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一、当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的确立，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是自动协调还是政策协调？是责任分担式的协调还是责任不对等的协调？当各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对国际本位货币没有需要；对国际本位货币的需要是同国际经济和金融交往的日益扩大相联系的，而国际本位货币的选择和构成变化，则主要是同国家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相联系。

国际本位货币曾经采用实物形式。用实物来充当国际货币本位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的无限性、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国际清偿手段无限增长的要求，而任何实物的供给总是有限的，难以满足这种要求；另一方面，任何实物在全球地域分布上肯定是不均匀的，造成支付能力在起始点上的不公平分配，会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

在金本位的黄金时期（1870-1914年），就包含着实物充当国际货币本位所面临的矛盾。但存在一个缓解矛盾的因素：金本位实际运行中，金本位往往被遵循金本位的模范国家的关键通货所替代，而这种关键通货往往已具备了信用货币特征，不受实物有限的约束。19世纪下半叶，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覆盖全球，90%的国际支付以英镑进行，“英镑等同于黄金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英国是关键通货国，英镑是关键通货货币，英国通过贸易逆差实现的平均资本输出占其GDP的5%，个别年份高达7%-9%，英国政府承诺英镑可以自由兑换成为黄金。其它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的以黄金和英镑为主的国际储备增长迅速——俄罗斯和比利时的国际储备翻了两番，印度和瑞典翻了一番，美国的储备也大量增加。但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图景是：英镑得以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起因，在于这个国家模范地遵守了金平价自由兑换，但一旦英镑获得这样的地位和声望，便产生滥用的冲动并最终危及金本位自身。金本位后期，巨额的境外英镑结存已经对金本位制度构成严重威胁。

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金本位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战前的金本位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的客观变化，如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扩大，实物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本位的缺陷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国的利益。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对美元挂接，美元对黄金挂钩。各国官方可以拿美元去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美国为此需要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应对。同金本位制度时的英国一样，兑付承诺使得美国发行货币还有个硬约束，但由于私人市场参与者不享有从美国财政部获得黄金兑换的权利，这种约束相对于金本位时对英镑的约束已经削弱了。这种约束并没能阻止美国搞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超量发行货币，以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出美元，结果美元面临逐步增大的贬值压力。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发出去的美元不再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经过短暂几年的动荡期，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仍是围绕美元展开的：真正对美元浮动的只有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发展中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低频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纷纷重新将其货币钉住美国，国际货币体系就更是围绕美元展开的，被称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Dooley,Folkerts-LandauandGarber,2003）。

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各有不同。具体分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上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到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国存有的黄金已经减少到1940年代的一半。）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7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里体系解体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由35美元兑1盎司黄金贬值为280美元兑1盎司黄金。），美国经常项目进一步走向逆差的趋势得到缓解，其余额占GDP的百分比维持在零水平周围波动。

第二次周期：198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再次不断下降，一度到达-3%至-4%的水平，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后，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

第三次周期：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从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账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二、重演的历史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几次国际经济不平衡产生的根源是相同的，这个根源到现在也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采用的“不对称”办法。

首先，当国际货币本位选择一个国家的货币来充当时，就存在满足国际偿付手段需要和维持国际货币信心的矛盾。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各国支付和储备的需求，国际货币本位国美国必须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不断输出美元；但是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又损害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信心，动摇了该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维持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

另外，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由于其中只有n-1个独立汇率，会有一个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的问题，就被称为n-1问题。一般说来，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不对称解”由某单个国家（设为第n个国家）来使用这一自由度，自由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其余n-1个国家承担，这个国家就成为固定汇率区的“中心国”。其它国家由于没有自由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可能，它的货币政策是被动地用来维持两国间的固定汇率和利率平价的，因此被称为“国”。其二是“对称解”。它不是由单个国家来使用第n个自由度，而是由n个国家联合来使用这个自由度，维持n-1个固定汇率的责任由n个国家共同联合承担，因此在这样的固定汇率区中，不存在“中心国”和“国”之分。达到对称解的办法，既可以通过成员国联合的协调行动，也可以通过固定汇率区创建共同的中央银行和单一的货币政策来实现。其三，对于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区，还可以有第三种办法来解决n-1问题。它是为n国组成固定汇率区的国家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n个汇率通过与外部驻锚的汇率固定而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固定，外部驻锚的价格则是由系统外的因素外生给定的，这样，系统内的n种货币就都是内生决定，系统就具有相容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围绕美元展开的；是用不对称的办法来解决固定汇率体系的n-1问题的，美国是“中心国”，主要的“国”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曾经是西欧、日本，现在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只要维持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地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顺差就几乎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就几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采取以美国为中心国的不对称办法来解决n-1问题。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正是由用单个国家的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产生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虽然美元同黄金脱钩和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使这一内在矛盾得到缓解，但矛盾并没有根除，“广场协议”就是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种政策调整，并且调整责任主要落在了当时的“国”日本和德国身上。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三、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且顺差集中在亚洲的原因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顺差国可以把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迫使美国实施紧缩政策，约束美国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发展。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彻底摆脱由黄金兑换产生的约束，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发行货币，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保证内部平衡，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账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为实现出口导向，这些国家采取了压低汇率、钉住美元、鼓励储蓄等政策措施，直接的结果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中，196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西欧，1980年代贸易顺差集中在日本。随着西欧和日本相应完成了经济追赶任务，它们就先后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家”阵营“毕业”。随后，东亚国家为了完成经济赶超目标，也选择了西欧和日本曾经的发展模式，加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国家行列（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80年代前，它们要不微不足道，要么游离世界市场体系之外。）。近十几年来，全球供应链条重组、生产工序分割、服务跨国外包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第二，97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国家认识到本国货币无法进行国际借贷，甚至本国货币也不能用于国内长期借款（由于国内长期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市场不发达。），不得不通过国际借款来实现融资，使得它们承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因而极易受到投机性攻击而发生货币和银行危机。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四、结论和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篇（2）

让我们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趋势。鉴于人们对这些内容的熟悉程度已很高，这里我将只作比较简单的介绍。首先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是自由的，国与国之间没有界限，人们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任何地方进行工作，自由地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和在国与国之间的迁徙都成为可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有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大运动。尽管由于一战后全球化框架受到破坏以及受到二战后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影响，全球化新的形式还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人们一般把它称作“美国道路”，它允许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生产要素交换。许多国家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利益，成为了成功者。中国这个自1978年以来就是世界最大市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获益匪浅。但还是有许多国家没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它们都是一些远离全球化的国家。全球化就是要涉及到变化，要涉及到规则的制定。如中非的一些国家，它们在参加全球化上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都是好的，如SARS的“全球化”和欧洲“疯牛病”的全球化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人们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抵制全球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对于全球化也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通过全球化获得的肯定比他们失去的要多得多。

第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我们过去也称它为新经济，我想对于这一点更加不需要多加阐释。它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得到过巨大的扩张。信息技术革命是十分重要的。有的人认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紧接着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之后的革命。信息化也可以说是把打印机的发明和电的发明结合起来的一种革命。尽管信息化技术革命在全球的发展有所减慢，资本市场上的泡沫也破裂了，它的主流地位却没有改变。世界范围内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使得世界生产力得以增强，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是亚洲的崛起。如果在一个世纪以前讨论这个问题，人们会说美国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到了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的一个世纪，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排名在其后三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还要多。然而，现在亚洲的崛起显得是如此的重要。尽管在18、19世纪，亚洲还不是重要的经济力量，但是如今就其经济地位而言，亚洲与欧洲、美国的重要性是平行的。

第四是欧元的出现和新的货币区域。在1971年以前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而1914年以前，世界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少数的几个国家如中国不是实行金本位制，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本位货币，成为了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那些曾经是世界重要力量的欧洲国家想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欧洲货币区域的建立来恢复往日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欧元的出现使得欧洲再也不用使用美元标准，因为美国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没有国家愿意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在以下这些地区，如中非、南美洲等，人们也正在讨论不同的区域货币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与亚洲区域货币问题有关的情况讨论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新的情况，美国经济正在出现的复苏。美国经济经历了20年最强劲的增长期，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中仅仅间隔了从1990年到1991年历时9个月的不景气。此时期的美国经济增长是如此强劲，被称作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缓慢。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曾经从70%下降到28%，而公司所得税也曾从48%下调至2.5%，这真是一场巨大的税率革命，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拥有极具生产能力的经济。美国已经开始复苏的阶段，而日本和欧洲的复苏期则将要比美国晚大概9个月。

二、区域货币的“三极化”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货币问题。让我们大家想像一下，如果地球上有200个国家，而一个国家有一种货币，我们就有200种货币，这将会造成混乱，并对国际经济的长期繁荣起阻碍作用。所以欧洲创造了自己的区域货币——欧元。让我们来看看“三极化”的货币群：美元、欧元和日元。它们是三个稳定的货币“岛屿”。他们稳定吗？答案是在日本物价没有上涨，在美国物价没有上涨，在欧洲物价也同样没有上涨。相反，那里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中。日元在1985年对美元的汇率是239∶1，10年后变成了78∶1，几年后又升到148∶1，日元最后比原来升值了3倍。它的升值减缓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以致导致了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败。日元对于美元的急剧波动也是亚洲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不稳定表现并未结束，还将持续。因为某些关于汇率机制的问题并未改变。

如果我们将2003年的世界各国或地区的货币流通范围划分为各个大小不等的圆圈，我们在这里就会有200个圆圈，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国家的货币区域。该如何测量货币区域规模的大小呢？它指的是货币量，与该国的GDP的总量大小成比例。所以圆圈的面积就代表着该货币区域的GDP量。例如欧元区域、人民币区域以及美元区域等。请大家想象一下具有魔力的浮动汇率吧。假如这个世界上将会有尺寸同样大小的200个圆圈，可以设想那是多么混乱的状态。世界上就会有200种货币，那么就会有9900多种汇率。如果有某些组合的区域货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汇率的种类减为291种。怎样的组合最有效率？不能随便的把两个区域组合在一起，要从它们的经济周期和经济需求的变动来考虑。至于政治上是否行得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亚洲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亚洲的主要趋势：亚洲经济危机后逐步复苏；日本经济表现不振以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

日本经济1955年到1971年期间在固定汇率制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日本经济有了15年的高增长，曾经达到了年均9%的高增长率。然而日本经济的巨大顺差导致了日元升值的压力，日元对美元浮动以后，日元就一直在往上升，这必然会放慢日本经济的增长势头。

当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所要面临的四个情况是：不良贷款的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占到日本GDP的20%～30%；预算赤字的纠正；通货紧缩的结束和日元的稳定。

在今年的10月份，我的6本著作的中文版将在中国出版发行，你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更多的相关的内容。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汇率。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还能继续吗？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对外宣布中国的GDP将在20年中翻两番。别的国家都认为中国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但是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实施了新的政策，中国做到了，中国在16年以内就达到了翻两番的水平。我知道有许多人对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OP数字感到怀疑，同样，我有时也对美国政府官方统计的GDP数字表示怀疑。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确信的，那就是，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通过资本市场使得中国每年大约可以获得500亿美元。

关于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问题。人民币目前并不可以自由兑换，尽管实现自由兑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会很快实现。

中国是否应该使人民币升值？以下我们先来讨论人民币贬值的货币政策问题。在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通货价值更加稳定了。人民币的升值只会导致中国通货紧缩状况的恶化，还会推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实现。人民币的升值还会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同样的原因，人民币的贬值将会使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这和日本的情况是一致的，升值将使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投资自然会减缓。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恶化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并增加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它还将破坏中国邮政储蓄系统的信心和恶化选择正确的政策组合。所以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进行升值的问题的答案是：中国不应该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中国也不应该将人民币贬值；中国不应该使人民币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中国应该为可预知的未来而保持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状态。

从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区域情况来看，人民币的影响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变越大。我们再来看看未来该采取的一些政策：如果可能的话，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变为盯住欧元；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引入欧元，进行最优组合的考虑。考虑亚洲货币区域的可能性，着眼点应该是将人民币和日元均与美元挂钩。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货币区域中应该保留各个国家的货币；增加经济自由的指数。最后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我在之前提到过经济自由指数。HeritageFoundation为160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指数作了排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指数经过了仔细地统计，包含了10项指数。其中亚洲国家或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一位，新加坡位居第二。此外，新西兰列第三，美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爱沙尼亚排在第四位，英国、智利、澳大利亚并列第九，加拿大第15位，德国第20位，意大利、中国台湾是第29位，日本、韩国、法国分别是第35位、第38位和第45位，中国和印度排在第121位。这意味着有120个国家或地区有着比中国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

篇（3）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收益；风险

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不同货币之间竞争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不同货币国际化为一国经济、政治等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元成为国际化货币后，美国每年可以获得上千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美元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结算中最主要的货币；欧元国际化后，各国外汇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越来越大，欧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日本在推行日元国际化后，伴随而来的却是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及出口贸易的剧烈波动。这些现象说明，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给一国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可以从国际货币对该国经济、金融、贸易和政策制定等多重影响去评估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

一、货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取得铸币税收入，为本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之差，现在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须支付利息的货币取得的收益，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铸币税基本上等于货币的发行额。在纸币制度下，当不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来自于随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当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也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即中央银行超过经济发展需要增加基础货币发行。按照一般的估算，这类可称之为狭义铸币税的收入通常仅占一国GDP的0.2%（Krugman1998）。

当一国货币越出国界被其它国家使用或作为官方储备时，则产生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储币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包括发行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取得的全部受益，即海外发行收入及政府债券取得的廉价融资收入。因为，储备通常是以发行国的债券形式持有，此类债券的利息低于储备国的本国债券利息。

货币国际化最直接的利益是为发行区赚取国际铸币税。货币流出本货币区，为该货币区赚取国际铸币税，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该货币区向其他货币区输送铸币税的义务。非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需要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收支，但这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后果，而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美国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仅在1989～1996年间，流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美钞就分别达到了440亿和350亿美元。加拿大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已经按美元计算，并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Sulton1999)。美国国债的20%被其他国家官方及私人持有，而美国国债在较好安全性的同时，给付的利息较低。

（二）给本国居民带来跨境经济交易的便利，降低汇率风险，促进本国经济贸易发展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该国企业可以使用该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的计价结算货币，从而避免货币转换带来的汇率风险，有利于该国的经贸发展。

此外，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企业跨国经营。该货币区企业在获取该货币区货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该货币区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本币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促进一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货币回流问题，发展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满足持有其货币的非居民投资需要，是解决货币回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货币国际化将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产品的开发。

一个货币区的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的金融机构实行跨国经营。一方面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从该国或该地区获取本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该国金融机构在进行本币资金清算、现钞调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本币资金也具有竞争力。

此外，一国金融机构在本币经营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较为便利的从本国取得货币资金，非居民持有的国际货币可以通过非当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但这些当地银行最终都会通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而且，一国货币扩展到其它国家也会带动其金融机构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四）具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其央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中央银行，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最终清偿手段，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世界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影响其它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经济。通常，货币发行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货币政策，对于储备这种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又需要保持此种货币币值的稳定，当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时，作为国家，必然是以前一个目标优先，而别国却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能根据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被动调节本国经济政策，这就是一种非对称冲击。

（五）提高政治自与国家声望，扩大一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对于大国而言，当发生国际突发事件时，如果需要依靠国际货币发行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该国而言是很被动的。而且，一国持有的国际货币一般是投资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或存放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如果国际发行国采取冻结持有国财产的方式，该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美国曾经就冻结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美元存款。

部分国家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可以自主提供其它国家都愿意接受的国际流动性，从而避免出现依靠他国提供流动性的被动局面，这是大国要求使用本币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一国政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国际货币是一种软实力，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社会具有较高声望，这是其它非国际发行国所无法比拟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该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国际货币的发行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将对他国产生更大地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有助于提高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六）有利于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减轻对外币资金的依赖，维护金融安全

当前，国际货币呈现寡头垄断局面，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负债以美元计价，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以外国货币计价，这样一旦美元贬值，美元负债没有发生变化，而资产却因外国货币升值而增加，这反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而且，本国货币即具有对外支付能力，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无须通过国内紧缩政策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缓解收支问题，因而在国际收支上有更大的灵活度。

二、货币国际化的风险和责任

一国通过货币国家化虽然能获得收益，但也需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这主要体现为下几方面：

（一）发行国难以回避“特里芬难题”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从理论上讲，“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当然，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二）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可控性

由于本国货币被非居民持有并使用，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存量的难度。另外，非居民所在国的经济政策将影响其持有其它国际发行的国际货币的意愿，这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身可以控制的，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将面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问题。

（三）货币的反替代增加本币贬值和通胀风险

篇（4）

关键词:货币金融动荡全球化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以小说般的笔调,描述了自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三百多年以来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史,展现了国际金融集团和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发展中的翻云覆雨影响力,深入揭露统治世界的经济精英通过煽动政治事件,进而产生金融动荡,最终迫使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金融精英趁机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财富的过程。

一、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国际金融精英通过控制的各国的货币发行机构,进而巧妙调节本国货币的供给,进而控制国内财富和国际财富的分配,因为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因此,美元的发行权就成为各国金融人士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掠夺财富的主要武器,例如,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甚至追溯到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都是国际金融集团为获得美元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而策划的阴谋。

国际金融精英为获取国家的巨额财富,一般会采取“剪羊毛”式的掠夺手段,首先他们会通过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培养的利益代言人去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从而提高货币的流动性甚至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低利率的情况下,群众的投资消费热情高涨,经济出现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在经济的泡沫被认为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发展速度因为缺少资金而陷入萧条境地,然后金融精英们会趁机以远远低于实际价格的成本大肆购买优质资产。

通过国际金融精英所惯用的手法,我们发现,货币的发行权在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而一个超级大国的货币的发行权一旦被一少部分人控制,则意味着世界财富资源的再分配,在该超级大国货币体系笼罩下的国家便必不可避免的沦为金融动荡的牺牲品。

二、货币产生金融动荡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国家都会牢牢掌控着货币。但是,正是因为货币的大量存在,甚至处于泛滥的地步,造成国际金融动荡。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以泰国泰铢等为代表的货币大量贬值,造成整个东南亚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动荡。

当一国货币,如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镑和法郎以及二战之后的美元,成为世界各国的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之后,大多数的国家货币都会以该国的货币作为参考对象,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是很难通过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去加以平衡很完善的,因为其它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物的国家也会采取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从而降低该国财政货币政策影响力。

而对于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来说,需要经常兼顾本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两者之间经常会存在较大矛盾,而当货币发行国家在此过程中是很难对两者采取一种两全其美的货币政策: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仅仅考虑国内的货币政策目标,也不能见过国内外的不同货币目标,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很少能够为本国货币在世界性的范围内提供流动性的同时而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发展速度迟缓的时候,很多国家会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动荡,许多国家因此而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屡屡发生,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状况,世界各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是美国在此过程中,其国家财富增长速度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仍然牢牢控制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言权,因此,金融动荡虽然不是货币发行当局所期望的,但是却是不可避免的,是货币存在的必然性制度缺陷。

三、全球化下的货币的发展趋势

货币所带来的货币兑换、货币投机以及汇率风险等问题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部主任本•斯泰尔也在文中指出“把货币与挂钩的代价巨大,有时甚至还是危险的。货币国家主义与全球化水火不容”。

因此废除货币,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成为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客观要求。我国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认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全球经济需要全球性的货币,只有在一个全球性货币的体系里,货币带来种种弊病才不会凸显,因为已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国际金融系统将不会受到任何人负责的世界权势集团操作。从本质上来说,全球性货币体系的建立将使得银行的权利超出国家、种族和语言,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摆脱与国家货币的挂钩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更加顺利的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金昱,货币重于秦山[J].财经论坛,2007(12):67.

[2]宋鸿兵,货币战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6):256.

篇（5）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各国对区域货币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谁能成为未来区域货币合作的主导,成为一个日益关注的话题。由于近年来日元汇率波动频繁,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恶化以及日本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局限性,日元充当亚洲主导货币的可能性较小。与之相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此消彼长之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情形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怎样的契机,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与路径又应如何安排与选择,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及其阶段性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而欧盟的产生及欧元的顺利启动创造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先例,改变了货币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为区域性货币合作创造了成功的典范。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东亚地区货币制度也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与趋势。1997年东亚地区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国际金融机构和欧美大国却袖手旁观,更促使危机国家产生了加强东亚金融协调与合作的想法。1997年末,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承诺为这一基金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受到危机国家的欢迎。1999年8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访华时向我国领导人表示,希望中国支持筹建亚洲货币基金,以应付未来的区域性金融动荡。此后,东亚许多国家(地区)的政府和学界对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又表示了相当高的热忱。2000年5月,《清迈协议》的达成以及随后“10+3”(东盟+中日韩)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2006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了亚洲货币单位(AsiaCurrencyUnit,简称ACU),并发行以亚洲货币单位计价的债券。从倡议组建亚洲货币基金,到《清迈协议》的签订,再到亚行即将推出的亚洲货币单位,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下,借助区域内货币合作领域的制度性安排,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从而实现其区域化,进而实现其完全的国际化,无疑是可取的。因此,有必要首先研究人民币是否具备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的基础和条件。

2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空间:基于关键货币选择的分析

在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下,判断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汇率要稳定,这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其次,经济发展应保持较高的水平,这是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的基础;此外,要拥有充足的国际市场供给,以及一定规模的周边流通量。

2.1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可靠的信誉保障

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价值基本稳定,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8.23的水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承受住经济增长放缓、商品出口减少、市场需求不足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价的稳定,防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近年来,特别是9.11事件和拉美金融危机再次发生,使得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国际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各国又纷纷采用“以邻为壑”的外汇政策,引发世界主要货币币值不断波动。但人民币顶住压力,始终保持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使人民币获得了良好的国际信用地位,为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流通和使用奠定了良好的信誉基础。

2.2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强劲,1993——200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8.98%,高于同期其他亚洲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依据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预计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4万亿美元,届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大,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出口国,这将使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增加人民币需求,从而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创造广阔空间。

2.3中国贸易总量迅速扩张,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基础

从贸易总量上看,就进出口贸易而言,200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15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7.1%。就外商对外直接投资而言,近年来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不断增强,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此外,中国在海外兴办企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涉及对外贸易、物业投资、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企业经营也由单一贸易性逐步向多样化发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总资产达2万亿人民币。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多年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处于硬通货地位。

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的出口市场结构正逐步向亚洲区域内部转移,日渐成为亚洲区域重要的市场提供者。据统计,2002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高达48.09%,超出区域内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事实上,由于中国迅速加入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和生产体系,其他东亚小型经济体对美国、日本和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将相对减少。因此,中国将逐步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成为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重要力量。

2.4人民币的区域内流通已初具规模

从近年来国际支付和结算来看,人民币已成为与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贸易的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2002年6月,中国和尼泊尔签署了两国中央银行双边结算与合作协议。人民币可与边境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自由地兑换,一些国家甚至正式承认和公开宣布人民币为自由兑换货币,并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币的比价。在香港、澳门、泰国、越南、缅甸、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可以在全境或局部通用。据推算,人民币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大约有200亿人民币流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区域性货币。虽然这是一种自发的市场现象,但自发流通的增多,反映了亚洲区域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客观状况,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自身的经济层面又为以人民币为主导的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提供了可能。因此,结合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进程以及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特点,可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分为周边流通与使用、次区域、区域化和国际化几个阶段。

3.1近期战略选择

近期战略选择为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有秩序地推进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增加其周边流通与使用,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奠定基础。具体为:第一,逐步推广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贸和旅游消费,使用人民币结算;第二,在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中逐渐发挥人民币的作用;第三,进一步放开对人民币现钞出入境的限制,扩大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和使用范围。3.2中期战略选择

中期战略选择为积极推动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汇率合作,逐步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实现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国际化。

第一,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在亚洲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中国应在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倡导自由、平等的磋商机制,并通过建立区域内双边和多边经济伙伴关系等形式积极拓展区域内经济联系,加强同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往来,促进区域内的繁荣与稳定。

第二,在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中逐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具体措施包括:①短期内,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下,加强区域内汇率政策协调,使人民币逐步在次区域(如中华经济圈)范围内发挥“名义锚”的作用。②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中实施汇率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化的“人民币区域化”,增强汇率体制的弹性和适应性,实现汇率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双重目标。③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清算协定实现区域内贸易的人民币结算。

第三,适时整合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经济与金融,逐步实现人民币在次区域和亚洲区域的流通与使用。具体包括:①尽快将香港建设成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间接地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②逐渐实现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实现人民币次区域化。

目前,中国是一个“一国四币”的国家,但随着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四种货币双向流通的加强,必将出现一个最优货币区,实现人民币次区域化。首先,实现港澳货币一体化。澳门经济高度依附于香港,已出现港元替代澳元的“通货替代”现象。并且自1983年以来,澳元与港元一直保持着固定汇率,港澳汇率同盟已经初步形成,在港澳构建“港元区”的条件日益成熟。其次,实现人民币与港元的一体化。可考虑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后,形成人民币与港元的固定汇率下的货币同盟,当香港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与内地趋于一致时,再逐渐实现人民币一体化。再次,在政治条件成熟与完善时,采取与香港同样的方式和程序,推进人民币与台币的一体化。③逐步整合周边国家货币。最初可以在一些人民币广泛流通的周边国家,如蒙古、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等国实行人民币一体化;其后可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最后可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逐步涵盖日本和韩国。

3.3长期战略选择

长期战略选择为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逐步实现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在资本项目下实现了部分可兑换。我国应在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机加快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做好必要的准备。

长远来看,尽管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此,中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通过货币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内的关键货币;另一方面,中国也应结合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与特点,以渐进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只有更富建设性地创造更加有利的国内经济金融环境,亚洲区域货币合作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新契机。

篇（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3.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三，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篇（7）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本文评估了美国向IMF出资的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并分析了政府与国会在IMF事务上的博弈。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认为IMF对私人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是阻碍而是有效的补充,而且IMF在稳定市场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此G20主要依靠IMF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IMF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持各国市场对外开放,从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增资方案对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外交事务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国会的支持将会维持美国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所拥有的领导权。反之,如果国会不支持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法案将不仅会损害全球经济恢复,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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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如图3所示，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篇（9）

二、人民币国际化后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现在，我们简要探究一下国际化的人民币将如何影响世界货币体系格局。在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中，无可否认，当谈到世界货币时，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在发达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时，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是如何骤然停止的，全球货币金融系统是如何濒临坍塌的。一个更多元的货币体系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全球的流通手段包含更多的货币，那么任何一种货币主导全球流通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种货币大量盈余却仍然升值的情况就是国际货币种类过少造成的不寻常产物。由于种类过少，当少量几种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内经济政策偏激并且有悖其国际货币的地位时，整个世界都将承受灾难。许多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货币政策并不顾全大局，就像是封闭的经济体和金融系统一样。货币政策制定的结果就是，它创造了一种对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极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虚假信心，以及无法充分理解其对全球的影响。在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政策的影响被泄露。获得较差收益的投资者和储户并没有放弃并说到：“既然我获得的收益如此少，那么我就把它用出去或者少存一些。”不，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手段为他们的存款保值，包括在境外投机搜寻更好的回报。结果就是，这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们的预期，同时资本流入的接收国也面临很大的政策难题。人民币的崛起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希望它能使得世界货币体系不那么扭曲，也能减少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而且，能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分担责任和享受益处。

三、马来西亚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怎样影响马来西亚呢？对马来西亚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而无害。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任何有利于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流动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面临以及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也知道，中国需要采取渐进的措施，为自己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些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和政策框架的发展，其金融系统和经济开放程度也会更高，从而人民币更加国际化。马来西亚的决策者们在经济与金融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至于将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我们也已经落实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并且会继续改进，使其更便宜，更方便。然而，私营部门才是决定人民币用于国际收支情况的关键因素。像汇丰银行这样的机构具有向马来西亚的客户或更广泛的商业群体普及人民币，以及给决策者提供反馈信息，并方便其为人民币的贸易增长建立一个更有利的环境的潜力。

篇（10）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4-0099-05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出台，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走向了新的起点。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向全世界传递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往来中最主要计价货币美元和欧元经历了剧烈的汇率波动，因此中国的进出口企业和贸易伙伴都普遍希望使用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计价，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人民币除了可直接用于购物、刷卡、消费和结算外，部分银行机构还同时挂牌人民币与美元、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的牌价。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计价货币和结算手段，可以有效地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贸易的往来。

从货币的职能上来看，一国货币只有成为区域内贸易的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充当着交易的媒介和计价的单位，才有可能成为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实现货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关于计价货币的选择，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Grassman(1973，1976)，Grassman认为在进出口贸易中，交易双方一般倾向于选择出口企业的国家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这就是著名的Grassman法则。一般而言，出口企业把商品销售到海外，可以采用以下几种货币的计价形式：出口企业所在国国家货币计价，即生产者货币计价(producer's currency pricing，PCP)；进口企业所在国国家货币计价，即当地货币计价(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第三国货币计价，即工具货币计价(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形式来计价，纵观现有的货币计价理论和模型，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力图对货币计价的理论从交易成本、商品的市场需求、工具货币的选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几个方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梳理，以期对相关的研究做出一定程度的理论参考。

一、以交易成本为角度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这一部分文献研究从货币是交易中介这个角度来人手，认为货币可以为贸易提供金融服务，焦点集中于交易的成本、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和货币的保值增值能力。Swoboda(1968)率先开拓了这方面的研究，他发现在没有美国公司参与的情况下，美元仍然会在大部分国际贸易中充当中介货币。Swoboda还指出如果某一种货币有很好的流动性，而没有较高的交易成本，那么这种货币往往会被选择成为国际贸易中交易的中介。而工具货币的发行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数额是较大的，而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也会有大量的该国货币在交易。

McKinnon(1979)也同样认为具有较低交易成本的货币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商品和货物的计价货币。以相同的货币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进行计价，一方面可以增加商品的可比较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国际交易市场的透明程度。对于选择美元作为大部分商品交易的工具货币，McKinnon认为可能是来自于人们长期使用美元而产生的习惯。

Magee和Rao(1980)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来分析计价货币的问题。他认为在分析不同国家货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前提下，可以区分强势货币与弱势货币。如果国际贸易发生于具有较低通货膨胀率的发达国家和具有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计价货币的选择往往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当然，贸易的双方可能还是愿意选择第三国的货币作为一种中介货币来计价。Krugman(1980)认为一旦一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中成为一种强势货币，就很少有公司会有动力去寻找另外一种货币作为替代的计价货币。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交易的成本在增加，价格的波动更为频繁。

Engel(2005)在变动价格和固定价格两种情况下，提出了出口企业选择定价的静态模型。他认为出口企业选择所在进口国家货币计价和东道国货币计价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变动价格的情况下，如果出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变化程度小于进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变化程度，那么选择出口企业的国家货币无疑是一个最佳的决定。Engel(2006)提出了一个选择计价货币的模型，认为价格黏性对计价货币的选择与价格灵活变化时对计价货币的选择结果是类似的。

Gopinath，Gita，Oleg Itskhoki和Roberto Rigobon(2009)在Engel(2006)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动态货币选择的模型。他们在局部均衡的状态下，讨论了一个公司不同时期货币的选择。在这里，一个公司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函数用∏(ptlst)来表示，pt代表一系列用美元表示的出口商品的价格，st指的是一系列影响利润的因素，包括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竞争价格和汇率等等。他们认为计价货币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这些因素，可以把这些因素认同为是影响计价货币选择的交易成本。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假定价格可以随这些因素做出迅速的调整，那么，公司期望的用进口国家货币表示的价格是：

p(st)=arg max∏(plst)　(1)

而用生产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表示的价格是pI=pt-et，这个价格由商品以进口国家货币和一些汇率变动的因素et来决定。他们认为这些因素服从于随机游走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商品的价格。

Goldberg和Tille(2009)从贸易数量与计价货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越大规模数量的交易倾向于选择进口企业东道国的货币来计价。货币的选择取决于出口企业与进口企业反复的讨价还价，博弈的结果是大部分的交易都选择了进口企业东道国的货币来计价。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交易数量的增加，实现更多的利润。

二、以市场需求为特征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这一部分的理论大多产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在选择计价货币的问题上就显得更为复杂化了。大多数文献在考虑选择合适货币计价前提下，进一步讨论了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McKinnon(1979)认

为在价格和需求的不确定性之间做出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公司出口的产品是有差别的，那么在制定市场价格时，出口企业一般是不愿意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对于选择计价货币时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的考虑来自于为了避免需求市场的不确定性，大部分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自己国家的货币来计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用本币来计价的不确定性更多地由产品的成本和公司所在的市场环境所决定。另一方面，如果出口企业更多地考虑价格的不确定性，那么选择计价货币可能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因素。

在这一时期，Donnenfeld和Zilcha(1991)提出了进出口企业计价货币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他们提出的这个模型是在进出口企业获得最优利润的情况下来讨论的，这个模型与Gio-vannini(1988)提出的计价模型是非常类似的。如果外国商品的收益曲线是凹状的，那么Donnenfeld和Zilcha认为选择国内货币表示的价格是最优的。也就是说，如果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大，那么以进口国家货币表示的出口商品在价格升高的情况下需求并不会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导致了利润的提高。进一步而言，如果在进口国家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商品出口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弥补价格降低所带来的收益的。因为，商品的需求数量在较低的价格区间时对价格的变化程度是不敏感的。这样，越频繁的出口商品价格变动只会导致出口企业的利润在不断地降低。所以，两国之间货币汇率的频繁波动只会导致进口国家企业选择进口国家货币来计价。

Viaene和de Vries(1992)从战略贸易的角度考查了计价货币的选择。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认为如果选择出口企业所在国家的货币，可能是来自于出口企业在交易中所占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是由于出口企业是一个垄断企业，在海外市场没有大量的竞争对手；也可能是出口的商品有广阔的海外市场需求的原因。这样，出口企业在交易的双方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选择出口企业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2)运用了NOEM模型来分析出口商品计价货币的确定。这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的假设是商品的价格黏性，假定出口商品以进口国家货币来计价对于汇率的变动会保持在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样，出口商更多关心的是商品价格对于成本和需求量的敏感程度。当然，如果在出口商品有显著差别和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是愿意选择进口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另外，在平分海外需求市场的前提下，Bac-chetta和van Wincoop还认为企业所面临的需求风险是可以通过选择计价货币来极大程度的降低。这个模型中所指的计价货币更多指的也是一种工具货币。币值则取决于所有商品所属不同国家的货币平均水平。他们讨论的货币平均水平指的更多是一种货币联盟的概念。如果出口商品形成的货币联盟的计价货币由生产者来确定，而进口商品形成的货币联盟计价货币由进口国家来确定，那么商品的市场很容易被进口国家的市场所控制。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5)认为价格对需求和成本的弹性也会影响计价货币的选择。当商品的需求有很高的价格弹性，边际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迅速提高时，企业倾向于选择消费者愿意接受的货币来计价。他们同时还指出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时，还希望在同行间得到一种“联合效应”。这里的“联合效应”实际上是由货币所带来的价格波动、海外需求市场变化和交易成本变化的综合效应。

Goldberg和Tille(2008)认为当出口商品的需求市场对价格非常敏感时，为了避免受到其他市场的“联合效应”，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一种工具货币来计价。Goldberg进一步提出“羊群效应”与“联合效应”都会影响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的选择，而“联合效应”是“羊群效应”的基础。计价货币产生的“羊群效应”可以从企业的收益和产品成本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当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时，会导致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一起发生移动。因为产品价格在降低的时候，也就是边际收益曲线在降低时，计价货币的选择必须要让边际成本降的更低以实现一部分利润。

三、以工具货币为核心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的计价货币，选择的是出口企业所在国家货币，或是进口国家的货币。但是，一些知名的国际贸易事件选择的计价货币却是第三种货币，即工具货币。很多年来，英镑和美元一直都充当了国际贸易中的工具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大部分商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够正确地选择计价货币，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外汇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Friberg(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国际贸易顺利展开的时候，应当选择非交易双方的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这也就是工具货币的概念。他认为国际贸易双方在考虑选择计价货币时，更多关注的是双方国家货币汇率的波动性。假如工具货币对于交易双方的货币都很少出现波动时，那么选择工具货币可能会是国际贸易往来中的最佳选择。

Johnson和Pick(1997)从出口商品竞争的角度阐述了计价货币的选择模型。他们认为如果出口企业有权力控制出口商品的定价而实现价格歧视时，那么这个企业会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进口国家同行的出口企业如果不以进口国家货币来对出口商品进行计价，那么是无法确定出口企业的海外市场商品需求量的。所以，对所有商品实行相对较为统一的定价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同业竞争者选择工具货币来定价可能是一个最优的决定。

Rey(2001)认为选择一种恰当的工具货币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他的研究通过两国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存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5)认为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出口企业倾向于选择工具货币来对商品进行计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越为激励的竞争条件导致了出口企业推出了差异化较小的产品，这样，选择工具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成为他们最优的选择。这也是美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8)认为在区域内部选择一种中心货币作为工具货币，可以加强经济区域的政策协调，增加国家的社会福利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

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计价货币理论

各个国家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是国家之间形成的货币合作联盟关系，对计价货币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Devereux，Engel和Storegaard(2003)在商品价格黏性的基础上，运用一个两国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汇率内生性的变化。他们的结论是汇率

的波动取决于两国各自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外汇政策的稳定性。这样，进出口双方选择计价货币时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具有稳定货币政策国家的货币，而不愿选择具有不稳定货币政策的国家货币作为计价货币。

Goldberg和Tille(2005)认为在选择计价货币时，会产生“羊群效应”。他们认为如果生产者的目标在于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那么“羊群效应”很可能在发达国家内部体系发生，大部分国家都会选择币值稳定的货币。模型通过商品的边际成本和汇率的协方差来阐述这个思想。这个所谓的“效应”是由边际成本所导致的，因为由于商品的边际成本发生变动往往会导致货币的币值出现震动的现象。Gold-berg和Tille(2008)提出了一个分析选择计价货币动因的模型，他们认为“羊群效应”对于出口企业选择计价货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部分企业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会更多地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国家货币。另外，币值较为稳定的货币一般来自于一定的经济区域组织，这些区域的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国家的社会福利和防止国际经济冲击方面都有一定的协调合作模式。区域经济政策对于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则显得非常敏感，这样，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区域内部企业计价货币的选择。

Annette Kamps(2006)认为欧元成为其区域内部主要的计价货币，其原因来自于欧元区政策协调的一致性。虽然欧元作为一种计价货币的地位还不如美元，但是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和多样化的产品差别让欧元的优势凸显了出来。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区域向全世界出口产品，欧元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出口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Annette Kamps(2006)以美元为计价货币，提出了出口定价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运用到了以欧元定价的出口商品定价和欧元定价的进口商品定价模型中，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他提出的基本模型形式是：

usdexit=β1+β2shexusit+β3eurinsti+β4euro intit+β5rauexi+β6usexvolit+βtu sinfit+β8fmdumi+β9usdpegit+uit　(2)

其中，i=1，…，30，t=1，10，uit-vi+eit，vi对一个国家的随机影响，而eit是一个白噪声的残差。usdex是某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商品的比重；shexus是某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该国出口商品的比重；eufinst是一个虚拟变量，其数值取1是欧盟的25的成员国以整体单位出现来进行统计；euroint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其数值取1是代表自2002年以来正式引进了欧元，并且执行了统一的货币政策。Annette Kamps引入虚拟变量的目的是为了证明Bacehetta和van Wincoop(2005)，Goldberg和Tille(2005)得到的“羊群效应”的结论，也就是货币区比起独立的国家而言，各国企业更加容易形成统一的、稳定的计价货币。

rauex是一个国家出口的差异化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比重；usexvol代表汇率变动所给出口企业带来的风险；u sin f指的是某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fmdum是一个虚拟变量，代表了可以通过外汇的远期市场来回避风险；usdpeg也是一个虚拟变量，数值取1时表示某国货币不可能盯住美元来决定该国的币值。可见，该模型试图说明货币政策、经济区域和外汇市场对计价货币选择的作用。

Obstfeld和Rogoff(2002)，Devereux和Engel(2003)，Corsetti和Pesenti(2005)，Devereux Shi和Xu(2008)计价货币的选择是对两个贸易国家货币政策最优化的选择。基本的原则是企业在选择货币的时候往往会考虑货币政策较为稳定的国家货币，因为稳定的价格是对有效市场运作的一种表现。

五、简评

综观西方学者关于计价货币选择理论的论述，各国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选择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计价货币的选择及其产生的影响，这无疑会推动计价货币选择的经验研究。显而易见，从国际经济贸易的角度而言，货币计价选择理论是促进一国货币实现区域化、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以上理论的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及启示：

首先，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大部分文献得到的结论是在进出口贸易中，贸易双方为了避免货币汇率波动风险而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一般都愿意选择进口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当然，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企业选择自己的货币计价是很容易避免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