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篇（1）

日本园林与日本文化的联系

一定的园林艺术，是对一方文化的体现，一般来说，日本在古代受到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但是一定的独立地域，必然会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日本就形成了深厚的“大和”文化，并且该文化深深的映入日本国民精神中，在园林方面，首先，要有本土独特的文化底蕴，才能产生出独特的园林风格，日本文化就很好的满足了一种要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单纯、自然“、静”的内涵，具体说来，其文化包括下列独特的内涵。

1单纯

艺术都是来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而园林艺术，不仅在于生活的灵感，更多的也是自然的灵感，比如，一方面利用自然物的独特属性，翻译自然的语言，比如，把石块装饰在园林合适的地点，通过利用石块不同的纹路，表现不同的思想，当然，更多的，还是营造一种质朴、安静的自然意境。

2意味

就像中国的古诗词，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中国的山水画，留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日本的园林艺术，也讲究意味深长，通过写意来表现自然，通过人的创造，表现一种自然的抽象意境。同样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以及渲染浓烈的环境气氛，这样的创造，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布局设计，十分直白的显露在眼前，往往越是简单的表现形式，越能打动人的内心，比如，贝多芬的交响曲：起伏跳跃的“当当当当”，十分直白的打透人心。而日本传统的园林，一种直白的安静形式往往能表现深长的意味。

3细致

日本园林十分注重细节，往往在细节上有点睛之笔，无论多么微小的事物，甚至只是通过一些特定的位置摆放，产生巨大的表现效果，因此，日本园林不仅在整体上给人质朴，纯净的感觉，而且细节上十分精致，这些都构成了独特的日本园林。

4禅佛

日本十分重视宗教，宗教影响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园林设计行业，佛家往往强调出世以及静。在园林方面的表现就造成了远离喧嚣，超凡脱俗的园林意境。通过佛家的博爱、禅意等思想，使得园林设计师往往在对自然抽象表达的同时，还能够给予人性的关怀，只是佛家影响之下日本园林独特的高度。

极简主义的特征

①变现形式，极简主义主要通过简单、细致的线条，简化结构，来特定的形势。它追求形式的简单和清晰，单一但是外向的手法，其构成形式都是简单不经修饰的线条语言。②大自然的魅力给了许多艺术界非凡的灵感。极简主义同样也是，它们提倡“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的表达”，同日本园林相似的是用一种简单的形式，表达一种抽象的情感。③善于对空间的塑造。极简主义园林虽然结构十分简单，但是对空间细节的处理，同样十分重视。通过空间的建立和塑造，将空间进行不同的整合安排，使得空间集聚韵律感和节奏感，让每个空间都有独特的意义，并巧妙的把这些空间联合起来，构建一个连续的空间整体。

日本传统园林和极简主义的契合点

由上面的阐述可以知道，虽然西方和日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在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没有实质性的阻碍。一方面日本开放的文化主要是来自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冲突日本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往往能够给设计师特殊的灵感。双方从相互理解开始，增加互动性，增加两者的契合点。

1设计理念

造园的理念是园林建造的灵魂，日本的造园理念通过使用自然材料，并对这些自然材料进行特殊的深化，进行抽象的表达。这和极简主义主张的自然的取材而非自然的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极简主义园林设计师主张的是一种关乎自然艺术的处理，而日本园林倡导的境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来提炼自然和升华意境。

2简单的组成形式和意境的表达

极简主义不仅仅在于视觉上对生活的追求和满足，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的内涵来展示精神方面的追求，通过对园林表达形式的简单化，以及相比意境的深化，产生强大的冲突，从而传递造园者的创造思想，而这点和日本传统园林在追求禅、佛上的意境是十分相似的。

日本文化论文篇（2）

前言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其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力发展，并不断影响着每一个国民，每一个人民都怀有尊敬的情怀，所以日本的各类别文化，都一直保留至今，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歌舞伎这种艺术形式，从开始出现那一天起，歌舞伎表演中，都是针对于普通人的事情，或者是努力之后的喜悦，或者是悲苦的故事，还有一些是通过幽默的方法，表达出普通人的无奈，作为日本传统层面上的艺术，具有独特的文艺艺术性质，在这些方面予以研究，对学习日本的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也可以如何继续保留歌舞伎并且推动其发展，予以有价值的资料。

一、日本的歌舞伎的发展

第一，歌舞伎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艺术层面形式，到今天为止，已经发展了四百多年，根据对相应资料的查阅，发现对于歌舞伎是如何产生的，答案不是一致的，那么相应研究人员或者是从业人员，比较认可这是由一个以跳舞为生的江户时期女子发明的，她利用音乐，来当做舞蹈的伴奏曲，在音乐播放的过程中进行演绎，无论是动作还是面部的表情，都给人美的感觉，从而也可以获得比较高加强的劳金，因为这一个方面，其他跳舞、唱歌等工作的人员，开始学习起来，并且不断进行内容的改变和丰富，歌舞伎成为了日本特有的表演；第二，在歌舞伎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隔，因为日本的古代也是具有级别分类的，条件富余的人们，将歌舞伎表演人员进行了分类，底层的人员在那个时候会被要求从事肉体买卖，所以日本天皇规定女子不能进行唱歌、跳舞相应的演出，所以歌舞伎有了巨大的改变，男性成为了表演人员，但是肉体交易也没有被禁止，因为这些男性人员也都是非常英俊标致的，他们表演的时候，是女子的装扮，所以也容易发现违背道德的事情，之后就开始规定未成年的男性不能进行歌舞工作[1]。但是，歌舞伎一直以相同的方法来进行表演，不久就进入了非常艰难地存活阶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一位作家将其他形式的戏剧与歌舞伎进行了结合，明治维新之后，又加入了国外艺术中一些因素，歌舞伎的内容予以了扩展，因为日本之外，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国家独特的戏剧，所以日本的首相开始重视自己特有的歌舞伎，不再推出限制其继续发展相应的文件，然后歌舞伎就一直在不断地发展[2]。

二、歌舞伎自身具有独特的文化艺术方面性质

（一）演出的样式具有多样性质

明确了歌舞伎发展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表演样式自身，每一个方面都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性质，而最为主要的就是演出样式的内容，多样性艺术性质非常明显。一方面，歌舞伎的演出样式，包括跳舞、背景音乐、独白，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结合，共同来进行表演，这种艺术的样式进行细化的话，可以分为十二个细目，这就足以表现出来演出样式的多样性质；第二，因为现在的歌舞伎，就是由男性来担当表演人员，即便男性用变声的方式来模拟女子声音，用动作来模仿女子的优美，自身男性的特性是不能全部掩盖的，所以在进行演出的时候，可以进行多种样式的样式，这些人员可以唱歌、杂耍、跳舞、进行武艺展示等，而且因为男性的体力非常好，所以表演的时候，这些样式可以自由地进行转变[3]。

（二）人们看重歌舞伎的表演人员

因为歌舞伎在日本人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看重歌舞伎的表演人员，主要的表现就是人们并不会表达类似“我去看演出”、“去看一场歌舞伎”等语言，也不会说出某一演出的剧目名字，而是会说去看某一位表演人员的名字，或者说是剧目中角色的名字[4]。这是一种非常至极的态度，从而变成日本人们一种至极的习惯，所以这就直接导致表演人员，会为了不让观看人们失望，而且表演人员也会认为自己才是最主要的，所以无论是穿着方面，还是自身的形象，甚至是表演场所的舞美，都要以表现出表演人员为主。所以歌舞伎的表演人员，大多数都是自己编辑剧情，然后自己设计怎样表演，剧情中的内容更容易被表现出来，从而观看人员可以会在短时间内，就被带入特定的情节[5]。

（三）魍巢忝娴母栉杓恳帐趺挥懈谋

上一点中已经提到，观看歌舞伎的人们主要看中表演人员，这样的艺术特点，使表演之中，所有的是事项都有表演人员负责，感情、动作等方面，根据内容进行转变，而这些也就是歌舞伎自身的文化艺术层面[6]。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总体上没有变化，具体的方法或者是着重点的不同，使歌舞伎也有非常多的派别，像我国京剧有非常多的派别一样。但是与我国的戏曲和国外的歌剧、音乐剧等不同的是，歌舞伎这种艺术层面的事项，或者说是特点，不改变的具体表现是不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不是只遵循特定的原则或者是台词等就可以，正是这种不改变，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歌舞伎这种表演，它与以前的表演，除了表演人员变化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保留和传承的性质非常强[7]。

（四）表演位置与观看位置的合体性质

歌舞伎最大程度地体现上面三点文化艺术层面的性质，就必须让观看的人，近距离地进行感受，就必须将表演位置与观看的位置进行合体，也就是不区分台上和台下，这种舞台被称为花道舞台和罗汉舞台[8]。前一个表演区域的建造是将表演的区域进行T字型设计，穿插到观看人们的座位中，后一个表演区域的建造是将一个平面分为表演位置和观看位置，中间由布帘遮住，开始表演之后，布帘升起，则表演人员和观看人员就进行了合体[9]。

（五）演出过程讲究节令

在歌舞伎的表演中，节令的分别非常大，编辑剧情的人员，将特定的剧情防放与不同的节令之中，每一个节令，都有固定的装饰，如《假名手本忠臣藏》是由真实的实践改写，主要讲解一个忠义之人的事情，这是一部冬天节令的剧目，表演人员穿着就是日本冬季的和服[10]。

三、歌舞伎表演人员装扮的文化艺术

那么明确了歌舞伎艺术方面的性质，我们对其就可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其文化艺术的内涵中，装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是日本固有的特色，通过特定的装扮，表演不同的情节，这与我国京剧中脸谱非常的类似，日本的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我国唐朝女性妆容和服装的特定，那么歌舞伎表演人员的装扮非常有文化艺术的特定和价值[11]。

（一）在穿着方面的文化艺术

在穿着方面，歌舞伎表演人员总体上的就是日本的民族服装，但是从文化艺术层面来看，对其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歌舞伎。因为歌舞伎的表演人员都是男性，所以他们需要打扮成女子的形象，穿着和服，那么不同的剧目、不同的人物地位、不同的剧情，穿着都是不同的，如皇室贵族的穿着材料好，如扬卷，氛围外层、中间层和内层，每一层的花纹非常精细，而如果扮演普通的百姓，就穿着麻布制成的服装，上面基本上都是没有花纹，如《鸣神不动北山@》之中，主要人物是一个诙谐的和尚，所以穿着“抽线变装”，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个人的酒肉形象、生气的特点，而《义经千本樱》之中，其中的主要演员是狐狸的角色，他们装成人的模样，服装比较夸张，其中有一个他们在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快速地变装，变成了狐狸的形象[12]。那么在上文中我们也提到了，表演人员会变换自己的服装，这是歌舞伎最明显的一个文化艺术表现，因为其他的戏曲类别，在表演的时候现场换装，主要就是为了使剧情更能够让人们理解，正因为不同的服装代表的都是不同的信息，善良、邪恶、妖娆等角色，服装都是不同的。

（二）在妆容方面的文化艺术

那么在歌舞伎表演人员的妆容方面，也具有非常好的文化艺术层面价值。一方面，在头发方面，表演人员如果扮演女子，则需要佩戴假发，而根据调查发现，日本供男子佩戴的假发，一共有50余种，它们互相之间有非常大差别，主要的区别就是发髻的数量，分为3、5、7三个类别，一般得体的人物形象，都会用比较整齐的假发，精细梳理，而对于比较邪恶的人物形象来说，或者是鬼神、乞丐等，一般都是比较凌乱的发型，而且每一顶假发做工都是非常精密的，而且如果剧情发生的变化，具体的着装变化之后，发型也会随着变化；另一方面，在妆容方面，与日本传统的妆容非常得类似，主要运用的色彩就是白色和红色，与京剧非常类似，也是有脸谱区别，表演人员以白色打底，用红色画出不同的线条，以区别任务的性格、身份等，将眼睛吊起变成凤眼形状，狭长、灵动[13]。

四、关于歌舞伎这种文化艺术日后如何继续发展的几点思考

日本国的歌舞伎，虽然还在进行频繁的演出，但是在新世纪开始，就已经不再那么繁荣，但是这种艺术并不会消失，但是推动其继续发展，需要相应人员进行仔细的思考[14]。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员，要注意到歌舞伎这种自己国家特有的艺术，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予以保护，而且要举办合适的活动，可以进行比赛，让人们重新认识歌舞伎；另一方面，对于歌舞伎的表演人员来说，要注意保留传统的剧目，适当地予以改变，并且要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编辑新的剧目，使表演更具有时代的特色，这样就可以实现将传统层面的精华和现代的先进进行结合，让他们更加对歌舞伎感兴趣[15]。那么对于日本普通人来说，要有爱国的想法，重视培养自身的品质，学会欣赏歌舞伎，使歌舞伎不会成为”展览品“，而是每天都在演出和创新。

五、结语

总之，日本国的歌舞伎，是国家传统的文化，也被选定为无形的文化艺术资产，日本国人员对其不断地保留，实现了继承的目标，而对于学习日本语言或者教育人员，尤其是对于戏曲专业来说，明确其具体的文化艺术层面特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对于歌舞伎来说，具体的发展虽然曾经有过困难，经过表演人员的努力，仍然实现了零缺陷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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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论文篇（3）

一、引言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现代年轻人热衷可爱的文化氛围势必孕育出“可爱商品”。其中最大的成功例子首数Kitty猫。这只没嘴巴的小猫从30多年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世界各国女孩的追捧。它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两万多种不同的商品上，行销40多个国家，每年为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创造近百亿美元的利润。宠物小精灵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热潮，其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1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日本文化论文篇（4）

二、以《料理仙姬》为引介绍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反映了其所出现地域社会的文化和特征。日本人在饮食方面不允许出现浪费，因此大部分“日本料理”的菜谱和制作成本都很重视节约。《料理仙姬》中的“一升庵”，有这些料理方式：用5个小时细致地煮熟白萝卜、一颗一颗地挑选黄豆制作味增(一种酱料)、用麦秸秆作蒸米饭的燃料这家祖传百年的餐馆不使用任何宣传手段，用日复一日为客人制作传统美食。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厨房神话，这个仿佛只属于过去的“一升庵”在工业化连锁化规模化的浪潮前岌岌可危。《料理仙姬》中有这样的情景：珍贵食材过去的手工制作工序因繁琐费时而逐渐被更快捷的制作方法所取代，在行家嘴里，成品的味道自然达不到过去的水准。长此以往，若干年后传统的美味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种再也品尝不到的记忆。因此，饮食文化不是仅仅写在纸上就能记录，而是必须通过味觉来传承。如今，日式饮食又被称作“和食”。2000多年前以亚洲传来的水稻种植为契机，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文化在日本生了根。米饭和时令蔬菜、鱼贝类一起食用的传统，以江户时期为最盛，至今仍是日本料理的根本。但是，自从150年前再次对西方打开国门，除日本传统料理之外，大量的外国料理以符合日本人审美的形式出现，形成了更丰富的饮食文化。年代不同，人类的主食也随之不同。

通过对考古发掘出的绳文时代、新石器时代的人骨的研究，发现当时人类血液酸度较低，食盐也还没有出现，所以动物性食物方面，较之于肉更喜欢吃内脏和骨髓这些能提供有机盐的食物来获取能量。分不出主食还是副食，说其是杂食也许更为贴切。弥生时代，已经普及了水稻种植，大米成为了主食，副食有野草、果实、鱼贝、鸟兽肉。食盐方面也由藻类提取的藻盐取代了由内脏摄入的有机盐。奈良、平安时代，人们开始饲养牛羊，用牛羊奶制作出了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美食。平安时代，还受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强烈影响，学会了干燥食品再加工，以及油和药物的使用。贵族阶层还因受佛教的影响而不再食用肉类特别是哺乳动物，而平民阶层更以营养均衡为重。镰仓时代，即是武士的时代，人们通过朴素的饮食来获取能量、维生素和矿物质。为健康着想开始了粥的普及。在后期的宫廷生活中，刺身料理法——日本料理主流——怀石料理开始兴起。随着精白米的出现，形成了现代所惯用的一日三餐的习惯。平民的餐桌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米一菜一汤。H本昭和30至40年代的饮食习惯被誉为是最健康的而备受世界瞩目。在后期，因欧美化饮食的弊端而导致肥胖症增加，发生了减肥这一战前绝未考虑过的事态。平成时代的少子化现象，促使了为了传承传统饮食文化、为了未来的孩子们的食育(良好饮食习惯的培养教育)的产生。由自然饮食时代开始，经由以谷物为主的时代，近代饮食文化正式形成。

有人说，饮食以谷物等草食性食物占多数的民族性格平稳，与之相对，多食肉类的民族性格更容易激动、热情。和式料理在正式场合有本膳料理(红白喜事所用的议式料理)、怀石料理(原为在日本茶道中，主人请客人品尝的饭菜。现已不限于茶道，成为日本常见的高档菜色)、会席料理(日本代表性的宴请用料理)、这些基于传统的料理各式各样，但都能体现出变化季节中的味觉、馨香、色彩和情趣。除此之外，追求佛教“戒美味、享粗食”的人们创造出了精进料理(素食)，饱含着祈祷的食物正是日本饮食文化其本身。H本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就餐时不像西餐使用餐巾，和风料理中用到的是怀纸。怀纸可以代替餐具盛放的食物，也可以放置吃剩的骨头和壳。擦拭汤汁、擦嘴都使用怀纸，原则就是不用手帕。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食量很小，使用的餐具却非常多。精美的器皿里细致地摆放着食物，因此，日本料理不仅仅是吃的东西，还是一种视觉的享受，而且，量少更能体现其珍味。同中华料理注重色、香、味相比，日本料理重视的是色、形、味。从这点来看，H本人相当重视食物的“形”，这和日本的现状很相似。好好吸取祖先留传的美，重视历史的日本人也认真吸收了祖先的饮食习惯。在这点上，日本人将精工细作的料理作为一种自然的美装点自己的生活。

三、随着时展传统饮食文化的命运

日本文化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后,日本电影开始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到世界电影的舞台。而随着日本影视登陆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相当的份额后,关于日本影视发展的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也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从武士道、能乐、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中解读日本影视表演的类型化。

“类型化”在影视范围内一般是指“类型化电影”即“类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读中,影视表演的“类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规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类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电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之举。这种悲壮除了通过汗血淋漓、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等表现外,更是由演员的表演传递出来。通常,这些演员的表演已经趋于类型化。演员要表现出角色的重情重义、肝胆相照,这时的演员则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气的动作以及相对的残忍。早期高仓健的表演不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会电影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演员的表演风格,而且对于后来日本男演员的表演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去男演员们的正义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员的类型化表演,表现在夸张的表情和更加夸张的动作。这种现象自日本电影诞生就普遍存在着,比如《青春残酷物语》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类型化表演的文化渊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渗透在每个阳刚的日本男人血脉里。”11世纪开始,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主导的道德规范,而在当代,它标志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黑社会团体合法化的国家。在日本,黑社会团体有着自己的准则,黑社会成员也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青春动作片、任侠片、实录片等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的出现在内容上是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和追捧。于是,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黑社会的成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即使是日本影视业发展到现在,武士道精神的传输依旧没有间断。

(二)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的启发

法国著名影评家皮埃尔•比耶尔曾说过:日本电影的优点来源于日本文化,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的。的确,日本电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颇深。首先,日本绘画喜欢以四季为主题,而画面中的人物则成为了陪衬。在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日本电影多用远景来表现主题,而其中的人物则变成了景物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要想在相对宏大的空间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张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绘画,戏剧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日本最早的电影则是由歌舞伎演员作为主角的《赏红叶》。虽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电影的,“不过电影却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那里吸收了很多养分。战前的古装戏演员从艺名到扮相,甚至化妆、肢体动作、发声都受到歌舞伎演员的影响。”如同中国的京剧一般,置身于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的歌舞伎表演有着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规范的、夸张的,不是简单直接地反映生活。它虽来自于生活但却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加工、装饰。”受此影响的日本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在其表演上也会有不自觉的夸张,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实。

在歌舞伎之外,能剧对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剧中的每个主角基本上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面具,而这个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电影中,每个演员都面临着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此时,“脸谱化“成为标榜角色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脸谱化并非指的是京剧中的脸谱,而是指脸谱化的表演,即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特点、性格。同时,“面剧是能剧表演外侧的较直观的属性,将一个角色的内心逼真的刻画在‘脸’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无表情’,又是‘无限表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戏剧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戏剧化。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电影演员力图通过表演传达出来的,这也就出现了演员突出自己性别特点的表演,男性更加阳刚凸显封建家长的姿态而女性更加阴柔凸显了母性的一面。

同时,当下的影视剧表演也受日本漫画的影响颇深。许多影视剧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而漫画当中的人物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运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体现人物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日本,漫画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产业覆盖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视表演受其影响也不足为怪。

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影视的表演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越来越具有日本本国自己的特色。

[1]陆彭.高仓健的表演艺术与日本文化.代传播.2009(1).

日本文化论文篇（6）

一、引言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求同存异,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吴廷G.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日本文化论文篇（7）

什么是日本式的英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目的不明确的集体赴死的武士。”

二、英雄现在电影文化独特表现

日本是一种“神佛合习”的日本化了的儒教文化，信奉的是天照大神，武士道是糅合了佛教、儒教、神道教的观点，其判断价值是一种耻感文化。从地理上看是一种岛国文化，(虽然历史上曾引进唐帝国文明，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突出实用性，忽略了精神层面文化吸收)其根性突出实用，缺少完整健全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一种不太成熟的“夹生饭”文化，再有，由于单一民族、岛国环境，属于典型自我封闭意识下的实用文化，缺少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的深邃内涵，也缺少欧美文明的明快精炼的格调。文化表现上突出一个“小”和“暧昧”的特点。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能直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点。下面从日本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出发，分析一下日本电影英雄的表现特征。

1．现代英雄的虚幻性

由于二战的战败情节，日本电影笼罩在一种反思文化的氛围，不敢名目仗胆地讴歌那些“靖国之神”，而是借助而娱乐性的动画电影将人物虚拟化、故事抽象化、背景空泛化来表现自己的英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不能制作表现激烈战争场面的娱乐影视作品，这就使得日本不可能推出类似《珍珠港》或《大决战》之类的影片来表现自己的民族英雄。只能通过一些架空的背景和人物，满足一些人的虚无的荣誉感。

无论是《圣斗士》、《大空魔龙》，还是《火影者》，《机动战士高达SEEDDESTINY》都是写漫画家笔下不成熟的精灵，人间烟火味道不足。即便是现实中有的人物《战国自卫队》编剧也要让他们拿着现代化武器沿着时间隧道回到400年前的战国时代。这些都是通过一些虚幻的形象来表现出来日本式样的英雄。

由此看来，虚幻性英雄的出世确实是战争反思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这二块巨石德夹缝间诞生出来的特有的形象。

2．英雄的矛盾性(暧昧性)

日本是个传统的神道教国家，武士道精神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已经根植于日本的国民头脑里。这种精神强调的是忠信意识、集体意识、赴死的文化。纵观现代反战影片也同样是透着武士道的英雄主义。按常识的理解，英雄因该是正义的化身，拯救的代名词，但是日本的英雄很少能做到一点。这也是用日本英雄主意文化的独特的“八德”(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意识决定的。这种意识来自儒教，但却把儒教的总领教义“仁”排出在体系之外，所以是一种愚忠的缺少正确价值标准的杀戮文化。和美国动画中总是“好人打败坏人”不同，日本电影、动画中无论是人类之间的战争还是人类于外星人之间的战争，善与恶的界线并没有那么径渭分明。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有着所谓的“不得已的苦衷”。于是便有了《高达》中，为了让人类唾弃战争而去发动战争的杰克斯这类角色。回想日军在二战时的所作所为，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

《男人们的大和号》把处在社会底层，作为日本战争机器普通士兵，还原成一个个有感情，有爱心，有独立思考的“人”，特别是有阳刚之气的“男人”，赋予了这群普通士兵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最后那一幕集体赴死的场面，给人一种英雄扼腕的悲壮之感。到底是要表现为战争的受害者作无谓的炮灰，还是要表现为“大东亚战争”英雄?这种表现方法为多少无知的年轻人所感动，又为多少右翼分子所疯狂。

3．英雄的悲剧性

由于武士道耻文化的影响，武士重视的是以死雪耻，而不是贪生，死被认为是生命最美的时刻。樱花是武士的象征，是因为樱花的同时开放，形成一种壮观宏大的美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樱花凋落时的凄楚之美。符合武士道的集团性精神和消亡之美的理解。

首先，这种悲剧性在电影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亡之美，失败的结局。

《忠臣藏之四十七浪人》为冤屈而死的主人复仇后的集体剖腹，《影子武士》在全军覆没的最后一击，《里见八犬传》中由老国主寄寓宿命的八只神犬转化而成的武士，保护国土的遗孤复仇成功，八犬全部英勇战死。《男人们的大和号》那没有返程燃料的有去无回的出征。表达的都是一种宿命，空寂，绝美的赴死文化。

其次这种悲剧性表现为一种生活的被动应对。

但是战败情节的影响，这种英雄主义文化始终带有悲观颓废的色彩。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影片《黄昏下的清兵卫》黄昏下清兵卫把剑插在地上静静地进行思考，由于为人处事能力差难以混迹江湖，自己也对立身处世不感兴趣。他缺少美国英雄那样的积极进取精神。

《七武士》中武士们受农民的白饭的雇用，帮他们打退了强盗，他们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也留下了四座插着剑的高大的坟墓。离开村子的时候，勘兵卫看着又说又笑正在插秧的农民，对他的部下说：“又是一场败仗啊！胜利的是农民，不是我们。”这句莫名其妙的伤感的哀叹，使人抱有许多的疑问。武士的命运难逃失败的宿命。这才是武士的生存方式。

这反映了日本的价值观。日本的价值观可以用“权力+所得+名誉：固定值”这一公式来表示，也就是说三者之中只要一项取得多了，那其他两项就会相应减少。(我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公式是“权力＝所得＝名誉”，基本上符合上面论述的英雄观)对日本人来说英雄更注重的是名誉，《男人很辛苦腿部影片中的阿寅完全符合这种模式。

4．英雄的平淡性

武士道精神过去一直是日本人的最高 操守，价值理念。违反了这些原则，英雄也可以变成恶魔。如果恪守武士道也可以让弱者成为英雄。

《泥醉天使》中的主人公松永实际是一个街头的混混，可是在黑泽明的塑造下，松永成了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落迫武士，黑泽明给了松永以武士的待遇，他是个小人物，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忧虑，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危胁的时候能为自己的处境去拼搏，黑泽明想关心他的生存状态，想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武士的气息。

《七武士》中的菊干代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他身上看不出武士的气质风度，不修仪表，谈吐随便，也没有高超的刀法，被认为是一个冒牌。可是机智勇敢，正义感强，古道热肠。被黑泽明刻划成了真正的武士。

三、集团伞下的个体英雄

东方哲学强调团体，而西方则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发挥。导致了日本式的英雄不能脱离团体，缺少美国式的独行侠风范。银幕上塑造的英雄跟社会、跟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行动背后总有许多人在支持着他。如在影片《姿三四郎》中，三四郎为了荣誉背着师傅矢野正五郎要去迎战桧垣源之助，前一天晚上跟几个师兄弟违背了道场的规矩，偷偷地在喝酒，这时他们的师父矢野正五郎进来了，他没有责怪徒弟们什么，而是细致地给三四郎讲解柔道的技巧动作。在这里影片巧妙地将东方的含蓄跟勇气的鼓励结合在一起，荣誉是武士的生命，为了荣誉而战，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的。

西方的哲学很重视人的存在，强调人的价值。于是在西方电影中往往会出现在一个超现实的时空里，个人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下，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了邪恶，挽救了世界。如凯文・科斯特纳的《未来水世界》，他要独自面对装备精良的海盗，并战胜他们。在这个超现实的时空里他只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凭借自己的胆识与智慧，去战胜比自己力量强上百倍的敌人，实现观众们都知道的结果。但是用武士道精神来看，凯文・科斯特纳却不是一个真正的武士。因为他脱离了武士生存的土壤。黑泽明的影片中，武士的存在是很现实的，而且他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武士一旦离散，个人是没有力量的。正如《七武士》中，一个农民就可以杀死落难的武士，抢夺他的武器。这正是黑泽明传统意识的表达：团体的意识跟个人的修为同样重要。

日本文化论文篇（8）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饮茶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白露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立花山.南方.京都造形芸大学.茶のを学ぶ[Z].京：角川店，1999.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日本文化论文篇（9）

日本文化呈现的独特的二元性特征相当于日本文化两个矛盾的侧面，既有对外来文化强烈的好奇和学习欲望，又有对自身悠久历史传统的自豪和自身复兴的坚定肯定，从而呈现出一面是保守，一面是开放；一面是自卑，一面是优越；一面是内聚，一面是排他……按照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理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矛盾体，许多情况均具有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但是日本文化却巧妙地将两个矛盾对立面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二重性矛盾的日本文化表现出超乎常态的融合与并存。下面笔者将着重分析日本文化的二元特性及其成因。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的文化模式

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结合是日本文化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日本民族从古代开始以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为主，将中国文化发扬创新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古代日本对中国以全方位开放接纳的心态发扬日本文化，从而使日本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日本民族的祖先源自于秦朝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中国习得稻米种植、青铜铁器制造等技术，使日本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文化状态。公元五、六世纪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力度加大，从生产技术到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中国的儒家思想、教育法律、统治政策等纷纷传入日本。近代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精髓，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标志，日本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积极效仿西方文明，逐渐形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选择和交融过程，这个文化融合和同化的过程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以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为例，这是一种崇拜自然和精灵的原始信仰，是一个封闭的神道信仰体系，让日本民族敬神爱国、崇祖宗皇的忠君思想。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模式呈现开放与封闭二元对立的形式。

（二）自卑与优越并存的文化心态300

日本民族的自卑感源自于日本文化汲取中国文化初期阶段，当时日本文化落后，对中土文明极为羡慕，因此携带大量奴隶来讨好中国皇帝，祈求得到赏赐。回国后用这些罕见的宝物向族人大肆炫耀，日本天皇用中国的“镜、玉、剑”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权位。对中国毕恭毕敬与回国后的狐假虎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卑感。 近代以来，日本又拜倒在西方优秀文明的足下，不惜打扮成欧洲人，此外日本民族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又用从西方列强习得的技术向东方国家大肆炫耀，挑起侵华战争，日本这种向欧洲国家炫耀是典型的优越感的体现。从心理学层面分析，自卑与优越作为两种相对立的心理感受，因强烈的自卑会让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躁、不安的状态下，而为了寻求心理平衡，迫切需求寻找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 而日本的这种自卑与优越并存使得其文化特征较为单一。

（三）内聚性与排斥性兼有的文化规范

由于文化心态的自卑与优越并存，所以在文化规范上既有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又有强烈排他的自卑感。文化规范是对文化行为的条理性的规范和制约，是文化行为标准的综合体现和判断标准。而文化规范受到文化心态的制约，使得文化规范具有内聚性和排斥性兼有的特点。在日本文化观念中，神道教充斥日本全民族的最根本的宗教，它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二战后神道教与政府统治虽然分离，但是日本创神论、日本民族的神民观以及大和民族的神民精髓等神道教思想却依然占据绝大部分日本民族的心理信仰，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并自然而然对外来文化有着相应的排斥力。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分析，日本处于太平洋岛国，是欧亚大陆的东端，地处太平洋地质构造带上，火山、地震、海啸频发，素有“地震国”和“火山国”之称。日本列岛上山脉、丘陵众多，平原面积少，山地面积是国土总面积的76.36%。岛上河流湍急，加之海洋气候多变，台风肆虐，缺乏河流孕育文明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日本民族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极端落后的文化使得日本民族迫切渴望得到先进文明的照拂，因此自然而然产生自卑感，进而在植入先进文明和进步思想方面非常迫切和积极，因此日本民族的自卑感和外在开放性由此形成。

（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日本文化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61-02

一、中日古代文化交流渊源

随着公元六世纪中国对日本的各种“公传”与“私传”，佛教逐渐地对这个岛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展开了全方位的影响。公元593年圣德太子之后，日本的佛教全面兴盛，并成为国教。据《日本书记》载，至公元624年圣德太子去世时，当时日本国内已有大小寺院64座、僧尼一千三百余人。对于当时人文不兴的日本来说，佛教很符合统治者统治需要。随着多次受惠最先进文化代表国――中国的影响，以宗教交流为引导的中日文化交流开始迅速推动其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日本也逐渐蜕变为仅次于中国的东亚文明古国。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们。自从日本圣德太子为佛法弘兴四次派出了遣隋使后，其后的舒明天皇于公元630年也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其间二百六十四年中，日本又派出了十八次遣唐使以延续这种文化交流，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这十九次遣唐使团活动中，实际共成行十三次。每次的遣唐使几乎都是由当时日本国内最优秀年轻人组成，加上必要的航海技术人员，先后总计达到2500人左右。在那个航海技术落后的年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因促使日本西渡求知呢？原因应该主要在于，首先学唐帝国先进的文化技术，以促使自己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其次满足国内需求，使之能够享受到当时世界一流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公元753年大唐天宝十二年十二月，鉴真大师随第十次遣唐使团回国赴日，为中日文化交流史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日本文化尊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二、鉴真东渡对日本产生的影响

东渡成功的鉴真大师，不仅是声闻海内外的大唐高僧，还不失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到来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佛学宗教领域，其他诸如医学、建筑、雕塑等各方面都同样都影响深远。鉴真大师到日时，正是奈良王朝的天平时期，而天平时代最绚丽夺目的成就正体现在佛教艺术上。博学的鉴真大师及其随行的弟子们不仅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日本律宗，结束了这之前令日本统治者头疼不已的“私度”、“自度”等种种混乱不堪的现象，并将日本佛教授戒纳入了正式的授戒制度，还创建了与之相关的东大寺戒坛院、下野药师寺戒坛院、筑紫观世音戒坛院日本著名的“三大戒坛院”。公元757年至公元759年完工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亲自主持修建成的日本律宗总本寺。在这一系列的弘法活动中，鉴真大师及其弟子对佛教艺术中的雕塑、建筑、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开创了新的样式。但是但就绘画方面而言，据中日学者考证，鉴真的影响相对较少。

三、对宗教艺术影响的剖析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在鉴真六次东渡的随行人员中，除有着较高佛学修为的僧侣同行，还有精通其他技艺的专门人才，这在二次东渡时表现尤为充分。此书中明确记载鉴真于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十二月准备再次启航东渡时，所携带的八十五个随行人员中除去佛门弟子十七人外，还有专门的画师、雕佛师等艺术人才。在第六次东渡时，除去僧侣外还是有几个非僧籍人员随行，有潘仙童、安如宝、军法力和善聪，这四人既非佛门子弟也非航海技术人员，应该就是其为有较高艺术修为的专门人才，在日本的后期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思托是随行鉴真东渡弘法事业中意志最为坚定的一个弟子，六次东渡都有他相伴在恩师身旁，其不仅有高深的佛学修养，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建筑、佛像塑造的高手，被誉为日本国宝的“鉴真大和上夹综漆像”即为其所作。到了日本才受戒成为鉴真弟子的安如宝，东渡前其身份就是扬州雕塑师。鉴真大师圆寂后，他成为唐招提寺的第四代主持。在他的主持设计下，修建成了著名的唐招提寺金堂。除金堂之外，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一尊千手观音像“右胁侍千手观音像”和另一“左胁侍丈六药师像”都是如宝作品。关于这尊千手观音像，塑造技艺高超、雕刻，以至于在日本还有一个传说：因其像高达5.36米，故有民间传言说是天人下凡费时七个昼夜才完成的成品。

由于鉴真大师之前的日本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律宗，因此在开创日本律宗后，佛寺建造、佛像塑造等方面毫无例外地采用了大唐的律宗寺院、佛像的样式与格局，而这都与当时日本寺院建筑、佛像的样式是明显不同的。所以，鉴真大师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影响主要就是体现在佛教艺术创新上的，奈良初期的法隆寺、天平盛期的东大寺、天平后期的唐招提寺即是这杰出文化的代表。由于大唐文化具有与时俱时的先进特征，由鉴真大师师徒所创的律宗总本寺―唐招提寺，被后人尊称为“唐招提寺派”的建筑与其中的雕塑都呈现出比法隆寺、东大寺更为先进的大唐佛教艺术新样式。初建于公元607年的法隆寺因毁于大火而于奈良朝的711年重新修建而成，完整保留了飞鸟时代南北朝样式。法隆寺金堂的释迦三尊像，被称为日本佛教雕塑开山祖师派的止列派，与中国龙门宾阳中洞主尊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呈现出长脸、杏眼、嘴角上扬的面貌，尤显五官清俊，有着中国六朝佛像所蕴含的含蓄之美。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无论是从其塑造的样式还是起因则显然更多受到大唐则天女皇时所兴起的造大佛之风的影响，就日本模仿的大唐佛像而言，关野贞认为东大寺大佛模仿的是大唐龙门卢舍那大佛，木宫泰彦则认为是模仿的洛阳白司马坂大佛像。可以肯定，不管是模仿哪一处的大唐大佛，其都是受到大唐兴建大佛像的影响。鉴真大师及其弟子所创的“唐招提寺派”无论是寺院的建筑风格还是佛像所呈现出的那种森严的神态、独具雕刻的风格都比前代佛像塑造在形式、结构、技艺等方面大大的前进了一步，尤其是唐招提寺的金堂及金堂主佛卢舍那大佛像。在日本《特别保护建筑及国宝帐》一书中就评价金堂为“今日最大最美的天平建筑物，其构造装饰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样式与技艺”、“金堂卢舍那佛像是天平后期最宏大、技术最巧的雕像”。基于上因，鉴真大师在建筑雕塑方面对日本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响到了后世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不一定是绘画中的高手，在唐招提寺修寺造像过程中，绘画的装饰是必不可少的。据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记载：“天花板的结构是方格穹窿顶，最为美观，竖条之间，描绘着佛菩萨宝相花，格间作彩藻图案。当初在佛坛后面画有三千佛，柱间横木都施彩绘……”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唐招提寺建成时相关佛画装饰是非常精美的。在鉴真大师随第十次遣唐使东渡赴日之前，包括圣德太子的四次遣隋使已共有十三次日本官方的西渡之举了，在每次的遣唐使中都派出了专门的艺术人才来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艺术样式，这在日本高僧园仁所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相关记录可以证实。其中写道：“三日始画南岳、天台两大师像……昔梁代有韩干，是人当梁朝画手之第一……寻南岳大师颜影，写著于扬州龙兴寺……乃令大使叽铀谔锛壹绦慈。无一亏谬，遂于开元寺令其家继图绢上容貌衣服之体也，一依韩干之样。”可见，随行的日本画师肩负着描摹唐朝珍奇风物的使命，且技艺高深，身手不凡。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每一次遣唐使中画师的具体情形，但据此就可以推知每次遣唐使团中日本画师都是国内绘画造诣颇深的高手，也是当时日本画坛的主流代表。

中国的唐代不仅在政治上达到了顶峰，在艺术上同样也是一个顶点，尤其是体现在佛教艺术的发展之上。面对极为发达的盛唐文化，在全盘唐化且极力融入以大唐帝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同时，日本人又是极其聪明的进行着选择以保持其自身的民族意识。我们在法隆寺的“玉虫橱子”绘中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在橱子的须弥座上分别绘有敦煌壁画、克兹尔壁画、龙门壁画相同的的佛经故事，构思已有不同，构图以叠画的形式新颖表现出来。《圣德太子像》的构图、技法则昭示着日本画师已学会使用初唐著名人物大家阎立本的绘画风格及技法；东大寺的《麻布菩萨图》也称“乘云的菩萨”采用的即类似于吴道子所作的白描手法；药师寺的《吉祥天像》更是天平时期的真正杰作，同时其风格样式也一直占据着天平时代佛教绘画的主流地位。由于年代久远，虽然绘于一块丝织品上的这尊精美佛像有些部分已经脱落褪色了，但丝毫无碍于她透明薄纱下清晰可辨的红色天衣和绿色长裙。其丰韵的体态、高耸的花冠、细长的柳眉无一不传递出张萱笔下贵族仕女的风韵。除去表示其神性特征的光环、宝珠，谁能不说这美丽动人的女神就是张萱笔下贵族妇女的再现呢？在东大寺正仓院《东大寺献物帐》的清单中“鸟毛立女屏风”也体现了大唐女子丰腴的体貌特征，同时也展现了当时日本画师在掌握了熟练的唐绘手法后又独创的一些表达日本人自己内心深处感情的审美风格特征。所以说，鉴真东渡对日本宗教艺术方面的影响相对其他方面稍小。

鉴真大师及其随行弟子们对日本佛教和佛教艺术中的建筑、雕塑以及其他诸如医学、书法等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无愧于日本人民所尊称的“日本文化恩人”之美誉，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鉴真大师的坚强意志、恒久毅力，以及常人所不及的睿智、博爱，都包含着无私奉献精神，已经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精神航标。

参考文献：

[1]汪向荣.古代的中国与日本[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