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二）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过较长时间的成长、建设、发展而形成的一系列有关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服务理念、群体观念、团队意识，以及与之相吻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它是企业成长、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积累与价值观的升华，并且被全体职工所认可、认同并自觉遵守的一套行为方式。亦即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优秀的企业文化融入大学文化与工程文化之中，凸显其精华形态，即培育塑造员工的规范、诚信和责任意识，以及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献社会和实践与创新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三）三者的相互关系大学文化是卓越人才培养的积淀，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非物质资源优势，是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源之一。因此，应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大力传承与发扬，形成品牌优势，不断辐射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去。工程文化是卓越人才培养的策略，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的先进理念与基础，并与大学自身的特色文化相融合，共同促进文化育人策略的完善与提高。企业文化是卓越人才培养的途径，学生经过在企业真刀真枪的实践与锻炼，既提高了自身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了解了相关技术发展前沿，又受到了优秀企业文化的熏陶，培养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责任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工程文化应融入大学文化，而大学文化也应涵容工程文化，企业文化又浸润在工程文化之中，三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关系，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应是三者的交集（如图1所示）。三者不断融入、渗透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共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并在无形中影响与培育着工程实践人才。图1大学文化、工程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交集
二、大学文化之传承———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基础与积淀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文化传承创新职能。大学不仅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这是新时代赋予大学的新任务、新使命。大学自身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如大学理念、大学环境与物质、大学制度、大学行为等。那么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也应继承和发扬大学自身文化特色，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并使其成为人才培养的积淀与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卓越工程师教育理念的协同与引领目前，我国实施“卓越计划”的目的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工程技术人才。其阶段性目标是借鉴世界先进国家高等工程教育的成功经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模式，通过教育和行业、高校和企业的密切合作，以实际工程为背景，以工程技术为主线，着力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大批的各类型工程师。同时，将CDIO工程教育模式融入其中，作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重要手段。在实施“卓越计划”的过程中，其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应与大学自身特色文化相融合。大学特色文化始终贯穿于其中，起着协同与引领的作用。即大学文化既要与“卓越计划”的教育理念相互融合、相互协同，又要引领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使其凸显大学特色文化特征、文化本质，彰显大学特色，传承大学历史传统，使大学文化真正成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基础与积淀。
（二）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目标的统一与融合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大学文化是大学发展的特色与基础，并不断融入各项工作之中，一切工作都围绕其特色文化展开。同时，也是对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目标的统一与融合。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知识、能力与素质三者的辩证统一，就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素质提高为一体。知识是学生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基础，是学生能力与素质提高的根基；能力是学生知识与素质的外在表现，丰富的知识与较高的素质可以提高其能力水平，而较强的能力可以促进知识的获取与素质的提高；素质是更高、更深层次的品质，需要有深厚的知识基础与较强的能力作为后盾。而大学文化始终贯穿在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过程中，其各个环节都体现出大学的特色文化，并起到统一与融合的作用。
（三）各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协调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推进，大量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出现，理工文管医等学科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与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大学学科发展与建设的基础。大学文化在各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协调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一，各校可建立具有大学自身文化特色的、学科内容融会贯通的教育体系，将相近或相关学科进行重组与整合，组成新的学科系列模块；第二，各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协调应体现出大学文化的实质，立足于大学自身特色文化，用发展的眼光来构建符合实际需要、满足学生需求的学科知识体系；第三，大学文化应始终贯穿在各学科知识的整合与构建过程中，引导学生用科学的文化观来看待其在各学科融合过程中的凝聚作用和意义。
三、工程文化之培育———卓越工程师培养策略构建的支持与保障
工程文化本身是一种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特色文化与价值判断文化。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高校创造良好的工程文化育人氛围，打造特色工程文化，是新时期卓越人才培养策略的需要，是提高我国工程人才创新、创造能力的必然选择。对于高等院校本身而言，在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尤其应该强调工程文化的培育，注重工程文化育人策略的建构。因此，工程文化育人策略在构建过程中主要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实践环节等五大方面，并且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工程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的指导工程教育理念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指导，并不断渗入其中，与当今时代要求遥相呼应，真正体现出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育人之根本。首先，我们应强调做人与做事的辩证统一。“卓越计划”是要将人培养成为理论基础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的新型现代工程师，那么高校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高尚道德、品质和责任感的培养，使其做人与做事相统一，注重能力训练与品德养成。真正培养出综合素质高的卓越工程师，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其次，我们要突出工程教育的特性，即综合性、实践性与创新性。综合性是指工程教育不仅仅包含工程技术、实践等因素，还包括了多种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在主体专业的主导下，运用综合思维、综合能力，把各种不同专业、不同学科共通的主旨与精髓融入主体专业、学科之中，这样才能高屋建瓴、事半功倍；实践性是工程教育的突出特性，强调的是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并且工程教育也要在人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加以实践、磨炼，才能够真正检验、分析出其利弊所在；创新性是指工程教育要有所创新，即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可以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才能不断进步，才能走在世界前列。任何技术与科研成果的出现无不是以创新作为其中坚力量的。第三，人才培养要突出产学研结合、各主体共担责任的主旋律。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是人才培养最行之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在卓越人才培养过程中，校企全程合作培养工程师，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而高校师生参与企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学习，二者有机结合，互融共长，是产学研结合的最好例证。同时，各主体应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提供政策保障、加强立法，共同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
（二）人才培养目标———工程文化育人的精髓人才培养目标是各级各类高校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具体化，它是由特定社会领域和特定社会层次的需要所决定的，也随着受教育对象所处的学校类型、级别而变化。因此，培养目标是高校办学的立足点，也是学校特色与个性发展的载体，它决定着学校未来人才培养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是文化育人的精髓。［7］因此，各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目标的选择、构建与实现应根据实际，突出自身文化与学科发展特色，进一步彰显大学特色文化、工程文化，为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奠定基础。
（三）学科专业———工程文化发展的特色学科专业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大学实现其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及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能的基础与保障。而学科专业的发展水平是大学办学水平、特色文化与发展声誉的主要标志，也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因此，无论是工程类学科专业还是其他学科专业，都应时刻体现出大学自身工程文化的发展特色与内涵，并不时在学生思想、专业教育、实践教学及教师言传身教中渗透，通过个性培养、文化活动、学科竞赛等辅活动，进一步推进工程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四）课程体系———工程能力培养的核心工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和造就合格的现代工程师，因而其课程体系的设置是工程能力培养的核心，也是人才培养的载体。高校应紧紧围绕这一核心，结合自身特色进行课程体系的设计与组织，使其更好地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学习与掌握的知识逐渐增多，既需要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又需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既需要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也需要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学校结合工程文化发展特色，在公共理论基础课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应用性、实践性课程，增加工程选修课的比例，突出工程文化、人文文化课程及文化内涵建设在工程能力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即在建立公共基础课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专业基础课与文化活动两个平台，在专业基础课平成专业课与专业方向课的相关知识与技能，而在文化活动平台通过辅修专业、科技活动与课程选修等环节进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文化课程的渗透与熏陶，并将这两个平台的内容有机结合，进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即提高理论基础知识、实践动手能力与人文素质修养的目的，真正体现出课程体系是工程能力培养的核心的作用。
（五）实践环节———工程能力培养的基础实践环节是为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专业训练和锻炼学生实践能力所设置的教学环节。而工程实践是工程能力培养的基础与保障，应强调“知行合一”，实行“做中学”，并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以培养专业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为核心的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这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具体实施。一是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工程实践教学理念与实践精神的渗透与熏陶、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注重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的相互衔接与实践，进而形成三实二创的工程文化教学理念，为形成满足工程实践需求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奠定基础。二是改革实践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加大实验教学、实习实践、设计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力度，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工程文化、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索，将所学的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最终实现自身的多层次发展。三是实践环节进行过程中，要建立理论基础、工程实践基础、工程文化基础、人文素质基础等模块，并将工程文化贯穿在其过程中，实现工程教育的文化育人作用。同时，把工程文化从无形资源变为有形资源，建立工程文化教育基地与人文素质教育基地，使学生养成工程观意识。这对提高学生工程素质教育质量能起到重要作用。
四、企业文化之期待———卓越工程师培养途径实现的动力与源泉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长、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积累与物质升华，极具感召力与凝聚力，代表着企业的目标方向、发展动力与人文情怀，并在培育企业精神、提高员工思想道德，以及促进其竞争力提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高校在卓越工程师培养过程中，特别是在校企全程合作共同培养过程中，企业文化与大学文化、工程文化相互融合，能共同构筑卓越工程师培养之道，从而最终实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校企合作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浅层合作阶段、中层合作阶段、深层合作阶段。不同层面的合作中，企业文化的融入、参与和指导的程度是由浅入深、逐渐渗透的，学生对企业文化的认识是由陌生到熟悉、从浮浅到深入的，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的融合与熏陶，步入卓越工程师的培养途径。1．浅层合作阶段。在此阶段，学校设置专业、构建课程体系都按照企业需要确定，在企业建立生产实习基地，并签订专业教学与实习协议，聘请行业企业专家，逐步形成产学合作体。校企配合式、学工交替式为合作主体，使学生掌握初步的工程基础知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在此过程中，学校对企业文化的渗透与熏陶处于认识、期待阶段。学校初步了解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企业的运行效率、企业精神，以及员工所反映出来的道德风貌、工作作风、责任意识后，逐步对企业文化有所了解，为进一步促进校企文化的融合奠定基础。2．中层合作阶段。学校能够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并能够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研发过程，建立人才培养联合体，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企业需要进行人才培养，主要以订单培养式、顶岗实习式为主体，具有工程设计、咨询与服务的能力。在此阶段，学校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处于研究、探索阶段，研究企业文化中的管理理念、经营方式、群体观念与群体意识、团队意识与团结协作精神等，思考大学文化、校园文化与之相吻合、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为使企业文化更好地融合、服务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全过程打下基础。3．深层合作阶段。企业与学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学校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研攻关、技术前沿制订教学与科研的发展方向，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提高其整体效益。同时，企业也主动投资，共同研发科技成果，建立利益共享关系，并应用于教学、人才培养与生产全过程，具有一定的创新、创造能力。主要以项目合作式、多专业联合式为主体，校企相融。在此阶段，学校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处于相互融合、相互发展阶段，将企业文化有机融入大学文化、工程文化之中，融合于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过程之中，使大学文化、工程文化与企业文化协同共筑卓越工程师培养之坚强基础与后盾。
五、大学文化、工程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之社会理想———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支持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文化是育人的基础与积淀，工程文化是育人策略构建的支持与保障，企业文化是人才培养途径实现的动力与源泉。三者融合，是完成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这一使命的理想与支持。那么如何实现三者的有效融合呢？
（一）增强学校管理制度创新，为实现三者之融合营造良好、宽松的文化氛围要实现三者的有效融合，学校须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创造良好、宽松的文化氛围。这样可以突破各种陈规戒律与学科专业界限，学生可在宽松、浓厚的文化环境下积极进行学习思考、发现探索，并对三者的内涵进行更加深入地理解与研究，激发学习兴趣、好奇心，提高独立思考、创新思维、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三者的交融。同时，学校鼓励学生以本专业为主体，在本专业发展特点与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深入理解三者的内涵与融合的意义、作用，并进一步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学习，积极参与课外活动，参加各种创新实践活动，以丰富其知识、开拓视野，提高对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与探索能力，培养其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3]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4]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一代根本不认为对于经典必须毕恭毕敬,在他们看来,“文本不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生产者——艺术家所创造的高高在上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文本),而是一种可以被偷袭或被盗取的文化资源。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关性,而非它的本质或美学价值。大众文本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意义的多元性,更在于阅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多元性”①,这正是大话文学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
当大话文艺的作者通过改写经典而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作者同时又是消费者——消费经典。林长治创作《Q版语文》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通过特殊的方式)消费与颠覆经典的过程,经典在这里成为他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如果说在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中,官方化的阐释符码逐渐固定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则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这可以说是一种生产性的,也是一种冒犯和颠覆的②。这是一场文化的斗争:一方是对大话文艺持激进批判态度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教师、家长与教育部门官员),他们试图维护经典的规训权力(不管是它的美学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还是其他权力),限制经典的文化用途;而另外一方则是林长治等“大话一代”通过大胆地篡改、戏说经典而冒犯权威、亵渎神圣。这种篡改和冒犯几乎指向文本的所有方面:人物、情节、时空关系、话语方式。司马光砸缸后可以流出来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以及李亚鹏。《背影》中的老爸会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荷塘月
色》里的“我”居然希望在荷塘看见MM在洗澡。在话语方式上,大话文学继承了狂欢文化的精神,打破了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和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组成话语大拼盘。“七个小矮人”、“圣诞老人”、“兔巴哥”、“机器猫”、“刘老根”、“西瓜太郎”、“流氓兔”、“李亚鹏”,这些人物符号分别来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但它们统统被抽离出原来的语境,跨时空、跨等级地拼贴在一起。如白雪公主“爱穿着高叉泳衣去打猎”;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时髦的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为“古惑仔”;贾宝玉竟然对贾政的丫环说“你别跟着我,我要去上网”。媒体中播放的广告词也在漫画中频频出现,“我给您备了金嗓子喉宝、三九胃泰、速效救心丸”。“爽”、“酷”、“MM”、“东东”、“886”、“GG”、“bingo”、“faint”、“酱紫”“视频”“晕菜”“切”之类的“新新人类”专用词语比比皆是。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的语体与的又一个特征:在传统的文本中夹杂大量的流行词汇,以便建立传统文学经典与当下日常生活、日常语言的相关性③。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被改写、戏拟的作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典,而且是直接控制他们的思想,在课堂上根本不能进行自由阐释的课文时,冒犯的可能就更加强烈了。
二、大话文学的流行与政治文化功能
关于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它的文化、道德、政治功能,无论是评论家、学生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糟粕,是对传统文化与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亵渎,应该加以禁止(这种观点无法也不想深入解释大话文学流行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除了表达论者的道德义愤似乎没有更大的意义);有人充分肯定大话文学给大众带来的,并认为它具有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这种观点似乎过分夸大了大话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不同的颠覆方式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当然也有人试图对大话文学的流行原因与政治文化功能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解释:
1.中学语文教学过失说。周士君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那些有资格入选的课文,不是让孩子瞻仰和膜拜岳飞、孙中山等历史伟人的丰功伟绩,就是让学生感受和吟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壮丽,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语言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在“完人情结”主导下选进教材的那些正面人物(如雷锋、李时珍、詹天佑、宋庆龄等),与《Q版语文》中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相比,距离如今孩子的生活现实和视野过于遥远,难免让他们心生高不可攀之感。结果,“传统语文教材,不知让多少孩子因其过于古板而感受不到学习语言文字的乐趣”。文章认为,《Q版语文》击中的是传统教材的软肋,它让孩子体会到了学习语言文字过程中轻松而快乐的一面,而其新鲜活泼的传授方式,更令孩子摆脱了一种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熬煎。儿童有着与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心理特点,尤其当他们置身于当今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时,一成不变的传统教材根本适应不了其需要。最后,作者认为,既然是编给儿童看的教材,首先就应该突出幽默性和趣味性,兼顾“思想性”,毕竟语文课的主要功能是向孩子传授语言文化知识,而不是上政治课或搞“思想改造”④。
这种观点当然不乏深刻性,特别适合于解释那些政治性强的作品。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尽管今日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仍然存在政治化倾向,近年来总的趋势却是政治性逐渐淡化,而且,《Q版语文》所戏拟的恰恰是那些政治性不强而突出人类普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它们是比较标准的文学经典而不是“革命经典”。点明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我们不能用“反感政治”来充分解释《Q版语文》的流行。《三只小猪》、《狼来了》、《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世界童话经典真的那么没有趣味、那么政治化么?回答恐怕是否定的。再说,即使我们承认中学生喜欢大话文学具有反感和挑战教科书的意味,也不能把目光单纯地集中在中学语文教育,须知中学语文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有来自社会体制、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支持。
2.满足青少年心理说。有人把《Q版语文》的流行归因于青少年心理,比如娱乐需要、叛逆冲动等。殷建光认为,中小学生热读《Q版语文》,首先是因为这种读物读起来轻松、活泼。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中小学生当然也不例外。陷于沉重的学习、作业与考试重荷中的学生当然很想有一种轻松的读物,以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Q版语文》把经典改成了爆笑故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轻松一下的心理需求。其次,这种读物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叛逆心理。“叛逆心理是中小学生的一种正常的心态,也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正常现象,《Q版语文》对经典的篡改,实际上是对所谓经典的一种嘲弄,这恰好满足了学生的潜在心理的叛逆需求,传统的经典和现代生活杂交,产生一种别样的境界,学生当然会对这种文章喜爱有加”⑤。这种诉诸青少年普遍心理的解释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不能抓住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特殊性而流于抽象。如果说“叛逆”是青少年的普遍心理,为什么这种心理在今天才冒出来?特别是,它为什么采取后现代式的消费经典、调侃经典的形式,而不是“五四”时期或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形式?
3.缓解成人心理压力说。有专家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说,“戏说”、“大话”、“胡写”是一种成人的故意“童稚化”。“大话”就是吹牛说瞎话,而说瞎话常常是儿童天真烂漫、想像力丰富的表现。当今社会紧张的节奏和激烈的竞争环境,给一些成年人和正在走向成年的人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阅读这种“戏说”、“大话”、“胡写”来缓解生活中的压力,重温自己幼时无忧无虑的时光,获得愉快轻松的心态。作者林长治自己也持这种观点:“无厘头文化是一种让人轻松并爆笑的文化,它在压力如此大的社会很有发展前景”,“《Q版语文》本来就是写给那些压力大的人看的,想让他们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身心能得到放松”⑥。这种解释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心理学解释,它所突出的社会环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的紧张——没有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反问: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样非常紧张,为什么没有生产出中国特色的大话文学呢?或者即使有类似大话文学的东西,也不能像在中国这样风行呢?
我认为,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就是宗教的权威也是如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本身虽然不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却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盲目迷信成为不可能。所以,大话文学及其所代表的大话式精神姿态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大话精神当然具有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三、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但是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式的人生态度。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⑦。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⑧。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⑨。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⑩。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11。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12。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听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13。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和非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1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15。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①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②③参见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周士君:《〈Q版语文〉何以革了传统教材的命》,《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8日。
⑤殷建光:《〈Q版语文〉搞笑“经典”中小学生为何热读?》,人民网2004年12月7日。
⑥《访搞笑高手〈Q版语文〉、〈沙僧日记〉作者林长治》,《郑州晚报》2004年12月22日。
⑦⑧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载“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10月15日。
⑨依据勒纳(M.Lerner)的观点,犬儒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不相信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它不像那些理性的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犬儒主义像是抱定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转引自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⑩、11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12在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中,王蒙所强调的是前者,而王彬彬所担心的则是后者(参见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2医学化学教学与人文教育情境结合
医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精神，还要培养其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以追求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2.1具体实施
（1）化学教学设计中渗透医学人文教育。
教师除了讲授物质的化学结构、性质、作用外，还要分析该化合物的合理使用、使用不当或滥用对医学、环境、食品卫生、人体健康的影响。明确化学物质既可以成为挽救生命的良药，也可以成为损害人类的利器。由教师提供或在学生互动中选择一些共同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将所学的化学知识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紧跟社会相关热点信息。导入化学知识，由点入手，点滴渗透，使学生在参与中理解并巩固知识。教师引导学生发散思维，逐步构建与现实相关的化学知识情境，形成学习兴趣与行为规范。
（2）在化学实验教学中增加实验室和化学药品安全使用的考核
将《实验室安全卫生制度》及《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纳入学生实验考核中，监督其做好危险化学药品的取用记录。教导学生本着科学认真的态度对待化学实验的每一个环节，指导其精准、规范、合理地取用化学药品。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还可以训练其严谨认真的实验态度。互动的实验环境是师生相融、合作交往人文精神传播的良好契机。
（3）社会活动的实践教育。
通过化学科普以及相关讲座、社会调研将人类精神文明成果通过公益性活动传播至全社会。将所学知识融入社会实践，科学普及与人文精神培养十分重要。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不仅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原点，而且还是人类的信念之基、力量之源，昂扬向上的现代人文精神是激发一切创造的灵魂所在。因此，让学生参与医学化学科普，能够使其人文素养普遍提升。
2.2实践中的改进
（1）医学化学理论学时与实验学时有限，相关课外科普活动也要占用很多时间
学生在选题、查找资料、参与社会调查、分析讨论、总结汇报时，需利用课余时间来完成。这就要求教师能够灵活分配时间，课内与课外开展指导教学活动。由于采用主动型学习方式，学生在选题初期会无从下手，选题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和迷惑。应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入手，将知识获取、平时学习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作为人文关怀的重要载体，在实际活动中引导学生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2）医学化学教学中的人文教育融合，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学识水平与人文修养。
只有加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教师才有能力和经验解答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同时还要能够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进行引导，从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推动教学过程中化学知识与医学情境的融合。教师指导学生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时，要以平等、博爱的心去关注学生、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指出，“文化乃是人对一切人类追求生存与发展所创造的方式与成果及其过程的总概括。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凝结于客体，使客体成为人的智慧和思想的加工对象，这是一种“人化”的“内化”形式;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智慧和思想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通过世代的遗传和积累、淀积而影响主体的发展，这又是文化“人化”的“外化”形式。总之，不管是“物质成果”(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成果”(精神文化)，作为对主体的发展来说，都有其极为重要的“外化”作用。当然，由于精神文化主要是一种对心理和意识方面的“内化”结晶，它对主体发展的影响比物质文化对主体发展的影响，还要来得直接和深刻。
一
价值是满足人心理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评判、选择都应从心理探讨开始。学校精神文化是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人格都有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虽然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并且每个人都有选择和适应能力，但在其人格上也有人不能超越一定文化的标志。www.133229.cOM这是因为，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必然要接受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
人接受社会文化影响，一方面是一种不自觉、“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即“文化无意识”作用。苏联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反射论的观点，肯定了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谢切诺夫认为，一个人的心理都是由人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巴甫洛夫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神经系统生来的特征所制约，而重要的决定于个体存在的时间内已经受到和正在受着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主要是指文化环境的影响，且绝大部分是精神文化的影响。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对人的人格人格和行为方式发生作用。
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又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向的影响，这主要是就精神文化传递的另一种形式而言的。精神文化对人不白觉、无意识作用是指文化的自发作用，是指人类对文化有目的、有选择的传播或传递。社会学理论指出，“任何社会规范都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并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是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圈社会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绝大多数含有社会“规范”特质，所以精神文化实际上也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学校是人类智慧开发和经验积累与继承的有效工具，在文化传递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业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但是，学校的教育和训练不是漫无目的的，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实施影响的活动。也就是说，学校的精神文化传递是典型的选择性文化传播，而这种传播又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主题的。
学校的文化教育不仅要使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精神文化传播使学生情操高尚、人格完美。因此，重视学校文化心理价值的选择，是学校学校教育的必然要求。当前，由于外界文化的冲击，学校精神文化必须进行认真的选择。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外来文化全方位地汹涌而来，这些外来文化层次不一，流向多变，容易使学生陷入“多浪头交织成的旋涡”，产生心理上的困惑。为使学生“站出水面”，不被各种良劳混杂的“文化”所迷惑，学校应从心理影响角度对学校传播的“文化”进行精心的选择。此外，由于我国的改革深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对学校精神文化的传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学校精神文化传递更符合人才培养的要求，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具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学校精神文化的心理价值选择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
有人研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国家的威胁简单地理解、归咎为一种“精神污染”，并对此作出一些道德评判，如“色情暴力”、“不健康的情调”、“对青少年身心的精神污染”等等。其实，检验已传输进来的种种西方文化，道德问题并非主要问题，有时甚至会发现我们的“火车文学”、地摊文化在这方面的遗憾之处、垃圾之处比人家的还多。所以对强势文化进行道德上的质疑不仅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是幼稚的。对把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潜移默化植入国人头脑中的辨别，远比对暴力色情的抵制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
从本质上说，强势文化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一种文化的“培养”来实现其文化认同，进而达到其经济扩张、政治同化的根本目的，也即强势文化最终是为其经济、政治目的的服务的。事实上，强势文化往往不是通过色情暴力、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而恰恰是运用道德手段，或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并实现其长期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真正危害之所在。促使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应该是“真、善、美”的文化，所以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要以“真善美”为准。
“求真”是学校精神文化心理价值的最基本要求。学校精神文化心理价值的选择就象选择信息那样，如果选择的信息失去了真实性，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同样，如果学生被那些虚假的文化所蒙蔽，这样的精神文化选择，不仅不会给人的心理发展产生“增殖”作用，相反还会产生负诱导，如西方的所谓“民主”观念，所谓的“厕所文化”等等，不仅会使学生产生盲目的追“外”，合理，而且会分裂学生已经形一成的良好人格。“真”文化主要表现在文化的本质反映上。文化本质是指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稳定的属性，文化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表现的，不能简单地直观地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我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在社会的各个时期、各种情境、区域中总是纷然杂陈、情态万千的，因为文化具有变易性，文化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变易史。但是不管文化现象如何变化，总有一种通行的、稳定的、反映本质的东西，这就是“和为贵”、“利他”等“仁”的特质。“仁”是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本质属性，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说过，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有一套通行的文化规定着，这种通行的、稳定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从文化的本质属性上来讲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社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造下创造出朱的全部合乎规律的发展。’心卫列宁这里所谈的“合乎规律”，同样是指文化的本质问题。此外，“真”文化还体现在“主文化”上。主文化是指在某一社会盛行，而又反映这一社会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它是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主要骨架和核心内容，对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影响较大，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主文化以及它的各方面如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识文化等中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尺度。主文化的功能是维持和改善现存的社会秩序。困与主文化相对的是亚文化，亚文化虽然也是一种客现实在，但它不能以次充“主”。如果以“次”充“主”，便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以“次”充主的选择，必然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选择理论认为，在各种价值选择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客观价值、核心价值，存在着潜在的共同的价值标准，犹似货币潜在的黄金含量一样，各种价值选择及其标准必须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为基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支配着各种矛盾冲突，呈现着社会价值状态及其一般的发展趋势。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要着重于客现的，反映核心价值的主文化。我国当今的“主文化”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汲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学校文化心理价值选择应以这种主文化为核心。
“善”文化要体现在文化对人影响的积极性上。首先，“善”的文化应当具有进步性。众所周知，文化具有不可逆性和继承性，作为显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本质特征的精神文化，其发展是不可中断的，精神文化的永式总是越来越进步，精神文化的内容总是越来越丰富，精神文化发展的节奏也总是越来越加快，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无必要死守老传统，要敢于接受新文化。其次，“善”的文化应当具有为本阶级服务的特色。精神文化对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精神文化的社会心理层次来看，许多风俗、习惯是社会共同的，但它往往又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阶级、民族不同影响就有所不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也是如此。意识形态的文化有两大类，一类是语言、科学技术、形式逻辑等，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服务，另一类是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等，这一类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困它不仅体现为不同的精神文化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而且体现着不同阶级的意志，所以，“善”的精神文化不能离开阶级性特质，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应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美”的文化应该体现“美”的本质，对人有强大的感召力。马克思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说，在人类劳动创造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皋成为他白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人的劳动，人的外部世界成了确证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那么，人的本质力量是什么呢?人的本质力量具有人类生活的个性，即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底族类的特征。”它体现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最进步的品质、人格、情感力量。所以，美的文化也应当是反映社会和人的最进步的本质力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多种文化多种丰姿，但究竟何种精神文化为“美”文化，这就要看是否反映出社会最进步的人的本质力量，即是否是文化“精华”。
总之，学校文化选择主要是看这种文化是否有利于用最好的品质、风范来感召人、影响人，学校学校教育就是要用社会最真、最善、最美的精神文化来陶冶人、感化人、培养人。
三
孙万鹏教授在《选择学》一书中指出，“各种价值选择的分布是离散状态与集中趋势或者说是离散与光滑矛盾的自我同一。自我以各种社会群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具体文化情境不同，接触的文化价值不同，其价值选择取向经常偏离或背离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心理价值选择，就应当处理好“离散”与“集中”或“离散”与“光滑”的问题，使学校“自我”与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统一起来。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需要有相对稳定和相当进步的组织文化。从组织文化的心理价值角度看，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塑造了一种文化氛图，对组织成员产生着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影响，组织文化作用的心理机制，就是组织成员受到组织文化氛围的感染，从行为上遵从，到思想上同化，最后把组织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内化于组织成员的观念体系中，组织成员也就成为组织文化的特定类型。学校这一组织的学校教育方针、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学校教育”这一形式，还要采用组织文化感染。这种“组织文化”应当是社会精神文化与学校精神文化“自我”选择的同一。
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生活、生存方式、价值选择以及日常行为一切细节，就是社会组织结构的组成部分，他只有依赖社会文化并从中发观他的世界，与之建立某种关系，才是有价值的，学校组织文化必然是社会整体精神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价值选择必然要服从社会整体文化价值的选择。因为学校目标的实现过程总是在一定社会价值意识支配下的心理和行为运作的过程，所以，学校精神文化选择不能只从学校“特珠性”出发，应当首先从社会大体系中去探求。当前最主要的要求是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时代、与社会合拍。
从心理角度来看，现在学校精神文化首先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现代的人格，学校精神文化选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新型的人格，为此，学校精神文化选择应当符合现时代的世界文化主流，如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公平竞争，在大众传播上信息共享，在生活方式上个性化和多元化共存，个体人格在普遍存在道德、精神价值的团体中可拥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以使学生在世界新型文化的感染下形成主体型人格、效益型人格、进取型人格等等。
其次，学校精神文化要有利于培养学生冲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要适应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仅要有重视公平、讲求效益、机会均等、资源充足等内外部环境条件，更要有真正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不仅能独立自主，还必须具备竞争、节俭、效益、进取、宽容、协作等心理素质。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但它又同时强调通过社会分工合作将每个人有机联系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讲究利己，也讲究利他，所以学校的精神文化应有利于学生形成“利己”“利他”相统一的新型人格。
再次，要有利于学生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学校精神文化要符合“全面发展”这一学校教育目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更是学校学校教育的根本要求，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校的精神文化必须有利于学生个性的不断解放和主体人格的确立，包括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学生技能、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学生个体对其能力、智慧和学习条件质量的满意以及学生个体价值、潜能的实现等等，这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文明同构的过程，它的丰富内涵无疑是新人格锻造中的必要要素。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发展这一重要因素。
2.文化教学目标应与其他教学目标进行整合教学
2001年课标和2011年课标中将“文化意识”连同“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和“情感态度”列为五大课程目标。“文化意识”目标与其他四项教学目标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关系。在教学中，应采取整合教学的形式，将文化教学渗透在其他四个课程目标的学习中，而不宜孤立地进行文化教学。
3.教学中“文化五要素”要有侧重
“文化五要素”要整体进行教学，但并不是说教师要花费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在每一个要素上。由于文化内容的认知复杂程度不尽相同，教学时需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儿童学习者。（文秋芳，2012）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合理分配各要素的时间。如低年级学生的思维处于形象思维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强，教师可将精力主要放在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这两个要素上，对其他的三个要素可以略讲，让学生大概了解。但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可以多关注文化观念。文化观念涉及的是深层次的问题，这类问题可以引发学生思考，分析文化差异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4.问题形式和内容要灵活多样
上文表中所列问题只是举例，并不是固定的。教师在设计文化教学时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以及要教授的文化内容的不同等来灵活合理地设计问题。如对低年级学生提问文化产品的问题时，可以直接问“你们知道有关的产品有什么”。而对高年级学生提问时，则可以有选择地多问几个问题，如除了问知道的产品有什么，还可以问与此文化产品有关的场所，如圣诞树放在什么地方，圣诞树在哪里购买等更加有扩展性的问题。
二、模因论概述
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模因,用于解读文化传播方式和机制。模因作为模因论的核心术语,能够像基因一样自我复制实现传播,从而决定我们的文化和心理结构。Heylighen(1998)提出模因的生命周期共有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同化阶段指模因感染新宿主、进入他的记忆并重组于现存认知因子的过程。记忆阶段即宿主对模因进行选择或者淘汰的过程。表达阶段指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模因从记忆中的储存模因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外形这一过程。传输阶段着重体现模因借助各样载体扩大传播范围,是对表达阶段的延扩。
三、模因传播与归化异化翻译
翻译过程可以看做是异国文化的模因通过语言向本国传播的过程。翻译中的模因传播过程指的就是包含原作者思想理念的核心模因与原作者文化背景的其他模因共同构成载体———原作,译者通过对原作解码编码形成载体———译作,从而感染读者,继而进入新的传播阶段。最理想的翻译就是译文不仅能传达原文的思想理念,还能从语言、文化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正是异化翻译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纯粹的异化翻译也有自身的弊端,因为过度异化,追求“异国情调”,可能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缺乏流畅性,甚至产生悖误,最终阻碍文化的交流。归化翻译是将具有异域文化的模因信息以译语语境中已有的、广为熟悉的表达模因呈现给读者,目的就是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消除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感。但是归化翻译采取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态度,拒绝接受新鲜的文化熏陶,会抹杀异域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在文学翻译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满足不同的文学翻译需求,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最优的文学翻译,应该是归化异化翻译之间的一种平衡,既体现原作风貌,又为读者所接受。
四、文学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传统的体育课堂教学过分强调封闭,从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机械化和程式化,缺乏生气和乐趣,传统的体育课已不再受到学生的欢迎。2001年新的体育教学大纲的实施颁布,为我们高中体育教学指明了方向。根据新的体育教学大纲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和统一性和选择性相结合的原则,我校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选择了室外体育课采取“半开放式”的形式;室内体育课使用电教多媒体手段进行体育理论课的教学。
一、新课标对体育教学的影响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体育教学中很多旧观念制约着当前学校体育的发展,与新《大纲》不相适应。要想使学校体育向纵深发展,符合新《大纲》的要求,就必须转变旧思想和旧观念。
1.体育教学内容的转变
随着体育教育的发展,单纯的竞技教学和身体素质内容,已不适应现代体育教育发展的需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体育教学的内容覆盖着体质、生理、心理、道德、人口、经济、哲学、美学、健康等学科。(1)技术技能教学内容传统体育教学中技术、技能的内容以田径、体操和三大球为主,学习时不分性别、年龄、体质状况、技术基础全班统一,忽视了学生个人的特点,兴趣和各方面的差异,不利于学习。在现代体育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兴趣、体质等进行教学,有利于学生技术、技能的学习和掌握,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解决了教学中学生“吃不饱”和“吃不了”的难题。(2)理论教学内容。现代体育教学中要重视理论课的教学,增加理论课在教学中的比重。学生通过对营养与健康、养生与保健的学习,增强学生自觉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观;通过对我国传统项目史、奥运渊源等体育史的学习,激发他们的爱国激情,使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更强烈;通过动作技术原理、项目规则的学习,促进体育实践教学的效果。
2.体育教学组织的转变
传统体育教学忽视教学的效果,重视教学的过程,“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三步曲是多年的教学组织模式。“铁”的纪律,整齐的队形是课堂组织好的典范,学生在这种“死”教学环境条件下心理处于压抑状态,他们只能机械地从事与自己毫无兴趣的活动,学生的个性被抹杀。教学组织形式单一、呆板是学生爱体育却害怕上体育课的主要原因。体育课成了学生的一种沉重负担,严重影响了体育教学的效果。现代体育教学的组织必须营造一种生动、活泼、快乐的教学氛围。从知、情、意、行入手,重过程的参与、重个性的解放,重师生关系的和谐、重成功的体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使课堂教学做到严而不死、活而不乱。
3.体育教学方法的转变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采用封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他们认为“严师出高徒”,对课堂上学生的一些“出轨”行为严厉批评,甚至体罚,这样加深了学生的消极情绪,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教师的教学方法也要随之改进提高。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多表扬、多肯定、多鼓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每个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同时合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改进教法,提高教学效果。
4.教师角色理念的转变
体育教师传统上是体育教学中的领导者,往往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现代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独奏者”的角色转变到“伴奏者”的角色,不再是领导者,而是引导者,帮助和引导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要由“学适应教”转变到“教适应学”;要把主动性还给学生,把体育课当成是给学生提供充分锻炼、发展自我的机会,让学生真正成课堂的主人。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内在的体育需求创设一系列和谐、民主、宽松的体育学习环境,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体育活动。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使学生会学、乐学、善学,从而保证学生达到发挥和发展的最佳效果。
二、正确处理好体育教学中技术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
1.通过体育理论知识传授,教会学生对体育知识的学习
体育教材是学生进行体育知识学习的主要教学资料体育教师正确引导学生对体育教材的学习是学生学习体育的基础。重点应指导学生了解体育教材的知识结构,让他们知道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指导他们边阅读、边思考、边比划、边练习。使学生对体育实践内容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体育教科书中的插图和图示有完整动作图、分解动作图、辅助练习图、练习方法图、游戏方法图、战术配合图及卫生保健知识图等,它们是学生进行体育学习的有效资料,教师应指导学生看懂体育教学资料中的插图和与图示的内容动作顺序、动作路线及技术要求等,培养学生的识图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体育的基础知识与运动技能。学生体育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体育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师应帮助学生进行体育基础知识的学习,教会一些简单的学习方法。
2.针对体育课的不同类型进行相应的学法指导
体育课通常分为实践课和理论课,而从体育课的特点和课时分布来看,大部分为实践课。从教学内容来分可分为:新授课和复习综合课。总之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有不同类型的课型,而不同类型的课的教学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时必须以课的类型为依据,才能做到有效指导。在新授课中教师的“教”的比重稍大于学生的“学”,在综合复习课时则要更注重学生的“学”,此时学生的“学”法将形成学生的体育学习习惯和能力。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在新授课学习时,在泛化和分化阶段,教师利用一定条件,对某些错误动作加以限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在动作学习的泛化和分化阶段,教师自身要加强正确方法的学习,为学生建立正确的动作概念和动作示范,并利用一定量的辅助手段进行学法指导,促使学生正确学会动作。在复习综合课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要不失时机地运用示范和点拨法,引导学生“学”法的迁移和运用,促使学生会“学”。文化形成的一个标志是文化共同体的确认,也就是该文化的稳定的创造群体的形成。作为物理文化的创造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它的形成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以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产生为标志。众所周知,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物质结构及物质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起源,内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与探索,外源于人类生存和生产力的发展。从古希腊先哲对物质本原的探索到亚力士多德对力与运动关系的思考,从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到墨家对力与运动的本质的认识等等,都是古代物理学的成就。其特点是:研究者大多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猜测和思辨的阶段并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其结论缺乏广泛的认知群体。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拉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人们逐渐开始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研究方法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随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和得到公认,在科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物理科学共同体。此后,随着物理学理论和物质性成果的发展、扩展和其辐射作用,使得不但物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性逐渐增强,而且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认知群体的基础,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物理文化的发展。
考虑到物理文化的整个形成过程,我们借用“群体”以及“意义网络”两个基本概念,将物理文化界定为:物理文化是由物理科学家群体在认识物理世界和相互交往中自觉形成的一种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处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有物理科学研究者、物理科学语言符号、物理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成果、精神与价值观念及其共享群体。这里,物理科学共同体是由物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物理文化的创造主体;物理科学语言符号是用于物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相互间的交往以及成果的表达工具;物理科学方法是物理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借助的并导致了成果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是物理学的理论、实验和实践性产品;共享群体是物理文化所辐射的广泛人类群体也是物理文化的受用主体。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6-0077-01
“文化”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是人类的创造性成果，而不是人的本能活动的结果。文化的初始含义是与自然物、自然行为相对的人的创造物和创造行为。文化是人所具有真、善、美的一种素养。古文中“文”指交错有序的现象，如“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海曰明。（尚书 舜典）”。古文中“化”指变异和转化的过程及结尾。“以文求化，因文而治”乃“文化”。刘向的〈说苑 指武〉一书说“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思是说“说服、教育、谈判、外交等方式解决不了就要动刑惩罚。”“文化”简言之即“文治教化”，也是人类不断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过程，它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审美文化和符号文化等。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内涵呢？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汉民族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历代相沿共同认可的不断更新的生活方式、民情习俗、知识系统、道德意识、思维特点、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人生态度的聚合体。它孕育于上古时期，兴盛于春秋战国，鼎盛汉唐，延续宋明清，衰退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竭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度破坏于""。它主要以：典籍册卷、文物古迹、风俗习惯、口口相传四种方式留存下来。它具有三大基本特点：①具有强大的凝聚性。如“叶落归根”“眷念祖国”“怀念故乡”等思想人皆有之，而且很多集合团体也因此而萌生和发展。②具有严密的伦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道德文化，如“以德为先”“以孝为先”“礼仪廉耻，忠孝仁爱。”（八德）等。③具有突出的人本性。如：“民贵社稷次之，轻之。”“民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
《语文新课标》强调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何为人文？文明以止，人文也。目标到达经天纬地照临四海，即为人文。素质教育借鉴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在教师素质、教材素质、教育管理者素质、教育思想理论等方面无处不含传统文化。中国的教育现实已经达到了普遍关注传统文化教育的趋势。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教材饱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因此,语文教育不容忽视传统文化。在语文教育教学中如何播洒传统文化的种子呢？我坚持要求学生在积累字、词、句、段、篇的基础上创作并整理自己的文化簿。并开展以下活动实施传统文化教育。
1.每周一字辩文化
我每周给学生示范辨析一个字，从辨析中融会传统文化。当然也要求学生每周自己积累一个字，并能够辨析。如：“孝”，会意，形声字。 解：金文“孝”字，为子承老形。小篆之孝，从老的上半部分，从子，意谓子背着父母，意即子能承其亲，并能顺其意。故其本意作“善事父母者”，此之谓孝。其义有：①善事父母之道曰孝。如《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②善事父母之人曰孝。如《汉书·武帝纪》“兴廉举孝”。 ③居丧曰孝。如守孝、在孝。④奉养、孝顺曰孝。如《礼记·祭义》"内则孝于亲"。⑤服父母与祖父母之丧的曰孝。如孝媳、孝孙。 ⑥能继先人之志也。如《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上为老、下为子，是上一代与下一代，融为一体，称之为孝。 子女从父母那里承传血脉和家训，子女之身，就是父母的分身，不孝父母就失去了自身的大根大本。故古云 ：“孝乃天经地义”。 《诗经·蓼莪》写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因此，身为子女，如何行孝，是我们每个人不可不知的。如果能将孝敬双亲的心，扩大到对所有的师长、宗亲；如果我们还能在立身行道方面有所努力、贡献，让父母宽慰，使他们一生的辛勤没有白费，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光耀门楣”，“孝行”至此就更加圆满。“孝，乃百行之本，众善之初也。”孝不分老少、富贵贫贱，是人人可行可做的。愿我们能牢记这些话。及时把握行孝的机会，切莫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至此追悔已迟。
2.课前故事说文化
我依据学生学号轮流值日，每节语文课前由值日生讲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之后发动对故事进行评论，在评论中引导学生说出故事中蕴涵的深刻的传统文化。如〈赵孝争死〉。
汉赵孝，字常平，与其弟礼相友爱。岁饥，贼据宜秋山，掠礼，将食之。孝奔贼所，曰，礼病且瘠，不堪食，我体肥，愿代之。礼不允，曰，我为将军所获，死亦命也，汝何辜。兄弟相抱大哭，贼被感动，并释之。事闻，诏分别迁授。
赵氏昆仲，以至性孝友，而化及盗贼。夫恶至杀人而食之贼，且当众贼饥饿亟亟待食之时，尚可令起慈心，则世间安有不能化之人。《大学》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不其然乎。
【译文】
汉朝时候，有一个人姓赵，单名叫孝的，表字常平，和他的弟弟赵礼，很是友爱的。有一年，年成荒歉得很，一班强盗占据了宜秋山，把赵礼捉去了，并且要吃他。
赵孝就赶紧跑到了强盗那里，求恳那班强盗们说道，赵礼是有病的人，并且他的身体又很瘦，是不好吃的。我的身体生得很胖，我情愿来代替我的弟弟，给你们吃，请你们把我的弟弟放走了。强盗还没有开口说话，他那弟弟赵礼一定不肯答应。他说道，我被将军们捉住了，就是死了，也是我自己命里注定的，哥哥有什么罪呢。两兄弟抱着，大哭了一番。
强盗也被他们感动了，就把他们兄弟俩都释放了。这件事传到了皇帝那里，就下了诏书，给他们兄弟两个都做了官。
3.每天一得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