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着名教育学家托尼·比彻(Tony Becherl从认识论和社会学角度运用四个维度对所有学科进行了分类。托尼·比彻所讲的认识论视角包含硬,软(soft versus hard)和纯/应用(pure versus appli-ante)两个维度。硬/软维度是以学科领域的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的研究范式或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来描述学科理论属性的一个指标,认同度高,则学科硬度高、软度低;认同度低,则学科硬度低、软度高。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建立是在大量借鉴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不仅有基本理论的借鉴与融合,还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植入,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门研究范式多元的软学科,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交叉学科有着认同度较高的研究范式。多范式的问题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借鉴移植。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在上述学科的结合部、交叉处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学术概括和规律的理论探究。这一形成方式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多科融合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属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融合。“思想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关于思想观念的教育。“政治教育”是统治者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点、培养政治情感、使社会成员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理想,并达到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目的的实践活动。两者的融合结果,就是思想教育有了政治特别是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政治教育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样融合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教育。是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育。政治性的要求与人们的思想现实的差距只能靠商谈、对话和理性说服以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因为“对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共享信念——他们对话行动中提出的有效性主张的主体间承认所产生、甚至所强化的那种共享的信念——蕴含了对涉及行动之若干义务的默认。就此而言,这样一种认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事实”。也即是通过思想教育的形式达成政治教育的目的。为实现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理论指导方面就涉及多门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专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自然有了融合性的多范式的理论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融合。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是有着明显的区分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文学科的核心是文史哲,对象是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具有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的特征。“研究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是人文学科区别于社会学科的重要特征。社会科学旨在探寻社会规律,获得关于社会事务及其运动变化的知识,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与效果;人文学科的旨趣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同。另外,国际上有四种比较权威的学科分类体系在社会学科(social sciences)与人文(humanities)上有着清楚的分界。那就是认为社会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有时也起到连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作用。从研究对象上看,社会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即人的本质。从研究作用上看,人文学科能够提供价值体系,对人的精神起根本作用,因而对人和社会似乎不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较为直接,如法学、管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借鉴的相关学科中,哲学、伦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而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则属于社会学科的范畴,教育学一般也归于人文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人文学科的属性,又有社会学科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人学范式走的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道路,社会哲学范式则是走的社会学科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学更多地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关系和道德关系,更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只不过它是带有人文学科特征的社会科学。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了一条交叉发展的路径。交叉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形式与重要趋势,也是科学深刻变革与日益丰富的表现,是不同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学科之间的融合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学科交叉是新兴学科产生的必然途径。进入20世纪之后,由两门学科交叉产生的学科不断出现,跨度也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三门以上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如医学化学地理学、物理生物化学、教育社会心理学等。按照交叉程度可以将交叉学科分为六种类型,即比较学科、边缘学科、软学科、综合学科、横向学科、超学科或元学科[91&80-82)。思想政治教育学最初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科学化而形成的学科,逐渐与政治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等交叉融合,又大量借鉴了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概念。从交叉程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边缘学科和软学科的层次,但尚不能达到软学科要求的以管理和决策为重心问题的层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具有软学科特征的交叉边缘学科。
二、从价值取向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应用性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理论教育和课程设置都是围绕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展开的。“在正式课程方面,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这类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谁最有价值……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常常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课程。”[10w172)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的实践回答。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在本质属性上反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属性。
2.教学课程设置改革“：85方案”—“98方案”—“05方案”的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实践基础不断得到完善，经过“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改革完善，其课程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得到了丰富与发展。这表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随着时展主题而不断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变迁为线索，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程体系的现代化科学化改革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3.教学理念创新：对政治—人本—发展—逻辑的关注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处的社会地位变化而实现从‘政治自觉’到‘经济自觉’到‘人本自觉’的嬗变，发生了从‘物本’向‘人本’的现代化转换”［1］。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对生命、发展和心灵的关注［2］，符合学生生命成长和教育教学规律。
4.教学内容整合发展：对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高校思想领域以教育形式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行考察，对政治性内容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内容和本质规定，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发展变迁的不变主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众多影响党执政合法性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民生问题，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环境、设施的教育价值利用与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传播途径的利用与再造，公共性活动的开展及其价值引导来进行。”［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性”关注与“公共化”转型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5.教学主体互动：“主体性教学”向“主体间性”教学转型随着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交往、交往实践哲学等理论逐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视野，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征逐渐显现，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共在的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维定式，从平等的视角、和谐的视角、人性的视角观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突破了主客二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跨越，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逐渐引起重视。
6.教学方式丰富多样：由单一教学方式向多元教学方式转型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方式发展来看，出现多元多样教学方式并用的态势：“研究型”教学［4］、对话教学［5］、体验式教学［6］、启发式教学［7］、混合型教学［8］，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现代转向
从系统要素视域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涉及教学主体、教学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环境等要素。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90后”大学生期待“什么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谈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遭遇“实效弱化”、“情绪极化”、“信息乌托邦”、外源“负能量”等现代性困境。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从整体体系层面加强多方面的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管理体制机制、重视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完善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条件保障外，还要逐步补强“短板”：一是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二是教学方式的生活化；三是教学主体的主体间性化；四是教学环境的“文化化”；五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1.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政治化、理论化、知识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根据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在教学课堂中施加给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政治内容。
（1）促进教学内容的时代化契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在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遵循教育与学生成长的双重规律的前提下，注意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认知性。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构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在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中增加生命教育、核心价值教育、廉洁教育、交往教育和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着重建构主动学习和契合学生认知水平。
（2）守住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其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导的理论和价值观的灌输、宣传、教育、内化等，其教学组织管理体制由政治制度规定，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也需要政治权力支撑。在实际教学内容中，如“纲要”课教学内容重历史史实，往往不经意间在突出“历史”的同时“淡化”了政治，出现了使“纲要”课由政治课演化为历史课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
（3）提升教育内容的知识化增量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和知识性，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化、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灌输与内化的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等；另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放置于西方现代史的时空场域中，运用中西方比较视域进行分析，分析理论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把握教学内容的时空逻辑。此外，还要注意将教学内容与本地史结合起来，特别是教学区域所在地的地方历史与时代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载体，如乡土地理、民风习俗、革命文化、历史人物、社会变迁等等，及时有效地进行教学。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融入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这样的教学内容才能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2.教学方式以生活化为中介：与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相结合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仅仅用意识形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方式方面需要将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作生活化处理，以生活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实践和主体生活结合起来。
（1）坚持“灌输与对话”的统一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优秀传统。当前部分“90后”大学生中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灌输理论，就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因而，要在继续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灌输的同时，需要克服将理论灌输原则与具体的教育方法等同起来的“生搬硬套”，注重借鉴运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孔子的“启发式”方式，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的方式启发大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
（2）注重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90后”大学生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的特征：同质性表现在寝室成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素质、专业或年级方面基本相同或相近，由于长期在一起生活，还会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每个成员的文化背景、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由于出身、经历、成长环境等差异而导致个性品格也不同。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从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际出发，注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理论探索的需要、解除困惑的需要、主体参与的需要、情感交流的需要，培养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
（3）注重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课程，理应是公共价值观的有效传播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理应是社会公共事件的专业阐释者，是公共价值观的践行者”［9］。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路径、载体、手段，乃至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会日益突出地体现出公共性。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具备公共关怀，具有问题意识和公共意识，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培育具有公共的人格和公共事务能力的大学生主体。在教学方式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教育方式，采取一些形式把大学生推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如积极开展以假期社会调查为主的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实际，思考社会问题；结合“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参与社会实践或周末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践教学活动，增加教学方式的公共关注和教学主体的公共性参与。通过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关注和公共化转型，将封闭的课堂教学与公共的社会交往连通，改变理论的系统灌输向价值观念引导、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转变，让大学生主体拥有真实丰富的价值观心理体验与公共参与。
3.教学主体以主体间性化为核心：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性力量，实现由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的主体间性转型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内在诉求。
（1）教师要有言传身教、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主体自觉综合看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承担着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之时，还要承担着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师生比”高，承担的教学任务重，同时还要承担学术科研、职称评聘等压力，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三种“劳动”，即脑力劳动（理论武装、教学改革、教学科研相长）、体力劳动（多校区办学、跨城办学、跨区办学的奔波）、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学科意识、学科认同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专业热情和学科自觉是重要的问题。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从“组织领导、思想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师德师风建设”等外部条件保障方面做出了制度性规范与条件保障。同时，有了外部保障和条件支撑外，还需要教师主体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学科意识和学术精神的培养，注意内在素质的提升，关爱学生，用自身正确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达到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境界”，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
（2）教师“主动教”与学生“主动学”的转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备的教学艺术、学术能力及知识深度和广度相比其他课程可能要更高，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从教学艺术、学术能力、知识增量提升教师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潜力，这是赢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和“点头率”的重要前提，也是真正实现从“要我教”到“我要教”的转变的内在自觉。从课堂教学而言，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师“独白”教学模式，转向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讲授与讨论、情景互动教学结合，形成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的探讨式教学模式，让教师“独奏”转变为师生“合奏”，让学生“动”起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3）教学主体力量的整合与互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群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导师等教师队伍群体；三是作为自我教育主体而存在的个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主要是专职教师及部分学生兼职辅导员等，因而要将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与学生工作者、党建工作者等主体相互互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党建、学生事务工作者角色互动。一方面，通过整合学校党建工作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主体力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的补充力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职教师也可通过参与党团组织的大学生课外活动，如大学生社会实践、“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达到主体力量的互动与整合，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另一方面，要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载体与大学生社团活动载体平台互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把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延伸到课外活动和课外时间中，通过“师爱传情，以情感式教学感动学生；对话引情，以对话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激情，以自助式教学激励学生；课间寓情，以快乐式教学愉悦学生；课下延情，以延伸式教学打动学生”［10］，改变部分学生对政治课的抵触心理，实现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
4.教学课程环境以文化化为重点：建构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教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产生发展过程中影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主体等要素的社会空间存在方式。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环境,即除了受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中观环境的影响，还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微观环境的影响。
（1）通过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加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创造物，包括两方面：一是高校发展过程中以外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校园基础设施、校园环境布局和校园建筑等校园教学环境直观的表现形式；二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课程、课时表、教科书与教材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对于大学生必须习得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的要求等在内的课堂教学物质文化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环境育人功能建设，加强校园人文景观建设，挖掘环境育人资源，美化育人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环境建设，广泛开展以体育、娱乐、学术科技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材建设、教师队伍、教学媒介、实践教学、课堂文化设施等课程物质文化建设，开展如学术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专题讨论、情境扮演等活动，利用影视频资料的形象生动性，契合文化媒介的特质加以传播与强化认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治学风格、政治素质、心理素质等。
（2）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强化规约为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必须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制度化规范；二是渗透于教学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化建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业化、知识化、科学化、时代化的知识制度化体系，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课程管理、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学科制度化体系和管理制度化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推动渗透于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入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见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的“规训”功能。
（3）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精神文化环境加以熏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精神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一种由师生长期创造的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环境，包括校园的精神文化氛围和课堂教学精神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优良校风、班风、教风和学风的营造等。通过塑造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建设学习型校园、廉洁校园；通过建设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班级教学文化，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围绕学习、成长展开的交往文化，营造良好的班风；通过明确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的价值，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准则，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使教师既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递者，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建设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风；通过学生的自觉学习，提高学习的内在积极性，把蕴含在学科课程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发挥精神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作用。
5.教学体系以系统化为归宿：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行动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中，要有价值理念引领，以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为中介，发挥专家、教师与学生三个主体作用，强化学术与知识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生长与成才统一，建构让“学生受益和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教学体系。
（1）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是教学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教材体系规定了特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教学体系是教材体系的拓展和延伸。这要求教师既要具备专业知识修养，又需要增加自身知识的交叉性和丰富性。在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实际，吃透教材，融会贯通，把握教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发展脉络与思想精髓基础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意识，促进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辅助活动相结合，在吃透教材、确定所针对的问题、设计个性化教案、精选教学案例、合理使用多媒体、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度高的教学辅助环节、倡导师生心灵互动等基础上构建内容精致、层次分明的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中国政治学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以来，无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目前的研究现状与政治学的学科地位极不相称，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和期待相距甚远。就目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它所具有的超前于政治现实的政治导向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政治学界在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上，正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主导和西方政治学理论引介的阶段，还谈不上对外参与理论对话与理论建构，也没有形成独立而成熟的政治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但其主导作用并未反映出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有关。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与观念固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但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信仰与理想特征削弱了其学理。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是以其信仰而是以其批判与反思、分析与建构的理性力量而获得生命力，并赢得其学科地位的。
政治学是一门最具有现实感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所存在的价值在于超前于现实、并引导现实，通过对现实的分析与透视、反思与批判而后发现问题，并从道义与智力上指引并激励现实的政治变革。但政治学界的这种激励变革之声较为微弱，中国政治学并未以其大量而成熟的理论成果发挥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以其征服人心的理性力量吸引众多官员与公众。相反，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正式政治文件的宣传与注解以及对正在实施的政治与社会政策的事后论证与说明。整体而言，中国政治学界的知识生产能力有限，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风气上出现了某种不良倾向：机械地查找与引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而勉强地说明中国的问题已成为一种写作套路，看似既有理论又有现实分析，实则既没有抓住深厚的理论本意也缺乏真实的现实关怀；表面充满专业术语和各种定义，读来空洞无物。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广而研究队伍小。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等基本政治问题，因国家政权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它还得研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治稳定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政治学实际上“是一门以国家政权为核心，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综合性大学科”。①但在高校与研究机构中，政治学不过是一门小学科，研究队伍规模的限制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而在政治学的研究队伍中，还存在不少中国特有的“大政治学”研究人员，受过专业政治学训练的研究人员并不太多，这样一种复杂的研究队伍难免影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性与学理性。
其二，政治学因其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政治学的现实依附性限制了它的自由研究空间。就其性质来说，政治学与现实政治必定存在一定的紧张，现实政治力图将政治学纳入自身之中而使之成为自身合法论证的工具，而政治学存在的全部理由却在于反思并变革政治现实。两者的紧张很正常，这种紧张为政治学的存在提供了意义。但当民主程度不高而现实政治能力强大时，政治学必将受到抑制而难以发挥其实践导向功能。政府的强力规划和市场所激发的功利之心，使大量学者再难支撑需要经过长期训练和积累的纯正学术研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只是政治学尤甚。
缺乏学术自主性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最致命的问题。那么，中国政治学如何走出尴尬处境，尽快建立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成熟的政治学理论，形成独立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笔者认为，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应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开放与交流中积累与训练，以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政治改革的理论导向功能。
打破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论
最近，中国政治学界有一种强烈的呼声：政治学理论研究要谨防西化，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其理由主要有：
第一，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些成就“得到了国际层面广泛承认”，以至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而中国政治学对如此强大的国家建设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②由此，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③第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中国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政治思想大国、政治文化强国。④ 第三，一些学者把西方政治学的新理论新名词拿来套用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更热衷的是介绍和宣传，对于问题的分析却往往不能切中症结。⑤ 第四，“在过去被视为民主典范的、以代议制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要制度的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挑战”，西方国家的理论大师也在“反思修正传统民主理论”，“社会发展形式与民主形式”应该是多样性。
简单地归纳一下，以上论证无非是说，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发展强大，西方的民主形式面临挑战，政治学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不能切中中国问题，我们理应基于自己的现实，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与话语体系。
以上论证似是而非。关于第一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国力增强并受到世界关注甚至引起他国的担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经济实力和国家建设能力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理论实力的强大，也不能直接地转化为理论实力。政治学理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人类已有知识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独立研究，任何想要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并参与人类知识创造的个人或国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拆除人际界线和地域界线，哪里有最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就向哪里学习。
关于第二点，谁都会承认中国曾经是世界上的政治文明古国和政治文化强国。但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强大。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反映的只是一种政治现实中统治方式与统治能力上的成就，而且这种传统的政治实践成就并不等于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明。
关于第三点，只是指出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不良风气：简单套用或堆积西方政治学的某些新名词和新说法以便使发表的文字显得有点学术含量，但这种生搬硬套的引用并不能说明被引用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是没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价值的。
第四点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问题。但政治学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反思那些包括最受推崇的制度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西方政治理论发现西方民主制度有待改进的地方，并不构成我们远离西方政治理论，以免被西化的理由。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迷茫于西化与本土化之间。其实，在政治学理论（也包括其它理论）研究上发生的西化与本土化之争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议，它源于对理论与知识的深深误解。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和知识必定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对独一无二的个别政治现象或者某一特定政治事实的陈述并不是知识，只是一种信息。难以想象，一个政治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国家，而对于其它任何国家的解释毫无作用。我们学习政治学理论只因该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为何要如此介意提出该理论的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在知识的学习、交流与生产上，人为地设置地域界限只能有损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那种认为只能学习并接受西方政治学而无需独创，或者远离西方政治学而从头做起的观念，都是荒唐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政治学是门国家属性、价值属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者要在“坚持自己的价值和概念基础上建构政治学话语体系”。⑥这一观念本身就歪曲了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违背了政治学的学科性质。首先，国家并非是不可再分的原子，正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结构和权力分配制度决定了国家的类型与性质，政治学恰恰要对此作出评判与选择，政治学家还得追问国家背后的政权属性、制度属性、民主属性等等。其次，政治生活不过是为了解决权利与资源分配的问题，每个人获得共同体保障的机会和资源，与根据他们的宗教与道德观念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矛盾。政治共识并不剥夺个人的价值。相反，正是为保障个人的价值追求提供政治平台和政治保障。何种政治共识与政治价值最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追求政治现代化正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成就。
至于说追求建构中国“自己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可喜的雄心。但一种有效的科学话语体系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新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必须独立于现实政治自我宣传和自我维护的话语，并具有解释和反思现实的能力，否则就不是政治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其二，自己建构的政治学话语不能仅仅是“自己的”，它必须与世界政治学相开放，创造的概念与理论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并尽可能寻求共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从以上的简短分析可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科学、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上，如果力图把中国与西方对抗起来，不仅不能成功，反而会掉得更远。
研究内容回归政治体制，发挥政治改革导向功能
政治学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与分配（民主问题），政治权力的设置及其内部关系（分权问题），政治权力的运行规范（法治问题），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督等等，而这一切都归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要变革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治权力运用方式，只能改革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及其改革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经典主题，偏离该主题大大减损了政治学研究的实践价值。但是近两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变化：政治体制及其改革的研究悄然降温，而关于国家能力和政府有效性的作品火爆起来。综合分析，这种变化与以下因素相关：
政府能力与体制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堪称“中国奇迹”的经济与社会成就，积累了足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国力，尤其是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的体制优势和政治优势。
政治导向。政治学为了实现自身的实践价值力图发挥变革现实的导向功能，而现实为了自我维护总是要规划学术、引导学术。通过增强体制能力而实现体制稳定，通过加强治理而实现其对体制的维护，是近年来政治对学术的导向。
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倾向于对政府行为与决策过程的微观式实证研究，在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更多的政治学学者离开政治体制的主题转而对体制的有效性进行测量，对决策能力进行评估。
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减少合情合理，既有现实的政治导向，也有西方的学术影响，更有中国体制彰显的强大成就和能力支撑。笔者认为，对政治体制内部结构及其权力分配变革的研究不能放松，体制效能研究也不必过于偏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就曾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⑦这里所说的政府有效程度主要就是指政府实现预定目标或对社会控制的能力。究竟是政府形式重要还是政府能力重要？不能抽象判断，要看思考的角度与立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最关心的是他国的实力与能力，而不是其内部形式。只有一国的实力与能力才能对他国产生压力和影响。但对于国内民众来说，政府形式意义更大，没有受到民众控制的政府形式，可能政府越是强大，民众的利益越难以得到保障。体制的能力是整体性的，而政府的形式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划分，体制能力不能取代体制的形式及其变革。
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其成熟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其在对制度缺陷和权利与资源分配的关系方面的反思。对于西方而言，其体制更加稳定和成熟，主要问题不是体制变革，而是体制框架下的政策实施和体制能力发挥，因此，实证主义的技术研究具有更大的需求空间。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变革时期，因此对体制变革的去向和规范需要更多的理论关注和理论研究。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与体制结构研究及展示相冲突。只是说实证不能仅局限于具体的政策及其效能研究，更不能对“政治体制改革”绕道而行。“体制有效性”研究不能避开对体制类型与体制性质的分析，也不可逃避体制改革的要求。
“制度建设”亦不应仅限于政府对经济利益调整和对生产生活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如食品监管制度、药品监管制度、安全生产监管制度），还应包括政治权力本身的制度建设，如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这类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与监督的制度及其有效实施。
总之，中国政治学界已作出了一些努力，但离人们的期待较远。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守学术自主性，要想建立完整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解决研究的学理性和学术性问题，为此，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一种政治学理论或方法，无论来自于中国还是西方，只要是成熟而规范的，都应学习与借鉴，从而通过理论训诫提高对话能力。其次，中国政治学实践价值的实现，取决于研究的自主性，唯有独立于现实并反思现实，而不是跟随现实，才能发挥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导向功能。
【注释】
①朱光磊：“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两大尴尬与两大转变”，《中华读书报》，2004年8月11日。
②⑤樊鹏：“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740(2010)02--0156---02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的思想品德为对象的特殊实践，故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必要存在方式之一。对于这个命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证，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视角进行解读。这个解读分为二步，第一步要论证文化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二步是阐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
一、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
文化是现代人使用步骤最高的词汇之一，但熟知的不一定是真知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海德格尔曾说：“当你们用‘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无所不在，人每日每时每刻、世世代代生活在文化之中。创造着丰富多彩文化的人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流程中，对于文化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和阐释。
文化是什么?让我们考察一下中西方关于文化的规定也许会找到些迹象，在西语中，据语言学家考证，文化(culture)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具有“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到了18世纪法语中文化逐渐有了训练和修炼心智的结果或状态之义，指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科学等。到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取得现代意义，在接近“文明”的含义上运用。汉语中文化词汇的存在是较早的，“文”一般指纹理，“化”则指变易、生成、造化等，“文”与“化”并用构成“文化”这范畴。对文化的词源学追溯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张岱年先生用这段话解释汉语中文化的起源。他指出：“‘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这段话说，治国者要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中西语中关于文化的含义是有所差别的，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注重人的精神修养领域。西语中文化更强调由人的内在生命力而生成的价值规范。无论中西都强调，文化是“人为”的和“为人”的。
对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的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争论。大量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至今未成定论。这就要求对文化的研究进行视角的转换，本文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即从文化哲学立论，尤其是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考察文化。前人已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位学者对文化从本体论角度定义。胡适把文化定义为“人们生活的方式”，梁漱溟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此二者均是将文化从本体论上把握。我国当代学者衣俊卿教授是这样阐释文化的：“文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具有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特征。”“文化哲学所思考的各种文化范畴中的本体性的理解，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他又一次说：“我们可以在文化哲学的视野内对于文化从本体上加以界定”。万光侠教授则直接说：“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显然，万教授是从文化哲学角度立论的，这是一种本体论式的阐释。
文化之所以是人的存在方式根置于人的实践本性，它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对象化的产物。既是对象化活动，又是这一对象化活动的结果。而人的实践本性又根基于人之生物性的先天不足。人与动物都按照本能图式的狭小空间生存、活动并走向死亡，人的器官生来就没有为了某种行为而片面地定向，使他成了易受损害的脆弱的生物。这种未特定化既是人的弱点，又是人的优势。马克思在1844年就指出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生产不受肉体需要影响”，并且说，只有这种生产才是真正的人的生产，这恰恰是说人的超生物的本性，即人的文化存在方式。这种文化存在方式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即客观的尺度、真的尺度，体现实践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文化的一个方面。(2)人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即人的内在尺度，这就是善的尺度、价值尺度，正是这个尺度展示了人的存在的价值属性，这是文化的又一基本方面。(3)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美是真与善的合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美是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又一方面。这三个方面，即真、善、美，基本涵盖了文化精神的基本领域。故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人的文化存在方式。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是创造文化的过程，而实践活动的结果则是文化成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
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都是人的存在方式。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基本、最常见的部分，它主要包括直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那些文化产品，其基本功能是维持个体的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物质文化发展建设最快，它比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经历更为频繁的变革。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人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制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与人类个体生存活动和群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精神文化起源于人类在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时超越这些最基本的需要而产生的新的需要，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需要。精神文化最具有内在性，最能体现文化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本质的是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的文化是层层递进的，精神文化居最高层，也最难变动、最具保守性，但它一旦变革，则对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三种文化之间存在一个张力结构，也存在一个互动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是社会意识形态，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主要传播方式，是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统治阶级通过政治教育的方式来改造和影响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或者时代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十分特定的社会意义。
一、时代性――社会理念与价值导向的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从来都不是一门孤立的静止的学科，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我国国内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不断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从教育时代性问题来看，无论哪一种学科，其发展都必须采用时代最新的教育方式与新的教学内容。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其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体现为学科自身的发展水平，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反映了该学科当时的发展水平，而且还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水平。因此我们通常上说，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是一门独立与社会发展之外的学科，而是深刻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发展水平与发展进度的科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如果对思想政治理论体系或者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方面关系把握不够的话，极易可能导致教育内容与现实形式相背离的情况，也就无法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特点，进而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效果。从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应从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出发，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影响因素，以中国梦为理想的价值目标与发展前景，在理想道德方面时刻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才能真正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
二、民族性――维护国家统一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都是通过民族的语言与民族的教育形式来实现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除了民族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形成的固定的民族习惯、、生产方式与社会习俗之外，这种民族性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完善与进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教育内容所在。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与价值理念入侵，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理念引导人们，就必须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理念的引领作用，从而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在现今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为价值目标。
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理念的教育还体现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应采用一种吸收借鉴的态度，充分尊重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时代精神，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尊老爱幼的民族品格与道德理念等等。只有不断吸收借鉴，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才能促进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护。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
思想政治理论的社会性体现在社会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引导与控制上，它一方面约束和规范个人的行为，使个人行为符合社会的规范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另一方面，又最大化的鼓励个人的创新行为，对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与限制，或者引导与激励，又不完全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与制约，个人对社会的适应与贡献，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对于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与群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应有一定的把握。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阶级和国家的矛盾不断深化并突出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系统严格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但无论哪一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最终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方式，担负着特定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观念、政治立场、道德素养等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这些内容无一不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对受教育者价值理念的引导，使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其他学科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直接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社会群体利益的拥有者服务。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那就是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各自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体现，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思想政治理论的阶级性主要体现在思想道德与法制观念教育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政治理论的教育。因为经济作为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基础，维护还是反对某一阶级的政治统治，最直接最明显的是对其建立的生产关系的否定，而维护或者反对某一种生产关系又直接体现为对某一政治统治的赞同与反对。因此，无论任何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代表或者政治统治者，都通常把现实的政治斗争上升为政治理论的高度，进而从理论的高度为其政治统治和生产关系的合理性做解释。
总而言之，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增加了新的理论内涵，对这些特点的探究与分析，对我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和改革开放的关键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都在不断地涌现，引发社会思潮的剧烈变化，传统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逐渐崩坍，而新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尚未完全地建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认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加强大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面对以上的任务和挑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有效性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西方的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和实践正好提供这样的一种视角和思路，在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有助于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有效性，促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及基本内容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政治社会化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在《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论文中提出。随后许多学者进入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化日渐成为社会化研究的重要分支。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通过接触和学习某种政治文化，培养政治立场（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也就是说个人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学习相关政治知识和规范，掌握政治技能，最终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政治价值观、态度和人格，做出正确的政治行为。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直接关乎着社会政治体系的延续和发展，关乎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知识的社会化。在我国，政治知识的社会化主要是指，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知识体系，奠定政治社会化的基础。
二是政治信仰的社会化。政治信仰是反映个体政治特性的心理状态，政治信仰的社会化是个体在学习政治知识的基础上，从心理层面认同和接受所掌握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也就是说，在我国，培养社会个体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是政治信仰社会化的主要目标。
三是政治情感的社会化。政治情感的社会化主要是培育社会个体对政治体系、人物和活动等的内心认同感。在我国，此种社会化的过程主要是指培养社会个体热爱祖国，拥护国家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团结。
四是政治能力的社会化。政治能力主要是指保证政治方向不偏离国家的要求，能够从事和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能力。在我国，政治能力的社会化不仅体现在社会个体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要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建言献策等。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现状与问题
2004年和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按照文件要求，各大高校开始配备师资队伍，开设《形势与政策》的课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新形势下，高校《形势与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多数高校均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改革与完善、考核评价模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的地方”。
（一）专业师资队伍不足
在部分高校，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比重较低，往往是以党政干部和辅导员为主，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暂时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影响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目标的实现。首先，由于是兼职教学，其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到课程教学，更谈不上在课程科研方面的取得一定的成就；其次，部分老师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不符合教学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知识掌握不够充分，有时仅凭个人经验来完成教学。
（二）教学内容欠缺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偏重时政类，要求必须贴近现实和社会，其教学内容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时效性较强。教学时不仅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和理论武器，还要联系国际国内热点和难点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关注的一些事件和现象。对其进行正确的解析，透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学生正确的政治认识。然而，很多时候因为课程时效性较强的特性，缺乏统一的教材，教学内容一般根据授课老师的安排，如果有些老师备课不充分的话，这种授课的效果就难以保证，甚至是流于形式。另外如果老师的教学内容不紧跟时势，不对教学内容进行定期更新，那么《形势与政策》课程也就丧失其针对性。
（三）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以课堂教学为主。这种教学方式大多采用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吸收和消化所学知识的效果不明显。此外，光靠课堂教学，缺乏实践教学和课堂互动，大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动力和兴趣不足的情形，对于其加深了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动向，全面掌握相关领域的政策知识有着不利的影响，同时也展现不出实践育人的效果。
（四）考核标准过于简单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程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其考核标准也难以统一，往往是依靠各自老师经验安排自己的考核，考核大多是以提交课程论文的方式，而这种课程论文普遍抄袭率较高，很多时候都是复制网上的内容或者期刊网等。这样造成老师很难从课程论文中分析出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无法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作出合理的评价，影响学生上课的积极性。
三、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有效性的举措―基于政治社会化理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形势与政策》课程还有不少需要修正和完善的地方，那么引入政治社会化理论和方法很有必要。运用政治化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政治知识和信仰的内化规律，利用政治社会化的方法来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政治情感和锻炼大学生的政治能力，最终教育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基于政治社会化理论，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程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以下几种提升其有效性的举措：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进考核评测形式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课程有效性的关键举措。根据政治社会化理论，首先从结构上要建设以专业教师为主体，辅导员队伍和党政干部作为补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而且教师队伍必须保证相对稳固，能够保持教学的持续性。其次，对教师基本素质的要求上看，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的教师务必要有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敢于担当，富于责任感。同时要加强业务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拓展知识结构，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还要学习哲学、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知识。最后，还要增强在教学中的科学研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中去。
选择正确的考核评测方式能对教学效果有着更为直观的认识。一是对学生的考核，采用考试和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考试可以采用开卷考试加课程论文的形式，再结合平时对出勤、讨论、作业等环节的考核，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二是加强对授课教师的评测，建立完善的评测体系，促使教师认真组织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二）充实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方式
依据《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和《形势与政策教育概论》等相关教材，以学校为单位，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和时势背景统一备课，随时更新教学内容，增强其对学生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可以借鉴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基本内容，加强公民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进一步充实教学内容。在教学方式上，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采用专题报告会、主题辩论、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同时授课教师要注意过程引导，启发学生的思考，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扩大教学主体，拓宽教学途径
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化的发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这一主体，可以将教育空间扩展至家庭、朋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利用它们形成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教学模式，尤其是利用QQ群、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洞察学生政治态度和行为，与学生进行“线上”教学，缩短时空差。另外着重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和组织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踊跃参与到课程教学。
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在实践中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一方面可以邀请社会优秀人物，如优秀共产党员、人大代表、知名企业家等来校讲学，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感染和教育学生，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和现状等。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让大学生走出去，以暑期“三下乡”和其他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并通过实践来提高自身理论水平。
参考文献
[1] 陈宇波.近年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综述[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02）.
[2] 赵丽.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7（05）.
[3] 向发意，张晓琳.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02）.
一、引言
随着政治关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我国众多学者对政治关联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从各类期刊的发文情况来看，较多研究关注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传导渠道如企业绩效、企业融资、财务救助、市场准入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研究，鲜见与政治关联基础理论有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文章对企业政治关联概念界定不一，衡量标准模糊。因此，本文在对企业政治关联内涵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企业政治关联的形成机理。
二、政治关联内涵
政治关联即“政治联系”，其来源于英文中的Political Connections。自政治关联被提出以来至今，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概念，一般指的是企业高层人员或关键人物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种隐性或显性关系，但其内涵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文献中政治关联的概念也有差异。
国外学者对政治关联概念的界定多采用实例列举方法，国内学者则多是依据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背景对政治关联进行界定，列示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政治关联概念的具有代表性的界定。
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并非完全一致，但他们对政治关联的界定都是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和政治权利拥有者之间存在的隐性关系为基础而确定的。之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隐性的，是因为二者之间建立的这种关系并不包括政府参股的形式，因此，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种特殊而隐性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界定的政治关联形式均是狭义的，即以企业、大股东或高管本身的政治关联关系为研究对象，而没有把这些主体的连带关系或亲属朋友政治关联关系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从公开渠道很难获得该类隐性政治关联信息或数据。
三、政治关联形成机理
自1974年Krueger指出，主动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的企业能获得巨大利益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隐性关系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在Fisman把这种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称为“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后，与其相关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并非单纯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遍布世界各国的全球性现象(Johnson and Mitton，2003;Khwaja and Mian，2005;Leuz and Lee，2006;Fan，Wong and Zhang，2007;Xu and Zhou，2008)。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形成机理是怎样的?本文从不同方面解析了政治关联行为形成机理。具体阐述如下：
(一)寻租理论。寻租理论主张，政府行为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影响资源配置，而这些影响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有特权者为了获得这些超额的收益，便形成了寻租活动。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寻租意愿是双向的，政府(或政府官员)把一些规则或标准定的模糊或具有很强任意性，向企业“设租”获取额外收益。因此，存在的寻租空间越大，企业越会主动与政府(或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这在我国制度环境不健全地区较为显著，在这些地区，政府透明度较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或控制空间较大，从而寻租空间也较大。
(二)交换理论。交换理论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互利的，政府和企业通过交换彼此所需资源而使各自利益最大化。对于迫于提高自身政绩的地方政府，为达到要求指标，其可能帮助本地企业获取其所需资源，或给予本地企业宽松的行业管制，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壮大，而本地企业在自身获利基础上以高额税收等形式回报当地政府。但与政府达成交换协议的企业在获取收益的同时也使企业付出了一定成本，企业在获取政治关联带来的外部资源机会的同时，也面临这付出较高社会成本和代价的“嵌入”风险。
(三)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任何组织都要适应其所在的环境，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处于特定制度环境中的企业一方面因于其避害就利、适应环境规则的行为内生于制度中，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制度环境。如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应对制度环境不利因素，并采取手段拒绝、甚至操纵制度要求从而影响制度环境。另外，缺乏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国家政策稳定支持、公平待遇，民营企业在正式制度环境中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不得不通过转向行政规则和私人保护方式建立政治关联寻求保障。
(四)替代机制理论。替代机制理论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由宪法、契约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组成;非正式制度主要由社会习俗、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等组成。替代机制理论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替代的关系，当正式制度存在不完善、无法有效实施时，非正式制度的存在恰好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从而成为其有效替代机制。在我国转型时期，对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正式制度尚不完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正式制度下应有的保护，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获得。
(五)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得到相关的外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和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和政策支持以及信息等内容。一方面，企业所需外部资源越稀缺、越重要则企业对该资源的依赖性越强，为获得生存和发展，企业会通过各种途径改变这种依赖的程度;另一方面，企业与外部资源所有者(或控制者)的交往和谈判能力越强，其生存能力也越强(Pfeffer and Salancik，1978)。政府作为资源的掌握者，其政策对企业经营所需某些外部资源会产生重要影响，企业为获得这些外部资源，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获得稳定、有利的经营环境，以改变其对外部稀缺资源的依赖程度。
(六)文化传统理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也仍然体现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中。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同时，传统文化的等级身份意识及行为规则约束，加上在市场竞争中单纯依靠市场化规则发展的限制，使民营企业家意识到改变规则是一个长久缓慢的过程，并不能因为个别企业努力一蹴而就。这些某种意义上促使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是为谋求企业的发展，也是其个人层面的政治追求。除此之外，“关系” 作为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构成方式对政治关联也同样重要，我国文化对关系依赖的重视，使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行为受血缘亲情、人情礼仪、协调人际关系等文化规范的约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345-02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跃校园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办好有特色学校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国家着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承担着主渠道和主阵地的角色。然而在两项任务进行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校园文化受学生价值体认差异影响而难以达成共识，校园文化的传播缺乏有效的载体，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面临着形式单一、实践教学匮乏的瓶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急需寻找提供新的方法和资源。然而二者之间恰好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就目前高职院校的实际工作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往往分属不同的部门，缺乏沟通和合作，教学与管理割裂开来，各司其职，教育资源不能高效组合，既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又影响校园文化功能的发挥。
因此，在我国大力倡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现状与工作需要，寻找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途径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对此问题做以探讨和研究。
一、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一）二者育人的根本目标一致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也称学校文化。它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学生、教师为参与主体，以课内和课外文化思想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是通过师生互动得以体现和形成的，渗透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构成来看，校园文化包括外显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包括内隐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它是学校优良传统的结晶，是学校建设的灵魂，是决定学校兴衰的重要因素和维系学校发展的精神支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校师生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心理人格、生活方式、知识技能、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高职院校在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都将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重要举措之一，希望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将学校打造成文化养成之地、文化交融之地、文化创新之地、文化传播之地、文化引领之地、文化交流之地。这些既是对校园文化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之一。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课。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教育以及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文化育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教学育人。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各有特点，侧重不同，但是在育人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就是把当代大学生培育成为四个“新一代”，即“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
（二）二者内容交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健全的、开放的、自由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具有交叉性，形式上具有重合性，例如，校园文化中传达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等等观念正是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常用的形式，如爱国主义的演讲，三观教育的讲座等等。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校园文化活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途径、有效载体和取得成果的重要保证。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为校园文化活动提供主题思想和内容支持。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有机地结合，可以互通有无，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二、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实践价值
（一）加强学生对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慢慢实现的，但是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因此对于校园文化的感悟和理解也是不同的，因此也需要必要的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恰好可以满足这种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将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教学资源融入课堂，给予学生明确的分析和指引，可以加强学生对于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使学院文化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学科建设不断推进，教材建设取得成效，教学方式方法逐步改进，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教学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够，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门未能与其他工作部门一起建立教学、管理、服务等综合育人的良性体制，理论教学和环境育人未能有效结合，未能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引领导向作用和全程覆盖作用。而此次课题中提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的有效结合是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方向，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开辟了新的教学资源，能够开启思政课教学的新局面。
（三）提升学院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品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从理论到实践”，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校园文化注重“从实践到理论”，即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提炼、总结出理性知识，验证和发展科学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校园文化活动的举办提供了更多符合时展的主题思想和内容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性，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品质提升是极大的促进。
（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院一直强调全员育人的理念，就是要将各部门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将形成理论育人、实践育人和环境育人相统一的有效机制，营造育人的良好氛围，改变了以往教学与管理割裂开来的局面，将有效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和水平。
三、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途径
（一）校园文化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设一定的学时，设置教学专题，向学生介绍本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如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学生直接的触碰到校园文化的内涵深处，并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展现给学生，引导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有意识地发现和领悟校园文化的内容。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中，积极渗透校园文化的内容，包括学校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理想信念等，使校园文化中坚持的主流思想和精神在学生的生活中时刻闪现，潜移默化的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
（二）将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形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与本门课程内容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期内主动去参与实践。并要求学生在活动过后结合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提交活动的心得体会，作为实践考核的一个部分。这样可以促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更加留心，注重体会，避免了应付了事走过场的现象，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也可以实现理论教学的应用性。即可以减少教师自行组织实践活动的麻烦，避免重复劳动，也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保证学生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完成各项活动。
（三）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工作合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部门因为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具体意见。尤其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和具体形式的设定上，可以与主管部门共同研究，群策群力，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内涵，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实现理论育人、实践育人与环境育人的有效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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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4—0020—04
儒学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道学——清初实学——清中朴学（汉学）——清末公羊学”几个典型而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政治秩序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也是沿着这条路线及其时间分区进行的：它发轫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因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横贯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构成了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体系得以建立的样式基础和理论支持。这一发展过程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不断发展、演变、式微和最终解体的过程，不同的儒者为适应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都曾从元典思想中演绎出了各种应时的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形态。儒学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总是批判地吸取新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进而获得与时偕行、历劫常新的机能，充分反映了儒学巨大的适应性和坚韧的再生性特点。
因此，根据不同时期儒者对政治秩序思想及其样式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内容强调与补益的不同，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我们可以将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及其结构样式的演变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和衍生形态，这些样式所在的时间区段依次是先秦、两汉、宋明和清代，因此，这些样式也可以称之为：先秦样式、两汉样式、宋明样式、清代样式。这四者之间的理论预设和秩序建构是一脉相承的。就政治秩序构成要素和运作要求的不同点来看，这四者之间又有所差别，内容有所增补和删减，其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其共性却是一致的，所有样式的本体论基础、价值维度、合法性资源都相同，其秩序构成的核心要素也依然前后承袭。由于儒门学者众多且各自的主张也多有不同，因此，儒家政治秩序思想从微观上看是十分庞杂的，无法一一枚举，故本文仅以政治秩序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为分析视角，从宏观上择其主要代表人物观点做一尝试性的架构和比较，以找寻出不同样式的主要共性与不同。
一、原生形态：先秦样式
先秦时期是儒学也是儒家政治秩序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时期，面对秩序性焦虑问题，先秦儒家实感重建人间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适应小农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儒家由孔子开山立本，担起了重建人间政治秩序的任务。孔子在承袭三代、损益周礼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仁为逻辑和规范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以仁释礼，一本万殊。他强调道德理性的政治作用，把伦理引入政治，由此，孔子把仁和礼作为政治秩序的基本规范，在政治秩序的主体层面上强调“己一家一君”为政治秩序的载体，而在秩序力上则强调仁政观和家长式权威，“修—齐—治—平”或“内圣外王”的秩序运作路径被引入了进来。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对其政治秩序思想及其样式设計进行了不同方向和路线的阐发与补充：在政治秩序规范层面上，孟子侧重仁，荀子侧重礼；在秩序力上，孟子重王道反霸道，荀子主王道与霸道并用；在政治秩序载体上，二者都强调“己一家一君”的主体范围。从整体看来，孔子、孟子和荀子设計的政治秩序样式都强调对君权的维护，看重依仁而礼的规范对政治主体的自律性与他律性规制，孔孟重自律，荀子重他律；在秩序的本体论基础、价值维度、合法性资源等方面，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强调天、人性、王权、德治、礼治、官僚，君权神授、传统、血缘认同、精英崇拜。这样，在诸子们的共同努力下，儒家政治秩序的原生形态在先秦得以创立了起来，为后世儒家政治秩序思想和样式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和模型。
二、次生形态：两汉样式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内容，对近年来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进行及时整理，避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简单叠加，克服该问题研究过程及内容的感性化倾向，是相当有必要的。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起步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探讨。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粗略统计，从1989年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中直接指涉文化问题研究的论文有300多篇，专著、博士论文4部，有10多部专著进行了专节研究，这凸显出这一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1]。但是，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潮，我们更需要热问题冷思考，一方面，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内涵和逻辑结构，另一方面，要对其研究的重点和盲点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这一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总体审视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有的学者从文化底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壤之中，并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获得发展的文化动力[2]。有的学者从文化环境的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就是指围绕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和人的思想的文化要素的总和。进而对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结构、特征、功能和运行等[3]。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入整个文化系统进行思考，努力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背景观察思想政治教育[4]。有的学者是从文化整合功能视野去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认为发挥文化整合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命，也是促使社会文化体系关系和谐、增强和提升社会自身有序性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进而讨论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整合功能的路径选择[5]。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体系是一个由众多衍生功能组成的复杂结构，精神文化功能是核心功能，物质文化是作用对象、外显、载体和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引领精神文化，发挥文化建设功能的外显和结果，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物质平台[6]。有的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引领功能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及其活动对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塑造和导引的作用、影响、能力及其结果[7]。有的学者甚至提炼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8]。还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9]、高校网络文化视野[10]等角度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看做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内容有所交叉的系统，进而讨论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或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定场景中去看文化，或从大文化的特定场景中去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理论内容。这就忽视和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身的内涵和逻辑结构。而本文则试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本身的逻辑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领域旨在回答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范围是什么。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概念为核心构成的一组概念体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性和专属性。要想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首先必须先了解文化的内涵。我国学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我国学界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广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的文化观是将文化定义为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观将文化定义为意识形态。在这里，我只认为最可取的是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相对于“自然”而言，“文化”即“人化”，是人活动的成果及其活动的模式。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时，许多学者往往从某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进入这一领域，并研究其功能、特征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如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网络文化、文化安全的关系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宏观和表层的研究，将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研究形式化和感性化，因此，需要从微观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进行理论建构。
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是指：人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运作的过程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1）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的有形客观存在，其表现为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则、原则以及技术层次等。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中最表象的、为人感知的层次。这个层次即通常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第一个层次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精神或价值以及这种精神内涵得以表达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及过程。（2）思想政治意识或者观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这第二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的萌芽及其观念化。它承担着双重的任务：一是将社会总体文化精神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一个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又表现客观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客观文化发挥社会功能，即它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体系中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功能。（3）运转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手、脚、牙齿及其活动方式，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实施、运转方式。这个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生存的方式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调整的方式。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
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具体内容，推动本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差异性和流变性。不同个体和社会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异中有同。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流变性也不是毫无连续性的变动着的，而是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表现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其他文化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道德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道德观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具有三大功能：认识功能、创造功能和践行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功能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认识、了解、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人们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表象的过程，而是能动地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原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为前提的，人们只能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结构中才能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创制、完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规范体系等的功能。创造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需要转化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要，并设计、选择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调整方式，而后在社会实践中创制新的规范或者改变旧有的规范，从而达到更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目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可以提出新的调整方法和方案，或者是吸收外域先进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并内化到现有的理论中去，从而达到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再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指导人们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推动其实现的功能。当人们选择某项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行为的具体行为方式时，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及其评价便会参与决策的过程；当人们选择某项目标时，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便会做出相应的评价，从而决定取舍。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代视角之一，是理论命题和实践命题的统一。学界之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希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能够更好地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更好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而这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内容及其逻辑结构的微观把握，它需要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范式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问题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独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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