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论文篇（1）

设计——立足于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类生产和创造活动中，实用与美观相结合，赋予物品物质与精神双重作用，这是人类设计活动的一个基本持点。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设计与艺术开始分离走向互有区别的两个独立体系。但无论从设计或从艺术发展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早期的设计与艺术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时代大多数人工制品既是工艺品又是艺术品。这一时期的人工制品大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的，着重考虑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可用性。而后者是主要的，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中世纪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可以说大都体现在建筑上，而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是教堂建筑，它综合了诸类艺术。教堂建筑中所使用的彩绘玻璃、祭坛画、壁画、复制画及佛像、雕刻、曼陀罗等，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符咒、信仰的对象。此时的艺术和工艺与生活之间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一体。

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之间在对待工艺和艺术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造成文艺复兴的因素之一，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工艺和它以前的手工艺之间在观念上、劳动状况和技术方法上有着一种强有力的延续，但在当时的手艺人身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部分有才华的手艺人从为生活制作日用品和为建筑进行装饰开始转化到独立的艺术品创作，使艺术与工艺渐渐分离。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都还保留着手工艺人的痕迹。他们大都多才多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达芬奇，他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雕刻家、建筑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工艺师等。同一时代的米开朗基罗、丢勒等都属于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全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工艺在分离的同时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工业革命后艺术与设计状况

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机器大生产、劳动分工和商业的发展，旧的生活方式开始瓦解。但人们并没有对这一新的生活方式进行新的理性思考。商人们坚信产品的艺术性是某种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并运用到工业上去的东西，把装饰同设计等同起来，而不是将艺术与技术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19世纪以后，开始了手工艺转向机械工艺生产日常用品。从此技术与艺术分离，转向与科学结合，产品形成统一化、标准化、批量化。同时，大机器生产给艺术界带来深远的影响，满足公众需要的艺术家与自我孤立的艺术家之间出现鸿沟。艺术开始远离生活，越走越远。它脱离了被科学所占据的设计领域，形成一个纯粹精神的领域。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创造了繁荣的经济。许多家用产品往往不惜损害产品的使用功能，借助新古典主义或折衷主义的风格来附庸风雅，并提高身价，这是艺术与设计一次不成功的渗透，但它激发了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19世纪下半时开始的工艺美术运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设计标准，提出了“美与技术结合”的原则。在“新艺术”设计运动中设计师力图以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装饰。

美国建筑师文丘里1966年提出的“建筑学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有因素都是杂交的而不是纯粹的”，这些用以概括20世纪70一80年代后现代主义设计目标的辞藻，同样可以用来说明1830一1914年问艺术与设计的特点。19世纪以美学方式来影响工业的发展是设计改革的一个理想。来自相近专业的人士如建筑师、美术家们试图用自己的观念来影响和引导产品的美学和消费者的情趣。不少人相信艺术的价值。他们基于艺术上的等级观念，认为如果高级的纯艺术繁荣起来，较低级的实用艺术也就会随之发展起来。在英国的艺术与产业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拯救英国工业未来的唯一机会就是向人们灌输对艺术的热爱。1900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颂扬机器及其产品强调几何构图特征的未来主义风格派和构成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兴起。以柯布西埃、格罗皮乌斯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设计先驱开始探索新的设计道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的要求，于是奠定了现代工业设计的基础。

20世纪初，设计在向标准化与合理化发展的同时，欧洲艺术运动也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构成主义等都力图定义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美学的形式与功能。这两种发展乍看并无直接联系，但两者所用的术语和概念都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设计与艺术在很多方面已走到了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受到广泛的抨击。强调艺术的社会作用，渴求一种能体现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精神实质的理想形式——机器美学应运而生。先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工业产品成了绘画、雕塑的主题。由此而产生的视觉语言对工业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设计逐渐摆脱了古典艺术的禁锢而体现出工业产品自身的特色。这一时期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都对现代设计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艺术赋于它们自身的合理性，人们不再把工业设计视为一种必须加以控制的粗鲁力量，而是作为理想世界的港口。允许机器表现它自己的形式和想象力，而不必在它们身上强加一件古典外衣，现代艺术对于工业产品形式的推祟改变了传统美学观念。它通过将工业的形式与其内涵相分离，从而建立了一种与工业让会相契合的新美学，为现代工业设计发展铺平了道路。

20世纪初的现代绘画和雕刻为工业设计提供了观念和理论。而工业设计又为现代绘画和雕刻提供了实践的场所。这种成功的合作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一幢幢高耸云端的几何形建筑物、简洁而实用的家具和各种生活用具都是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共同创造。但现代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的结合就象一次回光返照，当它们共同将产业革命推向高峰后便迅速分手。其原因：

(1)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各地纷纷设立美术学校。绘画和雕刻脱离旧有为了建筑或装饰服务的功能，成为纯粹美术专用名词。从此纯粹美术开始脱离现实状况，只在精神领域中寻找灵感。

(2)在生活不富裕状况下，人们不求高品位的艺术。需要的是廉价物品。从而注重生产速度及数量增长的工业技术，舍弃物体本身的精神性，形成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特别是后阶段工业设计领域中功能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这种分离。

(3)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对装饰的放逐，实际上也就是对艺术的放逐。

(4)工业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将完整世界拆开的以各种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文明。每个人都以精通一行的专家为荣。“隔行如隔山”，因而工业文明时期艺术与设计各司其职是当时一个趋势。

3、建立设计与艺术的新联盟

艺术史论文篇（2）

历史文学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它是由带文学性的历史逐步演变成为取材于历史的文艺创作。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早期的文论家们，过份强调历史文学的历史依据并非臆造。明清之际，历史文学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但是这些作品大多没有脱除历史的樊篱，因其优劣不等，因而关于历卑寡实与艺术真实的讨论意见分歧很大。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文学在本质上是属于艺术的范畴，但同时作为反映历史生活的艺术样式，有要求其要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要尽可能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真实强调的是客观性和真实性，而文学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发挥创作主体的能动性.

一、历史文学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析

（一）历史真实。历史真实问题是我们在观照历史、进行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时必要遇到的一个概念和问题，同时在对历史题材文学批评中，也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作家追求的一个创作目标，也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家评判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的尺度。历史题材文学作为一种与现实题材文学相对而言的创作，其最大特征是以历史真实为依据。因此，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是创作主体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来进行艺术创作。而历史真实是和一定的历史事实相联系的。历史事实，即历史上真实存在和发生过的人和事。作为一种曾发生过的社会存在或现象，历史事实是具有客观性的，它不会因为哪个人主观地篡改而改变，也不会由于哪个人的否认而消失。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历史真实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事实的，特别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比如某一朝代的农民起义，某一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作用，都是带着特定历史痕迹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历史事实，但是历史真实又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历史事实。

（二）艺术真实。历史文学中的艺术真实性同样是一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魅力的问题，被喻为文艺学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因此，这一领域吸引了无数的文艺理论界的学者不断尝试着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艺术真实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对历史与文学进行比较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写道：“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亚里斯多德的论述说明了文学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构的境界，而且这个虚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能表现出现实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这种观点为后世大多数批评家所接受，并发展成为艺术真实的思想。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对于艺术真实是这样阐述的：“凡是历史上出现过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是生活真实。生活真实虽然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原形启示，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是生活真实不同于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的认识和感悟，并表现在假定情境之中”。

二、文学作品中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关系辨析

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反映的对象，并且是艺术真实赖以形成的客观基础。没有了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艺术真实是对历史真实的形象化反映，是典型化了的历史真实。艺术真实是艺术家根据历史真实加工的产物，是历史真实的审美再创造和升华。

（一）相互融合。历史文学创作要兼顾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现代文学发展观念在不断变化，历史文学、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中，不同的研究者依据自己的立场提出不同的观念，做出不同的创作尝试。历史文学既强调历史真实性，又要让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来达成艺术的真实。在实际的文学写作中，作者往往不会以学术研究的立场去严格规约自己的写作活动，而是以自身的文学观、创作灵感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为核心。关于两种真实性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通常是与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的。这对于成熟的写作者来说并不困难。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可谓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武侠小说。因这部小说对南宋衰败、蒙古崛起等历史背景的入，将其归入历史文学当然是不为过的，展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相得益彰。

（二）平衡发展。对于如何创作出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经典历史文学作品，不同的文学工作者自然会给出不同的建议，但有一点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恰当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平衡。平衡，其实是很难把握的，这之中的度完全由创作者权衡。凌力在创作历史小说中所秉持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因为是文学，就必须比真实生活更集中、更精粹，就必须发挥高度的想象力，是为‘随心所欲’；因为是历史，就得有个‘矩’―――不能超越史实，不能超越历史可能性。”同是历史文学作品，创作倾向也有所不同，其平衡点自然不同。

三、结语

艺术史论文篇（3）

王宠是明代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通过细致的史料勾稽，薛龙春为我们复原了王宠的家世与行履：这是一位出生于苏州阊门酒馆之家的文人，从小就对这个商人云集的市侩之地充满反感；父亲本姓章，后入赘王家，异姓的身份一直让王宠兄弟觉得低人一等；王宠少年丧母，父亲续娶顾氏，在20岁的时候，他和哥哥王守到洞庭西山随同蔡羽学习举业，三年之后，他们又卜居石湖治平寺读书；在王守出仕之后，王宠一直生活在越溪庄的山村中，直到40岁去世，都很少入城市。王宠的家世远非显赫，自己又八试不售，困于场屋，但他的才华与学识在苏州诸生中享有重名。祝允明、文徵明等前辈皆折辈行与他往还，唐寅则成为他儿女亲家。王宠擅诗文，在七子、边（贡）顾（瞞）之间，也能画山水、花卉，但他在艺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书法。他活的时间连文徵明的一半都不到，但却与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等人一起并列“吴门四家”。

《雅宜山色》一书不仅使用了相当比例的新材料，人物与事件的考证也随处可见，不难看出作者在文献与图像资料上所下的工夫。比如他对于王宠门生与追随者的考证，向我们展示了数十位受到王宠影响的书家，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流派。这一考证的成果，显然动摇了今日学者将文徵明流派视同于吴门书派的陈旧观点。但本书最为引人入胜的，还是作者对作品风格与形式的解读，他通过200余件存世作品的搜集、排比与研究，指出王宠书法的四个重要特征：用笔徐缓松懈，如层台缓步；结字讲究姿态；点画起止含蓄；间架脱榫，气息周流。这四个特征既符契于王世贞等人“以拙为巧”的评价，也与文徵明的精巧整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众多文门弟子的谨守师法相比，王宠能不受文徵明的牢笼，但这恰好成就了他在吴门书派中的独特地位。薛龙春的形式分析并非抽象的手术刀式的，而是将之落实到明中叶苏州的文化环境及王宠的个人际遇与心理中加以理解与阐释。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薛龙春对明中叶苏州文人的社交空间、方式与趣味做了细致的铺垫，就书法的趣致而言，弘治至嘉靖间的吴中书坛涌动着野逸、古拙的冲动，而声名耸动一时的大诗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书法趣尚也应对王宠有所触动。在诗歌创作上，王宠对于李、何等人的作品非常崇拜，他身边有不少友人与李梦阳都有直接的接触。在本书的第三章，薛龙春又详细勾勒了王宠贫贱的生活状态，为了摆脱贫困，王宠屡应科举，却八试皆北，导致严重压抑的心理。但他又借“山人”身份极力掩饰对于现实名利的追求，在很多情况下，他将自己打扮得十分矜持，甚至可以谈得上做作，以压抑内心的愤激与不平。作为其心迹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书法深深地打上了其心态的烙印。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传达给人们优雅、含蓄、超脱的审美感受。不过作者在这里指出，这样的风格特征并非王宠心迹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公众形象的主动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宠的书风特征乃是其人生的一个面具。

从本书的谋篇布局来看，史料勾稽、考证与作品分析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无论是对文本的细读，还是对作品的解析，作者都试图在王宠这一个案与悠远的理论传统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说关于人生面具的阐释回应了“书为心画”的儒家训诫的话，那么在其他的章节中，他对于“人书俱老”“取法乎上”等传统书学理论的关怀也超出了个案研究之外。比如，文徵明直到耄耋之年，书法仍精巧如昨，而王宠虽四十而卒，却难掩老气，那么，“人书俱老”到底是指向真正的时间的锤炼，还是仅仅指某种风格特征而言？如果是时间，那么何以在文徵明与王宠身上却是截然相左的结果？如果是风格与形式特征，那么时间对于艺术的意义，则自然被消解殆尽。又如，王宠的书法总被贴上“取法晋唐”的标签，在帖学时代，“取法晋唐”不仅是关于书家取径的描述，它还意味着值得信赖的艺术品质。但是作者通过考证发现，王宠早年的书法大受近人影响，如他临摹身边友人祝允明的楷书与草书作品，并在他的影响下，学习明初苏州书家宋克及唐代造伪专家李怀琳的书法，但这些经历被传记作者有意无意忽略。本书作者于是指出，“取法乎上”与“近学时人”在一位书家成长的过程中，有其不同的意义，但在一个“与古为徒”的文化传统中，时人的借镜价值往往被远远低估。

艺术史论文篇（4）

1.1环境艺术设计史

人居环境的营建历史与建筑史、规划史有一定的区别，它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营造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设计史。何为环境艺术史？虽然不同的环境艺术设计史学家对此概念持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可以从中总结出，环境艺术设计史是一门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是一部研究“人类栖居形态演变、营造技术进步和环境艺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事物越往前发展，其研究也就愈深入和进步，其研究门类也就越来越多，对设计史的研究也应如此。由于环境艺术设计史其本身继承了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研究是环境艺术设计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在江滨编著的《设计概论》一书中将室内设计史、公共艺术史、园林设计史、景观设计史等统一规为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范围。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它不仅涉及史学框架和环境、生态学的基础研究，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总之，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它提供了一种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新视角和方法，即一种新史学范式和新通史观念。”

1.2园林设计史

园林设计史包括园林设计、园林历史和园林设计史三个方面的内容，但它们三者之间即相互作用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一方面园林设计史是对其具体的园林设计所进行的一门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是以人类文化形态史研究作为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出发点。从狭义上来说，园林设计史是研究园林设计的渊源、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及其设计特征，以物化来阐析园林设计的外部形态、格调、体系，以及园林设计师与园林工程技术发展的一门学科。从广义上来说，园林设计史即是在一个人类历史的框架范围里，以尽可能宽广的人类活动为背景去探索和理解园林设计的研究。以园林设计为出发点，来研究园林设计的历史特性和其研究线索是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内容。园林设计史它不仅只是研究园林设计的历史，还是一门研究一系列园林设计手法的学问。

2景观设计史

“一项人类如何改变外界物质环境的历史”，是《辞海》对景观设计史的最好定义。直到20世纪以来景观设计史才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主要依托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借鉴和导入其他学科的历史证据。如导入和借鉴园林设计史、建筑史、考古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等。景观设计史的研究由于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引申出了多样的研究视角。这些研究视角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视角产生极大的影响。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一方面“涵盖了景观的历史与发展，包括研究景观感知的变化以及景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变革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如运用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来对景观图像进行研究。随着“历史景观的分类和评价兴起，景观的审美和生态、遗产和游憩价值成为制定保护和管理政策的一部分。”

二景观设计史与环境艺术设计史的区别

从两者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在某些方面虽然包含景观设计的概念，但是景观设计史并不是全部包含在整个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中，确切地来讲，景观设计史只涉及环境艺术设计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但它是环境艺术设计史与园林设计史交叉研究的范畴。在当前大的国际环境下，特别是人类聚居环境危机感的驱动下，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趋于对环境危机催生的历史研究，更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的过程设计研究。而景观设计史是建立在其视觉艺术美特征基础上，而不是倾向由于环境危机问题引发的历史研究。景观设计史和环境艺术设计史两者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研究人类所居住环境的两门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

三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对景观设计史的影响

1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的相同点

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它们三者都是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为出发点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智性的形式，而这三者是这种形式的一种探索类别。环境艺术设计史、园林设计史与景观设计史与其它历史研究一样是所谓“历史”研究家族的成员之一。环境艺术设计史本身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独特子集，具有交叉性与跨学科性的关于研究自然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观点，是对人类栖居形态的演变、营建工程技术进步和环境艺术设计思想发展历史的专门研究学科。环境艺术设计史不仅揭示了自然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剖析了因为人类活动而所导致自然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影响，这样人类可以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便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园林设计史是研究园林的变迁，以研究“第三自然”为出发点的研究，园林是从人与自然的共生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研究，“是人类用自然材料建造的用来代表关于自然的主题的作品。”可以说，园林设计史也是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进行学问研究的。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也是把自然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的，是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自然，把自然进行升华。

2环境艺术设计史对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影响

当下，在环境艺术设计史研究大的背景影响下，园林设计史研究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视角，同时许多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兴的研究观念。如近年来研究园林设计史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偏重，提出了大量的以针对地域环境的变迁史视角的研究和园林设计史对自然观的阐释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的关注，以及园林设计史中对社会情境分析的研究成为园林史的主流研究方向，以上这些例子的研究视角举不胜举。跨学科研究是研究环境艺术设计史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环境艺术设计史就其性质来说属于边缘科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的研究方法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吸收营养，启发其研究，使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更具科学化、理论化。同时，环境艺术设计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兼具有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研究特点，并形成了其研究特色。传统的园林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文化景观，而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因其自身的特点，须结合其文化史来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常把历史文化的系统性分析研究作为对园林设计史的阐释。环境艺术设计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促使和影响园林设计史的研究，这样使园林设计史的研究走向多元、开放，使得园林设计史研究在关注园林设计本身的同时，也更专注于多学科多元交叉问题的探索。因而使园林设计史所涉及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变得更加的宽阔和丰富起来，其学术研究深度更为提高，其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也更为深入。

3园林设计史对景观设计史研究的影响

园林是人为的景观，园林是围合的景观。在某种程度上，园林设计属于文化景观的范筹。以我国传统园林设计为例，传统园林设计在前，景观设计在后，传统园林设计是景观设计的基础，传统的园林设计是现代景观设计的雏形。因而园林设计史的研究和景观设计史的研究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研究内容必然存在一定的交叉，同时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也会受到园林设计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者对园林设计史的研究愈加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研究视角中，园林设计史研究与景观设计史研究存在交叉，因而景观设计史的研究可以借鉴园林设计史研究的成果，促使其研究向前发展。如研究我国传统园林设计须考虑政治与其的关系，因为我国传统园林设计有意无意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很多传统园林设计正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而呈现出某种设计偏向。景观设计史研究和园林设计史研究一样，也须考虑其当时的阶级因素，也可从政治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而进行深入地探讨。因而园林设计史研究的视角可以借鉴到景观设计史的研究中去，扩宽其研究的思路，同时园林设计史的研究方法也影响着景观设计史的研究方法。

四中国景观设计与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关系

我国景观设计的起源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备受争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的园林设计对我国的景观设计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景观设计发展也和其他国家的景观设计发展一样，经历了从起源、发展到高潮的三个阶段。

1我国现代景观设计是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景观设计属于环境艺术设计的范畴，是环境艺术设计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景观设计又要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景观是这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构件。景观是环境中最活跃的、集中的、优化的构成要素，是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实现这一条件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保证。景观设计是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设计可通过对环境景观的特征和特色成因进行剖析，从而有利于人们合理地利用和开发已有的环境资源，加深人们对环境艺术设计的认识。景观设计对于某一特定的环境能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社区、城市的环境质量，改善生态平衡。优秀的景观设计，可使人们杂乱的生活环境变得有条有理，宜人的景观能使所处环境的人们感到舒服，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环境艺术设计作为一们新兴的学科，在我国的兴起时间并不算长，设计师的大部分实践都集中在城市公共环境领域，近代以来，如辛亥革命以后，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相继出现了一些公园和城市广场，像广州的中山公园、汉口市政府公园及南京的中山陵前广场等，在相当程度上都沿袭了我国的传统的园林设计手法，这些设计作品有的是在原有的景区或古建园林的基础上扩建或改建而成，而以这些为代表的公共环境设计作品，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及“都市田园化和乡村城市化”的概念的推动下，严重阻碍了对传统造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我国后来城市景观创作的先天不足，空洞、毫无中国特色的后果，但是，对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经历了改革和探索、模仿与反思、兼容并包与共生三个阶段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如南京夫子庙商业步行中心、广州陈家祠广场、上海延中绿地等一系列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景观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景观设计是一种复合的系统设计，如我国城市景观设计，即包括区域景观体系的系统设计，还包括反映地域文化特征的人文系统设计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设计，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重点在于景观设施的个性形象设计，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常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景观设计与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之间互为联系

我国传统园林设计是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的雏形。景观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都是以研究人类聚居环境为研究出发点的，只是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而已。二者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设计实践活动都有许多的交叉，这种交叉在城市的外部空间设计方面尤为集中体现，这种外部空间的设计可称为“景观设计”也可称之为“环境艺术设计”。我国现代景观设计继承传统的园林设计、园林植物配置设计，并与城市建筑规划设计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包括城市设计、园林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多种学科融合的复合设计体系。环境艺术是以室内外环境一体化设计为契机，以“环境艺术设计作品”为设计核心，注重外部空间设计的人文质量的设计学科。由于有“环境艺术”的介入，从而丰富了外部空间设计的景观要素。我国现代景观主要出现在城市，投资大、范围广，它是依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特点建造而存在，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为景观设计锦上添花。

艺术史论文篇（5）

历史剧是指取材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电视剧。顾名思义，历史剧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描写的主要人物要求历史上有其人其事。这就意味着历史剧不等同于古装戏，历史剧是古装戏之一种，与一般古装戏不同的是它的讲述不可任意为之。

而应以历史为取材来源。同时历史剧又是以剧为本体，这决定了历史剧不是严谨的教科书。而是一种艺术形式，是基于某种视角的对于历史某一片段的审视、渲染、发挥，应该凸显它的戏剧本色。

一、时下的历史剧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研究着笔墨于历史剧分类的精细化上：不论是将历史剧两分的历史纪实剧、历史故事剧：还是将其三分的历史正说剧、历史亚正说剧、历史戏说剧，或是正说剧、改编剧、戏说剧：此类研究往往是将已有剧目进行归类，分别列举其区别于其他种类的特点之所在。种种类别划分自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止步于类别划分与特点罗列，此类研究对于历史剧的再创作并无多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种研究致力于析解历史剧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差异，以历史记载为准绳指摘历史剧的失误，探讨历史剧的真实性问题。这种做法仍有欠妥之处。

首先，探讨历史真实问题以历史记载为准绳难以立足。历史真实问题即历史剧对于人物事件的叙述是否与事实相符，而历史记载不等于历史事实。历史记载是主观化之后的产物，因此，以史书为准则证明历史剧的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就等于以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事物为标尺度量另一种思想产物的主观化程度，这本身就是难以立足的。当然，历史记载的主观色彩并不能成为否定史书文献在研究历史方面所具备的价值的依据，更不能成为某些荒唐的戏说剧以“历史不可追寻”为理由进行自我辩解的挡箭牌。确定的一点是。纠缠于历史剧与史书记载之间的偏差、要求历史剧“为史学买单”，这种做法有失允当。

第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分属于不同的层面，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依存关系。历史真实是实有层面的，发生过的、存在过的就是真实的，反之就是虚假的、伪造的：艺术真实则是在假定性情境中展现的内蕴的真实。是抽象层面的，具备历史的可能性、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就是真实的。历史真实固然重要，但艺术真实才是历史剧的关键之所在。倘若拘泥于历史真实的严正，失去了趣味性与丰富的想象力，历史剧只能沦为生硬刻板的教科书。

第三，事实判断不能代替历史判断。即使历史剧如实展示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仅仅是提供了作出事实判断的前提，事实判断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提供给人们有关历史的知识，而历史剧的目标在于作出历史判断，即在于传递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历史判断包含着探讨“为什么”的成因判断以及回答“应该怎么办”的价值判断。与历史研究相似的是，历史剧创作者同样应该“总是带着要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动机去研究历史，也就是说，研究者要通过历史的考察寻求某种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因此，上述两种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同样疏于对目前历史剧创作整体性问题的析解和把握。历史剧创作目前的困扰不是剧种比例的失调，即不在于说正剧太少而戏说剧泛滥，戏说历史、正说历史都是可取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戏说如何正说，即历史剧该怎么说。在于整体创作理念把握得是否精准。

历史剧创作的主旨是什么?仅仅告诉人们往昔发生了什么?充当声画并茂的教科书?在有限的篇幅里，它所能给予的历史知识毕竟是有限的。更何况人们收看历史剧的动机不在于单纯地获取历史知识。当然，与其他种类的电视剧一样，历史剧作为大众文化时代的精神消费品之一种，提供消遣和娱乐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历史剧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在提供娱乐消遣的同时，挖掘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能够启迪当下、昭示来者的内蕴，吸取前辈的教训：揭示往昔的智慧：将历史书写成为对当代社会具备启发性的潜文本，以史为鉴，从而赋予历史以鲜活的面孔、崭新的生命。

对于将历史剧分为正说、戏说虽存在争议，但这基本仍是大家公认的划分方式。当然“正说”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戏说，只是戏说的成分少一些。为了便于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们作出界定，将取材于正史、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以历史本身固有的矛盾作为剧作核心的历史剧归为正说，比如《一代廉吏于成龙》、《成吉思汗》、《汉武大帝》，而以完全虚构的矛盾为主线展示故事的历史剧归为戏说。这里存在着一个戏说历史剧与一般古装戏的区别问题，戏说历史剧多是真人假事，譬如《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叙述的主要人物历史上实有其人，故事的历史背景也比较明确，但剧中的故事详情则是“三分属实、七分虚构”，创作者主观发挥的程度大一些，与正剧相较而言，戏说剧带有十分鲜明的娱乐色彩，不求如实但求有趣，除去历史剧之外的古装戏则是或来源于道听途说或取材于野史传闻，譬如由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小李飞刀》等等它的历史背景更加模糊。历史剧具体应该怎样言说，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二、先看历史正说剧

一言以蔽之，历史正说剧应当做到技术性方法上讲究“大事实小事虚”：导向性方法上力求弘扬传统文化传递历史智慧。不妨以屡受好评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为例。

在处理史有记载的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此剧遵循着“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即首先大处谨尊历史。毋庸赘言，历史剧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影视剧作，取材于历史就决定了不论是正说还是戏说，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的面貌、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人物的大致面貌不能虚构，特定历史时期的环境气氛、时代精神等等也应力求真实可信，《汉武大帝》以《史记》、《汉书》为蓝本，力求再现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全景式地描绘汉代人民的生活风貌。此剧以恢弘的气势讲述了汉武帝刘彻自幼年至古稀纵横跌宕的人生，以浓墨重彩展示此间发生的七国之乱、儒道之争、汉匈和亲、李广卫青霍去病率领汉军征战漠北、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政治格局的整饬等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对细部多加雕琢。丰腴的细节是史剧的魅力之所在，唯有如此，历史剧才能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才能摆脱生硬地说教、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历史剧才能让一幅幅陈年的面颊绽放新鲜的笑容，赢得观众的认可。因此细节处理意义重大。在正说历史剧中，“真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假事”应该符合人物的原有面貌，以有助于进一步表现其性格、促进故事进展为原则。“假人假事”应当符合特定时期的历史氛围，具备历史的可能性，切不可随意编造。《汉武大帝》一剧在抓住“大事”这一脉络之后，创作者在“小事”上下足了功夫。以废刘荣立刘彻一事为例，对于这一事件。

载如下：身体欠佳的景帝曾有托付众皇子于太子刘荣之母栗姬的想法，但被心无城府的栗姬一口回绝，于是景帝心生不满。“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景帝怒”“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汉武大帝》一剧中，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移植到了长公主刘嫖身上。这一改动，有助于塑造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因宿怨而费尽心机打击栗氏母子让刘嫖一向飞扬跋扈睚眦必报的性格得以完满展现。不仅如此。这一细节对于塑造一个前恭后倨、野心满腹、隐忍而富有城府的王推鹆搜渝辞炕之功效。自出场以来，王偷男蜗笠恢笔乔卑温和、善解人意的，面对妃嫔对帝王恩宠的明争暗夺，她表现出了少见的平和淡薄：当后宫佳丽们为一件首饰而抢得方寸尽失时。她的静如止水又是如此难能可贵：在众多期盼着母以子贵的娘娘为太子之位绞尽脑汁之际，她却对彘儿的胶东王的位置表现出了颇能安抚人心的满足。以致于窦太后与景曾不止一次的褒奖王美人，赞赏她的兰心慧质。然而到了景帝离世六年之后，在窦氏撒手人寰的那一刻，她终于还是撩起了遮蔽其真面二十余年的面纱，开始以东宫之主自居，控制皇权、安插亲信、铲除异己、玩弄权势、圈地集财。因此，创作者将“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一事从王姑身上抹去，推迟了其暴露真实秉性的时间，从而强化了人物的隐忍性格，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对观众而言，反面角色伪装得越久、隐藏得越深、暴露得越晚，她所带来的震惊和愉悦就越耐人寻味。

当然，《汉武大帝》一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较为完满地复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政治生活图景。也不仅仅在于此剧塑造了诸如窦太后、景帝、武帝、王汀Ⅰ加ぁ⑻镧恪⒗罟恪⑽狼嗟鹊纫幌盗杏醒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更在于剧作中渗透的直抵人心的深浓情谊以及其中传达的处事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不妨略举两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通观全剧，《汉武大帝》之中饱含着浓厚的赤子之情、充溢着真挚的师生情谊。有人将封建时代臣民对帝王的忠诚指斥为愚忠，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剧作者宣扬陈腐观念，这一点我们下文再论。先说“愚忠”，此剧同样不乏此类“愚忠”，文臣有晁错窦婴为整饬国局吏治而置身家性命于不顾，鸿儒有赵绾王臧为推进革新而撒尽热血，武将有飞将军李广卫青霍去病为抗击匈奴征战沙场。使节有苏武张骞历尽劫难不辱使命，甚至是以公主身份远嫁匈奴的宫女小倩都有着一颗为皇帝效忠为大汉捐躯的热心。他们敬忠家国的象征——皇帝，在今日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所谓的“愚忠”，但历史是容不得脱离具体时段的客观情境来做超时空的道德评判的，自夏启开创“家天下”局面以来，封建时代的国家名誉上是属于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倘若我们不让古人忠于一国之主——帝王，那我们要求他们怎么办呢?彼时人物做到这般已实属不易。这种对于家国的拳拳之心、对于天下的赤子之情不能不令观众动容。再说师生情谊，剧中涉及景帝与晁错、武帝与王臧两对苦难师生。以前者为倒，景帝与晁错之间的既是君臣又是师徒的关系，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引起各诸侯国不满进而出现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时，势单力孤的景帝深知毒蛇啮指则壮士不得不断腕，挥泪痛斩恩师，晁错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行刑之前的最后的师生会面场景让人动容，作者以浓重笔墨渲染这一幅既悲凉无奈又窝心的图画，一个是君，面对二十余载的厚重师恩和即将到来的诀别而涕泪滂沱：一个是臣，因长久以来的知遇之恩和即将到来的政治生涯的败北终结而老泪纵横。倘若说君臣之谊带有那么一点“愚忠”，那么这师生之情则是足以穿越时空以致永恒留存的。

“动之以情”还需“晓之以理”，读史之所以能使人明智。其缘由不外乎历史之中蕴含着处世为人的道理、经世治国的智慧。历史剧的创作同样应该将传递历史智慧作为自身的使命所在。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无非分两种，所谓内忧外患。以汉代历史为例，内有藩王无视朝廷，各个自立门户且觊觎皇权而蠢蠢欲动，国家安定统一的局面经受扰乱：外有匈奴屡犯边塞，烧杀抢掠，夺汉之钱财、劫汉之百姓，边境的安宁、国土的完整、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不论是内部的统一安定还是外部的抵御抗争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毫无疑问，内忧外患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蕴含着大智慧。对于内忧，汉朝在国力尚不足以震慑各方反叛力量的时候颁布削藩策终致“七国之乱”，文帝不得不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平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道理显而易见，任何事，唯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兼备的情况下才是可为的。削藩对于巩固政权固然是必要之举，但汉景帝时期国力尚弱，并不具备顺利完成削藩的实力，必要而不可能的事情，不可为。对匈奴的征战同样是教训累累。汉代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养精蓄锐，国力各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加之汉武帝励精图治，注重养兵买马，积蓄力量，武帝中后期的汉廷的确具备了与匈奴决一死战的实力，于是汉武帝宁穷尽一国之兵力也要为数十年来匈奴对汉廷的欺压劫掠羞辱雪耻。但连年的烽火灼伤的不仅仅是曾经凶悍的匈奴，还有汉朝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尽享太平盛世的梦想。长途征战，劳命伤财，汉匈之战彻底打败了匈奴，也严重损耗了汉朝的元气。暮年的武帝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道理：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硬道理：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可能而不必要的事情，仍不可为。

总之，历史正说剧同历史一样，都是过去的生活即历史事实的“渐近线”，以正说面世的历史剧理应遵循大事实小事虚的原则，力求在展现历史知识的同时传递智慧，在讲述曲折故事的同时，宣扬真挚情感。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以情动人。

三、再看历史戏说剧

戏说剧多以轻松的姿态、幽默诙谐的形式讲述秒趣横生的故事，虽仍与历史有着些许“瓜葛”。但它并未背负多少“传承历史之精髓”的神圣使命，而是借着历史的外衣抒发当代人的感怀，嬉笑怒骂之中，传达出市井的处世哲学，一张一弛之间，刻画着善恶忠奸多样的面孔。与正说历史剧相较而言，戏说历史剧借题发挥的痕迹更加明显，精神消费品的属性也更加突出。不求深邃但求有趣成为众多戏说历史剧共同的品性追求。戏说历史剧对乐趣的追求是无可厚非的。作为大众艺术之一种，有趣方能引人入胜，从而保证一定的收视率，促使戏说历史剧获得长远发展的现实基础。但这趣味有高下之分。高雅的趣味，是乐子里面藏着道理，是趣味之中含着教益。从低来讲是谑而不虐。趣而无伤大雅：从高来讲。则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意味”，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引导观众追求积极健康有益于生命的趣味。低下的趣味则是媚俗的，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搜异猎奇心理，譬如编造一些皇帝微服出宫与风尘女子的艳遇、和江湖侠女的痴缠，或是展示弄臣贼子的谄媚之术与阴谋诡计，更有甚者则是将野史传闻之中的宫闱之事大加渲染，极尽能事描摹妃嫔之间争风吃醋的繁琐细节与丑恶嘴脸，从而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品位。从长远来讲，这种低下的趣味追求注定形成杀鸡取卵之恶性循环，提供此种新鲜刺激但没有营养的“文化大餐”，终会“倒了观众的胃口”，是不利于电视剧艺术的发展的。由此可见，戏说亦有戏说的规矩，要有趣，又要有教益，有教益才能深入人心，确保戏说历史剧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实现双丰收。

艺术史论文篇（6）

初中教师面对的是12～16岁的青少年。历史课堂上，他们愿意听、乐于记形象性强的人物事迹和故事。教师授课时就应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因势利导。讲历史事件，要力求渲染气氛，要讲得有声有色，要把简单枯燥的文字变成生动具体的场面；讲历史人物，则应突出人物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个性，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鲜明、突出。如讲《火烧圆明园》一节，可这样叙述：“侵略者焚烧圆明园的大火，延续了三天。黑色的云团长达50多公里，久久不散，飘荡在整个北京上空。大大小小的灰星落满了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天昏地暗，就像发生了日食一样……圆明园，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艺术杰作，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宏伟、最精美的皇家园林，就这样被这群野蛮的侵略者烧毁了。”这里，有对具体情景的描述，有对精美无比的圆明园被烧毁的叹惜，更有对侵略强盗野蛮行径的控诉。像这样有声有色的叙述，学生怎能不受到强烈的感染呢？

其次，历史课堂教学要注重关联，讲清发展，突出结构，理清条理。

艺术史论文篇（7）

职称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职称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职称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主权，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裸体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职称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 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职称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 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 (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职称

艺术史论文篇（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

由于绘画、雕塑和建筑都成为“构图”学科，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自我肖像逐渐摒弃画笔、画刷、刻刀、泥瓦刀、大头锤等传统的职业标志，而采用“构图”的象征，即绘画、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图作为其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如在巴乔·班迪内利1540年作的一件独立自画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败卡库斯》的素描来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乔尔乔·瓦萨里在为“老宫”绘制的壁画《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与其建筑师、工程师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绘成手拿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而艺术家g.b.迪.圣马里诺、巴蒂斯塔·德尔·塔索、特里波罗和瓦萨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艺术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为身份标志。另外，这幅画还向我们显示了带此时为止，文艺复兴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前是艺术家需借赞助人提高身价，但在这里却是赞助人仰仗艺术和艺术家的光辉来为自己增色。而瓦萨里在“老宫”的另一幅壁画《艺术家作坊成员的肖像》则是其“构图”理论的生动阐述:画中，瓦萨里作坊的学徒，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体力劳动者的石匠、木匠、镀金匠和怪诞花饰画匠，也脱掉了手艺人的围裙和工作服，换上了绅士的高贵服饰，因为按照“构图”理论，手工操作也是“构图”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学徒也一样成为从事“构图”的学者。

艺术史论文篇（9）

爱国主义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培育和巩固起来的对祖国的深挚感情及其理性升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是历史学科最突出的德育功能。司马迁狱中忍辱负重，谱写出历史巨作《史记》；张骞不惧路途的遥远与劳累，出使西域；李时珍尝遍百草，终于完成《本草纲目》等鲜活的历史事例，都是培养学生自信心，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的最好教材；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大屠杀、火烧圆明园等近代史实是一部西方侵华的罪恶史，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学习中国历史，能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为国家的繁荣、民族的进步作出贡献。

2.历史教学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培养初中生的合作意识，促进人格的健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天地，有效证明了合作可以将个人的力量放大，扬长避短。初中是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教师必须抓住这个关键期，利用历史课堂，通过交流、讨论、观看影像资料等多种形式，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勇敢、诚实、坚强、谦虚等多种良好品质，促使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

3.历史教学能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品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初中生，觉得发明创造是科学家的责任，离自己很遥远，殊不知创新其实就在自己身边。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善于挖掘他们的创新潜能，告诉他们历史上很多人最初都是普通人，只是他们善于发现常人熟视无睹的事物，对此产生疑问，积极研究，反复推敲，坚持不懈，才取得了创新的成果。如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飞机制造者莱特兄弟、改良蒸汽机的瓦特，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发明出改变生活的东西。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列举此类例子，以吸引学生的注意，鼓励他们积极发现身边的事物，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德育的策略

1.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

教师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导他们学会从生活中看历史，以科学的态度讲述历史上的辉煌与耻辱，使忧患警钟长鸣。如在教学明清史时，教师可以指出曾经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落后腐化，守旧不革新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又如在教学近代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时，教师不仅要痛斥列强的罪恶，而且要与学生讨论，认识失败的结果和不平等条约的出现都是国力、制度的巨大差异导致的，理解强盛国力是一雪前耻、振兴国家的根本所在；再如在教学共和国史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讨论三大改造及全面建设时期的成败得失以及对今后的启示，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养成重视社会隐患，善于发现问题和联系现实的学习品质。

2.课堂教学必须与实际紧密相连

在我国近代史中，沙俄割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的。在教学这段历史时，笔者建议学生比较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图和鸦片战争前的疆域图，看看蒙古和库页岛、黑龙江以北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乌孜别里山口以西地区等在不在今天的疆域范围内，从而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艺术史论文篇（10）

二、语言要准确严谨

历史在作为一门教育学科的同时，也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各种历史知识、历史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容不得人们的篡改和杜撰。因此，教师在讲课时所用的语言一定要非常准确严谨。在历史教学中，很多概念往往因为一字之差，所表现的意义完全不同，例如在历史中，“秦”和“秦朝”、“清”和“清朝”就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果弄错了，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又如，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起来并称为“马列主义”，像是有的教师在教学“”一课的内容时，往往有时候不注意就会说：“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句话乍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当时发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列宁主义”这个名词，因此这种说法不但是不准确的，反而是不科学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历史教学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语言的准确严谨性是多么重要。

三、让语言赋予情感

语言不仅是用来传递信息的，通过语言还能够传达人们之间的情感。在历史教学中，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就需要努力激发学生情感，使得师生产生情感共鸣。例如，在教学“日本侵华”这段历史时，教师要注意带着悲愤的情感讲述，用充满愤怒的语音语调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从而从情感上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样所取得的教学效果绝对要好于教师用平淡无奇的语言阐述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在上课时一定要富于情感，把对于历史学科的真情实感融入教学语言中，再通过语言把这种情感传达给学生，这样才能够使得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接受情感的洗礼，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活动往往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语言要具有历史特色

每个学科的语言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在历史课堂上，教师通过语言讲述的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知识，为了尽量还原历史原貌，教师在讲课时，在语言上一定要突出历史特色，像是一些历史人物的原话，或者是一些诗词歌赋，如非必要，就不用把他们翻译成现代文。例如在古代中国，习惯把今天的税费说成是“赋税”，因此，教师在上课时千万不要用“交公粮”“缴税费”这样过于现代的词汇，而是要尽量贴近当时的语言习惯，这样既能够还原历史原貌，又有利于将学生带入历史情境。

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任何学科，通俗易懂都是对教学语言的基本要求。因为教学语言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听懂、理解这些知识，倘若教师在上课过程中，一味强调语言的艺术性，而忽视了其通俗易懂性，就会让整个教学内容变得晦涩难懂。例如，教师在上历史课时为了还原当时的历史风貌，就采用了大量文言文，这样就会给学生的理解带来很大困难，影响到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在讲到一些重点难点内容时，教师尤其要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教学工作达到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