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3 15:05:38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双重诉求的推动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交织,体现出理论性、实践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扎实推进。

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必须首先要还原他们对文化概念使用的语境。黄力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察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使用了狭义文化概念,分别指知识和精神生产的产品;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资本论》中的“文化初期”、《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里的文化是从一定社会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上来界定的,是广义的文化概念。[1]27王仲士则认为马克思的文化概念主要是广义文化概念,指的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以人化为基础的,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实质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因素。”[2]另外,学界还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主要框架进行了勾勒。黄力之等以《巴黎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主要文本依据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认为《巴黎手稿》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阐述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共产主义;[1]46《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59何萍则认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生命的文化哲学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达的是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晚年《民族学笔记》及有关书信,表达的是马克思关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思想;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文化观的思想。[3]

2、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列宁的文化观和文化建设理论是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核心就是如何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学界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遗产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具有迫切性。第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文化建设。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有利于合作社的建设。第三,通过文化建设提高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4]还有学者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研究。如李爱华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的思想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对当前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5]

3、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对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学者们普遍持肯定态度,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明确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洞悉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础上,清晰地阐发了文化的本质与内涵,突出了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6]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大家也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不断拓展。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和马克思从哲学走向政治和经济学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7]97研究范式的转换使得它在对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衣俊卿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定位为一种深层的文化革命和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一书中,他从宏观上建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主题,即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性格结构批判、现代国家批判。[8]73在另一本专著《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中,又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宏观的梳理,对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新马克思主义、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述评。[9]陈胜云则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两个转向,即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再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微观政治学研究。[10]王雨辰在分析这种转向的特点后进一步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转向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11]

2、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理论的微观个案研究。理论的生命力必须借助思想的主体得以延续和发展。正是思想家们各具特色和风格的理论表述,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因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微观个案研究也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在微观研究方面,学界除了对以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以霍克海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文化解析和思想重构之外,吉登斯、拉克劳、墨菲、德里达等位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开始走入学界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的论文和专著也不断涌现。通过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和层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和重要流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的跟踪研究,学界已经超越了用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理解框架去剪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而开始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状态去挖掘它的理论本性和价值取向,并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进行比较研究,这种对话研究的开展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沟通和对话,扩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向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异常活跃。

1、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先进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逻辑前提,其潜含着两层逻辑:一是文化之间有没有评价先进和落后的标准;二是如果存在这种标准,那么它是什么?在关于先进文化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先进文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动态的和发展的,它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但是对于这个评价标准是什么,则有不同观点。李毅认为,应以文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来判断文化是否先进。[12]刘建军提出了五条标准,即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否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否体现了文化自身价值,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3]沈壮海认为,可以把文化性先进性的评价标准概括历史尺度、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14]

2、文化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文化能否像经济一样,形成文化全球化,还存在很大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普遍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共通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文化的本质具有普遍性,并且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绝对优势,使得资本主义文化具备了一统天下的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象征和通俗文化在全球传播。如韦幼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是一个总的历史进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全球化。[15]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多元化(特殊主义的)。其立论根据是:文化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具有其他文化不能替代的功能,因此文化在价值上没有优劣之分,多元文化的发展始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表现。如汤一介认为,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不可能单一化,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16]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唯物史观视角、社会学视角、社会主义学视角、比较政党研究视角、哲学价值论等多重视角。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讨论的逐步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开始进入学界关注的视域,并迅速地跃迁为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李德顺认为,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公平或平等。[17]李忠杰提出,要把发展、富裕、民主、文明、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研究。[18]吴向东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由新集体主义、人民功利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实践理性主义所构成的完整价值体系。[19]侯惠勤认为,人民至上、劳动优先、共同富裕、事实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0]

(四)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学理上的持续探索。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建设既包括文化,又需要从文化的角度予以阐释。这就使得从学理上完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建构成为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1、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是否可能?哲学就是追求对事物第一因的认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可能性的追问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建构的必要理论前提了。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普遍持肯定态度,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明确的关于文化的表述,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文化理论。如郁建兴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主要地看作生命活动和主体的对象化,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理论或社会生活本体论的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得以确立的基石。马克思逝世之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体性等概念为基础的批判,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据此,作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可能的。[21]黄力之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确没有一种历史观意义上的文化哲学,只有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哲学解读,这种解读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改变趋势越来越明显的基础上得以重构是有可能的。[1]255

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何可能?郁建兴认为,发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要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最重要的经验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不能满足于只是一味地从原著中辨认与寻找。[21]黄力之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进行整合的路径应该是:用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来揭示文化的人化本质,并从人性的充分自由发展来确立文化的价值引导意义;用马克思1859年序言中的思想来解答文化演进和嬗变的根本原因,再用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能动性的思想来揭示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1]252张华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模式可以遵循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他认为从理论的抽象走向实践的具体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逻辑框架。[22]

3、何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张华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推进过程,表现为基本范畴的逐步展开。这就是:文化存在———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包括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文化的特性、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22]赵剑英则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入手,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他认为,文化生产力既是一种硬实力,又是一种软实力,还是一种创新力;对当代文化这一特质的崭新认识,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观的核心和灵魂。[23]徐敦凯从哲学的视角尝试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体系建构,认为中国化、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三方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化本质观、建立在文明主体思想基础上的文化主体观以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文化政策。[24]

二、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诚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指引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相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人”,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本中的“本”,需要放在各种关系中来理解和确定,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相对于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而言,把人当作主体。第二,相对于人被边缘化而言,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前提、最终本质和根据。第三,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把人作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理念具有三层基本涵义:第一,它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它既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目的地位,又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二,它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类价值、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需求、能力差异、人的平等、创造个性和权利,尊重人性发展的要求。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潜能和能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塑造人,是说既要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也要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第三,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实践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符合规律发展的要求)的尺度,也要确立并运用人(或人性化:合乎人性发展的要求)的尺度,要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要关注人的共性、人的普遍性、共同人性与人的个性,要树立起人的自主意识并同时承担责任。

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继承

社会发展观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为主要依据,提出了以社会统筹发展为基础的整体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本观、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动力的协调发展观。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始终坚持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一大党纲指出:“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是为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党的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反复告诫全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二)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发展

从马克思到,都把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人民以及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人学理念的基点。但在他们所处的革命年代,他们更注重的是整体、集体的人,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为本”。这一理念贯穿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年轻的邓小平就是怀着这一信念踏上革命征途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20世纪末,整个世界进入了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发展阶段,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会长期并存,而且还要相互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必然要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准则,仍然固守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传统理念显然是不行的。面对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瞻远瞩,认真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人的“以人民为本”的人学理念升华为“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人本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以人为本”方面,邓小平关注更多的是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的需求;第二,注重人的尊严,重视人的价值;第三,正视人的个性,倡导多彩生活。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深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上,倾注了新时代人的心血,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智慧和创新精神,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新飞跃。

同志立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邓小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新世纪中国的神圣宣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四)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践行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马列毛邓伟大理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而“以人为本”就是其本质与核心。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应: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人们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人才的成长,为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良好的制度、体制环境”“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紧紧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凝结着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思考。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本,它的着眼点和最终目的,不仅是物,更是人,这一要求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党领导发展的根本政治理念。“以人为本”,一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二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也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3)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4)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出现星星之火的最初时态,一直发展成以后的燎原之势。伴随着中国历史走了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今依旧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历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必然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的重合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中国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

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的儒家思想是农业社会的意识代表,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生长,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能与社会的现代性相协调,所以儒家思想也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寻求一种新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以及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在中国明代,主流文化就已经隐约出现了变革趋势和转型的倾向,在经学与理学、实学与虚学、心学与理学等中国哲学文献记载中,都显示出儒学在为摆脱当时的思想困境,得到蜕变革新而做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它促进了中西文化和思想的碰撞,新观念和旧观念进行杂糅,使得中国的主流文化得到了重新洗牌,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后来居上者理所当然成为中国人的唯一选择。

(二)中国革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人也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中引入了天赋人权论、进化论以及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通过组织政党、发动革命等方式来抵外安民,但历史的实践经历告诉我们,这些思想和举措同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一样软弱,一样不堪一击。正是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时机,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人顺势所接受,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受中国国情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条文的完全挪用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通过一定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革命现状有效地结合起来,避免出现全盘俄化和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正确的道路上。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最终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制定。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亲和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在本质上有着很明显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的代表。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意义就不同,依据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同,代表的阶级属性就不一样,顺应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也就会有差异。第一,在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对宗教神学世界观都持有反对态度,有无神论的共同特征。无神论大师和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都有据可查,而且无神论也是儒家的主体精神特征。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无神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无神论的特征,反对来世观念,以现实社会以及现世人生为理论主张。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上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拒斥玄虚之学、重视实践,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就是实践。第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辩证思维方式存在着共通之处。中国汉译本的佛经和古代著作《易经》都表达了比较深刻的辩证法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比欧洲文化还要深刻。第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观上存在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的生活状况和直接物质利益是影响人的道德和国家政治活动甚至治乱兴衰的直接原因,形势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不受圣人意志的精神方面因素影响。第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上有相同点。两者都认为自然属性及其表现形式存在合理性,同时都认为要完善人性就需要通过人的社会属性来实现对自然属性的规范,而且重视群体利益的重要位置。第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关的社会理想和精神信仰。两者都拒绝,认为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完美融合是达到理想境界的必然途径,所谓的人间天堂是需要人经过长期努力才可能实现的。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二者重合的天然文化土壤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和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存在相同点,但国家的变革将给国家的文明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很多西方人不能理解,作为一个古老东方民族的中国为什么能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热情、满怀信心地选择和接受?但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讲,他们会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完美的。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际原因是因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所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想。所以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讲,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合是正确的,是必然的,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5)

第一,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在与中国实际(包括国情特点、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和变革要求)的结合中找到实现其自身力量的场所,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的思想武器,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价值理想。它解决了近代开始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她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目标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一个贫弱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所确立的价值理想。

其次,正如列宁所说的,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理性力量揭示并论证了实现人类解放进步的价值理想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价值理想的实现坚信不疑,确立了他们对这一价值理想实现的坚定信念和信仰以及实践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主动性、自觉性。

复次,马克思主义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道路与方法,提供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实践第一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等等。其中、邓小平是掌握并运用这种理论和方法并取得成功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改造、提升和引导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如把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基于科学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把基于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基于平等、民主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和明清的理气、心物之辩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而又辩证的思维方法等等。

第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了。即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游离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外在的理论观念和精神力量,而是成为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历史进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内容和成分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是在自己的国情、传统、历史条件、实践主题和变革需要等构成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选择、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基于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需要。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进程的主题是中国社会如何由传统的、封建的、封闭僵化、贫穷落后的社会走向现代的、开放的、文明富足的民主社会,中华民族如何从贫弱的、受的、处于生死存亡危境中拯救出来走向强盛复兴;中国人民如何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民主和发展的权利,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觅的是一种能够指导她如何解决这个历史实践主题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价值理想、科学力量、批判精神以及所揭示的革命力量、途径和手段正切合于这种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实践和价值的基础。离开这一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就无从说明马克思主义何以中国化。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改造提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成分,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顺化。也同时意味着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优秀因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整合和同化,表现为同化与顺化的双向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除了上述论及的历史实践主题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心理和思维方法之间存在一种切近的、能够相互契合的因子,从而发生价值和方法视界上的相互认同和融合。目前学界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曾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之说,即“西学东源”之说,本文对此不做引证或考辩,但中国在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土壤上来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之发生价值和视界方法上的双向建构和融合,却是不争的事实。诸如从传统的“大同”、“尚同”社会理想、家国群体本位的价值心理来接纳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原则,从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来选择阶级斗争学说,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法和历史观等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所构成的“中国实际”的“基体”上来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是由同一过程两个方面所构成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统一互动的关系结构。它既非马克思主义原封不动的照搬,亦非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复制,也不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相加或凑合。而是二者在中国社会革命与建设实践基础上相互整合而生成的新的构体。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构成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形成和展开就表现为一个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进行结构方面的分析,还要进行过程方面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成功的结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并把它改造提升为自身的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国情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做相应的调适;必须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宣传、传播、实践才能逐渐深入人心,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掌握了它的全部和精髓,而是在实践过程中运用和检验,在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封建性、教条主义等因素的消极作用中不断深入对马克思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溶化在共产党人的“血液”中。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近百年历程与这一逻辑是一致的。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思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些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运用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差不多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共产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教训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因子之间的成功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任务已经结束了、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指导中国人民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引导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完成它对中国社会历史积淀流转下来的深厚的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算和批判,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也来不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自身肌体中封建性因素进行清理批判,而是把它带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成为一种顽疾有认识上的原因,就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分析批判的,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从这种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批判的。

其实教条主义“左”的路线与封建性因素有不解之缘。封建性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结构必然导致一种保守的、封闭僵化的、对权威、经典的盲从和膜拜的心理和意识,这正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想和路线屡禁不绝的深厚的土壤和根源。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完成对中国封建性因素的清除批判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付出的惨重代价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再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今天,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情况和艰巨的任务,探索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21世纪,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又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当代水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着的过程。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同时还集中地体现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的必然凝结、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形态;而这一成果形态也必然内在地蕴含这一过程的内容和特点。离开关系、过程无以说明这种成果形态何以产生、何以如此产生以及产生的基础、内容和特点,形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形态”,“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抽象的、光开花不结果的过程。因此,只有把关系、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全面深入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从其功能和地位来看,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取得伟大成果的、被中国人民所普遍认同的、相对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6)

一、源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诞生,但在60年代才开始流行。该文论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联系的。20世纪初,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效仿来获取同样的胜利,但都失败。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胜利后的政策、措施等持否定态度,被认为是“庸俗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其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发生变化,而引起了是否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仍有意义。当时,由于战后各个国家的社会格局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严谨度来说,各个文艺理论家各有己见,但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本质理解文学问题并持有一个共同点:主张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阐读文学作品,反对作品与社会历史分割开来;注意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审察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高度重视。故该文论在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卢卡奇、葛兰西、伊格尔顿和最具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都是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一个从基本否定到一定的肯定最后阐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任何事情从刚开始的否定到肯定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接受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60年代是中国最初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当时是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代表引进的,但作为反面教材引进的。3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某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翻译的,但因其只是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翻译与介绍,故该文论并未被引进中国作为系统的译介。例如,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被翻译过来发表在《译文》上及其他被翻译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代表作品。后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热情不断高涨,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葛兰西和本雅明等。

文论初次被引进中国时,曾在1978年在太原召开首届西方哲学研讨会,当时,徐崇温先生曾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演讲,该发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时的一个新的探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双百”方针的提倡,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及其实际内容后,开始对80年代初各大家提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种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其中杜章智和张本两位先生的观点尤为代表,他们了有原来徐崇温先生提出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此后,学术界各种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章得以发表和会议得以召开,相继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进入热议阶段。当时的争论焦点是就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以及如何更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在后来召开的数次会议中以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经过一系列的探讨后,当时学术界对该文论在对其定性、本质等方面有了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一个把握。

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有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入。开始将该理论运用到当时中国文论界中,例如文学、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对于前两个时期来说,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等都现实地批判着社会文化,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因那种批判意识而被学术界所接受。

(二)在中国文学中的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到我国文学批评中是始于“”时期。当时,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就是限于教条化的僵硬理解,并且当时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极度反感,急于冲破这样一层意识。当时,人道主义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他们主张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样一种思路被广泛运用到当时文学领域,其中像鲁迅、巴金等其他文学家们也比较推崇这一思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关于艺术品的复制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为引进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创造了条件。当时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许多复制与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到民心,已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这于当时中国文学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我国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在中国语言学的接受

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引进到中国语言学,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文艺学方法上的一些探讨的热潮,但这些探讨并没有集中在人文科学上,我国真正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在语言学上是在国际人文思潮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注重将文学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这样的一个反映是人、社会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人和社会的存在时语言中的存在,而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就是其历史的存在。通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围绕语言学中重要的术语进行开展,如语义、符号、能指、所指、代码和话语系列等来对文学文本的一个分析。

通过对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我国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展开对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语言本体及其意义的研究,并将此文论运用到我国古文中,通过这样对语言的分析,可从语言中挖掘出其文本含义、社会价值、人生经验等,这样可将其用较精确的方法确定下来。虽然目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语言学领域的运用,但是还是很表面的,不够成熟,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杨松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

[3]梁树发,黄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发展,学术研究,2009年.

[4]危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7)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提升,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相应提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现象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必然性

1.1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8%或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不断紧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心不断提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并相信经济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传统文化积极方面的影响。“勤劳”、“节俭”、“集体主义”的集体价值观被中国人认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道德秩序。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引起了道德上的沦丧。近些年来,社会上由道德滑坡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报道不绝于耳。现代化的进程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同时也引起了精神上未曾有过的贫乏。种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的支撑作用,对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引起了当代社会上的“国学热”“儒学热”等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

1.2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的特质文化”[1],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语言表达方式,思维习惯,逻辑推理方式等都和中国人习惯上的有很大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播必须要经过翻译才能被广大的人们所接受。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人在理解上的困难,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方式的差异又给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加了难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变得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才能被更广泛地接受。而这个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契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须加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才能得以顺利的进行。

1.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家表达思想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2],而且文章言论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多为极其简短精炼的对话。《老子》全篇只有约五千字,却包含了老子哲学思想的全部。这样的思想表达往往不够明晰和系统化。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人,习惯了白话文的表达,没有了传统私塾教育中对“小学”的学习。现代化的中国人,习惯了相对严密的推理。传统经典的表述经过系统化之后,则更易于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其中批判的继承成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用西方哲学中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对中国传统经典进行现代化的重新阐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的帮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符合现代化进程的重新阐述,也是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思想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为当时沉寂的思想界注入了新鲜血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注入,也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必将激发出绚丽是火花。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需注意的问题

2.1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理论要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说服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把握,才能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本身,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准确的运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是恩格斯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和工人生活环境的深入的调查,并参照当时发表的报纸,统计资料等文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的文章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结合文献资料分析,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现状。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是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对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实地考察,得出了对农民运动的高度评价。得出了与当时流行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贬低的论调截然相反的结论,洞察到当时的农民阶级的巨大的革命性和改变命运的迫切要求。这一发现,也为以后建立工农联盟,并为以后在革命战争中依靠农民埋下了伏笔。《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更是准确运用马克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经典,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优秀作品。

2.2需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底蕴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8)

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实现方式。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与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与方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一、中国通过马克思主义确立并获得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争取权利。正是为了争取这一权,20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有关。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基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不能纯粹源自于西方,但又要求具有西方形式;不能直接源自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却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传统及其现代转换的内在要求。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历史成就,并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现代性的世界图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与西方学者总是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捆绑在一起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促进了现代性的历史形成,但现代性本身的拓展和完善却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已经建构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时,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为现代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在政治制度与精神文明方面反倒构成了现代文明的障碍,因此,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其消极颓废的精神文明状况,创建新的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体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转折,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体将通过反叛和革命促成这一转折。而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西方化”的终结、以及历史由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当黑格尔等哲学家把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起来并看成是历史的完成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历史尚未开始,因为真正的历史必然是向包括非西方在内的整个人类开放的,现代性也要历史地表达为人类性。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反叛和超越西方近代思想、蕴含着非西方价值与关怀、并直接指向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当代思想文化。也正是其面向时代的开放性与深刻的人类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获得现代性身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接着”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往下说”的。的确,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才具有使西方历史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这看起来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否定性批判,使得中国的知识界与思想界有理由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模仿,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总体上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首先取得政治权利,然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接口,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并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更难以为正处于族群认同焦虑的近现代中国人所接受,但是,个人面对群体的自觉或者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又需要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回答的正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的战士;群体作为共同体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包含并承担着个人的发展要求,“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而,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格,先进的政党正是这一积极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一段话,正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从文化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两方面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精神上的相通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当代转换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标示着一种信仰的转型,即从有神论转变为无神论,对神的崇拜让位于人的自我肯定,从存在的形上学转变为生存的形上学。马克思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反叛方式终结了西方传统,并开创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已经事实上取代了上帝,但商品拜物教同样要让位于人自身的解放与历史性建构,对于马克思而言,现代性一经确立,必然是自身的不断持续和完善,现代性的历程与人的自我解放的历史道路是同一的,这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此,有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确证方式。这一信仰确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遇到了受一神论深深影响着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拒斥,但却被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这一无神论或多神论精神的文化传统所接受。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奇怪,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都强调实践,并以超越自我、变革社会并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己任。儒家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信仰方式,显然有自身民族性的限制,但20世纪恰恰也是儒家通过诉诸于某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入世哲学为依托、从而获得现代性意义的时代,由此,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入世的信仰体验方式发生了一种“视界融合”。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成就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并不是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融通共进的关系。历史已经表明,否定儒家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接气,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儒家也会失去对当代中国的解释力进而失去时代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二者共同体认和承担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命运,推进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并积极地参与了全球现代性的重建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不懈的努力背后,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绝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替代儒家文化,不是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作为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儒家获得现代性,进而促使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现代性的生长机制与内涵。现代性包含着一套相应的社会思想观念,其特征是:接受现代社会已经形成的领域分化的社会系统,并形成一套组织化的和物化的理论解释系统。马克思则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框架及意识形态中,道德、宗教、艺术等文化领域与经济及政治领域是分离的,抽掉了经济关系后的意识形态,在解释思想观念与现实的关系时,必然表现出虚假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要求从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关系入手,并把道德的批判转变为社会政治批判,因而,“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这实际上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秘密。在更大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意识形态观念:政治不是由道德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决定的,道德观念、政治制度,都要求还原为相应的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而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与发展,都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科学技术则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得到强有力的肯定。上述观念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组织化与物化特征,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观念支撑与功能整合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性得以实现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观念基础。四、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其目的是确立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制度,包括面向现代性的民族启蒙与自觉。服务于这一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对现存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反叛与否定,并且形成了一套以革命为核心观念、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历史性地引导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确定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从经济、科技、社会、文化与环境等各个方面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包括政治现代性的自身变革、人的全面启蒙等等,以形成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与之对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求确立以建设为核心观念、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并构造一整套符合全球时代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及长治久安、并具有自检与防御机制及能力的开放性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系。本质地看,从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到以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转变,是一种内在的理论转换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马克思所谋划的正是通过政治解放、并将政治解放扬弃于人类解放的现代化之路。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政治力量转化为社会力量,需要主体将阶级意识转换或提升为社会与人类意识,需要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进行社会化建设。现代性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物质、精神与制度的现代化状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通过革命以获得现代性的身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现代性的全面建构,则是更为繁重而复杂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理好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应当说,新中国以后头三十年、特别是十年,中国一直受制于以革命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政治任务代替了经济任务与文化任务,阶级启蒙代替甚至抹煞了人的全面启蒙,致使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受到严重贻误。而中国二十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关键就在于毅然摆脱了以革命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确立并坚持了以建设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与逐步完善。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一代中央集体提出并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新时期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都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与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是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也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与探索。但相比之下,理论创新远远落后于实践,比如,目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叙述,包括现代性启蒙,基本上还只是局限于政治解放层面,在唯物史观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性社会思想观念,也过多地受制于惟经济决定论,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张力与弹性。如何从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五、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与公民社会理论及机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面临着多方面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建构相适应的公民社会。这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牵涉到从理论到实践方方面面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是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成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在于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弊端,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换。不过,目前人们对公民社会的认知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对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现代公民社会理论的重视还很不够。我们知道,对市民社会作为基本的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的揭示,正是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入口:“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马克思所批评的市民社会,也特指以法兰西第三等级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burghersociety)。正是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使得作为“物质交往关系”或“经济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进而为与国家分离开来的现代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不是要抛弃现代性,而是要发展和完善现代性一样,马克思扬弃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其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市民社会的存在,而是要建构一个更合理、更人道的公民社会。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里,“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而“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正是马克思构建的现代公民社会,也是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共同体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之所以要在现实关系上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目的就在于确立起个人、共同体以及人类社会协调统一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当然有理由成为当代中国的实践目标。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9)

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创新理论,它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1]。科学发展观从理论品质、哲学内涵及具体层面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一、科学发展观在理论品质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为基础发展而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又一重要关头。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新的理论作指导。科学发展观就是与时俱进产生的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它以邓小平发展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基础,深化了对我国社会发展本质、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继续强调改革开放强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目光放在了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上来。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应对新挑战所提出的党的新指导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面对不同的时代要求曾提出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指导了我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前进。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党面临着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从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再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科学发展观是与时展、与实践发展共同前进的党的新的指导理论,它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方针,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升了党对国家建设、自身建设的认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

最后,科学发展观顺应了世界发展趋势,以世界眼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步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国际性问题有待各国协调解决;世界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加深,全球化、区域化趋势更加明显;综合国力的竞争仍在加剧;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同时安全问题突出这对我国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发展观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参与到国际发展中来,以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问题,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科学发展观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将全面推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我国将借助世界发展之机促进自身和谐发展,同时也为世界整体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科学发展观在哲学内涵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科学发展观蕴涵丰富的哲学精神,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一,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实质性进步[2]。对于人的关注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一条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的生产不断发展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了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把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发展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以现实中从事生产、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作为其出发点、落脚点,把人民群众的视为发展主体、发展目的、评价发展的尺度,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发展中应该兼顾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实现系统的内部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又马体现了克思主义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更加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与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到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曾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3]。科学发展观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在邓小平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突出位置,在强调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更加全面的方向。

三、科学发展观在具体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关于发展的具体问题上坚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4]。

在发展认识论上,科学发展观把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论为依据强调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继承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把发展看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在发展方法论上,科学发展观在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把协调发展放在了突出位置,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5];强调协调发展,提出按照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协调各方面利益,更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生产,因此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高到发展观的高度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协调并有利于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构建节约型社会,协调了人与资源的关系,是保持发展可持续性的有效办法。

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规划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步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仍以发展生产力为任务,将社会的和谐列入富强、文明、民主的战略目标之中形成物质、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局面;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以台阶式发展战略稳步前进,增强方面的联系与协调发展;在通过实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来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科学发展观在尊重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同时更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性,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而努力。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在党内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深化了发展为民的思想,更加凸现了党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发展为人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发展的最终目的,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状态,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发展靠人民,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条件,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以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要求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以对当前国情、党情、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直接理论来源,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从不同层次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是新形势下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注释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756

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0)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个伟大理论成果,是被中国化了的、具有新的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最伟大的功绩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较早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从他投身革命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他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十分透彻地剖析了中国当时的革命情况,为革命的正常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特别是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初步地形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路,为党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二)最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潮,发表了旗帜鲜明的声讨教条主义的战斗檄文——《反对本本主义》,在党内最先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他在文章中义正辞严地痛斥了教条主义,大声疾呼:“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③“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本本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⑤就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声中诞生了。

(三)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进而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⑥在这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涵义已表达得相当清楚了。正是由于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思想体系才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并逐步成熟。

(四)最先从哲学上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分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实践论》树立的是实践的权威,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的观点,指出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说马、恩、列、斯没有也不可能说的新话,根据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矛盾论》则从哲学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活的灵魂,告诫共产党人搞革命,一定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反对教条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由于《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号召才很快为全党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巨大努力。

(五)最早倡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在时期,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⑦“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⑧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六)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

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理论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历史已经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实现形式,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就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思想,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大胆学习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安排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强党的建设,反对,防止西方和平演变,防止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可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匠和典范。他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邓小平是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典范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总结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的“”和“”的严重错误,大胆汲取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群众创造的新经验,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及其同志,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都没有解决好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列宁来不及解决、斯大林不可能解决、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找到了我们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学说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有过急过快的想法,后来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无一例外地都陷入超越阶段的误区。虽然,列宁发现了超越阶段的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过早去世,没来得及解决。斯大林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加剧了那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扩散。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论断,但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系统解决。邓小平才在总结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而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而大加讨伐的错误倾向,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转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这个概括十分简练深刻,它既表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又纠正了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全面、不确切、甚至被扭曲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一般都是从生产关系上入手,探索如何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邓小平论述社会主义本质,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着手,寻求在中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⑩

(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定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根深蒂固,“左”的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特别是一触及所有制领域,人们总是难以摆脱姓“资”姓“社”争论的困扰,深化改革阻力重重,社会主义发展徘徊不定。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开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的大门,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经济体制问题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而且将继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四)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理论,为祖国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把最后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提上了日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提出的基本思路,大胆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考虑到港、澳、台的历史和现状,是邓小平和我们党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完美运用的集中体现。这一构想不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而且为顺利地解决,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它还对解决某些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新范例,将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又增添了一枚璀璨的明珠。

(五)第一次以现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为转移,把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建立在依靠和推动科技进步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时代的特征,抓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力量,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指明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的开阔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和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1]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无可辩驳的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所展示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的强大力量,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代表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集中体现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同志在广东首先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党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七一”讲话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高度凝聚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理论贡献,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富含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2002年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的“五三一”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作了最好的表率。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的长期的指导思想,为党的思想宝库中又送来了一份宝贵的财富。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既是有利于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利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在充满挑战的二十一世纪,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依然顺水顺风。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展示了我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结合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应了时代的需要,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走向21世纪注入了一支理论的强心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崭新姿态,是向世界和全国人民发出的政治誓言。这个誓言不仅是发向全党全国人民的,更是向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一向比较苛刻的西方媒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评价,也印证了这个世纪宣言的震撼力。法国《欧洲时报》12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新的里程碑》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明确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0多年中国变化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新中国,也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文章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能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人民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必将大大增强中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说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能够坚持与时俱进,能够充分体现时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科学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正如思想指引我们创造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时代。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党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保持社会主义事业生机活力的深入思考。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三个有利于”著名论断。8年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同志“高州讲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轨迹的演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非凡能力,展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穷魅力。一个政党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复兴,首先就必须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和长足进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不仅已经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为现实的蓬勃发展所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时展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的顺利召开,引来了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国外媒体也高度评价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大报告。俄罗斯《议会报》认为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3年来的历史,确定了中国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国际文传电讯社称,中国十几年来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成果,解决了10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大量经济发展指标表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再次表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爱沙尼亚通讯社、《邮差报》、《爱沙尼亚日报》、《爱沙尼亚青年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在报道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肯定,认为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走出贫困,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报道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的召开是中国十几年来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大会为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及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理论创新树立了榜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世纪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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