的呢？
无疑是竞争太激烈。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竞争太激烈的呢？
无疑是生产力过剩。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生产力过剩的呢？
无疑是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迫于外部竞争的压力，总是盲目地、不断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造成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结果。
如果美国市场是封闭的，那么，这一切无疑是美国的资本家造成的。
但是，如今美国市场基本是开放的，每年的对外贸易额都很大。而且，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美元汇率过高。80年代中斯前后，为刺激各国对美投资，美国政府几次提高美元汇率，致使美元升值了50％以上。由于美元汇率过高，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便失去了竞争力。
2．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有些国家如日本对美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使美国产品难以进入该国市场，造成了较大的贸易逆差。
3．美国产品本身的原因。80年代以来，在外国产品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时候，美国国内生产的某些产品却出现了价高质次的问题，丧失了国内外市场，从而导致出口萎缩，进口猛增，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这些现象无疑表明：当今美国的生产力过剩，已经不单是美国资本家的作为所致，其它国家的资本家显然功不可没。
不说别的国家，仅中国这些年来，对外贸易额就越来越大，而且顺差也越来越大，以至于积累的外汇储备已达近两万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无疑是从美国市场上赚来的。
各个国家的大量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充斥到美国市场，并被美国消费者购买和享用，必然会导致美国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致使这些产业的一些资本家破产，许多就业者不得不被减薪甚至失业。
这些产业的破产资本家及其他失业者，为了生活必然会压缩开支以及涌入其它行业挣钱，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利润以及薪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甚至失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整个社会需求逐渐萎缩，必然会使许多贷款买房者，越来越普遍地无力还款而不得不断供，导致银行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而且，如今这些现象绝对不会仅限于在美国发生。
因为，所有向美国等其它国家出口商品赚取外汇的国家，专门生产出口商品的这部分产能，对于国内需求来说，本来就是多余的。一旦国外需求萎缩，这部分产能也就必然过剩，致使这些产业的一些资本家破产，许多就业者不得不被减薪甚至失业。这些产业的破产资本家及其他失业者，为了生活必然会压缩开支以及涌入其它行业挣钱，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产业的利润以及薪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减薪甚至失业，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压缩开支，导致整个社会需求逐渐萎缩，最终也会出现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教学活动:主要承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法经济学、经济史等专业博士生的《经济理论前沿》、《金融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等课程;世界经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等专业硕士生的《世界经济统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实务》、《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根据有不同的层次可以将方法论分为不同的分类，一般讲方法论分为一般和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我们在探索现实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同时，与进一步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相一致的方法论理论是哲学方法论。所谓具体的学科的方法论要进一步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证明，这是更进一步的层次。
2.宏观金融研究的方法论
（1）金融协调理论金融协调理论重点强调的是协调，协调即在把握各种金融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前提和基础之上，重点追求金融的效率，通过运用与静态系统相对应的动态分析，总结各种经济和金融规律，并且重点注重金融风险，找准金融与各个实体经济，商业活动的关系，构造一种政府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各个相关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
（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指金融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同时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及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产业与真实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等互利的产业经济关系。
二、中国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探讨
1.思想方法的训练
在研究宏观金融理论的方法论的时候要学会融汇各种有益的知识，把东西方这两个文化平台很好的衔接起来。反对盲目学习西方国家以及的错误做法。当然也不能完全拒绝外来的西方的科学知识，要正确对待自己国家形成的理论体系，学习西方先进的好的东西。一个先进民族的发展和壮大，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另外还要不断吸收外来的科学文化。是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两个文化平台自由往来，这是宏观金融学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现代趋势。
2.思维逻辑
人的逻辑思维有好与不好、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每个正常人都具有提升理论思维逻辑的能动性。但是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逻辑首先需要学习方法论，知道方法论的重要性。要不断结合实践分析、比较，作出判断。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需要有系统的思维逻辑，在大量阅读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
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概念最早见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研究霸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作用的文章中。1973年，金德尔伯格在其专著《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先提出了关于金融霸权的理论之一“霸权稳定论”。“金融霸权”概念经过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等各领域学者的发展，已经体现出诸多内涵。通过对各学科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中我们认为，金融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其军事、政治和其他经济霸权因素的支持下，拥有的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支配性控制权的结构性状态。美国金融霸权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即两个支柱)之上，即国内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强制性的对外金融扩张。
一 美国金融霸权的表现
金融霸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现实中它表现为多方面优势并存的状况。美国金融霸权直观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美元霸权
上世纪40年代，国际经济规模大幅度增加、美国经济实力霸主地位确立，直接催生了具有“双挂钩”特征的新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产生。与战前英镑的地位不同，美元与黄金保持1：35的指定平价，此项机制在美元独霸地位的建立之初就蕴涵着未来必将发生的美元危机，即“特立芬难题”。经历了1959、1968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美元相对黄金贬值的势头显然已无法挽回。直到1976年，《牙买加协议》才从名义上对布需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进行了形式上的确认。
美元霸权的巨大收益才是美国选择建立而又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考量，这种收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收益；(2)国际铸币税收益。非居民持有的美元现钞年增加额、美元相对贬值或美国国内通胀和美国国债低利率引发的财富隐性内流，这两方面均属美国所占有的国际铸币税收益；(3)赤字消费收益。美国所极力推行的全球金融一体化保持了其剧增的收支逆差，正如Hudson指出的：“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量人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牙买加体系时代及其之后，美元霸权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强，8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剧增催生的“广场协议”、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都向世人“彰显”着美元霸权的现实影响力。
(二)国际组织强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当今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两大主导性机构，在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货币合作和支持后发国家改革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于IMF来说，持续性的借款职能意味着必要且持续性的监管，由于基金组织所借以运行的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所以针对IMF的改革议题也将同样的不易解决。现实中令人悲观的是，美国与西欧控制的两大机构直接为西方集团利益服务。IMF在贷款条件的设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西方国家推行自身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险恶用心，而悍然置借款国当地具体经济状况与不顾。我们认为，国际货币领域中各国不同的财政金融诉求应该得到充分顾及，各国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表决投票权应该得到妥善协调。
(三)华尔街模式
20世纪，华尔街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美国争夺世界经济强国的进程，实体经济金融化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主要使命。美国金融部门迅速扩张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强调成员国央行对国际金融事务的控制，采取“国际金融抑制”严格限制私人金融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世界领先的美国私人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开始了其全球范围的扩张行动，形成了可以左右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强力集团。美国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体系以强大的资本市场为支撑，以摆脱传统商业银行为主的运行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呈现出“脱媒”的特征。
美国在全球推行其华尔街模式，依靠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尽可能的统一各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从而依靠在资金、服务、人才和意识等均呈现明显优势的华尔街影响各国金融业发展甚至国家整体经济走势。各国金融机构内部部门设置、金融体系构成呈现出美国化趋势即为明证。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本质
针对意识形态，国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理论化的阐述。综合各种理论及目前现实，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依赖于经济基础形成的一种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体现出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
“美国特殊论”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直接来源，所谓美国特殊论是指这样一种观点：美利坚民族承担着建立民主自由样板国家的特殊使命，并且有责任在国际社会广泛推广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的输出自然就会成为盛行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意欲蔓延或可采取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难以忽视的紧密联系，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对次有过深刻的描述：“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
在理论层面上，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寻求全球性的古典自由放任；在实践层面上，极力推行着一场有利于西方国家国家利益的社会经济转型运动，“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均可被认为是其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试验场。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美国金融资本，需要统领全球要素，保证世界资源毫无阻拦的流向处于霸权“旋窝中心”的美国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理论的吹鼓者，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于此同时，一个更为宏伟的话题正在中国的北京酝酿。据了解，2008年11月3日一个国际性的全球顶级金融会议将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金融网、中国金融研究院、亚洲金融研究院等机构联手发起的世界金融论坛(World Finance Forum，英文简称WFF)，为了促进全球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和合作举办的国际化、高规格的金融论坛。
世界金融论坛是立足北京的全球性金融资本高峰论坛和全球金融领域的顶级盛会，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是打造全球金融、资本、政商学界交流、平等对话的全球性平台。
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金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银行、证券、保险业迅速发展，金融改革扎实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金融监管和金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得到处置和化解。
金融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继续加大金融企业改革力度，使之经得起开放条件下市场竞争和经济周期变化的考验。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三农”。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深化保险业改革。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使开放的节奏和力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金融监管能力相适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强调，当今的中国金融业更具活力、更加开放，正在成为世界金融格局中的新生力量。但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各项金融工作。
强调，必须把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形成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大力推进金融组织制度、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培养和引进各类金融人才。不断提高金融调控和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在有效监管、防范风险前提下促进金融创新。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构建金融安全网。加强全社会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
全球的金融中心正在向东方漂移
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一定会实现这样的目标：第一个是中国资本市场一定会成为全球最重要、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透明度也是最好的资产交易场所、一个投资市场。它的市值，我认为到2020年，一定会超过100万亿元以上。
第二个，全球的金融中心正在向东方漂移，正在向中国漂移。就是以资本为体系的金融体系，一定会在中国出现。
第三个，我们这个市场人民币的定价权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市场，那么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实施和制定和这个目标相匹配的政策。
全球中融中心向东方漂移，中国已经做好准备。
5月9日至10日，上海召开了“2008 首届陆家嘴论坛”，主题为“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金融”。会议云集了国内外高官及行业领袖，规格之高堪称中国的金融“达沃斯”。 “上海如何加快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无疑是此次大会的真正焦点之一。东道主的诉求非常清晰：借高规格金融会议重温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梦。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6-0107-04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志码：A
一、发展历程：从数理金融到行为金融的演进
数理金融（Mathematical Finance）是指运用数学哩论和方法，来研究金融市场运行的规律。利用数学方法分析金融问题，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1900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Bachelier L，）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The Theory of Speculation）。他认为在资本市场中有买有卖，买者看涨、卖者看跌，涨涨跌跌，其价格的波动是布朗运动（BrownianMotion），其统计分布是正态分布。但人们通常认为现代金融学只有50年左右的历史，这50年也就是使金融学成为可用数学公理化方法架构的历史。1952年马科维茨（H.Markowitz，1927-）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投资组合选择》（Portfolio Selection），提出了均值一方差模型（Mean-Variance Portfolio Theo-ry），建立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这才标志着现代标准金融学的诞生，马科维茨因为这个理论而被誉为“投资组合理论之父”。1964年马科维茨的学生夏普（W.Sharpe）在他老师研究基础上，提出单因素模型，构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CAPM），夏普因此与他老师马科维茨一起荣获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58年莫迪格利尼和米勒（Modigliani and Miller）提出MM定理，奠定了公司理财学的基础，并且首次明确提出无套利假设。1970年法玛（Fama）提出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得出对有效市场的经典定义：在有效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中的完全信息，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使得股票价格的变化始终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信息的变化，投资者的收益率符合随机游走模型。1973年，布莱克（Fisher Black）和斯科尔斯（Myrons Scholes）《期权定价与公司负债》The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Black-Scholes模型（简称B-S模型）。布莱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成功促使1976年罗斯（S.A.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Theory，简称APT）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数理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段时期内数理金融得到了极大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行为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严格定义。泰勒（Thaler）提出，行为金融学应该是研究人类认知、了解信息并付诸决策行动的学科。通过大量的实验模型，他发现投资者行为并不总是理性、可预测和公正的，实际上，投资者经常会犯错。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金融奠基人之一的罗伯特・希勒（RoberJ.Shiller）认为行为金融是从对人们决策时的实际心理特征研究人手讨论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其投资决策模型是建立在对人们投资决策的心理因素的假设基础上的。国内李心丹（2005）则认为行为金融学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研究人们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及其引起的市场非有效性的一系列问题嘲。可以说行为金融是心理学和金融学的结合，而最早探讨心理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bon）的《群体》（The Crowd）和麦基（Mackey）的《非凡的公众错觉和群体疯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 and Madness of Crowds）。1936年凯恩斯基于心理预期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股市“选美竞赛”理论和“空中楼阁”理论，他认为决定投资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心理因素，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其投资行为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证券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市场中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所形成的合力，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充满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1979年Stanford大学心理学教授特维茨基（Tversky）和Priceton大学研究心理学的卡尼曼（Kahneman）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成为行为金融理论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行为金融理论作为一种新兴金融理论真正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5年德朋特（Debondt）和泰勒（Thaler）发表了题为《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一文，揭开了行为金融学迅速发展的序幕。Shefrim和Statman（1994）的BAPM模型；Dan-iel、Hirshleifer和Subramanyam（1998）的DHS模型及Hong和Stern（1999）的HS模型等出现，行为金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金融和行为金融所取得的主要成就。
二、对比分析：数理金融和行为金融的比较
通过对数理金融到行为金融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发现数理金融和行为金融根本的不同有三个方面：一是假设的基础不同，二是研究的逻辑不同，三是方法和本质的不同。
（一）假设基础的不同
斯蒂格利茨（2010）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逻辑推理过程，由一组假设以及由这些假设推演得出的结论共同构成，只有前提假设正确，结论才可能是正确的。”又如Mossin（1973）曾指出：通过检查前提假设，将能够更加准确地发现被忽略的部分，进而估计理想与现实差异的本质和影响。表2归纳了数理金融模型的具体假设。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数理金融和行为金融关于前提假设的分歧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数理金融认为市场中的人是理性的，即经济行为人对其所处环境的各种状态都具有完美信息，并且在既定条件下每个人都具有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的意愿和能力。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1）自利性假设；（2）一致性假设；（3）极大化假设。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上述经济理性的三个基本含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以西蒙（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得到了行为金融学派的认同，有限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在一定的限度内起作用，即理性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并提出“实质理性”和“过程理性”的区别。行为金融对数理金融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进行了修正。二是数理金融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而行为金融认为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是否有效，是行为金融和数理金融争论的核心命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市场有效学说的代表人物法玛认为，尽管大量文献证明了股价长期回报异常的存在，但市场仍是有效的，因为股价对市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同时存在，异常只是一种“偶然结果”。但希勒反对法玛的观点，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当成是偶然结果，而忽略其背后的心理学依据。泰勒也认为传统数理金融只提供了一系列没有实证支持的资产定价模型以及一系列没有理论支持的实证观察结果，行为金融学的观点及方法将逐渐深入金融学研究的各个层面，以致最后“行为金融学”这一名词将消失。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纯理性的模型将被纳入一个更为广泛的心理学模型中去，其中完全理性将作为一个重要的特例。
（二）研究的逻辑不同
传统数理金融研究的是经济个体的最优决策行为，是基于严格假设条件下的一种理想情况，可以说是先创造理想，然后逐步走向现实，其关注的重点是理想状况下应该发生什么，而不是现实世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它的研究逻辑可以说是从理想到现实；而行为金融研究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决策行为，是基于现实实际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及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是先基于现实，然后逐步走向理想，它的研究逻辑是从现实到理想。行为金融对于数理金融来说是一种现实的逻辑，逆向的逻辑。
（三）方法与本质的不同
数理金融主要是把数学作为工具，利用数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金融市场的规律，数学本身不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它仅仅是一种工具。而行为金融除了利用数学的原理和方法外，更加注重利用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金融市场规律，二者的不同在于人的心理本身会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金融市场的很多现象和规律都与人的心理有关，心理现象会对投资者的投资产生重大影响，著名投资大师巴菲特的经典名言就是：“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行为金融探究人们决策时的实际心理特征，研究人的认知、感情、态度等心理特征对投资者及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抓住了金融的本质。
三、结语：理想世界到现实世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中图分类号: F830.4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14-05
一、引言
银行是世界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活动主体,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不断加快的背景下,银行业结构的变化和组织绩效的改善对国际资本流动与资金效益具有直接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世界各国都把增强自身金融业实力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关键就在于增强银行业的竞争力。
产业组织理论以哈佛大学梅森和贝恩提出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的范式为主要分析框架,认为结构决定行为,进而影响绩效(SCP)。以后该范式不断得到扩展和修正,突破了以前静态及单向的缺陷,认为结构、行为与绩效三者之间是一个动态反馈关系,相互影响,它们同时还受到其它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国外Pilloff研究了美国银行业的兼并认为,正是银行业的并购活动改变了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其中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但主要还是放松管制。
国内于良春和鞠源(1998)最早对中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进行研究,得出中国银行业具有寡头垄断特征,且存在着高度集中和国有垄断低效率问题。林毅夫等(2004)对世界各国的银行业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结构变化的5个因素,认为经济发展阶段和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着重影响着银行业的结构。
本文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出发,使用规模经济、集中度等概念讨论银行业市场结构,运用企业的垄断程度、企业并购和企业集团化等概念分析银行业的行为,从资源配置效率、技术绩效、经济效益等方面研究银行业的绩效。通过对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1998年-2008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给出银行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并联系银行业发展演变的经济环境说明世界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对认清当前世界银行业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以及如何提升中国银行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世界银行业产业组织分析
(一)世界银行业的规模经济
世界银行业的总资产和一级资本持续扩大,呈现出规模大型化趋势。总资产反映了银行的实力和规模,一级资本则反映了银行的稳健性和风险应对能力。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暴发至1998年底结束,此后为了加强银行抗风险的能力,各国逐渐重视并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照《银行家》对1000家大银行总资产和一级资本的变化可以看出世界银行业的规模、经营实力和发展水平。见表1
从总一级资本额来看,总额从1998年的14881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42760亿美元,一级资本总额增长2.87倍,年均增长率为26.1%,高于同期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同样,看总资本额变化,100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显示出持续增长的趋势。由从1998年的33211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963950亿美元,总资产额增长2.90倍,大于总一级资本额的增长幅度。
可见,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世界银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总体实力不断得到加强,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从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资产总额与一级资本总额增长趋势图(见图1)观察,世界银行业发展并不平稳,上升趋势中还呈现了波动,说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00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逐年递增,但是总一级资本的表现不尽相同,有些年份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2001年、2003年的数据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与之对照的是2004年和2007年则显示了较快的增长,是世界银行业规模扩张较大的年份。世界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反映了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同时也是世界金融市场不断扩大和银行效率不断提高的结果。
(二)世界银行业的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
市场集中度指银行业市场中几个最大银行所占的业务份额,一般而言,集中度越高,大银行的支配力越强,竞争程度就越低。本文选取世界前25家大银行的有关指标占整个行业的份额分析。从全球前25名最大银行的区域统计数(见表2)看,近10年内基本上被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大银行所控制。美国的上榜数量十分稳定,日本的上榜数量逐渐下降到3家,降幅和下降趋势明显,而欧盟的银行数量虽然个别年份有下降,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从前25家大银行的排名位置看,欧美银行占有绝对的领先地位。这不仅由于银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强,而且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有关。比如,随着美国放松对银行的管制以及银行之间的并购,出现了较多的超大银行,在前25家中的排名中处于强势地位。另外,欧盟成员国的扩大以及欧元的诞生加快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给欧元区内的欧洲银行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2.资产集中化趋势
全球前25名最大银行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区域,不仅体现在世界银行业的空间布局和市场集中度上,而且体现在全球金融资产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规模庞大的银行手中,反映了全球银行正在走向垄断竞争的新格局。以每年排名前25强的银行的资产、资本以及税前利润占1000家大银行的比重(见表3)可以看出近10年资产明显趋于集中且速度惊人。
从2009年的情况看,前25名的最大银行的一级资本额为16920亿美元、总资产为432538亿美元,分别占1000家大银行比重的39.57%、44.87%,说明它们的资产集中度非常高,市场垄断力相当大。但是利润方面共亏损323亿美元,对比2008年的统计利润3016.23亿美元,可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前25强的资产从1998年的94055亿美元到2009年的432538亿美元,增长了4.59倍,年均增长41.8%,增长幅度较大;从绝对数来看,每年向全球最大银行集中的资本增加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资本资产上升的趋势明显,如图2所示。
银行业资本集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自由竞争经济规律的作用,竞争是促进集中的强有力杠杆,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走向高度集中和垄断(杨艳琳,2006);另一方面也有人为的做大做强的因素,其中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业的并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力的支持了银行业的快速集中。
(三)银行业间的并购行为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金融服务领域激烈的竞争,90年代末以来,银行业纷纷通过并购扩大规模和提升竞争力。表4和表5以9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的主要大银行为例,说明世界银行业的并购情况。
欧盟的银行同样进行了大量的并购,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例,1991年成立了汇丰集团控股公司。90年代以来,汇丰双管齐下,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扩张行动。1992年收购英国米兰银行,使其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银行集团。1999年6月收购了马耳他最大的商业银行──地中海中部银行,同年底收购了萨法拉控股公司。从2002年初到2003年末的近两年时间,汇丰进行了多达27项收购。
对照并购的历程和上文对世界银行业规模集中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银行业规模的扩张与反复的并购不无关系。并购整合了区域市场,达到了规模和效益的统一,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由日本银行独领的局面,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之势。
总之,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银行加速并购,并购成为大银行变得更大和更强的捷径,上榜大银行之间的激烈角逐往往是通过银行之间的并购行为实现的,仅从前25名大银行位置的变化即可看清楚。反过来,并购又推动了金融全球化,通过并购全球金融机构数量减少,单个机构的规模相对扩大,从而使得银行竞争更加激烈。通过并购银行业的集中度上升,银行的风险防御力和竞争力增强;通过并购金融产业不断优化升级,走向多元化综合经营,发展成大型跨国集团。
(四)世界银行业盈利水平与绩效分析
对全球1000家大银行利润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世界银行业发展充满了挑战,呈现出起伏变化的特征。1000家大银行税前总利润从1999年的1744亿美元到2008年的7808亿美元,总体上增长4.48倍,其变化幅度远远超过了一级资本和总资产的变化幅度,盈利水平持续提高,见表6。但是在1999年、2002年、2008年以及2009年出现了负增长,反映了世界经济和金融波动对银行业的影响;同时也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世界银行业的发展状况,表明其总体绩效处于不断改善之中。如图3所示。
资产收益率(ROA),是税前利润和资产的比率。资产收益率越高,表明银行资产的获利能力越强,其经营效率越高。资本收益率(ROE),即税前利润和一级资本的比率。资本收益率越高,说明企业自有投资的经济效益越好,风险越少。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均反映了银行的获利水平和效率。通过这两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均可看出世界银行业在2002年获利水平突降,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降态势也异常猛烈,如图4所示。
总之,无论是从资产规模、资本金还是赢利来看,与十年前相比,银行的规模都有了较大的扩张。反映了银行的扩张是全球经济总量以及世界贸易的迅猛发展对金融服务提高的必然要求,另外,金融自由化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也推动了这一扩张进程。
三、世界银行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和转型
(一)世界银行业发展演变的经济环境
银行作为配置资源的中介功能决定了与世界经济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其面临的金融环境的变化会影响银行经营的综合表现。理论上看,一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各国经济联动性加强,世界银行业的经营越来越受到经济总体走势的影响。二是银行业本身竞争加剧,导致整个行业利润水平的下降,利差水平不断降低,三是由于金融创新导致银行业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主要受金融脱媒的影响,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都面临强有力的挑战。
另外,全球1000家大银行各项指标值的变化充分地显示了其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比如1999年日本受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银行业亏损严重,整体上影响了世界银行业的表现。期间虽然美欧银行业有不错的表现,但是1000家银行的税前利润的增长率仍为-14.9%。再如2000年,由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一比率又急升至77.58%。
回顾历史,银行业加速增长是经济金融发展和微观经营改善的结果。2001年以来,全球利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助长了流动性过剩,全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作为经营货币的行业,银行业务规模必然加速增长(王家强,2008)。2003~2007年是世界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融资需求旺盛,全球财富积累规模空前提高,成为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从2003到2007年底的4年间,全球银行的利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盈利能力逐年增强。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又一次使世界银行业陷入了困境。
(二)多元化综合经营制度的转变
在金融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不断加快的条件下,世界大银行在外部实行并购的同时内部不断纷纷突破传统的经营方式,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多元化综合经营成为世界大银行增强其竞争力的重要市场行为。
在高科技的应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出现了多元化经营和多样化业务品种以及创新性“金融超级市场”,这既是世界商业银行多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21世纪商业银行经营方式转变的方向。比如,美国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走上了金融综合经营的道路,银行的可经营范围扩大,规模和盈利能力的上升速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日本在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后颁布了《金融制度改革法案》,结束了二战以来的主办银行制度,正式进入了金融综合经营体制。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陆续颁布了《1979年银行法》、《金融服务法》(1986)、《1987年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法》(1998)。这些法令允许金融机构提供各种综合性金融服务,确立了金融综合经营的制度,极大的推动了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在金融综合经营过程中,金融企业为了壮大自身实力或者快速地进入其他金融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同时由综合经营引起的金融创新不断增多。
(三)银行业新技术的运用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以来,金融综合经营成为整个世界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及电子商务带来的冲击,为全球银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世界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的增强。
就银行业自身而言,逐渐向全能化银行、金融超市加速发展,盈利水平被作为衡量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指标。电子网络和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新业务、新产品和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对全球银行盈利水平的大幅度增长起了重要作用。网上银行不仅增加了现代银行的业务渠道,而且具有极大的便利性,能够提供更为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网上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实施市场分割的策略,它具有的成本优势和在市场上迅速扩张的能力给传统银行业的改造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制度的创新。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不断创新,金融业不同部门之间的业务不断交叉、融合,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不断发生变化,金融企业为了分散风险、追求范围经济而不断地对企业组织形式进行变革,如金融控股公司就是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的产物。
四、结语:世界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在调整中艰难前行。以至于国际银行业近年来的一些发展方向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如旨在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竟然起到了放大风险的负面作用,综合化经营大大增加了银行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等(赵幼力等,2008)。然而纵观世界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和行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第一、金融自由化进程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很大,虽然金触控股公司遭遇全面风险,但综合化经营趋势不会改变,银行业未来将继续走跨国集团化、规模集中化的道路。金融分工界限逐渐淡化,但区域与国别的差异将会继续存在,金融市场的竞争将更为激烈。金融危机过后,世界银行业可能再度掀起并购热潮,这不仅会增强银行的实力,更为银行业实现多元化经营提供现实可能。
第二、世界银行业的格局调整与结构变化,将为未来国际金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的银行业将会崛起。次贷风波使得国际大银行深刻地认识到新兴市场的重要性,未来将会继续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分享亚太等新兴市场的增长红利,欧美市场早已成熟的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在新兴市场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将会给国际大银行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促进盈利增长。
第三、高新技术的应用范围扩大,仍会是银行业发展的推动力,网络银行的发展将使虚拟银行的发展加快,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行将成为世界银行业新的发展热点,银行服务科技化的程度和现代化管理水平都会进一步提高。
第四、针对次贷风波中金融创新带来的短期金融抑制负效应,银行业未来将更加稳健合理的利用金融创新,以便更好地分散并降低风险、增加市场流动性、丰富市场投资品种以及增加投资人获利渠道。银行资本金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资本实力已成为国际银行业衡量稳健性及对抗风险能力的主要指标。当前,补充日益下降的资本充足水平,加强世界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和监管更为重要。现有的分散监管架构不适应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的发展趋势,监管重叠和缺位的问题时有发生。所以要在支持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有效地防范各类风险,提升监管效率,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与架构。
注:
1.本文感谢萧灼基教授和胡坚教授的指导,作为“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金融论坛)”参会论文的一部分,得到了参会专家与学者的有益评论和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2.《银行家》从1989年开始按一级资本(Tier One Capital,也叫核心资本)对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这1000家大银行的实力基本上代表了世界银行业的总体发展水平。
除非特殊说明,文中数据亦来自1998-2008年第7期的《银行家》杂志或者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1.Barger Allen N, Hannan Timothy H. The Price-Concentration Relationship in Banking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 , (5),71: 291-299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202-01
在全球性重大事件中，承担着对外传播功能的主流媒体，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人民日报海外版承担着对外传播的功能，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可以一窥宣传策略对于外宣媒体的重要性。
一、站在高度，全球视角
外宣媒体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时以全球视角，面向世界传递信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不仅传播金融危机如何发生，还剖析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阐释其对世界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其利弊，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报道不是局限于传递信息，还体现出一种倾向，引导国际舆论，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以饱满的信心克服危机。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4日发表文章《华尔街给我们什么警示》，10月16日报道《看好中国2条理由》，10月22日报道《全球金融体系当推倒重建》，10月27日报道《恢复信心 从何着手》，11月14日报道《“金砖四国”打造全球经济之锚》等文章客观反映国际金融危机的健康状况，详细阐释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
二、全面细致，形成体系
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外宣媒体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多角度诠释，使世界全面了解金融危机。
（一）关于金融危机本身的报道传播信息是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报道了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各国的应对政策等基本情况。2008年9月17日发表了《雷曼公司破产预示着什么》，10月24日发表了《亚欧携手应对挑战》等报道，主要介绍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原因，导火索以及各国面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二）对金融危机的深入解读，外宣媒体更加注意宣传专家的观点。2009 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全球金融危机何时现曙光》一文，主要内容是专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解答它正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何时结束、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怎样评价当前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等问题。2008年10月7日发表了《我们如何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金融危机两面看》等一系列解读性质的报道。总结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客观分析其带来的有利因素。深度报道成为媒体对金融危机进行解读最常用的报道方式。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专业性极强，而媒体报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进行舆论引导，尤其是外宣媒体，对外传播代表着国家形象，这样只有权威人士、专家对其进行解读才有更高的可信性。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成效，我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实施的举措和取得成效方面，外宣媒体的报道主要涉及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的政策调控、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优越性、国有骨干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等；二是地方开展的好的活动，出台的政策等，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通过报道广东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指明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是回避金融危机的一项有力措施；三是展现我国企业在国际性金融危机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对外报道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外传播首先应该力图融入读者群体所在的区域，做到“入乡随俗”。外宣媒体的传播理应做到，与当地受众的文化背景、信息需求、生活规律、收视习惯相接轨，增强节目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同时，要摒弃传统上中国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平衡报道，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对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贡献，同时也要报道我们经济效率不高、市场调控手段有待更加科学等一些问题，摆脱“宣传”的痕迹，增强“客观报道”的分量，这样才能逐渐赢得更多西方受众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