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论文篇（1）

消费社会是指人们已经从物质商品短缺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生产相对过剩、物质商品普遍丰盛的社会，为维持、拉动和刺激生产，因而鼓励人们积极消费的社会形态。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步入“消费社会”，文学艺术消费领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时尚化”消费趋势。

消费是对人的欲望的一种满足。物质生活的富裕，使人的各种欲望通过消费而得到满足，但这只是暂时的满足，新的欲望在消费之后又得以萌生而蠢蠢欲动。于是，欲望刺激消费，消费生产新的欲望，成为一条吞食自己尾巴的蛇，永无止境。时尚就在这种无止境的欲望消费心理下，频频引领。尤卡·格罗瑙在分析消费与时尚的关系时指出：“我们可以试着认为，现代消费社会主要特征是其中时尚的范围和社会影响力已大大增加了，这个社会中新的大众趣味产生和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高雅趣味’总是在被另一新的‘高雅趣味’所取代，这样在一个不断个性化和美感化的现代性社会中形成一定的秩序。”“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时尚的强化，即它向新领域的延伸和在旧领域作用增大，是消费者社会的最典型的特征。这样一来，一个消费者社会—或富足社会—就是一个时尚社会，尤其是一个大众时尚的社会。”

一、大众精神消费时尚化的表现特征

大众时尚社会在精神消费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消费需求的旋生旋灭，更迭速度越来越快。在文艺界不断翻“新”求“变”显然不完全是一种“创新”的文艺创作内在驱动所致，而更多的是满足人们不断追“新”逐“异”的时尚消费需求。“的确，人们已经发现，推动现代消费主义的核心动力与求新欲望密切相关，尤其是当后者呈现在时尚惯例当中”。并且文学艺术为满足读者观众的追逐“时尚”心理，在作品中嵌入大量的“时尚”元素，突出地反映当代社会的时尚生活景观。这种情况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另类写作”和“小资写作”之中。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具有叛逆个性的都市男女青年，他们的着装、打扮、行为无一不是最“酷”、最“炫”、最合“时尚”标准的。他们对新潮艺术迷恋或追慕，如对摇滚乐、DJ、艾伦·金斯堡的诗歌、米兰·昆德拉小说的热爱等，出入于酒吧、高级俱乐部、鸡尾酒会，在别墅外的草坪上“派对”，在烛光下的豪华房间里过生日Party……诸如此类的“时尚”性元素往往是这类小说的一大共同点和特色。“小资”传统上被理解为“有点钱又有点闲”的“小资产阶级”；“小资”情调带有一定“时尚”性的社会心理追求的群体呈扩大和蔓延趋势，已经表现为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群落和年龄段的人渗透。如在北京、上海的一些高校所进行的一次大学生阅读调查中，得出的当前大学生所谓“六大阅读时尚”就赫然标有“小资”情调一项。安妮宝贝小资情调的小说风靡一时，一夜之间许多女孩竟然把自己打扮成安妮笔下的“暖暖”的时尚形象——素面朝天，只用带着淡淡樱花味的兰范香水，穿棉布质地的衣服，头发披散地搭在肩上——另外，在她的小说中还不时地出现诸如espresso咖啡、哈根达斯冰淇琳、帕格尼尼、欧洲艺术电影这些凸显“小资”趣味和格调的时尚细节。

有人称这两类小说为“时尚读本”，是“近年来中国都市文化程度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以当代都市的‘新市民’（有较高文化教育程度的都市青年），‘白领’（较优裕的物质经济基础），‘小资’（时尚化个性化的人生倾向）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新型文学品种。”而对此阅读消费现象，有论者批评道：“小资写作大概都有一些基本的写作元素，比如几个成功人士、几幢优雅别墅还有酒吧、上网，喝咖啡时的音乐，前的谈心，等等，这些元素看上去都是当代都市生活中的一部分现实，但问题在于，小资写作对此是进行一种时尚化的处理，将其变成一种缺乏丰富内涵的时尚符号，它带给读者的只是一种空洞的绚丽，感官的兴奋。……这样的读物会使不少人陶醉其中，在这种虚缈的小资情调中自以为已经步入优越的上等阶层了。”如果我们同意将大、中学生都算进“小资”群落的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此类批评所引起的“警惕”意义还是应当予以肯定，对“时尚符号”的陶醉可能会落入到波德里亚曾批评过的陷阱——“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从而失去了对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准确判断。不过，文学的时尚化现象毕竟是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文学存在方式，也是都市化消费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文学消费需求的一种表达。在其背后折射着一个欣欣向荣的物质丰裕社会，是某一文化群落在多元化建构下的文学共享空间里合法化的文化想象的诉求。

二、文学艺术消费时尚化的本质是个性化需求

西美尔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这表明对时尚的追逐与市场经济对个性化表现的鼓励这种文化导向是内在一致的，它同时表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中产阶层“新市民”，意欲通过文化消费的时尚化来满足对自身新的社会等级和身份向往的“调适的需要”。因为，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离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

而维布伦“有闲阶级”的夸示性消费理论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阶级设定的名望标准总是很少受到阻滞，它一般总会从上至下波及整个社会结构，对各阶层施加强制性影响。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社会每一阶层都将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模式当作自己最理想、最体面的生活方式，不遗余力地向它靠拢”。可见，“时尚化”消费需求心理正是这种向往“最理想、最体面”生活方式的一种合情合理化的心理需求，充其量在其中包含着一般人都具有的“炫耀性”虚荣心理罢了。如果我们不认为普通大众有这种向往过“最理想、最体面”生活—喝着咖啡、谈帕格尼尼和欧洲艺术电影的想法—是过分的话，那么，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对大众这种文学艺术消费需求的时尚化现象感到忧心忡忡呢？

事实上，时尚小说表现了这个时代人们推崇个性的思想情怀。这与先锋文学有一致性。先锋文学诞生的思想基因是：现代的绝对个人观念浮出地平线，个体的生命感觉再也不愿承受传统的伦理、宗法知识的沉重之负。它用艺术生命的运动形式去摧毁稳固的价值规范，从另外一个角度构成探索现代性问题的思路——应该取消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压抑，面对传统、群体或主流的压迫，只有个体、自我的树立，才能解放生命。“时尚化”小说在精神追求层面上同样表现为对传统的叛逆和摧毁。《上海宝贝》中女主人公一个月前从一家杂志社辞去记者之职，现在我在一家叫绿蒂的咖啡店，穿着露腿迷你裙做女招待。轻松的语言完全抛弃了在事业选择上固有的审慎，是个体追求轻松、随意的表征。“时尚化”小说的人物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狂”的一面，而在应对生活的压抑和不合理面时，“狂”是带有积极对抗意义的。在文学中，“狂”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人格现象，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痴狂之人，鲁迅也以“狂”的文化人格以毒攻毒。然而“狂”也使得“时尚化”小说很难与传统文化结盟，使得它同作为小说实验的先锋小说一样招致诸多批评，像意义缺失、价值紊乱、终极关怀消解等。人物更多地面对着自己人性的要求，比如说性。我们知道，人的自然状态的生存并不排斥肉体，而是主张灵肉一致。王安忆就曾说过：“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时尚化”小说在描述主人公爱情故事时，涉及“性”层面的描写是有其合理依据的。而一些论者仅从“身体写作”的字面上去理解，偏执地将其当作“写作”，是过于主观的。

对于“时尚化”小说中的时尚个体追求个性的描写，恰如莫言所言：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独特价值；每一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独特世界；每一个作家都要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时尚化”小说自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自觉紧跟历史发展的产物，“时尚化”文学以满足人们现实文化需求的大众化定向为创作方向，在文学发展上不无探索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是消费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消费的时尚化需求对文学创作发出的深刻要求。对于“时尚化”文学这种作为新文学样式的一种尝试，现在肯定地预测它会有多大成就，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于当前文学消费市场的时尚化倾向，也不必过于恐慌和忧虑。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经典这作无一不是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浪潮中经受时间的考验而慢慢沉淀下来的，在那个时代也曾经与良莠不齐的作品共生共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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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论文篇（2）

短缺经济条件下粗放的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导致不少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不符合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加之供给与需求结构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脱节，直接阻碍消费需求的增加、结构层次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国内总供给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结构不合理，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低水平竞争，只求规模不计成本，政府和企业投资缺乏远见，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造成成了生产能力的过剩。据统计，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商品都处于过剩状态。在社会商品供给总量过剩的同时，一些高技术含量、适销对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商品又供不应求，供给能力的提高受到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的制约。

在社会产品供给总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一些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应该集中的行业集中程度不高，可以分散经营、适合竞争的行业又由国家垄断，造成部分行业产品价格偏低，不足以补偿其生产成本，而另一部分行业产品价格偏高，消费者负担能力不足。

2、居民收入下降，收入预期过低，消费预期增高。

由于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处于调整的时期，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企业职工收入下降，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国家机关人员分流，造成这些人员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加之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发展处于低谷，农民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增长已从1993年的9.5%下降为1997年的3.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1997年仅为4.6%，而1996年则为9％。伴随着收入水平下降的是收入级差的扩大。公款消费、公款私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住房、医疗、教育制度改革的不完善造成了城镇居民名义和实际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中明显出现了收入阶层，高收入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城乡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农民近几年收入增幅明显放慢，而这种情况是在国家高度重视农民利益，下大力气减轻农民负担，投入大量财力维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出现的。

在城乡居民即期收入下降的同时，人们的收入预期也呈下降态势，由于预期未来的收入下降，人们通常采取预防性措施。首先是紧缩预算，减少即期消费，减少奢侈性消费，只维持基本的生活必需消费；其次是减少或推迟非必要的消费支出，具体表现为居民储蓄倾向持续居高不下，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且难以改变。

近年来，我国直接关系到城镇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较多，如就业制度、退休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消费者对未来支出的确定性、依赖性心理演变为不确定性心理，居民为了防范未来的支付风险也减少了即期的消费。

3、目前市场上无消费热点，居民多有持币待购心理。

一年多来，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居民普遍认为物价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因此目前居民的消费预期心理表现为持币待购心理。居民的消费预期心理是指消费主体在对市场和经济状况作出判断下的消费倾向的变化。其主要动向是：在即期市场活跃、收入变动不大或下降、价格下滑的情况下，消费就倾向于等待和观望。并且，消费心理具有强烈的从众倾向，当社会上一部分消费表现出某种消费行为时，就会强烈地带动其他消费者的模仿行为。

通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部分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在需求由低档向高档转变，由单一型向多样化转变，由单纯的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方面转变。而市场上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差距，居民希望购买的消费品要么供给不足，难以买到，要么价格过高，难以承受。城镇居民对生活基本品的需求趋于饱和，下一步的消费目标是住房和汽车，但由于收入水平及传统分配体制的问题，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满足其需要。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普遍偏低，支付能力明显不足。

二、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扩大内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扩大国内需求，理论上讲可以从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入手。然而去年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有效的扩张投资需求，但是并没有引起消费需求的扩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受到阻碍。笔者认为消费需求能否随投资需求的扩张而相应扩张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还是要由消费需求来实现，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持久的拉动力量。去年一些改革措施出台，改变了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消费倾向明显减弱，使政府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打了折扣。因此，目前应采取有效措施，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状况，我认为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是支持需求扩张的有效手段。

从现实状况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和近10年积累准备，我国居民的消费已经开始进入“住”和“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但由于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已严重落后于生产信贷的发展水平，居民消费几乎是建立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居民在实现购买前的积蓄时间太长，就会出现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据统计，仅1992年各家银行发放房地产生产贷款达8000亿元，至1998年加上利息，各家银行未收回的贷款本息共达1万亿元之多。因此，只有加速发展消费信贷，逐步把居民的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转变为有信用支持型适度超前消费，才能在发达的生产信用与发达的消费信用之间达到均衡，才能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我国居民收入层次的判别，不同地区及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消费市场潜力及市场容量的特点来看，应通过消费信贷支持住房、汽车、大件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子女教育、个人职业终身教育）的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先，城镇居民开始具有消费信用基础。到1998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储蓄达到5万亿元，手持现金6000亿元，外币存款300亿美元，居民共有金融资产达到6万亿之多。1997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已达4377元，人均储蓄8581元，户均金融资产在4万元左右，不少城镇居民已经存在住房、汽车、大件耐用消费品和教育（子女教育、个人职业终身教育）千元、万元、十万元级潜在消费结构。

其次，从住宅、汽车业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不仅其自身的产业关联度较大，而且两者从生产到消费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住宅产业的发展将使城区扩大并向郊区扩展，而住宅与工作地点的远离又会使居民对汽车的需求的增加。同样，居民拥有汽车之后，对远离城区住宅的需求将大量增加，这样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城郊住宅业的发展。另外，去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其中用于公路建设的投资计划达1800亿元，而公路建设的回报靠的是汽车量的增加，因此，公路建设与汽车的应是同步的。显然，我们把住宅和汽车作为消费信贷的重点，既是保证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协调的需要，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需要。

再次，把教育作为消费信贷的重点是因为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经费不足是主要问题。我国民间具有不惜财力办教育的传统，发展民间投资用于教育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吸引民间投资的主要途径，政府应提供便于民间投资教育的政策环境，朱熔基总理关于发展高等教育的讲话为启动民间投资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十万元级的投资项目对于国内居民来说通过储蓄来支付是困难的，需要消费信贷予以必要的支撑，从而为消费信贷在我国的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

三、发展消费信贷的具体途径由于体制和认识等原因，我国消费信贷长期严重滞后于生产信贷，消费信贷基本上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因此，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环境。笔者认为，消费信贷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1、切实提高中下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居民的消费主要是由居民的即期收入水平决定的，即期收入水平有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中下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倾向，切实提高中下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可以直接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未来两年内，实际消费可能继续受居民收入增势减缓和职工下岗待业的影响持续走低。因此，国家在收入政策上要采取有利措施提高公务员工资、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社会救济金，同时在分配政策上要进一步缩小收差距，加快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有钱敢花，从而改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以刺激消费的合理增长。

2、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降低贴现率，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居民的消费信贷受利率水平的直接影响，消费信贷必须是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形成，目前经过七次降息，具有标志性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995年的10.98%降为2.25%，一年期贷款利率由12.06%降为5.85%.为了刺激消费和消费信贷应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从而支持居民适度超前消费；降低贴现率便于形成灵活的市场化的信贷结构。

3、形成居民信用评估体系。

目前，居民信用评估体系尤其是消费信用评估体系基本没有形成，而居民信用评估体系是消费信贷的基础，因此建立消费信用评估体系就显得必要而迫切……笔者认为消费信用评估体系的培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通过国家信用的转移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产生。建议具体由所属单位人事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利用个人档案和组织考察对个人进行信用评级，提供相应信用担保；同时银行部门提供手续费给提供担保的同级财政部门建立信用担保损失准备，所属单位也要负信用担保损失责任，从义务和利益的关系上建立银行、财政、单位、个人之间的信用框架，由此作为居民信用评估体系的突破点。

2）发展民间信用评估体系。成立民间信用评估机构以及银行系统联合成立银行信用评估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具体进行政策指导。

消费需求论文篇（3）

 

我国目前所呈现出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总体态势，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所造成的居民消费能力的制约，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在正常条件下，消费需求数量变化首要的受制因素是收入水平。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整体收入水平低下造成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在不断扩大（详见图1、图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1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图(1978—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2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1】图(1978—2009年)

可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收入曲线都在迅速上升，但城镇居民收入曲线上升的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曲线上升的速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一个缩小-扩大-缩小-扩大的演变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4年，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这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几次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有了较快较大的增加，其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经济论文，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高达2.57，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1978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82，是1978-1984年期间最小的一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时期，我国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而在农村，由于联产承包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量释放完毕，再加之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带来的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很快越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85-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到1994年达到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86。

1995-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城镇中下岗职工增加，他们的收入减少所致。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86，到1997年缩小到2.47。1995-1997年期间，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仍然偏大，且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缩小的趋势。

1998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98年的自然灾害和1999年城镇职工的普遍加薪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主要原因，且在这一时期由于教育、医疗、保障等各种福利方面的差距显露出来，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自1998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略有起伏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一路攀升，由1998年的2.51扩大到2001年的2.90，2007年更是上升到了3.33，为历年之最，2009年仍保持在3.33。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比较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收入阶层，也因此形成了城乡两种不同的消费阶层和消费市场，从而造成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也经过了缩小、扩大，短暂的缩小后进一步扩大的过程。图3表明，1978年，城乡消费水平比【2】是2.9，1983、1984、1985年缩小到2.2经济论文，1995年扩大到3.8，短暂的缩小后，199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一直维持在3.6以上，2003年和2004年更是高达3.8。2009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4021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5025元，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7个农民的消费水平。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水平，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落后15年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3 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率图(1978—2009年)

2、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还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都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85元，2008年增加到3661元，2008年比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3076元；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79元，2008年增加到11243元，2008年比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9964元。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在扩大。1985年城镇消费支出是农村消费支出的2.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城乡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逐渐加大，到2008年城乡之间的支出比高达3.6，即目前我国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相当于3.6个农民的消费支出。“三个农民抵一个市民”是当前农村低消费的真实写照。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首先，城镇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比农村居民相对比例小，并随收入增加呈下降趋势，即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已从以食品类消费为主的生存性消费加速向质量型消费过渡。其次，衣着、家庭设备用品等的支出，在城市基本趋于饱和，但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未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当城镇居民消费向空调、摄像机、家用电脑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转移的时候，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为主的消费水准上。再次，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的支出有增长趋势，城镇居民将来的消费热点将是住房、汽车、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及教育，但城市新消费热点产品在农村的消费量还相当少，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拥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见表1)。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单位：%

 

指标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7年

2009年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食品

58.80

54.25

58.62

50.09

49.13

39.44

43.08

36.29

41.0

36.5

衣着

7.77

13.36

6.85

13.55

5.75

10.01

6.00

10.42

5.8

10.5

居住

17.34

6.98

13.91

8.02

15.47

11.31

17.80

9.83

20.2

10.0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29

10.14

5.23

7.44

4.52

7.49

4.63

6.02

5.1

6.4

医疗保健

3.25

2.01

3.24

3.11

5.24

6.36

6.52

6.99

7.2

7.0

交通通信

1.44

1.20

2.58

5.18

5.58

8.54

10.19

13.58

10.1

13.7

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

5.37

11.12

7.81

9.36

11.18

13.40

9.48

13.29

8.5

12.0

其他商品

及服务

0.74

0.94

1.76

3.25

3.14

3.44

2.30

消费需求论文篇（4）

1.2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缓慢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向着今天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迈进，人们渐渐地更加关注于居住、出行、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影响到居民的支出结构。

1.3现存的消费政策和环境不完善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住房、轿车、信息、旅游、教育、医疗服务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些方面的消费环境还不够成熟，相关的政策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的增长。

2刺激消费需求的对策

2.1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壮大保险产业当前，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信任感，使经济周期性波动减少，发展保险行业，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稳定职工调整到正常合理的收入与消费心态，促进消费倾向的提升，延缓储蓄倾向的上升。

2.2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层阶级

2.2.1积极提高各行各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差距调整得更加合理。兼顾效率与公平，拉动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倾向。推动服务行业的发展，减少社会失业人口，保持收入的相对稳定，使中等收入群体得以扩大。

2.2.2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应加强这部分群体的税收管理。充分发挥税收制度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依据“限高，促中，提低”的原理进行调控。加强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税法完善和征缴工作，通过征收遗产税，改善收入过高的现象。

2.2.3推动市场的有序发展，鼓励人才和劳动力的公平竞争，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避免平均主义，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使收入分配关系得以规范，处理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进行初次分配时，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经济规律，防止人为因素以及各种行政、计划手段的干涉。进行再分配时，则应该增加力度对初次分配进行调节。

2.3确保农民增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2.3.1当前，农民收入呈现收入增幅下滑的趋势，为此，应建立长效机制以增加农民收入。采取利民措施，如取消农业税。还要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提高粮食收购的价格，农民收入稳定了，自然种粮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形成良性循环，带动农村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2.3.2采取转移支付体系的方式使农民消费负担得以减轻，推动城乡的稳步健康发展，构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

2.3.3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非务农时段的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吸收和利用。推动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2.4改善消费结构断层，实现消费结构升级目前，我国消费市场结构出现了断层现象，且表现较为突出。以住宅、购车、旅游等为重点的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形成规模，而旧的消费热点却已经渐渐退出舞台。解决消费断层问题，克服疲软现象，是当前工作的要务。政府应在金融体制、社会保障等方面予以扶持，实现消费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消费领域的拓宽和消费档次的提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升华，非商品性消费在总的消费支出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人们的消费热点向着文化、教育、旅游、娱乐、体育等方向发展和拓展。消费档次的提高表现在人们购买能力的提高，从过去的“万元级”向“十万元级”过渡，如住房与汽车。然而，高消费能力的形成是渐进的过程，因此，需要应采取各项政策，使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使其消费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层次，促进新消费热点的形成，完成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

2.5完善消费信贷政策，发展信用型消费过去的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为了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低消费的观念，应建立和完善消费信贷政策，积极发展信用型消费。使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和范围得以增加，推进个人信用制度的实行，积极开展消费信贷，鼓励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发展和完善消费信贷政策时，要注重人性化和个性化，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满足不同人群的信贷需求，进而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论文篇（5）

(二)刺激性营销如果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漠不关心或者毫无兴趣，那么，该消费者就会呈现出无需求状态，这就需要汽车营销管理对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将消费者的兴趣与自然需求和产品本身联系起来，比如，大中城市消费者不喜欢微型汽车，而微型汽车价格有比较便宜，且款式新颖，农村客户在得知该汽车和摩托车价格不相上下时，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在微型汽车上，以此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

(三)开发性营销通常某一产品在市场中都存在潜在需求，然而，市场上并没有这类产品，为此，就需要汽车营销管理者对最新汽车产品进行不断研发，并投放市场，以实现该潜在需求。此外，汽车营销管理类型还包括重整性营销、消减性营销等。

二、汽车营销管理中的问题

尽管我国汽车营销管理企业实现了迅猛发展，然而还是有大量不完善之处，必须对其不断提升与改善。目前国内汽车营销管理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汽车营销管理理念滞后由于不断深入的国际汽车贸易理念，使得我国汽车行业也逐渐学习国外优秀营销管理方法，然而，由于受传统汽车营销管理理念的制约，很多汽车企业仅仅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重视产品的销售模式与价格，不合理企业营销理念的运用，导致汽车营销模式出现形式化与表面化尴尬局面。

(二)模糊的汽车营销管理层次分析模糊的汽车营销管理层次分析具体表现为，汽车管理者存在不到位的消费者需求与心理分析，使得尽管制定了各层次的营销管理模式，然而依旧未获得理想收益，所以依照消费者不同需求所采取的管理措施缺乏合理性与科学性，不具有可行性。单一的汽车管理模式具体表现为大部分汽车企业仅仅在服务、生产与销售汽车管理模式中局限着，对汽车销售业绩一味强调，并未做好汽车营销前提的战略调整工作。

三、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汽车营销管理模式

(一)不断提升销售人员综合素质，培养其汽车营销科学管理理念汽车营销管理模式中，一定要全面提升汽车营销人员与管理者的综合素质，由汽车营销管理者所选的具有较高素质的汽车营销人员学习与掌握国内、国际先进的汽车营销管理理念，通过学习国际、国内先进汽车管理理念，并将该理念应用于汽车营销企业日常运营中，能够有效管理汽车营销模式。此外，需要强化培训汽车营销人员的心理与技能，确保企业竞争力与营销人员综合素质能够得到全面提升。

消费需求论文篇（6）

在国内许多品牌家具产业中，同质化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在不同的家具厂家设计生产，却时常出现相同风格、相同款式，有时甚至连色彩都相同。以前开发一个新产品，企业的新产品在市场上能经营好几年，而现在开发上市的新产品，只要有了市场销量，在很短的时间里，竞争对手就会相互模仿，同时采用价格战的手段进行竞争，于是“山寨家具”现象越演越烈。这就要求家具企业和设计者从自身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发现消费者的不同需要，以差异化的设计战略细分市场，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设计的目的性需要

设计的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就要求设计师在设计开始前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在设计中充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有目的性的设计。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家具，如“午休家具”，在传统家具设计中并不存在这一类型，而随着大量上班族中午不能回家，又需要午休现象的增多，“午休家具”应运而生。

（三）设计人性化的需要

家具设计的人性化指在设计过程当中，需要对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心理、生理需求和精神追求进行满足，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上述消费者的行为习惯、人体的生理结构和人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真正体现人文关怀和对人的尊重。

（四）设计创新的需要

在家具产品市场上，存在大量雷同的产品，市场需要创新，但是基于传统产品的改良已经无法出现创新性的家具产品，设计者必须要对消费者进行调查和研究，寻找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实现对家具产品的市场细分，从而发现创新的设计元素，设计出全新的家具产品，必要时可将虚拟装配技术应用于家具设计中，缩短家具产品设计与制造的周期。

二、在家具产品设计中如何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一）在产品设计定位时必须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在进行家具产品设计的市场定位时，就需要做市场细分，有针对性地对指定人群做设计，这样才能摆脱同质化的局面。如把家具产品用文化包装起来，注重它的文化内涵，从服务体验、健康的角度开发出富有人文关怀的家具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让家具产品在同质化的今天脱颖而出。

（二）在每个设计细节中必须充分掌握消费者的需求

在家具设计过程中，每个参与设计或制造的人员都必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遇到问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简单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考虑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在家具制造过程中，一些结构设计，受力并不存在问题，所以相关设计人员认为完成了任务，但是消费者会认为不牢固，存在受力问题。在解决这样的问题时，必须要通过结构或者外观打消消费者的疑虑，而不是固执地认为消费者不专业。

（三）在产品设计评价中始终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在设计过程中，存在多次的设计评价，如概念设计草图的评价、产品设计方案的选择评价以及实物样机的评价等。在这些评价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重要的位置。比如有些家具企业在进行产品评价时，会随机选择一些消费者到企业的专卖店或者样板间进行体验，通过录像或者随机访谈的方式，让消费者进行评判，从而为设计者提供参考。

三、设计师在家具设计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环境因素

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且大部分的需求都是个人化的，没有考虑其他人的，或者说没有考虑整体的问题，这就导致设计者在满足消费者的一些毫无节制的浪费性需求的时候，常常会给整体带来巨大的破坏。比如，前几年，中国的消费者非常喜欢红木家具，这是因为红木家具能够给他们带来光耀门庭的满足感。正是这样的需求导向，使得很多企业的设计者将红木作为家具设计的重点，但并没有关注这样的需求本身存在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设计时需要设计者和企业要有一定的基本素质和社会责任感。

消费需求论文篇（7）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文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 城乡收入分配 实证检验

问题的提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的均衡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向需求约束下的过剩型经济转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从部门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家庭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却不断下降（见图1）。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原因在理论界已经探讨了十多年，但仍未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一）居民间收入不公平论

臧旭恒、孙文祥（2003）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藏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基尼系数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段先盛（2009）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说明城镇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祝正芳（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王春娟、黄昊（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实证模型，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存在着极强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居民增收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论

方福前（2009）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三）消费观念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有着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消费的观念，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韩克勇（2001）认为造成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落后、消费环境不佳。

（四）中国福利制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改、房改、教改，都使得人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的预防动机加强，使得人们消费水平下降。这点从陶传平（2001）、李宗华（2004）等人的研究便可看出。

可以看出，对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研究，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之上。多数学者阐述了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论断，但是由于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李军（2003）认为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上。

理论模型

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相较于收入幅度减少较小。故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富人，收入差距拉大，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改革开放前期，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进行。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虽然1994-1997年期间，城乡人均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8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3.3（见图2）。即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间收入分配主要呈现出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的现实，建立理论模型：

假设我国全社会消费函数、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是：

C=a+bY，C1=a1+b1Y1 ，C2=a2+b2Y2

其中，C、C1、C2、Y、Y1、Y2、a、a1、a2、b、b1、b2分别是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全社会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全社会居民自发性消费、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农村居民自发性消费、全社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C1+C2，Y=Y1+Y2。另由凯恩斯理论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b2>b1，设城乡收入比为k，k=Y1/Y2，Y1=kY2。

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为：

c=C/Y=（C1+C2）/（Y1+Y2）=（ a1+b1Y1+ a2+b2Y2）/ （Y1+Y2）

将Y1=kY2代入可得：

对该式左右两边对k求导得：

由上式可知，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全社会消费率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上升而下降。

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上式，做出假设：全社会居民消费率c与（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倒数）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为城乡收入比）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全社会居民消费率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从而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c为全社会居民消费率，Y为全社会居民收入，k为城乡收入比，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此处，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社会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居民收入。Y=n1Y1+n2Y2，C=n1C1+n2C2，c=C/Y=（n1C1+n2C2）/（n1Y1+n2Y2）。其中n1、n2、C、C1、C2、Y1、Y2分别代表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之所以采用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加总数据，是因为用GDP代表居民收入并不合适，它无法代表真正的居民收入及其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认为用人均数乘以人口数的加总数据更合理。本文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回归结果为：

R2=0.758506；Adjusted R2= 0.730642； D.W=1.021301；F统计量=27.22108***。

括号中为对应于估计量的t值，***表示在P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设计的三个假设均被证实。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被证实，从经验上验证了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假设。另外从CPI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货膨胀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但是系数仅为0.0026，说明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有限。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的理论模型，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需求拉动逐渐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需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促进城镇与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城镇农村户籍隔离制度下，这就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藏旭恒，孙文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03（6）

2.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3.段先盛.收入分配对总消费影响的结构分析—兼对中国城镇家庭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

4.祝正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实证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5）

5.王春娟，黄昊.二元结构下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差异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0（7）

6.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7.韩克勇.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1（1）.

8.陶传平.我国消费市场低迷的原因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1（5）

消费需求论文篇（8）

长期以来，价值消费是一个被忽略的课题。这并不奇怪，在传统的价值学框架中，价值消费完全是处在一种被动、受动或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价值既然是对需求的满足，价值消费当然不过是价值的归宿而已。甚至，一些同志动辄便把价值消费与不劳而获、与索取联系起来[1]。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在科学的价值学体系中，价值消费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有着与价值创造同等重要的位置；重视和研究价值消费，是价值学中一个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课题。人类的价值消费分广义、狭义两大类。广义的价值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这种消费与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主体利用原料工具在创造新的效用价值的同时，也部分消费了客体原料工具的效用价值，消费了主体的效用价值——能量体力等。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作过经典论述[2]。与这种包含生产性消费在内的广义消费相区别，是狭义的价值消费，即以满足人类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个人消费。“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马克思语）[3]。本文将基于笔者的系统价值学框架，重点对这种狭义的价值——效用价值消费的意义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价值消费的价值学意义价值消费是我们理解把握价值的属人本质及二重性构成的重要根据。在价值学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价值学的一个元问题，应当说，价值确有人类本位主义约定的一面；设若站到动物立场上（不是站在动物保护主义立场上）或泛生命论的立场上，人类的价值体系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但目前所出现的价值“合法性”追问，很大程度上却源自传统价值学对价值内涵理解的狭窄与片面，源自对价值属人本质的忽视。国内唯一的《哲学大辞典》“价值”条的释义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4]正基于此，有同志提出质疑：“人吃饭与牛吃草，就它们都是生存需要，都是有机体从外界摄取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言，两者并无什么区别，为什么前者可称为‘价值关系’，而后者则不能称为‘价值关系’？……既然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对人的有用性可称为‘价值’，为什么它们对动物的有用性就不能称为‘价值’？”[5]如果我们延用“价值是需要满足”的定义，面对这种质疑确实无以言对。是的，如果仅仅是动物式地消费享用现成的自然对象，人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将对自己有用性的东西称作“价值”呢？显然，问题不在于价值的属人特性，而在于传统的“价值＝需要满足”定义本身并没有揭示人的需求与动物需要之间的区别，从而没能揭示出价值的属人特性。真正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对人的动物性“需要”的满足，而恰恰体现在它对人的超越动物性的特殊需求的特殊满足上。诚然，人的多数需求也都基于其基本的生理—生物需要，人象其它动物一样会产生种种吃、喝、性等生理需要，会产生追求追逐某种“有用性”对象的行为动机。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喝、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6]而在现实中，人类的诸种生理动机，都已不是以动物本能需要形态出现的，而是已经转化为人的文化性的或社会性的需求了。“需求”和“需要”是不同的。人能抑制“需要”，面对本能需要的对象自觉地说“不”。这使人与其需求对象之间的关系，已不是纯粹自然形态关系，而是一种经过文化浸透或社会过滤的价值关系了。象人的“性”需要，已演化为婚姻和爱情；君子好逑，却要靠文化社会力量去追求。因本能冲动而强迫对方发生的叫“”；“”虽然也是需要的满足，但对于文明人来说，却是一种犯罪的负价值行为──受害人不需求“”。象人的“食”需要，则演化为烹饪和饮食文化。这使人的吃大有学问，即使饥肠辘辘也不能“茹毛饮血”；“茹毛饮血”虽然也是需要的满足，但对现代人来说，却也是一种野蛮的负价值行为──现代人不需求“茹毛饮血”。至于“衣”，有时甚至是文明的“累赘”——烈日当头时根本不需要穿衣，但对于文明人来说，衣服却非穿不可，在文明场所同样是一种令人耻辱的负价值行为──文明人不希望在文明场所里看到，如此等等。由此可见，人的需求是超越动物需要的；正由于是超越动物需要的，才是属人的。换句话说，人是能自觉根据客观的规律和规范，能动性地满足自己需求并享受性地运用自己感官的高级动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7]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段歧解丛生的论断，笔者认为，所涉及的正是价值需求与创造的属人本质。马克思的“内在尺度”，便可理解为人的需求动机，这种动机主要不是来自动物本能，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对象，大都不是原生形态的自然物，而是人按“内在尺度”生产的社会文化产物，也即人类所创造的价值客体。因此，所谓价值，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特殊消费需求创造对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价值概念所揭示的正是人类能动创造性与受动享受性相统一的类本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消费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之一[8]，也是人类类本质的文化规定之一。虽然“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能自然地满足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只具有前文化效用价值；它们的价值属性只是其自然效用在人类价值系统中获得的系统质，就如同它们并不具有商品价值，但有时作为稀缺资源却能在商品交换系统中获得商品价值属性是一个道理。而对于大多数自然物来说，即便它们仍以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需求，实际上却已经具有文化属性了，因为在它们满足人类消费需求的效用价值（譬如动植物的营养价值、药物价值）背后，同样有人类发现、记载、传播等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更不用说对它们的人工栽培养殖或采摘加工了。让我们还是以“吃”为例略加讨论吧。今天，就人类的本能而言，除去吸乳，几乎已毫无辨别与获取食物的能力了，假如没有亲人的哺育，大概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相对动物来说，人的吃，已经完全文化“化”了。满足人的“吃”的需求，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麻烦在于人不能随意地吃——人的吃不仅要有特定场所、特定时间，甚至还要用特别餐具、特别桌椅，还要讲究特别礼仪；同时，人类的食物还要经过特别加工，要做出各种花样和味道来。特别值得惊叹的是，人类在创造消费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消费能力；人类不仅“文化”了吃的客体，也“文化”了吃的主体——人的味觉系统或消化器官。尤其是在“吃文化”发达的中国，各地的饮食口味真是千异百怪。象四川火锅的麻辣，北方人简值难以忍受，更难以理解：如此的味道竟会是一种享受！人的“吃”迥异于动物之处恰恰由此体现出来：在如此繁复的有关“吃”的门道背后，包含着的正是从动物立场上看来千奇百怪的文化形态！因此，人类吃的确不仅是食品的自然价值，更包括它的文化价值。人吃的是文化，这句话并不夸张。为了满足这种饮食文化需求，人类付出多少艰辛的探索努力，其间又包含多少创造性的劳动啊。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效用价值，而是人类的创造力，是文化力，或者说，人类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所说人比任何动物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当然，这种创造力，难以容纳到目前的“一般价值”概念中去，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尤其是基本生活需求。但它却的确是“价值”，因为它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是创造效用价值的“价值”。这样，从人的消费需求特殊性出发，价值的属人本质与特征便不难把握了。科学的价值内涵所包括的，决不是单纯客体主体化——满足主体需求的内容，同时还包括主体客体化——能动创造需求客体的内容。这便是价值本质的二重性构成，其核心构成是文化价值的二重性，它除去通常的价值——“文化效用价值”概念外，还包括反映人的创造性本质的“文化价值”概念。阳光空气，作为纯自然物，之所以没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缺少文化价值内涵。价值的合法性就在于这种科学性价值本质的规定中。限于题旨，本文中所涉及的价值主要是效用价值，不过多涉及价值二重性问题[9]。价值消费的认识论意义既往对价值消费的消极性认识之所以是片面的，还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在价值消费过程中，同样伴随着认识；价值消费是人类认识—价值—实践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科学性认识的验证，一是对价值性认识的验证。为了表述的简捷起见，其下我将结合一个价值消费模型作些初步阐述。人类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不断在生产中合规律地创造价值客体，同时，不断在消费中合规律地享受客体价值。那么，对于创造主体来说，把握规律，创造出价值客体（消费对象）之后，他的科学认识结束了没有呢？一般情况下没有（这里说一般，是因为科学试验，工程试验，以及战争等等社会实践活动，是没有独立的价值消费阶段的，实践过程结束，认识过程也结束）。完整的认识—实践过程，还需要等待客体价值消费的结果。所谓实践检验真理，不仅仅指客体的创造实践，还包括客体的消费实践——具有科学认识意义的消费活动，同样有着实践品格。如果在价值消费过程中，客体出了问题，那么，创造主体的科学认识便需要修正。譬如一座大桥，施工和使用都符合设计要求，但在使用期内坍塌，那么，显然就表明大桥的设计本身有问题，需要总结教训，修正认识。而对消费主体的单纯消费过程来说，也同样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譬如食品消费，如何保持营养，合理进餐，譬如家电消费，如何使用维护等等，都需要掌握规律，并需要在消费实践中验证这些规律，以正确消费和享用客体的效用价值。不遵循规律的错误消费，是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的。从这个角度讲，消费主体同样是科学认识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创造主体应当指导消费主体，避免错误消费所产生的负价值效用。人类价值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和判断客体效用，不断在生产中合目的地创造效用价值客体，同时，不断在消费中合目的地享受客体价值。那么，对于创造主体来说，把握效用，创造出价值客体之后，他的价值认识完结了没有呢？一般情况下说来同样没有。完整的价值—实践过程，或者说实践检验价值的过程，还需要等待客体的消费实践结果——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消费活动，同样有着实践品格。对于价值认识来说，消费过程的检验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能满足主体消费需求的客体才有价值。如果不符合消费主体的需求，创造主体的价值认识便需要修正。譬如某种新款服装的设计与制做皆精良，但消费者不满意，那么，这就表明服装的设计方向有问题，便需要修正认识。而对消费主体的单纯消费过程来说，也同样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譬如食品消费，什么食物口味最佳，譬如家电消费，那一品牌质量最好，都需要价值判断，并需要在消费中验证这些判断，以满足对客体效用价值的消费需求。不重视效用判断的盲目消费，同样是有极大危害的。这里的盲目消费，便包括轻信生产者对产品质量效用的扩大宣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价值消费不仅能在消费实践中检验真理，判断价值，而且能在消费中发现新的问题，能推动真理和价值认识的深入，促进人类的认识在价值—实践中不断深化。价值消费的认识论意义不容忽视。价值消费的实践论意义价值消费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只强调实践，不考虑目的的实践论是片面的、有害的；认为实践品格高于消费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价值消费源自消费主体的需求动机或消费取向，终止或结束于主体消费需求的满足。其中，消费取向是关键所在，主体不需求的客体当然不会消费，而不被消费的客体价值自然便无法实现，所谓价值创造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客体的价值创造和生产必须重视研究和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取向。人的价值消费，即使其动机来自生理需求，在现实中也往往会表现为截然不同的消费取向。不同消费主体的这种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动机、消费趣味即不同的消费取向是怎样产生的呢？从表面上看，它是个体生理心理以及观念差异所致，但实际上，个人消费取向或现实消费动机大都来自客观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代、国别、民族、地域、群体、时尚等等生存环境因素的影响。譬如服装的消费，这一民族的服装，不为另一民族所喜好；这一时代的服装被另一时代所唾弃；即使同一时代的时装，一旦过了时髦期，也会变得无人问津。个人消费取向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客观的制约因素和变化规律[10]。承认并把握这些复杂的因素和规律，对于价值创造与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在资源奇缺、被迫禁欲的非常经济时期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人们的价值需求与价值生产、供给是直接统一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无视消费取向的多样性与变化性，却是计划经济人为导致商品短缺的理论症候所在。因为在市场分工的背景下，企业所生产的效用价值客体，都是以通过交换满足社会消费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的效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承担物。而社会的消费需求却是难以被“计划”的，因为你的“计划”跟不上“变化”。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例证举的好：前些年全国掀起一个“呼啦圈”热，但“热度”刚刚升温，突然“呼啦”一下没有了，你说，这让国家怎样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硬性按计划生产的产品，便必然不能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并造成市场上需求产品的短缺；而产品的效用价值实现不了，企业的产值便失去意义，企业必然亏损。这便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它既是经济学的，也是价值学的。那么，价值生产者是否只要能把握住社会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大干快上”了呢？结论也是否定的。同样的效用价值客体，它们的效用价值实现“量”却是大不相同的。消费不仅制约着价值实现的“质”，还制约着价值实现的“量”。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作维也纳学派的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11]观点值得重视。从这派代表人物维塞尔否定马克思商品价值二重性学说角度讲，它确实是一种庸俗经济学，但他所发现的边际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却是符合价值系统性本质的[12]。所谓边际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就是客体效用价值实现量随着消费主体拥有数量的不断增加而不断递减的规律。当价值客体增加到一定数量时，新增客体的价值便为零甚至负数。维塞尔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以主体对价值的“注意”、“兴趣”递减为依据的，当价值客体大量囤积，主体对它们失去“兴趣”时，客体便变成“自由财物”，价值也消失了。这种依赖主观兴趣确定客体的价值变量的立论方法显然是有缺陷的。实际上，人的价值需求递减规律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并不以主观兴趣为转移的。象食品，第1个烧饼与第5个烧饼对消费主体来说其效用价值确实不同，过量的烧饼对消费主体来说确实也将丧失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处理烧饼要付出代价。这种价值边际效用递减是由人的生理需求限度决定的，它可以被人类所感知。而有时，某种食品营养价值的边际效益甚至不为消费主体所感觉，需要科学把握。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胆固醇食用过量对中老年身体不宜，因此，含有大量胆固醇的蛋黄，过量食用，便会产生负价值效用。边际效用规律不仅适用个体消费，也适用社会消费。譬如目前国内彩管和彩电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这过剩的生产能力，便没有价值或只有负价值。再譬如，中国一些城市目前正在盲目上大项目，结果是高速路上没有车跑、开发区里无人开发、豪华商厦里见不到顾客……，这不仅造成了财富的极大浪费，还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可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有一个最佳边际价值效用或效益的“度”需要我们去把握，要尽量避免因缺少边际效益分析而导致的巨大浪费。这里，我们不妨就城市人口规模的边际效益“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譬如一处大套房，4口之家居住较宽敞，但收入低，支出房租后，生活不富裕。他们不满足，便想法增加人口和劳力，结果全家增加到了7口人。虽然挣钱多了，但住房却很紧张，于是不得不另盖一处套房，不得不增添一套新的家具和厨具，还不得不开辟新的道路和水源，并增加相互交通工具等等。这样算下来，其生活并不比以前舒服多少，反而资源被浪费了，生活质量下降了（天天要往返交通，减少休闲时间），环境质量下降了（减少绿地，增加废气），倒不如原来4口人通过提高文化素质，增加收入经济合适。即使要增加人口，也顶多是招进一个高级人才，形成5口之家：既不需要成倍增加住房和交通投资，也不需要增添家具和厨具，只需增添一个人的衣服和食品支出便可以。这样，全家便能增加净收入，并可大幅度提高各方面的生活质量。这里的5口，就是这个家庭的“边际”人口规模。问题是，我们许多大中城市的政府，并不知道从价值消费角度把握自己城市的合理“边际”规模，而是争相建设“大都市”，其后果确实堪忧。因此，如何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价值的消费需求，又能实现价值效益最大化，是价值实践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之中，边际价值效益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课题，更是价值学的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当然，对于人类来说，价值消费并不是终极目的。人类在消费效用价值的同时，一方面再生并提升了自身的价值，以创造出更多更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被刺激和培养起新的价值需求，从而推动了新的价值创造。人类的价值创造与消费就是这样相互作用、互相“创造”的；消费对于促进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意义，价值创造对于刺激和培养消费需求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我们的模型所示：价值消费更新了消费主体，图中的“消费主体”变成“消费主体’”；价值消费“消灭”了“旧”的价值客体──图中作为“消费对象”的“客体1”变成了“无价值”的“客体2”，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对象──“客体1’”。人类的价值实践就是这样经过价值消费的双向作用而不断进步并促进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价值消费的实践论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本文系笔者价值系统论稿之五，论稿之一：《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刊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9第2期转载），论稿之二：《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刊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4期），论稿之三：《试论文化价值二重性与商品价值二重性》；论稿之四：《价值—实践论》。[1]参见：《论价值关系与实践——认识关系的分离》《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5期70—74页。[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第一版93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08页。[4]《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581页。[5]赖金良：《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57页。[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8]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还有文化创造能力（劳动），还有社会性等等。[9]人类的实践是一个价值二重化的创造过程，客体的效用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生成。传统价值学的主要理论困境就在于缺少价值二重性概念，只将以满足需求为内涵的效用价值提升为“价值一般”，无视以人类创造力为内涵的文化价值的存在，难以解释性质不同的价值现象，更难以与商品价值二重性概念兼容。参见拙着《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10]参见拙著《审美价值系统》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对价值取向制约的论述。[11]参见〖奥〗弗.冯.维塞尔箸《自然价值》商务出版社，1997年北京出版。[12]参见：《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4期。本文刊载于《山东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5期。

消费需求论文篇（9）

一、问题提出

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需求曲线是否必定向右下角倾斜，是否存在吉芬商品，一直争论不休，争论范围不断扩大，呈愈演愈烈趋势。这在美国学术界也存在广泛争论。我们试图加入这一讨论中，从需求定律理论基础出发，探讨这一场争论的是非。

二、文献观点综述

从已有文献看，国内观点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以汪丁丁、黄有光、王则柯等为代表采用举例方式，认为存在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和吉芬商品。如社会上存在着像珠宝和钻石那样的商品，也会产生越贵越买的现象；在特定的成本分摊方式和激励机制下，如对文凭的需求，炫耀性消费的商品等都是吉芬商品。股票价格上升，其需求跟着上升。

其二是张五常和薛兆丰等坚持认为需求曲线必定向下，现实世界不存在吉芬商品。薛兆丰认为同一条需求曲线必须是同一件物品，不能有时代表这个物品，有时又代表另一个物品。股票、钻石性物品都不能证实需求曲线可能向上，文凭“越贵越买”的现象，其文凭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张五常也举例“如果大雨连天，雨伞的价格上升，而其需求量也增加了。雨伞的需求量上升，不是因为其价格上升，而是因为连天大雨”，并认为“既然价格高，需求量更大，卖者不会拿到市场出售，根本不存在吉芬商品”。

国内一些学者也参与讨论。刘正山认为争辩双方在处理逻辑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陷入泥潭，出现了偏差。刘正山得出结论:（1)其他条件不变，则“价格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关系”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是铁律;(2)如果考虑其他条件，则价格上涨时，需求发生变化，反映在图表上就是需求曲线的移动，雨伞的需求量上升的例子就是铁证，并批评张五常承认雨伞问题的存在，为什么就不承认吉芬商品？黄焕金反驳了刘正山的第二个结论，指出“需求扩大会使雨伞价格上涨，雨伞价格上涨则反而起到抑制对雨伞需求的作用，而不是相反。争论不休是没有区分正常需求与投机需求的性质与对价格的不同反应。实际上那怕投机需求也遵循需求定律，只不过这里的价格已经变成‘预期价格’，而不是现实价格。”

三、需求定律的理论基础探讨

理论解释行为，行为一定要受到理论的约束，我们必须关注理论解释行为的严谨性，讨论需求定律的理论基础。一般情况来看，商品或劳务本身存在多用途性。稀缺世界里，交易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行为，隐含着一个人对收入、时间和其它财产的不同用途所作的选择。只要某商品或劳务在用途明确下，给定相对价格，某人愿意为一单位某种商品放弃其他物品的数量取决于他的偏好和收入。实际中消费者决策时，其收入是经常变动的，其偏好也会因为时间等变化而经常发生变动。因此，理解需求定律，我们必须在商品或劳务用途既定情况下，注意到时间性是需求理论成立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

1.偏好变化与时间有密切关系

时间因素的变化会对消费偏好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决策的结果，这为我们严格描述需求定律带来麻烦。需求定律包括了效用分析中三个定理（争取局限下的最高效用；替换定理:内凸定理），强调“一定时期”这一个时间性不变的假定。显然，定律通过这个极强的约束，消除了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影响因素，来说明其他条件不变时，需求量与价格水平成反比。这意味讨论定律时，我们界定好消费状态时假定消费物品的主观评价具有不变性。即不管是已消费的同种物品，还是未消费的同种物品，在完全没有消费之前，消费者对这些物品中的任一单位的评价都是完全一样的。需求定律显然以消费者偏好一致性或传递性的存在作为定律的前提条件。如果消费者对同种物品消费的主观评价发生变化，偏好的传递性当然就无法保证了。“不过想出一个恰当的反例相当困难。通常提到的很多例子涉及时间变化，从而在一致性检验中偏好发生改变。”

2.边际效用递减的心理规律是需求理论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

建立在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定律基础上，需求定律强调了需求数量与偏好关系。当其它影响因素不变时，消费者对同一物品偏好随着消费对象的数量增加，消费者偏好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是对经济人消费特征的客观描述。人们对商品或劳务消费的评价强调了消费对象在满足人们需要时，具有可分性，不影响商品或劳务所提供功能的完整性。如果同一消费者在同一时刻对同一物品进行消费时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增现象，显然是不符合经济人基本特征。因此，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建立在消费者偏好一致性基础上。一旦抛却了时间性，消费者偏好状态发生改变，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增现象。

3.收入是消费者确定选择集合的约束条件

局限条件的变化会导致选择行为发生变化。收入与偏好状态有密切关系。收入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消费者消费状态的变化，对消费偏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消费者需求数量。需求定律是否成立关键在于把收入是作为变量还是常量看待。一般教科书定义需求是指一定时期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或劳务时，在该商品或劳务不同价格水平上愿意且能够支付的数量。实质上，“一定时期”的规定强调了消费者决策时间性，暗含了在一定时期人们的收入是既定不变的，从而也保证了消费状态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定律在描述消费者面对同一商品或劳务在不同价格水平下根本上将收入确定为选择集合的约束条件，排除了收入变动对需求偏好的影响。

4.愿意支付价格是指真实的价格，区别于市场成交价格

价格是货币的表现形式，作为交易一方的需求本身就是指用持有货币交换商品。当货币作为效用的衡量工具，在其它条件不变下，消费者随着某一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的下降，愿意支付的货币会减少。我们放弃这一假设，其实质就是放弃了偏好的一致性。显然，需求定律也暗含了消费者对同一商品决策时，面临的收入约束和价格水平是指真实的收入和真实的价格。当然，交易的结果（需求量）还取决于所有者出售的权利和契约自由。只要在稀缺性的世界之中，我们就无法减少和消除竞争。实际的价格将通过更高和更低的消费者之间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价格竞价过程产生，但需求定律并不描述这一竞价过程。

四、各派争议辨析

通过对需求定律的理论基础探讨，我们对双方争论问题有了如下认识：

薛兆峰关于同一条需求曲线必须是同一件物品观点。黄焕金区分投机需求与实际需求，实际上坚持了商品或劳务的既定用途这一个前提基础上，承认消费状态的一致性这一个假设前提。张五常进一步坚持了收入的约束性前提下，指出要区分愿意支付价格与市场成交价格含义的不同，定律是反映单独考察其他因素不变时，消费者愿意支付价格水平与需求量关系。

汪丁丁等认为吉芬商品或炫耀商品是需求定律的特例，实际放松了收入作为选择集合的限定约束，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需求数量的收入和价格因素联系在一起考察，没有严格区分单一价格因素对需求数量的影响。劣质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起的实际收入变化，改变了消费者对吉芬商品消费属性的评价，从而偏好的一致性影响发生改变。炫耀商品一般被描述为价格越高，消费越多，价格越低，消费越少，其边际效用随消费量增加呈递增变化。显然，这里收入是影响炫耀商品的重要因素，且其选择是以对交易将来的结果所作的预期为基础，也明显背离了消费状态的一致性假定，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存在的基础。因此，劣质商品或炫耀商品并没有违背了需求定律。

再来看雨伞问题。汪丁丁等实际上也是没有注意到消费状态的时间性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及不同价格之间的区别。需求定律并不描述竞价过程，吉芬物品能在逻辑上存在，是因为我们单从个人需求那方面看，却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刘正山同志第二个结论实际上没有注意区分消费者愿意支付价格和市场交易价格的区别，则走得更远。

五、结论

我们认为需求定律本身是严谨的。两派对同一现象问题争无定论，实质是由各自是否坚持需求定律是有时间性限制，在既定用途上，以消费者偏好的一致性或传递性为前提条件，并且把收入作为消费者选择集合的约束条件。汪丁丁等将需求定律问题还原为价格最终决定需求，收入也是决定需求因素，实际上偏离了需求定律本身而讨论另一层面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斯考森 肯那・泰勒 吴汉洪，苏晚囡译: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M].华夏出版社，2001

[2]汪丁丁:社会博弈与中国教育的两极化[J].财经，2000年第29期

消费需求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一、问题的提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收入分配公平关系。

在明确了这个目标的前提下，我们讨论如何去处理收入分配公平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个切入点，在这里我想从税收的层面分析。在我国的许多税种中，消费税是一种对商品价格具有很好调节总用的税种，我将从该税种出发，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作为支撑，辅助以数学上的简单推导，最后看消费税对收入分配的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二、消费税概述

消费税是指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消费税可分为一般消费税和特别消费税，前者主要是指对所有消费品包括必须品和日用品普遍课税，后者主要是指对特定消费品或特定消费行为如奢侈品等课税。消费税以消费品为课税对象，是国家贯彻消费政策、引导消费结构从而引导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因而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体现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消费税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分析

（一）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曲线斜率的关系

如图：设需求曲线在点A处的斜率为α，点A处对应的价格和消费量分别为，。在A点处的需求价格弹性为。

从上式可以得出需求曲线上某一点的点弹性与斜率的绝对值成反比

同理，对于供给弹性与供给曲线的斜率成反比

（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对消费税的负担情况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消费税对消费者征收还是对生产者征收，不影响两者对税费的负担情况，所以不失一般性，我们选择以对消费者征收考虑问题。

如下图，初始均衡点为A，对消费者征税后，需求曲线下移，从移至，与供给曲线相交得新的均衡点B，设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为α，供给曲线的斜率为β，对消费者征收的消费税为P

显然，为消费者对税收的负担，为生产者对税收的负担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曲线斜率越大，对于消费税的负担越大，再根据斜率与弹性的关系，得出出弹性越小税收负担越大。

（三）消费税对收入分配作用的分析

以正常商品为例，将消费者分成两个群体，一是高收入阶层，二是普通收入阶层，当国家对消费征税时，相当于提高了商品的价格，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他因为价格上升而放弃该商品消费的数量显然比普通收入阶层的数量少，所以我们可以说高收入阶层的需求价格弹性小，而普通收入阶层需求价格弹性大。

考虑市场上的某一商品，现国家对于征收消费税为P，该商品的生产者的供给曲线的斜率为β，高收入阶层对该商品的需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为，普通收入阶层的需求曲线 斜率的绝对值为。根据弹性与斜率的关系易得

根据上面的结论可知：

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为：

普通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为：

因为，所以，即

所以

结论，对于商品征收消费税，高收入阶层比普通收入阶层支付更多的税费，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征收消费税有助于国家收入分配政策。

四、结束语

收入分配公平是我们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不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更需要实际上的操作。本文只是简单的从从消费税的角度讨论了如何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同时也对其作出相应的理论推导，并最终得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论。当然，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收入分配公平与社会的层层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之作――《经济学原理》[J].系统工程. 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