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论文篇（1）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是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势

不少学者只宣传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化等等，说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而忽视在全球化的同时，还存在民族化的另一种基本趋势。不能否认，推动当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是同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最新阶段的巨大作用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世界是有众多的有的民族国家组成，资本所追求的全球性垄断与民族国家的之间，是相互尖锐对立的，它们所决定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这一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全球化趋势越强，民族化问题也随之越突出。因此，我们在重视研究、适应和利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研究各国民族国家、民族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寻求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与富强，这是第一位的。因为，其一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对资源的控制，听任外国资本对本国资源的任意配组和利用。波兰的国有银行已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外国资本家将波兰银行筹集的资金调往国外，使波兰的企业得不到信贷扶持，这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前车之鉴。其二是在世界现实生活中，最大的福利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因为世界尚未大同。在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竞争中，如果本国银行不重点扶持提高本国民族经济的竞争力，这是舍本逐末，颠倒了主次，最终会导致民族经济被淘汰出局，就不可避免的使本国人民的福利受到根本性的损害。西方发达国家大肆宣扬全球化已使民族经济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而终结，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利己主义的宣传，是企图实现他们无阻挡的控制，占领整个世界市场，攫取最大的垄断利润。三、全球化与自主化

在参与经济金融科技全球化的同时，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核心是国产化)。从全球来看，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印度在坚持自主化问题上是做得很成功的。俄罗斯的电脑网络均是自主开发的，国际上的黑客袭击不了俄罗斯的互联网站，确保了俄罗斯的经济金融安全。印度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也十分重视支持技术国产化，印度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范围和方式鲜明地为实现国家目标：注重技术的国产化和项目对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令世人瞩目。我国在电脑网络上引进的多，自主开发的少。引进的美国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均被装有密钥芯片，为美国政府留有一个人口，对经济金融安全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全球化与自主化是一对矛盾，我们既要参与全球化，也必须要坚持自主化。正是由于我国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终于使“两弹一星”自主地开发，上了天，赢得了今天我国在国际上较高的政治地位。当然，今日的自主化、国产化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大而全、小而全，而是吸收利用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进行技术集成，形成集成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创中国品牌，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我国的企业要掌握总体设计、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的控制权，不然，我国的企业只能受制于人，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打工仔”而已。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投资公司，要学习印度风险投资公司的经验，注重扶持技术国产化的经验，过去只重视支持重复引进彩电、冰箱等生产线，造成了贷款大量呆滞的教训应予以牢牢记取。参与全球化必须要坚持自主化、国产化应该成为经济金融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才能防止经济金融的控制大权旁落，受少数发达国家所摆布。

四、全球化与跨国公司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所主宰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无限的扩张，而且要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当代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4万多家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正日益主宰着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据统计，1998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共有6万家，其境内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近50万家。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生产的1／3、全球贸易的2／3以上、对外直接投资的90％。它们依靠竞争优势，挤跨、吞并各国的民族工业，独享垄断利润。排名全球1000家大银行几乎垄断了商业性金融服务。有些著名学者，主张国企改组借重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他们认为，只有大型跨国公司有能力进行较大数额投资，只有依靠跨国公司的进人才能显著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他们理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流动，愈来愈依靠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技术开发与跨国转让的主要份额。他们把跨国公司当作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救世主”，这个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跨国公司战略，就是要采取各种竞争手段，战胜搞跨吞并竞争对手，收购和控制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他掌握的核心技术是不可能转让的，只能把我国企业作为他的一个车间，甚至把我国企业彻底搞垮。最近，“PT水仙”股票被中国证监会终止上市，很能教育对跨国公司抱有奢望的学者和官员。美国惠而浦有限公司是世界最早生产洗衣机的厂商，其技术力量相当雄厚。上海“水仙”原也是名牌家电企业，但1995年与美国惠而浦公司合资建立大型合营公司——上海水仙惠而浦有限公司，中方只占45％的股权。水仙本想借此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庞大销售网络，上个新台阶。但合资公司成立后，从生产、管理到销售全被外方掌握，没有利用水仙现有的销售网络，而是花大价钱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造成水仙惠而浦成本大幅上升，连年亏损，水仙也未能获得先进技术，最终被股市淘汰出局。波兰在私有化中，大批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股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70％以上的银行股份被外资所掌握；外资每年以25％的增长速度进入波兰，在同外企竞争中，大批波兰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外企利用波兰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漏洞逃税。专家警告：如果外资流人波兰的高速度仍然维持下去，那么10—12年以后，外国资本将掌握整个波兰经济，并把所有波兰企业排挤出局。以上两个实例足以使那些主张依靠跨国公司改造国企的学者有所醒悟。美国的资深经济学教授托马斯·内勒最近指出：“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通常，战争是用军事力量获得或保存财富、领土、自由和控制权。但是，在当今时代，无须军事行动，利用技术、经营手段、压力和经济外交，同样能够实现权力的控制。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最合适的执行者”。而今，美国的跨国企业，不仅是一个经营实体，还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企业和银行的政策是，只能利用它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有利方面，对某些非国计民生的行业可允许其进行适度投资；必须严格限制其企图垄断、控制和冲跨我国民族经济金融的消极方面，对那些关系到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国计民生的行业必须要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五、全球化与金融霸权

在为经济金融全球化唱赞歌声中，切切不能忘了而今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是在金融霸权的垄断、控制和剥削下的全球化。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进程来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金融霸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霸权是霸权国凭借其压倒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金融实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意志、原则或规则强制性地在整个体系中推行，从而获得霸权利润。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均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美国金融霸权国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形式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1)美元霸权。目前，美元仍是国际货币，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结算的83％。美元的这种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霸权利益，使美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美国还通过向全世界举债和美元贬值，以及转嫁危机等手段，剥削其它国家。(2)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追逐超额利润是国际资本的本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国际资本盈利提供了良好环境。1990—1998年流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资本总额达14622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剥削。美国实施金融大改革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3)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无序性和破坏性。目前，美国有1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4万亿美元资产，3000只对冲基金拥有4000亿美元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少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均被美国投机基金所袭击，使这些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新方式。(4)美欧银行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在金融霸权国炮制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再杀出“回马枪”，以低价收购东南亚金融机构和企业，而后者这时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南亚国家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面对金融霸权的横行，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步骤上、在利用外资政策上、在资本账户开放上、在允许外资控股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比例上等方面，切忌急燥冒进，必须要做到十分审慎，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对金融霸权可能带来的危害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相应的对策措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要有防范金融霸权危害的警惕性。才会奋起推进金融改革，从各方面切实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抗击金融霸权袭击的风险和应变能力，确保我国金融业有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惯例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世界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4纳入国际贸易渠道。贸易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从二战结束时的7％上升至目前的21％。近年来，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GDT的增长速度扩大，但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霸权，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推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削弱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权利，甚至运用所谓的“国际惯例”，使不发达国家非但不能平等获利，而且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和限制。例如1989年，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所谓“经济制裁”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冻结了对我国的贷款。196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普遍优惠制原则，即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予以优惠待遇，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关税优惠待遇。但美国则对此拒不执行，自行规定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排除在受优惠待遇之外。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还频繁地运用反“倾销”调查手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反倾销案件：1995年156件，1999年剧增至328件。其中1999年，美国和欧盟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达110件，占全球总数的1／3，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高喊的所谓经济贸易自由化。美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不少分行，但当中国的银行要在美国设立分行时，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找种种借口，左审查右审查，进行百般刁难，就是拖着不予批准，不执行国际通行的对等原则，这就是美国所高喊的金融自由化!在贸易自由化中，我国也应运用反倾销保护本国企业。

七、全球化与贫困化

按理说，经济金融全球化，使全球生产、商品交换加快发展，有利于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结果却相反：一方面世界经济金融持续发展，世界财富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世界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1993年全世界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为13亿，1999年则增加到15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现在上升到74：1。在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球80％的财富，而占世界人口60％的63个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却只占全球总收入的6％。从美国来看，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差距也越来越拉大，美国26．1％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裕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1．7％的财富。这是由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工业、金融寡头垄断的全球化，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此，主席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公平的经济全球化和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主席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2）

一、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人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关的学术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3]笔者认为可以对全球化的概念从宏观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出发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界定：第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客观发展过程，是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历史现象，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二，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核心内容和主要动力是经济力，即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统一体，其内涵十分丰富，至少应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但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因为全球政治体系，全球文化秩序和全球社会制度还尚未出现；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人类经济生活在全球范围不断实现全方位沟通、联系、融合与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第五，全球化既不否认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也不排斥国家的存在。它与民族化、区域化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宏观历史学的视野出发考察近代开端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可看出它就是一部全球化进程准备、启动、发展和初步形成的历史。全球化进程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欧洲，经过大约500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到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才真正到来。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全球化范围日益扩大，国际生产分工已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和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不断涌现，“宇宙牌产品”日益增多；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世界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为核心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的建立；三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金融国际化局面形成，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达500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4]四是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据统计，1980年全世界跨国公司只有1.5万家，子公司3.5万家。而到1997年，全球跨国公司数量已超过4.5万家，子公司已达28万家。目前仅在中国从事经营的跨国公司就有4.5万家。[5]五是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强劲，据统计，目前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6]欧洲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s)的实施数量在1950-1959年有3个，1960-1969年有19个，1970-1979年上升到39个，1990-1998年则达到82个。目前，55-60%的世界贸易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7]

全球化所表现出的上述特征并非偶然现象，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过程，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为延长自己寿命的一种方式。从本质上看，驱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与扩张的内在冲动，是资本推动下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动作的。”[8]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一开始就要求以全世界为它的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世界，它就无法发展，而不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它的灭亡。因此，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极力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世界各地的廉价原料，使用世界各地廉价的劳动力，攫取高额利润，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客观上把那些落后国家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导致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使世界逐步由分散、孤立、隔绝的状态发展成为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全球化与东亚金融危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短短的30余年间创造的“东亚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一时间，关于东方行将崛起，西方即将衰败等说法弥漫全球。然而，正当人们为东亚模式大唱赞歌的时候，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给先前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热情重重地泼上了一盆冷水。于是乎，否定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的呼声又甚嚣尘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已经破灭”，“东亚奇迹已经完结”等论调充斥传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东亚模式已不再奏效，只有美国风格的自由市场系统才是成功的。[9]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存在的何种关系，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国内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难以数计，但归纳起来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国际投机因素、银行不良贷款、金融监管不力、汇率政策僵化、政府干预不当与裙带关系以及对国际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10]应当说，这些方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直接的或者表层上看问题，尚缺乏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应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另一方面，还要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尤其是东亚发展模式上来考察。

从当代世界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审视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现有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们的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并且开始步入后现代化（后工业化）阶段，信息经济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主导产业，所以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一直处于主导、示范和中心的地位，全球化对它们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如全球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使其可以不断地扩大经济势力范围，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高新技术方面不断创新，引导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潮流，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努力奋斗，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一环——资本的原始积累。全球化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是得是失？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笔者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既给它们带来难得的机遇，又使它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11]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吸纳外国直接投资，从而为本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使他们可以通过吸收外资获得资本积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本外投的经济环境与条件，使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它们的资本增值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它们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也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使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成为一种主要趋势。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虽然深化了国际分工，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的本质仍未根本改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命运很难说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经济出现虚置现象。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积极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加快资源等要素配置的国际化，参与国际经济世界性大循环，融入全球化进程创造了条件。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埋下了陷阱，如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加剧了金融风险，投资贸易的自由化导致了泡沫经济和出口市场的压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危机传递的加速作用等。因此，东亚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球化对东亚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致。

从东亚模式本身来看，它在实现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了制度性的保证作用，是东亚成功的基础。但是，东亚模式也确实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随着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越发暴露出负面效应，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潜藏下祸根。或者说，东亚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为危机的发生留下了隐患。

首先，从政府主导现代化进程，对经济发展实行最大限度干预方面来看。政府主导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东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资源匮乏，空间狭小，有机合理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尤其是市场机制严重残缺，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对迟缓。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部门，可以运用强制办法推进市场机制的发育、形成和完善，从而有助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但是，政府干预在现代化初期取得了成效，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万能的救世良方，就应当一直干预下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发展的，经济越是成熟，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及时收回来，让位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干预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东亚大多数国家没有及时实现这个转变，有的国家甚至越走越远。在这方面，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被誉为“汉江奇迹”的韩国长期依靠政府干预，实行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把经济发展强调为原则性目标而且为达此目的毫不犹豫地干预本该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在朴正熙时期，政府建立了被赋予大权的经济计划委员会(EPB)用以策划经济蓝图，并负责控制国内预算和实施计划。商业和工业部(MCI)的角色也被进一步加强，进口控制、出口提升、工业发展计划、投资申请和贸易许可均由其负责。财政部(MOF)则负责监管国内外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干预更大，政府拥有并控制着所有的商业银行、特别银行和大部分金融机构。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导致了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均听命于政府，银行被迫维持定量信用和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大量呆帐和坏帐。但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高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不断调高经济增长速度，扩大投资规模，以至于在泰国出现了一个以“高尔夫球场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投资场面，这些投资即没有赢得泰国赖以生存的出口收入，也没有促进本国经济并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工业长期增长。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那样，在泰国已经出现了与泡沫经济随影附形的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且使相当多的民众愈发不满。[9]另外，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偏好，获得大量的低息贷款，又不断盲目扩大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规模越大，贷款也就越多，从而与政府的关系也就越密切，反过来也就能获得更多的贷款。这种贷款越多，政府承担的风险越大，国家金融的基础就越不稳固。爆发金融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政府主导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时，强有力的政府高层支配经济必然导致盛行，经济社会制度缺乏民主监督，官商不分，政治腐败。正如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反复论证的那样：“权力意味着腐败，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9]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的家属和亲信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和主要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享受税收优惠等特权，中饱私囊。这种国家权势人物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为亲朋好友谋取私利的腐败往往被西方媒体称为“朋党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苏哈托的女儿，金泳三的儿子的不法行为，全斗焕八年任期中大约捞取4-5亿美元的好处，卢泰愚继任后大肆侵吞国家财产等事实都是明证。朋党资本主义导致了，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蔓延，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凸显。因此，腐败是影响东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第二，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看。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现代化初期都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后来，又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且出口产品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这种战略对于东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势必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使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在市场开放度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其遭受外部风险的机率也随之加大，致使经济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出口导向战略指引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论市场还是技术都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从市场上看，由于它们的制造业都是在日本资金和技术输出下建立起来的，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十分有限。加之国内市场狭小，就决定了东亚的制造业必然是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特征。如1993年印度尼西亚、马亚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3%，73.1%，23.9%和29.3%。在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东亚多数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对日本市场的进口依赖和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而且，对美国的出口越多，从日本的进口就越大，对美国的顺差越巨，对日本的逆差就越严重。[12]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市场不景气，就会反过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国际市场日益趋于饱和，竞争十分激烈。而且，东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从而使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致使出口越来越困难。从技术上看，韩国每辆轿车总技术成本的30%要以专利的形式支付给外国精密技术供给商，每台摄像机总技术成本的50%，每生产一个DRAM半导体总技术成本的30%，每台笔记本电脑总技术成本的70%要以技术专利形式支付给外国厂商。韩国所谓的汽车三大家（现代、起亚、大宇）平均研发(R&D)投入仅为美国三大汽车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6.2%和日本前三大汽车厂（丰田、尼桑、本田）的10.7%。[12]面对这种情况，东亚国家应当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因为任何发展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严格制约的。可是东亚国家未能及时做出这方面的调整。出口下降，赤字上升成为危机的主要诱因。

第三，从东亚区域特有的梯级发展序列，即“雁行发展模式”(flyinggeesepattern)方面看。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如同“大雁飞行列阵”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中，依照其先进程度，形成了以日本为“雁头”，“四小龙”为“雁身”，东盟为“雁尾”的有序发展序列。80年代后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加入了这一“雁阵”。于是在日本、“四小龙”和东盟之间形成了一种“产业阶梯”，当日本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四小龙”接受日本转移出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东盟及中国沿海地区再接受“四小龙”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在区域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一种整个区域经济由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局面。这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区域经济的紧密联系、梯级发展也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环锁链。而且，这种雁行模式要保持其活力，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领头雁”必须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和不断的创新能力，以便做到时刻引领“雁群”翱翔。但是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发展之后，90年代初就进入经济衰退期。其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逐渐丧失，而新兴知识经济下的主导产业未能崛起，于是，日本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没有较新的产业向“四小龙”转移。日本将大量的剩余资金流向房地产和海外市场，引发了泡沫经济，待到泡沫破灭，海外投资失败，日本就元气大伤，从而失去了“领头雁”的资格。与此同时，日本打破了先前先向“四小龙”转移，再向东盟转移技术的顺序，而是同时向两者转移，使得东盟与“四小龙”之间的差距缩小，东亚早已形成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混乱。在东亚产业转移出现“盲点”的情况下，韩国将目光转向不切实际的“世界化”，香港则转向服务业，台湾设计出“亚太运营中心”，新加坡则想取代香港在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东盟国家更是把目光转向“短、平、快”项目，泡沫经济越吹越大，终于酿成危机。因此，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层面，但其根子却在于产业结构上。即使金融制度整顿、完善了，如果产业结构不升级，东亚经济体的发展仍会碰到严重障碍。[13]当危机爆发后，这种雁行模式不但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反而利用早已形成的这种链条加剧了危机的传递。

第四，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方面看。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保证了工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内部，不依赖大量举借外债就能获得较为充足的资金，保证较高的投资率，是东亚现代化起飞的重要特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投资需求急剧扩大。而由于国内资本市场欠发达，在金融政策上又缺乏一种将分散的小额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资本形成机制，所以，为了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许多国家转而鼓励企业向外大量借债，并以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来吸引海外证券投资。在韩国，由于低利率政策超出了资本的要求，人们缺乏将钱存入银行的刺激，所以在高膨胀的经济环境中国内储蓄受到抑制，结果政府不得不借助国外贷款以维系其工业运行。由于大量举债导致韩国的国际债务迅速增加。1993年韩国外债为43.9亿美元，1994年为56.9亿美元，1996年就达到104.7亿美元，1997年更达到154.4亿美元。[9]对外来资本的过分依赖，致使在外来冲击之下韩国经济显得异常脆弱，因为它需要通过贸易形式得到足够的国外资金以应付它的巨额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环境变得不利，韩国的工业生产势必受到冲击。另外，大量的外债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短期债务，因为国际借贷者更愿意将短期款项借给东亚国家的企业，这样可以避免负债。可是韩国企业将短期借款却用于长期投资，加之东亚国家又普遍缺乏驾驭短期资本的能力，不能有效的引导资本流向可贸易的生产性行业，所以，导致大量资本流向获利较高的投机性强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大量泡沫经济的形成。当从泰国爆发的危机席卷东亚之时，外国借贷者突然决定收回他们的短期贷款，韩国措手不及，陷入危机的泥潭。

三、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表象上是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实质上既是全球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危机、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危机、是全体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潜在危机的大爆发；也是东亚模式本身一些缺陷的危机、有关国家政策缺陷的危机、是一种发展性的危机。尽管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也不能由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及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否定“东亚奇迹”的存在。因为在危机爆发前的30多年中，东亚经济创造了年均达8%以上的增长率，并且由30年前的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0发展到今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1/4的比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创造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其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而且在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不难看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危机。历史上多次大的危机自不必说，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就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而且，类似的危机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那么，谁又能借此否认世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发展模式的存在呢？当然，东亚金融危机也昭示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今天，东亚国家和地区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坚持东亚发展模式精华的基础上，扬弃其内在缺陷，通过改革、完善、整合东亚模式，重振东亚经济的辉煌。

第一，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争得更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加快发展自己，制定一条切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3）

【摘 要】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金融法迅速发展，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国际金融法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全球金融环境施加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分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1)。 【论文关键词】价值取向 经济全球化 国际金融法 一、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1)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 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 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 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4）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国际贸易迅猛增长。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他们根本不提和掩盖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驱动力是资本无限扩张的冲动。

笔者赞同宿景祥等同志的观点，他们指出：“西方主流理论描述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结果，却避开了全球化的本质”，从导致全球化因素剖析，“其根本驱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是资本的本性要求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不论经济全球化的每个阶段各有其什么特点，资本关系向全球扩张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目前的世界经济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而全球化问题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范畴”“资本主义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指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而今，西方跨国集团向超级化发展，全球民航客机市场已被美国波音、麦道公司合并坐上霸主宝座；在世界前10名金融巨头中美国竟占了7个，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其政府只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人”，利用军事、经济、金融实力称霸世界，企图控制、左右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5）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国际间的金融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化。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全球的金融资源会在任何时候转向任何相对活跃的国家或地区，其间的大量资本流动可能会促使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经济体产生经济过热和资产市场泡沫的风险，同时，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损害一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并导致货币发生不稳定的波动。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将导致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国家在货币政策上丧失了一定的自，无法完全按照本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而只能被动地跟随所钉住货币的发行国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不再与发达国家相一致，当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时，钉住其货币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随其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并不是国内经济所需要的，调整的结果必然造成国内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加剧。

考虑到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6）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点。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术通道。当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将突破国界在全球铺开，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被连接成为一个整体，金融市场的同质性进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同时亦为规避限制性法规和风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率先出现金融创新活动。这既包括制度的创新，又包括工具的创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创新、股权衍生工具的创新等等。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一方面融资证券化趋势大大加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目前，在全球市场中出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约有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每年GDP总和的20％。应该说，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二)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二元效应。

金融全球化在对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中，同时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出于研究的需要，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体现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比较落后，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的矛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当多的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并带动了技术的扩散和人力资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同时，金融全球化还提高了国内外金融业间的竞争程度，迫使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发展中国家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在巨量资金的支撑下，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第四，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调控带来严峻挑战。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出于获利的需要，国际上许多金融资源被无序、过度开发，金融投机性凸显。加之现代金融交易工具发展迅速，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其去向不确定性很大。这既给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

二、中国金融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全球化的特点和二元效应有助于我们形成它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为了将问题引向深入，我们还需进一步分析中国金融业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法。当前，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金融业整体缺乏竞争力。

从银行业看，主要表现为资产质量恶化，资本严重不足，收益急剧下滑。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按国家规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不得超过15％。而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已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到1995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重即达22．3％，与当年商业银行的总准备率21％相当。另据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距此标准相去甚远，截至1997年6月，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3．12％。虽然1998年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但依然离所需甚远。银行资产质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经营效益急剧下滑。1996年，国有四大银行净资产利润率只有5．5％，这一指标不但低于国内其他非国有银行，更远低于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而正是银行不良贷款及低收益率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的竞争力问题较为典型。这主要表现为证券业规模偏小，实力有限。众所周知，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是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的。目前，证券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各自资产总额都在10000亿元以上，合计10万亿元。而在证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证券公司资产总额约为3500亿元，规模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资产仅有300亿元左右。如果再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相差更远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的对外开放，随着跨国大型投资银行大举进军中国资本市场，以国内现有证券经营机构的实力，是无法与其比肩相争的，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创新乏陈。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还不是真正的企业，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显然，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7）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生态风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仅拘囿于

>>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困境及出路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及策略探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风险的表现及防范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消费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出路 全球化的困境与出路 论文化全球化视域下维护我国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策略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我国应对全球化的策略 全球化视域下的生态幸福观 金融全球化下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足球赛事中归化外籍球员的困境与出路 学科门类视域下我国高校体育专业的困境与出路 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伦理困境及出路 金融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分析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及我国应对新趋势的对策 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及防范策略 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困境及出路探究 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我国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的诚信教育 全球化竞争下的我国天然气定价机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30716msc-worldnuclearreport2013-1r-v4.pdf，pp.16—20.

B1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B12韩文科、杨玉峰：《中国能源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页。

B13王浩等：《水土资源约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8）

 

一、金融全球化的定义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总括概念，指跨境资金流动造成的日益增多的全球联系。其具体的定义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概括来说金融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各国金融制度、金融市场不断一体化，使得金融资产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最终能让金融主体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金融资源，表现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区域货币一体化、金融规则一体化、金融衍生工具全球化、发展金融业全球整合扩展，从而达到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一种不断广化和深化的金融活动，是一种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和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

二、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二元效应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金融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正面效应主要有：1、金融全球化不断有利于中国从国际市场引入外资，也有利于中国“走出去”。2、金融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学习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建立较早，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风险控制机制严密，这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借鉴之机。，思考。

负面效应主要有：1、金融全球化使中国民族金融业的生存面临巨大压力。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长远利益，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处于弱势地位以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还较差，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给其民族金融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金融体系遭受冲击将是不可避免的。2、金融全球化为国际游资制造风险提供了条件。金融全球化虽然有利于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是，出于逐利的动机，国际游资会利用我国利率(汇率管制放开后产生的金融产品价格波动，大量涌入中国套利和套汇，加之目前国际上尚未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中国大量撤走，从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动荡。3、金融全球化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程度。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实例中可看出，在过去20 年中，这些国家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大笔资金被过度投入股市和楼市进行炒作，同时，国际投机资本也乘虚而入，证券、房地产市场逐渐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变为泡沫经济。，思考。

三、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面对金融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上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过高

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中国在过去的四年里，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近年来中国对美、日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贸易有了迅速的提高，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如果其经济出现逆转，中国则很难独善其身。根据央行研究, 美国经济增长放慢1个百分点, 中国出口就会下降6个百分点。

（二）现行人民币汇率重估与汇率制度改革问题挑战我国金融安全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伴随明显的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表明中国外汇资产货币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货币供应迅速增长的结果必然是流动性泛滥，房地产、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不断推高，虚拟经济运行逐渐脱离正常轨道，最终形成全社会的资产泡沫。而这些现象恰是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前奏。，思考。所以国际收支失衡对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三）金融体制及其改革存在宏观层面的问题

我国属于新兴的市场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新旧体制交替引起金融业的混乱，导致金融体系运营效率下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金融风险增加，从而成为威胁金融安全。，思考。具体表现在：1、成熟的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长期演化的结果，而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仅仅十几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不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低，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服务品种和质量跟不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2．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推进，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开放顺序和开放程度两个方面：在开放顺序上，先是对外开放，后是对内开放；在开放程度上，则表现为非对等开放和一定程度的开放过度。这对于脆弱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一方面使其市场份额下降，优质客户减少；另一方面使其盈利能力下降，资本流动性降低。3．银行监管水平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我国目前采取的分业监管体制，已经受到初露端倪的混业经营的挑战，如不及时对现有监管体制进行调整，就可能会形成交叉监管、重复监管以及监管的空白地带和灰色地带。4.利率管制造成存贷息差过大现行的中国利率管制政策是“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据分析，银行实际业务形成的利差异乎寻常地达到了5～6 个百分点。而存贷息差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5～2个百分点。北美较高，也不过只有2.5个百分点。高息差形成的庞大利润，是处于垄断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源泉，是中国利率制度缺失的产物之一，是中国银行业最后、也是最丰厚的一块“奶酪”。在过去，我们尚可接受这块“奶酪”的存在，然而，在如今的中国金融市场中，外资银行已经进入，并想分食这块“奶酪”。，思考。届时，大量外资银行通过息差赚取的高额利润，将会是以牺牲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利益为代价，也是以牺牲中国国民利益，恶化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抑制内需，削弱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为代价。

四、我国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措施

金融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很难脱离他国自我发展，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然不能脱离金融全球化潮流，造成经济上的被边缘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从长远来看, 各国经济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动效应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过度地损害他国利益, 最终也会影响本国的利益,因此我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 形成相对一致的目标, 这也是解决全球金融一体化所带来的复杂问题的基础。建立新全球经济金融协调与监管同盟势在必行。

（二）就我国自身而言，优化公共治理，建立健全法律和监督框架，提高透明度，减少腐败，建立和谐的国家环境，以便于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受益。

（三）大力推行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尽管目前, 人民币远非国际货币, 但人民币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已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建立亚洲地区货币互换合作体系，在亚洲国家之间寻求货币合作,逐步谋求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除此以外，战略规划自身需有足够的弹性，可以灵活应变以适应金融全球化环境中频繁的变化和外来冲击。，思考。相信通过这种谨慎严密而又灵活多变的金融发展战略规划， 可以使我国金融发展充分得益于金融全球化的正效应，而又最大程度的消除或抑制其负效应。

开辟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金融服务创新的突破点，积极开发新的电子技术是金融服务创新的有效手段，加快新产品开发是金融服务创新的载体。

适时与国际证券业接轨, 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使我国的证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金融全球化要求企业具备随时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做出反映,及时调整生产规模、产品结构的能力, 所以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机制。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体制，形成与开放环境相适应的竞争能力国有银行要建立国家控股的多元化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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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群王延平《金融全球化与我国证券业创新思考》经营管理者2008年第13期

陆芹《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策略》科技资讯2008年第5期

高海红《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师家升李永勤王健康《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金融安全》消费导刊2008年1期

张杰李玥《金融全球化环境下金融创新探究》商场现代化2008年11月（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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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晖《金融全球化下的金融安全》《商场现代化》2008年2月（上旬刊）总第529期

金融全球化论文篇（9）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日益深入地融合进全球经济当中，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形成了以市场为主体、多元化的现代金融体系。值得肯定的是，在渐进主义模式的引导下，中国金融市场成功避免了全局性的金融动荡。然而，当前中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正在走向深化，许多重要的措施正在酝酿实施。我们迫切地希望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金融业务经营综合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等重大改革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同时，要从金融全球化的大格局中考量中国金融发展，尤其不能忽视对全球金融周期的考察。那么，当前全球金融周期的特征是什么？其决定因素有哪些？中国资产价格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程度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关系中国金融稳定的重要方面。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研判全球金融发展形势，也能够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和货币政策选择等方面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指导。

1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与波动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加速融合，金融活动规则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统一，美国、日本、欧盟等经济体成为金融中心，主导全球经济金融走势，巨额资本在各国加速运转，金融衍生品不断丰富，金融周期性特征愈加明显，金融危机的蔓延速度与广度也随之增强。

1.1国际资本流动与全球金融周期

金融全球化的三大重要特征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不断加快的资本流动速度、各国不断提高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在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上，过去20年间，国际证券、债务、辛迪加贷款等表内金融工具，及资产证券化发展出的各种金融衍生品等表外金融工具都得到迅猛发展。在资本流动速度方面，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2000亿美元，2014年已超4.1万亿美元；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机构投资人市场特别是对冲基金，活跃程度均大幅超越从前。在金融自由化程度方面，全球大部分国家现已实现不同程度的金融管制松绑。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美、日、欧成为了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主导着全球金融规则及市场惯例的形成，金融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多为金融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在金融全球化为各国带来改变的同时，全球金融周期性特征不断显现。各国资本流、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存在着周期性同步波动的现象，有学者将这种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周期波动定义为全球金融周期。全球金融周期可以带来大规模、大范围的资金流冲击，可能促进一国资产市场温和繁荣，也可能造成其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或者信用创造过剩，严重的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为了更好的验证全球金融周期的存在，本文选取北美、拉美、中东欧、西欧、亚洲五大市场共20个主要国家①的金融账户，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在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测算出各大市场各类型资本流入或流出之间的相关性，借此粗略描述全球资本流动情况。时间跨度选取1990年1季度至2013年1季度，数据来源为中经网数据库。资本流入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北美、拉美、中东欧、西欧、亚洲五大市场，三大资本流类型——FDI、证券投资（负债项目）、其他投资（负债项目），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除了亚洲市场FDI与中东欧、西欧、亚洲市场证券投资；北美市场FDI与中东欧市场证券投资；亚洲市场其他投资与西欧FDI、亚洲证券投资及中东欧市场其他投资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以证明主要市场及金融国家的资本流入之间具有较广泛的正相关性，全球资本流入具有协动特征。资本流出的相关性结果同资本流入类似，北美、拉美、中东欧、西欧、亚洲五大市场，三大资本流类型——FDI、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拉美和亚洲市场的资本流出与其他市场的资本流出呈现了较弱的负相关性。这可能与亚洲和拉美市场金融开放程度相对较弱有关。该结果也证明了主要市场的资本流出之间具有较广泛的正相关性，全球资本流出具有协动特征。相关性检验证明了全球大多数市场的资本流动之间呈某种正相关关系，体现了全球资本流的协动特征。这种协动关系是否形成了某种周期性特征？为了更好地刻画这一协动关系，凸显全球金融的周期性表现，本文选取VIX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变量。VIX指数是芝加哥期权期货交易所（CBOT）使用的市场波动性指数，表示市场对未来30天波动性的预期，显示出市场风险厌恶程度及不确定性，被广泛用作全球金融周期的变量。以资本流入为例，从图1可以看出，除某些时间外，全球资本流入均与VIX基本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说明，当VIX走低时，套利资本流动趋于增加，而当VIX升高时，跨境套利资本流动减少。

1.2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

对于全球金融周期的决定，美国等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起了主要作用。由于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国家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货币政策的变化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化等渠道传导至各个市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全球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往往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比如两次石油危机期间，拉美市场吸收了大量跨境资金；2000年以后，国际资本的流入又推动了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次贷危机后美国连续多次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新兴市场过去几年流动性膨胀、信贷扩张、杠杆率高企的直接原因。相反，美国货币政策的突然收紧已经为新兴市场带来了几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如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危机及之后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等等，都与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有关。美国由于其金融中心地位，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国家的金融环境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主导全球资本流动的变化，而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资本流的周期性冲击引发了各国金融环境的动荡。由于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特征是全球资本流的协动性，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视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首要决定因子。

1.3全球金融周期与一国资产价格的关联机制

价格受供求影响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资产价格的决定呈现出新的特征。Miran-da-Agrippino和ReyHelene（2012)用五大洲858项风险资产的面板模型证明，资产风险回报的25%价格波动可以由一个“全球因子”解释，他同时证明，“全球因子”和VIX相关性非常高，如果考虑到资产的异质性与规模差异，这个结果非常令人震惊，即资产价格在全球金融融合背景下，不再像过去一样，由特定的国家宏观状况、行业状况、公司状况决定，而是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全球金融周期导致国际资本周期性流动，而资本流的变化会显著影响一国短期利率水平及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从而影响国内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对于银行间市场资金池来说，两个最重要的输血管分别是新增贷款和外汇占款，如果一国信贷规模受到政策控制，那么外汇占款的变化则成为影响国内资本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以中国为例，受到2010年4月中旬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入的规模一个月内从月均2500亿元人民币下降到月均1200亿人民币，缩水超过50%，同期的A股市场也出现明显的调整；而美联储在2010年10月宣布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后，当月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就超过5000亿人民币，相比正常月份扩大了近一倍，A股市场也相应地在资金和乐观情绪的推动下两个月内累积最大涨幅超过20%。资本的跨境流动能够影响一国利率水平及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资产价格。早期有大量理论阐释了金融市场利率以及货币供应量对股市和房地产的影响过程，比如戈登模型就是利率影响资产价格的简化模型。这些理论通常认为金融市场利率及货币供应量可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盈利能力及投资者预期，继而影响资产市场。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中心国家货币政策决定全球金融周期，进而影响外国国家资产价格的清晰路径，揭示了全球金融周期冲击一国资产市场的内部机制。具体来说，美国的货币政策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资本流动作用于一国的银行间市场，体现为短期利率的变化，这一变化又通过对企业融资成本、盈利能力及投资者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来影响资产市场的价格。

2中国资产价格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金融运行机制市场化和金融业开放两大核心内容，中国坚持实行渐进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至今没有发生因放松管制而引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市场化与自由化的逐渐推进，大量不同程度的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尤其表现为主要资产价格波动幅度日益增大。资产价格在全球金融融合背景下，不再像过去一样，由特定的国家宏观状况、行业状况、公司状况决定，而是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这一结论对于中国是否适用？本文选择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资产价格的影响。在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取VIX指数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变量，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代表中国主要资产价格。对于VIX指数而言，数值高表明市场风险情绪高，暗示资产市场处于狂热或衰退中，不确定性大；VIX数值低，表明市场情绪稳定，暗示资产市场处于温和状态。历次金融危机时期，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高科技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都经历了VIX高速增长。在股票市场价格的选择方面，上海证券市场是中国内地第一大市场，上市公司数、上市股票数、流通市值、成交总额等均居首位，上证综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全部股票为计算范围，以发行量为权数综合，对于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有较高的代表性；恒生指数代表了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12个月平均市值涵盖率的70%，能良好反映香港股市价格，因此本文选取上证综指（SHCI）和恒生指数（HS）分别代表中国内地及香港股票市场的表现情况。在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选择方面，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RS）以景气循环理论为基础，剔除了季节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采用增长率循环方法编制，可以代表中国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本文选取1991年1月至2014年3月的月度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及滞后期选择，构建了VAR(3)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探究全球金融周期如何冲击中国内地和香港股票市场及房地产市场。图2分别反映了全球金融周期（VIX）对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上证指数）、香港股票市场（恒生股市）、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的冲击。图2SHCI、HS、RS对VIX指数变动的脉冲响应图结果表明：(1）SHCI对VIX的冲击呈现负向反应，但并不十分稳定。初期，VIX对SHCI的影响为负，这一负向影响持续2月左右，之后转为正向，3个月左右达到正向最大，之后正向影响程度降低，并最终转为负向影响，在5个月左右落至负向最大。最终影响会在35个月左右的时间消退为零水平。VIX增加意味着风险水平增大，表明中国市场投资者对于金融周期冲击感到恐慌，导致上证指数下降。在指数走低后的反弹预期下，股市价格略有上升，但股市基本面，特别是流动性方面，由于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全球流动性收紧等导致全球金融周期下行、市场恐慌性增加的直接因素的影响，因此股市再度下跌，且负向影响逐渐加大，到5个月左右达到最大，随后逐渐消褪。上证指数的变化体现出国内投资者首先对全球金融周期的负向冲击(VIX上升)产生警觉并出现恐慌，之后冲击转变为对股市流动性等基本面的实际影响，导致股市受创，全球金融周期表现为从市场情绪和金融环境两个方面对中国内地股市市场产生影响。（2）HS面对VIX冲击的反应与上证指数的表现基本一致。VIX的上升表明市场情绪不稳定性增加，导致恒生股指下跌，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消褪，后受反弹期望影响上升，但由于股市基本面受创，最终表现为指数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恒生指数对VIX冲击的反应大于上证指数的反应，首期反应大概是后者的两倍，其主要原因在于香港资本开放程度较高，港元和美元直接挂钩，因此香港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的反映直接迅速且强烈。而由于美国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周期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香港股市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也更大。（3）VIX对RS的影响表现为负向，到10期左右至负向最大水平，接着这种负向影响慢慢消褪，在35期左右消退至零水平。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全球金融周期的下行，投资者担忧海外投资及资金流动的状况，使得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加速下降，并在一定时间达到极值。中国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从1993年开始繁荣，最高达118.99，之后的几次下降均与全球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滑落低谷88.79，之后在区间波动，2009年因次贷危机再次受到重创，之后虽然有所恢复，但近几年随着泡沫累积风险增大，加上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又临困境。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实表现均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不仅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

3结论及启示

本文系统考察了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原因以及其与一国资产价格的关联机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当前各国资本流、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变化步调大体一致，并且与VIX协同变动，全球金融周期已经形成。（2）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是影响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因素，可以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进而影响国资产市场的价格。（3）以股票市场价格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为代表的中国资产价格对于全球金融周期存在较为敏感的反应。当全球金融周期处于下行阶段，全球流动性收紧，市场波动性上升时（VIX上升），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会由于市场情绪和金融环境两个方面的影响出现下降趋势。通过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第一，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资产价格乃至金融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提高金融决策的有效性，未来在进行金融形势研判时必须明确全球金融周期的所处阶段和特征，明确全球金融周期变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只有充分考量全球金融周期的金融决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二，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决定全球金融周期，全球金融周期又对国家金融市场产生强烈的冲击，以致国自身的货币政策失效，这一冲击路径无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还是固定汇率制度下均有效。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三元悖论，即认为“资本自由流动时，采用浮动汇率会保证自身货币政策有效”的观点恐怕受到挑战，“只要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的二元悖论也许更适合当下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收紧使得国资金恐慌性外逃爆发危机；反过来，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放宽引发国流动性的过剩注入，虽然可以为国带来经济繁荣的福利，但又可能创造大量泡沫，埋下危机隐患。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执行宏观审慎政策或适度资本管制，通过限制信贷增长来切断全球性周期的传导渠道，以及结构性地切断金融机构过度顺周期的能力，对于非中心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非常必要。

作者:顾宁 余孟阳 单位:吉林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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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论文篇（10）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