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想论文篇（1）

一、感知课文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学生充分感知课文，明确课文所提出的问题，即解决一节课的材料和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为学生下一步的辨析明理打好基矗常用的感知课文的方法有：

1、指导阅读法

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直接感知课文材料，教师只作必要的提示和指导。这种方法适用于高年级中比较浅显的课文。如教第9册第9课《真正的好朋友》，教师可放手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文，只提示学生注意：（1）从哪儿可以看出王宇和丁杰是好朋友？（2）丁杰为什么为王宇的事发愁呢？引导学生充分感知课文内容。

2、创设情景法

根据课文内容创设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切实体会课文内容，充分感知课文。这种方法适用于比较复杂的课文，特别是中低年级学生难以理解的课文。如教第5册第7课《要勇敢，不蛮于》,&127;教师可利用幻灯、挂图、录音等手段创设情景:&127;小松逞能捅掉了马蜂窝，引得马蜂到处乱飞，小松急忙捂着脑袋跑，没有被马蜂蜇着；而小勇跑开后又跑回去，一边用身体护着小刚，一边脱下上衣，拼命抽打追来的马蜂，结果，小勇的身上、脸上还是被蜇了好几下，疼得他直掉眼泪。

使学生通过视（小松等的行为）、听（小松等的对话以及马蜂乱飞的“嗡嗡”的声音），切身体验课文所讲的故事，充分感知课文。

3、讲授法

指教师对课文作必要的讲解。这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适用于带抽象性的课文，如教第11册第9课《<盲人摸象>&127;的启示》，教师可简要讲述《盲人摸象》的寓言，然后由此引发到现实生活中，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127;加深学生对课文的感知和理解。

二、辨析明理

这一步是在上一步学生充分感知课文的基础上，对课文内容追根究底，目的是对课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要通过讨论、辨析等，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127;逐步解决学生头脑中“为什么”的疑问，使学生明白道理。常用的辨析明理的方法有：

1、集中讨论

就课文所提出的问题，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使学生通过对不同发言的比较、归纳，得出正确的结论，达到让学生明理的目的。如教第8册第7课《接受别人的意见要虚心》，在学生感知课文后，可让学生讨论：读了这篇寓言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再在学生自由发言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归纳、总结，从而使学生懂得一个人的进步离不开别人的帮助，教育学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

2、分组讨论

一般按4至6人力一组将学生分成若干组，以组为单位对课文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各组意见，再在全班交流，逐步归结为统一的认识，使学生明白事理。如教第9册第7课《有事大家商量》，在学生感知课文后，可让学生分组讨论：读了这封小队长的来信,&127;你能看出他们的小队在这件事上有什么问题吗？假如你是知心姐姐，要对小队长和队员们说些什么呢？在各组统一认识后再在全班交流，逐步形成全班的统一认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民主生活的教育，通过分组讨论和全班交流，使学生懂得集体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办，学会商量事情。

3、同座议论

指同座的两位同学互相交流意见，以便于每位同学检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

这种方法多用于比较浅显的问题。如教第10册第2课《宽厚待人》，在学生感知课文后，可就课文末尾提出的问题“同学们，你们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的呢？”

让学生同座议论，互相检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达到自己教育自己、主动地明白道理的目的。

三、巩固认识

这一步是在学生辨析明理的基础上，及时巩固学生的正确认识，不失时机地诱导学生运用正确的观点，指导和强化学生的道德行为，即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常用的巩固认识的方法有：

1、演绎法

将学生明白的道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生更深刻地理解道理。如教第8地第7课《接受别人的意见要虚心》，在让学生辨析明理后可让学生举例说说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有什么好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有什么害处，进一步深化学生“接受别人的意见要虚心”的认识。

2、设置疑难法

设置与课文内容相关的疑难问题，激发学生根据自己所明白的道理来解决疑难，以巩固学生的正确认识。如教第9册第9课《真正的好朋友》，在学生辨析明理后，教师可给学生设置疑难；你和好朋友是怎样互相帮助的？发现好朋友做了错事，你是怎样想，怎样做的？被励学生运用所明白的道理来克服疑难，从而深化和巩固学生的认识。

3、指导实践法

文学思想论文篇（2）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文学思想论文篇（3）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揭示了诸多教育问题。传统教育模式单一缺乏应用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教育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文学教育作为辅助。通过文学蕴藏的巨大能力获得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同样，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满足当代受教者的需求，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文学教育，因此，思想教育与文学教育融合并实现资源共享，能有效促进文学教育发展。第一，将文学教育积极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会增添教育内容的亲和力及感染力，使得口头道德逐渐变成生动的文学形象[1]。第二，通过鉴赏文学作品，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对受教者实行人格、思想、政治以及心理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讲，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学教育中的纵深和拓展，能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渗透和覆盖。第三，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而言是虚拟社会，对受教者有一定的参照作用，能提供独特的社会体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和性格塑造始终围绕着一种教育氛围和学习氛围，激发受教者的感性认知，能通过感悟和思考体会文学教育的思想内涵。文学教育的氛围要建立在优化育人环境的基础之上。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旨在于培养受教者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通过文学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多的熏陶和感悟。利用文学教育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适应文学教育的新发展方向。总之，文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性发展能使得文学教育环境和途径更加顺畅，实现了教育效益最大化[2]。

（二）提升思想政治感染力重视文学阅读

经典是通过积淀和时空转换诞生的。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的明哲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如，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文学教育的根本就是以文学经典为核心，通过对经典作品的鉴赏和品读，使得受教者获得心灵上的震撼和感悟，在心灵的对碰中提升智慧增强情感体会[3]。由于文学作文在人文素养教育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探知人性的光辉和魅力，也能促进受教者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促使受教者综合全面发展。重视文学经典就是在注重自我超越，受教者能从丰富的内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感悟，潜移默化的实现自我修养和文学素养的提升。同时，文学经典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心灵与作者心灵实践激情的对碰和交流，唤醒受教者的追求和渴望。逐步向大智慧、大知识氛围迈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格陶冶和创造启迪。同时，在文学教育过程中，加强思想教育力度，使得文学经典逐步向追求自然追求真善美过渡。让文学教育成为一种知识、一种经验、一部人生[4]。

（三）提升教育时效性避免形式化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学教育缺乏层次，直接从教育者角度出发，填鸭式的教育很难让受教者接受。教育者往往以遥不可及的高大形象拉开与受教者之间的距离，不容易被受教者所接受，逐渐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意义。从而导致受教者忽视了人生态度的感知和人文精神形成需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最终得不到应有的体现，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空间。因此，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文学教育发展。将人文内容以及审美内容传授给受教者，使之拥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和欣赏水平及认知水平。同时，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完善受教者的文学素养，激发人生观的养成，提升人格素养。为了避免文学教育流于形式化，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通过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给课堂增添活力。使得文学教育不再僵化，在重视主体个性发展的同时，促进教育内容的吸收，摆脱传统填鸭式传授模式[5]。

二、重构文学教育

（一）重塑文学教育理念

通过分析文学教育内涵发现，改变文学教育现状走出困境，首先要从转变教育理念入手。通过文学即人学的卓识来丰富文学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强化文学教育就是在强调立人和育人教育。要体现出人文教育也要倡导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来陶冶受教者情操，丰富受教者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以及协作能力。文学教育作为终身教育，必须要围绕文学教育特性，注重文学教育审美回归，关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现实理想。只有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才能使得受教者做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以及自我磨练，使得人格构建成为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同时，文学教育的定位是以前瞻性和先导性为主，强调审美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文学性为核心的教育原则，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文学教育目标和方向。因此，坚持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是文学教育的关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否推进文学教育的重要因素[6]。

（二）回归文学教育人文性

新课改以后，强调文学教育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追求文学价值就是在追求人文精神，这也是重构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则。艺术源于生活，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同样源于生活，是人对环境的体验也是人对环境的向往和追求。文学教育也是精神文化的重构要素。当有高学历的人不懂得感悟生命就如同野蛮人聚集的荒野。这句话说得就是文学需要人文性回归，作为一种精神来陶冶情操慰藉心灵，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系。让受教者在接受文学教育过程中充满灵性与激情、感悟，积极体会生命价值并对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向往。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不是短时间内能形成的，需要不断的熏陶和渗透。因此，文学教育回归人文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在提成人的品格修养以及心灵修养后，完善文学教育人文性。文学教育的真是面目是超越功利主义误区的，是承载着培养人类素养的重任，这也是文学教育的最终目标，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学教育有一定的推动型，因为精神教育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渲染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也会形成有机结合，并最终成为教学亮点[7]。

（三）改善文学教育模式

传统文学教育模式过度肢解化，因此要实现文学教育目标必须重构文化教育模式，达到育人的最终目的。文学教育的任务就是通过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并从中感知生命体会生命，了解文学中包藏的愉悦体验，培养人的情操和品德，并逐步完善人的兴趣爱好和文学导向。由于人文性决定了文学教育属性。因此，改善文学教育模式首先要从理性感悟和感性追求入手，充分发挥文学魅力避免失去文学韵味。构建充满活力且开放的文学教育体系。使得学生能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内容拓展视野[8]。第一，文学素养的丰富与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息息相关。因此，要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学教育活动，充分尊重教育课题并创造平等的对话环境，使得受教者能在心灵上获得美的熏陶和感悟。第二，尊重文学教育形式，坚持个体理解感悟原则，遵循个体体会和意会规律，从动态教育刺激受教者的学习情绪和学习兴趣，使得受教者能在文学赏析过程中感受到文学的情韵和风格魅力，做到抛其形而得其神。第三，教无定法却选择又发。文学教育过程是体验和感悟的过程，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为角度出发，在受教者一定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发挥受教者的潜能张扬其个性，提升受教者的思想品位和人生境界，最终增强生命的感悟能力。

文学思想论文篇（4）

课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战场，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可在不少学生的心目中，思想品德课堂却变成了枯燥抽象、空洞无聊的代名词。思品课上，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的现象屡见不鲜。让思品课堂活起来，让学生乐听、愿学，提高思品课堂的实效迫在眉睫。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推陈出新，创建新的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使他们成为创造型人才。我巧妙运用行知先生的思想，使思想品德课堂活起来，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陶行知先生说：“唤起兴趣。学生有了兴趣，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情，所以‘学’和‘乐’不可分离。”“治学以兴趣为主，兴趣愈多，则从事弥力，从事弥力则成效愈著”。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各科教学都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在教学活动中注重唤起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搅活一池春水，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在学习中感受快乐。

1．巧用设问 活化思考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思考是学习的灵魂，是开启通往科学之门的钥匙。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要解放学生的头脑”，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促进他们善于思考，就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巨大潜能。恰当的提问，能启迪学生勤思，这是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教学的启迪者——教师，在课堂中要善于激发学生的思想碰撞，创设引发学生大胆思考的切入口，抓住时机让学生去质疑去解疑，变过去的机械学习为主动探索求知。我在教学中经常根据教材要求和学生的生活实际，设计一些精致的小问题，引导学生讨论，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逐步养成学生善思勤问的好习惯。

我在九年级思想品德教学中讲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层层递进设计了几个小问题：（1）我国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可不可以一起直接讨论决定国家大事？（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是什么？（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怎样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4）联系实际说明这一制度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又联系国外的总统制、立宪制，设问：（1）我国可不可以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2）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相比，结合历史知识，谈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这些设问，既有纵向深度，又有横向比较，并注重多学科知识及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思维活跃，大胆思考，带给师生不少意外的收获。

2．巧用幽默 活跃气氛

思想品德课在很多人的认识中，是一门枯燥无味的课程，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巧用幽默技巧，活跃课堂气氛。如教材中的幽默小故事、漫画等都可以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产生新鲜感，让学生从笑声中明白故事中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如讲解中外文化差异时，我讲了“望文生义”的小幽默：一位自命中国通的教授，向他的学生讲授中文课时说：“中国人把物品称为‘东西’，例如电视机等。但有生命的动物就不称东西，例如人。所以，你不是东西，我自然也不是东西！”。通过这个小幽默让学生明白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语言，语言的不同也表现了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在诙谐幽默中，气氛活跃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加深了。

3.巧用音乐 活泼认识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音乐教育远不是培养音乐家，而首先是培养人。”为了强化政治理论教学，在上课时适当引入音乐，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心声召唤学生、教育学生，引发其对科学理论的共鸣，可以使思品教育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例如在讲有关党的知识点时，让学生集体吟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啊，亲爱的妈妈》、《走进新时代》等歌曲，并及时补充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光辉业绩。同学们听得严肃认真，群情激昂，其豪迈心情也油然而生。在歌声中，党的形象高大起来，神圣起来。又如讲环境问题时，我播放了《美丽草原我的家》、《天堂》等歌曲，这些歌曲不仅激发了学生珍惜、热爱美好环境的热情，而且也增强了学生保护环境、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的决心。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陶行知先生要求我们改变课堂教学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要教给学生方法，使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主动参与，乐于研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

为使课堂教学变成互动式教学，促使学生由被动听课转为主动参与、主动学习，教师应尊重和赏识学生的独到见解，要认真倾听，正确引导，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学生的主体参与。

1．留给学生足够的思维时空，鼓励学生标新立异

在讲授 “男生女生”这一框时我采取分组合作的形式，设计了“才华才识展示”、“问题创意展示”、“金点子展示”等环节，让学生在阅读教材和小组讨论的基础上自己解决问题，提出在男女交往问题上存在的疑虑，并为当前男女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等，使学生“敢想、敢说、敢创”的精神得到激发，也在自己的积极参与中理解了男女交往的重要性。这种教学不求讲深讲透，让学生有时间去思考，去探求，自求其果。

2．营造合作互动的教学氛围，营造多向交互的空间

现代社会心理学表明，学习中学生之间的互动能改善人际关系，同时有助于拓宽思路，扩大视野，促使学生从多方位、多角度去认识理解事物。小组活动中大家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相互协作完成课堂任务，促使学生动脑想、动手做、动嘴问，从而使教学内容入耳入脑，内化为正确的观念。

思想品德课的基本理论，若从正面讲解，学生有时难以接受，但若采用“辩论会”的形式，通过辩论让学生得出结论，效果会更好，因为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笔者在讲解“谈社会理想，树坚定信念”时，采用了辩论的授课方式。事实证明，通过辩论，既完成了思想品德理论的传授，又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锻炼了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通过课堂授课方式的调整，使思品道理生活化，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思品课自然受欢迎了。

陶行知先生一贯主张：“凡是能让学生亲知的，就要尽量让学生动眼去观察，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

、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社会实践凭着其应用性、实践性的突出特点，成为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教会学生不仅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而且要用眼睛去观察，用耳朵去听，用嘴巴去说，用双手去操作，用自己的身体去亲身体验，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这不仅仅是理解知识的需要，更是激发学生生命活力，促成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如在讲“改革开放”这一内容时，我采用了让学生“现身说法”的形式。课前先让学生调查其祖辈、父辈的生活经历，请他们谈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学生把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记录下来。在课堂上让学生自由发言，同学们兴致勃勃，各抒己见，从吃、穿、住、用、行等方面谈了改革开放的变化，此时得出结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学生也容易理解，更具有说服力。这样，学生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中，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注重“知行统一”，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从课堂小空间变换到社会大空间，在更鲜活和更立体的生活面前，学生所学知识不断得到再加工和再加强。

讲到孝敬父母、诚信、宽容等知识时，我布置学生搜集相关信息，留意自己及身边人日常言行，说出其中的不足，及应当努力的方向，培养学生在实际中运用及践行的自觉性。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思想品德新课标也指出：初中生逐步扩展的生活是本课程的基础。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师，不仅要引领学生把握时代脉搏，还要指导学生广泛利用身边资源进行学习，如认真研读《时事》、《半月谈》、《参考消息》、《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这样既扩展学生知识面，又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在班内举办一系列活动，如举行“法律知识知多少”竞赛、演讲比赛、思品小论文评选活动等，让学生从生活中、实践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感悟人生的真谛，找到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支撑点。中学各学科之间是融汇贯通的，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切忌把思想品德课讲成纯理论的条文，而应将各学科相关知识综合起来讲解。在这种综合教育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激发学生通过各学科知识来理解思想品德课教材的知识点，又用思想品德课的辩证思维方式指导其他学科的学习。

总之，“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因此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大胆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以授人以“渔”为原则，活化思想品德课堂，提高教与学的实效，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文学思想论文篇（5）

“数学思想”作为数学课程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它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认为：数学思想是人们对数学科学研究的本质及规律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名与无名的数学家；而认识的客体，则包括数学科学的对象及其特性，研究途径与方法的特点，研究成就的精神文化价值及对物质世界的实际作用，内部各种成果或结论之间的互相关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等。可见，这些思想是历代与当代数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们蕴涵于数学材料之中，有着丰富的内容。

通常认为数学思想包括方程思想、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转化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和公理化思想等。这些都是对数学活动经验通过概括而获得的认识成果。既然是认识就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例如，有人认为中学数学教材可以用集合思想作主线来编写，有人认为以函数思想贯穿中学数学内容更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效果，还有人认为中学数学内容应运用数学结构思想来处理等等。尽管看法各异，但笔者认为，只要是在充分分析、归纳概括数学材料的基础上来论述数学思想，那么所得的结论总是可能做到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总是能在中学数学教材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关于这个概念的外延，从量的方面讲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属于宏观的，有数学观(数学的起源与发展、数学的本能和特征、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数学在科学中的文化地位，数学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等；属于中观的，有关于数学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流的原因与结果，各个分支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容上的对立与统一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等；属于微观结构的，则包含着对各个分支及各种体系结构定内容和方法的认识，包括对所创立的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理论的认识。

从质的方面说，还可分成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片面认识与完全认识、局部认识与全面认识、孤立认识与整体认识、静态认识与动态认识、唯心认识与唯物认识、谬误认识和正确认识等。

二、数学思想的特性和作用

数学思想是在数学的发展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它是人类对数学及其研究对象，对数学知识（主要指概念、定理、法则和范例)以及数学方法的本质性的认识。它表现在对数学对象的开拓之中，表现在对数学概念、命题和数学模型的分析与概括之中，还表现在新的数学方法的产生过程中。它具有如下的突出特性和作用。

(一)数学思想凝聚成数学概念和命题，原则和方法

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思想，凝聚成不同层次的数学模型和数学结构，从而构成数学的知识系统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与结构中，数学思想起着统帅的作用。

(二)数学思想深刻而概括，富有哲理性

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数学思想，是从众多的具体的个性中抽取出来且对个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共性。它比某个具体的数学问题(定理法则等)更具有一般性，其概括程度相对较高。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和变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等“事实”，都可作为数学思想进行哲学概括的材料，这样的概括能促使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数学思想富有创造性

借助于分析与归纳、类比与联想、猜想与验证等手段，可以使本来较抽象的结构获得相对直观的形象的解释，能使一些看似无处着手的问题转化成极具规律的数学模型。从而将一种关系结构变成或映射成另一种关系结构，又可反演回来，于是复杂问题被简单化了，不能解的问题的解找到了。如将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转化成一笔画问题，便是典型的一例。当时，数学家们在作这些探讨时是很难的，是零零碎碎的，有时为了一个模型的建立，一种思想的概括，要付出毕生精力才能得到，这使后人能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体会到创造的艰辛，发展顽强奋战的个性，培养创造的精神。

三、数学思想的教学功能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明确指出：“初中数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初中代数、几何中的概念、法则、性质、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根据这一要求，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大力加强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

(一)数学思想是教材体系的灵魂

从教材的构成体系来看，整个初中数学教材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点汇成了数学结构系统的两条“河流”。一条是由具体的知识点构成的易于被发现的“明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骨架”；另一条是由数学思想方法构成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暗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血脉”灵魂。有了这样的数学思想作灵魂，各种具体的数学知识点才不再成为孤立的、零散的东西。因为数学思想能将“游离”状态的知识点(块)凝结成优化的知识结构，有了它，数学概念和命题才能活起来，做到相互紧扣，相互支持，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数学思想是数学的内在形式，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的动力和工具。教师在教学中如能抓住数学思想这一主线，便能高屋建瓴，提挈教材进行再创造，才能使教学见效快，收益大。

(二)数学思想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数学课堂教学设计应分三个层次进行，这便是宏观设计、微观设计和情境设计。无论哪个层次上的设计，其目的都在于为了让学生“参与”到获得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数学活动过程中去。这种设计不能只是数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一定要有数学思想的飞跃和创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应当是历史上数学思想发生、发展过程的模拟和简缩。例如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是概括了变量之间关系的简缩，也应当是渗透现代数学思想、使用现代手段实现的新的认识过程。又如高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渗透了集合关系的思想，还可以是在现实数学基础上的概括和延伸，这就需要搞清楚应概括怎样的共性，如何准确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怎样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预测和创造，而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数学思想作为指导。有了深刻的数学思想作指导，才能做出智慧熠烁的创新设计来，才能引发起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这样的教学设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的要求。靠一贯如此设计的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方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数学思想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数学思想性高的教学设计，是高质量进行教学的基本保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这几十个智慧的头脑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新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教师难以解答的。面对这些活泼肯钻研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教师只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保证准确辨别各种各样问题的症结，给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恰当适时地运用类比联想，给出生动的陈述，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才能敏锐地发现学生的思想火花，找到闪光点并及时加以提炼升华，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创造，把众多学生牢牢地吸引住，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真正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也才能使有一定思想的教学设计，真正变成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活动过程。

文学思想论文篇（6）

第一，在学习新内容时要渗透数学思想。在设计教案时教师要有意识地增加数学思想的启发，将数学思想与新的数学知识结合起来，避免只讲知识表面不讲数学原理，只讲习题不讲思想。在讲授新内容时，不能直接将相关概念和定理告诉学生，而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引导和启发学生逐步探索、猜测，慢慢接近，掌握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相关思想，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这样学生可以发挥数学思维能力去推理，对所学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也更加深刻。

第二，在解题中渗透数学思想。数学离不开解题，但是解题的方法不止一种，多一种方法就可能多一种数学思想。如苏教版的练习册中有这样一道题：1998×3.14＋199.8×31.4＋19.98×314。先让学生观察数字的关联性，学生会很容易看出数值1998小数点在往左移动，3.14的小数点在往右移动，两个数值相乘，根据小数点移动的知识，学生能够推断出三个乘积是相等的，无论它们怎么变动，小数点后面一共是两位，只要算出1998×3.14再乘以3就可以了。这个解题思路实际上渗透了划归的数学思想。教师要在解题之前就开始向学生渗透，解题之后还要进行深化点睛，久而久之，学生就掌握了这种方法。

第三，经常讲，反复讲。数学思想渗透是需要潜移默化的，教师要坚持这一过程，在讲课时不断举一反三，帮助学生深刻领会。

第四，要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发现数学思想，鼓励学生将课堂中学到的思想运用到生活中，将生活中的问题带到课堂上。

文学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美美感方法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历来被认为是我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自60年代以来，“龙学”研究者开始从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加以研讨，开掘其中深邃的美学思想，成果显著，遂使这一当代显学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另有些问题则有待深入开掘和拓展。这里谈谈个人的见解，补苴罅漏，故名之曰“发微”。

一

对美的本质，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是必须首先加以界定的。刘勰一方面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美就是“文”，而“文”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作为“道”的一种形式原出于“自然”。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中心说出发，认为美是作为万物的中心的人创造的，“文”作为心灵的显现原出于人。这就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观性。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划分为三种范畴，即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他认为自然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人类中心说出发，他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带有主观性；而人文美则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这就是刘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对自然美，他认为这是先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它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是自由自在的。《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在他看来，天地、日月和动物、植物即天下万物都有它美的形式，它不但不是人工所为，而且为人的创造所不及。这种认识源出于老子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荀子的“王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类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人文美，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人文美是与人类的生成所俱来的，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之美，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人，也就有了人文之美。《文心雕龙·原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他看来，天、地、人是所谓“三才”，即构成世界的三种本质因素，而人在三才之中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精华所在，是有性灵之物。人有性灵，便会有语言文字借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文字就是人文之美，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认识源于《易传·系辞》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如果我们把“太极”理解为一种精神实体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与前面所说朴素唯物主义也不无内在联系。或者可以说刘勰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中不无唯心主义成份，客观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中又不无唯物主义的含理内核。

至于他把人文美与自然美合而为一，相提并论，则是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观点，《庄子·齐物》说：“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物我同一，人与天合为一体的境界为最高境界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的观点。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之外的自然有其美，人也有其美，人文美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然美。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刘勰把人文美等同于自然美虽然不尽科学，但人体之美，语言文字之美说它具有客观性也是不无道理的。其实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人体自身也是一种物，不过是属别于“无识之物”的“有心之器”罢了。

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美，他从人文合一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人具有这种创造能力和需要这种创造也是很自然的。《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气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在他看来，人受之于天而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种种情感，人与外界相接触或受到某种刺激，就会有所感发，通过不同形式的感发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即人文合一的观念，它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还认为这种性灵的抒写就是一种美。显然，如果说《文心雕龙·原道》所说“文之为德”之“文”指自然更美，“人文之元”之“文”指人文美，那么这里的“立文之道”之“文”就是指艺术美了。而且艺术之美既包括文学之美的“辞章”，也包括美术之美的“黼黻”和音乐之美的“韶夏”。它们都是人的创造，而人之所以能有这种创造性，则为“神理”所支配。这“神理”便是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由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而天人合一，由天人合一而人文合一，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在对刘勰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论美的出发点是“心”，美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产物，就此提出，在《文心雕龙》中“‘心’是美的内核。”〔1〕与此相近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刘勰把感情视为艺术的本源，灵魂和血液。”〔2〕这种观点似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们肯定刘勰把艺术美视为人的创造，但同时也肯定刘勰把这种创造的本源归之于客观世界，这在前面的阐述已清晰可见。那么，如果把美或艺术美的核心、本源仅止于艺术家的内心或感情，那就不仅不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意，而且无异于把刘勰对美的认识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一派了。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二

美学原则和审美功能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对美学原则，刘勰认为创造艺术美尤其是文学之美应当以圣人为楷模，以经籍为典范，象他们的作品那样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自然和谐之美。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在《原道》之后设《征圣》，《宗经》的本意。《文心雕龙·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这就是说，追求文学之美就应当向圣人学习，应当以他们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典范。它们的创作原则都是一致的，作品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又要有华美的语言和巧妙的表达方式，此乃金科玉律。《情采》所说“文附质”，“质待文”；《才略》所说“文质相称”，“华实相扶”也都是此意。完美统一亦即“自然”这美的最高境界。

对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刘勰提出了“六义”说和“六观”说。《宗经》“六义”是：“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里的“情”、“事”、“义”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感情深厚而不做作，事实具体而不虚妄，观点正确而不诡诈。

“体”、“文”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文风简炼而不繁冗，语言华美而不靡丽。“风”则主要是指作品在社会中能产生积极的教化作用而不致造成思想混乱。《知音》“六观”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是谋篇立体，“置辞”是遣词造句，“通变”是继承与创新，“奇正”是新奇与雅正，“事义”是选材与用典，“宫商”是平仄与韵律。这里包括了文学作品的诸多方面，既有题材、主题问题，又有语言、风格问题，乃至创造方法问题等，刘勰对审视文学作品考虑得是非常全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六义”和“六观”到底什么是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过去曾有些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引起过一些争议。郭绍虞和罗根泽等人认为“六观”是批评标准，赵盛德等人沿用此说。而陆侃如、牟世金等人则提出异议，认为“六义”既是刘勰对创作的要求，也是论文的六个批评标准。“六观”则是需要考察的六个方面。后来牟世金又在《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中说：“六观，不过是从六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方法，而不是六条衡量优劣的标准。”“‘六观’就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3〕马白进一步指出：“‘六义’是刘勰所主张的文艺批评标准。其中‘情深’、‘风清’、‘事信’、‘义直’是政治标准，‘体约’、‘文丽’是艺术标准。”〔4〕如何看待这一分歧？我们肯定《宗经》“六义”是批评标准，也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总体来看，它主要是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要求的，所指艺术范围也更大些，而不是就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来谈的，所以它出现在总论《宗经》之中。然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就此来断言“六观”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因为刘勰在《知音》提出“六观”之后，紧接着就说：“斯术既形，优劣是矣。”这里的“术”固然可解释为方法、方面，那么，这里的“形”也不可忽视，“形”即表现。因而，这两句话就应当疏解为：看看这六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作品的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作此疏解，刘勰所说“斯术既形”的本意就不能说无涉批评标准，因为人们常说的“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本身就是标准，自不待言。只不过是“六观”主要从读者鉴赏文学作品这个角度看问题罢了，所指艺术范围也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再在内涵上把“六义”和“六观”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一致性，即都强调了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中来要求和衡量文学作品，都强调了艺术的和谐完美。不同之处在于“六义”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效果问题，而“六观”则补充了创作方法（通变）和艺术风格（奇正）方面的问题。综观“六义”与“六观”，它们与前面所提审美原则是一致的，不过是在和谐统一这一美学原则下所派生的具体命题，“六义”侧重于创作方面来谈，所指范围大些，“六观”侧重于品评方面而言，所指范围小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刘勰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

对审美功能，刘勰很强调文艺的美感作用，认为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心雕龙·征圣》：“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文心雕龙·宗经》：“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心雕龙·程器》：“禽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教化，表彰功德，修身养性，乃至军事都贵于有文采。特别是人文关系，文章因人的德行产生，人的德行又借文章以流传。所以孔子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把文放在首位，足见它的重要。

三

美感是美学中在研究美这个对象而外，需要研究的另一个对象，美感研究包括研究审美活动中的感知、移情、联想、思维及情感等实践活动内容。关于刘勰的美感论以前人们论及较少，一般都以为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对美感这一较复杂的美学问题还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把提。我们认为，虽然《文心雕龙》中并未提到“美感”一词，“美感”只是在近代我国译介西方美学著作时产生的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文心雕龙》并未论及有关美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对美感接受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审美的认识过程，美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论及，只是尚未运用“美感”“审美”等现代美学概念罢了。刘勰美感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知音》、《神思》、《物色》、《总术》、《养气》等篇目之中。

美感的接受基础包括人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等。生理基础即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一切感知、认识和理解，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美感自然也不能例外。感觉器官是我们产生美感的窗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正是产生美感的源泉。没有感觉器官也就无所谓美感。感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美感的第一步，它还有待于深入到人的内心，即实现对美的心灵观照，从而成为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便是美感的心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就是讲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美感的心理基础不仅是生理基础的高级阶段，而且是生理基础的依存条件和原动力。马克思曾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杂，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处论及创作和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这种关系。他这样论及创作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神思》：“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认为，文学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而后才能萌发创作冲动，而文学家之所以能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即“物沿耳目”，“目既往还”，通过听觉和视觉捕捉、接受客观世界美的信息。舍此，无所谓美感，也无所谓创作。同时，刘勰还认为，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还需要上升而为审美的心灵观照，即“神与物游”、“心亦摇焉”、“心亦吐纳”。这种心灵观照也就是现代美学所说的“内在感官”或“黑箱装置”对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美的深层感知。如果说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知觉到客观世界的现象，那么通过心灵观照所构成的则是审美意象了。

他这样论及艺术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知音》：“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刘勰认为，无论对自然美、人文美还是艺术美的鉴赏，美感的产生也都首先起自作为生理基础的感觉器官，即“目”、“视之”、“听之”，舍此，无法进入鉴赏过程，美感也无从谈起。但在鉴赏中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同样有待于上升到作为心理基础的心灵观照，即“心敏”、“味之”、“佩之”，通过心领神会，通过咀嚼和把玩，才能真正触及美的意境和真谛。无论在艺术创造中还是在艺术鉴赏中，刘勰认为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敏锐的洞察力和较高的审美情趣。

美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都有一个心理过程，即审美认识过程，只有通过这一过程在创作中才能构成艺术形象，在鉴赏中产生审美愉悦。审美认识过程是复杂而微妙的。刘勰对此也有形象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

刘勰认为，在创作中创作冲动由客观世界美的事物所引起，文辞这种美的表现形式则产生于作家由美的事物所激发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美感表现为“物——情——辞”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而在鉴赏过程中，审美主体首先接触到的是文辞，由文辞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唤起作家所体验过的情感，由此而认识世界。在鉴赏中美感表现为“辞—情—物”这样一个相反的心理过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对由审美鉴赏所唤起的审美愉悦，即“深识鉴奥”“欢然内怿”。刘勰引用了《老子》中的两段话来作比喻，一是第二十章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一是三十五章中的“乐与饵，过客止”。这两个比喻形象而恰切地说明了艺术鉴赏中的审美。

在美感的心理过程中离不开移情和联想。所谓移情就是审美主体把情感外射到与“我”相对立的“物”上去，使审美主体的情感也为外物所具有，即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刘勰对这种移情现象也有生动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刘勰认为，“情”本为人类所有，自然物无所谓“情”，但在审美的心理过程中人的情感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物上。譬如，无论春暖花开之日还是秋风萧瑟之时，都会牵动人的感情，在观赏自然景物之际把自己的特定情感象馈赠那样赋予自然物，自然物引起自己的兴致又象它对自己的酬谢一样，通过心与境的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再譬如，富于情感的艺术家，登上高山似乎山都化作自己的情，面临大海似乎一望无际的海面都洋溢着自己的情。只有通过这种移情才能创造出美的意境，假若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也就不会有美的创造。

所谓联想就是由此一事物而想到彼一事物，由彼一事物又想到相关的其他事物的审美想象，通过这一桥梁构成的以少总多，以一统万的意象。对此刘勰也有论及。《文心雕龙·物色》：“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刘勰认为，诗歌的艺术美的创造正是在移情的基础上，通过无穷无尽的由此及彼的联想，才能构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意境。其实这也就是在现代美学中所说的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

美感有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审美成为全人类的活动，使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在人与人之间沟通起来，但美感又有其差异性，它使艺术创作五彩缤纷，也满足了人们在艺术鉴赏中的不同需求。刘勰论美感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论，它是全人类相通的“性情之数”，即人的共同生理和心理所构成的客观规律，亦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刘勰还注意到了美感的差异性。《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认为，由于美感的差异性不仅创作会有不同的风格，鉴赏也会有偏爱和异趣。

四

刘勰的美学思想在我国6世纪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可谓独步当时。对其后的美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美学论著所难以企及。先进的理论成果总是与先进的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文心雕龙》美学成就的取得与刘勰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分不开。

早在50年代范文澜就已指出：《文心雕龙》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方法论”〔6〕。60年代刘永济也认为，“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7〕70年代杨明照也曾盛赞“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而后王元化、马宏山人也都就其方法论有所论及，但专门进行探讨的论文还较为少见。80年代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及《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两文则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探讨《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的专论。他认为，“从方法论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红线便是朴素的初步的辩证思维方法。正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使全书结构严密完整，而且分析剖视鞭辟入里，思想闪闪发光；也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引起中国美学史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从而使《文心雕龙》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占踞极其重要的地位。”〔8〕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大胆而有见地的论断。还有人认为，刘勰的方法论是“折衷”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确实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采取‘折衷’的方法，使得刘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全面，客观的。”〔9〕如果这里的“折衷”并非指不偏不倚调节过与不及的“折中”，而另有深意，那么，“折衷”也就是其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含意。

总体来看，辩证思维方法是《文心雕龙》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方法，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心雕龙》的辩证思维方法表现在刘勰论美和文学的各个范畴和命题之中。诸如美与丑、道与文、心与物、情与采、文与质、通与变、古与今、奇与正、形与神、风与骨等相对范畴及相关论断，他都能够“撮举同异”（《明诗》），“左右相瞰”（《熔裁》），“会通合数”（《体性》）“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附会》），即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具体来说，诸如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文学风格的异同关系，创作方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等，他都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来加以考虑和阐述。

例如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鉴赏与批评的。《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里一方面谈到作品本身的复杂情况，即文体的驳杂，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结合等；另一方面又谈到读者的复杂情况，即人们审美情趣和学识见闻的差异等。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复杂情况造成了鉴赏与批评的见解多异，因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作家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这里刘勰视文苑为一整体，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局部，文苑的整体是由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所构成的，所以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门的局面。同时，他又视每个作家为一个整体，每个作家的创作又由他的才、气、学、习这四个局部因素所决定，所以出现了风格各异的作品。这样就把问题看得很全面了。

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刘勰是这样阐述情与采的关系的。《文心雕龙·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郭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剖析，首先看到了它们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接着指出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就使人们对作品的构成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而且在论述中，他把理论与意象的对立统一起来，给人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理解，不可不谓手段高超。

再如《通变》中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则从历史的纵向阐述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刘勰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在不同角度上，不同层面上展开的，而且有其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

五

刘勰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儒、道、释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并在汲取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美学思想自然也受到儒、道、释的深刻影响。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以意逆志，共同美感和论自然美等，道家的天道说、辩证法思想等，对此前贤已有所研究，但对其美学思想方法论渊源的研究却有待深入和拓展。

关于刘勰美学思想方法论的渊源，60年代刘永济就曾指出：“其思想方法，得力佛典为多。”〔10〕而后，杨明照也认为“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受了佛经著作的影响。”〔11〕王元化和马宏山等人则对此进一步指出是受了佛家因明学和“中道”论认识论的影响。这一点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其说憾在阐发欠详。我国南朝佛教盛行，梁武帝曾推尊佛教为国教，而佛学中的因明学在当时的哲学领域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古印度在公元5世纪由哲学家无著和世亲汲取了重逻辑和认识论的正理派的学说而构成的因明称为古因明。古因明继承了正理派的五支作法来进行推理，五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6世纪古印度的陈那及其弟子将古因明发展而为新因明，新因明推理用三支作法，三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比起五支作法更为简捷明了。如：“宗”为某处有火，“因”为发现了烟的缘故，“喻”为若是发现了烟就会有火，象厨房等处。这“喻”、“因”、“宗”，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形式逻辑所说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所组成的三段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演绎推理方式，它的特点在于通过中项把大项和小项联系起来，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它反映了事物属与种之间的包含关系。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是古因明学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时期。刘勰在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十余年，精通佛典，自然也就谙熟因明，运用自如，这也就必然使《文心雕龙》说理合乎逻辑，部类分明，严密细致，有条不紊。

另外，佛门的“中道”说也使刘勰的理论不偏激、不片面，做到他所说的“圆照”、“圆览”。佛典《大智度论》卷四十三：“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佛门的“中道”论认为，“常见”和“断见”都是偏执一端的，只有离开“常见”和“断见”二边而取中道，即看到事物的迁流无常和又相续不断，才能把握真谛。这其实与儒门的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中道”或“中庸”相暗合。

在《文心雕龙》中对因明和中道的运用，可以说俯拾皆是。《原道》中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便是明显运用因明所作的演绎推理。《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便是对因明学中属种关系划分的运用。正因如此，所以全书在整体上“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至于“中道”论也是贯穿全书，《序志》批评“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却又不无自负而自信地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那么，他不同于他人的立论方法就在于“弥纶群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衷”。但是，他又并非不偏不倚，骑墙式地“折中”，而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同地，理自不可同也”。其“中道”的核心还在“势”与“理”。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方法论的第二个来源是以《周易》为宗的儒、道、玄各学派中的比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对此一来源，80年代之前人们关注不够，专门研究甚少，范文澜和王元化等人对《文心雕龙》继承《周易》中的某些观点，曾有所提及，但尚未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评说。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首辟此说并加以探求，他说：对刘勰而言，“蕴含于《周易》、《老子》、《庄子》等典籍中的儒则是他辩证思想的重要渊源。”〔12〕该文从刘勰分析文学现象本身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指出了他对《周易》中“分而为二”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考察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勾勒“变动不居”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辨别文学发展史的轮廓，指出了他对《周易》中事物的异同，深入揭示艺术思维规律，建立完整的文体论，指出了他对《周易》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颇为深刻的。关于“分而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除贯穿于刘勰的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批评论中而外，似还应补充上：刘勰对创作与鉴赏、批评中的主观因素的辩证思维，即对主观因素的对立统一问题的分析，也是运用了“分而为二”的观点与方法。关于主观因素中的对立，《周易·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创作风格的不同时，认为由于作家“才”、“气”、“学”、“习”的不一，“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四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在《知音》中分析鉴赏与批评中的不同见解时，认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一切情况都是由“分而为二”的方法推演而出。关于主观因素统一方面，《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不同创作风格的相反相成时，认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在分析鉴赏与批评中又需有大体一致的标准时，他于《知音》中又认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衡”与“镜”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只有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中主观上的对立与统一，才能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这其实也就是《周易》中的“分而为二”。另外，刘勰对儒、道、释、玄的认识，也是把握了“见仁见智”和“殊途同归”这两面的，因而能有一个空前透彻的看法。

六

我们认为《墨经》中墨家的形式逻辑应当是《文心雕龙》方法论的第三个重要来源。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墨家的形式逻辑大体分为六个部分：明辩，言法，立名，立辞，立说，辞过。所谓“明辩”，《墨子·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异同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云云。“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的标准，否则无是非可言；“明异同之处”即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事物中，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他把“同”分为四类：“重同”即二名称一实体，“体同”即部分在全体之中，“合同”即共同组成为一集体，“类同”即以类相从而同。“异”也分为四类：“二”却二必异，彼不是此，此不是彼，“不体”即不由“兼”分出，不连属之体，“不合”即不同所，集合的范围不同，“不类”指分属各类。“察名实之理”即考察名与实的关系，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之，“明辩”讲逻辑的对象意义。

所谓“言法”，《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言”是立论，“仪”是法度。确立思维的两大原则，即理由原则和同异原则。理由原则是“立辞必明其故”，同异原则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墨子，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这是同一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保持自身同一。《墨子·经下》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这是矛盾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墨子·经下》还说：“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这是排中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总之，“言法”是讲思维规律。

所谓“立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即通过下定义来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把“名”划分为三种：达名，即范畴；类名，即普通概念；私名，即单称概念。至于下定义的方法，《墨子·大取》又划分为三种：“以形貌命者”，“以居运命者”，“以举量数命者”。确定概念的外延离不开对概念的分类即属、种划分，《墨子·经下》：“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这就是说要把同一属的事物划分为若干种。总之，“言辞”是概念论。

所谓“立辞”，《墨子·小取》：“以辞抒意”，即联合两个概念来反映事物的本然的联系，属判断论。所谓“立说”，《墨子·大取》：“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即演绎推理。“故”类于因明之“因”，“理”类于因明之“喻”，“类”类于因明之“宗”。《墨子·经下》：“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即归纳推理。所谓“辞过”则为谬误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墨家的形式逻辑之处也贯穿于全书。如关于“明辩”中的“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标准，刘勰论创作与鉴赏、批评所确立的《宗经》“六义”和《知音》“六观”即是非标准。“明辩”中的“明异同之处”，即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序志》所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的方法就本源于此。再如关于“立名”中的属种分类“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序志》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把天下文章分为“文”、“笔”两属，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又各分为20种，每种里又有子目，如《明诗》中再将诗分为四言、五言、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十分细密。“立名”中的“以名举实”下定义并以实加以说明，《序志》所说“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在论及每种文体时都首先下定义加以规范，并例举典型篇目加以说明，如《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再如“立辞”中“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演绎推理，《物色》所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即是此法的运用。“立辞”中“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的归纳推理，《比兴》中“宋玉《高唐》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即是对此法的运用。

刘勰的美学思想及其方法论都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不仅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决不是它的终结。（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日）

注释：

〔1〕胡学远，赵伯英：《“心哉美矣”》，《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易中天：《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牟世金：《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4〕〔8〕〔12〕马白：《美学纵横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2、306、3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页。

文学思想论文篇（8）

图画型课文课堂结构

（附图{图}）

实施要领：

1、导入：图画型课文的课堂导入一般应开宗明义，即要首先阐释课题，因为此类课文以低年级多见，学生很难“望图生义”。教师还可采用新奇的教具、提问式的谈话等手段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2、读图：指导学生按一定的顺序观察图画。一般是从局部到整体，让学生细细“读”图，使学生知道图上画了些什么，特别要知道图上有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等，使学生充分感知画面，获得对图画的整体印象。

3、导图：运用情景，比如放大的课文插图和图画、灯片等，引导学生在想象中自觉地进入画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道德是非判断和道德行为导向。

4、析图：教师要善于运用启发式，对图画中人物的道德行为进行分析、评价，挖掘课文的深刻内蕴，使画面充实起来，让学生多弄懂几个“为什么”。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观点对课文中人物的道德行为展开评价。

5、议图：是对课堂知识的实际运用，一般不要就图论图，而要力求走出画面，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深化道德认识。

6、演图：在图画教材中，有正面教材，也有反面教材，演图一般以正面的教材为宜，以防学生模仿不良的榜样行为。这种表演能使画面更加生动活泼，即使演得不好也不会影响教学效果，所以无须课前预演。

7、总结：教师总结课文观点，按照课文提出的道德要求，指导学生道德行为。

故事型课文课堂结构

（附图{图}）

实施要领：

1、导入新课：一般不要直接接触课题，可用故事导入，辅以音乐渲染气氛，效果更好。

2、展示形象：可以通过阅读课文展示形象，也可以通过教师的语言展示形象，还可通过表演展示形象，有条件的最好采用电化手段，将形象搬上屏幕，能获得更为直观的效果，增强艺术感染力。

3、分析形象：①抓故事的主线，复述基本情节。②阅读课文中的有关句段，初步理解故事的中心思想。③分析人物的心理和言行，思考他们有什么思想品质，并要注意设计好板书。

4、传知明理：揭示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接触课题，使学生按照课题的要求明理。

5、延伸扩展：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用学生身边的故事教育学生，更亲切，更有说服力。

6、练习巩固：布置几道练习，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检测教学效果。

7、反馈矫正：检查练习情况，帮助学生订正不正确的地方，说明改正的理由。

8、总结导行：总结强化课文观点，指导道德行为，防止学生“买椟还珠。”

事例型课文课堂结构

（附图{图}）

实施要领：

1、导入新课：多以揭题导入，采取先入为主的办法，使学生对课题了然于心，便于下一步“摆事实，讲道理”。

2、列举事例：是说明道理的主要依据，应充分加以利用，还要从其它地方搜集有关资料。当然列举事例并非多多益善，而是要选择典型，最好有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如附以图片、数据等，则更能收直观教学之效。有些也可以用故事启发。

3、揭示道理：把事实告诉学生，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再让学生反复阅读有关句段，牢记这个结论。

4、延伸扩展：针对实际，列举学生熟知的事例加强说服力。

5、练习巩固：除常规练习之外，可让学生进行分小组讨论，让大家说说自己知道的一些“事例”，以活跃课堂气氛。

6、反馈矫正：检查练习或讨论情况，收集反馈信息，纠错补漏。

7、总结观点：总结全文，强调观点，指导行为。

论说型课文课堂结构

（附图{图}）

实施要领：

1、导入激趣：论说型课文最忌生硬说教，在导入新课时，要十分注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采取的手段有：①问题导入式；②插图导入式；③故事导入式等。

2、提出论点（问题）：此类课文多见于高年级教材，有的开篇提出论点，有的则提出问题。整个课堂教学都应围绕这个核心。

3、进行论证：是培养学生道德思维能力的过程，要求以理服人。教师应分析教材，运用教材中的材料作论据，通过推理判断等，使论点成立。其中很多课文仍然是以故事或事例为主的，要注意思维过程的前后呼应和连贯，而不能仅仅只对材料作些表面的简单的分析，注意发挥榜样激励、名言启迪、典型示范等作用，使教学既具有逻辑的严密性，又做到生动活泼，情理交融。

4、得出结论：通过上述论证，引导学生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懂得怎样做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使学生对课题的理解深刻而明朗。

5、练习巩固：对课后的练习题组织讨论或要求学生自己思考，对道德观点起强化和巩固的作用；或是先要求学生读阅读材料，再提出有关问题，对教学起延伸作用。

文学思想论文篇（9）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文学思想论文篇（10）

因此，本质上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封闭性的恢复过程。这样，人的心理两者之间并不是动态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而是封闭性的恢复过程。人的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纯心理发展，被认为是在克服人的感性生理欲求的过程中完成的。如此一来，理学德育思想就如同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一样轻视甚至贬低个体生理发展的必要性。即使持有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张载也持有这种看法：“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倾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重视心理发展无可厚非，但心理发展只有在生理健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正常进行，忽视生理的发展是理学德育思想的重大失足之处。在明清之际颜李学派的军体教育思想就是对前者的批判与改正。第四，道德实践对社会实践的僭越。实践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只有在实践中，人才有可能显示自己的本质，人才能成其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是人的本质。在理学德育思想中，人并不是孤立静止的，他是在日常生活中践履封建道德规范的社会的人，是道德实践的主体，王阳明甚至提出了道德实践本体的思想，让人在道德实践中显露自身的本质，这是理学德育思想的深刻之处。但它根本上属于“内圣”之学。在这里，个体的道德实践有了独立自主的价值和意义，它专门追求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便是不必要且不应该的，这从朱熹对陈亮的“义利双修王霸并用”的批判中表现得很清楚。这样，理学德育思想以个体道德实践排斥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只能阻碍个体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而在片面的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只能有片面的发挥，人只能是片面的人。

以上是就理学德育思想中人格发展论的消极意义而言的。而其积极意义，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人的道德主体性，肯定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理学德育思想继承先秦儒家“为仁由己”的主体能动精神，通过抽象的哲学思辩，使道德品格成为个体先天主导心理构成，个体自身成为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主体。如果说在程朱理学中，天理的权威化使得人的道德行为带有被迫为善的性质从而主体性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在陆王心学中人的道德主体性便高扬起来，主体道德行为不仅是克己，更为重要的是成己，是主体先天道德本性的自然流露，这无疑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了对自我的关注，自我的“良知”成为准则。“他人文字议论，但漫做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披判，不要与他牵判，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这种自做主宰的精神显示了他们不同凡响的主体性倾向。此外，在理学德育思想中人的存在具有恒定和普遍的价值，它不是在对每个人的经验真实（行为）的归纳总结中判定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而是从先验唯心的角度演绎出“人本善”即每个人先天地具有存在价值的命题。在这个关切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的唯心主义命题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我们知道人作为道德存在是在人类已攀上自身本质的高度后表现出来的，虽然理学德育思想把人抽象化为道德人而失于片面化，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其主要方面，则是毫无疑问的。理学德育思想用片面化、极端化的形式揭示出人人为道德性存在这一绝对真理。第二，注重培养知、情、意、行完善的品德心理结构。理学德育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注重完善的品德心理结构的传统。理学家大都认为个体的品德心理结构包含知、情、意、行四个方面。但由于他们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行观以及时代背景存在一定差别，因此知、情、意、行在德育中的次序和地位有所不同，大致要分为三类：其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知先行后”德育模式。先进行道德知识的传授，最终、最重要的是道德实践，要在整体上保持知行并进，而情、意贯穿其中，但由于情有善与不善，必须加以约束和控制。其二为陆九渊强调先立大志与“知先行后”的德育模式。

由于他坚持性情合一，“性、情、心、才、都只是一般事物”，情既为道德情感，也是道德理性，是性的自然流露，故为善，它贯穿于整个德育过程中。其三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德育模式。真知必行，不行不可谓知。王阳明也是性情合一论者，但他把二者看成体用关系，性必有情，情也有过与不及，所以重视性对情的自我调停。至于道德意志，王阳明同其他理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具有“无规定”的特征，是自发的，也是自由的，是“不器”，即不“执一”、不“意必”，也就是不执于形而下的一事一物，使主体意志超越于一切现实目的性，随感而应，率性而为，以至无为无不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王阳明的意志便是无意志，是超意志。总的来说，理学德育思想注重培养知、情、意、行统一的道德心理结构，基本上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对我们当代德育有一定借鉴价值。其次，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系统看。理学德育思想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社会；不在于个体心性修养，而在于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当时社会主要包括：人类整体；封建等级制度；家族；作为人类整体一部分的集体等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