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1）

 

一、引言

所谓外来语就是从外国吸收而来的语言。日语的外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日语当中的汉语词汇也属于外来语。狭义上讲，日语外来语主要指来自于欧美语言，并且由片假名来书写的词。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日语学习者当中，提到外来语，首先想到的就是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而忽略了汉字外来语。前者当然是现代日语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来语，但后者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笔者将主要从汉字外来语，欧美语系外来语两方面分析日本对汉文化及欧美文化的吸收。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展示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兼容性。金田一京助曾说：“每一个词语都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的外来语就是吸收外国文化的种子，外来语是研究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资料。”[1]让我们看看洒落于日本各个领域的种子是如何一点点一步步地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囊括到本国文化中的。

二、日本文化中的唐风汉韵

（一）日语中的汉字

公元四世纪人文历史论文，大和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与邻国朝鲜，中国等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在频繁的交流中大陆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到日本，汉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到扶桑之邦的。自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进入了文字时代龙源期刊。到了平安时期，日本才创造出片假名和平假名，慢慢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由汉字这个“真名”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作假名。平假名是借汉字的草书字体而成的。据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文人墨客推崇晋朝文化，于是临摹草书而来的。而片假名则主要借汉字楷书的偏旁而形成的。据说是汉唐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时，僧侣们抄习经文创制而成的。 [3]日本人经过不断努力，不断探索终于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组成的文字体系。日本民族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无文字时代到了拥有表音，表意文字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让人感叹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包容。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已然随着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漂洋过海，抵达扶桑之国，并发展，繁衍开来。可以说汉字为日本民族送去了文明开化之灯人文历史论文，照亮了其漫长的文化发展之路。

（二）日本对汉文化的吸收

日本最早吸收的外国文化应该就是汉文化。主要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民族又是一个擅于吸收学习先进国文化的民族。而事实上先进的汉文化确实对当时相对落后的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正如一位日本汉学家所说：日本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汉文化就像碱水，日本文化一与汉文化融合就成了豆腐。道出了汉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

隋唐时期，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吸收达到了鼎盛。彼时的先进汉文化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政治体制方面，仿照中国实行年号制。根据遣唐归来的高向玄理等改新国博士制定的新政策，设置了二官，八省的中央官制和国，郡，里三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种焕然一新的政体制可以说几乎是把隋唐封建集权制的核心移植到了日本。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也仿照唐朝，设置了大学僚，以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礼记》《左传》等为教材。文学方面，可以说唐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当时从天皇到贵族几乎人人都会作唐诗，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编纂而成的有名的汉诗集《怀风藻》《凌云集》等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是当时日本人最喜欢吟诵，模仿的了。比如，成书于十一世纪，日本文学中伟大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该书之中就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的诗。[4]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的茶道，也是由唐朝传入的。作为宗主国的我们对其不甚重视，而日本人却把这种文化发扬到了极致。再次，书法，唐朝时候书法艺术可谓百花齐放人文历史论文，登峰造极，日本人最推崇的是王羲之父子的作品龙源期刊。以至于现在日本还有几百家专门的书道学院。最后，日本的绘画也深受唐朝影响，具有明显的唐风。以至于学者称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化为唐风文化。可见，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之广泛。[5]

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于日本对汉文化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已经随着汉字这个文化之种扎根于邻国日本，并与异邦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中可以说是处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子，上至政经制度，下至文娱生活无不充盈着汉文化的映象。

三、日本文化中西方色彩

（一）日语中的欧美外来语

在现代日本，使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俨然成为了一种时髦，时尚的行为。有时候明明有些日语固有词完全可以表达，却非要用一些蹩脚的外来语。而对于听者，就算对说话人讲的有些外来语的意思不明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以免让人笑话。由此可见，外来语在日本社会的应用已然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外来语的输入与日本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吸收某国外来语的多寡，则反映出当时日本与该国交往，交流的深浅与长短。让我们随着日本历史进程的长河，看一下日本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一点点地编织起这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的西洋文字体系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英美两国交往的频繁，输入日语的英美词语大量增加。经过大正，昭和到近现代的继承人文历史论文，发展，现在英语已经占日语现代外来语的百分之八十，成为欧美语系中最大的外来语。当然，大规模的美式英语输入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当时，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加上作为占领军的美军在日本驻扎多年，使得美语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日本锁国政策的结束，除了英美外，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长期闭关自守造成的文化匮乏与社会落后局面，使得整个日本民族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欧美文化很快覆盖了整个日本社会。相应的日语中的各国外来语也猛增起来。代表这些国家特点或某方面文化优势的语言随着国家间的交流进入日本。来自法语的主要是服装，文艺，料理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バレエ（芭蕾）、ルージュ（口红）；来自德语的主要是医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ウイルス（病毒）、イデオルギー（意识形态）、ザイン（存在）；来自俄语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ソビエト（苏维埃）。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近现代文化是借助于吸收人文历史论文，融合发达的西方文明才得以取得迅速发展的。日本政府借助这些发达的西方文明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

（二）日本文化中的欧美风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实行欧化政策，全面吸收西洋文化。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所以首要的就是把西方发达的近代教育制度移植到日本，使得全民教育急速发展，二十世纪初日本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即使是在二战失败后，也以“国破教育在”的精神重建教育龙源期刊。福泽谕吉等把天赋人权论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带到了日本。又大批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跟当时学习汉文化一样，主要表现在衣食住。服装从天皇皇后的礼服到学生的校服全部采用西服的样式。吃的方面，以吃素为主的日本人为了学习西方增强国民体质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甚至僧侣也可以吃肉食，并娶妻生子。ワイン、ビール、ウイスキー等也开始进入日本社会。建筑方面，西式建筑多了起来，著名的国际社交场—鹿鸣馆就是由英国人设计的。

二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吸收美国文化。这时，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受占领军的控制进行了各项改革外，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在战后通过报纸，电影等展示在了日本人的眼前，对日本人的衣食住带去了巨大的影响。衣着方面，战前日本女性穿和服的居多人文历史论文，战后基本上都穿西服，到了现代，和服也只是在特别的日子才穿；吃的方面，战前，早饭是传统的米饭和味增汤，而战后面包，奶酪，咖啡，牛奶等西式早餐普及开来；住的方面，被称作“老鼠小屋”狭小的日本人的房屋在战后开始引入美式的住宅建筑方式，布局使用2dk，3dk这样的西式结构。在榻榻米上吃饭的传统的吃住一体的生活方式渐渐淡出了日本人的生活。可以说生活方式的美国化是战后日本人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如果说日本的古代文明是传承于中国，那么日本的现代文明就归功于西方，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西融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日本文化的这种混杂性，兼并性，日本文化也被称作混血文化，杂种文化等。也正是因为日本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兼容性才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一朵奇葩，总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参考文献:

[1]王曰和.外来语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8.

[2]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25.

[3]唐磊.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

[4]李光泽,卜庆霞.日本文学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20-25.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2）

历史人类学的产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即平面史的叙述模式阶段、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阶段、历史文化的深描阶段、中国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及其传统阶段匡。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人类学无论是受到功能主义学派还是历史具体主义论的影响，均呈现出西学东渐的中国化过程，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人类学发展，这是基于人类学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人类学所要考虑的原是历史上的事实，所用的方法也是也是历史的方法。在文化论与历史学的社会协调过程中，历史人类学还出现“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的论战，南、北派分别以林惠祥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论争焦点集中在区域研究与历史资料的建构方面。2017年7月，在北京大学展开一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方经验和北方经验论战，围绕不同时代的国家在不同区域的存在模式，以及如何看待不同地方与国家之问的民地关系，又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历史人类学本质体现一种历史反思的过程，既吸收文化人类学传统理念，同时也借鉴史学研究方法和史料的运用，反映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它是以历史的时问维度和文化的空问维度去发现、研究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历史素材与社会文化时问性并举，将其概念化、符号化，再现人类社会历史，符合“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时对时问观点的认识当中”匡的论断。此外，历史人类学还体现了文化论与过程论的辩证关系，即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协调，从历史人类学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个案进行重新解读，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把被反思的意识形态放回到历史过程中去解释，也使我们有可能赋予历史过程本身一定的反思价位匡。因此，历史人类学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结合，为我们全面理解人类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方法，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文献史料，结合田野实地调查，以过去解释当下，为进一步研究社会机制提供可能。

二、历史人类学对唐宋妇女日常生活的研究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3）

《世界博览》：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开始的过程中，有些日本媒体认为这次中国选择的是社科院和北大组成的党指导下的研究集团，日本选择的是靠近自民党的政治史、外交史学者为主的集团，共同研究的学术价值很难认定。您如何评价此次共同研究的学术性?

步平：有些日本媒体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包括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报告书之后，日本一些偏重实证研究的学者关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评论，比如《日中战争史》的作者秦郁彦说：“中方报告始终引经据典根据史实关系记叙，比起以前那种始终谴责日本的诱导舆论意味很强的历史论文比起来，感觉有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历史研究和公开的自由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我一直强调中日历史问题是政治判断、学术研究和民众感情三个层面交错的问题，这三个层面既不完全分离也不完全重合，学术研究问题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者更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问题，需要遵循学术规范，这次报告书的结果证明大家是从学术角度来研究的。这一点与来自北大或社科院似乎没有关系。

《世界博览》：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只有近现代史的研究，古代史研究方面相对薄弱，这种情况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里有表现吗?

点评：我们的文章都已经发表了，大家都可以看，不能笼统说薄弱。应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世界博览》：我国的古代史研究相对近代史来说显得薄弱吗?

步平：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中日学者之间这样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这次和以前都存在的问题是一开始我们的对话没在一个层面上，但并非哪一层面高或哪一层面低的问题。深入的对话，需要长一点时间的磨合，比如说，我得了解对方的话语体系，对方也得了解我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对话，否则的话可能就是各说各话，我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代史也是这种情况，不能判断说谁的更高，谁的更学术。除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

《世界博览》：我们有很辉煌的古代史，对日本的影响又那么深远。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我们要不要强调这一面呢?

步平：我不觉得需要特别强调，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外来的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基础，日本和中国都是这样。当然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汉字、儒教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影响，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因此就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也不科学，日本学者不赞成这个观点，实际上我也不赞成，我们也没必要用这样的观点来判断中日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尊重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换个角度，如果日本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否认中国的影响，这也是不对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强调我们的文化如何影响日本，“灌输”方式效果并不好。我觉得日本人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更好。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存在天然的感情，倒退到一百年前，不懂日文的中国人照样可以和日本人交流，可以用文言笔谈。那一时代日本人的文言水平相当好，那不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吗?尊重与重视中国文化影响的倾向，这些年确实有些变化，日本人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了。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近代以来，日本比中国强势，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中国，所以他们不觉得承认古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什么问题，因为日本处于优势地位。现在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日本人感到有压力，有一种很焦虑的心态，所以担心如果总强调中国的影响，而不强调日本的独特性，日本人就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自由主义史观”、历史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社会背景。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扎扎实实研究历史的话，日本人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近代的情况是日本文化对中国很有影响。在我们这次近代部分的研究中，我们特意设了一个题目：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近代留日热。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很多人去日本留学，因为离得近、花费少、文字上有相通之处。我们近代用的很多语言实际上都是从日本过来的，比如民主、自由、反省、觉悟等词。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可能超过一半的近代词语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到中国，日本是中国革命者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对于我们在近代部分列了这样一个题目。有的日本学者非常惊讶，也很感动。我们应该承认这段历史。不管古代也好，近代也好，历史研究就要尊重历史事实。

《世界博览》：虽然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两国政府委托进行的。但还是学术上的研究，那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经过这几年的共同研究有什么突破吗?您能举出具体事例吗?

步平：这次的共同历史研究不是要追求学术上多么大的突破。以前两国有争论、有争吵，现在两国学者首次坐到一起来研究，坐到一起之后首要的问题是把各自的主流观点整理清楚了，告诉对方。所以我们首先确立了共同题目，各自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主流学者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互相交换了论文，让各自了解。就各自的论文来说，谈不到特别大的突破，但是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双方学者坐下来的交流。现在我们发表的论文，实际上是我们双方经过了几个回合的交换论文、听取意见并修改后提出来的，部分采纳了对方的意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比以前各说各话已经是非常大的突破。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走出这一步后，我们才有可能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取得突破。

《世界博览》：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您觉得中日学者在方法论方面有何异同?

步平：实际上中日学者遵循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研究的方法。首先要尊重史实，用事实说话，这一点中日学者都没有什么分歧。在具体的问题上，我可能用我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对方可能使用对方掌握的史料来说话，可能不一定立即达成一致意见，需要慢慢来解决，如交换资料，交流认识，以后才能达成共识。

另外，方法论的差异还表现在对史实的判断上。史实只有一个，但你从你的角度看，我从我的角度看，这就涉及到观察方法。有的学者可能注重对具体事件过程的分析，有的把所有事件联系起来之后，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研究近代

以来的中日关系的时候，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结合日本早已经划定的生命线和利益线，我们会认为近代日本一步步走向侵华的道路，是其实施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观察方法。而日本学者虽然承认这个过程，但是他们会比较关注事件的具体过程，比如“九・一八事变”确实导致侵占中国东北的结果，但是他们关注当时日本的各种声音，比如外务省与军部的观点不同。我认为：首先需要承认基本事实，对于具体事件的判断不一致，并非都是中日学者间的分歧，其实在中国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看法，日本国内也是如此。我认为这种不一致可以长时间存在，有的涉及历史观的问题。从国际学术交流的角度看，我们不一定要强求历史观的一致，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唯一的一种观察方法，我们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交流，相互了解或理解对方的观察方法，也许会长时期存在一种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历史事实的确认。

《世界博览》：既然都尊重史实，那这次双方的主要争论点在哪里呢?

步平：这次报告出来之后，你看看双方的文章会发现，双方的争论点其实有许多，并不容易简单归纳，有些媒体抓住某些表面上的差异做文章，其实并没有抓住真正的问题，缺少冷静的，客观的思考和报道。我们用那么多的时间，经过反复讨论写出论文，而有些人用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看过之后就给出评论，这样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我希望大家仔细看看。

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这个问题上，中方学者列举了南京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的数字，即30万以上和20万以上。日方学者还列举了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包括几万到十几万这样的数字。日本的一些媒体有意抹杀双方学者就“大屠杀是存在的”这一点达成的共识，也不报道学者关于大屠杀产生的责任和原因的追究，偏要把数字问题提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因为以前日本的右翼就想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在没办法否认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就故意在数字准确性上做文章，其逻辑是：数字不精确，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是虚构的。这样的逻辑其实是设置了一个陷阱，应当警惕。当然，强调某些数字是无可置疑的也不是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科学论断。我们的共同研究报告希望引导大家去冷静思考，为思考历史问题提供一个平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学术研究的基础来调控自己的感情的话，对话与相互理解就容易一些，也就能增进双方的理解。学者不能说是先知先觉，但至少在历史资料的掌握上有一定的优势，其责任就是给大众的历史认识提供科学的依据。

《世界博览》：有人指责日方团队有几位学者实际上是自民党的智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主要从政治上考虑，而非学术的。您怎么认为?

步平：这和第一个问题有联系，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有一定的关联，不能说学者没有政治态度，但共同历史研究要求学者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基本前提，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我觉得政治背景的问题不宜强调。现在文章都已经发表了，我认为需要就文章的内容来讨论，日本有的媒体也说中方的学者是政府选择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故意把政府和学者对立起来，好像反政府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学者，这是什么逻辑呢?政府不是学术机构，其学术判断来源于学者的研究，也依靠学者的研究，是学者拿出研究结果。

《世界博览》：中日学者的学术背景也有差异?

步平：学术背景的差异表现在我们的学者大部分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日方学者中有从事政治学的、法学的学者。中日双方学者在学术背景上有所不同，我倒觉得这种差异无可厚非，这段历史本来就是和政治有关联的，也和法律有关联，观察问题的角度更宽一些并非坏事。但研究历史问题，历史学者的观察角度与立场是最基本的。双方都在10名委员之外聘请了一些“外部执笔者”，这是为了弥补知识结构上的缺陷。

《世界博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有人说其一来自社会制度和现代化过程之差，其二来自历史学方法论。您怎么看。

步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研读双方的研究报告。另外，现在的研究报告是“各自表述”，并不要求建立同一的认识，毕竟是学术研究，需要尊重学术规范。

《世界博览》：这次研究涉及到很多政治问题，前面您也说过当两个国家的国家地位和实力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意识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也体现出当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现实吗?

步平：学者的学术研究对历史局限性是要有所超越的，我觉得我们是有所超越的，包括超越自己。比如我们主动提出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留学热，日本学者也会注意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学者不应该带着强烈的感彩去研究历史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一直强调应当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世界博览》：说到感彩，在这次学术研究中，日方学者中是否存在歧视亚洲国家的倾向?

步平：在这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没有。近代以来，中、日、韩和其他亚洲国家是同时起步的，大家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压迫。不过日本最早摆脱了被动地位，通过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成为了亚洲强国，这让日本人自信心膨胀，不断强调日本的所谓“优秀”，形成了“民族差别意识”。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国内不断反省走向战争道路的原因在哪?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民族差别意识”。相当多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有意识地推动日本反省这个问题。日本战后的确是反省了。首先反省日本为什么战败了，进而反省为什么走向战争道路了，再进一步反省为什么不能早日结束战争。但是这样的反省是有问题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才开始反省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角色。而在这之前，日本人反省的角度是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比如东京空袭，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日本人发现，美国轰炸越南造成那么大灾难，与当年日本给中国、朝鲜造成的伤害没有区别，所以，日本应该也是加害者。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反省到现在还没完成，没形成社会的整体意识。但是这次日本学者的文章，对加害者的问题还提到并强调了。当然不能说“民族差别意识”已经完全被消灭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偏见迟早会被彻底抛弃。这不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遇到的主要问题。

《世界博览》：在这次共同研究中有没有遇到资料的问题呢?中日双方在使用资料上有没有什么偏颇。如何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再现历史的真相?

步平：现在双方在史料的使用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4）

Comments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by Umesao Tadao

Key Words:the 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Umesao Tadao;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Japanese culture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historical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view of ecology"， raised by the well-known Japanese scholar Umesao Tadao， was massive. It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cogni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 tion， especially for modernization. However， inspecting from the aspect of history， such a view has many flaws. As a mod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not convincing; as a representational Japanese cultural theory， it tends to over-glorify the Japanese culture，which is hard for us to agree to.

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以下简称生态史观)而名声大噪。1964年《中央公论》将该论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重新予以刊登。[1](p208)《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单行本也多次再版，影响巨大。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日本思想史学者鹫田小弥太在《昭和思想全史》一书中，专门为梅棹忠夫设立了一节，认为生态史观是“对战后诸历史观的总批判”，是“画时期的历史观”。[3](p328)近年来，生态史观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明论研究》将该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论之一收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述评。[4]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对被称为“世界史理论创新”的生态史观进行评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而史学界很少参与。谷泰批评这种情况为“热心于介绍和依据欧美学者历史理论，但无视本国学者挑战性理论的日本学术界学者的本质”，是“专家集团排他主义在起作用”。不过，谷泰也承认，“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一种假说，检证其“立论过程以及该理论在涉及范围内主张的妥当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这还没有充分进行”。[2]

事实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国内，都还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生态史观，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

一 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积极意义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中，经历过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这次转变中，曾经最早创造出灿烂农业文明的国家大大落后，西欧脱颖而出，率先步人工业社会；东方的日本又先于亚非拉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欧和日本何以独领风骚?其他国家落后的原因何在?史学家们纷纷加以阐释，莫衷一是。

“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回答上述问题的。

梅棹忠夫以欧亚大陆作为考察对象，将欧亚大陆划分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第一区域包括日本和西欧，是实现了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地区。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区域，可以划分为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国世界、地中海或伊斯兰世界四大集团。这些世界的结构相同，即都是一个有卫星国包围的大帝国，它们在古代都曾显赫一时，但后来无一例外地衰落了。

梅棹忠夫用生态环境来解释这种文明演进的差别。他认为，第二区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第一区域地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度，土地生产能力高，但在早期历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盖，难以产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区域是作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开始自己的历程的，从第二区域引进文明。

不过，第二区域气候干燥，属于干旱地带，常常受到来自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侵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就表现为破坏与征服交替发生的历史，造成第二区域的落后。相比之下，第一区域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中亚的暴力破坏没能影响到这里。当暴力临近之际，它已经具备了抵抗的能力。随着技术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这一区域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可以迅速成长为较高程度的文明。

由于支配社会结构的各自条件特别是生态条件的不同，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第一区域国家的历史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封建制、资产阶级革命，又成为拥有高度现代文明的地区。具体而言，在近代，第一区域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而且这种体制是经过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在革命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势力，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其封建制内部。第二区域虽然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那里的封建制没有得到发展，后来建立起的巨大的专制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一区域，资本主义也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以至于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第一区域各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走上现代化道路。

生态史观在阐释日本和西欧的文明发展与第二区域不同之外，特别强调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既不是模仿西方，也不是转向；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达到了平行进化。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并非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并不否认日本汲取了西方文明，然而他认为，西方文明只是起爆剂，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内部已经积蓄了足够必要的现代性因素，若沿着自己独自的轨道行进的话，仍然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5]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生态史观从宏观上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世界文明论，同时也是日本文化论。

应该肯定，生态史观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日本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占主导地位，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擅长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矛盾的理论分析历史演进，但对于其他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因素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问题上，这一派别一般只限于按照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而被资本主义取代的思路加以解释。对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通行的观点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术界曾经有过从自然环境考察民族性格的尝试。例如，志贺重昂撰写的《日本风景论》，歌颂日本的自然之美，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影响。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日本、中国等国家国民性的差异。

梅棹忠夫继承了这些传统且进一步扩大到考察日本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拘泥于社会形态，从生态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并构筑起一个理论模式，与以往史学界的方法和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生态史观为认识文明演进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值得人们思考。在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时，生态史观冲击了其他地区和国家只有模仿西方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凸显了各国自身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自生态史观提出后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的琼斯和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指出，西欧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其现代化率先起步。[6](p57)探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即注重江户时代的内在因素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①。

然而，肯定生态史观的积极意义，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生态史观。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的验证，可以看到生态史观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缺陷。

二 生态史观作为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不能成立

生态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第一区域在早期历史上虽然落后，但吸取了第二区域中产生的辉煌文明，又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因而文明得到发展，形成独特的封建制，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第二区域恰恰相反，没有成熟到能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程度。

史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以西欧为例进行考察。

关于西欧封建制的起源及其形成时间，至今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没有达成共识，能不能把生态环境作为封建制起源的根本原因来立论姑且不说，至少西欧没有受到游牧民族侵扰的提法与史实不符。

实际上，法兰克王国建立后，西欧仍然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一些国家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影响巨大的有：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多次攻击法国和意大利，一度攻下罗马；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的北欧诺曼人不断袭击不列颠群岛和法国，数次洗劫巴黎，到10、11世纪时，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7](p57)进入11世纪后，外来侵犯才停止，西欧才获得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发展的时机。此时距离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

第二区域确实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的封建制，但是绝不能说第二区域的历史是破坏和征服的历史，文明因此停滞不前。从中国来看，在西欧11世纪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中国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曾先后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侵扰和征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抵御和战争耗费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中华文明没有因此中断，而是被进人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并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发展，以至于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鼎盛时期。

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更不能说由于生态环境决定的游牧民族侵扰的有无使得第一区域的文明比第二区域成熟，所以西欧率先步人工业社会。直至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国，这已经是包括欧美史学家在内的史学界的共识．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西欧率先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率先步人了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因为西欧封建制度发达、完备，相反，是因为它的落后和不完备。拿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是因为西欧占了‘落后的优势’”[6]。落后的西欧先于先进的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反映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

生态史观在说明第一区域比第二区域成熟时，列举出了手工工场、自治城市、文艺复兴等现象，认为它们只有在第一区域封建制下才能萌发出来，也使第一区域进入资本主义。

显然，生态史观的这一论据与史实严重不符。

在第一区域的西欧，大约从14、15世纪开始，出现了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奴制瓦解、手工工场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和王权加强以及文艺复兴运动，这些现象被称为原初现代化。然而，不能把原初现代化的产生完全归于第一区域存在封建制。实际上，在第二区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些原初现代化现象。东欧比西欧稍晚出现了手工工场。中国在明代，即与西欧大约相同时期，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第二区域中，这些资本主义新因素较少，而且发展受到阻碍，没有能够自然成长到现代工业社会。

即使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虽然都出现过原初现代化，但西欧的原初现代化是像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初现代化基础上，现代性因素不断成长，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进人工业社会的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最早发生宗教改革，在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二农奴制时期，已经开始瓦解的领主制经济重新恢复并巩固起来，集中经营的手工工场一度几乎不复存在。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德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8](p633～634)。拿破仑战争一方面把在德国的占领地区改造成德意志境内首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另一方面促成了普鲁士的改革。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开创了普鲁士现代化之路，也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和民族运动的中心。[9]作为手工工场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的意大利的情况也与德意志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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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的著作有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的《作为寸明的家族社会》。

以上情况表明，从原初现代化转入正式现代化阶段需要许多条件，仅仅具有原初现代化并不能保证自然转变。德国和意大利是在外部刺激下才实现转变的，因此也被看做是与英、法内发型现代化不同的传导型现代化。

这种传导型的现代化在第二区域中也能够明显地看到，俄国就是一个典型。17世纪，彼得一世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欧化”改革。俄国到18世纪末已经有千家以上的手工工场，19世纪中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使俄国进一步向西欧学习，进行了被誉为“俄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的农奴制改革，此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被生态史观列入第二区域的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甚至早于第一区域的日本，表明生态环境和封建制并不是决定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惟一因素。

三 日本并非和西欧平行进化

生态史观用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论来解释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时至今日，不独梅棹忠夫，日本史学界也有人极力用西欧的模式解释日本历史，主张日本的近世是专制王权时期，元禄文化前后为日本的文艺复兴时代。

诚如生态史观所说，日本与西欧在自然地理环境方面非常相似，而且只有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封建制。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也产生了手工工场等新的生产方式，思想文化领域里古学和国学兴起，提倡复兴古代文化和尊重“人情”，分别主张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和《古事记》、《日本书纪》以及《万叶集》等日本古典文献中体现的日本固有之道。同时，町人阶层文化得到发展，鼓吹反禁欲主义、金钱本位思想、主情主义，批判身份道德。

那么在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过程中，日本与西欧是否是完全相同地平行发展的呢?关于日本是否存在专制王权和文艺复兴，学术界尚有争论，本文也不准备进行讨论，这里只想指出，根据确凿的史实，在表面上的一些相似的背后，日本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我们考察手工工场的情况。众所周知，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是工业发展的前提。在西欧，伴随着手工工场的产生和发展，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民得到自由，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成为可能。然而在日本，尽管也出现了地主等新的因素，但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依然牢固，农民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幕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并没有推行像西欧绝对王权时期那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严重阻碍了原工业化的进行。

在西欧，新航路的开辟建立起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体系，取得了必要的资本和市场，是推动原工业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因素。尽管日本在德川时代以前也出现了向海洋发展的势头，但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打断了从陆地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换。生态史观对此一带而过，未加详谈，显然忽略了这个与西欧的重大差异。因此，日本手工工场的发展水平远不及西欧，而且未能得到继续和深入。在经历了文政、天保(1818—1844)年间的发展高潮后，到了幕府末期，原工业化出现了停止和徘徊的现象，生产形式由集中作坊退化为受包买商支配的家内生产，即包买商制家内生产形式，市场结构由农民商品流通机构和领主商品流通机构并存的二元结构退化到只有领主商品流通机构的一元结构。[10](p101～113)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欧文艺复兴和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的源头不同。欧洲文艺复兴挖掘整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从中吸取对人的赞美和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些理想和看法中特别突出的是乐观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是它们中间最重要的是人文主义。就广义而论，人文主义的定义可以说是强调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中的人的价值。这个名词来自西塞罗。他用这个字表示对文科的热爱，或者对任何最能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11](p119)。日本的古学和国学主张恢复的是古典儒学和日本传统的古代精神。不言而喻，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日本传统文化有着重大的区别。而且，古学和国学中包含着大量与近代精神完全不相容的内容。例如，国学鼓吹以皇国为中心的天皇至上主义，为抹杀人的个性埋下了伏笔。

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化确实与文艺复兴的精神有相通之处。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町人阶层十分软弱，其思想也苍白无力，极不成熟。有学者认为，町人伦理思想是“推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精神原动力”，起到了“侵蚀、冲击、瓦解、毁灭幕藩封建统治，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性是“基本停留在了争取‘职分平等’和自己阶级权益的思想斗争水平，未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主动发动旨在推翻封建政权的革命”，“停留在确保家业繁荣和生活安定的阶段，缺少‘犹太商人那种为了利益而追求利益的贪婪不止的精神’”。[12](p321)

不仅如此，在封建统治的抑制和镇压下，町人缺乏斗争的愿望和勇气，町人文化也严重扭曲，人性的解放被引向满足富商巨贾官能的享乐，追求财富的目标也变成了聚财以供游荡挥霍。所谓的“日本文艺复兴”并没有像西欧文艺复兴那样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和将军并存的二元政治。天皇尽管大权旁落，但依然是精神权威和权力源泉。将军的权力来源于天皇，在政治结构中，他是朝廷中“权高盖主”的朝臣，并不是西欧国家封建制时期国王那样的君主。因此，将军也很难像西欧的国王那样成为民族的象征，去推进民族国家的形成。

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和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仅仅因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存在封建制和原工业化以及有其他某些相似之处，完全不考虑二者的相异，就断定日本和西欧平行进化，无疑是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于简单化。

在封建制解体问题上，英、法等国的政治体制经过专制王权阶段，建立了民族国家，在资产阶级壮大后又爆发了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日本却是在明治维新期间，由封建阶级的一部分下级武士领导，推翻了幕府，实现了王政复古，以天皇为核心，建立了民族国家。藩阀长期掌握政权，称为“有司专制”。在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迟至1890年日本才按照前一年颁布的帝国宪法召开国会，成为形式上的立宪国家。明治政权实施地税改革，废除了领主土地所有制，但确立了地主制，土地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正因为如此，日本史学界多数人认为，明治政权是专制王权。

在工业化问题上，英、法等国在原工业化基础上，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大机器生产。日本直到1878年西南战争结束后，“殖产兴业”政策才得以巩固和展开，标志着自上而下的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原工业化时期的结束。“自明治政府确立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政策之后，逐渐生长出一个近代工业部门。这个近代工业部门不是原工业化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明治政府引进西方技术，自上而下培植的产物”[13](p260)。

由于德川时代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倒幕运动是以国学和水产学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形成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得整个近代日本虽然出现过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但民主自由的人文精神并没有能够像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欧那样扎下根来，而是专制主义、国家主义、天皇崇拜盛行。

总之，日本并非像“文明的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与西欧平行发展。生态史观所说的平行发展只不过是表面的一种相似而已，至于存在于这种表象背后的许多重大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日本与西欧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使日本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策源地的温床。

四 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民族主义的陷阱

生态史观的理论模式之所以出现上述与史实明显的不符，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在方法论上，生态史观过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认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取决于生态环境，西欧和日本由于生态环境相同而现代化道路相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如果把生态看做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的甚至惟一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社会因素，显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的历程说明，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转变时期，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历史文化背景、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乃至机遇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史观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

日本作为一个弱势文化，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寻找和保持自我，确定自身在国际上的位置，一直在自卑、自省、自信、自傲之间徘徊。因此，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十分兴盛，经久不衰，在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打碎了日本民族优秀论的迷梦，日本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许多日本进步学者追究战争的原因，反思传统文化和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主张对日本加以彻底改造。这种自我批判对日本人来说是痛苦的，又是必须的，体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其中大部分认识是比较中肯和冷静的。

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和经济的恢复发展，日本很快结束了战败国的状态，经济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从1956年起又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重新崛起，使得日本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日本人又开始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肯定论明显多于反省论。在这种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就是其中的一个。[14]

梅棹忠夫在说明提出生态史观的背景时说，在世界上，成为高度文明国的只有日本和西欧的少数国家。“战前经常听到文明国这个词，战后却只说文化国，而不说文明国。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战败，把文明国的名字归还了吗?但是，虽然战败了，日本仍然是高度的文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战前文明程度还高”。然而，“日本虽然成为文明国，但不是完全模仿西欧的吗?这种说法贯穿于近代化过程中，是一直困扰日本知识分子自尊心的咒语。这个咒语现在还有效力”。[5](p71～73)

可见，确定日本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国的地位，扫除战败以后甚至明治维新以来的自卑，解除咒语，恢复和提高日本人的自尊心，是促使梅棹忠夫提出生态史观的重要动因。因此可以说，生态史观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生态史观不仅强调日本不是学习、模仿西方而是与西欧平行进化的，同时还竭力表明日本与亚洲的不同，以至否定日本是亚洲国家。

在日本，鼓吹脱离亚洲而与欧美为伍的典型代表当属福泽谕吉。他自诩日本经过维新已经成为文明国家，蔑视亚洲邻国，把亚洲邻国称为“恶友”，宣称和它们友好相处、平等地打交道会使日本背上坏名声，因而应该予以拒绝；主张像欧美国家那样侵略亚洲邻国，并美其名曰“文明战胜野蛮”。这种以作为亚洲国家为耻的情感实际上也反映了对欧美的崇拜和自卑，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惟美国马首是瞻、无视亚洲存在的所谓“亚洲不在”的情况。

我们知道，古代日本处于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之下，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长期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对此，梅棹忠夫并不否认，但他是这样表述的：“当然，我们有时不得不说，日本人从古代起就深深地受到了中华思想的影响，并且其文化背景和中国的文化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来看，由于两国之间的社会体制和形态不同，文明的构造模式也是颇为相异的。”[1]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十分勉强的态度，而且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强调日本与亚洲相比的特殊性。

在进人工业社会以后，日本仍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有切不断的密切的文化联系。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有人把日本、韩国等国的现代化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至少它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许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即使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日本和亚洲邻国的相似之处进行研究，成就斐然。例如，照叶树林文化论认为，照叶树林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高度1 500米到2 500米的地区，并从那里经过不丹、缅甸等东南亚北部山区、云南高原伸延到中国江南的山地，越海到达朝鲜南部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照叶树林文化。[15]

诚然，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只强调不同而否认相同的一面，不是科学的态度。然而，生态史观置日本与亚洲的共同点于不顾，片面强调“理解日本文明性质的关键是把日本当作另一个欧洲来看”[1](p31)，“欧洲一词是由过去的西方人类历史而铸成的概念，而亚洲则不是。所谓亚洲一词不过是对欧亚大陆的欧洲以外地域随意而起的概念而已，不是同伊朗、越南、日本等国商量了之后而下的定义”。所以，生态史观主张，“日本可以拒绝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员”，“在遥远的远东地区有另一个欧洲存在”。[1](p39～40)。

这些论述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福泽谕吉的“脱亚人欧”论。如果把生态史观称为“文化上的脱亚人欧论”，也许是恰当的吧。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我们并不一概排斥文化民族主义。但是，出于文化民族主义，违背史实，把本民族的文化拔高到不恰当的地位，则是我们不能赞成的。不能正确地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容易走向极端民族主义。

撰写臭名昭著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就是这样。在日本史学界，不少学者认为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经济进步没有达到先于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程度，日本是学习西方的赶超型现代化。对这些严谨的学术观点，西尾大加指责，攻击日本的西洋史学者和东洋史学者是西洋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是事大主义和盲从势威的奴隶根性，鼓吹日本人的历史观应该是从日本看世界史。在西尾那里，这种从日本看的世界史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日本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与它们所属的欧亚大陆对峙独立的另一个体系的固有文明，1750年以后的日本是蕴涵着大量的准备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要素的先进的社会。[16]联系西尾干二的一贯言论，他的历史观是通过尽量选择表明日本先进优秀的史实，忽略和否定日本历史上存在过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达到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这样的历史观不是科学，而是极端民族主义，需要我们警惕和批判。正如真理再跨出一步就成为谬误一样，过度的文化民族主义会倒向极端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梅棹忠夫．何谓日本[M]．东京：日本放送协会，1988．

[2]谷泰．对世界史理论的挑战[A]．梅棹忠夫著作集：第5卷[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

[3]鹫田小弥太．昭和思想全史[M]．东京：三一书房，1991．

[4]许启贤主编．世界文明论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5]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A]．梅棹忠夫著作集：第5卷[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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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8]恩格斯．德国状况[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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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3]罗荣渠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5）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关于历史研究法，就是要追溯民俗事象间纵横的历史联系。在民俗学研究中，学者们经常采用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方法。所谓历史文化残余，是指现代各民族中还以某种变形的形式保留的许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研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任何一类民俗事象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表现为一定的历史过程，许多民俗学事象不仅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借助古籍文献资料，可以追溯某一民俗的原始形态和它以后的发展及今天的传承。

1.2比较研究法

这是一种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可以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要研究日本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似乎更特殊地需要它。比较研究，是日本文化研究中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方法。因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比较，才能准确地析出和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和特征等。

比较研究法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展，从国外介绍进来。近几年来，随着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深入，比较研究法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而所谓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的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

由此看来，比较研究法便可分为两种：历史比较法和类型比较法。历史比较法，就是对历史上有关系的民俗事象加以比较，找出某一民俗事象的历史联系和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变异与原因。它在研究某一民族民俗的特征、分布及文化史方面被广泛采用。这种比较研究法常常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比如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有时也可能是某一具体的民俗事象。类型比较法是将历史上没有关联的民俗事象，作横向的排列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这种方法重点在横向比较，所以它常常对众多的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比较，以探讨同一类民俗事象的传播和变化幅度。在民俗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孤立地看，某一民俗事象并不见得有什么特点，也似乎和别一地区的民俗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将不同地区的同一类民俗放在一起作比较，则不仅特点很快明显起来，而且这一类民俗互相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十分清楚，即使没有联系，我们也很容易找出这一民俗产生和流传的原因。民俗学中的“中心起源说”和“心理共同说”就是这样得出的。

2.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从近年来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可以说重视比较研究是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一大特色。从中日社会结构、家族的比较，到中日儒学、佛教、实学、书法、绘画、茶道的比较，以及中日启蒙思想、吸收外来文化、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等，领域相当广泛。而且不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有的得到了中日两国学者的较高评价。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能在短时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比较研究成果，是由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条件决定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从比较的角度入手发掘日本文化的特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同于以往的西欧对日本的比较模式，容易得出新颖和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中国的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一，仍存在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日本文化的倾向。比如有的日本文化研究者虽然也承认儒教、佛教等中国大陆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发生了日本化的现象，但不愿承认使中国文化日本化的是日本固有的文化。与此相联系，在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自然存在一些用中国的概念解释日本文化，或有意无意地抬高中国文化而贬低日本文化的现象。虽然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渊源，但二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因此必须破除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其二，仅局限于对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东西与中国原产的东西，或一看就有较大相似性的东西的比较，前者如儒教、佛教、书法、绘画、建筑等，后者如近代启蒙思想等，而没有直接对两国土生土长的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如儒教与神道等。也就是说，我们在比较中只采用同中求异的方法，但忽视了直接从异中求异的方法。这使我们的比较研究往往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即对两国文化的差异视而不见。

其三，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文化的视点。西方文化的视点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其在明确中日文化的类型特征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还在于如果缺乏这样的视点，就无法对中日近现代文化进行比较，也不能对中日文化的未来发展做出切实的展望。因为不仅中国和日本在近现代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现在西方文化仍然作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整个世界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视点。

3.结语

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模式。文化作为一种模式，有超阶层的东西，在研究时必须冻结一些条件，这样才能达到对一种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本质把握。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的宏观研究，对一种文化模式的本质把握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日本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比较，才能明确其特征。

应指出的是，中日两国民俗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俗互润互补色彩至为浓厚。因此，通过对两国不同民俗文化现象，采取历史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彼此间的影响和相互关系，寻求民俗文化发展的横向借鉴，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研究方法总是与研究思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因为运用了恰当的研究手法，才能开发思路，独具一格，脱颖而出，言前人之未言，具有创造性。思路不开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察各种不同的对象，比较分析，自然可以开阔视野，发现以前没有获得的收获，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监狱、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对我国青年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A710019）

【注释】

①[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48页。

②③[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9页，第99～100页。

④[美]格奥尔塔・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7）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8）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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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6.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9）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日本历史文化论文篇（10）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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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