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

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1〕〔2〕〔3〕〔11〕、乔瑞金《科学进步论》，海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第186页、第19页。

〔4〕〔5〕DavidG.Myers"SocialPsychology"McGraw-HillBookcompany，1993，第16页第38页。

〔6〕《马恩全集》第23卷，第664页。

〔7〕〔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一关于知识报告》，三联书店第4页。

〔9〕〔10〕W.H.Lowrance"The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toHumanValues".quotedHickman"Technologyasahumanaffair".McGraw-HillBookCompany，1990，第429页，第430页。

〔12〕〔U.S〕亨利·哈里斯《科学与人》商务印书馆，前言。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2）

社会资本，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常用术语，社会资本理论为考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简单而言，社会资本指通过社会联络而获得的各种资源，它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着眼，通过参与某个组织或成为某一社会网络的一员来获得某种利益[1]。这一概念和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非常近似。

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成员，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和信息获取方式，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新的沟通习惯与社会参与方式。但学界在互联网对人们社会资本影响研究方面一直存在争议。2000年SIQSS通过对4000多个成年人的跟踪访问研究，认为互联网虽然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剥夺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因此，互联网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种“致人交往产生疏离感的技术”。大学生作为互联网最忠实的用户，他们比普通用户更容易受网络影响，由于长时间沉溺其中，更容易疏于与他人交往，产生孤僻感，不利于其人际关系的建立。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网络可以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日常交往建立一种全新的环境，他们可以利用网络丰富的信息资源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利用互联网快捷的沟通工具，可以加强与同学在现实交流中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另外，大学生最热衷于与网友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因此互联网可以增加大学生的社会资本。

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网络内容偏好、网络依赖程度三个方面的研究分析，探索互联网与大学生社会资本之间的联系，旨在为网络对大学生群体影响的矫治提供新的思路。

网络使用动机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大学生网络使用动机指大学生对网络表现出来的一种欲求，他们对未知世界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互联网正是提供其探索的理想乐土。但是，大学生生理和心理都正处于发展阶段，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人际交往能力、鉴别能力和自控能力等，错综复杂的网络信息加上大学生上网自由且缺乏监管等特点，使得许多大学生很容易迷失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群体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易受到互联网正负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2]：

第一，学习智力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知识急剧膨胀且更新越来越快，社会也钟爱于综合素质强的人才，这对大学生提出了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使其不能仅仅满足于课堂内局限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高科技的产物——互联网，可以提供即时学术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丰富且更新及时，拓展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满足了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大学生对互联网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度和浓厚的参与热情。

第二，强烈的好奇心和较弱的控制能力。大学生的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勇于探索和创新。他们对新事物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如网络游戏、色情网络等。网络丰富的资源，给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涉猎空间。而网络内容是多元且复杂的，网络行为又是自由和隐蔽的，对于相对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鉴别事物的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低，网络无疑为滋生心理问题提供了温床。由于互联网内容混杂，有的大学生固然知道不对，但在强烈好奇心的驱动下，还是对一些不健康的游戏和网站不能克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第三，迫切的交往和逃避现实的需求。大学生重视感情，爱好幻想，受到挫折容易逃避，在现实人际交往上通常表现为理想化，喜欢按自己的意志去交往。但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大学生常会因自身条件不足而导致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从而处于长期心理压抑和焦虑中，滋生心理障碍。而互联网社会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虚拟社会，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们更会到网络社会中去寻找知己、寻找关爱。网络交流方式去掉了大学生现实交往过程中受影响的容貌、学业、财富、地位等因素。网络为大学生自我实现创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既可以直接交流，又可以保留自己的隐私。

祝建华将上网动机分为了解最新国内外新闻资讯、获取相关工作信息和个人生活信息、进行网络娱乐、表达分享个人观点，以及增进人际关系等[3]。Shah等学者研究发现信息搜集类活动会提升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有助于他们的人际信任，增加其社会参与度；而沉溺于网络聊天和网络娱乐的大学生，其参与社会活动程度、人际关系和对生活满意程度皆偏低。徐梅通过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人际交往动机”会使大学生的交往方式单一，更易于情绪化，逃避现实；而“获取信息动机”则有利于开阔知识视野，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笔者综合前人研究认为网络使用动机可以分为获取信息动机、娱乐消遣动机与人际关系动机，并推断“获取信息动机”有利于大学生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为积极性动机；而“娱乐消遣动机”和“人际关系动机”则不利于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为负面性动机。

网络内容偏好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今天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已深深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以及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互联网俨然成为一本信息极其丰富的百科全书。由于从互联网上获取知识方便快捷且信息全面，这给大学生获取知识相比从传统图书馆检索带来更高的效率。但网络就像是无际的海洋，既蕴藏着丰富的宝藏，也暗藏着危险的暗礁。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般处于无序状态，凭借现在的网络信息管理技术及相对于薄弱的网络管理法规，要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缺乏有效的制度保证导致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色情、暴力和反动的负面信息泛滥。对于处于获取知识欲望最强烈的群体——青年大学生，对网络内容的选择能直接反映他们的心理需求并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网络动机和需求不同，大学生使用网络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如有人是为了休闲娱乐，有人则是要获取最新新闻或下载软件等。CNNIC在2007年的调查认为，互联网的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娱乐消遣、人际沟通、信息获取和生活助手功能。大学生常用的娱乐消遣应用主要有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电影和电子杂志等；起着人际沟通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工具(QQ、MSN等)、电子邮件以及新兴的微博等；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有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网络生活助手主要有在线教育、网上购物、网上求职、网上预订、网上银行等[4]。对于大学生而言，互联网中各式各样的应用最喜欢的还是娱乐工具，其次是沟通工具和新闻信息，生活助手最为次要。他们对网络娱乐内容的偏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功能，就连信息功能也在其之后。

网络内容偏好与社会资本有着紧密联系，人们对媒介内容选择偏好不同，将导致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形式和程度也不同。近几年，关于大学生的网络内容偏好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相关研究表明网络依赖、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状态、大学生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等社会资本有着显著关联。网络娱乐倾向严重的大学生易于幻想，不甘于现实的平庸，这将对现实人际交往产生阻隔和社会参与日益疏离，不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相反，新闻资讯类内容偏好大学生具有获取新知识、新信息的冲动，他们更加积极乐观且更加现实，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更加理性，具有较好的人际信任、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这将更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5]。因此，笔者认为，大学生的网络内容偏好会显著影响其个人的社会资本积累。

网络依赖与大学生社会资本

Potera描述网络依赖者为“难以控制自己上网的欲望，上网时充满自信，感觉到无比快乐和平静，沉溺其中；一旦离开网络，则会感觉空虚、焦虑，甚至会产生抑郁感；由于热衷于上网而无暇顾及亲人和朋友，疏离现实社会活动”[6]。Kimberly Young的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过度网络使用者存在社会参与度降低和有社会行为退缩的倾向[7]。

我国大学生网络依赖者由于长时间面对电脑屏幕，很少参加体育锻炼，久而久之，身体出现食欲不振、疲惫乏力、睡眠困难并产生如视力下降、腰椎及颈椎病变等。他们喜欢自闭，疏于与他人沟通，对现实社会交往逐渐失去兴趣；心理则日渐脆弱和扭曲，表现出情绪低落、孤独、抑郁等，脱离社会，网络游戏依赖严重者还会表现出暴力等犯罪情绪。生理及心理的变化导致大学生学习效率降低、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等现象[8]。随着互联网与大学生日常生活交织越来越密切，网络依赖问题必须引起教育界和社会足够的重视。

每个人可供支配的时间资源是有限的，由于对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将减少其可供利用的空余时间，从而减少网络使用者与社会接触的机会，降低了社会参与度并可能影响到心理健康水平，这将严重影响大学生社会资本的积累。笔者研究认为不同上网程度的大学生人际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过度上网爱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普遍低于非上网爱好者。由于沉溺于网络，使得大学生与现实生活逐渐脱离，乐于活在虚拟的自我世界中。作为正常社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际交往，也难免因网络依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对交往失去兴趣，交往能力和技巧也逐渐降低等。网络依赖程度愈高，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机会愈少，且人际信任与生活满意度愈低，不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结语

从互联网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网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信息更替的加快，互联网将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生活在当代的大学生，将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笔者认为网络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还是扮演着一种积极和正向的角色。但对其“利与弊”的争议和其负面功能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对现实社会的全面渗透，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理性。网络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带来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此现象应该做出积极的、超前的应对。（来源：新闻爱好者 文/黄浩锋 作者为江西理工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师 编选：）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立项项目“互联网使用与大学生社会资本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04)

参考文献

[1]马得勇.社会资本:对若干理论争议的批判分析[J].政治学研究，2008(5).

[2]乐灵.互联网背景下的大学生发展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

[3]祝建华.近五年来青年网络研究述评[J].中国青年研究，2003(12).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07.

[5]柯惠新.网络传播与个人创造力.中国传媒大学“382人才工程”资助项目.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3）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 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 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 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 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 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 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 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 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 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 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 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 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 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 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 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 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 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 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 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 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 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 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 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 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 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 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4）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358-02

思维从概念开始，本文首先将要明确的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学的概念，通过概念分析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下面的讨论。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学的概念

（一）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从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才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标准提法。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二）什么是传播学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2]4。至于传播学是什么，学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李彬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是它的研究对象[3]。施拉姆这样表述：“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4]”本文认同的是郭庆光的观点，即“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2]6”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联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特定的一种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就是教育者。根据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要求，由教育者来确定教育内容，选择合适的资源，通过采用适当的形式和手段，把预期要传授的教育信息传递给受教育者。在这一活动中，应当把受教育者定位于受众，教育内容则实际上与传播活动中的信息相当。这些信息由教育者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传递给受教育者。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与一般信息传播的过程相同。它同样具备了传播者、受众、传播信息以及传播媒介的基本要素，并且形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活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教育实践活动的性质特点，同时也符合信息传播过程的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也是如此。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传播活动的一种，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就应该遵循传播学的基本规律。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对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进和理论的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在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学科交叉性特点的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具有整合性特点的学科，跨学科发展是传播学顺应时代的要求[5]。因此，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创新的必然趋势，也是传播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需要。

时至今日，借鉴传播学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所做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宏观到微观，已经开辟出了一些基本的领域，为进一步研究铺垫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可以说，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成功地被应用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工作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受到传播学理论启示的同时，也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对传播学

的贡献

（一）思想政治传播学正在逐渐形成，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扩大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

传播学的分支化研究，就是要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对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使抽象的传播理论不断分解到各个专业领域，使传播学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例如，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传播学分支理论有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经济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5]。

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正在逐步发展形成当中，这是截至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传播学的最大贡献。本文作者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的多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搜索到相关文章总计85篇。其中，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到65篇文章，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论文20篇。此外，北京交通大学的欧阳林教授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一书。这些都可以说明，广大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研究的学者和研究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活动”这一观点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进行交叉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也能看出有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所做的努力。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相关理论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概念来看，大致存在着传播学本位和教育学本位两种定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模式的建构，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单向型过程、双向型过程和双向互动型过程三种，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以上讨论只是为了说明，虽然众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总归还是已经形成了一些理论并且也逐渐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当中。 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还很不成熟，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不足，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尽管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研究毫无疑问加深了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的理解，在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同时，也拓展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充分的发挥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大众传播执行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点毋庸置疑。拉斯韦尔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三方面。赖特提出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的“四功能说”。施拉姆则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其中涵盖了社会遗产传递、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等等。郭庆光认为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和赖特的“社会化功能”相对应[2]101-102，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要学会辩证的看待问题，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大众媒介的先进手段，比如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使用，可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众传播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自己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例如，“杭州最美司机”吴斌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事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国广泛传播，使整个社会都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涤荡。在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网上投票推荐活动当中，广大群众和党员通过网络投票这个形式，也学习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受到了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大众传播媒介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内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有助于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就是扎根中国传播实践的土壤，吸收中国传播实践的特有优势和资源，发展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的传播理论[6]。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也说到，要使传播学成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就必须把传播学研究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才是我国传播学科发展的动力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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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传播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本文前面已经说到，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理应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所研究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K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8-02

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以下简称《传播学史》)这部书里,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讲起,到20世纪60年代它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讲述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

这部书与以往的传播学理论书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传播学的发展过程概括得更加全面,传播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学派、理论基本都涉及到了,并且还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阐述传播学在欧洲的起源以及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它的贡献就是让人们重新注意到那些以往被传播学理论界所忽视的,但却曾经为传播学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几位学者,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等,并且让我们重新审视施拉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施拉姆所总结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夸大了四位奠基人,造成窄化和压缩传播学为个人主义和短期效果为主的研究。而杜威、米德、库利、帕克的传播学研究是把传播放在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高度加以研究的,视野开阔,他们也是传播学技术主义的先驱。通过对《传播学史》这本书前半部分的反复阅读和思考,以及与之前阅读过的传播学理论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了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的观点,忽视了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史上的地位。但其实,无论是拉斯韦尔,卢因,还是拉扎斯菲尔德或者霍夫兰,他们对传播问题的研究都侧重于某些对他们本学科有用的方面,“他们的终极目标,仍是在解答他们本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在建立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也由于施拉姆的过分强调,以及他本人在传播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将后来的传播学研究工作限制在了这四人的理论框架之下,这大概就是前面学者所提及的传播学窄化。而与上述四位学者不同,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把传播问题放在了社会解释的中心位置,认为传播构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人与人的传播。这些传播问题也占据了米德和库利思想的中心,他们的全部理论都与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哲学、社会学理论就建立在他们对人类社会消息传播思考的基础之上,由他们最初阐发,后经米德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总结的“符号互动论”至今仍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们的许多思想对后世的传播研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传播学研究有五种取向:(1)心理学取向,认为传播是劝服,关键词是态度和行为;(2)社会学取向,认为传播是沟通,关键词是稳定和发展;(3)马克思主义取向,认为传播是斗争,关键词是意识形态;(4)美学取向,认为传播是游戏,关键词是;(5)人类学取向,认为传播是互动,关键词是意义。而符号学贯穿五个取向(而不是自成一个取向),所以是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这五种取向的观点乍一看来泾渭分明,容易理解,但是读过《传播学史》的欧洲起源部分之后,应当对这种观点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主要在四个方面:(1)进化论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直接影响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采纳了一种严格的革命观点,一种进化的机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2)由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表达的“变异”将库利和帕克那样的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引向社会学领域,尽管他们后来都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帕克,他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理论家,他关于城市生态学的著作直接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3)达尔文有助于非语言传播的研究的开展,这是传播学的一个专业,他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4)进化论的许多重要概念和机制现在都被研究群体生态学的学者们所使用。这其中也包括传播学学者。

其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例如,F海德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和卡西奥普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工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另外,施拉姆还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最后,卡尔・马克思和批判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可被看做是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批判学派注重大众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问题,这些课题没引起像P.F.拉扎斯菲尔德那样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后者沿着探讨传播效果的方向对待传播领域。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美国的批判的传播学学者和经验主义的传播学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一个富有成果的理智挑战;不过,这一冲突使得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的有趣线索未能得到从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人手的探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三大思想来源对于传播学的影响也并不是一条直线。三者本身也是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彼此影响。因此他们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是交叉的。传播学研究发展过程中,根据对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差异比较大的学派: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并能够引导渐进的社会变化。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冲突和斗争一而不是和平的生长和增量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引擎”。但马克思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非常大。他的有关变革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奠定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即奠定在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基础上,后者又以个体对于生产资料(一种稀有资源)的不同占有为基石。与其说马克思是共产主义体系――他认为,这

些体系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建设性的设计者,远不如说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优秀的批判者和分析者。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种理智结合。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弗洛姆、马尔库塞、罗文塔尔对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和兴趣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弗洛伊德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结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同时,前面还提到过,经验学者的思想和概念的一个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及其近代的批判学派的理论团体。批判学派对于社会的贫困、劣势和微弱部分的强调对于非批判学者能够产生提高意识的影响。所以,三大思想渊源彼此之间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传播学的发展影响也不是孤立的。如果仅仅简单把他们按照心理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人类学取向这样来划分,是不是有一点过于条块分割?因此,我比较同意把传播学的研究划分成五个有差异的研究传统,分别是:美洲的芝加哥学派、主流学派、多伦多学派,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美洲的学派和欧洲的学派在对待社会的态度上有重大差异。美洲发展的传播学者对社会持改良态度,基本上认可其所处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承认社会中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改良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只需要进行具体制度上的调整,采用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来完善就可以了。比如,芝加哥学派的发展本身受到社会学研究影响很大,是在移民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产生。因而强调社会的整合。而欧洲的传播学者对待社会的态度是革命的。他们受马克思思想影响比较多,认为社会问题应当从社会整体来改变,应当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来改变。比较典型的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著称的批判学派,认为暴力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7）

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被确定为一级学科[1]，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2]。这种“超常规发展”势头似乎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传媒市场的一种积极回应：为市场培养、输送人才。现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矛盾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网络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学科设置、教育理念中的问题，落脚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不匹配[3][4][5]。本文无意于罗列此前学界的一些声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尝试阐发一种新的趋势，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它既是趋势，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增强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科学”分量，推动教育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

一、寻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有欧洲或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与我国相反，英国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英国高校对新闻系和传播系的区分较严格，培养目标不同：新闻学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而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6]。英国高校很少专门开设新闻传播院系，多从属于社会科学类、社会学院、人文艺术类等院系；专业设置秉持“统合主义”理念，强调学科交叉，如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统合，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吸收传统优势学科的知识底蕴[7][8]。美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步发展，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界一般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分为纯粹职业化教育模式和强调通识理论教育模式，前者观点是“最好的学习新闻与广告的方法是实践”，课程设置的目标是“确保操作与理论的合作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后者认为“职业培训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新闻学要想在研究型大学立足，必须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科学”，在其课程设置中，新闻传播方面的课程只占1/4，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3/4[9][10]。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第二种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进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承担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与业界保持距离，学术研究应被置于教育目标首位。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对大众传媒的要求提高，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培养模式受到冲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个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机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化记者为目标，但在提高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培养等传统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闻传播教育有各种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素养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联系紧密，许多学校的新闻传播学设置在社会学院或社会学系下；教育模式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13][14]。

二、辟源：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西方，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创立至今，涌现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会学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可能”，在这一问题引导下，衍生出：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等关系探究。社会学的视域广泛，从关注国家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主义视角，到关注家庭、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的中观组织和网络视角，再到微观的社会互动视角，而且微观社会互动的研究成为新趋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如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等传播结构理论，魔弹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均基于“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形式，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播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沟通即社会互动，自媒体上的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的线下在场互动。互动频率和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新闻传播理论有新的视域和面向，而社会互动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创立至今一以贯之，且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传播者的行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阐述新型社交网络关系是新的趋势而且大有所为。

三、趋势与可能：汲取社会学营养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闻生产的流程也发生很大变化，由“流程化”转向“一体化”，发展出“融合新闻”；受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受众”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传播者；媒体用户对媒介产品的阅读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快阅读，一方面却是对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发了各类媒体在争夺用户上的竞争，更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场所，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做出调整。过去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问题，通过单纯的媒介知识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视野狭隘，往往只关注技术，而忽视媒介与社会、使用媒介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改变教育理念的改革随之而来[2]。2013年，在对国内18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中，大多数院系都提及加强通识教育，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一些学校还在学制上做出了尝试，如“2+2”模式，课题组形式[15]。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界对社会学重视是相辅相生的，以《国际新闻界》杂志为例，2010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涉及社会学主题的有10篇，2013年有15篇，2015年达到22篇，且涉及的范围变广，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运动等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且不论新闻学专业最初下属于社会学，社会学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传播社会学从传媒与社会视角出发，分析传媒的社会功能，并探究传媒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互构关系；从微观上看，则包含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媒介组织等议题。新闻实践方面，新闻报道通过广为传播引导社会舆论，从社会学视角看，舆论是一种动态性社会意识，舆论形成后需要引导和社会控制和平衡；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从社会学的“个体与社会”“社会秩序何以维持”等发问出发，进而改善。在方法上，实证主义传统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开始，后经涂尔干、科尔曼等学者的发展，形成如今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分支，传播效果的众多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式，新闻传播中的精确新闻、策略传播广泛运用问卷调查；传播学奠基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倡导并确立“实地调查法”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观察法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调查方式，新闻传播教育中最常用的新闻采访也是访谈法的一部分；内容分析法是社会学文献研究法的量化方式，更是被新闻传播的学者广泛采用。社会学从诞生之初便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因此形成了较严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中国社会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要求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结合，而新闻报道或是营销策划也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此外，社会学强调批判性思维，无论是针对理论还是社会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处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社会的新闻传播学子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两类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契合的。总之，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一种趋势，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能从中受益，包含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培养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目标的达成。

四、结语

新闻传播教育必须紧跟传媒市场和技术的变迁，培养行业内的急需人才。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信息爆炸”，使得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科学素养成为对全球市场下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普遍要求。而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这一要求下的趋势，社会学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目标，更增强了社会学知识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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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溪声,温潇.理念、目标、对策: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综述[J].新闻大学,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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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海贵.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特色及其给予我们的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9):51-52.

[10]董天策.新闻传播教育的理想范型[J].新闻与写作,201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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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谢小红.新媒体冲击下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坚守与变革[J].出版广角,2016(2):33.

[13]吴信训.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28-30.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8）

对“舞蹈传播”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这一学术概念进行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所谓舞蹈传播，就是以舞蹈作为文化媒介和传播内容在不同社会系统中的传递与流动，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实现舞蹈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全部过程。舞蹈传播研究是围绕着舞蹈历史背景与现实空间开展的新的科学思维活动，它的研究范围起于舞蹈的传播现实，展开于舞蹈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目标受众，关涉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技术背景，并最终指向传播的特征、特质以及相关规律。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叉学科，舞蹈传播学既属于舞蹈学的研究领域，也属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皆有渗透、优势整合的研究领域。舞蹈传播学以人类历史文化生活中的舞蹈传播行为、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与对象、传播的规律与模式以及形成的舞蹈传播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不同传播环节来考察传播运行系统，它极大地借鉴和吸收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播学比较而言，舞蹈传播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舞蹈的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跨学科性质，舞蹈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必然也是多元化的。譬如，从舞蹈史学的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不同舞种流波、演变的历史及其背景因素；从舞蹈心理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传播主体与受众群体的心理现象、人格特征、审美喜好以及他们对舞蹈传播活动的影响；从舞蹈身体语言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传播对于身体美学的影响或是舞蹈身体语言的发展脉络；从舞蹈社会学角度，可以研究和考察舞蹈在不同社会的传播条件、途径、内容的选择或是阐释在市场的催化下，舞蹈如何成为文化产业中的商品及其生产、销售、消费的整体过程和社会影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研究角度在舞蹈传播学的公共视阈下都能建构其具有自身研究特点的理论模式，避免了模式套用而陷入空泛的理论之中，也在切实而具体的研究中充实了舞蹈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舞蹈传播学的研究必须基于舞蹈传播活动的丰富实践中。人类舞蹈传播活动由古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这样的文化现象当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传播关系而实现的。将这种悠久的传播现象和丰富的传播经验总结成具有规律性、概括性、真理性的“学理”———舞蹈传播学，是当代舞蹈研究者的时代责任和文化使命。可以说，舞蹈传播学是舞蹈学科在时代需求下的一次扩容与发展，这样的整合与延伸将激发舞蹈学研究的内在活力。舞蹈传播学将是一项有现实意义和广泛学术前景的学科，它在吸收、借鉴传播学理论基础、观念基础、知识基础的同时构建舞蹈学自身的理论模式，紧密地与传播实践相联系，并将引导舞蹈传播的实践活动进入良性循环中。

二、舞蹈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9）

施拉姆在1963年出版的《人类传播学》(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指出：“传播学不是一个我们称谓物理学或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予以穿插，但没有停下来。”传播学科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一点从传播学的四大先驱就可见一斑，哈罗德・拉斯韦尔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库尔特・卢因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霍夫兰是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明晰，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传播问题，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等等，景象异彩纷呈，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分科领域之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但是，传播学毕竟已经从诸多的社会科学中脱胎出来，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在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传播作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界定，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即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问题。

国内传播学界，林之达先生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说道：“一门科学的生命力大小不仅取决于社会对这门科学的需要程度，而且还取决于这门科学的基础理论的扎实、深厚程度。”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之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引进美国经验学派这样的应用理论的同时，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掌握，只有把传播的基础理论打牢才可能更好地去研究和发展传播理论的外延。而在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在学界和业界已经有不少的思考和探讨，这些思考和探讨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使传播学更加系统和相对健全，也为后人学习和研究传播学提供更好的理论参考和理论平台。在刘卫东教授首先提出的传播元理论的启发下，即在传播元理论的视野下初步提出了一个不尽完善的传播理论框架，如图所示：

此理论框架的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该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人――媒介――社会，这也是问题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第二，传播学的本体理论分为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其形成是一个系统的两个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建构在哲学的大理论背景之下，传播理论，同时也包括其他的学科理论都是在哲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当然，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这里主要是指广义的哲学。

第三，过程一即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的形成过程。在很多学者最初进行传播现象研究时，传播理论是比较模糊的，“传播学”还是一门不够独立的学科，而这种学科与其他的已成或未成体系的、成熟或是不成熟的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等融会贯通，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得出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即我们所说的5W理论，即传播的5要素――传播者、信息、媒介、接收者、效果。这5个要素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过程，而是循环的，另外加上两个外在的影响因素――环境、心理，这两个因素贯穿于传播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环境和心理的因素不仅影响到传播者、接收者，对于传播的信息、媒介以及传播效果的评估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同时也可以称为基础理论。

第四，过程二是传播学的外延理论的形成过程。在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之后，核心理论反之广泛地应用或者说渗透到各种已成或未成体系的、成熟或不成熟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行为科学等，形成了传播学自己的外延理论，如广告学、新闻学、公共关系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等。传播学本体理论的外延理论同时可以称为应用理论。

第五，过程一与过程二，是有先后顺序的。首先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而后才有了核心理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渗透，进而形成了传播学本体理论的外延理论。我个人认为，这两个过程的先后问题不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这种问题难以确定。一种理论要形成其外延理论，必然有一个理论支柱为强大的后盾，这种理论支柱就是这一外延理论形成之基础――核心理论，并且也必须由这种核心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和交叉才能形成。就像是一幢楼如果没有地基，那么就不会有上面的N层楼层，即使有了楼层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经不起任何风雨的考验，就终要倒塌，功亏一篑。同理，没有传播的核心理论形成在先，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外延理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外延理论，所以，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核心理论是基础，先形成了核心理论而后形成外延理论，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最后，在形成了传播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之后，两者并不是各行其是，而是不断地在应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互相吸收养料，互相促进，互相弥补，彼此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

对于传播理论的理论框架的讨论仍然是现在进行时，还远远没有结束，并且这需要更多的实践论证和探讨。有理由相信，传播理论也一定可以通过不断实践从外界吸收养料，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从而确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理论体系，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门真正的独立“显学”。

参考资料

①【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② 【英丹尼斯・麦奎尔【丹麦】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传播社会学论文篇（10）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

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

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有限，主要是文献研究法、阶级分析法等；而传播学中有关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受众调查等科学研究方法，大大增强了传统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手段。因此，只能是新闻理论借助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研究方法，结合新闻实践的实际，构建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形成传播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子系统；而不可能是传播学与新闻学揉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就像大系统不可能融入到子系统去，形成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总之，是传播学指导、充实、丰富并改造传统新闻学，使之成为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子学科，而传播学则应该发展成为一门“一级学科”。

传播学研讨会，顾名思义，当然是以传播学者为主的大会。从事新闻编辑出版工作的“绿眼罩”们不多，虽然大陆的“凯平方”队伍并不十分纯粹，他们中的博士帽并不是很多，也有从新闻业进入传播学课堂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一级发展论”肯定是占上风。

因而，传播学未来发展的两极趋势观受到研讨会的重视。这种两极观认为，大陆未来的传播学有可能向“基础传播学和专业传播学”“两极同时发展”：

一极是发展成基础学科、甚至包括基础教育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统称为“基础传播学”。主要课程将包括《传播概论》，内容涉及传播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等；《传媒概论》，内容涉及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传媒、运用传媒等；《传播技能》内容涉及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电视传播、电脑操作和网络传播等现代基本传播技能。

另一极则是发展成专门学科，不仅在新闻传播、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公共关系和广告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其中主要有：政治传播、经济传播、科技传播、文艺传播、卫生传播、体育传播、宗教传播等。[9]

四、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就业

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和传播学教育的学科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将来，更直接点说，关系着今后的就业问题。预计2005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可能不太好。据有关资料，明年将有340万大学生毕业，乐观一点估计，一次就业率可能达到7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30%，即约有102万人可能落实不了工作。在这部分人中，考研的大概占30%，就还有70来万人找不到着落。

从新闻传播专业来看，形势可能要好一点，但就业压力也很大。之所以压力大，因素有两个，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科研与教学上的胶着状态，决定了我们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目标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大量的新闻专业毕业生上；二是我们的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转变，大众传媒仍然在社会中处于较特殊的地位，学生大都把将来工作定位于报刊社，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

实际上，这些单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有六成多点的毕业生能够如愿就很不错。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多数的新闻传媒都将走文化产业的道路，在对新闻人才的需求上存在较大的变数。

如果我们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奉行通才教育理念的日本的情况可以参考。据一份调查显示：日本高校新闻传播专业870名希望进入媒体工作的学生中，进入媒体工作的只有196名；以报社为例，虽然有89名学生选择希望去报社工作，但是实际进入报社工作的学生只有27人。

传媒为什么不能接受更多的人，因为它们还有其它的需求。以日本五大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从中国的电视行业来看，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期以前，活跃在中国屏幕上的著名主持人、播音员多为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此后的若干年来，各个电视台广泛吸收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毕业生，甚至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的办法，在民间广泛地选拔主持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它们中许多人表现不俗，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他们比起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来，成绩更为突出。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在新闻学与传播学胶着的状态下，新闻传播教育更多的倾向教授陈旧的、僵化的理念和呆板的新闻表现手段与形式；而新闻传播的内容，无论是人文的，还是科技的都无力很好地提供给学生。因此，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先天不足的。

这种不足的表现首先是对诸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有的甚至是无知；其次，是不懂针对不同知识与信息的特点或者说特性进行传播的方式与技艺。

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毕业生在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中，不仅能够很快地掌握工作需要的某种新闻传播手段，而且能够在专业方面很快成为行家。通过在电视上举行大奖赛选拔人才的办法，更是为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间传播人才开辟了通道，使他们能够越过新闻专业的壁垒登上令学子们羡慕的传播舞台。

这类现象随着传媒产业化，人才市场化将会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还仍然固守老一套的教育模式，我们的学子仍然以学校教授的“新闻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报刊编辑学”、“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技巧”、“编辑学通论”之类教材为满足的话，一些人被排除在新闻传播领域之外是不难想见的。

如果这些人再不学一些基本的传播沟通知识，习得一些社会传播的技能，更无法适应社会的选择。北京大学的学生卖肉，学非所用，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社会对人才的关注度不够；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是学人欠缺与社会沟通的能力：让社会认识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推介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的能力。现在的新闻传播专业，特别是本科专业，很有可能培养出一批“高不能低不就”的“特殊人才”，传媒业进不了，机关单位进不去，到企业去吧，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干个体吧，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传播学“一级发展论”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胶着状态将发生改变，传播学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展，从依附于新闻学到发展为一门包容新闻传播在内的系统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新闻学来说，不仅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而且能够丰富新闻学的社会传播手段，使学生习得专业传播技艺。在他们面对社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进入传媒业时，能够以传播学为底蕴，奠定自己高于其它专业的竞争基础，同时又能参与选拔竞争，以专业传播者的角色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民间传播人”角逐。退一步说，即使不进入传媒，在其它领域，如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以大胆地从传播的角度切入。如在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教育传播、艺术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都可以以传播为桥梁，进入之后逐渐成为相应领域的行家。

从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来看，就展示了这样的前景。2004年复旦大学调整了课程设置。

专业必修课程20门(48学分)，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业务通论、中外传媒发展史、传媒法规与政策、传媒伦理与道德、传媒英语、媒介与社会、跨文化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当代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与发展、媒介经济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网络新闻传播原理与应用、计算机辅助新闻业务、网络媒体内容制作。

专业选修课程20多门(16学分)，有：舆论学、社会学导论、社会心理学、视觉传播、政治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管理学导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报刊发行管理、收视率分析、期刊编辑与出版、媒介市场策略、媒介娱乐产业、动漫产业、高等数学D、统计学、市场调查方法、网络基础技术与应用、网络安全与法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学、整合营销传播等。

从上述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传播学基础理论(含研究方法)的教学以外，学校把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放到了突出地位。传播学教育的定位更有利于高瞻远瞩，面对社会的广泛需求培养人才。

复旦大学的设想是：今后传播学系毕业的学生除了能够从事与新闻传播业务(含传媒新科技技能)有关的工作以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传播素质、丰富的社会协调和人际沟通能力、宽泛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跨文化)视野、以及高超的信息分析和媒介(含公司)管理能力。传播系学生不仅要适合大众传播行业，网络，新兴传播媒体、广告公关公司、跨国传媒集团、媒介产品制作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大中型国有、民营、跨国公司都应该是他们展示才华的领域。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教材改革已开始，计划先期推出12本，内容包括传播学导论、大众传播通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学研究方法、公共传播、说服传播、人际传播、商务传播、倾听、电子传播导论、采访与传播。复旦大学传播系的改革，从构想来看，是宏大的，要达到预想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我国大陆来看，在传播学研究与教学上，复旦是走在前面的，很多院校的研究与教学还处在20世纪末的状态。

这种状态是不会持久的，站在潮头的复旦，在传播着排除“不确定性”的明确信息：变革是必然的。对于我们学习传播学的学生来说，适应这种变化也是必然的。

如何适应，不是坐着等待传播教育的改革，期盼全能老师的出现，期待“葵花宝典”式的教材问世。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毕业，在毕业的那一天，也就宣告自己退出在传播行业的竞争了。

第一，你没有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二，你也没有和师弟师妹们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资本。处在改革时期的学子，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改革成果，却必需在改革之后的环境中参与竞争。怎么办？唯一的、积极的办法就是与改革同步，以改革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学习，把本科生的学业按研究生的方式来完成。

说明白点，就是要改变惯用的高中时期的思维方式，不要坐等老师来填鸭，要善于从改革的大趋势中，找准方向，为自己的学习定位，在完成基本学业的同时，围绕自己的定位，寻找知识，学习知识，积累知识。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学习和研究问题结合起来，做出成果，力争在毕业时就成为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传播学人，一个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在各项社会工作中从事实际传播工作都能够表现卓越的优秀人才。

在座的传播专业的同学们，你们选择了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专业学科，但这个学科是信息化社会中发展前途、就业前景最为光明的学科之一。

它的不成熟，为你们提供了机遇，作为新兴学科由不成熟到成熟，你们是第一批见证者，作为信息社会大陆传播专业真正专业化的毕业生，你们是幸运者，也是专业传播者大军的先行者。

为此，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老三届”中，多数是“不足月”的中学生，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无论是在“软件”还是在“硬件”上也都不能和今天相比。就是在自身条件和教育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学校教学与在校自学，成为了的新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一批学子，成为了医治社会创伤的主力军。如果你们能够像他们那样，更主动地学习。到时候你们的辛劳换来的将是社会的拥抱与赞赏。

预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此文由作者在西南交通大学传播系和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注释：

[1][2][3][9]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7]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5]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转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6]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所作的主题演讲，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转引自李双龙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明安香：《关于传播学学科发展前景的探讨和展望》，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2、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给我们的启示》，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3、朱光烈《开倒车：我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设想》，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

4、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2003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暨CAC/CCA。

5、童兵、高金萍：《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1期。

6、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7、熊忠辉、王晓梅：《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中华传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