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商贸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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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贸论文

金融商贸论文篇(1)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润滑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金融商贸论文篇(2)

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及中国成为WTO的成员国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比过去更加关注商业银行或其他机构提供的服务能否更加便利其整个交易过程、扩大信息来源、减少相关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企业对贸易结算和贸易融资服务的要求已经从最初的交易支付和现金流量控制的需求,发展到对资金利用率及财务管理增值功能的需求。如何拓展表外业务及培育新的收入增长点等问题,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贸易融资发展文献综述

首先是贸易融资的境外发展历程:境外主要致力于国际贸易方式、银行贸易融资服务和风险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境外的专家学者便己开始关注贸易融资研究。1974年,GerhardWschneide较早地论述了贸易融资问题,从国际收支平衡和管理角度出发,阐述了贸易融资的重要性;认为进出口贸易双方都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力争采取有利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方式以规避风险;通过对贸易融资流程展开深入的研究,他还提出国际贸易融资的一般技巧和方法,并认为在即时的交易中,融资体制需因承担外汇风险的当事人不同而异。J.R.

Hicks&J.Niehans(1983)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S.Davies&R.Sylla(1992)的金融创新理论等,以这些理论为主的金融创新理论成为国际贸易融资创新的理论源泉。DavidBlake(1996)则在汇票融资方面颇具独到见解,他通过研究汇票结算方式下融资的特点,充分阐述了汇票结算方式下所进行之贸易融资的优越性。Gerhardw.sehaeide、Hansen先后从银行角度出发,并从资本约束、制度约束、自偿性贸易融资链等方面提出了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 创新的方法和策略等。2007年,Riehard Baroviek联系资金、技术、以及更多中间商等因素对贸易融资供应链进行的研究。2008年,K.N.Huang针对银行在贸易信贷融资项目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进行的方法研究。其次是贸易融资的国内发展历程:国内对国际贸易融资问题的研究时间尚短,从1994年第一届贸易融资研讨会的召开后,贸易融资才真正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对国际贸易融资的研究主要围绕在 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现状、贸易融资方式、银行贸易融资风险防范、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等几个方面,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有所提高,并对现实的操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融资方式的应用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出现在国内国际贸易融资兴起初期,国内银行和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方式还较为陌生,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对推广国际贸易融资、引进和借鉴国外较成熟的贸易融资体系和方法等方面展开分析和研究。二是贸易融资产品的创新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及其结算方式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内商业银行不断进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如姜学军(2003)网强调创新对银行、进出口企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分析了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与银行其它业务的区别,创新业务与传统。

二、对中资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建议

首先,企业在找第三方担保时,会顾虑对方将来会要求自己提供担保,进而产生其难以控制的风险;其次,部分申请国际贸易融资的企业为贸易公司,缺乏银行认可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土地等,生产型出口企业的机器设备虽能用于抵押,但抵押率低,而且费用高、手续烦琐、时效性差,不符合国际贸易融资方便快捷的特点;最后,企业对国际贸易融资产晶不熟悉,对各种金融工具不能合理运用。

国际结算业务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资金收付,在结算的同时提供贸易融资已成为国际银行界的普遍做法,我们的银行对此要加以重视,在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客户对 外贸易的期限、支付方式等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并借鉴国际银行界的做法,将传统的贸易融资方式与新的融资方式融合起来,这样,既能树立银行的品牌,又可占得市场先机。

金融商贸论文篇(3)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

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

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这些工作对国际贸易视角下的金融危机影响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仍需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完善:(1)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系统理论;(2)缺乏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此展开研究:首先,对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进行梳理;

其次,用引力模型定量测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Diamond和Dybvig(1983)发展了一个银行挤提的经典框架。在一定假设下,认为投资者可通过建立一个银行来集中风险从而提高其效用。

所有的投资者在银行中储蓄他们的财产,根据无耐心的投资者的数量,银行划出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把其余的进行项目投资。但是,由于投资者的类型是私人信息,所以有耐心的投资者可能会自称是无耐心的而在项目到期前提取其存款。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动力这样做,因为较早收回资金会降低他们的效用。但是,如果出现经济恐慌,有耐心的投资者会希望收回他们的存款。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的存款将不足以满足这种提取。银行不得不在长期项目到期前进行清算,因为项目的销售回报少于最初的投资,结果是出现银行挤兑和一些投资者什么也得不到。

上面的框架没有分析银行挤提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和Leonard K.Cheng(2003)通过提出四个假设,把这个模型扩展到包括国际贸易的情况,即在下面的假设下,就可以分析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影响了。

(1)假定投资者分为两类: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本国投资者拥有本国商品,外国投资者拥有外国商品,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是有耐心的或无耐心的概率是一样的,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都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买卖。

(2)生产本国商品的长期项目需要外国商品和本国商品作为投入。由于总投资增加,所以对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为了简化,假定外国投资者的储蓄少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所以,为了进口外国商品,不得不出口一些本国商品。

(3)外国投资者仅消费外国商品,本国投资者既消费本国商品又消费外国商品。投资者从银行收到的回报是本国财产,所以他们需要用一部分或全部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外国商品。

(4)存在有重叠的后代。新一代的投资者像前一代一样,把其财产储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储蓄投资到一个长期项目中。假定本国投资者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外国投资者的数量依赖于前一资者的经历。如果以前出现银行挤提,新外国投资者的数量将会减少,即银行挤提后资本流入会减少。

如果在项目到期前出现银行挤提,所有的投资者都会提取他们的存款。由于项目的非流动性,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取回存款,通常投资者会遭受损失。所有的外国投资者(如果没有银行挤提,只有无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带着提取的存款离开这个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入减少了。

综上,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国际贸易。

(1)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在没有银行挤提时,有耐心的外国投资者会在项目到期后提取存款,且存款将会被下一代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投资的流入抵消。但是,银行挤提会使他们较早收回资金并减少未来的新外国资本流入。所以,金融危机在危机期间能刺激出口,但是在危机后会减少出口。

(2)投资需求渠道。随着总投资的降低,对外国商品的投入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通过这种渠道,金融危机对进口有长期的滞后负影响,短期内这种负影响不会显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的降低,经济必须出口更多的本国商品以便进口外国商品以增进投资投入。因此,金融危机在危机后将会促进出口。

三、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

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来检验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估计双边贸易值,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为揭示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本文把引力模型扩展到包括金融危机变量的情况,采用的回归方程如下:log(expa,b)=c+λ1log(pexpa,b)+λ2loggdpi+λ3loggdpe+λ4logpgi+λ5logpge+λ6logdis+λ7comland+λ8island+λ9bi+λ10pbi+λ11be+λ12pbe+εa,b其中,被解释变量expa,b是从a国到b国的出口额,关于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理论假设(正向或负向)和说明参见表1。

下面解释模型中部分自变量的选择依据:(1)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有的研究指出,当引力模型样本中包含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时,最好使用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指标,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偏差。但通常的观点是,购买力平价收入指标适合估计长期贸易流量,基于汇率的名义收入适合分析短期贸易流量。由于本文样本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小,所以使用了常采用的名义指标体系。

(2)人口与人均GDP。除了GDP这一衡量经济规模的指标外,原始的引力模型还包括人口变量,但Bergstrand(1985)等认为人均GDP比单一的人口变量包含了更广的经济意义,它包括经济发展的程度、代表性需求水平和要素禀赋比例。因此,本文在实证检验时采用了人均GDP。(3)绝对距离和相对距离。在地理距离这一变量上,一般采用的是两国政治或经济中心之间的空间距离来衡量绝对距离,绝对距离通常由两国首都或经济中心间的球面距离,或两国主要港口间的航海距离测定。

绝对距离通常代表贸易阻力,主要包括运输成本,两国间绝对距离越远,相关成本越高,贸易流量也就越小,所以绝对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负相关。

近年来有学者主张采用相对距离来表示成本,即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的比值,并有若干具体表述的统计形式。

但从已有的研究看,相对距离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较低,所以这里选取了绝对距离。

(二)样本、数据和方法

选取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九个欧盟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英国)、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韩国、新加坡、“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及遭受金融危机较严重的冰岛,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量的大部分,所以很有代表性。

各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的COMTRADE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GDP和人均GDP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距离数据通过网站http://www.geobytes.com/default.htm中的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得到;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赋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四月的《世界经济展望》。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于年度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鉴于所使用的样本为单一时点的截面数据,模型应当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而通过对数变换也基本上克服了引力方程的异方差问题。

(三)实证结果

在测度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先检验基本的引力模型,见表2的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的是比较好的,大部分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这说明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可以较好地决定样本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中,反映经济规模总量的GDP的影响力大于人均GDP的影响力,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均不显著,出口方的该值系数甚至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各国的贸易规模更多情况下是由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总供求能力决定的,另外样本中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结构还处于较低级阶段,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主要是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后,把金融危机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其结果在表2的第二列中。可以看出,拟合效果也较理想,前一年度的出口和进出口双方的GDP对双边贸易仍然是显著正相关的。从表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对进出口的短期影响(bi和be的系数)都是正的,但不显著,长期影响(pbi和pbe的系数)是负的,并且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此外,进出口双方的人均GDP、距离和共同的陆地边界虽然与预期相符,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为了获得更好的模拟结果,采用“后向法”对解释变量进行筛选,即从加入了危机变量的方程开始,每次减少一个变量,标准是其t值不显著而且过低,这样直到新方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依据这个原理,剔除变量logpgi、logpge后得到表2第3列的回归结果,再继续剔除logdis和comland,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4列。结果表明,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除了出口国当年的危机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基本都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调整后的R2仍高达0.989,pbi和pbe的显著性水平高于bi和be说明金融危机对贸易的长期影响更为重要。

(四)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爆发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采用2008年20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测一致,即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有显著影响,外国资本流动效应大于投资需求效应,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文中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是双边贸易值,也可用双边贸易量来替代。另外,本文的研究至少可以在下列几个方面延续:(1)国际贸易商品分为很多类别,详尽研究金融危机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国际贸易的影响,对有的放矢地指导贸易策略是有意义的;(2)不同国家由于其开放程度的不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金融危机对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International Tradeand its Lesson for ChinaWang Xiaomei1,2 Qin Xuezhi1(1.Management School,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China;2.Business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Abstract: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direct way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By quoting and comparing theclassical bank run theory and gravity model,this paper firstly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international trade.It then uses bilateral trade data and macroeconomic data in 2008 from 20 selected countries to do an empirical research.Thefindings show that financial crisi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ts impact can be lagged.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mpact.

Key words:gravity model;financial crises;international trade(责任编辑:张积慧)单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外国资本流动渠道和投资需求渠道显著影响国际贸易,因此,要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冲击,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吸引外国投资

在世界金融危机,资本流动性趋于缓和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FDI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FDI的引进,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而且能弥补出口下降产生的外资短缺。

(1)扩大吸引FDI的领域。根据全球FDI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应利用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的投向,可着重在基础设施、服务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积极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这些领域近年来是投资的热点,而且通过引进外资来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2)拓展FDI的来源地。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我国在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同时,应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促进的力度,大幅度提高利用发达国家资金的比重,这样既能提高外资规模,也有助于提高外资质量。

(3)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目前,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外商投资进程的推进,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各类法律,创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更加公正和透明。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增强环境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二)促进贸易融资

在进一步放松银根,扩大贷款额度,降低银行利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等措施的基础上,还应采取以下措施:(1)创新金融机构贷款方式。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贷款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应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保单贷款、出口订单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并开展延长贷款期限、实行灵活的还款方式等支持出口企业融资。

(2)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不仅可以控制收汇风险,加速资金周转,增加贸易机会,还能从银行获得融资,对企业可谓是一举多得。所以,相关政策的出台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模,使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降低保险费率,以减少出口企业的成本。

(3)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大部分出口商多为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在贸易融资时困难重重,金融危机的发生对其无疑是雪上加霜。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快发展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此外,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充分运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多种信用增值工具,设计多层次的贸易融资产品组合,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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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LICK,REUVEN,ANDREW R.Contagion and Trade:Why AreCurrency Crises Regional?[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Finance,1999,18:60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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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ERGSTRAND J.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Som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Th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5,20:201-219.

金融商贸论文篇(4)

金融发展主要包括两个人方面,一是金融规模的增长,二是金融效率的提高。金融发展不是单一静态扩张而是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逐步动态优化的过程,在该过程中金融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不断创新、优化、融合与完善,从而使得金融实现对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使得配置成本逐步降低。出口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经济联系。一般来说出口结构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出口结构指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方式结构、出口商品的市场流向结构、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等,而狭义的出口结构仅仅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比例,一般以各类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衡量。本文的出品结构是指狭义的出口结构。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大都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隐藏于一般理论当中,如金融机构理论、门坎效应、AK模型等。同样地,无论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还是内生贸易论,各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理论都不是很明确。但金融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同属于国际经济学的范畴,二者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国际贸易理论一般都认为资本的充裕程度、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然而金融的发展不仅会使得资本有所积累、技术取得进步,还可以通过对行业的资本的投入形成规模经济。这形成了本文分析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的理论基础。

二、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

要想使得金融发展在出口结构优化中发挥作用,必须要明确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对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

(一)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积累影响出口结构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的一方面能够动员储蓄,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资本积累,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来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这些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资本比较优势的转变。同时在人力资本方面,金融通过其功能的发挥向教育提供资金从而影响教育效率,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些都有助于资本禀赋的增加,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变化,外贸结构发生转变。金融发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效应,导致资本禀赋发生改变,进而引起比较优势的转变,促进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

(二)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影响出口结构

高新技术行业高投入低回报的特征使得其投资风险大、回报周期长。而健全的金融体系通过动员储蓄聚集社会闲散资金,使得一国技术创新得到大量的资金支持。不仅如此,金融部门的支持还会在先进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生活中有用的生产力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在经济运行中一国金融部门不仅仅是融通资金,它还可以分散一系列风险、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还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道德风险的逆向选择的问题。所以说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方面的支持,不但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还会帮助推广和普及新的科技成果。根据动态贸易理论,技术可以作为独立要素影响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国际贸易。所以当金融发展促进一国的技术取得进步,其贸易基础发生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转变,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

(三)金融发展通过规模经济影响出口结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规模经济是指扩大生产规模会使得资本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上的经济节约性。但是只有大规模的生产才会实现产业的规模经济,而大规模的生产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毋庸置疑,金融体系可以提供大规模的融资,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能够大规模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济。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促使产业内专业化的产生,使得产业内的贸易实现迅速发展。当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规模经济时,不仅会促使该行业扩大生产规模,还会使得行业生产节约生产成本,同时应用高新技术提高产量和质量,最终实现出口的比较优势。所以,金融发展会通过规模经济促进一个国家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

(四)金融发展通过分散风险影响出口结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要面临融资风险。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该国选择进口还是出口具有风险产品,原因在于发达的金融市场拥有健全的金融制度,高风险行业可以通过该国完善的信贷市场较为容易的筹集到资金,这样会使得行业内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见降低。所以当一国的金融市场越发达,一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面临的风险溢价和边际成本也越低,最终降低该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风险。

资本和密集型行业不仅面临融资风险,其在出口的过程中还会面临各种贸易风险,显而易见,这些风险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出口贸易。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的特性使得其可以分散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比如出口过程中的汇兑和运输风险可以通过保险市场的发展来规避;出口贸易中的商业信用风险则可以通过信用证和出口信贷来化解;

而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能规避出口收汇时的价格和汇率波动等风险。

所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能为资本和技术密集行业提供资金融通的便利,还可以通过其风险管理功能促进企业的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利用减弱企业面临的风险来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一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

金融商贸论文篇(5)

国际贸易水平与金融发展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据有关文献阐述,各国金融发展能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即能为各国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而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带动金融企业进一步拓宽其上升空间。金融发展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转变、国际贸易流量,反过来,国际贸易水平是决定金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结合新世纪下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

1金融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

在经济的发展中,各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两者间具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回顾性分析,各国金融发展推动了国内、外的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具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因此,两者存在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1)金融发展是各国外部经济的主要来源,具有比较优势,合理而科学的运用这一优势能让国家的经济水平得以迅速提升。金融的发展是国际贸易模式转变的主要因素,金融发展的走向影响着决策者改变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各国各区域的企业决策者根据国内外的金融发展趋势,分析目前国际贸易的走向,进而寻找利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的商品结构,从而为商品项目的开发、商品销售而选择适宜的商,即区域结构。区域结构的构建需符合当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现实意义。

(2)从区域结构的角度进一步来看,因金融始终能支持国际贸易市场、分散服务与商品销售风险,进而体现了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发展越迅猛的区域,其国际贸易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

(3)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与别国合作、竞争的“集体市场”,国与国间的商务流通能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进度。各国领导层不断开拓进取,尽可能的创新商品开发项目,以适应于当今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市场,进而实现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提升,从而推动国内外的金融发展。

(4)国际贸易具有规模能动性,贸易自由化推动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市场的创新,同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加速金融市场对外开发的进度。因此,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是导致金融市场走向自由化、对外开放的决定性因素。

2深化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2.1金融与国际贸易存在互动的关系。互动是金融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杠杆,两者间实现高效互动能进一步拓宽各自的发展空间。以我国为例,因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从我国国情需要还是民生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都是提高国民经济的主要手段,进而促使经济水平得以持续提升。我国国内各行各业为拓宽其发展规模,不断在国际市场上与同行领域进行竞争、挑战,尤其是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规模的扩大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金融服务走向国际贸易化,其中包含了国际贸易结算、国际贸易风险规避与国际贸易融资,这些金融国际贸易业务为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希望。其次,国际贸易具有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金融企业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秉承自由化的人文理念,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提高与别国合作、竞争的实力,进而在国际市场上拓宽了上升空间,从而为金融企业的发展奠定了保障。

2.2贸易政策与金融调节。虽然,国际间提倡贸易自由化的理念,但这远远还不够,在新世纪下,国际仍需重视完善贸易政策,国际市场的正常、协调离不开贸易政策的支持。一个国家的发展需有法可依,同理,对于国际贸易市场这一衔接各国经济的发展平台而言,完善贸易政策才能共同促进国际市场的秩序。据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考究贸易政策的作用,证实其属于金融调整的重要手段,对金融状态的调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根据当前国际贸易市场的形式制定适应发展的贸易政策是各国实现金融调整的有力保障,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其不断优化传统的体制,体制的更新与进步才能适应竞争力激烈的国际市场,进而推动金融企业的发展。

2.3金融发展水平与国际贸易模式的更新。一直以来,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造成了影响,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的形式转变得更加优化。

(1)金融发展能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发生质的飞跃,以金融企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为例,国家借助于对金融的依赖性进而面向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从而加大了产品对外贸易的数量,以便于拓宽出口。与此同时,在金融发展的影响下,国际贸易模式的结构出现了变化,商品结构促进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改善与进步,进而也促使金融企业的发展发生了变革,使国家发展与世界经济拉近了距离,是国家发展的有力保障。

(2)对于金融企业发展水平较优的国家,不言而喻,国际贸易模式的商品结构与区域结构势必会转换,利用金融发展水平这一有力条件提高进出口贸易的进程。

(3)为实现国际市场持续发展,国际贸易模式应尽可能的满足各国的需要,模式需应以能匹配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形势为依据,构建“大众化”的国际贸易模式是拓宽国际市场的主要手段。

(4)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各国参与竞争、合作的有力条件,金融市场的拓宽,其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理念,进而促使国际贸易模式变更后仍然以自由化的人文理念为核心思想,为决策者实现贸易模式的变革带来现实意义。

3结语

以上论述,金融企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如同矛与盾,只有两者结合、共同作用才能产生相互效应,实现双向能动性。因国际间一直提倡贸易自由化的人文理念,在未来,国际贸易的政策与金融体制的改革势必会更加的完善,进而推动金融企业与国际贸易市场的发展,从而提升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

金融商贸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52.62;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66-10

一、引言

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对贸易的影响在于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降低外部融资成本、扩大融资规模。Kletzer & Bardhan(1987)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被视为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一样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金融体系完善的国家更具有贸易比较优势。Raja & Zingales(1998)的研究结果从行业层面证明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资产交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外部资金依存度较高的产业将发展更快、出口份额更高、贸易获利更大。Beck(2000,2002,2003)从金融市场动员储蓄的功能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规模经济,采用多国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规模收益越高的制成品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越强、规模收益与外部融资需求具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Svalery & Vlachos(2005)和Manova(200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部门的出口份额较大。Bena & Ondko(2012)利用1996―2005年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检验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认为金融发达国家的企业需要借助外部融资实现高速增长,为企业成长提供外部融资是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朱彤等(2007)使用中国23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外部融资支持并提高外部融资依赖较强行业的比较优势。谈儒勇(2007)选取31个省区20个行业的1 860个样本,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程度的乘积项发现,金融发展对不同省区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会随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不同而不同;在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区,适合引导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发展,而对外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则宜于到金融相对不发达的地方发展。朱彤和曹珂(2009)基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视角,采用中国制造业部门2001―2006年28个行业的相关数据,针对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行业因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差别而导致资金获取规模的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通过金融发展而得到丰富的资金支持,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李连发和辛晓岱(2009)通过分析33个国家非上市企业的数据得出结论,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性越强,融资成本就越低,金融发展对企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高玮(2010)通过构建PR模型考察了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不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得出了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类型的制造业发展的结论。齐俊妍(2010)基于行业的外部金融依存度,考察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关系,发现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孙灵燕和崔喜君(2011)从融资约束角度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对出口增长的作用更明显。贵斌威等(2013)使用2001―2007年金融业和制造业的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融资依赖效应,结果表明,行业的融资依赖度越大,国有比重越小,将从金融发展中取得越大的优势。

曾璐璐:外部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增长

综上所述,在已有的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中,研究者大都将金融作为一种影响因素,通过分析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效率等方面对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来阐述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的作用;也有部分文献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将金融视为一种要素禀赋,讨论如何通过动员和利用外部资金来影响一国的贸易水平。但是从外部融资依赖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贸易发展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大部分现有研究都是从金融市场的功能出发,而没有区分外部融资的资金来源。然而从融资渠道来看,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例如银行信贷、FDI、股票与债券以及其他来源的资金,很可能对一国贸易水平产生差异性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资金来源出发,讨论不同类型的外部资金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具体讲,本文将分别考察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金――“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关系,并分析在不同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条件下这两种异质资金对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一个系统框架下考察外部融资依赖度、金融发展和地区贸易增长三者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为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根据Raja和Zingales(1998)所提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性可以通过微观机制和影响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效应,本文预期得出以下结论:地区经济越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考虑到不同的外部资金融资渠道,即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对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地区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下面首先构建计量模型,然后对所使用的变量和数据进行说明。

1.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Raja & Zingales(1998)建立模型的方法,使用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联合作用对各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EXPORTit=c+α1INDit+α2FINANCEit+α3INDit×FINANCEit+α4CVit+μi+γt+εit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EXPORTit表示出口贸易额,采用各地区当年出口额(按照年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并用GDP平减指数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度量。

解释变量IND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FINANCE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金融发展水平;INDit×FINANCEit表示地区i在第t年的外部融资依赖度与该地区同期的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用来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相互作用是否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如果这一指标的系数显著,则表明金融发展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 CVit表示控制变量,μi、γt、εit分别表示截面特定效应、时期特定效应和残差项。

在所有的待估系数中,α3为本文实证检验的关键。如果α3的符号为正且显著不为零,则可以说明地区经济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具体就不同融资渠道而言,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和FDI的融资依赖度越高,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变量选择

(1)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2001)以国际金融统计的相关数据为基础,编制了一套衡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此后的研究大多沿用了这一体系中与金融中介相关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等指标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变量。Love(2003)将金融中介发展指数与股票市场发展指数之和作为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总体指标。考虑到我国的股票市场发育不完全以及我国金融市场融资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区分了不同的融资渠道,从两个方面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it):一是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即信贷密度,用DENLOANit表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GDP比重,即外资密度,用DENFDIit表示。其中,第一个指标着重刻画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的集中程度和金融发展深度,信贷比重越高表明金融机构(银行)投放贷款量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第二个指标侧重讨论可获得的外源资金中FDI的资金数量和贡献率,外资密度越高表明外资的流入量越大,越有利于解决资金约束瓶颈,促进出口。

(2)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指标

Rajan & Zingales(1998)、Beck(2002,2003)、Svaleryd & Vlachos(2005)、谈儒勇(2006)的相关研究中,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指标的测量均以行业数据为基础,以检验不同行业由于各自的行业特征差异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是否不同。与以上着重微观层面的行业研究不同,本文侧重从宏观层面考量不同地区对不同融资渠道的依赖程度。考虑到企业融资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固定资产积累及再生产,我们借鉴并改进黄玖立(2010)的做法,对外部融资依赖程度(INDit)的度量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区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用INDLOANit表示,采用国内贷款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本文将除自筹资金之外的其他形式的资金,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主要为FDI)、债券、其他来源,统一界定为外部资金。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二是地区经济对FDI的依赖程度,用INDFDIit表示,采用利用外资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外部资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度量。

(3)控制变量

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除了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以外,还受该地区的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为了控制其他地区特征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控制变量重点考虑了以下影响因素:

一是政策性因素。为把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政策特征因素:国内投资(DIit),采用各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额与外商固定资本投资额之差度量;政府支出(GOVit),采用各地区当年财政支出额度量;外资比重(SHFDIit)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从事出口贸易,FDI对地区的出口贸易应当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 ,采用各地区外资工业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度量。其中,前两个指标反映了地区经济的政策导向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第三个指标不仅能够直接体现外资企业所占份额,还能够间接体现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

二是制度性因素。本文选取用两个制度性变量:国有化程度(SOEit),采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度量;信贷偏向(BIASit),采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比重度量。由于体制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的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国内信贷市场受到融资约束限制,这种信贷资源的偏向性供给可能会对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要素禀赋,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分布不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资源丰富程度和劳动力密集程度也是影响地区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采用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度量农业禀赋(DENARGit),采用当年煤炭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度量自然资源禀赋(DENINit),采用就业人数(LABit)和高等学校在校人数(EDUit)度量人力资源禀赋。

3.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内地29个省区(不包括、重庆)2001―20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有些省份某些变量的数据区间小于2001―2012年,本文保持原数据区间不变。计量所用数据均采用CPI指数消除了物价因素,并将相关数据单位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同时,各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增强数据测量的平衡性。表1为数据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即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并由Hausman检验决定最终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计量结果。通过检验结果的对比可知,本文的待估模型均应该选取固定效应的形式。由于文中采用的数据是面板结构,因此我们使用GLS方法消除面板数据中的异方差。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1.0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回归,表2的(1)~(4)列列出了采用“信贷密度”(DENLOAN)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采用“外资依赖度”(INDFDI)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5)~(8)列列出了采用“外资密度”(DENFDI)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采用“信贷依赖度”(INDLOAN)衡量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9)列报告了以上四项变量的联合回归结果。

1.分别用“信贷密度”和“外资依赖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

仅加入INDFDI变量未加入DEN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1)列,INDFDI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表2的(2)列为未加入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信贷密度是否会独立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数据显示信贷密度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2的(3)列为同时加入DENLOAN和INDFDI变量的回归结果,DEN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而IND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是显著为正。加入DENLOAN和INDFDI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4)列,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因此,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信贷是各地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但与出口贸易增长负相关,信贷资金供给越多越不利于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对外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越快。

信贷密度与出口贸易负相关的结果与预期不符。根据以往经验研究(孙兆斌,2004;阳佳余,2007),地区银行信贷可以促进当地对外贸易发展,增加出口。而本文模型中的这一指标系数显示为负,表明信贷资金的密集投放并没有对地区的出口贸易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多供给较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相对高效的非国有经济在信贷市场融资困难。控制变量中的两个制度性因素――国有化程度(SOEit)和信贷偏向(BIASit)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这两个指标的估计系数均为负 ,其中国有化程度更是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国有经济集中和信贷资金流向国有经济较多的地区,银行信贷对出口贸易没有正向助推作用。也就是说,国有化程度越高,信贷资金越集中供给国有经济的地区,出口贸易发展越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4)列结果显示DENLOAN和INDFDI的系数均为负,而DENLOAN与INDFDI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信贷密度和外资依赖度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关系,见表3。

INDFDI临界值为0.07%,大于临界值时,DENLOAN增加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小于临界值时,DENLOAN增加不利于出口贸易增长。

DENLOAN临界值为0.35%,高于临界值,则INDFDI越高越能促进贸易出口;小于临界值时,INDFDI较低有利于贸易出口。若INDFDI大于临界值0.07%,DENLOAN越高越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若DENLOAN大于临界值0.35%,INDFDI越高越能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结论是,INDFDI越高的地区,DENLOAN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增长。

若INDFDI小于临界值0.07%,DENLOAN较高不利于出口贸易增长;但DENLOAN过低以至于低于0.35%时,INDFDI的增加对出口的是不利的。结论是,在INDFDI较低的地区,应该有适宜的DENLOAN与之相匹配。

从表3中可见,要使外资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为正,信贷密度必须大于一定临界值,即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额占当地GDP比重超过0.35%,低于0.35%时外资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信贷密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通过信贷投放为地方企业提供资金,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满足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相反还可能因为滞后的经济环境减少对外资的有效利用。(4)列数据还表明,DEN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0.46+6.69×INDFDI,当外资依赖度高于0.07%时,DENLOAN与出口贸易是正向关系,反之仍为负向关系。因此,结合INDFDI和DENLOA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得到的结论是:不同地区、不同外资依赖程度下的信贷密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无论是从INDFDI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还是DENLOAN对出口贸易的边际作用来看,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小于0.07%)的地区,过高的信贷密度将直接通过DENLOAN变量对出口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信贷密度太低(低于临界值)的金融发展水平,又会由交互关系导致外资依赖程度对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些地区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信贷密度与当地的外资依赖度相匹配。

2.分别用“外资密度”和“信贷依赖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估计结果

仅加入INDLOAN变量未加入DENFDI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的(5)列,IND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2的(6)列为未加入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检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外资密度是否会独立对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分析显示DENFDI对出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表2的(7)列为同时加入DENFDI和INDLOAN变量的回归结果,DENFDI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而INDLOAN对出口增长的作用仍显著为负。加入DENFDI和INDLOAN交互项的结果见表2的(8)列,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各地区的重要外部资金来源,与出口贸易增长正相关,FDI数量越多越能拉动出口贸易增长,也就是说,FDI有助于缓解地区经济的融资约束,弥补资金缺口;同时,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越慢。

对于信贷资金依赖度与出口贸易存在反向作用不难解释。与一般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所不同,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特征(黄玖立等,2010)。由于证券市场发育迟缓,大量外部资金以信贷方式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而银行贷款的发放带有强烈的选择性,其主要依据不是投资项目的潜在获利前景,而是制度特征,即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Huang,2005)。制度上的偏向使得低效率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长时间依赖银行贷款这种廉价和便捷的融资方式,以优先获得连续、丰富的资金供应。这意味着,对信贷资金依赖度越高的地区,其国有经济成分所占比重越大。而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是由非国有经济贡献的,也就是说,相对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并不能从信贷渠道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其出口比较优势。

与DENLOAN作为金融发展水平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类似,表2的(8)列结果显示INDLOAN的系数为负,而DENFDI与INDLOAN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外资密度和信贷依赖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IND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是-2.31+1.41×DENFDI,这表明,要使信贷依赖度对出口贸易的作用为正,外资密度必须大于一定临界值,即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地GDP比重超过1.64%,低于1.64%时,信贷依赖度的增加对出口贸易表现出负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外资密度较低的金融市场不仅不能缓解信贷资金不足对非国有经济带来的资金约束,相反还可能因为非国有企业通过非正规渠道向国有企业借贷而增加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减缓出口贸易增长。结合DENFDI和INDLOAN对出口贸易增长的边际作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外资数量的增加可以给地区出口贸易带来正向效应,但不同地区、不同信贷依赖程度下的外资密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尽相同;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小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表2(9)列的结果也支持了以上分析,无论是以信贷密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还是以外资密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都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在外部融资促进出口贸易增长过程中具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增长。此外,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外资密度的估计系数均大于信贷密度的估计系数,表明相比信贷资金,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更强。

3.控制变量的估计

政策性因素中只有政府支出指标(GOV)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政策的干预与调节是地区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符合我国一直以来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一般预期。国内投资指标(DI)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外资比例指标(SHFDI)的稳健性不强,表明这两个指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确。

制度性因素中国有化程度(SOE)和信贷偏向(BIAS)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其中国有化程度在各方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显著性较高。这基本反应了我国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偏向较低效的国有经济的事实,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困难阻碍了出口贸易的发展。

要素禀赋变量中的农业禀赋(DENARG)的系数为正,但稳健性不强,表明农业资源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因素之一,但各省份之间的禀赋差距不大;自然资源禀赋(DENIN)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自然资源禀赋的确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但并不能在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结构中形成贸易优势;表示人力资源丰裕度和技术水平的变量LAB和EDU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一方面揭示出我国充足而又低廉的劳动力是构成现有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力资本的技术水平也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地区出口增长率(GEX)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金融发展水平与外部融资依赖的联合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和显著性。我们重复了表2的模型回归,将结果列于表4,其基本结论与之前分析基本一致。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外部融资依赖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前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五、结语

本文采用中国29个省区2001―2012年的相关数据,基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表明:(1)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外部融资渠道。在信贷资金的配置过程中,由于银行部门存在制度性选择歧视,信贷资金大量集中于低效率的国有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普遍遭遇“融资约束”,这使得信贷资金并没有在促进出口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限制了地区出口比较优势的体现;而外资数量的增加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非国有经济的融资压力。(2)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但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不同的地区,金融发展通过不同融资渠道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在外资依赖度较高(大于0.07%)的地区,较高的信贷密度(大于0.35%)更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依赖度较低的地区,需要寻找一个适宜的信贷密度与当地的外资依赖度相匹配以促进出口增长。在外资密度较高(大于1.64%)的地区,信贷依赖有利于出口贸易增长;而在外资密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依赖会给出口贸易带来不利影响。(3)与信贷融资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效果更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调整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配置结构,纠正制度性扭曲对非国有经济造成的融资约束;第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引导FDI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以缩小贫富地区的出口差距以及收入差距;第三,在对外资的引进过程中,要注意结合我国不同地区的融资依赖特征,发挥信贷资金与外资的相互作用;第四,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匹配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

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样本,从融资渠道角度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但不足之处在于:(1)对于融资渠道的度量并不全面,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只是金融市场的两条主要融资渠道,股票、债券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资金来源并没有在文中涉及,在以后的研究中,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可操作性的增强是,对其他融资渠道的研究也可以纳入;(2)本文的样本区间仅为2001―2012年的数据,研究区间较短可能会影响对某些变量的分析及其显著性的讨论;(3)本文采用的是宏观层面的样本数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行业、产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一步研究融资渠道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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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贸论文篇(7)

一、文献回顾

在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决定国际贸易模式的比较优势来源于国家间的技术差异或者禀 赋差异。然而,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忽略了金融发展对国际 贸易的影响,但已有文献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是国际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之一。Kletzer &

Bardha n(1987)证明,即使一些国家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资源禀赋,并且不存在规模经济,在一个 信贷市场不完美的世界中,它们的比较优势也是不一样的。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里 ,该国企业面临的信贷配给就不会紧张。[1]这些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中间品 或初级产品,而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的贸易模式则相反。而Baldwin(1989)从风险分散 角度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是一国贸易比较优势的源泉。他证明,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来 自需求冲击的风险更可能被分散,从而生产风险商品的企业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更低。所以, 这些国家出口风险商品,进口非风险商品。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其贸易模式则相反。

Rajan和Zingales (1998)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则外部融资依 赖 度较高的产业其发展速度越快。他们推论,对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外部融资依赖度较 高的产业应该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其所占的出口份额更高、净出口额也更大。[2] Beck (2002,2003)对Rajan和Zingales (1998)的推论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企业信息的获取 与处理、企 业管理者的监控等都是耗费成本的,而金融发展降低了这种成本,从而也就降低了企业外部 融资成本。因此,在那些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里,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产业具有克服 流动性约束的能力,能够进行专业化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从而也就具有了比较优势。他利 用65个国家制造业出口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 平越高的国 家,其制造品出口份额和净出口额也是越高的。[3][4]Becker和Greenberg(200 4)进一步发现,出口企业在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都面 临着前期投入成本,而企业前期投入成本越高也就意味着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从而金融发 展对那些具有较高前期投入成本的出口企业其边际效应也就越高。[5]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涉足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的领域。孙兆斌(2004)利用1978― 2002年时序数据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与贸易商品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6] 陈建国、杨涛(2005)利用1992-1999年22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 的提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与GDP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额与G DP的比重不断下降。[7]阳佳余(2007)基于1990―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 究表明,与 金融发展规模相比,金融效率指标能更好解释我国区域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8 ]朱彤等(2007)分析了金融发展 通过外部融资支持渠道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传导机制,其基于1984―2003年23个行业的面 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通过外部融资支持提高了对外部融资依赖较强行业的比较 优势。[9]徐建军、汪浩瀚(2009)利用1978―2005年时序数据发现金融发展通过 多种渠道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10]史龙祥、马宇(2008)利用1992-200 5年27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发现金融发展具有优化出口结构的作用,但在不同制造业存在 较大差异。包群、阳佳余(2008)利用1990 -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工业制成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变 量,同时不同的金融发展度量指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11]

二、实证分析

(一)经验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的基准模型是:

DEPVi,t=α0+α1fdsi,t+α2fdei,t+α3seci,t+γ′X i,t+ηi+vi,t(1)

在这里,α0、α1、α2、α3及其行向量γ′是待估计的参数与参数向量。η是非 观测省份效应;v是误差项;下标i,t各自代表省份与时间。下面依次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 量作出说明。

DEPV代表被解释变量。依照Beck (2003),本文选取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exp)、制 成品出口贸易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shexp)这两个指标分别充当被解释变量。两指标 依次反映了对外出口规模与结构。

与很多经验文献一样,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fds)在本文被用来反映金融发展的 规模。为了反映金融发展的效率,我们构造了金融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fde),其中fde =(金融业增加值/GDP)/(金融业从业人员/就业人数)。中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然而近 年来证券市场发展迅速,我们也检验了证券市场发展水平(sec)对 对外出口规模及其结构的影响,其中sec用股票总市值占GDP的比重来定义。

X是用列向量表示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用来度量资本要素丰裕度的以1952年价格水平计 算的人均实际资本存量(ak);用来度量人力资本丰裕度的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反映 经济发展水平的以1997年价格水平计算的人均实际GDP(gdp);用公路运输线路长度与国土 面积之比定义的基础设施水平(infr);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占GDP的比重定义的外 商直接投资水平(fdi);用非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定 义的民营化比率(pri);用地方财政支出(扣除了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定 义的政府干预力度(gov)。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观测值个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exp1500.01980.02370.00310.1065 shexp1500.82380.15260.02310.9872 fds1501.06700.29320.63542.2587 fde1506.48613.29780.828016.3506 sec1500.27960.27900.04971.6463 ak1500.92171.31660.08048.0442 edu1507.89830.92565.264810.6858 gdp1501.16620.78430.29534.5810 infr1500.41230.26360.03241.3983 fdi1500.57600.51330.10302.7639 pri1500.34050.12190.16780.6630 gov1500.11960.04650.05540.2945

注: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样本不包含自治区。实际资本存量数据按照张军等( 2004)推算而得;人均受教育年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年整理;股票总市值来自Wi nd资讯库;其余数据根据各年《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统计年鉴》、《中国商务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整理。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

直接基于OLS法估计基准模型面临非观测性个体效应偏误问题,因为非观测省份效应很可能 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采用组内变换或者一阶差分方法可以清除非观测省份效应,然而,当 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时,仅仅清除非观测省份效应并不能避免联立性偏误问题。大量文献表 明,金融发展受到对外贸易的影响。例如,Blackburn & Hung(1998)、Aizenman(2003) 分别运用内生增长模型,从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以及贸易开放对于金融 自由化具有重要影响两方面,证明了贸易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是互补性的。Do & Levchenko( 2004)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影响实际产出,而实际产出与金融发展存在均衡关系 ,因而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Law & Demetriades(2007)的实证分析表明,对外开 放是影响金融发展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另外,其他解释变量也很可能具有内生性。例如, 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gdp具有内生性。

为了实证结果的可靠,如何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而这正是本文采 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技术的动机。在(1)式中,我们假定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具有内生性 。对(1)式两边取一阶差分,以清除非观测省份效应,有:

ΔDEPVi,t=α1fdsi,t+α2Δfdei,t+α3Δseci,t+γ′Δ Xi,t+Δvi,t(2)

在估计(2)式时,以(1)式中所有解释变量的两期及其 两期以上滞后充当工具变量。从而得到一阶差分GMM估计量。一阶差分GMM估计可以分为一步 和两步GMM估计。虽然两步估计量比一步估计量更加有效,但蒙特卡洛研究表明,两步估计 量在效率上的增加是小的,而且两步估计量的标准误存在严重的向下偏倚(Arellano & Bon d,1991;Blundell & Bond,1998),这种偏倚按照Windmeijer(2005)的方法调整后会减小, 但仍会导致两步GMM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分布不可靠,因此在经验应用中通常使用一步估计量( Bond,2002)。

GMM估计量的一致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这要求误差项应该与序列无关,如果此假设 成 立,那么按照构造,误差项的一阶差分是一阶序列相关,但与二阶序列无关,这可以利用Ar el lano-Bond检验法来进行检验。Sargan检验与Hansen检验可以被用来检验工具变量集的整体 有效性。

由于GMM估计适合大样本,因此我们对协方差矩阵进行了小样本调整,以便利用t统计量做统 计推断。为了统计推断的稳健,我们也利用了组间(以省份为分组依据)异方差组内序列相 关稳健标准误。基于Stata.10,估计结果见表2。 表2估计结果 expshexp 估计系数标准误估计系数标准误fds0.0187***(0.0063)0.1627*(0 .0 820) fde0.0041*(0.0022)0.0095***(0.0023) sec-0.0009(0.0177)-0.1350(0.0530) ak0.0023(0.0030)0.1375***(0.0015) edu0.0022**(0.0001)0.0827**(0.0410) gdp0.0174***(0.0056)0.0728(0.0066) infr0.0607***(0.0186)0.2215**(0.0857)fdi0.0002(0.0103)0.0422(0.0590) pri0.0020**(0.0009)0.0391(0.0298) gov0.0090**(0.0042)0.7269(0.7670)Arellano-Bond(1)P=0.003P=0.018Arellano-Bond(2)P=0.530P=0.701 SarganP=0.546P=0.325 HansenP=0.999P=1.000注:*、**、 ***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水平下显著。Arellano-Bond(1)检验的原假设 是(1)式中的误差项其一阶差分是一阶序列无关的;Arellano-Bond(2)检验的原假设是(1 )式中的误差项其一阶差分是二阶序列无关的相关。检验结果给出了伴随概率值p。

(三)实证结果分析

Arellano-Bond检验、Sargan检验及其Hanse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从而 保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接下来分析相关解释变量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金融发展规模(fds)与金融发展效率(fde)对对外出口规模及其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 额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完全符合理论预期。同时从显著水平上可注意到,金融发展规模 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对对外出口结构的影响更加明显,而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结构 的影响较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利用与本文相同的金融发展规模指标但不同的金 融发展效率指标,阳佳余(2007)也发现,与金融发展规模相比,金融发展效率对贸易结构 的影响效应更为重要。

再考察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人均实际资本存量(ak)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为正但并 不显著,然而对制成品在对外出口中所占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果符合要素禀赋 理论的基本结论,即相对要素丰裕度决定专业化分工模式。制成品行业更为依赖资本要素的 使用(Basu & Fernald,1997;Antweiler & Trefler,2000),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人均实际 资本存量越高则制成品在对外出口中所占份额越大。当然本文实证结果只是部分地验证了要 素禀赋理论,因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完整检验还必须考察贸易伙伴的要素禀赋状况。人均受 教育年限(edu)在两个实证结果中符号均为正且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这符合预期。Chuan g(2000)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与熟练程度,使得单位劳动力的产 出效率得到提高,从而提升了出口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Easterly et al.(1994)指出, 人力资本加速了贸易部门中新技术的采用与更新,后者直接增强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 。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对外出口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对对外出口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这个结果与阳佳余(2007)一致。基础设施水平(infr)在两个实证结果中符号均为正且 显著,这符合预期,因为发达的交通设施通过降低运输成本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出 口结构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两个实证结果中符号均为正但不显著。本文并未获 得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存在强烈互补效应(梁琦、施晓苏,2004)的证据。民 营化比率(pr i)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为正且显著,然而对制成品在对外出口中所占份额并无显著的正 向影响,这表明民营化程度的加深的确推动了出口贸易的整体发展但并没有带来出口贸易结 构方面的调整。政府干预水平(gov)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为正且显著,然而对制成品在 对外出口中所占份额并无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政府干预促进了出口贸易的整体发展然而在 推动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上收效甚微。

三、结 论

金融发展对一国专业化分工模式的选择及其对外贸易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利用中国大陆 省级面板数据(2001―2005),本文基于一阶差分GMM估计技术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对外出口 规模 及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采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技术有利于控制估计结果的联立性偏误及 其非观测性个体效应偏误。在控制了人均实际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实际GDP、 基础设施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民营化水平、政府干预等因素后,本文发现,金融发展规模 与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规模及其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 ,金融发展效率对对外出口结构的影响较对对外出口规模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并未获得证 券市场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证据,这或许是中国股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十分有限 并且效率低下的一个反应。

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斌、陈开 军,2007)。[12]本文实证结果暗示,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 差异具有 显著的联系。因此,推动区域金融的协同发展,对于缩小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差异,促进经 济均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将发生从以出口劳动 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因此 ,加快金融发展步伐,提升金融发展的质量,对于优化我国对外出口商品结构也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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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商贸论文篇(8)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外商的投资活动紧密相连。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国内银行贷款增长率每年都以近20%左右的速度增长。在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银行信贷就构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本文是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的实际情况为例,实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银行信贷在出口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异同,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 FDI对外贸的促进作用

Munde1.R.A.(1957)首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他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其研究表明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认为投资会替代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Vernon(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他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方式的替代。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中,由于产品和技术的标准化,企业在国外市场便会受到当地企业的竞争压力,这时企业将会考虑用对外直接投资来替代出口,以保护企业在国外的市场。

国内研究有关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文献也相当丰富。封福育(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FDI流入与进出口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FDI提升了我国贸易产品的竞争力,改善了进出口结构,促进了国际贸易。 施敏颖(2001)则认为FDI与我国进出口总额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戴金平和冯蕾(2003)选取1985年―2002年的各省数据,利用分布滞后模型,从FDI的来源、外资规模、外资企业出口数量、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科技人员数量和投入研发比重六个方面考察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揭示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因地而异的原因。杨丹辉(2004)从外商投资对我国出口总量扩张、结构调整以及出口竞争优势三方面的影响考察了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张军等人(2005)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采用中国1982年―2003年的数据,对中国FDI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均衡关系进行研究。王剑(2005)认为FDI与出口在长期内存在互补关系,但FDI与进口的长短期关系却有所不同,在短期内FDI与进口贸易互补,但长期中却表现为相互替代。王韦琳等人(2006)认为,中小企业主导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要大于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下降。

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江苏利用FDI与进出口关系也作了相关研究。许正荣,张敏(1999)研究指出FDI对江苏进、出口都有促进作用。沈坤荣,耿强(2000)分析江苏省FDI的出口需求和供给效应,并探讨了FDI产生的负面效应。朱(2003)指出外资企业的出口改善了江苏出口商品结构。梁志坚,卿琳(2004)研究指出FDI对江苏进口增长具有推动作用。翟波(2005)分析指出FDI对江苏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提高了江苏出口商品结构的质量。

2、金融机构信贷对贸易作用的相关研究

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与国家的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银行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功能。这些功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推进技术创新,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Rajan(1998)从行业层面证明了国内银行发展对行业生产和成长的促进作用,一国对外贸易是国内生产的延伸,国内的生产水平决定了它的贸易模式。Svalery和Vlachos(2001)对此作了实证检验,分析了OECD国家内部金融部门与比较优势的关系,证明了是金融发展引起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反向的逻辑关系。Beck(2001)从动员储蓄功能分析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采用6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银行部门对对外贸易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途径是银行对出口型企业的信贷。 国内的陈建国、杨涛(2005)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金融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金融部门可以促进国内资本禀赋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进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FDI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颇多,对金融机构信贷对贸易的作用的相关研究也不少,但对于FDI与金融部门特别是一区域内金融机构信贷在对外贸易影响的比较研究上,相关的文章不多见。本文借鉴前人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以江苏数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系统分析FDI和金融部门信贷对江苏省进出口的作用,以期为江苏省进一步有效利用FDI、合理使用国内信贷资金、促进金融和外贸协调发展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三、江苏省实证分析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是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FDI流入与外贸总额持续增长。从1990年的江苏实际利用FDI为1.41亿美元,到2006年增加到174.31亿美元,每年增幅达20%。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也由1990年的821.89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8485.02亿元。同期,江苏外贸进出口总额分别为41.39亿美元和2831.95亿美元,增幅很大。如图1、2所示,在我国民间金融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银行信贷就构成了我国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1、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度量FDI流入量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年末贷款余额(1995年以前为银行贷款)来衡量金融机构信贷,用进口额和出口额来衡量对外贸易,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样本区间设定为1990年至2006年,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以前是江苏省利用外资的启动阶段,实际利用外资率比较低,1990年利用率仅为50.92%。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江苏利用外资进入了全面推进和新世纪的提升阶段,因此样本选取为九十年代以后。

(LNLOEN表示信贷额取自然对数;LNFDI表示;FDI取自然对数;LNEX表示出口取自然对数;LNIM表示进口取自然对数)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在1990年以来表现出了一种强劲的增长趋势,通过传统计量经济模型来回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进出口总额的关系,能够计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但是会存在数据序列不平稳、多元共线性等情况,从而导致回归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并且不能从动态角度讨论它们的具体联系。而且,理论上,外国直接投资从单纯的资金投人,转化为“三资”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再到开始正常生产,因而对进出口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当年就完工,对当地企业进出口的间接影响则需要更长时滞。因此,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是动态的,具有滞后性。同时,作为金融机构的信贷也同样具有相似的滞后性。所以模型中必然进行时间滞后的处理,包括若干滞后项。本文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机构信贷与江苏进、出口总额的ALMDN模型,利用Eviews计量软件从动态角度来研究彼此两者的关系。选择的变量是实际变量的自然对数,以避免异方差的生产。基于经济意义的合理性,本文利用考虑滞后二年的FDI和金融机构信贷分别对出口和进口建立回归模型,ALMON模型分布滞后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一个ALMON模型由三个因素确定,分别是滞后期p,多项式次数q和约束条件。其中约束条件分为近端约束、远端约束、同时采用近端和远端两种约束三种类型。

2、模型回归结果

考虑FDI 以及金融机构信贷对外贸的出口的影响不会超过3个时段,因此施加一个远端约束是合理的,运用两步滞后一阶多项式远端为0的限制条件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的回归方程,以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值。FDI与出口关系模型方程:

LNEX = -4.558997857 + 0.5788683159×LNFDI +

( 7.224098) (7.22410)

0.3859122106×LNFDI(-1)+ 0.1929561053×LNFDI(-2)(2)

( 7.22410) (7.22410)

R2=0.800576;F=52.18759;DW=0.926254 ,并且滞后系数和=1.15774。

FDI与进口关系模型方程:

LNIM = -5.020980987 + 0.5916485611×LNFDI +

(3.266059)(6.65827)

0.3944323741×LNFDI(-1)+ 0.197216187×LNFDI(-2)(3)

(6.65827)(6.65827)

R2=0.773253;F=44.33262;DW=0.368141,并且滞后系数和=1.18330。

金融机构信贷与出口关系模型方程:

LNEX = -5.749683693 + 0.6611119436×LNLOAN +

( 9.684107)(18.8796)

0.4407412958×LNLOAN(-1)+ 0.2203706479×LNLOAN(-2)(4)

(18.8796) (18.8796)

R2=0.964811;F=356.4377;DW=0.344993,并且滞后系数和=1.32222。

金融机构信贷与进口关系模型方程:

LNIM = -6.310028146 + 0.6799789034×LNLOAN

(0.781011) (14.7618)

+ 0.4533192689×LNLOAN(-1)+ 0.2266596345×LNLOAN(-2)(5)

(14.7618) (14.7618)

R2=0.943701;F=217.9111;DW=0. 32768,并且滞后系数和=1.35996。

由以上2-5各式整理得出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自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金融机构信贷对出口的影响明显要大于FDI对出口的影响(金融机构信贷滞后系数之和1.32222大于FDI滞后系数之和1.15774),相比较金融机构信贷来说,不论是当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的FDI与出口额间的相关关系较弱。 同时表1,表2可以看出江苏进出口总额不仅受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信贷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其前两年FDI和信贷额的影响,但前两年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例如,当年FDI及其滞后两期FDI(-1)、FDI(-2)每增加1%,当年出口将分别增加0.5788%、0.3859%和0.1929%,当年进口将分别增加0.5916%、0.3944%和0.1972%,这也说明了FDI对江苏的进出口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结合表1和表2来看,相比较当年FDI及其滞后两期FDI(-1)、FDI(-2)对当年出口的影响弱于对当年进口的影响,即无论当年的FDI,其滞后两期FDI(-1)、FDI(-2)对当年进口的相关系数略大于其对当年出口的相关系数。同样,金融机构信贷也是对进口的影响要比对出口的影响要强些(各变量与进口相关系数以及滞后系数之和均大与出口)。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结论。

1、滞后性

江苏省无论是FDI,还是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都具后很强的滞后性,滞后期大约都为两年。

2、影响不同

在同一时期内,FDI与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程度不同,主导性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明显要大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国内金融信贷成为了江苏省企业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江苏金融发展是江苏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原因,因此金融的适度发展是实现江苏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九十年代以来江苏省FDI流入、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增长率的影响处于不同地位是因为,尽管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对FDI的流入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但对江苏外贸影响依然小于金融机构信贷,说明江苏出口主要是依靠有限供给的国内银行信贷来支持,尤其是自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中央银行规定放弃对银行信贷的规模额度直接控制,这有利于银行信贷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刺激了对外贸易的投入与发展,结果是主导性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出口的影响要大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

3、金融机构信贷对进口影响较大

在同一时期内,金融机构信贷,对江苏省进口的影响要强于对出口的影响。说明江苏的信贷政策对于进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信贷政策过于偏向进口,建议应调整信贷政策,进一步向出口企业倾斜,支持和鼓励出口,以提高我省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金融与外贸的协调发展。

总之,从江苏省的实际看,江苏省经济外向型比较高、经济开发区众多,这种产业特点有助于“以贸引资”战略的实施。然而劣势在于江苏省的进出口额基本是外资企业完成的,外贸对外资过于依赖,这对江苏经济也有一定的威胁。同时,根据实证结果,金融机构信贷对外贸的影响不能忽视。在优化利用外资的同时,应加大国内金融机构对外贸的支持力度,实施鼓励内资企业发展战略,有效改善江苏省的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降低江苏外贸依存度和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从而促进江苏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立项课题08SJD7900056和徐州工程学院科研基金支持课题XKY2006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Mundel,R.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7(47).

[2] Beck,Thjorsten: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1).

[3]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4] 戴金平: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J].国际经济合作,2003(5).

[5] 赖明勇、包群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8)

[6] 戴金平、冯蕾: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一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7] 许小苍:我国对外贸易的FDI与国内银行信贷促进效应的比较分析[J].海南金融,2007(10).

[8] 陈建国、杨涛: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促进效应分析[J].财贸经济,2005(1).

金融商贸论文篇(9)

金融和贸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但两者之间却彼此互相影响。金融集聚促进金融功能深化,金融集聚通过财政金融功能影响外贸出口。金融系统具有风险管理、要素配置、集聚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等五大功能。金融系统的这些功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带动相关要素向高端产业流动,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因此本文将以浙江省为例,探究金融集聚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1金融集聚指数的衡量及测定

 

本文将用区位熵法来测量金融集聚指数。区位熵也称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LQij为地区j中产业i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地区j产业i的相关指标(如总产值、企业数量,就业人数等),qj为地区j全部产业的相关指标,qi为全国范围内产业i的相关指标,q为整个国家内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一般来说,LQij的值越高,该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就越高。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优势;当LQij<1时我们认为j地区的区域经济在全国来说具有劣势。

 

本文采用区位熵法确定浙江省金融集聚指数,以金融业总产值为指标。本文认为用金融业总产值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浙江金融集聚发展的总体情况,采用其它指标比如金融业从业人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浙江金融集聚发展的情况,因为这其中涉及到从业人员效率问题。浙江金融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年产值从2003年开始一直大幅高于全国水平,所以用金融业就业人员数量不能准确反映浙江金融集聚发展情况。经计算得到浙江1993-2013年金融集聚指数。

 

可以看出,1993-2013年间,浙江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浙江金融业存在集聚现象。在2004年以前,浙江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基本上都小于1,表明这一时期浙江的金融集聚程度比较低。从2004年开始,该指数一直大于1,且都处在较高水平,并在2008年达到1.6277的最高水平,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略有下降。说明这段时期浙江金融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2金融集聚对浙江外贸出口的实证分析

 

2.1数据和指标

 

本文用金融集聚区位熵指数来反映浙江的金融集聚水平,以LQ表示。用出口总额反映出口规模,以EXP表示。用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反映出口商品结构,以MG表示。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可能受到汇率因素和投资水平的影响,在自变量中同时引入HL和TZ,分别用来表示汇率水平和投资水平,HL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表示,TZ用浙江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重表示。分别以EXP、MG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实证模型:

 

EXP=F(LQ,HL,TZ,u)

 

MG=F(LQ,HL,TZ,u)

 

其中,u包含了除本文主要研究因素之外的各种因素对MY的影响。本文选取1993年到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为浙江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2平稳性检验

 

我们所要检验的金融集聚、出口规模、出口商品结构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需要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ADF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可知,LQ、EXP、MG、HL、TZ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原序列一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上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要求。

 

2.3变量间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将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金融集聚和出口规模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EXP和LQ、HL、TZ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集聚和出口商品结构之间也存在4个协整关系,这说明MG和LQ、HL、TZ之间也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同时可以得出相应的数据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

 

EXP=-1.356LQ-1.879HL+0.716TZ (1)

 

(0.256) (0.201) (0.189)

 

MG=0.822LQ+0.306HL+0.290TZ (2)

 

(0.233) (0.180) (0.162)

 

方程(1)和(2)为相应变量间的一个协整方程①,各方程式下面括号中的数字为渐进标准误差。(1)式表明,LQ每增长1%,EXP就下降1.356%,HL每增长1%,EXP就下降1.879,TZ每增长1%,EXP增加0.716%;(2)式也可作类似解释。这说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和汇率波动(总体上呈升值趋势)抑制的出口规模的增加,但是金融集聚和汇率波动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而投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出口规模的增加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汇率的波动抑制出口规模增加,但却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浙江的出口商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价格方面。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价格优势,从而抑制出口规模的增加。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技术创新,受价格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反过来会成为这些行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动力,从而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浙江金融集聚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却无助于出口规模的增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和浙江外贸经营主体的改变以及出口产品结构有关。从1993年以来浙江外贸经营主体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转变成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而浙江私营外贸公司绝大部分是一些中小企业,主要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且这些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金融集聚提高了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主要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引导资金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流动,而那些即没有规模优势也没有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将更难获得外部融资支持。因此金融集聚无助于浙江出口规模的增加,但可以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3总结

 

金融商贸论文篇(10)

本文主要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用大量的实证分析对银行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进行客观描述。同时也需要根据规范分析,对金融危机对国内外银行的影响做出理性判断。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文,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和规范的政府分析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银行业金融危机影响对策

第一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管理

1.1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的构成

资本金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发挥着存款保护功能、风险管理和防御功能、业务经营功能和业绩考核功能。资本金管理与商业银行的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际银行业,具有与生俱来的风险,资本金管理必然成为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金融脆弱性、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资本金监管历来是各国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而此次金融危机更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监管提出了挑战。

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影响,长期积累起来的金融风险问题开始出现。而商业银行放款形式似的商业银行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承担者。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业中有着重要地位。如何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刻不容缓。

分析美国监管模式的弊端和银行防范金融危机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在银行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上,加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应当如影相随,并且银行的作为在现代金融监管中不可一日缺位。”在近日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证券市场法治建设论坛”上,很多专家认为,尽管当前中国银行的金融监管模式基本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在金融危机肆虐并已累及实体经济之时,我们急需根据现实情况及未来发展,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防范危机影响的进一步加深。

银监会主席介绍我国银行业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刘明康说道:“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银监会迅速成立专门应急小组,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建立外币金融资产风险盯市制度。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密切跟踪市场形势,按日逐笔逐户对以高风险国际金融机构为交易对手的金融资产损失进行重估,加强对境外行的风险管理。同时要求各行及时计提减值准备,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权益;二是加强信息沟通和披露。要求各行建立与银监会的日常沟通报告机制,指定高管及时向银监会报告外币金融资产风险情况。同时要求各行及时、持续、真实地向客户披露外币代客理财业务盈亏状况,以及此次全球金融动荡给本行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的影响。三是与欧美及周边有关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加强监管协调,稳定市场信心;四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先后就困难企业贷款重组、小企业贷款、并购贷款、支农金融服务等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2009年初,银监会又对有关信贷监管政策和要求进行调整,提出了银行业支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揽子措施。主要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进一步加大对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对涉农类贷款实行有区别的信贷管理和考核政策,加大涉农信贷投入力度;鼓励实施贷款重组,对受危机影响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予以信贷支持;支持信贷资产转让,合理配置信贷资产;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业适当突破存贷比;以及支持创新担保融资方式和消费信贷保险保障机制等。

1.2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功能

银行业八举措应对金融危机:蒋定之提出,对此我国银行业不能掉以轻心,要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在加大银行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的同时,大力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工作。他表示,银行业已制定八项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一是要求银行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坚决限制对“两高”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二是完善风险提示制度,建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情况通报和风险提示专题会议制度;三是对外资银行进行快速排查,对母行受危机影响的外资银行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提示;四是与有关部门联合启动大额出境资金的特别监管,明确大额出境资金的事先报告制度,重点关注资金变相外逃情况;五是建立流动性压力应急预案,对遇到流动性管理压力的外资银行,银监会将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实施救助;六是与其他部委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共同维护金融稳定;七是要求银行完善外币金融资产风险盯市分析制度,及时制定风险防范预案;八是对风险进行充足拨备,提升银行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1.3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必要性

盟讲商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传投3000亿欧元基金:法国巴黎4日将召开欧盟小型首脑会议,法、英、德、意4国将共同商讨欧盟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有欧盟官员建议效法美国救市方案,成立3000亿欧元的欧洲救市基金。据香港《文汇报》综合外电报道,荷兰财政部亦提出成立欧洲储备基金拯救欧洲财困银行,要求各国拨出其国内生产总值3%,但德国已表明反对成立类似基金。而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2日否认其政府有此提议。法国总统呼吁全球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举行峰会,提出加强|监管资本主义“,以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德国《图片报》访问时表示,无论银行的行为“是否负责任”,她也不赞成向银行开“空白支票”另外,欧洲央行2日继续向金融市场注资500亿美元,英伦银行亦在网页上宣布注资100亿美元,瑞士国家银行则说有13间银行竞投该行提供的90亿美元、

1.4此次金融危机对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挑战

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博士说:“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升级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趋势日益凸现。这对我国持续多年的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工业生产显著放缓,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财政收入增幅回落,资产市场持续低迷。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从出口行业传导至与出口相关的原材料、加工、运输等众多行业,从沿海发达地区扩散至内地边远地区,从中小企业蔓延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国经济正面临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

由于国内银行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还不深,加之近年来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实行隔离,以及监管当局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直接冲击并不大,国内银行受到的直接损失是有限的。但是,金融是经济的反映,经济出了问题,金融肯定要出问题。目前,金融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多地反作用于银行,国内银行正面临着不断加大的风险、经营与盈利压力。从业务拓展看,在经济下行、市场趋冷、信心受挫的情况下,银行作为社会融资中介、支付中介和财富管理中介的职能发挥受到很大抑制,无论是公司信贷、个人信贷和贸易融资等一般性贷款业务,还是公司负债、同业负债等对公负债业务;无论是POS消费、服务、托管受托、结算清算等支付类业务,还是QDII、外汇投资、结构性产品等财富管理业务,市场拓展都更为艰难;从风险防范看,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叠加作用下,银行面临的风险不断呈现出系统性、连锁性和突发性的特征与趋势,包括行业风险、信用风险、利率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在内的各种风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银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深渊;从盈利情况看,在有效信贷需求趋于减弱、存贷利差持续缩窄、利息支出成本逐渐上升、中间业务增长乏力、风险资产逐步增多、拨备支出显著增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银行净利润增速将明显放缓,过去那种超常增长的局面将难以再现

第二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2.1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成因及分类

众所周知,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形成除经济运行本身产生的风险外!还跟我们的政治体制$银行的产权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有很大关系"。政府干预"政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及由此形成不良贷款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拥有百分之百产权的独资企业!政府是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由于政府既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又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同时还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这三重身份成为政府干预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体系是按照行政区划原则设置的!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现实的便利条件"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都担负着本地经济发展的重任"各级地方政府认为!本地的银行有责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政府信用!通过信用担保等形式!引导银行向政府或与政府有关联的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贷款最后十有八九无果而终!当企业与银行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以牺牲银行的资产来保护地方企业!有时甚至为当地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提供方便"同时银行分支机构领导与当地政府联系紧密!易于接受和认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

2.2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现状分析

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一流银行相比有很大差距.一方面国内商业银行缺乏对风险的系统管理,体现在观念、组织结构和风险管理体系上;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在风险管理技术上也明显落后,如VAR方法、信用风险模型和RAROC的使用.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趋势是量化管理和国际监管.国内商业银行只有参照国际监管标准,加紧建设内部评级体系,发展风险管理的量化技术,努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我国商业银行竞争的现状,结论是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而造成竞争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粗放式经营,大量的政策性贷款,国有企业高负债运行且效益差,金融机构的债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金融业尚未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局面等。中国加入WTO将给我国银行带来很大的冲击,这包括:市场份额将下降,优良客户将减少,贷款行业风险会发生转移和变化,人才竞争压力增大,零售业务将受到冲击,由于我国银行将受很大的冲击,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各种金融风险会更加暴露,因此,提升我国银行竞争力将刻不容缓,为了提升竞争力,我国银行应该强化信贷资产质量管理,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并大力发展前景广阔的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

2.3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商业银行更多的是被当作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才使银行自身的治理问题受到普遍关注。1999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和2002年6月初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使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成为全球和我国关注的焦点。商业银行具有诸多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以构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一般模式,是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对策性思路的基础。

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和银行监管框架问题——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完善监管当局监管体制的重要内容。根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给出各类风险的定义,指出了各类风险近年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表现。针对风险监管,本文设计了包含资本充足率、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在内的监密框架,并提出了持续监管的措施。

2.4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提出的警示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强烈动荡。宽松的次级贷款条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是导致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资本市场的隔离墙作用,我国的宏观经济并没有受到次级贷款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是我国的信贷市场在某些方面有着与美国相同的特征.因此详细分析此次贷款危机的原因及警示作用对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有着深刻地现实意义。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强烈动荡。宽松的次级贷款条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房价下跌和利率上升是导致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资本市场的隔离墙作用,我国的宏观经济并没有受到次级贷款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是我国的信贷市场在某些方面有着与美国相同的特征.因此详细分析此次贷款危机的原因及警示作用对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有着深刻地现实意义。

第三章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

3.1国际银行业中间业务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国际银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监管也相应也不断变革。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各国监管当局进一步认识到银行监管改革的重要性。纵观全球,银行监管呈现出诸多全新的发展趋势,对我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间业务是西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受到广泛重视的一项业务,但此业务在我国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加入WTO后,在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各银行间的竞争会更多地体现在中间业务上,加快中间业务的发展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民的必然选择。本文对中间业务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做了阐述并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局限性做了分析,认为应从观念上转变对中间的认识,以多种方式增强中间业务的市场需求,完善服务功能、逐步提高中间

3.2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特点及制约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外银行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南京爱立信的“倒戈”被业间普遍视作现时中外银行直面交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竞争的加剧使得国内商业银行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为严峻。在传统业务市场竞争惨烈、利润

趋微的今天,积极寻求新的效益增长点、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也因之变得尤为迫切。在此背景下,风险小但收益颇丰的中间业务自然成为未来国际银行业竞争的焦点,对比地研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拓展问题也因此显得意

1994年至1998年间,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在6.7-9.6%之间,仅占美国银行业1990年平均水平的22.66%。而在1980年至1990年的10年间,外资银行中间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则呈明显的快速上升趋势,美国银行的中间业务服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早已由1980年的22%上升到1996年的39%。1997年美洲银行中间业务服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4%,花旗银行为51.8%,大通银行则更高达52.7%;而我国商业银行中中间业务开展最好的中国银行,其中间业务服务收入占比也仅为17%。中外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拓展方面差距明显(如图1)

不难得出结论:从中间业务收入的绝对量来看,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明显占优;从商业银行营业收入的结构来看,中外商业银行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收入主要源自传统业务收入,对存贷款利差收入过分倚重,收入来源较为单一;而具有零风险或微风险、稳定性较强、灵活多样等特性的中间业务,正逐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近年来,随着央行连续多次下调利率,国内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大幅缩水,银行的传统业务收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的入世却又使得外资银行在业务种类、客户对象和地域范围等诸多方面所受的限制越来越少。中资银行目前面临的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内部,还必将在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受到外资银行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对中间业务市场的争夺上。因此,在国内金融业未彻底对外开放前,中资银行必须抓住机遇,在强化管理、优化产权和组织结构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创新业务品种、拓展服务范围、巩固。

3.3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银行业带来了深重的影响,也影响着中国的金融银行秩序。此前,中国经济已备受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动、全球经济放缓、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国际因素和自身经济发展过热、自然灾害和通货膨胀等国内因素的双重压力。金融旋风突袭,无疑更使中国经济处境雪上加霜。

次贷危机导致国际金融业重新整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金融业在开放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从中国来看,必须及时追踪次贷危机的发展趋势,掌握国际金融业整个脉络,实现在动荡环境中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应依照审慎原则稳步发展本国衍生品市场,适当调整国内金融经营和监管模式,加快混业经营步伐,并适时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利用有利时机参与国际证券期货业并购管理重组,获取先进金融机构的核心技术资源。经济危机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反过来越来越多地影响银行。上半年一大批好的企业,好多都在下半年急转直下,有些甚至是全行业的亏损。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给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很好的警示。反观这一次美国次贷危机,根源就在于部分银行的经营管理背离了审慎原则。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过程中,从事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放弃了银行业一贯坚持的审慎信贷标准,不关心客户的信用记录,不注重贷款的还款来源,过度看重抵押品市场价格,甚至出现住房贷款的"零首付"。同时,投资银行的高杠杆融资,以及证券化资产的过度衍生,又助长了银行次级贷款发起和分销的授信经营模式,放大了房地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泡沫风险。对于我国银行业,由于我国银行在西方金融机构发行的不良债券上风险敞口有限,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对审慎,次贷危机虽然会使中资银行损失掉今年的一部分利润,但不会伤及资本金,因而,对于银行后续经营不会产生过大影响。

第四章;政策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首先,应对危机,要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应对危机时,应该认识到在流动性管理方面要有灵活性。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要意识到事态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要有灵活性。其实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前几天的判断是根据前几天的条件,现在的判断是根据现在条件作出的,在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中,都是很正常的。从应对危机的调整能力的角度看,关键是要提高经济金融的微观上的灵活性,对价格、市场供需变化的适应性,而不能在价格、供需、制度设计上注入过多的刚性。

4.1构件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微观基础

对于中国来说,防范和应对危机要求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保持币值稳定,实行灵活的汇率,保持本国货币兑换上的信心,提高经济应对各种冲击的适应性。定期对本国经济进行评估,对经济中的风险因素提早警觉,加以研究,准备预案。虽然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很多批评,但其每年对成员国定期进行的包括“第四条款磋商”在内的监测机制,是一个对经济进行“全面、定期体检”的有效方式。

加强信用风险防范。积极应对国际市场波动。在银行业监管方面,应坚持银行系统与资本市场的分离,能有效防止风险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蔓延,使得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降低。因此要把信用风险防范作为当前银行业主要任务抓紧抓好,要加强境外投资业务风险防范,积极应对国际市场波动。同时,要加强管理,规范中间业务,完善信息科技风险治理,并要及时总结全球金融危机经验教训,适时调整经营理念和方式。?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信用风险更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

4.2构件有利于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的宏观生态环境

信用风险管理的重心仍然是贷款领域。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按照“成本可算、风险可控,提高透明度”的原则,在自身发展战略的框架内进行金融创新,始终坚持审慎经营,做到“尽职”和“程序正当”。

体制、机制还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们的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不能说我们的公司治理就到位了。我们的治理结构刚刚开始,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需要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展。发挥消费、农村,包括人民币的政策优势,另外并购是很高风险的,要求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以上才能做,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要做好这些准备。

4.3有效发挥内部评级与外部评级的监管作用

寻求现存制度下商业银行的最优发展模式,拓展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理性应对国外银行业给本国银行业带来的冲击。

对于国外的制度构建以及先进的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应当结合中国实际有所扬弃。

当前,世界范围内涌动着金融混业经营的浪潮,然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国内较为稚嫩的金融体系的考虑,我国目前仍然坚持着严格意义上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可是,国内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壮大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兴起,商业银行的发展在众多领域内不断受到“挤压”。在传统的分业经营制度框架内,其传统业务收入(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利润空间逐步萎缩。制度因素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这就要求它们必须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实施多元化的经营策略,努力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针对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确定一个最优的或者说是最适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特殊国情却又决定了分业制度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冷火鸡”,式的变革已被证明是不切实际和代价惨重的。由此产生了对金融制度“突破”与“维持”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式,笔者认为,当前非“金融控股集团”莫属。“金融控股集团”,简言之,就是在同一家主体利益集团名下的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的相对独立经营,实现“集团混业、经营分业”。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诸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这样的成功范例。

4.4建立银行信贷法律防范机制防止不良信贷

历史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国内商业银行拓展业务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较为僵化的银行体制使得国内商业银行习惯了政府的指挥,缺乏顺应经济形势、以客户和市场为导向、基于自身优势制订和实施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动力和能力,且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感不强。对于中间业务的认识通常只是局限于把它视作“招揽”存贷款客户、提高存贷款市场份额的一种附属手段,而不是将它作为银行的一个收入源来看待,忽视了中间业务创造效益的功能。相应地,在业务服务收费定价上,欠缺成本约束方面的考虑,致使中间业务整体盈利水平低下。此外,国内商业银行的营销观念较为后、营销的力度和广度不够、营销体系欠发达,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业务的拓展及其收入的增长,对于国内银行参与国际竞争也是极为不利的。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机构设置缺乏科学依据,业务分工不明确,总体经营管理效率偏低。

4.5完善有关法律法规,鼓励中间业务,提高中间业务的科技含量

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的生命力之所在。加强业务品种创新,是提高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是商业银行在中间业务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我国商业银行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发和推广技术含量高、风险较小且收益相对稳定的业务品种。对于国外开办的一些较为先进的中间业务创新品种可以有所借鉴。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商业银行的创新应当是全方位的,这其中还应当包括组织上和管理上的创新。我国商业银行要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明确分工、加强协作,在具体实践中要注重对各种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运用,以减小内耗、提高整体效率。

目前我国各家商业银行的业务系统尚未实现“完全”互通和相关资源的“充分”共享。国内商业银行信息管理系统还不完善,相关系统计算机应用软件的配套能力欠缺,银行客户服务系统相对滞后。这些因素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科技化进程,对于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新兴业务的迅速发展,显然都构成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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