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国科技发展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篇（2）

人类从开始懂得用教育发展自己以来,经历了艰难而沉重的跋涉。如今,人类自身的发展也日益显示出美术教育的隐性价值。而高校美术教育的关键是使美术所包含的相关各科相互联系,相互融合,通力合作。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新的高校美术课程体系。

美术课程的设计,通常是指学校设置美术课程类型和对不同的美术类型课程的教学目的、内容、进程、评价等设计的总体方案。美术系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课程编制理论，即“以美为魂，以术为本”，使美术人才培养目标的脉络逐渐清晰，即以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基础美术理论，培养学生熟练地应用技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先进教育教学理念。

随着社会进步,美术课程编制也有所发展,不再只拘泥于传统国画、油画、书法、中外美术史、教育学、实习等课程,还设置有工艺、版画、创作与写生、染织、动画、考察等课程。由此来看,美术课程的编写逐渐从单一的绘画向多门类发展。高校美术的课程可以分类为师范、美院、设计应用类美术课程设计三个大方面。以下几点是笔者对高校美术教育课程设计的一些思考。

一、师范类美术教育课程的设计

随着网络运用与普及，美术学科教育不再是单一的知识与技能传授，而是传递美术文化与育人相统一的社会实践活动，它还具有促进感知力、观察力、表现力的发展，开发右脑思维与创造力发展的多种教育功能。wwW.133229.cOm因此,师范院校是为普通美术教育输送美术教师的摇篮,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教育有着杠杆性作用。

高师院校承担着高中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师资的培养,因此,做一个热爱美术教育事业、甘当人梯的普通老师是师范类高校的教育目标。其次,其专业设置面广,无论是国画或是西画,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无论是工艺还是实习等均为必修课，其目的是使师范生根据教学目的及其特点，全面掌握美术知识和技能。高师课程设置应该以各门美术技能专业为主,与教育学、心理学、中外美术史等相结合,形成立体交叉的思维、教育模式。以下是几所师范美术系的课程设置对比:

由此得出结论:高师教育是以多门课程为基础,技法课和理论课相结合,与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相互结合、渗透、融会的一种学科。

二、美院类美术课程设计

有史以来,各类美术人才的培养基本上是在师傅带徒弟的传授中进行,所以它的发展是缓慢的。随着社会进步,改变了美术发展缓慢的轨迹,产生了规模更大的皇家美术教育机构——画院,即现代美院的前身。

自东汉时期洛阳鸿都门学创办,到五代十国的南唐画院和西蜀画院,以及宋代的翰林图画院的兴起, 画院规模已经很大,人才众多。清代由于西画家进入中国,透视、结构、色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美院课程设置的发展。与此同时,外国的美院教育也有所发展,1498年的达·芬奇学院,1562年的佛罗伦萨绘画学院 ,1648年的法兰西皇家绘画雕刻学院,都最早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组织形式,成为各国美院的楷模。

在课程设计上，美院主要特点是课程设置的专业性，从入校开始就明确了油画系或国画系,四年专攻一个专业。美术院校注重的是美术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培养的是专才。以下是美院的课程设置的对比:

专业美术教育是国家专业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上表可以看出，课程设置主张学生专攻一个学科，相关的鉴赏课、史论课等开设的很少，相对于师范，缺少了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美院追求的是在某个画种方面有独特的研究和创造，或在某一个领域的理论有独特的见解，所以美院的课程设置也应该与之相适应，发展和培养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使学生在未来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三、设计应用类美术课程设计

设计应用类美术简称工艺美术教育,由于流传方式单一，很难形成教育规模。由于工艺美术与经济密切相关，而工艺美术的发展要依赖于工艺美术教育，所以说，高校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间接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课程设计对于高校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工艺美术教育是面向现实生活的设计教育，其范围之广，加大了高校的课程设置的难度，它大到飞机、整个城市的设计，小到商标、纽扣的设计。工艺美术教学的基本原则是培养具有创造性的设计人才。以下是两组关于大学工艺美术课程的课程设置表格：

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高等设计院校培养的学生的设计作品中应该体现出更高的文化修养。设计课程应与市场相适应。现在，国内的设计教育与市场出现脱节的情况，忽略了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加强理论课、选修课的教育，重视交叉学科和电脑的教育，是我国课程设计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课程设计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必然存在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问题入手，以解决在教学中的普遍问题为立足点。新课程教学法必须是在课程实践过程中发展和获得广泛认同的教学法，必须结合课程改革中的具体问题，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思考，高等美术院校的美术课程设计要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编写不同的教材，做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8-0073-07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英国和美国一些高校首开国际关系课程或专业开始，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迄今已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经过个把世纪的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不但没有越来越成熟，反而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严重到了甚至威胁学科生存的程度。如何理解这些挑战，如何在这些挑战中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当然，各个国家由于所处地位不同，面临国内外情况不同，对国际关系的感受，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学科的生存状况也自然各不相同。本文并没有就此作全面的调查，许多论断都是基于一个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和思考。同时，本文的讨论主要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同时适当顾及作者有所接触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所以讨论的内容势必是非常片面和主观的，权当是作者的个人思考以求教于大家。

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特点

应该说，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始于美国的推动，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一战结束后最早在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和专业的少数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诞生了最早的国际关系专属理论理想主义，而且随着一战后大量研究国际关系的欧洲学者移居美国，推动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规模性发展。当然，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之前就已存在，但大多散失于各个学科当中，包括历史学、地缘政治学、法学、哲学等。许多学者指出，国际关系作为单独一个学科之所以会在一战后美国形成，主要与其国家的需要有关，作为处于国力快速上升期的国家，也是一战的胜利国，美国急需一批了解世界和国际事务的人才，急需有人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提出设想，按美国的利益来重构世界，反映了实力上升中的美国走出去的需要。

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国际关系之所以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以笔者个人的理解来说，主要归功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外交史、国际法、国际经济关系等都可归属于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唯有国际关系理论有它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人们常会以几次理论范式(approach，paradigm)(或日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大论战来归纳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从理想主义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到现实主义的转向，以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中间有过一段科学行为主义的兴起时期，但它基本上属于方法论上的贡献，理论范式上并不处于和其他理论平等对话的位置。之后又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再一次论战，但第二次论战双方都冠以了“新”的名义，即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或制度主义)。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构主义异军突起，给国际关系学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感觉，从而形成了三大主义鼎立的局面。这些理论的论战，勾勒出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部百年发展史。

这样的定位和发展归纳，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关系确实是正宗的“美国货”，因为这些理论的大争论主要是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之间进行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有介入，但他们都属于在各个阵营摇旗呐喊，并非争论的主角，更谈不上是领军人物。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不愿意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他们的眼光主要停留在美国内部的“厮杀”上。尽管严重不平等，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争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化贡献还是应该承认的，正是这些理论范式之间的争论和发展，真正撑起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科一片独立的天空，因为要成为单独一门学科，其独特的理论范式是必需的。

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百年史来看，这个学科可以说有这样一些特点：

篇（4）

资料显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使得我国科技产出迅猛发展。近10年来，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大幅增长，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国际竞争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方式受到世界关注。

《报告》认为，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科技发展真实水平的原因是，国内不少学术研究和管理评价机构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与影响力，制定了针对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例如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的各种奖励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学者投稿首选国外高影响力期刊，造成大量的优质稿件外流”。

“如果不改变当前的科研评价导向机制和政策，倡导国内学者和专家将优秀成果更多地投向国内期刊，论文外流现象势必进一步加剧。”《报告》分析认为，由此将导致国内期刊无法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难以提升。

事实上，在我国大量外流的科研论文中，不乏极具科研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一流论文，这一点从中国作者在国外若干领域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迅速增加中可见一斑。

一组数据可以为此写下注脚：近年来，美国《工程学与科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在JCR(《期刊引用报告》，全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的影响因子为4.785，2000年时还未发表中国作者论文，2008年发表中国作者论文数量达33篇，占该刊全年载文量的16.7%，份额列美国之后。在材料科学领域，2001年《纳米快报》(美国化学会主办，在JCR材料科学期刊中排名第六)发表中国作者论文5篇，至2009年已增长到72篇。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今天上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学术论文我们不叫‘外流’，我们鼓励学术论文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他同时反思，“大量的论文没有登在中国的期刊上，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办刊的质量还不是太高，主要是学术论文信用方面出了问题，对好论文缺乏激励举措。”

“吸引好论文，培育好作者。这是我们下一步努力要做的。”冯长根说。

“过分注重量化学术指标，也引发了学术不端。”《报告》同时认为，在重视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为了应对各种考核评价，研究生为了顺利获得学位，已不再仅仅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而，而往往带有晋升职称、评选优秀、获得项目资助和奖励等功利性目的。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其实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忽略论文及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学术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 《报告》对此一针见血地分析道。

在研究者们看来，正是由于过于追求量化学术评价指标、评价结果与职称、考核“挂钩”的结果，使得整个学术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中，甚至成为引发一稿多投、同一学术成果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现象的主要根源。

篇（5）

由于两文的数据分别来自位于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美国的“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该组织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密切相关）这样的权威机构，因此引起国际上有关专家的关注，认为这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时刻感受到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对国家繁荣和强盛所带来的影响并备受鼓舞，同时也思考着怎样才能促进我国科技事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和进步。

提高科研质量水平

2012年我国研发强度达1.98%，从而高于欧盟各国平均研发强度1.96%，引起《自然》杂志关注。但欧盟中瑞典、德、法、荷、瑞士的研发强度介于2.04%～3.37%之间，仅英国为1.77%，这些是欧盟中的科技强国。2011年美国是2.85%，日本为3.39%。

研发强度代表国家推动科技的优先程度。上世纪后半期起，各发达国家强调科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美国1953年为1.4%，1964年就接近2.9%，近年2.7%～2.9%。我国1991～2001年研发强度由0.6%逐步增至0.95%，2002年突破1%，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1.98%。

我国1991年研发经费是150.8亿元，2011年研发经费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是欧洲的2/3，应该说已具有相当的实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但要同这些科技强国在科研水平上平起平坐还有待 时日。

另一个指标是我国发表的国际论文数已在欧盟、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三，如把欧盟各国分别计算，SCI数据库2012年收录的我国论文为19.01万篇，居世界第2位，是美国论文数的43.6%。比较2000年SCI论文30499篇，我国这十多年的提高理所当然地为国际瞩目。

但论文仅是研发产出的指标之一，且论文创作不是数数量（包括SCI论文数量），主要看论文的质量。论文的科学价值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是质量评价的根本要素。

据《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3）》，我国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为10.69次/篇。这反映了我国科学论文同国际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总体影响力还有待大大提高。又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资料，我国各学科内高于被引次数世界均值的论文占我国际论文的1/4左右。每篇均被引次数17.21～11.35间的有瑞士、荷、美、英、加、德、法、澳、意等国，西、日在国际平均值附近 波动。

按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估计，还得用8～10年时间才能使我国论文篇均被引次数达到世界均值强国的水准，走得更前还要更长时间。我们希望前进步伐更快，面临的挑战是提高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而归根结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继续加强基础研究

一百多年来先辈们为在我国发展科学开始了坚苦卓绝的努力，194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空前规模。早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给予的重视不够，担心理论脱离实际，强调“以任务带学科”。

理所当然，当国家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有某种需求时，科技人员义不容辞要首先满足这些方面的需要，以国家需求为己任。但说到底，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基础研究也是国家的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具有关键作用，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有的科学家说，一定规模的基础研究在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经费快速增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国研发总投入1991年为150.8亿元，到2012年已达10298.4亿元，这确是很了不起的快速增长。研发强度上世纪90年代在0.6%～0.7%左右波动，1997～1999年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5%～5.7%；研发强度在2000年达1%，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一路增长至2012年的1.98%超过欧盟，而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却在2004年一度达到6%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7%～4.8%间徘徊成为历史的新低。

研发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比例的安排是科技工作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综合平衡，并考虑本国国情以及国际间的借鉴。研发投入中的基础研究占比，美国1979～1999年期间14.1%～15.9%，2009～2011年19%；2011年法国25.3%，英国10.8%，日本12.3%。

据维基百科资料，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成熟，逐渐摆脱对外国研究的依赖，1986年开始研发强度高于美国，1989年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13%。

我国基础研究在研发中的比例显然远远低于科技强国，数十年来长期如此，不能不考虑这种状况对我国科技创新的长远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必须强调加强基础研究。

加强应用研究 注重企业研发

我国研发经费来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政府财政，另一块是企业。从历史上看，1997年我国企业的研发开支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42.9%，由此估计当时企业投入占全国总投入的比例大致同此数值接近，而政府财政的投入约占60%。2007年起企业投入占全国投入70%以上直至2011年的73.9%，而同时期政府财政占比降至25%以下直至2011年的21.7%。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和研发规模上均称得上表现不俗，这在总趋势上是好的，说明我国研发工作主体已具有市场导向特色。

但我国的研发工作结构却出现了两个新问题。据《201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我国研发活动中试验发展占83.9%，应用研究占11.3%，基础研究占4.8%。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占比显著偏低，总和只占16%，大大低于2000～2005年期间的22%～23%。因此，需要提出加强应用研究，这是第一个问题。

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的试验发展部分，自2005年以来超过90%，近年来基本保持97%～98%，基础研究只占0.1%，应用研究占2.2%～2.9%。企业应用研究占比低到如此地步是否有利于技术创新，这是第二个问题。

列举这一系列数字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企业近年来对研发的投入大增显然同政府确立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政策有关，这是很好的现象，是科技发展的正能量，而正是这一部分活动同经济的结合最为紧密。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讲话或文件不时指出“科技与经济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语焉不详，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国企业研发活动中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仅占2%～3%，我国全国研发活动中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总和已低达16%～17%，这对我国科技发展，特别是创新，是一种最好的研发结构吗？全国研发人员（2011年）中，试验发展人员占81.1%，应用研究人员占12.2%，基础研究人员占6.7%。全国科技人员80%以上从事试验发展工作，因此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仅是增加经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和培育人才 队伍。

对研发活动分类指导、管理和评价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是三类性质不同的研发工作，是国际普遍采用的分类。我国有时强调分出应用基础研究一类，并逐渐归入基础研究而合称基础性研究；欧洲也有过类似的意见，将其称为“战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并归入应用研究，这种“战略”一词的用法常常受到质疑。

不同性质的研发工作，在管理方针和评价方法上应有所不同，有时由于混淆了其中的差别而引发了一些矛盾和争论，产生了不理想的导向。

对科技成果或研发成果的评价，在早年国内多是请几位专家开个成果鉴定会，并给出国内或国际某种水平的结论，这就是专家评议。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被称为同行评议的成果鉴定会，这是从基金项目的同行评议发展过来的，强调同行是保证评议人对项目或成果有更专门的学问从而确保评议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早年美国科学基金会项目申请书的同行评议曾因外界的质疑（至少有过两回）而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结论认为同行评议有其不足，例如有时会忽视某些萌芽的创新思想，但同时指出没有比同行评议更好的方法。当今各国普遍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刊物审稿也许是最早采取这种评审方式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评价成果中开始关注SCI收录状况，随后又重视SCI引用状况甚至在SCI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某些其他定量评价指标。在使用SCI这一指标过程中，逐渐引发了不少争论。SCI这个外国指标有没有意义？SCI既可正面引用也可负面引用，SCI引用能说明什么？某某诺贝尔奖得主说他的文章就不投《自然》《科学》，更不知道什么SCI等等。据我所知，国外学者愿意把论文投向本专业的优秀刊物，对SCI并非一无所知。小同行洞察本领域的发展水平，评价某文章、某项目可以不用查问SCI；对于非同行来说，SCI以及期刊影响因子的使用是有适度帮助的。

对不同性质研发活动成果的评价，应该说评价标准的基本核心是一样的，就是看成果的“价值”，评价过程是“价值评议”或“同行价值评议”。要同行评议是因为非同行无法评判，甚至大同行都难胜任某一具体领域成果的评判。国内同行不够时就得借助国际同行，近年来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估已邀请国际专家来进行。“价值评议”就是看成果的价值、意义，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创新度及其意义的大小。

篇（6）

美国是典型的分散型统计体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统计机构，各种政府统计都是分散在联邦政府各个有关部门内进行的。美国科技统计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中的科学资源研究处（SRS）负责，其数据搜集网络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私人企业的R&D活动调查，美国商务部普查局实施的技术创新调查，美国教育部统计中心提供的美国教育情况、大学研究与发展情况数据，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的政府部门科技活动统计。此外，还有其他少量有关数据由各州政府提供，有关专利、贸易等方面的资料则需通过有偿的渠道买入。这些数据最后由科学资源研究处统一汇编整理。

具体来说，目前美国的科技统计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科技投入指标，覆盖政府和企业，提供有关研究与发展支出、项目、人员的基本数据；二是科技产出、影响和过程指标，具体包括出版物及引用、专利、技术创新、技术贸易、公众对科技的态度及理解程度等方面的数据。以上两大类指标数据来自科技统计的不同部分，其数据采集方式也各有不同，具体包括以下数据采集方式：

从联邦政府各部门在工作时积累的数据中直接提取。最典型的是“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美国移民局在工作中会记录全部移民的个人资料，只要把其中有关部分抽取出来略加编辑就可以得到所需数据。

借助于其他联邦政府部门开展的统计调查活动取得自己所需的数据。如果调查对象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管辖范围内，科学资源研究处可能无权直接进行调查，或者如果科学资源研究处需要的数据不多，就不值得开展独立的调查。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委托其他部门，在其调查统计中加入一些科学资源研究处需要的项目即可满足需求。典型的例子是“全国职业人员调查”，该调查是劳动部为了解全国职业状况而进行的，科学资源研究处通过部分出资即可从中取得有关“科学和工程”职业的数据；又如“高中后教育普查”数据，就是通过将其纳入到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普查工作中获得的。

与其他联邦部门进行联合调查。这种情况下，双方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完成调查的组织和实施工作，然后满足各自的数据需求。如“产业界研究与开发活动调查”是人口普查局和科学资源研究处订立“部门间协议”进行的联合调查。

以合同方式，委托一些研究机构或私营调查公司进行调查。这类调查所占比重最大，每一笔合同都要经过公开招标和同行评议，但中标单位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对委托调查，科学资源研究处一般要自己做抽样核查，以核实承担单位完成的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以科学资源研究处的人员力量为主进行的调查。此类调查非常少，近年来只有“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学院和非营利研究所调查”，但一些数据处理工作仍是委托一些民营调查机构完成的。

美国科研实力国际地位如何

要了解美国科技的总体状况，可查《美国统计年鉴》的section16：science and technology部分，共有25张表格，包括R&D经费投入、科技人力资源情况、航空航天科技活动等指标数据。但是年鉴数据只是给出了美国科技状况的一个宏观概览，如果需要追踪更加细化的指标和数据，就要利用《科学与工程指标》（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与统计年鉴不同，该出版物的内容主要是以报告形式呈现的，是在对所搜集数据做一定处理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

《科学与工程指标》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编辑，自1973年起每两年出版一次，内容包括科学与工程的数据指标及相关报告，还有科技政策专项分析，是反映美国科技发展状况最详细的报告，而且其中还提供了很多历史纵向比较数据，便于读者了解美国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趋势。目前它的用户覆盖非常广泛，包括政府、企业、大专院校、非营利组织、专业团体等。

笔者以《科学与工程指标2010》中“综述”一章作为切入点，引用部分数据和图表介绍美国和其他国家科技发展的情况。在“综述”一章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侧重以国际对比的方式表现美国在全球科技和研发领域的水平和地位高低，这种对比主要体现在研发支出、研发支出占本国GDP的比重、研发产出（期刊论文和专利）等几个方面。

美国一直是、当前仍然是R&D研发支出的头号大国。2007年美国研发支出达到3690亿美元。欧盟保持与美国大体同等的态势，R&D支出为2630亿美元，但亚洲主要国家研发支出的上升势头也不容小觑，2007年达到3380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与美国的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见图1）。2007年，全世界研发支出最大的五个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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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绝对数量的增长，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年来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但若评价过于注重论文数量，并将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最终形式，对于良好科研机制的形成、创新型国家的培育，其作用都是无关宏旨的。

科技评价在学术评价、职务（称）评聘、收入分配、学术荣誉评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阶段，科研评价导向呈现出功利化倾向，评价方法重数量、轻质量，评价内容简单化、模式化，以及一些以量化指标为主导的大学排行榜等社会评价，正使我国科研评价体系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质疑。

有调查认为，只有在那些高等教育和科学评价理念不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才会将论文数量及其它一些非学术因素（数点数）放在“头等重要”地位。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学或权威的研究机构往往更注重科研成果的影响力而非论文数量，他们对于我国一些学术单位过度强调论文数量的现象觉得匪夷所思，不得其解。

篇（8）

人才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增长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对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仅仅是将其投入生产线那么简单，需要激发他们的能量。科技奖励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正反馈机制，最早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指出：奖励制度其模式的核心就是将它当作某种功能强化所导致的产物，是某种功能强化制度。这种强化大致可以从精神和物质层面去理解，从精神层面来考虑科技奖励制度，没有什么比达尔文所阐述得更加贴切了：“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因为想得到我的自然科学家同行的尊重而大大加强。”从美国科技奖励的实效来看，达尔文这种提法是及其符合科技事业发展的规律的，美国的科技大奖中，其中总统科学奖和总统技术奖没有任何奖金，但由于其本身的巨大精神鼓舞而倍受科学研究者所追逐。从物质层面去理解科技奖励制度的价值则更为容易：大部分科技工作是科技工作中谋生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很多专门科研机构工作人员更是如此，在科技领域的突破和获得承认，为后续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其他物质生活方面会有重大改善毕业论文ppt，是推动科技人员积极投身于科技建设的动源。

1中美科技奖励的制度差异

1.1 科技奖励的体制差异

美国的科技奖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部门或总统名义设置的科技奖励，如美国设有国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奖作为政府的最高科技奖项，国家科学奖是美国最高的科学荣誉，由总统授予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国家科学技术奖也是由总统授予促进就业、提高美国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种是各行业、企业和个人设立的各种独立的奖励。如美国的科技咨询机构（美国科学院）、专业协会、各种社会基金、科研研究所、大学学院等设立。这是美国奖励制度的主体，所设立的奖项也基本覆盖了科技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奖项，获奖成果也代表了本学科和本领域的最高荣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科学院奖[②]、美国工程院奖、美国物理学会奖和美国化学学会奖。他们之间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呈现分层分布，各种奖励独立设置，不相互干扰，一种奖励的承认不会影响到其他奖励的参与，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激励性。

中国的科技奖励是由各级政府颁发的奖励作为奖励制度的主体，在绝大情况下，颁奖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了该奖在奖励体系中得地位，如国家奖的效力大于省部奖，省部级奖励效力大于地方奖，地方奖效力大于基层奖。奖励的垂直型分布现象及其明显。中国社会设奖种类也较为丰富，但是得奖无论是对科技工作者的效力还是奖励本身的权威性都不被社会接受，特别是各种逐利团体和个人以各种名义设立的奖项几乎没有任何激励意义，它们的存在只是为这些团体和个人取得各种评审费用和其他各种名目费用的手段。

1.2科技奖励的效力差异

在美国，由于各行业、基金会、企业和大量慈善家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根据刘泽芬等编的《国外科技奖励制度》的介绍，美国除联邦政府设立的国家科技奖励之外，其余的奖励都是由政府奖和民间奖构成，设奖最多的是全国性学会和协会，这些奖励和政府颁发的奖励一样具备权威，能被科技界承认和认可，和少数的政府奖一起组成了极富有激励功能的奖励体系。

中国的国家层面的科技奖励对科研人员来说，也具有极大的价值承认和认同免费论文。获得国家级别的大奖是科学家或者身份和权威认同的方式。但是，除政府之外的科技奖励系统没有充分发挥其效力，这种状况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比政府奖励相差甚远。在1999年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前毕业论文ppt，国家奖励曾经多达800余项，省部级奖励高达1.2-1.4万项之巨。[1]与此相对应的民间奖励只有100多项，在奖励力度和覆盖范围上远远不如政府奖励。

1.3 在奖励的对象方面

在美国，政府颁发的有影响的大奖如美国国家科学奖、国家技术奖等奖项的奖励对象都是个人，奖励的依据是获奖者在所在领域所取得的贡献和影响为衡量标准，由独立的评审委员会组成的评审团评审得出。除政府之外，各民间团体如美国科学院、美国化学学会等颁发的各种奖励，奖励的对象都是依据奖励个人在所在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

在中国，科技奖励的授予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科技成果。国家五大科技奖励中除了数量极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不超过2人）和国家科技合作将（每年不超过5人）是针对人物之外，设奖数目较多（包括各种级别高或者低）的奖项都是针对项目。受国家层面奖励规则的影响，各部委、省（直辖市）、基层单位所设立的科技奖励基本上都是成果奖。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成果奖励的比例占奖励总数的90%以上。[2]

1.4科技奖励资源分配方面

一般来说，科技研究可以根据研究的性质区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是一个源本关系，基础研究是源泉，没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就无法谈起。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往往能够大大的推进科技发展与进步。正因为如此，美国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奖励非常丰厚，据相关统计，美国1991年到2000年间，共有102位科学家活动国家科学奖，而获得科技奖的科学家只有70位。[3]

相比之下，中国的基础研究在整个国家的奖励体系中所占比例较低。据统计，2002-2007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将共计1802项，自然科学奖只有177项。

1.5在对待年轻科学家获奖问题方面

美国非常重视年轻科学家的培养，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量级资助奖励政策和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青年科学家培养长效机制。美国设立了沃特曼奖、总统杰出青年学者奖等专门针对青年学者的奖励，特别是总体杰出青年学者奖，对从事生物、医学、物理等科技领域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学家60名，每位得将人在未来五年内分期获得NSF提供的高达3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各种科研机构、基金会、私人慈善基金等也不遗余力的对年青学者进行资助。这些做法毕业论文ppt，对美国科学界吸引年青科技人才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美国源源不断的吸引发展中国家青年才俊的有效方式。

反观中国，首先是针对年轻科学家培养的奖项缺乏，部分针对年青科学家的奖励因为奖金额度较低，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不够。而以项目为参评对象的评价体系青年学者往往做了较多的事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以年青科学家成果参与各大奖项的评比，虽然有陈智勇这样的70后科学家称为国家自然科学获得者的个例，但整体较少在有影响力的大奖中有所斩获。

二、中美科技奖励制度的差异给我们启示

由于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照搬美国的科技奖励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但是作为世界的科技中心，美国在多领域的核心科技远远强于我们的现实基础之上，对美国的科技制度的研究是很有意义和启发价值的。

2.1 中国奖励制度的体制健全方向

中国基于行政级别的主体奖励评价体系存在很多的弊端，影响了奖励制度的有效激励，首先是区域科技水平发展不均衡，造成同一级别奖励影响力不同。如一个科技成果在西部落后省份能获得较高级别的奖励，而在东部沿海甚至没有入围的希望；其次是行政化的奖励级别势必造成奖励程序的行政化。在我国，候选人由所在部门按行政级别逐级上报，科技行政人员是审批的主要职责人，这种缺乏相应专业的评审者对申报人的行政级别和学术权威等外在条件对奖励的评价，极大的影响了参评项目价值的认可。

科技奖励主体的多元化，已经是各国奖励制度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群有实力和需求的经济体和个人的出现，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奖励的合适时机，扶持各种民间奖励，规范民间奖励的评审过程，逐步扩大民间奖在整个奖励体系中得比例，更关键是提高民间奖的地位，将大部分应用研究的奖励由政府转移到民间，国家层面扩大基础研究的奖励，尤其是弥补国内奖励对教育贡献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缺失。

2.2 逐步提高获奖的含金量

相比美国的科技奖励制度，我国奖励的特点是奖励设立过多，各级行政机构重复设奖。1996年对现存奖励有所精简毕业论文ppt，但是还是数目巨大，特别是以项目为奖励对象的奖励制度，很多人因为行政权力、学术权威和个人关系，“搭便车”现象严重，获得奖励的名单很长，很多没有潜心于科学研究的人因各种关系获得奖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奖励的含金量。这种奖项设置过多，造成单项奖金数额较小，也造成奖励的含金量有所不足。奖励因其崇高性与稀缺性而对科学家产生吸引力，奖金额高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激励科技工作者向难度大、周期长的项目挑战免费论文。目前的奖励方式对获奖者的激励作用不足，在社会上产生的荣誉导向效果也有限，许多获奖者更关注的是这些奖项背后的种种派生利益。

2.3 奖励对象的调整

中国科技奖励制度注重奖励项目，而美国科技奖励注重奖励个人。JerryGaston认为，默顿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只有当竞争机制以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运行时，最能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在普通主义的运行方式下，奖金的额度水平不会威胁到奖励系统，只要资金的分配方式是奖励优秀者。但如果奖金是按照人口或者按照比例方式分配，那么就会对奖励系统造成消极后果。[4]所以说针对项目的奖励在激励效果上有较多的缺陷。严格来讲，科技奖励的本质就是奖励对做出科技成果或者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不存在针对奖励成果的科技奖励。针对个人的奖励也不会对整个团队的进取心产生太大的影响，古语云“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科技奖励中仍然有借鉴意义。长期关注奖励科学技术成果本身，而忽视了创造相关科学技术成果的人，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奖励，就可能抹杀了科学家的贡献，降低了科技奖励的影响力。

2.4引导将研究力量的转移，形成合理的研究经费投入比例

基础理论研究是科技发展之源，只有源远才能流长。中国科技界要改变目前这种“轻基础、重应用”急功近利的研究势头，通过加大对基础研究的奖励投入力度，对研究难度大、周期长的基础理论研究予以扶持。引导高校、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主要研究力量向基础理论研究转移毕业论文ppt，允许各种企业参与各种行政级别的评奖活动，将游离于科技奖励制度以外的科研队伍组织起来，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己投入科研经费和力量，建设自己所需要的应用型科研。同时，要加大应用型成果的针对性。

2.5 奖励要重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与鼓励

青年科技工作者既是科研工作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国家科技发展的未来，又是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韦伯尔分布（历史上重大科学成果获得者即时年龄在年龄谱上的分布规律）表明，历史上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发明者大都是年龄在25—45岁之间，概率峰值是37岁。[5]而科研奖励中的“马太效应”不可避免的存在，尤其是中国行政化严重的评价体系中，各种越轨因素[6]（报奖者的名望、报奖者的以往获奖记录、职权大小、报奖者所在单位的名望、报奖者所在单位的职权大小、以及评委是报奖者、科研主管单位有人参与报奖项目等），使本应该受到奖励的年青科学家败在年长者手下，严重影响了科技奖励的公正性，挫败了年青科技工作者的研究积极性。故可以考虑在科技奖励设置中强制性的设立年青科学家受奖比例，增加年青科学家专项奖励，增强年青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巩固和增强这支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新疆自治区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科技奖励一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DB/L].xjkjeg.eom，2007一06一05.

[2]阮冰琰.中外科技奖励制度差异及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9.8

[3]高洪善.美国的国家科技奖励及特点[J].中国科技奖励,2002 (4): 72-75.

[4]GASTONJ, SONSW J. The Reward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M]. Inc. New York. 1978.

篇（9）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9－0155－05

科技评价作为科研管理和绩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是构建科技发展竞争环境的基础，在推动国家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方面作用重大。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承担着国家的重要科研任务，合理有效的科技评价，不仅可以充分调动研究所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科研任务，而且能为国家的科学研究、奖励、管理提供依据和参考，使管理决策部门正确地评价科学活动，合理地制定激励系统，以保证科学系统积极有效的运行，对科研事业和学科的长远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科技评价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评价特点是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所产出评价，评价结果表现为研究所排名，不与资源配置挂钩。第二阶段的评价特点是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关注重大创新成果、目标完成度和政策引导，评价结果表现为研究所分类排名并与研究所资源配置有所挂钩，同时反馈评价信息到研究所并为研究所提供咨询建议。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建立以综合质量评估为根本、以政策导向评估为重点、以基础数据测评为基础的综合质量评估体系，把战略规划评估纳入评价，尝试了创新能力指数评价[2]。

以上评价的3个阶段伴随着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第三阶段的评估体系全面总结和评估了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知识创新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有科学院特色的评价模式尚待建立，科技评价尚不能有效支撑科学院战略管理和绩效管理的需求，科技评价方法有待完善和进一步创新[2]。目前，中国科学院应总书记“不仅要创造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效益、一流的管理，更要造就一流的人才”的要求，开始实施“创新2020”，着力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为此，研究所的评价导向应有所调整，应建立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研究所评价体系，尤其注重对人才的评价。

本文在讨论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研究所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优化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思路。

1 常用指标分析与优化思路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研究所评价体系共包括24个基础指标元素（见表1）[2]，其中的很多指标是科研机构常用基础评价指标，也是科技评价必不可少的指标，如论文等出版物以及影响因子、检索系统收录情况和被引频次，获奖成果，专利和软件著作权，项目数和经费，将帅人才等等[3]。下面就在讨论这几项常用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改进思路，使之更适合中国科学院的创新评价需求，达到评价导向和支撑科学院战略管理与绩效管理的需求。

1.1 论文数和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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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十一五”期间，科技产出成绩斐然，专利和论文位居世界前列。全国累计登记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7.9万项；累计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160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6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305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2项；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谷超豪、孙家栋、师昌绪、王振义等9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报告指出，这5年间，中国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具体如下：

——“嫦娥”一号、二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使中国跨入深空探测新领域；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并在国际TOP500组织的最新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建设任务圆满完成；

——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建成；

——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飞机完成总装下线并首飞成功；

——首台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海上试验突破3700米水深纪录；

——首次环球大洋科考凯旋；水稻基因育种技术再获突破性进展；

——甲型H1N1流感疫苗全球首次获批生产。

报告指出，专利数量是反映一国科技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十一五”期间，中国专利部门累计受理境内专利申请363.6万件，授予专利权202.8万件，境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以24.7%和35.4%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递增。专利数量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日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