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2 17:31:31

文化发展论文

文化发展论文篇(1)

1 发展群众文化的目的

实现小康目标是社会主义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各项事业需要共同发展,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群众文化事业,需要建立适应实现小康目标的新体制,建立一整套良性循环运行的新机制,开拓新的发展思路,与经济和谐并举发展。群众文化事业作为国家公益性社会文化事业,具有大众性、广泛性 、区域性、基层性、流动性、特色性等特点,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具有龙头、导向和示范作用,对于规范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方向、促进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是和谐社会发展的精神依托。

2 发展群众文化的意义

发展群众文化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精神保障。群众文化是建设我过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建设群众文化,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社会主义精神文化需求,人们群众的文化素质才会得到提高,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才能顺利实现小康目标建设。

3 当前群众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群众文化思想落后,制约群众文化发展。虽然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但毕竟发展时间较短,封建思想影响还很严重,旧观念一时还得不到转变,落后的思想制约着群众文化的发展。

(2)群众文化建设财政困难,投入不足。由于地方财政差,是“吃饭”财政,只能保证政府的基本运转,无能力投入资金到群众文化建设中,即使投入了一部分也是微不足道,杯水车薪。

(3)群众文化建设内容单一,活动简单。在信息化高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现在的群众文化活动还停留在过去的下棋、打牌、篮球等的简单活动,群众文化建设还只局限于部分群众的喜爱,没有达到大部分群众的参与,群众文化建设内容单一。

(4)群众文化建设专业人才匮乏,建设缺乏活力。由于经济的发展,现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人们都忙于建设经济,导致群众文化建设的人才匮乏,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老弱病残的业余文艺队,在传统节日、婚庆酒宴中挣扎着进行演出。

4 发展群众文化的措施

在我们向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的时候,如何发展群众文化活动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4.1 加强群众文化理论建设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加强,群众文化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和挑战,其中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对基层乡、村文化站(室)的建设。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国家和地方各级文化部门应针对时弊出台一些与文化相关的新举措、新办法,在政策理论上,要加强新政策的理论研究,把新课题列入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范围。群众文化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应采取有力研究措施,实现新的突破。如农民文化户、乡、村文化站(室)、文化遗产、群众文化协会等的课题研究。

在群众文化的行业规范、标准化建设中要有针对性的理论标准进行指导,对群众文化方面的人员考核、评定等要有专业的理论作为考核的内容,从而提高群众文化的理论研究水平,更好地指导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

4.2 加大群众文化队伍建设

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是群众文化事业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在群众文化的人才培养上,应拓宽思路,用创新的方式。对文艺人才的评价不仅要以职称、学历为标准,也应结合业务技能和业绩综合评价,规范评价和使用人才。要加大人事制度改革,搞活农村文化站(室)管理机制。政府文化部门要把农村培养文化人才作为的内容列入工作计划之中。政府要鼓励和扶持农民自发组建文化社团,发展文化大户,加强管理和指导,帮助农村搞好文化队伍建设和业务交流。建立农村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开展城、乡结合,支持农村文化建设。

4.3 营造群众文化活动载体

群众文化活动载体是群众文化生存活动的必要条件。我国5000年的中华文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化载体是文化赖依生存的空间。文化载体需要物质性载体和精神性载体。物质载体除了国家的文化企业、事业、行政机构单位外,还包括广场、公园、剧场等。精神载体可以民俗和现代节日为主,但二者又不能截然分开,必须是物质和精神的有机融合,是文化时间、空间、内容、形式和谐统一的有机表现。如春节、中秋、七夕、旦午、元旦、国庆等,我们应该强化这些节日,增加人们的民族感、爱国热情、尊老爱幼的高尚情节。群众文化的空间载体。如目前流行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街头文化、商业文化、老年文化、青少年文化等,如果这些空间都利用好了,那么群众文化工作就能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更有效载体。从而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使群众文化活动载体永远长青。

4.4 注重品牌,培养特色文化

品牌是文化竞争的软实力。群众文化活动是向人们提供文化服务和精神文化产品。只创建自己的群众文化品牌,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品牌精神是群众文化活动的灵魂,强大的品牌精神使广大群众产生一种文化自觉,如唐诗宋词,老少皆宜。如我们春节的文化品牌精神——“和谐、吉祥、欢乐、亲情、关爱”,己深度影响世界,成为世界文化品牌。

实现群众文化品牌的价值。品牌价值对大众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社会观念、文化习俗等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品牌创新是以科学的品牌战略使品牌的内涵和外延得以延伸,从而保持其长盛不衰的活力。许多著名文化品牌都是在不断创新中生存、发展下来的。群众文化活动应以地域特色为生存的灵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强调的就是地域特色。地域特色文化因有历史的沉淀,与群众紧密相连。如云南的山歌对唱。当地政府拿出专项经费进行挖掘,定期举办山歌比赛等大型特色群众文化活动,为这些特色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舞台。

特色需要雕琢、培养,“璧不琢不成玉”。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表现形式,进行雕琢,打造成群众文化活动的精品、亮点。如二人转,过去以“粗口”著称,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通过雕琢、提升,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还常演不衰。

文化发展论文篇(2)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科学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五六十年代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用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教育新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进行整合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

早在五十年代,在我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就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如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后来,随着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的运用,人们迅速从精神控制的桎锆中觉醒起来,这些“企业文化”也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的企业中。一时间,许多企业都风起云涌地搞起了企业文化,在全国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热潮。有些企业模仿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文艺活动、喊口号、统一服装、统一标志,有些企业还直接请广告公司做CI形象设计,认为这样就是塑造企业文化。固然这些都是塑造企业文化的一般做法,但是,由于多数企业忽略了在这些形式下面的内涵和基础,因此就给人一种误导,似乎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开展的文化活动或企业形象设计。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文化热才逐渐降温,许多在当时企业文化热中涌现出来的明星企业也纷纷星辰坠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此期间,也曾有学者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示过担忧,他们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走入的几个误区:

1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忽略企业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企业文化的内涵。根据企业文化权威爱得加.沙因所划分的层次,位于企业文化最核心的是基本假设,其次是价值层面,再次是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层面,位于最表层的才是企业文化的各种表现方式,包括各种符号、英雄、活动等。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活动和企业CI形象设计都是企业文化表层的表现方式。企业文化是将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全体员工,通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影响企业适应市场的策略和处理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系列准则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渗透着创业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凝结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集体形成的经营理念。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如果只有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内在价值与理念,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难以持续的,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

2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精神,使企业文化脱离企业管理

有些企业家认为,企业文化就是要塑造企业精神或企业的圣经,而与企业管理没有多大关系。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有学者曾经指出,企业文化就是以文化为手段,以管理为目的,这种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企业组织和事业性组织都属于实体性组织,它们不同于教会的信念共同体,它们是要依据生产经营状况和一定的业绩来进行评价的,精神因素对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生产效率及企业发展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是渗透于企业管理的体制、激励机制、经营策略之中,并协同起作用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的价值观是贯穿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的,并与企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因此不能脱离企业管理。

3将企业文化视为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直接运用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用文化来管理企业,如有些企业家认为应该用儒家学说来管理企业,还有些企业家认为应该用老子学说来管理企业。这些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代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理念,应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传统文化来把握当代人的心理,来把握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来调整对中国员工的工作激励,这需要找到适当的切入点,找准其中许多具体的联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对家庭的归属、对权力的依赖,重感情、重面子,突出以人为本、知人善用等,将这些文化因素和传统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营造一个充满情感、和谐共存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实现对人性的超越,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存,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应该说突出了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中充满了哲理与思辩,可谓左右逢源,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中时,需要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经营理念。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不利于企业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因素,如知足长乐、枪打出头鸟等,这些都是抑制企业创新的隐型杀手。另外,人情交往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交往方式,许多企业家长期依赖于由人情交往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网即社会资本,而不把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认为这样也能赚到钱,这样下去会逐渐形成对关系的依赖,而削弱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这种现象的盛行固然有其社会的原因,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资本伸展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加入世贸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越来越规范,那些津津乐道于依赖社会资本的企业被打垮、被击败就在所难免。所以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能简单而为之。企业文化不是对社会文化的玩赏,而是用文化的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

4忽视了企业文化的创新和个性化

企业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企业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表现,不是标准统一的模式,更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综观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大体相似,但是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同,企业的构成成分不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其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策略和处理内部冲突的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属于日本文化,索尼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开拓创新,尼桑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顾客至上;同样属于美国文化,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尊重人、信任人,善于运用激励手段。这说明,企业文化是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将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营策略、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因此,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但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价值内涵和基本假设各不相同,而且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也都不同,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个性化特色。

中国的企业文化发展之所以走入以上四个误区,其原因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规模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企业文化现象之所以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和日本迅速发展,这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有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较高级的文化管理模式,它需要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才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整合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很难想象小作坊和路边快餐店能塑造出整合程度高、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许多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出现在有一定实力的大集团、大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都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需要用文化价值来进行整合。而且,这些企业有高素质的管理层,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充裕的资金投入,所以有能力塑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才能够对企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企业要明确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而不要盲目追求建设企业文化的形式。

另一方面,也有其社会原因。企业文化、企业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然而,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这就涉及到社会引导、社会支持、社会评价和社会激励等许多社会的因素。政府对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做何判断,对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何预期,又如何实施,中国企业文化具体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政府、社会、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在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何种作用,这几方面又如何协调,共同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简单地舆论引导和喊空口号能够解决的。其中,首先,政府的一方面要加强体制改革,为企业文化的创新提供充分的伸展空间,另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舆论导方面引导企业首先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塑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赶时髦。其次,社会应当通过一定的评价机制,对企业文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鼓励企业文化的创新,促进企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再次,研究机构和企业咨询机构应当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使企业文化更能反映企业自身的价值观,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个性化。

再者,走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反映出我们对企业文化的实质和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理解得还不够深入,这是由于在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直接引进了企业文化的管理形式,而对企业文化的内涵、实质及适用条件等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致使人们对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企业文化的表层形式与企业文化的实质的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与国外八十年代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到九十年代应用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薄弱,这表现在:首先,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其次,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有些有专家学者的介入和参与研讨的企业文化,就明显地好于没有专家指导者。但是由于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系统的研究,许多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因此,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

综观国外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和中国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企业和企业管理也面临着与国际化接轨的严峻课题,既要面临同行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经济和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文化的创新已成为企业创新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把握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要加强企业文化的研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中的科学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适应于改革开放的需要,适应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体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企业文化研究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在此过程中,推动企业文化实践的发展;三,加强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又通过其新技术、新产品所倡导的理念引导市场潮流、引领社会时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丰富社会文化的内涵。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的途径之一是通过企业家这个载体,将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运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企业产品的文化品味。这是社会文化渗透于市场经济运作过程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种开放的、适应性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很明显是多数成功企业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基础,而这样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家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来源于企业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深刻理解,来源于企业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观念和素质。没有这些对社会生活的深厚积累,要塑造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并把握其发展是比较困难的。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途径是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渗透。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市场的价值选择和对市场的适应性,社会文化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在价值选择和对市场的适应性方面的变化,影响人们对产品的认同程度和心理需求。例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由原来的注重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在严格对待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产品的品牌、售后服务、环保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前景,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因此,企业在塑造自己企业文化、确定企业经营理念时,一定要把握社会文化变化的趋势,在产品的目标定位、企业的经营策略、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方向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使产品、经营和社会文化之间产生协调与相容,在此基础上,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且是一种文化。

第三,注重企业环境变化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是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环境包括企业的技术环境、人力资源环境、金融环境、投资环境、市场需求环境等,这是企业发展所依存的客观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短期效益和生存,力度较大。此外,还有政策、法制、社会评价、公平竞争、社会信誉等主要由人为因素控制的社会发展软环境,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看起来较为隐含较为间接,然而实际上对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和企业的竞争力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在二十一世纪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联系和难以想象的变化,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在其发展战略、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方面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企业文化的内涵也要反映出环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对企业内部要保持较高的整合度,对外要有较强的适应性,通过对企业主导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的转变,使企业文化成为蕴藏和不断孕育企业创新与企业发展的源泉,从而形成企业文化竞争力。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它适用的条件,都有其利与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也是如此。企业文化现象之所以于八十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重视,这是日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与西方社会后工业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代表了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一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不可能脱离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要正确看待国外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而应将其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之中,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把握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趋势。

总之,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一定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要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吴江霖《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P208

徐联仓《组织行为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社,1993年P14-18

郭纪金《企业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P22-29

李琪“欧洲管理学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改革》1999年第2期P86-90

文化发展论文篇(3)

二、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并繁荣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拓展文化阵地和繁荣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地文化人都积极拓展文化阵地以开展抗战文化和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出版社、书店,开展戏剧活动和“文章下乡入伍”活动等,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相对比较繁荣的文化事业。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党组织“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8]。因此,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桂林先后创办了很多进步出版社、报社、书店和印刷厂,主要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华日报》桂林报馆、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生活教育社、西南印刷厂、建设印刷厂和三户印刷厂等。1942年桂林书业公会登记过的大小书店和出版社共有79家。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在桂林出版的。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出版营销的书刊以宣传抗战文化和进步思想为主导,还编译出版发行有关马列主义和思想的著作。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秦记西南印刷厂印刷;《论新阶段》、《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和《救国言论选集》等由《新华日报》桂林报馆印刷发行。另外,桂林的《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也经常刊登的著作。《救亡日报》最早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报纸。在指示下,该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成为“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1939年1月1日,由张铁生、胡愈之等主编的《国民公论》由武汉迁往桂林出版,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这些书店和出版社还将其出版物运往沦陷区和粤港南洋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抗战文化发展。无论是在大后方,还是在沦陷区,都非常成功地推动了抗战文化发展,也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大众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桂林还创建了不少文化团体,并与延安和武汉等地的文化团体在呼应互动中为促进抗战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成为当时影响最广泛、最具号召力的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凝聚了大批文化名流。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延安、贵阳、曲江、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分会。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成立,其宗旨就是团结青年新闻记者,促进抗日宣传。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记者相继成立了分会。除此之外,其他的全国性文化团体也相继建立。这些文化团体先后在延安和桂林设立了分会,他们通过举行各种专题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途径发展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团结了不同阶级、阶层和流派的文化人。除了上述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桂林也组建了很多地方性文化团体和群众性抗日团体。1940年2月,延安各界促进会成立,这一消息传到桂林后,鼓舞推动了广西促进会的成立。广西促进会于1940年5月成立,成立后即与延安促进会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对遏止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桂林文化人组建的文化团体有20多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抗敌演剧队、中华职业教育社、新中国剧社、国际新闻社等。

三、桂林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桂林尽管处于国统区,但是抗战文化运动始终由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桂林文化人在广泛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同时,更是积极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各方面进行大众化研究和宣传,创造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为动员和武装民众参加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使更多的文化人和进步学生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并积极参加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在其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实践,使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武装群众,不仅促进了抗日救亡,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大众化。因此,桂林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到了相得益彰的发展效果。首先,在中共的领导下,桂林文化人创建合法阵地公开或半公开地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先后创建的合法阵地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印刷厂等。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出版发行了不少马列著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得以在桂林出版和传播。《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和国际新闻社等也经常以社论、时论和消息的形式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和主张。其次,利用学校和研究机构及部分舆论阵地介绍宣传马列著作和思想。杨东莼、陈此生等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公开宣讲马列主义,杨东莼本人主讲“唯物辩证法”,薛暮桥主讲“政治经济学”,陈望道、羊枣(即杨潮)、施复亮、邓初民等都在此讲过马列主义相关课程。杨东莼后来又于1938年返桂出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开设“抗战形势讲话”、“中国近百年史”等课程,其实是着重宣传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李达于1938年春应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聘请到桂林,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这种在国统区的大学讲堂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当时较为少有。当时还成立了不少读书会或读书小组传播革命思想,引导青年学生靠近马克思主义。《大公报》及其副刊《文艺》、《广西日报》、《西南青年》、《广西妇女》等都曾一度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所主持或担任主笔,积极宣传进步文化和思想。再次,文艺界在开展“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和“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活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后,延安文艺界开展了“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这些讨论和活动很快得到了桂林、重庆和昆明等地的呼应,但以桂林响应最早、持续时间最长。1939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一成立就召开座谈会,组织通俗文艺研究,并开办讲习班,讨论文艺上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黄药眠发表了《文艺上之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林山发表了《关于运用民族文艺形式的意见和尝试》和《到大众中去———给桂林的诗歌工作者》等,他们还编辑出版了不少通俗刊物,如《文艺生活》、《新道理》、《当代文艺》、《青年文艺》、《新水浒》、《人世间》等。这一讨论持续了近四年,直至1942年。他们还开展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同时,桂林还出现了街头诗、街头画、街头剧、木偶戏等大众化文化形式;街头剧和活报剧演出、街头画展、露天歌咏会、星期歌咏会等通俗化的群众文化活也都经常可见。此外,桂林还是延安、上海、香港和重庆等地进步出版物的集散地。当时不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读物从上海或延安传到桂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四、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经验与启示

(一)中共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了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使爱国主义在抗战文化运动中得到充分张扬,但也注重引导抗战文化超越了爱国主义文化的范畴,使其朝着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前进。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抗战文化运动,始终坚持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文化活动给以鼓舞和支持,对日本的愚民文化加以揭露,对内的专制文化和投降文化给予坚决抵制。在党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各阶层进步文化界人士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文化活动,一大批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作品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学艺术、军事学等各领域都得到了充分传播,不仅使文化人自身实现了“改造者被改造”,也使广大民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的精神武器,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抗战局势中成功引领抗战文化朝着先进文化方向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逐步多元化。面对新的趋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唱响时代主旋律。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要建设先进文化,必须尽可能拓展并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正如所说:“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9]

(二)中共“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

当时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注定抗日战争必将是全民族的战争,这也决定了抗日战争离不开抗战文化的动员。所以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抗战文化的重要配合作用,并据此适时地制定出了顺应抗战发展的“文武两个战线”配合作战的政策。1936年11月,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10]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为了充分发挥国统区“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中共中央于1940年9月10日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专门强调:“在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因此,在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8]就是因为中共一直注重“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所以才会一改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政策,领导文化人全面而又巧妙地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形成最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12]由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具有相当规模且独具特色的文化统一战线,不仅凝聚并形成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在他们周围又团结和联系了更多处于中间状态的进步文化人,而且形成了这两大群体并肩作战、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尽管它没有统一的名称,各团体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都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各级党组织的指导,组织革命文艺理论的讨论,批判文化政策,同各种错误思潮作论辩,研究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宣传思想,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有效地扩大了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同时,由于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国统区、沦陷区、粤港南洋等几大场域间文化人群体遥相呼应、相互扶持的工作格局,终于打破了对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和红军长达十年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对共产党和以及红军和边区民众的造谣污蔑,使得国内外都逐渐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真相,为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赢得了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认同和援助。总而言之,“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6]。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当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其中有不少党外知识分子。他们来源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派别。所以,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异质性”的群体。但是,不论其价值观、政治取向、专业领域如何千差万别,他们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影响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这足以说明,今天中国共产党应总结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经验,综合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知识分子队伍出现的新特点,制定和实行科学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注意保障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让人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正如党的十报告所说:“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所以说,建立新时期文化界统一战线,使各行业各阶层各地区各派别知识分子及时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活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教育。这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化发展论文篇(4)

二、池州市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池州市拥有156万人口,占地面积约8272平方公里,地处长江经济带,是安徽“两山一湖”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池州市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开发高新技术产业相比,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1.资源优势

(1)丰富的自然资源。池州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与芜湖市、黄山市、安庆市相接壤,是重要的滨江港口城市,同时也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城市,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池州市主要以山区、丘陵为主,河湖交错,堪称华东沃土、江南奇葩。池州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拥有极其丰富的生物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57%,建立两个部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和升金湖。池州市是安徽重点保护林区,蕴藏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有罕见的植被物种,例如红豆杉,香榧、黄山木兰、猬实、银鹊树等,全市境内部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9种,占全省的77%。池州市优良的生态环境为其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2)深厚的文化资源。池州市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其设州置府始于唐武德四年,迄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池州历史文化丰富多样,个性鲜明。一是诗文化,池州有“千载诗人地”的美誉,李白、苏轼、杜牧等众多文人雅士都曾驻足寻芳,留下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脍炙人口的诗篇。二是宗教文化。九华山是全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它不仅风光秀丽,而且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拥有僧尼千人,寺庙百座,是著名的国际性佛教道场。三是多彩的戏曲文化。青阳腔、罗城民歌、贵池傩戏、石台目连戏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尤其是贵池傩戏,始于母系社会,被誉为“戏曲活化石”,具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色。另外还有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其中以九华山佛茶、石台天方茶叶最为有名。

(3)人力资源是文化产业能够顺利运行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所在,只有人力资源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地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虽然池州市具有良好的文化资源,但是人力资本明显不足,尤其是高层次人才资本。池州市文化产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人才结构不均衡。党政人才学历结构本科大约占27%,大专占51%,尤其在企业单位,本科学历的人才只有10%左右。另外,高校毕业生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留在外地工作,导致池州的人才大量流失。从以上可以看出,池州市人才比较缺乏,特别是创意、管理类高级专门人才比较缺乏,这也是制约池州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2.技术条件

迈入社会信息化时代,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技术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目前,池州市工业化水平低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化的传承。虽然池州市现代技术水平不高,但是在传统技术以及表现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池州市是历史名城,传统的技术水平相当高,区域性的民族特色也非常明显,例如青阳农民画,以其独特的构图与选题,秉承了中国画艺术基本特征,具有丰富的欣赏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池州的文化产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还必须与创意、技术结合起来。因此,在技术方面,池州市要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以此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3.消费需求结构

池州市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2011年实现GDP417.45亿元,人均29471元,人民生活已达到小康。尤其是近几年,池州市居民消费的热点不再是生活必需消费,文化消费的比重逐渐增加。2012年,池州市农村人均收入87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85元,年均增长13%。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拉动消费的基础,也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另外,池州是一个生态城市,环境优美,旅游消费需求旺盛。2012年池州市国内旅游收入达2619000万元,比上年增长28%;接待国内旅游人数2104.2万,增长34%;2012年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4768万美元,增长57%,接待入境旅游人数约43万,比上年增长23%。池州市巨大的消费潜能,为池州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通过上述对池州市文化产业比较优势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池州市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是池州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但同时人力资源的短缺、技术条件薄弱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程度,关键就在于创新、管理能力的强弱。因此,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就必须要结合本地区特色,优先发展优势产业,重点提高人才素质,发展本地区经济,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

三、池州市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举措

1.扬长避短,优先发展优势产业

池州市是历史名城,拥有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地域特色浓厚,但是文化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比较薄弱,资源整合力度需要加强。首先,池州市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方优势,以旅游业为文化产业主导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业对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度比较高,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的人文自然资源是吸引消费的主导力量,例如池州市灿烂的“诗文化”“戏曲文化”“茶文化”“佛教文化”都为其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也提供了保障。其次,池州市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是现代人们休闲度假的圣地。池州市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是部级生态文明示范城市,而且还具有强力的政策支持,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最后,文化旅游产业能够有效地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可以有效带动池州的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池州经济还不发达,只有通过文化、生态的独特性来凸显区域城市优势,避开池州比较劣势和短板,拓展池州文化、生态优势,使池州优势最大化,进而实现池州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目标。

2.树立文化品牌,增加品牌知名度

文化品牌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通过有力的制作和宣传,提高品牌知名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建立属于池州的文化品牌,才能更好地体现池州的文化精神,扩大池州文化的影响力,推动池州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纪录片《大黄山》,展现了黄山奇特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扩大了黄山的品牌影响力;电影《阿诗玛》则通过撒尼族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与优美自然景观的交相辉映使云南石林家喻户晓。历史和大自然赋予了池州厚重的自然文化资源,经过多年开发与经营,目前,池州拥有三大文化品牌:一是因佛教圣地而蜚声中外的“九华文化”;二是因杜牧的《清明诗》而闻名的池州“杏花村”;三是以优美的自然生态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为代表的“生态旅游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池州市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品优势,重点开发特色文化产品,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传播,树立池州的文化品牌。例如,正在筹备的大型山水实景表演“印象•九华”,将旅游与文化完美结合,会大大提升池州的文化品牌,扩大池州的影响力。

3.积极引导消费,扩大文化市场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民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一个地区的需求层次结构同这个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文化需求是高层次的需求,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愉悦的需要。池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几年来呈现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生活基本消费已趋于饱和,文化消费市场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池州市政府应积极引导消费者进行文化消费,一要充分利用池州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旅游消费向个性化服务方向发展,拓展旅游者在池州消费的时间与空间;二要加大在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配套服务,拓展本地区居民的消费领域。

4.整合资源,合理规划文化产业

池州的文化资源,普遍存在各自为政的经营状态,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另外,由于缺少资金投入,资金和资源没有形成合力,许多艺术还处在璞玉混沌阶段,也没有形成支柱型和旗舰型的文化产业。池州市在区位、资源、交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首先要充分发挥池州市优势条件,重点发展池州市旅游文化产业,以旅游业为核心,构建旅游文化产业链,辐射和带动池州市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品市场需求大,产品增值价值高,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增长点。第三,池州市应积极打造民俗文化产业链和创意文化产业链,结合资源条件和人文实际,因地制宜,创新机制,创新模式,探索科学合适的文化产业开发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同时,文化产业化也是树立文化品牌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加大投资力度,致力于池州以文化名市的战略实施。

文化发展论文篇(5)

首先,安庆地区安庆山川秀美,物产丰饶,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安庆城北枕龙山,南临长江,西依皖河,东接石塘、破罡诸湖,狮子山、凤凰山、菱湖、秦潭湖等镶嵌其间,整个就像是一座大园林。境内不仅有天柱山、花亭湖等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又有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白崖寨、鹞落坪、妙道山等数十处部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

其次,从历史文化底蕴上说,安庆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禅宗圣地、安徽之源”的美誉。是《孔雀东南飞》、“大乔小乔”、“不越雷池一步”、“六尺巷”等著名故事的发生地,是禅宗二祖慧可携初祖所传袈裟和《楞伽经》遁隐司空山,开启安庆禅宗文化的源地,是统治中国文坛近三百年的“桐城派”的故里,是京剧鼻祖程长庚为代表的徽班成长的摇篮,是黄梅戏形成和发展的地方,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佛教领袖赵朴初、道教领袖陈撄宁、“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将军外交家”黄镇、“杂技皇后”夏、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等影响中国、闻名世界的杰出人物的故乡。古皖文化、禅宗文化、戏剧文化和桐城派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再次,安庆区位优势明显,地处皖鄂赣三省交界处,是沟通三省并连接上海、武汉两大经济区的纽带,是3000吨级海轮入江的终点港口。2009年9月23日讨论并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计划》,其中涉及的中部六省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计划》中指出:“要加快形成沿长江、陇海、京广和京九‘两横两纵’经济带……”,安庆正处于这“两横两纵”经济带的中心位置,必然安庆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安庆地区具有这么多的自然及人文旅游资源,可以说是安徽省旅游资源大省,但是安庆的旅游业发展整体来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以安庆境内的天柱山为例,天柱山作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曾与泰山等名列“五岳”,但是,天柱山与泰山相比,从旅游人次,旅游收入等方面都曾在较大差距。2006-2008年,天柱山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38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2.5万元,而泰山仅2006年一年就接待游客1244.8万人次,创旅游收入94.3亿元。是什么造成了两山之间如此大的差距?交通欠发达,周边城市经济落后,宣传力度不强固然是其重要原因,但没有打出富有安庆特色的文化品牌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文化旅游资源大部分闲置,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发展文化旅游,应该成为安庆地区未来旅游业发展计划的重点环节三、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要发展文化旅游,首先,要使当地群众树立文化旅游意识。只有有了文化旅游意识,才能保护文化旅游资源,宣传文化旅游资源,从而带动文化旅游的发展。根据著名的6度空间理论,你可以通过六个人认识世界的任何一个人,若是一个地区的人民对当地的旅游资源口口相传,那么世界上所有人都将知道这个地区的旅游资源!由此可见,树立文化旅游意识,是宣传当地旅游资源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次,要树立旅游产品意识。通常谈论旅游业,往往就旅游论旅游,而忽视了与其相关的旅游衍生品的相关行业的融合。这点在文化旅游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通常一项文化旅游商品,包含着旅游收入、自身的特色文化传播(如历史传说,名人故事,风俗民情等)、文化特色商品、文化对游客的后续影响等环节,而我们看到的也许仅仅是旅游收入这一个方面,但是,这种有旅游带动的衍生品才是文化旅游的昀大价值所在。

文化发展论文篇(6)

1.1必须做好共同价值观的引导,用先进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培育企业员工。共同价值观属于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企业的根本信念所在,是企业管理的最高要求。企业的价值观念来源于员工队伍,来源于企业的客观环境。不同的企业,其价值观念往往不同。

1.2必须对企业精神进行深入的提炼,从而进一步的激励员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企业精神的实质便是共同价值理念。企业精神的基本内涵必须丰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具备较强的内部凝聚力与感召力。因为各个企业的发展历程、经营管理方式、业务发展结构、员工结构等各不相同,同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也有所差异,因此企业精神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

1.3要抓好共同理念的培养,用企业理念凝聚员工队伍。企业理念也可以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发展决策的正确指向。企业在刚刚建立时便已经拥有了初具原型的经营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的本质便是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发展之道。企业文化的建设属于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任务,也是一项非常艰巨且具有较大难度的任务,应该要有重点、分阶段的开展。不仅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近期效果。只有一步一步地扎实推进,才能取得实效。

2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

企业文化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生命力,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但会对企业管理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对企业的思维方式以及战略发展目标的规划产生影响。现代企业基本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提出了企业管理工作以人为中心,始终尊重人、关心人、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人的力量来发展企业。

2.1企业经营管理手段朝着理念化的方向发展。企业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发展,企业理念的转变应该属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这种管理模式和过去的管理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可以结合国内外市场环境的转变以及自身企业的实际特点来确定其经营管理理念,之后再将其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未来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便是理念管理,过去海尔公司在兼并企业的过程中并非是委派财会人员,而是委派海尔文化中心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让企业员工认可海尔公司的管理理念,在思想上形成共识,这个企业就自然被激活了。海尔公司的这种管理模式是国内企业管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2.2管理方式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企业管理方式的信息化发展即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搭建统一的数据库同时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加工,从而为企业管理工作人员提供准确信息实现辅助决策的功能。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主要包含了财务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些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机整合能够帮助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2.3企业之间的人才争夺呈现出本土化趋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入驻我国,目前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大约有超过70%的企业进入中国,他们都已经在国内设立了分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利用其自身的福利或者提供更好晋升机会等措施来挖掘人才,实行雇员本土化,如此便导致了国内企业优秀人才的流失。面对当前的市场竞争形势,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怎么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人才发展战略以及人才争夺对策是非常重要的。

2.4越来越多的企业朝着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方向发展。所谓学习型组织指的是通过培养企业内部的学习氛围,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种系统全面的、具有较高柔性和人性化的管理组织。其本质在于借助各种学习活动来让企业员工的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已经越来越普遍化,也属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点方向。

2.5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合金化的趋势。在当今时代,国内各大企业要活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因为国际市场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也逐渐开始呈现出与外国企业文化相融合的趋势。如海尔公司的文化便集合了东西方的管理理念,在继承中进行创新,在引进中逐渐消化,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海尔文化。张瑞敏先生曾经这样比喻过海尔公司的企业文化:海尔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是从日本企业文化中吸取的,海尔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等同于美国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国内企业也应当积极借鉴西方优秀大型企业的管理文化,从而最大限度的推动国内企业的发展。

2.6创立学习型企业文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本质上来说即是知识传播的过程,优秀的企业中包含了有助于学习与知识共享的内部文化,而其实际行为也和企业文化有机的融合。二十一世纪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点便是学习内容与效果。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在于利用学习与创新途径来处理好过去一直以来的分工、竞争以及反应性等基础问题。在过去的企业管理工作中,过于专业化的分工让企业变成了相互独立且比较冲突的领域,不利于团队精神的培养,管理工作也出现了偏差,因此必须进行创新和改革。

3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3.1企业文化可以把企业员工都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队的能动性。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即是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国内的企业应当要努力营造先进的企业文化,创造企业员工都能够认可和遵守的价值理念与企业精神,从而让企业员工的思想得到统一,最终实现提升企业内部凝聚力的效果。

3.2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有效增强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企业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即是人的管理,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员工创造性与能力的开发。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便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模式转变的过程,它可以让现代企业内部管理工作从过去的以管物为重心逐渐向着以管人为重心转变。

3.3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较多的经济效益。美国著名大学哈佛大学曾经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查:“影响美国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内的各大大型企业以及全球五百强企业中进行了抽查,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他们得到了下面的结论:优秀的企业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提升经济效益,例如说雀巢公司、沃尔玛、惠普公司、大众公司等企业,他们能够获得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因为其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比如说海尔的张瑞敏先生在谈论海尔的发展历程时曾经讲过:海尔公司从刚刚建立到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绩,其主要功绩在于企业文化。

3.4企业文化可以让企业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相适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他们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分公司,那么如何对这些分公司展开有效的管理,如何让其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便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所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实践说明,过去一直使用的泰勒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借助于文化管理手段,来让先进的企业文化培育出优秀的企业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对分散的企业实施有效的领导。

文化发展论文篇(7)

2中医文化传播的困境原因分析

第一,思想上忽视和轻视。表现之一是很多人还是轻视甚至忽视中医文化传播的研究。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发现近十多年来关于篇名是“中医文化传播”的论文仅有8篇。与其他相关的研究选题相比较,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具有深入的研究空间。表现之二是当前社会公众也存在理念的误区。他们认为,“中医只能调养一些慢性病,治病起效也缓慢,同时中医更多的是应用在中老年疾病的治疗和保健中,很多年轻人对中医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带有偏见。”[10]第二,传播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在中医文化的传播机制上,是一种单向的政府主导下的传播,缺少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双向和多向互动;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机制,不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机制。是一种平面的传播机制,不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传播机制。第三,中医的自身因素。表现之一是中医系统的自我封闭,成为一种中医院校内部或者中医药高校之间的自我娱乐。表现之二是中医文化的话语体系原因,在大众化理解层面存在一定的理解难点。例如中医的理念和传统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中药的药理药性的辨析、养生的行为习惯,这些都是和现代人的思维和文化不完全适应,造成理解的困难。①表现之三是中医文化中难以被人们理解的名词术语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途径使之符合现代的通俗语言体系,这是传播学中编码与解码所遇到的困境。例如,中医的经典著作大多是医学古文,如《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无论是对中国大学生,还是外国的中医爱好者,都存在阅读和理解的障碍。第四,大众的社会心理,比较急功近利,浮躁。对于疾病,往往看重的是治疗时间快慢,服药的方便,因此往往更加偏重西医和西药,忽视其副作用。中医和中药,因其制药的相对复杂,煎服的方法相对多样,对于今天快节奏生活的人们而言,往往选择最简洁最便携的西医西药。第五,社会大环境的因素,社会整体浮躁和轻中医重西医的现状。笔者概括为两句话,“中医很伟大,西医很强大”。中医文化传播的困境除了中医自身的因素外,外部大环境是一个重要外因。中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具有中国古人的智慧。但是面对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中医西医的竞争,就现状而言是西医占主导地位,中医虽然伟大,但是还不强大。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全国的西医院校和西医医院远远高于中医院校和中医医院的数量。

3中医文化传播的创新对策

文化发展论文篇(8)

1992年,十四大之后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1993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主张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近年来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它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开始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发端于美国,滥觞于欧洲,挟新经济之势蓬勃于世界的朝阳产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但《建议》只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但并没有明确文化可以分为“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由以上两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文化产业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经历了长期的有实而无名阶段,然后才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划分为“酝酿、探索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认为“如果说过去十年是我国文化产业酝酿、探索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党的十六大做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1]有的则划分为“初期发展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及“全面提速和全面融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阶段”,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过了以‘文化事业’为基本特征的初期发展阶段,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探索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发展’、‘转型’、‘入世’三大任务并存,全面提速和全面融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阶段。”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遗漏了改革开放前的文化产业发展史,容易使人产生古代、改革开放前不存在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只是改革开放乃至只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的产物的误解。事实上,文化产业古已有之,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将其完全扼杀。从我国的文化产业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及发展趋势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有实无名阶段。从古代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属这一阶段。建国前,我国尽管没有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也很小,但却并非不存在。上文提到的古代的戏曲表演、口技表演、评书说唱、杂耍表演、武术表演、书画刊印等皆是文化产业。因有其实而无其名,故称之为“有实无名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体制扼杀阶段。从“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属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实行的是计划管理模式,出于当时的需要,只强调文化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属性,忽视乃至排斥文化作为消费产品的商品属性,忽视乃至排斥文化产业在发展现代经济,以至于发展现代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这种体制人称“事业单位体制”,其运行模式是“财政支持型”、“社会福利型”,俗称“政府办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遭到体制扼杀,但仍没有绝迹,新华书店、出版社等也是当作企业来经营,自然属于文化产业。

第三个阶段是萌芽起步阶段,也即文化市场合法化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属这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随即,营业性舞厅等经营性文化活动场所在各大城市争相开业,我国第一次出现了文化市场。到了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营业性舞会管理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质,文化经营活动正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合法组成部分。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又联合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不仅在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文化市场”的字眼,而且对众说纷纭的文化市场的范围、管理原则和任务等做了界定,从而结束了文化市场管理无法可循的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酝酿徘徊阶段,也即某些学者所说的酝酿探索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结束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属这一阶段。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文化卫生事业”当作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1993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随着国民经济“九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时代”,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对精神文化需求明显增加,党和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1999年,国务院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在《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教育、非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的产业化”,文化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的政策视野。1999年1月,“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大连召开;5月,文化部与亚欧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亚欧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国际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我国召开的第一个关于文化产业问题的政府间国际会议。2000年10月13日,在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的第三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举行的文化产业理论研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对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随后,文化部文化产业司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研究中心于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大城市文化产业研讨会”。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首届年会”。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召开的这几次重要会议,积极配合党中央关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了舆论准备和学习宣传的重要作用。这一阶段,文化产业在我国迅速崛起,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但与其它国家相比,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产业反而相对落后。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与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因一些人的传统思想教条难以打破,感情上不愿接受文化产业化,条块分割的计划式文化体制又使文化产业缺少生机和活力,我国文化产业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同一时期,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文化产业并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

第五个阶段是加速发展阶段。从2002年党的16大召开至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都属加速发展阶段。16大吹响了我国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号角。自此以后,党中央召开了文化产业学习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大市”、“文化立市”、“文化兴市”、“文化强市”、“文化强县”、“文化强镇”、“文化兴企”等一系列文化图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在各地纷纷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开始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03-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公共财政对文化设施的拨款规模几乎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总和,大量业内和业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本正在冲进文化投资领域,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投资高潮正在兴起。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权威的统计数据支持了这一点。2003年7月,为全面反映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由牵头,成立了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课题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类》,并于2004年7月,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对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初步测算,首次公布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数据。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从结构上看,在我国诸种文化产业中,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产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2]这些权威统计数字传递出了非常清晰的信息:我国新兴文化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传统文化产业部门,整个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已经非常明显。

第六个阶段是成熟阶段。如同其它任何产业一样,文化产业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加速发展后,必定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是:(1)文化产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基本消除,整个社会都积极支持其发展;(2)文化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建立起适合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3)社会优秀人才大量投身文化事业,有力地支撑了文化的创作、出版、展演、传播、教育、销售及消费各个环节;(4)从业人员较多,为增加就业作出了重大贡献;(5)在GDP所占比重较大,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得到确立。不过应注意的是,因基数大、发展潜力缩小,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与以前尤其是加速发展阶段相比,并不快,甚至会有所下降。

[参考文献]

文化发展论文篇(9)

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知道,文化创意产业首先是一种产业,它必须具备产业的共性,在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顺畅运作,有较好的发展环境和相对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并拥有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另外,它还具有其特殊的内涵。

1.1文化需求性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层次需要理论指出,当人的缺失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的发展性需要就被上升到更高的高度。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纯粹的物质性和经济性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文化性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可以说是发展创意产业的灵魂。文化创意源于文化并高于文化,是对文化资源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渗透力、影响力的拓展和挖掘。创意产业正是有了文化,才显出了灵气和品位,从而才有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1.2技术创新性

文化要展现自身的巨大价值,单靠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很难的,必须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文化创意产业是把与文化有关的信息服务技术都纳入其范畴,借助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再包装,而非简单的复制。可见,技术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它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方式和创新渠道。

1.3收益高额性

文化创意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是用于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需求,涵盖了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附加价值。同时,好的创意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使许多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焕发新的生机,获取高额利润。

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相应的教育水平及科研投入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对我国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创造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创意人才增多,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创意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另外,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易于吸引各种创意产品;最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廉的生产成品也是其发展的一大优势。

2.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劣势

我国的起步较晚,创意观念较为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沿海与内陆对创意产品的需求不同;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对薄弱,创意产业政策保护确定;创意人才的相对匮乏使得大陆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另外,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也是其一大劣势。

3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1成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

至今为止,我国还未明确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自发状态,这样,其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难以形成系统化、规范化以及规模化的产业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加快组织机构建设的步伐。笔者认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主要职能,包括:基于本国实际,以国际化的视野,合理规划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引导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明确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科学划分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行政审批手续,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则;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行业协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形成各省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见和要求。总之,政府应当全面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着力理顺产业体制,积极打造适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度平台,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培育出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创意品牌。

3.2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最大限度地整合各个地区的资源,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链,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创意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不仅仅是传统的旧厂房与艺术家的简单组合,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外国的做法,而应该以现有的地区资源为基础,加强行业间的协调合作,从完善创意产业链和优化资源配置出发,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和资源整合,建立起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该园区应包括从事文化创意设计、技术支持、人才培训、产品生产与交易、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企业的集合体。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可以借鉴。上海市政府通过整合当地资源,制定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及策略,逐步形成以“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为平台、各个设计创意产业园区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架构。比如上海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区就结合了浦东软件园,整合分散在各区的动漫和网络游戏业、多媒体内容产业和影视后期制作业,集中体现了“研发、培训、孵化、展示、交易”五大功能,形成优势,实现共赢。

3.3提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资金支持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一切的发展都只是空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投资主体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实行。一方面,设立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放宽贷款政策,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降低新兴文化创意企业贷款利率或进行政府贴息,支持区域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扶持符合区域发展定位及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做大做强,塑造区域文化创意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完善投融资环境,吸引企业、民间和外商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制定吸引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中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形成集聚的效应。

摘要: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创造最大的使用效率与价值,成为各国积极思考的产业策略模式。在这种趋势下,以高创意附加价值、结合创意、文化、艺术元素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日渐成为中国选定发展或已颇具规模的新产业形态。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及特点,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特点;措施

参考文献

[1]王素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J].经济前瞻,2006,(9).

文化发展论文篇(10)

当今时代,消费主义呈现席卷全球之势。在消费社会与电视文化的共舞中,电视文化通过大规模的日常的信息传递、观念传播成为了消费社会发展的巨大助推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所创造的特定场域也对电视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置身于消费社会语境中的电视文化呈现出与传统文化生产完全不同的特点:电视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娱乐化趋势的增强;电视文化双重属性激烈碰撞并最终趋向产业化;电视文化受众身份实现了从普通观众到消费者的转变。

Abstract:Consumptionideologicaltrendengulfstheentireworldatpresentage.Dancingtogetherwiththeconsumptionsociety,TVculturebecomesthrustforcethroughthelarge-scaledailyinformationtransmissiononethehand.Ontheotherhand,theconsumptionsocietycreatesthespecificfieldterritoryandhasdecisiveinfluenceonTVculturealso.Undertheenvironmentofconsumptionsociety,TVculturepresentscompletelydifferentcharacteristicfromthetraditionalculture:TheentertainmentfunctionofTVisenhanced;TheTVculture’sdualattributecomesintointensecollisionandfinallytendstotheindustrialism.TheindustrialismofTVculturetransformsthenumerousstatusesfromtheordinaryaudiencetoconsumer''''s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nsumptionsociety;TVculture;EntertainmentFunction;Industrialism;Consumer

当今时代,“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波德里亚,1970,p1)“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詹明信,1997,p148)学者们在不同描述中传递了一个共同的信息:人类社会已经悄然从生产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

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下,当代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人们的消费结构消费心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费能力与消费内容正在逐渐成为社会地位、个人成功、声望的评价依据,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追逐品牌的热潮中。200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经济专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成为我国消费的主力,并最终将我国带入了“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所孕育的“消费者意识”“文化产业理念”以及“消费至上的逻辑”直接决定了生存于其中的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和未来走向,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电视文化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娱乐化趋势

监视环境、协调关系、传递文化和娱乐消遣是媒体在社会中的基本功能,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媒体功能的发挥和实现有着直接影响。消费社会的商品化逻辑总是把事物视为获利的工具(商品),以商人的眼光作为评估事物的最终方式。受消费社会的“商品化”逻辑影响,西方社会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都逐步实现了媒介运作机制的转型,公共电视和事业电视普遍受到了商业化模式的冲击。进入市场的电视作品需要通过大众的接受来回收制作成本和换取利润,电视产品制作者必须尽可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受众的好恶引导着电视产品的生产,并成了衡量电视文化产品的重要参数。那么与消费社会脚步同行的中国受众需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性改革在国人精神生活层面引起了相应的变动,大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私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看电视成了人们在和在购物、旅游之外填补闲暇的有效方法。作为一种对忙碌而紧张的竞争时代的精神调整与心理修复手段,逗笑的、欢快的、不用动脑筋的娱乐类节目自然比深沉的、说教类的节目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喜爱,娱乐性内容自然会更加吸引观众。于是,众多电视台纷纷打出了“娱乐牌”,中国电视媒体进入了被娱乐主宰的时代:电视荧屏被综艺游戏的热闹纷繁、益智的紧张刺激、情景喜剧的调侃轻松所占据。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益智类节目的兴盛以及堪称央视收视亮点《非常6+1》、《星光大道》、《梦想中国》和风靡全国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选秀节目在电视文化中刮起了一股娱乐风潮。一些电视台迎合观众所需在不同的时段推出各类电视剧场,安徽卫视在周末以电视剧全天联播的《周末大放送》来满足观众的需求。在2000年人大舆论研究所对北京居民媒介接触和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娱乐类电视节目已经成为观众收视的首选,在电视荧屏上迅速走红的也大多是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如央视的李咏、毕福剑等。

与此同时,在人们眼中一向是严肃面孔的新闻报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凤凰卫视的《凤凰早班车》、北京台的《第七日》、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等掀起了颇具娱乐元素的“说新闻”形式;随后,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南京电视台的《直播南京》、重庆电视台的《天天630》、东方卫视的《直播上海》等节目带动了地方电视台倾力打造民生新闻的狂潮。“新闻故事化”“讲述家常化”显示出了娱乐元素对电视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渗透。

娱乐消遣作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消费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电视文化对娱乐功能的强调不过是对受众需求和消费逻辑的一种呼应而已。“在市场经济下,媒介是作为一种文化消费而存在的。……电视台就是一个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收视率是评判节目好坏的尺度。看来与大众一起娱乐、狂欢、轻松、消费是电视文化的一大功能。”(陈默,2001,p8)“愈是迎合普遍口味,消遣性、娱乐性愈强的东西当然愈有市场,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就愈大,对资本的诱惑力也愈大。所以,大众对娱乐、轻松的要求因为受经济规律的支撑而成为引导电视娱乐化走向的动力。”(沈荟、吴飞,2002)消费社会的到来直接推动了电视娱乐消遣功能的凸显并使娱乐化成为了电视文化的大势所趋,因此有学者干脆直接称电视文化为“娱乐产业”。娱乐功能的提升是中国电视文化适应消费社会逻辑的必然选择。

二、电视文化的双重属性和产业化趋势

在现代产业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波德里亚对电视文化的双重性作过这样的说明:电视首先是一种物,具有商品的特征,但电视还可能被看作是社会象征符号,是社会成员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作为消费者的单个个体也正是凭借这种地位和身份而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之中,因此电视这样的“物”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社会仪式的价值。而消费社会的到来推进了中国电视“商品价值”的实现和产业化进程。电视文化的生产者从经济利益考虑需要推动电视产业化,电视文化的消费者由于对消费品附加值的追求反过来又促成了电视的产业化。

当今的“消费社会在点、线、面的地毯式的形成变动过程里,终于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构造,直接冲击既有的(文化)生产。”(陈光兴,2001)电视文化要想在消费社会中获得生存、发展,必须具备消费社会中其它商品共同具备的那些特性。“西方电视一开始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运作之中,成为传媒产业和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对电视的市场属性、产业属性、商品属性的认知是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逐渐形成的。”(胡智锋、顾亚奇,2005)不过,将电视媒体视为经济市场系统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领域和部门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共识:从1979年播出第一条广告至今,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电视文化产业的巨大影响力和发展潜力。今天,作为大众消费品走向产业化的电视文化,连接消费者——电视观众和消费品——电视节目,它既要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又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促使电视产品更加符合消费者的口味。以追求消费品最高利润为目的的消费社会是电视产业化的温床。如果说,以往强调的是电视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如今则突出了电视的产业性和经济效益。在消费社会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电视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消费群体,无论哪种类型的电视节目,最终都必须转化成收视率。唯“消费”意识在电视文化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收视率和节目创收的强调。

电视的产业化是电视进入市场后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它关系到电视的发展与繁荣。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王锋认为中国电视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总体上推進电视的产业化发展。在消费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中运行的电视产业化应该通过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完成产业化的转型。从电视的市场化、产业化这个角度看,电视节目的制作是一种商品生产,需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这种情况既给电视经营者带来诱惑,也带来许多困惑。市场化的电视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受众,最关心的是销路。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私下里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十分关心美学价值与人类现实,但是,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必须首先考虑商业利润,很多时候,在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状态下,消费社会的逻辑通常是先考虑经济效益。由于电视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这一链条中,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很多矛盾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需要处理好文化与商品、事业性和产业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这就如同车之两翼,缺一不可。

三、电视文化受众身份的突变:从观众到消费者

传统的电视受众研究中传者中心的立场曾经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研究者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传播者的意图:西方“魔弹论”的预设点在于传播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是必然和重大的。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了以“传播者意图是否实现”作为检验传播效果的标准。以大众传播模式中的“拉思韦尔模式”为例,其经典表达是“谁?谁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有什么效果?”,完全忽视了作为接受者的受众反馈。

即使在电视产业高度发达西方,对于受众的研究也一直滞后于电视的总体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学者关注受众对电视节目的解读环节。英国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写于1973年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认为电视文本意义不是传播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其创造性在于它把电视文本意义的定制从生产过程转移到消费阶段。1980年伯明翰学派后期中心人物戴维·莫利出版了《<举国上下>的观众》一书将研究焦点转移到观众对同一电视文本的不同解读上,从中发现观众反抗霸权话语的可能,印证了霍尔模式的合理性。1985年荷兰裔女学者洪美恩出版专著《看〈豪门恩怨〉:肥皂剧和情节剧想象》,运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经验层面分析了电视受众的收视行为和心理。以上研究显示电视观众不象文化批判家眼中那样被动和消极,在信息接受方面他们是主动的、积极的。“主动的观众”理论虽然提升了观众在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上的重要性,但是又无一不是把观众作为电视节目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而已。消费社会的来临使这一局面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主动的观众”转而成为了“影响生产”的“主动的消费者”。

在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消费成为人们保持联系的主要途径,社会公民也好、一般观众也好,从消费主义的视角来看,他们都是消费者而已。在促进电视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消费社会和消费逻辑把电视受众统统变成了消费者。由于电视文化在消费社会的特殊功能,电视观众作为消费者的身份也呈现出某种特殊性:“媒介工业建构了一个二元的产品市场。也就是说,媒介只创造一种产品,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运作,并且,这两个市场会彼此影响。其第一市场是媒介产品市场,第二市场则是广告市场,和其他产业相比,这个二元市场几乎是媒介经济独一无二的特征”(陆晔,2001)因此,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立了双重的消费者,既是媒介的消费者(作为观看者)又是电视展出商品的消费者(作为潜在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提法本身就蕴含着电视产业化、商品化的前提预设。那么从“观众”到“消费者”身份的转变对于电视文化的发展来说有何意义呢?我们不妨从对“消费者”的一些历史理论的分析入手。

在西方社会中关于消费者的作用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中消费者的选择权决定了生产者的成功与否,因此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消费者是“国王”、是“上帝”,“消费者”概念因此而被提出。另一种观点完全相反,认为消费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无力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消费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消费者”。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推广,目前在消费社会中显然越来越占据上风的是“消费者”思想,在他们看来“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满足消费者”,只有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才有赢利可言。在产品绝对匮乏的传统社会,生产者占据着明显的优越地位。对于消费者而言,不论商品的质量如何,一旦商品到手,只有被动地消费商品。可是,到了20世纪初产品供应大大地超过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社会产品显得相对过剩和饱和。此时生产和消费开始逐渐发生逆转,不再是生产者决定生产,而是由市场决定生产和产量,市场又由众多消费者的需求所构成,于是,“消费”得到重新定位,尊重消费者的“消费者”思想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当我们把电视观众视为消费社会中积极消费者时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电视文化的商品化逻辑首先就是要满足电视观众的需求。作为消费者的观众自然比传统观众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电视文化产业发生了巨大的转向,近些年电视产业的服务意识、平民化意识的增强,以及电视文化的娱乐性的加强都不过是“消费者”概念引入电视生产的结果,换句话说也正是消费社会席卷电视文化的必然结果。

商品化大潮需要电视文化不断地满足消费对象(观众)的需要,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支撑着电视业的发展。如果说早期电视传播重视“教育作用”,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传播关注的是“消费群体”,它需要尽量提供不同的文化商品满足不同阶层消费者的欲望。于是,电视业与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推销者与被推销者的关系,观众喜欢什么,观众欣赏什么成了电视文化确定传播策略的首要之义。消费社会把受众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众作为消费者对电视文化的生产必然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数字化电视,而数字电视台的任务是为多个电视频道搭建平台,为电视观众建起了一个“电视超市”,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为观众提供优质服务。当电视的运营“越来越依赖于广告资金和订户收入(或者付费电视节目),其中涉及的正是电视收看的商品化过程,同时还伴随着交换过程的价值机制中动态关系的转变。”(戴维·莫利,1992)消费社会中,电视文化产业要获得发展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积极研究、主动兼顾并满足作为观众的消费者的需求。在“电视超市”中,除了基本的综合类电视节目和资讯服务,不同的电视频道就像超市中的商品,观众可通过付费方式各取所需,“定制”自己喜爱或需要的专业频道。专业频道和数字化付费电视的出现,无疑正是文化产业主动满足电视消费者需求的举措。

总之,消费社会的“市场和商品化的逻辑”作为经济杠杆决定了未来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消费社会与电视文化在互动中各自找寻着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方面,电视文化通过大规模的日常的信息传递、观念传播成为了消费社会发展的巨大助推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所创造的特定场域必然要对电视文化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电视的未来之路正在与消费社会的共舞中慢慢铺展开来。

[参考文献]

1.陈光兴(2001).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文化研究中国网站2001年11月15日.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local99.htm[ChenGuangxing.ThePreliminaryThinkingonFormedTaiwan''''sConsumerSociety.TheChineseCultureStudiesWebsite.www-staff.lboro.ac.uk/~ssghz/articles/local99.htm.onNovember15,2001.]

2.陈默(2001).影视文化学(第1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ChenMo.TelevisionCulture.Beijing:BeijingBroadcastInstitutePublishingHouse.2001.]

3.戴维•莫利(2005).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原著于1992年出版).[DavidMorley.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ShiAnbin(eds.)translates.Beijing:TheXinhuaPublishingHouse.2005.(originalpublishedin1992)]

4.胡智锋、顾亚奇(2005).五种视角看中国电视.新闻与写作,7,pp7-9.[HuZhifeng,GuYaqi.FiveKindofAnglesofViewonChineseTV.NewsandWriting..2005.(7).pp7-9.]

5.转引自陆晔(2001).探析市场重构的范式与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广电业.现代传播.(3).pp9-18.[LuYe.ReconstructionoftheMarketModelandSubject: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oftheUnitedStatesBroadcastingIndustry.ModernCommunication.2001.(3).pp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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