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1）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与资源的浪费严重，环境问题突出。以此，中国开展了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试图测算出环境的破坏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计人环境成本，从而提倡更为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有关《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报道，对此，国家统计局则表示先做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物测算方面，暂时不做价值的估算，作为需要给出一个数字的绿色GDP，现在确实难以实现。并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绿色会计”作为绿色GDP的替代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做一研究。

1.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

1.1绿色会计及主要内容

绿色会计的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早期，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在连续几次的会议上讨论过绿色会计问题，并建议各国研究相关的准则。

绿色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结合，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绿色会计突出核算企业自然环境成本，在提高企业自身直接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全面监督反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其基础内容可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及产生的社会环境代价评估，同时包括对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决策的评估。其区别于传统会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由于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核算对象主要是: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人、环境污染收人、资源环境保护收人等;绿色会计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1.2绿色会计的核算方法

绿色会计的确认计量是将涉及自然环境的经济业务也作为会计要素，经过辨认确定其数量、价格，加以正式记录并人会计报表的过程。价值计量公式简列如下:

现实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总用户价值=现实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自然资产价值=总用户价值+存在使用价值

其中:间接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和存在使用价值又是自然资产价值计量中最困难的内容，需要借助于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接受意原法等。确实难以计量的环境污染，可用数学模型适当测算估计量化。

1.3绿色GDP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传统的GDP核算一方面没有扣减环境降级成本，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环境保护支出就越多，GDP也就越大。绿色GDP就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概念来理解，绿色GDP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的，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指标;从核算方法上看，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之上，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绿色GDP并非一种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对传统GDP的颠覆性变革。应该说，绿色GDP是一种对待人与自然的新态度，一种人类对以往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反思。一般来说，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为虚拟成本，环境保护支出为实际成本，由于资源环境问题是非市场化的，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这就给估算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可见，绿色GDP核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其核算方法还很不成熟，依旧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形成一套能够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的核算体系，亦称为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3）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的认识，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和经济I帐户体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1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与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

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类型之一，其基本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居指一国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产值的总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制造的价值，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创造的价值。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一直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其核心理念在于加速工业化物质基础的建立，这是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观的体现。

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来核算国民经济，除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教条式理解和借鉴苏联经验外，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力的偏弱，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压榨和剥削，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文化呈现极端落后的状态。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按当年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原煤、原油、生铁、钢、棉布、粮食、棉花位次都是晟末一批，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飞机、汽车、拖拉机、大型机械均不能P,I．-0造。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使用，注重物质部门的生产，有利于加快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我们选择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世界冷战局面己开始显现。由于全球战略的利益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是反法西斯盟友的美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总统声称要领导“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国家的侵犯，这标志着美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坚持的原则是，在中国“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不能“表现出对共产党人的任何手软”。根据这样的原则，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而曾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Ⅲ于与美国搞缓和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使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两国之间交恶。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在美苏两国的挑起、支持、默许和怂恿下，我国因为同边安全被迫应对了六次周边战争。为保卫国防的安全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加快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这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又一重要原因。

2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观

国民经济帐户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一种类型，其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所有产业部门提供的增加值之和。国内生产总值足扣除了国外要素净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不仅考核计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也考核计量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向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观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要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怎样发展和加快发展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改变20世纪5O年代以来过分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倾向，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历史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沉重启示。片面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国民经济发展会欲速则不达。如“火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工业增长速度由1957年的lI．5％，猛增N54．8％和36．1％；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3O％：积累率相应由1957年的24．9％，提高至3．9％和44．8％。

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大幅度下降。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9．5％降N5．4％，1961年和1962年进一步下跌到一30．9％和一10．1％。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都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冈此，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工业内部的重工业和轻丁_业之间，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和农业之间，且也要求三次产业之问都要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思想，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2001年为15．2％：51．1％：33．6％，与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相比，第一产业迅速降低，第三产业显著提高，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588亿人民币迅速提高~j12003年1l万亿人民币之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提高~1j4％。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趋势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从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三次产业理论之后，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很快被西方经济学界接受。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也被西方国家的政府首先使用。而且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6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0％，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当年却只有31％。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0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问关系的研究，人均GDP为1000美元以上(1964年美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应为15．9％。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要降到35％以下，而我国2001年这一指标为50％。

3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是当今世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最新系统，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其最主要指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国民经济领土范围内，由所有常驻机构单位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等资源环境经常性支出后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货物和服务)价值之和。它纠正了传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缺陷，体现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全面反映了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问的关系，真实地核算了能够为人们带来福利的国民财富的总量。

2004年的“两会”后，国家有关部门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重视和研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都相对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3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且分布极不平衡，有15个省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2000m3的严重缺水线，有7个省市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m的生存起码要求，人均森林面积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1996年起，我国已成为原油的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占消费量的1／3左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按照现行消耗速度，2010年应达到20～25亿吨煤才能满足需要。我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球之冠，但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每万元工业产值水耗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很多国家己达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水平。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优先增长，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警钟也一再响起。去年经济增长达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晟高增幅，煤、电、钢材等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攀升；2002年3月18~20日，我国发生了波及北方八省市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影响人口达1．3亿。至4月8日，据中央气象台沙尘暴监测网络监督结果，2004年我国北方地区已连续发生八次沙尘暴。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早已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体系正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郑重体现。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4）

理论问题。绿色GDP通常是指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等)损失的代价后的余额。但这样做是否必要和可行，国内外在理论上还有较大争议：如何计算绿色GDP上，尚未取得一致；事实上，即使在是否应该计算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一致。

如何采集数据。我们现有的统计体系、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很不健全。资源环境的核算资料，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检测站点，形成网络，直接进行测量，取得原始数据。有些资料是难以全面采集的，有些数据采集起来成本非常高昂。

如何确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价格。要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计算出价值量，光有实物量还不行，关键需要确定一个价格。但资源和环境大多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要确定其价格就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比如，珍稀动物灭绝了，它的损失怎么定价?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障碍。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5）

无论在统计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认识，基本有下述两种传统观点：

1.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这种认识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经济研究，特别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作用而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其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实证、规范两个层面都需要有先验和后验的经验性方法论支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作为官方统计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了会计账户的形式，将国民经济运行及其结果，予以量化统计。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间、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本身就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研究这些经济现象的方法就蕴含在其中。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瑞典皇家科学院教授爱立克。伦德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评价是：“……在它们产生据以作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至于在学科方面，中国的统计学家们认为：“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等同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并早就将其视为“统计方法论”。

2.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能仅依赖于感觉和感性，特别是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世界，需要有数据来理性地说明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看成是一个关于数据与信息交流的平台，那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输出端口上，提供的正是这些人士渴望的数据。在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初，“国民经济核算之父”R.Stone 的意图也是利用核算条例去发展一个以“交易矩阵”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核算主张，这个“交易矩阵”形式提供了或多或少发生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部交易总量。通过这个体系，可以创造一种系统的数据库，并可用于许多不同的经济分析，人们可以根据各自所需和偏好，利用这一资料库，却并不损害它。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各国之间的国际比较”。

尽管有上述两种认识，但是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是一种制度，确切的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方法论制度。

二、为什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

既然制度是一种规范或准则，进而它必然要约束相应的行为，这就是诺斯所言的“游戏规则”的意义。游戏规则，提供了游戏实施的一整套标准及其评价、判断依据。依据这一整套规则，人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及做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这些游戏规则可以是不同层次的，但一般而言，人们经常理解到的游戏规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规则等制度。

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原因也源于此。在统计核算领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标准体系”的作用无可厚非且有目共睹。这种“标准”用经济学的术语翻译过来就是“规则”，就是“规范”。一套“标准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统计核算领域方面的“制度规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特点，可从下面这段话中窥见一斑：

进一步而言，作为制度，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即通过影响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是通过影响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而成立的。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曾指出，所谓的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

毫无疑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人们获取信息及信息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关于宏观经济数据信息产生、描述及分析决策的规范，它要对数据的生成、方法、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安排做出约束，进而，它也就通过这种影响力规范了与此相关的人们的行为或关系。但通常情况下，我们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可侧重于从统计方法的“标准”规范角度去考虑，这种制度规范了人们对宏观世界了解的基本方法和途径，使我们对大千世界的理解更接近现实。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他的同伴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GNP 总量指标的称赞：“尽管GNP 并没有得到专利权，也没有在科技博物馆中展览，但它的确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离开了像GNP 这样的经济总量指标，宏观经济学就会在杂乱无章的数据海洋中漂泊”。

具体来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作为制度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套规范和标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关于统计核算与统计工作的一套规范和标准，它详细规范了宏观数据生成的方法及途径。

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对信息处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及行为，这内在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人们行为的逻辑。

三是作为统计工作制度的一部分，国民经济核算同时又是一种工作制度。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统计工作内容，要么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么与之相联系。总之，在实际的工作中，它就是以一个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而存在。

四是体系本身就是制度的代名词。就“体系”二字而言，体系也是一种系统或机制。在此，它指我" 们前面所述的统计方法库和统计信息库这样的系统或机制。并且，作为一种很具体的体系或系统，它就属于制度经济学中所言的组织，而组织本身就与制度有关。

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但很显然，它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我们先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与经济学制度的差别开始分析。与经济学所述的制度相比，定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制度，明显有下述几个特点：

1.作为制度，它的内涵和外延比经济学所述制度要小。经济学制度不管外延如何，其内核在于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这是它的内涵。以诺斯观点为典型，他将制度理解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它所规范的是宏观经济数据、信息的产生及相应的方法，它规范的是方法论本身，而这种方法论是人们用以了解经济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至于由方法的规范，演绎到相应领域人们的关系，这可能并不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制度主要考虑的方面。因此，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比经济学制度小。

2.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核算规则和分析框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确立了一系列人们认识宏观世界的统计核算规则，规范了宏观经济核算的基本方法论，建立了宏观经济研究和决策的基本分析框架。如果说，经济学科甚至包括社会学科是人类对外在人文世界的探索，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这些学科提供的是制度性的帮助。更明确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制度性帮助，是对基础方法论的规范。关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了。

3.人们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两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一是学术性的，二是工作性的。作为学术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和资料信息库，“库”内的东西是相互成体系的；作为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工作体制或制度。所以，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性的理解，也就有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解：第一，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学术性的理解，是方法论制度，在这个制度内，它规范了相应的核算方法和数据生成；第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侧重于工作性的理解，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种政府统计制度，它规范相应的统计工作划分和职能部署以及相关的人员安排。

从表面上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两个层次，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仔细分析，情况并不是这样。没有作为学术性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不可能有作为工作性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因为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一个工作手册，在这个文本指导下，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要受到相应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做出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安排。因此，确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学术性是第一层次的，工作性是第二层次的。

4.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组织”形式。

如果将体系或机制视为制度的一种有机形式，那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方法的这个“体系”和作为工作的这种“制度”，其实讲的就是“组织”形式。即便某些学者并不将组织认为是制度，但组织与他们眼中的制度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根据他们的研究，这些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5.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制度。

这种协调，体现在对经济统计体系内部的一致性规范上：第一，它需要在不同统计体系之间进行协调，以保证SNA 与更专业的统计在所使用的定义和分类等概念框架上保持一致，如SN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OP）、政府财政统计（GFS）等的相互协调；第二，它是保证从不同资料来源采集的数据在数值上协调一致的核算框架，如对产业调查、住户调查、商业统计、增值税退税和其他行政资料的统一规范。考虑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特点，我们就可得到对这种制度的总体性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方法论制度，它旨在规范宏观数据的生成及相应方法，同时，提供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论。

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特性的启示

有了上述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的界定，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长远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核算工作的广泛展开，必将对经济学科带来巨大的“震撼”，其意义深远。

简单说来，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纳入制度分析的层面。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以下我们仅列出几个较重要的方面：

1.超越传统的市场或政府思想的认识。

制度分析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认识中市场或政府的两极思想。长期以来，经济学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认识，受两种思想或思潮影响：不是自由经营的市场思想，就是集权干预的政府思想。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制度性的分析，我们将会发现，认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在的性质时，必须要超越单纯的市场或单纯的政府这样一种两极化的简单观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产物。展开来看，经济应该是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所提倡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任何单一的一方。

2.重新审视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论。

作为制度考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促使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就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原因在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提供方法方面激励结构的安排。这如同其它所有的制度一样，一个好的制度提供富有效率的激励结构安排。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结构的安排，在于激励人们对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优化，从而体现出制度经济学家们一般情况下认同的效率安排。方法的优化结果，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哪一种宏观经济分析的方法能够超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许多量化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方法理论的演绎，还是在方法的实证方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么是将其作为方法论基础，要么是将其作为数据基础。

3.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明确。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制度，因而，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原因，不单纯是制度的因素，还包括信息性质决定的因素。引入公共产品性质，可以使得我们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制度面的抽象阐述上了，公共选择、集体行动与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制度）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分析，才会有可能进一步展开。而这需要结合下面所提出的制度变迁框架去解释。

4.用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国民经济核算工具理性的演进。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本身应是一项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它。但鉴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时具有市场与政府两种思想动力，所以，我们在考虑其变迁时，不能照搬经济学的一般模式，应该区分开来对待。并且，从改革的开始时期来看，国民经济核算变迁会表现出与公共选择无关的特征，但更长期来看，其变迁会是集体行为选择的结果。这就正如丹尼尔。W.布罗姆利（Daniel W.Bromley）所言：“任何一个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人们最终会发觉，统计非常有用，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能够帮助他们处理许多他们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到这一刻，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再是政府官方统计的一项工作了，它会融入市场的每个角落。

9.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1996：《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

10.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6：《经济学》（第14 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1.诺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13.丹尼尔。？W.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6）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 Domestic 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 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 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 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 )、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 )。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 SEEA , 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 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2]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课题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第一版本)[S].2004.

[3] 潘岳,等.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4] 朱启贵.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论[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 吴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及其思考[J].统计研究,2005(9).

[6] 耿建新,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及其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06(4).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7）

一、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服务业的特殊性质。他认为：“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马克思从资本生产的角度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他指出生产劳动是“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其中包括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劳动。一般来说，“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经济学界对于服务是否为生产性劳动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至今观点仍未统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缩写为SNA)）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核算制度。但其忽视了非市场尤其是非市场服务的核算，非市场服务核算在概念、测定及数据搜集方面存在很多困难。

二、理论研究综述

（一）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定义

根据SNA（1993），非市场服务被定义为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按照免费或没有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住户或全社会的服务。由于这种价格不能反映相应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偏好，因此不能为估价非市场服务产出价值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非市场服务产出实际上是一种投入总量，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产出”，所以在核算中不能以成本的概念替代产出地概念。

（二）非市场服务的特点

非市场服务提供的服务量不受市场价格的约束。其大小主要由非市场服务部门的预算及能力来决定，与服务的需要不存在直接关系。

其次，非市场服务性活动的产出量形式多种多样，存在直接定量和汇总的困难。如政府行政部门的服务表现为向居民和社会提供每一项行政事项，其服务在量上的确定和汇总有别于市场服务常规处理。

并且，衡量非市场服务产出的大小应取其价值指标，相应的实物量指标因存在计算的困难一般较少采用。因为这是此类部门在其活动过程中为国民经济总体所做出的贡献。

此外，非市场服务部门的活动不具有市场的竞争性，其活动过程不考虑活动成本，这就使得非市场服务产出在活动过程中具有垄断的特点，非市场服务的社会资源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

（三）国外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研究现状

1994年美国著名统计学家格里利兹对“索罗余数”问题即可计量产出的增长大于可计量投入的增长的问题的解释中提到“不可测度部门（unmeasurable sector）”的影响。“不可测度部门”主要是指服务业中的非市场服务业。英国在1998年，就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三个行业采用了新的核算方法即产出指标法对这些行业的产出值与增加值进行核算。

2003年底第七届NBS-OECD国民经济核算国际研讨会中，提到了改进服务业特别是非市场服务核算方法的建议，即把原来主要根据劳动工资数据计算非盈利性单位总产出和增加值的核算方法，改为根据单位的财务收支数据计算总产出和增加值，同时，为提高数据的准确度，采用生产法和收入法两种核算方法计算服务业增加值。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专家小组建议：协调和定期修订人口统计数据库将作为一项对非市场核算的投入。数据库将包括这样一些信息，如人们的年龄、性别、学校注册、教育年限、学位完成、职业、住宅、移民状况及其他方面。这样能给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在数据搜集方面提供有力帮助。

（四）国内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研究成果

2001年罗良清、王秀华发表了《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一般原则》，是国内研究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最早成果之一。在此文中罗、王提出正确核算非市场服务产出须遵循价值指标与国民经济核算保持一致性原则；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原则；满足各类经济主体分析需要的原则；操作的可行性与核算方法的正确性原则等四项原则。

2002年，金钰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研究》中从产出角度对非市场服务产出进行了分类，同时对核算方法的改进做了新的分析。

2003年，罗良清的著作《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问题研究》中首次对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这一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初步构造出一套用于核算教育、医疗卫生、一般政府服务产出的框架体系，为我国非市场服务产出和效率评价分析提供了参考和有效借鉴。

2003年金钰在他《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理论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非市场服务产出应从直接产出、角度定义，认为非市场服务产出指核算期内非市场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的数量。同年，蒋萍发表《非市场服务生产、非市场服务交易、非市场服务产出》一文，从非市场服务生产性的论述谈起，论证了非市场服务交易的特点和非市场服务产出的性质，指出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虽然也计算了货币价值，但它只是一个估计值，其经济意义不能与市场产出价值的经济意义划等号。

2005年蒋萍、金钰等人的著作《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涵盖了理论和方法两部分内容，提出经济学生产观与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观并不完全一致，国民经济核算生产范围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以货币交换为目的进行的生产的折衷，非市场服务核算存在的问题归于“核算制度缺陷”，首次将非市场服务核算存在的问题与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

2006年王辉的论文《略论现行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实践缺陷》中从资源的合理配置角度提出非市场服务核算的必要性。

三、非市场服务的产出核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实际应用

价值指标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保持一致性原则，即非市场的产出核算属国民经济核算的范畴。在SNA中，对政府及其他为居民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生产的各个服务产出核算使用价值指标，其构成为：其生产期间发生的成本之和，即中间消耗、雇员报酬、固定资本消耗和其他生产税减生产补贴。新SNA按此方法处理非市场服务产出价值指标，是为了保持其核算体系的一致性。非市场服务的活动虽然没有现成的价格和服务量，但是参照市场货物或服务核算方法，寻找替代价格和相应的服务产量进行产出核算总是可行的这样既取得了价值指标，也能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保持一致性。

非市场服务产出还应当遵循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原则。适当地估算非市场服务部门的生产总量以及合理地确定相应服务产品价格，所获得的真实产出资料，能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首先，应如实反应社会对非市场服务的总需求，它说明了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经济与民主的发达程度。核算真实的非市场产出能如实反应出其社会的总供给，正确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分析才有基础。其次，正确的非市场产出核算所取得的核算资料，必须反应的是真实社会所需的产出，而不是“过度”、“虚假”的活动成果。

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要满足各类经济主体需求，不仅包括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还要满足各经济主题活动分析之需求。非市场产出核算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提供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资料，如非市场产出总量、非市场经济成分构成、非市场产出占总国民经济GDP的比重以及非市场核算理论指导、非市场核算方法的运用。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非市场产出核算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活动核算是保持一致的；考虑到中观及微观管理的要求，各非市场活动主体从本部门活动效益出发，全过程进行核算非市场活动的所费与所得，得以评价其活动的有效性。为了满足不同活动主体的要求，在非市场产出核算中应保留部分与主体活动成果相关的实物量指标，以满足自身管理的需求。

在满足以上准则要求的前提下，还应该注重操作的可行性与核算方法的正确性。可操作性要从核算资料容易取得以及操作人员能掌握核算方法两方面来考虑。正确性方面，非市场产出核算必须如实反应出非市场活动主体在一定的时期为社会创造的有效成果。非市场服务活动主体的“有效成果”是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产品。此类“服务”产品首先是非市场部门有能力供给；再次能得到社会的“承认”。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译.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2]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罗伯特・A・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商务印书馆,1999.

[4]杨仲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论研究[D].2001年博士论文.

[5]D・w・乔根森.生产率[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6]蒋萍.政府部门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有关问题[J].统计研究,2001(5).

[7]金钰.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理论问题研究[J].统计研究,2003(5).

[8]蒋萍.非市场服务生产非市场服务交易与非市场服务产出[J].统计研究,2003(8).

[9]秦开运.浅议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J].辽宁财专学报,2004(4).

[10]王辉.略论现行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的实践缺陷[J].统计观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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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8）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9）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

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国民经济核算论文篇（10）

 1947年,联合国发表了第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报告,1951年,出版了第一个官方的国际指南。此后,又出版了多个国际指南,这些国际指南便影响着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国际指南的时代”。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际指南进行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三代国际指南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划分为以下三代国际指南。第一代国际指南:即1951年和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和1953年联合国的指南;第二代国际指南:即1968年联合国指南(1968年sna),1970年欧洲的指南(1970年esa)以及1969年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69年mps);第三代国际指南:即1993年由各国际组织合作完成的指南(1993年sna)和1995年欧洲的指南(1995年esa)。由于mps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中已不存在,下文中将不再涉及这一体系。

1.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一代国际指南发端于1947年出版的联合国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由斯通撰写的附录构成。尽管这一报告代表了联合国,但这一体系是以“货币交易占支配地位的先进工业化经济模式为基础的”①。

应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前身)的请求,斯通指导完成了一份国际指南。这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一个国际指南,它主要用于马歇尔援助计划。1951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1947年的报告相比较,这是一个简化的体系,只区分了往来账户和资本账户,部门的数目只有3个(即政府、企业和住户),对部门也没有进行任何的细分。

1952年,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出版了《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取代《简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新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考虑了在贯彻简明体系中的经验,包括了更多的账户,但与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相比,仍显得非常简单。

在斯通的领导下,1953年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新的指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附表》,这一报告第一次使用了“sna”这一名称。这一份指南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非常相似。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指南不同的是,1953年的联合国指南还打算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区别反映在生产范围的扩展上,即1953年联合国指南也包括了某些非市场产出。1956年,联合国在对1953年版本做了少量修订后重新出版了这一报告。

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二代国际指南。

1968年,联合国出版了一个经过全面修订,更加详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一体系的主要作者是艾德诺夫和斯通。1968年的报告在如何使用这一体系上采用了更加灵活的观点:即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各自使用该体系的优先次序。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设计了一章包括对有关内容优先次序的建议和某些特定的有用分类,如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区分及现代和传统生产模式的区分。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联合国出版了一系列补充指南。这些指南阐明了1968年sna没有包括的若干问题,如资产负债表及调节账户,收入分配,不变价格和有形资产等。

1970年,欧洲共同体出版了其国民经济核算的第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概念上与1968年sna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但其更多地考虑了欧洲的具体情况,如该体系包括了就业的概念,并且反映了法国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某些内容。

3.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第三代国际指南。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第三代国际指南产生于10年以前,即经修订1993年得到核准的sna和经修订1995年得到核准的esa。1993年sna的主要作者是瓦诺利和希尔。这一新的指南包括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结构并提出了考虑到不同数据需求和不同国家环境的灵活性的重要性。基于以下原因,1993年sna被认为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核算标准的国际化。首先,1993年sna是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共同体等国际组织合作下共同完成的,这为更好地协调某些相关指南的概念提供了可能,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政府金融统计手册》和欧洲共同体的1995年esa的协调。其次,mps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活动已不复存在,所有东欧国家已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采用1993年sna和1995年esa。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esa已成为欧洲共同体政府法规的一部分,即成为法定文件。这与所有的其他国际指南均有所不同,像1970年sea和1993年sna,只是对各国推荐使用,而非强制执行。

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如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等,需用于行政管理,1995年esa内含着法律的特征也是必须的。这要求1995年esa更加准确,同时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一文件。

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的比较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代国际指南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本文选择核算目的、概念解释、观察和推算、核算体系的灵活性、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5个方面进行比较。

1. 核算目的。

在联合国1947年的报告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报告中指出:“认识到怎样将国民收入与其构成的交易及其他交易的总量联系起来是必要的,现代调查起源于试图对某一概括性总量的测定,目前已将重点放在构成交易的结构和这些交易的相互关系上。”②因而,国际经济总量的估计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里只是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与此相比较,概括性总量的测定在1953年sna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指南里似乎成了惟一的目的。这可以由其部门核算证明:它们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录的,是为了直接获得国民经济总量。

1968年sna、1970年esa则接受了与1947年联合国报告类似的方法。例如,1968年sna指出:“为了分析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许多目的,仅仅利用这些总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比较详细地探索一个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探索的结果,现在已经建立了经济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主要的总量被进一步地细分或分解。”③

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强调了指南的多重目的特性,如:“本体系主要是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汇总数据以满足对经济行为和造成重大失衡现象的因素如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感兴趣的分析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的需要。

系不得不是一种折衷的选择,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类型用户的利益,因而也就不可能极为理想地适用于任一孤立的目的。”④

2. 概念的解释。

1947年联合国报告及1993年sna,均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有关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被认为是从逻辑和基本原理上介绍了国民经济核算。1995年esa、1953年sna、1968年sna、1970年esa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记账规则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列举的方法,在这些国际指南中,对国民经济核算相关概念的讨论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在1968年sna里,某些议题也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如核算体系的结构、投入产出表等,在1995年esa导论中,也讨论了核算体系的结构和一些基本概念。然而,1968年sna修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多数使用者特别是初学者,这种讲解的方式是难以接近的”⑤,而在1993年sna中,“关键性的概念是通过基本原理而不是列举的方式定义的”⑥。基于这一观点,1995年esa也只能被视为1993年sna的补充。

3. 观察和推算。

所有的国际指南都认为,多数流量的估价可以很容易进行观察而有些流量只能进行推算。这可以使用实物收入和自有住房服务为例子说明。在1947年联合国的报告中就注意到了推算的问题:“表中的项目可以划分为现金项目和推算项目两类,前者反映的是市场交易,后者则是在缺乏市场交易条件下所做出的计算。对于后者的估计要找到一共同的可接受的基础是困难的,只能尽可能将这种实物项目单独进行表示。”⑦1993年sna和1995年esa在补充分类中明确体现了推算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区分。

1968年sna则强调了区分哪些是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哪些是可以根据某些理论和惯例来推论的重要性。“因为为了得到对分析有用的东西而需要处理数据时,就有可能进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得到的结果已不再是数据。例如一种商品的供给可以根据这样的假定分配给使用者,即每个使用者都按照一个共同的比例从国内生产和进口方面取得的它的供给。这同观察不同的使用者实际上使用的国内生产和进口的比例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会给人以非常错误的印象。在处理数据时几乎永远是需要假定的,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这些假定起着主要作用,所得的结果就不再是一项观察,而是一项推论。同时,进行观察的主要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做出推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⑧1993年sna和1995年esa也接受了类似的观点。

 

4. 核算体系的灵活性。

根据1947年的报告,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指南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文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惯例没有考虑到世界上或所有特定使用者的制度差异,所以灵活性是必须的。例如,它明确表达了“在运用这一核算体系时常常有必要加以扩充以适应不同国家的特定环境”⑨。而且,“经验表明在大量测定中某些交易处理时引起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归结为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⑩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国际指南中,则缺乏关于国民经济核算概念与特定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1993年sna又回到了1947年联合国报告的基本原理上:“新体系有两个内在的重要的灵活性。第一个是分类的灵活应用,其基础是对交易者、交易和资产分类的层次结构,该结构对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国家的其他特定环境具有良好的适应性……第二个灵活性……它将新体系结构拓宽到所谓附属账户,该附属账户使用了可以替代中心框架的产品和收入概念。对有关环境的附属账户的描述就是体现这种灵活性的一个明显例子。”11

5. 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

国际指南在核算结构和部门分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47年的报告设计了一套详细和完整的核算体系,包括了24个账户和5个部门。在第一代国际指南中,像1953年sna,提倡一个更加简捷的核算体系。该体系只包括有限的几个账户和部门。第二代的1968年sna和1970年esa则使用了与1947年报告中数目类似的账户和部门。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账户的使用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例如,对收入使用的描述,1968年sna使用了一个账户,而1993年sna使用了6个账户。

在1947年联合国报告和第一代国际指南中,部门分类是完全功能化的,例如,住户部门仅包含消费者职能而不包括像自我服务活动这样的生产者职能。在1968年sna和1970年esa中,生产账户是功能化的,而收入账户和其他账户则是机构化的。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所有部门都是机构化的。

1968年sna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用了矩阵的方法,这一矩阵概括性地描述了各个账户及主要分类,它将供给表、使用表及部门账户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矩阵比1968年sna描述的账户体系更加完整,在矩阵中,展示了资产负债表和重估价账户,尽管在1968年sna中它们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在1993年sna和1995年esa中,矩阵只是国民经济核算描述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平衡表(“t”账户)、图示法及方程法。

 [注]

①②⑦⑨⑩un,1947,measurem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ccounts.studies and reports on statistical methods no. 7 (un,geneva),p24,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