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理论界观点不一。其实，以上三种信息类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论述，其关键点仍在于投资风险和期望收益的评估。同时，我们发现，一方面，理论界对会计信息类型的研究往往仅局限于财务会计领域，就会计论会计，而少有投资者本身行为即投资理论中找寻信息的根本，而且往往侧重于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投资决策理论本身仅应用于指导个人投资，“引导决策者采取与模型更一致的生动，并根据最终结果修正所采用的决策模型，以达到更满意的效果。”（何永明、陈文斌，1998）或是联系财务中的公司投资决策，“企业集团把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企业组合，股份公司对不相关公司的收购兼并，个别游资通过基金组合进行投资，这些都是投资组合理论的实际应用”（吴明礼，1998）。但是较少有人剖析投资理论在财务报告理论发展中的地位。本文拟从投资决策理论入手，通过对投资行的定量分析，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投资决策理论分析
投资决策理论起源于马科维茨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证券组合选择》。文中论述了如何在一定收益率下，取得最小的风险。该理论假定：投资者是理性的，即他选择的投资行为必须是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投资者会规避风险，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期望收益，理性的投资者希望获得最低的风险的可能风险。均值——方差假设，即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二次函数，效用依赖于均值和方差两个变量1，用公式表示为：
Ui(a)=fi(Xa,Sa2)
其中，a代表某一投资行为。例如a可能是无风险政府组合投资，也可能是公司股票投资，或者是证券组合投资；Ui(a)代表该投资行为的期望效用，由均值表示的X。为该行为的期望收益，由方差衡量的Sa2为该投资行为的风险。同时Ui(a)随着X的增加而增加，随着Sa2的增加而减少，因而我们假定，
Ui(a)=2Xa-σa2
不同投资者将会在期望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不同的权衡，例如，某更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将选择-2σa2，而不是-σa2。
均值——方差效用假设对会计的重要性表现在，它使投资决策变得更加清晰——所有投资者，无论个人效用函数如何，都需要投资期望收益和风险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财务报告。离开了该假设，就需要个别投资者效用函数的特定知识，以推断出不同的信息需求。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用两个方案来阐述投资者如何进行决策及其在决策中所需的信息类型。
方案一：某甲拥有$2，000资金，决定全部用于购买A公司每股市价为$20的股票。首先，他的收益将取决于A公司长期的盈利能力。我们定义：
事件1：高盈利能力
事件2：低赢利能力
总收益=期末市价+期间股利
当A公司处于事件1下，下一期间股票将上升到每股$22；当处于事件2下，股票将下跌到每股$17。同时假设A公司每股派送$1的股利，那么，总收益计算如下：
事件1：$22×100股+$100=$2，300
事件2：$17×100股+$100=$1，800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事件的概率。若以A公司过去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或以现行市价为依据分析得出先验概率，则事件1的概率P（H）为0.30，事件2的概率P（L）为0.70。但为了更客观地评估A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一般需要当期财务报表的公布以获取有关公司业绩的利好消息（Goodnews）和利空消息（Badnews），并重新修正计算后验概率。在当期，财务报告公布的是利好消息。联系先验、后验概率之间的桥梁即条件概率（又称为信息系统）。
表一信息系统
当期财务报告信息
GNBN
事件高（H）P（GN/H）=0.80P（BN/H）=0.20
低（L）P（GN/L）=0.10P（BN/L）=0.90
其中，0.80和0.90称为主对角线，0.10和0.20称为副对角线。
也就是说，基于对报告分析的广泛经验，甲认为，假如A公司确实处于高盈利能力的话，那么有80%的可能性当期的财务报告显示好消息（GN），20%的可能性显示利空消息（BN），同理可得表一中的第二行，再应用贝叶斯公式计算后验概率P（H/GN）=0.77，P（L/GN）=0.23。
知道了收益和事件概率后，不难计算出该投资方案的期望收益和投资方差（即风
险，）见表二。2
表二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300-2000）/2000=0.15
概率：0.77
期望收益率：0.1155
投资方差：（0.15-0.925）2×0.77=0.0025
（2）总收益：$1800
收益率：（1800-2000）/2000=-0.10
概率：0.23
期望收益率：-0.0230
投资方差：（-0.10-0.0925）2×0.23=0.0085
期望收益率：X=0.0925投资方差：σa2=0.0110
因而，甲的效用函数Ui(a)=2Xa-σa2=2×0.0925-0.0110=0.1740
方案二：甲将相同的资金分散购买A公司每股$20的股票60股和B公司每股$10的股票80股，即采用证券组合形式投资，每股期末支付$1股利。期末B公司股票上升到$10.50的概率为0.6750，下跌到$8.50的概率为0.3750，A公司同方案一。（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0.6750已经是计算过的后验概率）。
现在组合中存在四种可能的收益，两种市价同时上升或下降，一种上升而另一种下降。表三给出了四种收益值和可能概率。
表三总收益和各自的概率
总收益
AB股利概率
事件1：A高B高收益1，320+840+140=$2，3000.5942
事件2：A高B低1，320+680+140=$2，1400.1684
事件3：A低B高1，020+840+1410=$2，0000.0959
事件4：A低B低1，020+680+140=$1，8400.1225
1.0000
投资收益的计算无需赘述。现在主要考虑一下事件概率。在任何经济环境中，总存在许多共同影响所有股票收益的市场因素，例如利息率，外汇汇率等等，使得股票之间同时升跌的可能性增大，而一升一跌的可能性减少。因而我们假定事件1的概率为0.5942，大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5198（0.77×0.6750）。同时也存在一些只影响个别公司的因素，例如公司管理水平高低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表三中的第二、三行，但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事件二的概率0.1864，将小于各自独立的概率0.2888(0.77×0.3750)，以此类推。
证券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如下表所示：
表四计算期望收益率和投资方差
（1）总收益：$23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15
概率：0.5925
期望收益率：0.0893
投资方差：(0.15-0.0925)2×0.5952=0.0020
（2）总收益：$2140
收益率：(2140-2000)/2000=0.07
概率：0.1864
期望收益率：0.0130
投资方差：(0.07-0.0925)2×0.1864=0.0001
（3）总收益：$2000
收益率：(2000-2000)/2000=0.00
概率：0.0959
期望收益率：0.0000
投资方差：(0.00-0.0925)2×0.0925-0.0008
（4）总收益：$1840
收益率：(1940-2000)/2000=-0.08
概率：0.125
期望收益率：-0.0098
投资方差：(-0.08-0.0925)2×0.1225=0.00036
期望收益率：Xa=0.0925投资方差：σa2=0.0065
从上表可知，方案二的期望效用Ui(a)=2Xa-σa2=2×0.0925-0.00965=0.1785
此方案一投资单股时甲的期望效用（0.1740）高，因而甲将选择方案二投资证券组合。
由此可见，在期望收益率相同（0.0925）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接受风险更低的投资方案，即投资者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降低风险。如果无交易费用的话，购买股种越多，风险越小。因为，个别公司因素的实现往往会由于多种证券而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组合风险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投资决策理论的精髓所在。
从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中，我们发现，无论投资者个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他都需要有助于评估证券期望收益和风险的信息。即会计信息从质和量上都应该保证能够提供有关风险和收益的信息，这就对财务报告目标和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对财务会计的启示
（一）对财务报告目标的影响
从前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投资者是根据当期财务报告信息来不断修正其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从而选择满足最大期望效用的买和卖的决策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说，财务报告对决策者是有用的。这种观点已被世界各国职业会计界所广泛接受。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AccountingStandardsBoard，简称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tat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简称CFAC）第一号（SFAC1，1978）指出，“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作出理性投资、信贷及相似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在这里，FASB强调“理性”一词，这和投资决策理论的假设前提相一致，即那些选择最大期望效用的决策者，才被称为理性的。同时，此目标中认为，这些投资决策同时适用于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即财务报告不仅应提供有用的信息给公司内部现存的投资者，而且必须将信息公布于市场，因为潜在的投资者也是依靠当前财务报告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测，以决定是否购买。
如前所述，对投资者而言，有用的信息是指有关风险和期望收益的信息，也就是有助于估计未来投资回报的信息。这种观点体现在SFACI财务报告的第二个目标上，即“为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使用者提供有助于他们评估从股利或利息中取得的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的信息。”首先，从股利和利息中取得的现金收入是总收益的一部分（见表三）。其次，第二个目标指出，投资者需要评估预期收益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虽然这里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同样被认为相关于未来收益的期望价值和风险。
（二）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如果说财务报告的目标主要解决的是信息的使用者及其所需要的信息范围，即从总体上规范了信息需求的数量，那么对信息质量的要求则是从质上提出了信息要满足使用者决策的标准，即信息必须具备某些可取的特征，使它能成为帮助投资者形成对自己回报预测有价值的产品。这种特征的关键在于相关性和可靠性。
根据SFAC2的定义，所谓相关的会计信息是指，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预测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结果，或坚持或更正先前预期而在决策中起作用的信息。相关的信息必须同时具备及时性、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换句话说，当信息能帮助报告使用者预测事件（例如未来盈利能力）时，它是相关的。就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谈及的投资决策理论而言，我们注意到，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风险主要取决于期末股价、期间股利以及概率判断。毫无疑问，这是面向未来的信息，即公司所提供的信息越接近未来，其预测的未来结果也越精确，这就引发了要求以公允市价代替历史成本的问题，因为后者在对投资者未来预期有更大的相关性。特别地，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大量应用，投资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风险变得更加难以度量，甚至某些金融机构已陷入财务危机，但以历史成本反映的财务报告仍显示“良好”或“健康”的报告净收益。（黄世忠，1997）这就误导了投资者对于未来盈利能力的概率判断。
然而，FASB虽然陆续了有关金融机构公允价值披露的准则（包括SFAS105、106、107、114、115、118、119、121等等），但仍然坚持历史成本在预测未来收益中的重要地位。原因有二，一是在现实环境中，历史成本信息并非与决策毫不相关，只是相关度的问题。过去业绩和未来前景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通过表一中的信息系统形象地表达。该表提供了现有财务报告信息（GN或BN）和决定未来投资收益的未来导向事件（高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之间的概率关系。
二是历史成本更具可靠性。SFAC2认为，为了可靠，信息必须如实表述且具有可验证性并保持中立。当财务报告信息由于管理当局的误导而变得有偏倚时，必然造成投资者对未来预期的失误，则信息就不再誉为真实和可验证的，即缺乏可靠性。历史成本由于以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为基础而更具可验证性，并减少管理当局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更具可靠性。
让我们回到表一中，运用投资理论中的信息系统，能更准确地描述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的关系。根据表一，不难看出，相关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概率越高（0.80，0.90），意味着现有财务报告信息和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越有利于甲对公司将来股价及分红的可能性作出合理判断，越和甲的决策息息相关。可靠的信息系统的主对角线也很高。准确性是可靠性的重要组成。可靠的财务报告有较高的准确度，即少波动，它使得预测相应的经营状况和收益的把握加大。对每一种事件而言，主对角线概率越大，波动越小。可见，相关性和可靠性对信息含量的有用性均必不可少。在理想状态下，可使主对角线等于1，即财务信息完全相关和可靠。而在实现中，往往需要在相关性和可靠性之间进行均衡。比如，对A公司而言，可以通过改变历史成本为公允价值计量其资本资产，结果导致相关性的提高和可靠性的降低，即主对角线概率增加，而副对角线概率的减少。这使得相关性和可靠性有时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形。如何合理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达到相关和可靠的优化，向来是会计界的难点之一。这正是投资决策理论带给财务会计的启示。
参考文献：
①汤云为、陆建桥：《财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国际动态和我们的思考》，《会计研究》1997年第1期。
②葛家澍主编：《中级财务会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李心合：《论决策有用学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当代财经》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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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何永明、陈文斌：《现资组合决策模型与风险偏好》，《投资研究》1998年第6期。
⑥吴明礼：《投资组合理论与我国财务实践》，《四川会计》1998年第2期。
⑦黄世忠，《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⑧William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PrenticeHallIn.1997.
二、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与投资过热的关系
我国的项目投资决策无论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企业自主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都做得很不够，这是我国现阶段投资过热、盲目，投资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一)无可行性研究，拍脑瓜凭直觉决策。为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近20来中央和地方制定了一批规章和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和省市成立了综合性的工程咨询机构，确立了先评估后决策的前期工作程序，但在实际中，投资无可行性研究而随意决策、不遵循市场规律盲目决策、违背规定的工作程序而任意决策的现象大量存在。政府直接投资因为所有者责任和监督机制缺位，很多决策者以付学费、改革的代价来搪塞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决策时拍脑袋，立项目时拍胸脯，砸锅了拍屁股。有的企业及领导人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意识，不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做可行性研究，决策者凭直觉、拍脑袋决策盲目投资拖垮了企业。民营和个体投资自主决策，虽然投资决策时会慎之又慎，但民营和个体投资者受知识能力、观念和信息的限制，无可行性研究意识，“跟风跑”，“一哄而上”凭直觉决策现象也特别严重。
(二)可行性研究过程被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代替，可行性研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有些单位为使建设项目能得到上级的批准，筹集到更多的建设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戏说可行性，力求可批性：弄虚作假，拼凑事实，有意降低建设投资额，抬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要得出项目在技术、经济上均可行的结论，使可行性研究为“可行”而做，成为争项目的手段，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有的可行性研究实际上等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因为国家法令制度、银行贷款、签定协议合同要求一定规模的建设项目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银行、合作单位及工商环保等国家有关部门递交可行性报告，有的建设单位为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而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没有研究的过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实际上就是文字工作的结果，是项目获得上级批准、资金筹措、申请执照、签署协议合同的文字资料，并不能为设备配备、科学实验、组织管理结构设置职工培训等后续工作提供依据，更不是投资决策的依据。许多单位的可行性研究就是建设单位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闭门造车，突击一星期之后的文字作品。
当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沦为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时，可行性研究就成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幌子，成为支持长官意志、个人膨胀的工具，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现象在我国政府投资、地方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是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增长粗放和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
(三)可行性研究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准确性差，质量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或企业自己组织人员承担完成，可行性研究人员主要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缺乏宏观经济、市场、财务、营销、生产等方面的经验和专家，可行性研究着重于技术方案的设计论证，市场调查预测往往闭门造车，经济分析往往跟着感觉走。如缺少科学的市场预测和经济分析，不做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分析与预测，不考虑通货膨胀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又如，缺少项目投资社会效益分析，不考虑投资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影响，不做宏观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评估等等。这种低水平的可行性研究难以避免投资的混乱与盲目性。
投资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投资过热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经济高潮期，市场繁荣，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基础的投资就盲从市场，“一哄而上”，此时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现象尤其严重，投资过热也就成为必然。2004年以来的钢铁热、房地产热无不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尤如过热的经济不可持续一样，狂热的市场需求终究不能持久，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虚高价格必然回归真实，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投资必然导致国家政策的限制、长期效益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2005年的“铁本案”及其他钢铁投资项目的工程遭遇的国家调控查处、1995年后房地产工期一拖再拖乃至“马拉松工程”、“烂尾楼现象”导致的后果是经济高潮期项目投资该永远吸取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次过快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都是需求拉动，而快速的基建投资增长即过度的投资需求是过热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与过热问题主要原因就是2004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过热，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的紧张及其价格的上涨，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低下。虽经国家紧缩银根、加息及行政措施抑制，过度投资仍然是经济过快增长的突出问题。要抑制经济发展由过快转向过热、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强、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尤其迫切。
三、投资过热形势下加强可行性研究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重视可行性研究，实现可行性研究的真实、科学、客观、公正，充分利用可行性研究手段，控制投资的过热与盲目性，提高投资效益
1.规范并落实投资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管理办法仍然在试行阶段，没有正式规定，各行业关于可行性研究的规定也参差不齐，有的行业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的行业有规定也适应不了目前形势的需要。控制过度投资、加强可行性研究应抓紧规范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规范，并做好政策制度的落实工作，为科学、公正、客观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
2.加强可行性研究重要性教育，提高投资者决策素质。首先，普及可行性研究的基本知识，加强决策人员可行性研究理念理论培训。其次，真正落实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投资失误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树立企业及其他投资单位(人)的可行性研究意识。第三，真正实现政府功能的转变，建立投资备案制度下的政府公共咨询服务制度，做好政府风险提示工作，督促引导企业及投资者自觉遵循投资前可行性研究程序，为科学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大力发展投资论证评估咨询业，实现可行性研究专业化，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许多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承担编制，显然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不是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的技术力量不全(尤其缺乏市场研究、技术经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可行性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为取得和进一步取得咨询设计业务，他们有强烈的将不可行变可行的动机，很难公正地评价项目。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由企业自己临时设立机构组织专人编制完成，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全、素质能力有限直接影响报告的质量。没有形成完善的投资咨询劳务市场及其规范，没有规范的咨询资格准入制度和风险道德约束机制，没有稳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是我国可行性研究质量问题的根源。现阶段要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首先，要催化投资咨询市场的形成，建立投资咨询工作与行业规范，整顿并大力发展工程投资咨询服务业。其次，要尽快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认定、年检评估等从业资格制度，建立专业人员培养、选拔淘汰机制，保证专业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建设单位应认清经济形势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及可行性的影响，克服盲目追求投资热点和眼前利益的冲动，充分重视经济预测与分析，重视可行性研究中经济环境的研究，注重通货膨胀因素对投资效果影响的研究，研究中要坚持审慎性原则
1.要充分预测投资筹措的难度与成本，充分估算投资总额。在经济增长偏快的宏观背景下，资金需求量增大，此时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银行往往紧缩信贷，提高利率，资金筹集成本增加，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可行性研究应充分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在投资估算时，要充分估计物价上涨或经济过热可能导致的对投资总额的影响，用通货膨胀率调整流动资金估算和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值，以保证投资总额估算的准确性和投资决策的理性。如用工程概算法估算固定资产投资时，建筑工程投资套用概算指标要及时更新，要反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建设期造价的影响，设备投资计算也应考虑物价因素给交货价格及各类费用的影响，修正现行静态设备成交价格及各类费用。
2.市场预测要特别重视经济周期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影响，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趋势。未来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未来产品价格是投资项目建设的基础，直接决定项目的经济效益。只有科学、准确地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进行预测才能保证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有高涨期也有低谷期，即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幅度会降低，跨越时期逐步拉长，但犹如我们无法避免过热的投资一样，我们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眼前的市场需求和价格为准，市场预测的时间取值要拉长，应大于或等于一个经济周期。
3.市场研究还要充分加强经济过热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和研究。许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市场研究内容粗糙表现为对市场的预测只停留于对市场容量的估计，缺乏动态的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分析，对项目的效益估算粗糙，导致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不切实际，盲目乐观。在经济高潮期，某些产品短期市场向好，价格呈上升趋势时极易引发“一哄而上”的现象，此时，新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急剧增加，市场研究时应充分调查分析竞争对手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实力和竞争策略等，避免投资的盲目性。
4.在进行经济评价(财务评价)时，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夸大投资效益。投资效益的估算必须考虑价格的可比性，我国现行的投资效益评价体系是假设物价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无论是静态效益指标计算还是动态经济效益指标计算都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必然夸大投资收益。因此，在经济效益静态评价法下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差额投资回收期、计算费用等指标时，投资额、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取值要用可比价格；动态评价法下净现值、未来值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中基准收益率的取值要以实际收益率参数为基础，国民经济评价中社会折现率也应用通货膨胀率加以修正，消除通货膨胀对投资收益的夸大。值得一提的是，经营成本的估算也要有前瞻性，应充分估计经济过热或膨胀可能导致的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升，不能简单地以现实成本代替将来的成本。经营成本的估算与预测要坚持审慎原则，不能低估成本费用、夸大效益。
5.做好投资方案不确定性分析，充分估算投资风险，促进理性决策。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计算市场需求、价格、通货膨胀率等不确定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用概率分析法计算投资收益期望值；用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保本价格和保本销量，等等，充分预计风险，评估风险，为理性决策提供依据。
(三)严格项目投资审批，遏制套取国家资金投资的现象。在经济高潮期，有关部门应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审批标准，尤其要严格社会效益的审批标准，抑制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遏制投资的发热倾向。应建立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效益评估与政绩挂钩制度，建立和完善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从根源上遏制套取国家资金用于盲目投资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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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聪丽.新可行性报告时代[J].中国投资，2004，(9).
一、金融投资行为理论分析
金融投资行为理论悄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其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方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金融投资行为理论以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为其理论基础，并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一理论模型。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一模态的厚尾特征。
二、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一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一部分人的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一掷的心理，一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三、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二、传统投资决策是环境投资决策的基础
(一)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本质相同
进行投资活动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这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是源于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这种需要是为了满足内外部利益关系人的需要，来自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需要。企业同其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是企业充分利用有限资本、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企业的生存价值在于其创造价值，对于创造价值而言，投资决策是最重要的决策。因此，传统投资决策就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满足利益关系人的更多需要。
在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社会衡量、评价一个企业，不再单看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其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整体效益。企业所履行的受托责任也应涵盖环境效益，这种受托责任不仅是经济责任，还包括了环境责任。可见，环境投资决策的本质是使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为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服务，使企业的发展更顺应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求。
以上论述表明，环境投资决策是传统投资决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同源的。传统投资决策建立在受托经济责任的基础上，环境投资决策则以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为基础，而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导致了受托环境责任的产生，所以传统投资决策是环境投资决策的基础，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
(二)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主体和对象相同
财务管理中讨论的投资，其主体是企业，而非个人、政府或专业投资机构。不同主体的投资目的不同，会导致决策的标准和评价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区别。
投资对象可以划分为生产性资产投资(直接投资)和金融性资产投资(间接投资)，投资决策中企业的投资对象大多是生产性资产，这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产。
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环境投资决策也是在传统投资决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环境投资决策的目标应与传统投资决策的目标一致，即仍然是为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服务，因此，环境投资决策的主体也是企业，其对象也应是企业的投资对象——生产性资产。
(三)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评价的基本原理相同
传统投资项目评价的基本原理是：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增加；投资项目的收益率低于资本成本时，企业的价值将减少。企业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必须达到这一要求。企业投资取得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就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反之则摧毁了企业的价值。
同理，环境投资决策也是为了企业选择正确的投资以增加企业的财富，并且在选择的时候充分考虑了环境效益对企业财务的影响。在环境投资决策中，当经济收益与环境收益的总收益高于资本成本的收益时，该投资项目才具有可行性。所以，环境投资决策评价的基本原理仍是比较项目收益率与资本成本的大小。
(四)环境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的投资管理程序相同。
对任何投资的评价都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提出各种投资方案、估计每个方案的相关现金流量、计算投资方案的价值指标(如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价值指标与可接受标准比较、对已选择的方案进行再评价(如图1所示)。
三、环境投资决策应用的新特点
尽管环境投资决策有着与传统投资决策相同的本质，它是在顺应了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由传统投资决策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在应用上必然有着比传统投资决策突出的特点。
(一)环境投资决策注重环境效益
如前所述，传统投资决策的目标是为企业选择经济效益高的投资项目，通过比较各备选项目的经济指标，作出最好的决策。重点是在经济效益上。这是同企业的性质和生存的价值相一致的。环境投资决策的目标则是利用有限的资本为企业创造更高的价值出谋划策，确保企业履行受托经济责任和受托环境责任。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企业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当今时期，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社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重视环境的保护。因此，企业不单单只对利益关系人承担受托经济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受托环境责任。企业的发展也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环境保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必须注重环境效益，它要求企业从整体效益出发，更能符合社会的要求。
环境投资决策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动因看，它的最终目标不仅仅与经济发展相关，更注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二)环境投资决策的利益关系人进一步延伸
利益关系人是指获得企业某种形式的利益或承受企业财务、社会活动产生的风险的个人和群体。企业的利益关系人可以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群体，内部利益关系人包括企业的经理人员和雇员，外部利益关系人包括政府管理部门、股东、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当地的群众组织和公众等。
传统意义上的利益关系人不包括相关的环境保护组织，在这些组织也成为企业外部利益关系人的时候(如图2所示)，企业的经营活动就要受到这些组织所制定的大量的环境法规的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活动就必须考虑这些组织的影响。在近20多年里随着公众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境问题也成了消费者和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对毫无利益关系的一些周围的居民产生影响。这时候，这些居民也成了企业的外部利益关系人，企业的决策就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反应。
(三)环境投资决策的方法改进
环境投资决策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在传统的投资评价的基础上，从成本范围、成本分配评价的时间范围和评价指标方面进行改进。总的来说，是把环境因素作为重要因素考虑。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选用全部成本评价法、多标准评价法、风险评价法和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全部成本评价法(TotalCostAssessment，TCA)是在资本预算分析中综合考虑环境成本的一种方法，把环境成本作为成本中重要的一项，对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所进行的长期的综合的财务分析；多标准评价法(Multi-criteriaAssessment，MCA)充分考虑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元化的指标，帮助公司系统地根据不同的或不可计量的多重标准评价方案，有助于企业在无法将全部环境和社会影响加以货币化时进行投资决策，也可以帮助企业在环境和其他目标之间进行权衡；风险评价法主要有敏感性分析和方案评价法；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StakeholderValueAnalysis，SVA)是根据不同利益关系人对方案的看法，有的可以货币化，有的无法货币化，从而建立一套决策模型将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综合在一起，为决策提供支持。
(四)环境投资决策的成本范围扩大
传统的投资决策的基本目标是计算不同投资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的净效益。它需要较准确的成本信息。传统的成本较少包含环境成本。有的也只是笼统地归集到制造费用里。然而环境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环境因素导致的成本已经不容忽视，甚至在有的项目里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企业的投资决策离不开准确的会计信息，这就要求会计部门将成本的范围扩大，使其包括环境成本在内。
充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决策可以减少投资风险。下面以1项设备购置决策为例说明环境投资决策分析的这一优点。(采用净现值法。)
例如，某企业将要投产的新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残余物，该残余物可以用2种方法清除。
方法1：采用蒸汽去除法。所需设备投资50万元；每年发生的开支有：购买材料6万元，交纳排污费6万元，生产控制支出4万元。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一种有毒废气，企业目前没有处理该废气的能力。但国家近几年将会颁布一部有毒废气排放的控制法规，企业的行为很有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经过估算罚款额高达150万元(假定罚款在设备报废时1次性支付)。
方法2：采用碱式去除法。该工艺不释放任何废气，只会产生1种含碱废料，废料可回收制造肥料。其费用包括：设备投资100万元，购材料9万元，交纳排污费3万元，生产控制支出3万元，碱废料回收0.5万元。(假定2套设备使用年限均为10年，采用平均年限法提取折旧，无残值；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折现率为8%。)
2种方法投资及现值见下表。
(①=60000*(P/A，8%，10)，
②=1500000*(P/S，8%，10)，
③=500000+402600+402600+268400-335500+694500)
从表中可以看出，方案1的净现值是1932600元，大于方案2的净现值1301950元，应选择净现值较小的方案2。方案1较方案2而言多出了一项环境损害的罚款支出1500000万元，这是企业通常做投资决策时容易忽视的一项现金流出，也是企业较大的一项现金流出，如果不考虑该项罚款支出，则方案1的净现值就是1238100元(1932600-694500)，小于方案2的净现值1301950元，会选择方案1。这样就会导致企业选择错误的投资决策，将造成不小的损失。
(五)环境投资决策评价的时间范围延长
在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过程中，评价的时间范围必须延长，以便更好地反映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尤其在环保投资项目中，投资的回收期往往长于其他投资，因为有关的损益常常需要在未来的许多年才会自然增长。环保项目带来的效益，如产品的质量提高所增加的收入，公司和产品的形象改进等，只有通过较长时间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图3列出了一个矿山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现金流量分布。对于矿山开采来说，应推行循环经济中“污染物减量、资源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的技术原则，在项目终止时对矿山及时进行可垦性测试，填土造地，种植植物，稳定坡面，防止水土流失(第18年)这会产生一项不小的现金流出。企业只有延长决策评价分析的时间，充分考虑这部分成本，并且改进生产技术以减少这部分成本，才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六)环境投资决策考虑环境因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投资项目总是存在着风险。由于项目的未来净现金流量存在不确定性，任何决策都会面临风险。传统的投资决策需要估计项目风险以及处置风险。考虑了环境因素后，由于未来法规变化的不确定性，使项目的现金流量类型更加难以预测，因此不确定性更为显著。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投资项目中的环境因素的风险性更加突出。因此投资决策估计项目风险时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对于投资所包含的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一些学者总结出可以通过敏感性分析进行评价，除此以外，还可以利用方案评价法和决策树或蒙特卡罗模拟模型进行评价。
四、总结与展望
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是财务管理的一个新兴领域，世界范围内有关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还不够完善，我国对于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才刚刚起步。随着环境管理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应用的重要性已被人们逐渐认识和重视，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考虑环境因素也开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地实施环境投资决策，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对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
在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的今天，人类应当转变过去那种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自觉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环保问题事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现在开始就要加强全民的环保意识教育，普及环保知识，尤其应加强企业环保基础知识教育，在全体职工中定期开展环境学的教育，增强职工实践环境管理的自觉性。
(二)完善会计制度，制定环境经济政策
应将环境因素纳入会计准则、法规，完善会计制度，以便于企业会计人员掌握。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必须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社会各部门应积极配合，相互协调，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这样，实施环境投资决策也有章可循。
(三)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的管理
通过加强会计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及时沟通，有助于环境管理人员及时获得相关会计信息，会计人员、决策人员加强环境管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也便于更好地收集环境会计信息。此外，决策部门也要安排具备环境投资决策理论知识的人员，这样有助于加强会计部门对环境信息的收集，提高环境信息的质量，精确地核算环境成本，准确地进行投资决策，降低投资风险。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投资决策纳入环境因素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国际化的发展和动向，结合我国经济现实，注重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不断完善环境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以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郭晓梅.环境管理会计研究：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一）风险识别的基本方法
现在使用的风险识别方法，可以分为宏观领域中的决策分析（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和微观领域的具体分析（资产负债分析、损失清单分析等）。本文仅介绍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生产流程分析法，又称流程图法。该种方法强调根据不同的流程，对每一阶段和环节，逐个进行调查分析，找出风险存在的原因：从中发现潜在风险的威胁，分析风险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对全部生产过程造成的影响。
风险专家调查列举法。由风险管理人员将该企业、单位可能面临的风险逐一列出，并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资产财务状况分析法，即按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财产目录等的财务资料，风险管理人员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发现其潜在风险。
投入产出分析法，即指运用投入产出表，发现投入与产出不平衡的原因及其后果，从而进行潜在风险识别，该方法主要用于微观领域，用来分析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
背景分析法，是国外风险分析中的一种方法。
分解分析法，指将一复杂的事物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事物，将大系统分解为具体的组成要素，从中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潜在损失的威胁。
失误树分析法，是以图解表示来调查损失发生前种种失误事件的情况，或对各种引起事故的原因进行分解分析，具体判断哪些失误最可能导致损失风险发生。
（二）风险衡量的基本方法
对于投资风险大小的衡量，需要使用统计学方法加以计算和衡量，即用一组较小的样本观察值，对一组较大的未知观察值进行理论预测。运用概率估计风险，不仅表现在单纯的概率概念中，而且表现在概率的分布之中。通过概率分布，可以获得某一事件发生及其后果的概率，并推断事件结果范围，有助于更好地选择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从而得到最佳的风险控制效果。利用数学方法进行风险的衡量，一般要经过以下内容的测量：损失的可能性，巨额损失的发生概率，损失额。概率分布主要包括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和正态分布几种形式。
投资风险的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项目投资，进而采取不同的测算方法。
概率：在经济活动中，某一事件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类事件称为随机事件。概率就是用来表示随机事件发生可能性大小的数值，通常把必然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1，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0，而一般随机事件的概率是介于0与1之间的一个数。概率越大就表示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预期值。随机变量的各个取值，以相应的概率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叫作随机变量的预期值，它反映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化。报酬率的预期值公式：K=Σ（Pi•Ki），其中：Pi为第i种结果出现的概率，Ki为第i种结果出现后的预期报酬率，N为所有可能结果的数目。
离散程度。表示随机变量离散程度的量数包括平均差、方差、标准差和全距等，最常用的是方差和标准差。
方差是用来表示随机变量与期望值之间离散程度的一个量。方差（σ2）=Σ（Ki-K）2×Pi。标准差也叫均方差，是方差的平方根。
标准离差率。标准差虽能表明风险大小，但不能用于比较不同方案的风险程度。因为在标准差值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期望值不同，风险程度也不同。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引入了标准离差率也叫变异系数的概念。
标准离差率是指标准差对期望值的比例，计算如下：
标准离差率=标准差值/期望值*100%
1.基本概念
投资指的是经济主体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垫付的货币或其他资源的一种经济活动。在一项投资活动中，至少包括主体和客体，意即实施投资活动的主体和货币或其他经济资源等投资客体。文中的所说的内外资即是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来划分的，国内投资是指一国内部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国外投资是一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
在投资地区差距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中，不能笼统的将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综合差距作为投资地区差距。因为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稳态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来，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分别进行分析研究。
国外投资又分为国外直接投资与国外间接投资，在本文中，由于国外间接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较小，而且对一国的消费、储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影响较弱，进而对一国的经济稳态增长问题影响不大，为简化模型起见，本文的内外资地区投资差距中的外资仅指FDI地区分布差距，忽略国外间接投资部分。
由于投资需求是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因此在国内投资中重点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获得生产经营性或服务性的固定资产来垫付货币或物资的过程，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其过程包括固定资产的局部甚至全部更新以及改建、扩建、新建固定资产的活动等等，是改造原有固定资产以及构建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是物质资本包括机器设备、厂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形成。
2.我国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现状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完全是一种计划行为，中央政策集中规划来分配资本。自改革开放以后实施市场经济的这20多年，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在政府分配财政资金和国家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的制约之下，主要会受到市场的引导。
我国FDI的区域性差异非常明显,国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地区。从区域分布的东、中、西三大地区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占据着绝对优势，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异常悬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地区差距就表现得十分突出。9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在整个90年代，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但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却显著下降。2000年、2004年分别为5.3％和4.4％。将2004年与1995年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对规模相比较，比重分别下降了0.15、1.0和0.06个百分点，这显示出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优势有所下降，从而减缓了地区差距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后，1992至2000年东部、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年上升，在10年内增长了3到4倍。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总额从4689.55亿元增长到15883.5亿元，相比西部则从1095.55亿元增长到4704．3亿元，东西部地区差距悬殊。从人均投资额来看，东部地区各年人均投资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东部差距更大。从1992—2001年平均数来看，西部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从资本化比率看，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也在逐年上升，特别到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地区的投资率超过了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在2002年更是达到了42%的高点，由此可见，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
二．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形成因素
上文中在我国地域分布上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巨大差异的现实，反映的是我国对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发展轨迹。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我国大部分外资集中在东部地区，国内投资的重要资源也向东部地区集中。本文将影响投资地区差异的形成因素概括为以下三种。
1.天然的区位优势差距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对我国投资的地区分布差距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我国对国内经济区域的传统划分为东、中、西部的做法，不仅是由于三大地带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来划分，而且隐含着一种天然的区位优劣势差异。这种天然的区位差异是特定的、客观存在的，是由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导致的地缘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成长发展和变动差异等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常由成本驱动的投资会选择自然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
首先，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与我国国内外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东部地区所具有的自然地理优势，主要表现在东部省市基本上都是位于沿海一带，接近港口，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这些地区对外联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便捷性。占优的运输条件形成天然的贸易优势，无论是机器设备的引入、产品的进出还是人员流动，通畅的物流循环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成本也随之降低，这成为国内投资者以及外商的首要考虑因素。特别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投资者最优的选择便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投资生产，这是由我国改革开放所制定的外向型政策引导的。
其次，那些具有更为突出的地缘优势的地区更是对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投资者具有更为强大的吸引力。比如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等省，它们吸收了全国44%的外资,而70%以上来自港澳台地区6，毫无疑问这与这些地区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是密不可分的。外商投资者首先会由于这种地理上的邻近对相邻地区的经济环境、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市场发展的信息完美程度、产业竞争力的激烈程度、技术人员和配套软硬件的完备程度等等一系列会影响到投资效率的因素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或者至少拥有可以交流的更为便捷准确的通道。如此一来，外商直接投资就容易呈现出地区集聚的特点，并由此引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
再次，要素禀赋的差异对于资本的流向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要素禀赋的差异主要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固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等方面在总量和质量上的差异。但是我国自然资源很明显地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为什么在吸引资本流入的时候却反而表现出相反的状况呢？笔者认为，要素禀赋尤其是自然资源要对经济表现出明显作用，是需要长期的持久性作用的。比如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在短期内是不会对企业的运营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投资者对于所投入资本期望获得的收益是有时限性的，他们希望在越短的时间内获取越大的回报收益，因此自然资源的优势对于短期投资商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我国目前投资区域也反映出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但是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即劳动力资源和固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与资本流向有直接相关的关系。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裕，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则更是如此，当然这其中与劳动力的技术层次和技术含量也是相关的，较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者不仅为投资商节省劳动成本，而且节省教育培训成本。技术优势明显的地区容易形成产业积聚和聚集，有助于规模优势的形成，是国内以及国外投资者为节省信息成本、交通通信成本时会考虑的因素。
另外，文化习俗等人文社会背景的差异也会对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地区选择有影响。文化习俗涉及到一个地区对外来资本的社会关系认同感，这方面会存在着非市场风险。资本在选择地区投入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优先考虑与资本原本的所在地的文化背景相同或者相似的地区，这样能够比较快地融入资本的正常运营。或者选择一个文化容忍度和接受度比较高的地区，降低由于文化冲突而造成的风险或损失。而这些都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造成资本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资本积累比较匮乏。
2.外部的经济环境差异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同也是导致我国各个地区间国内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之一。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通常具有区位的综合优势。这里的外部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地区间市场容量的差异、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资本产出效率的不同等等，通常由市场机制驱动的投资为了顺利投入生产会比较倾向于外部经济环境有优势的地区。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通常是市场体系较为完善的地区，投资者不仅对这些地区的市场较为熟悉，而且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限制相对较少，因此投资者认为投资风险较小。投资者如果身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尤其是4个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开放城市），就可以将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这些区域的竞争优势相结合,降低大量的市场索寻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边际效益，创造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得以引进外资的地区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开放程度，而且地区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密切，其对外依存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因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不仅要考虑到资本的收益回报率，而且还要考虑到较低的风险性。显而易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比不开放的区域风险要低，透明度较高，取得信息的成本就低，政策比较稳定。从具体数据也可见一斑。四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改革开放伊始，所吸引的FDI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最高的年份超过45%。
任何一个投资者都是希望伴随着较低的风险而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在资本产出率较高的地区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商，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资企业，因此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也会引起投资的地区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地区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与地区的投资分布差异也有着某种关联性。我国东部地区市场较为完善，产业积聚和产业集群极容易形成规模优势，生产要素、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供求信息较为完备，使得企业投资信息成本低，便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决定，投资的产业或产品方向正确，承受的风险和损失较低，有利于企业从事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而且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因此对资本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资本的回报率也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不利于吸引资本流入。
3.政府的政策性倾向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呈现明显的空间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我国利用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我国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最早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因此在早期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情况。我国政府实行的这种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吸引投资，进而由投资中心向边缘地区发展，利用资本的外溢效果来发展内陆地区，但是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的流动是要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只有政策性的引导并不能很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的实行，才次第地向中部和西部进发，但是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手段的作用在目前还比不上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当然，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政策引导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可见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格局。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静止的，在得到政策性鼓励的地区获得这种先发优势以后，会形成一种持久的长期的优势，因此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的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先行优势创造的有利条件，使得我国东部地区的收益率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国内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会比较倾向于东部地区。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其相关制度较为透明和清晰，会给予投资者减少不确定风险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在自己的国内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中小资本为了继续生存，会进行产业的国际转移，而他们在选择投资国家以及投资区域时，比较注重的是政策上的优惠，会选择我国政策倾斜较多的地区作为生产基地进行直接投资。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高素质技术人员的比较优势、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巨大市场容量、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等因素都对投资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以上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然较大，所以国内投资和国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是，将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对比的话，中部地区吸引国内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也是由于上文中所提到的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中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市场体系成长阶段、还是在人员的技术构成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于东部地区，其区位优势较为明显，成为投资者次于东部地区的选择区域。
小结
总之，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天然地区优势、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倾斜的优势，其引资能力高于西部地区，进而经济增长率和收入都高于西部地区，引起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地区差距的成因分析可以为我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资源配置上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为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创造有利条件。
论文关键词：FDI地区差距国内投资差距区位优势
论文摘要：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本文根据我国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现状，分析造成投资地区差距的形成因素：天然区位因素，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倾向因素。从而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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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投资决策是指为达到—定的旅游投资目标，用一定方法对旅游投资活动进行科学评价，比较不同投资方案的经济、技术可行性，综合各种因素选择最佳投资方案的经济活动。旅游投资决策可以分为战略性决策和项目性决策。
现实生活中，有三大因素制约着旅游投资决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博弈关系。因此，可以运用博弈论的有关思想、方法来研究这一过程中各参与方的行为、策略问题。
一、旅游投资战略决策
旅游投资的战略决策是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旅游投资领域的全局性谋划和重大策略问题，涉及旅游投资的规模、结构、布局、投资时序和效果等多方面，属于多目标、多层次、多因素的投资经济系统工程中的决策问题。
整体性和层次性是旅游投资战略决策的特征。旅游投资战略决策的整体性，是指对旅游投资领域的重大问题，从全局的高度，以系统论的观点综合考察相关的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因素，并加以统筹解决，以达到系统整体的优化。旅游投资战略决策是多层次的决策过程。根据旅游投资决策的层次性，可以把它分为全国性旅游投资战略决策和区域性旅游投资战略决策。
全国性旅游投资战略决策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旅游发展规划中的投资战略决策，属于宏观战略决策，是高层次的投资战略决策；区域投资战略决策是地区旅游发展发展规划中的投资战略决策，是较低层次的投资战略决策。一般来说，区域旅游投资战略应服从国家旅游投资战略，较低层次的投资决策目标应当与高层次投资决策目标相—致。
二、旅游投资项目决策
旅游投资项目决策主要研究具体旅游建设项目方案的比选问题。就旅游投资项目本身来说，它属于微观层次，但旅游投资项目决策并不服于微观决策，而是包括旅游投资项目的宏观决策和项目的微观决策两部分。
旅游投资项目宏观决策是从旅游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评价一个旅游投资项目的决策，它具有总体性、方向性、和长期件的特征。旅游投资项目宏观决策谋求旅游投资项目和社会环境之间的长期动态平衡。在进行旅游投资项目宏观决策时，不仅要考察旅游投资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还要考察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研究、预测和综合评价旅游投资项目的总贡献。因此，旅游投资项目的宏观决策又称为旅游投资的项目的社会决策。
旅游投资项目微观决策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来评价项目的优势，这种决策具有局部性、具体性和短期性的特征。在进行旅游投资项目的微观决策时，可以运用财务分析的方法，按照项目的实际收支，确定项目的建设费用和效益，并以此来判断旅游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因此，可以把旅游投资项目的微观决策称为旅游投资项目的财务决策。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投资效益
长期以来，我们进行旅游投资决策时，仅考虑旅游投资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种情况不利于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应该综合的考虑旅游投资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而且对于不同规模的旅游投资，其对于经济、社会、生态的影响力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旅游投资的规模越大，旅游的各种效益也就越大。
1.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占用、投入、消耗与成果产出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则旅游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指旅游项目的投入与成果产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长期以来，旅游投资的经济效益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很多旅游投资决策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旅游投资的经济效益。因此，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多。旅游投资的经济效益体现为旅游投资者的经营收益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总的来说，旅游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分为正的经济效益和负的经济效益，总体来说，正面的经济效益大于负面的经济效益。
(1)通过旅游业的乘数效应，增加GDP
旅游消费不仅可以直接的增加当地的收入。还可以通过旅游业的乘数效应，促进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更大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直接分享旅游收入的企业、个人和政府机构，要把这些收入在本地经济体系内再次消费，从而不断启动新一轮的经济活动。这些继发效应能够带来远远大于最初的直接效应地GDP影响程度。一个旅游投资项目对当地的经济影响是很大，包括直接的旅游收入效应和间接的乘数效益。因此，旅游投资能够积极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新活力。
(2)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往往缺乏传统的物质资源，但是却有着独特的自然风光，因此发展旅游业成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好途径。落后地区可以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和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3)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旅游投资能够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机会。目前，我国旅游投资的主体正从国家开始转向于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从旅游等第三产业中逐步退出。我国非国有经济发展正在成为旅游投资的主力军。在这种局面下，旅游投资的加大，无疑可以促进国有经济从旅游等第三产业中逐步退出，转而重点投向能源、交通、石化等资金密集型基础产业领域。这种新的旅游投资格局符合国有、民营资本各自的特点，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特长，是对经济结构进行积极有效调整的重要举措。
(4)影响了土地等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
但是，旅游投资活动的开展，需要投资大量的资源。这导致旅游目的地一些稀缺性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其中尤其以对土地的需求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我国的旅游需求不断增加，这需要不断的增加旅游投资。而旅游投资项目用地规模是很大地。为了旅游产业地发展，很多地方的旅游项目的开发往往需要以牺牲该片土地的其他用途为代价，例如，某一片土地一旦用于开发旅游景点便意味着放弃用于农耕或建工厂。因此，在决定占用某一土地开发旅游项目之前，往往需要对其不同用途所能带来的社会收益和有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和权衡，以便确保该项土地资源的用途符合当地社会的最佳利益。
2.社会效益
旅游投资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个方面是旅游投资对当地的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旅游投资开发活动对接待地区的社会文化产生影响的程度，与旅游投资开发的规模和接待地区的社会特点和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大规模旅游投资开发活动的开展，引起的大规模人员流动，特别是异域游客的大量来访，难免会给旅游接待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往往随着旅游活动规模的扩大而增大。
(1)拓宽旅游目的地的就业渠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企业的生产需要多个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生产出产品，对于旅游产品的生产来说，也是如此。投资者在进行旅游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必须配备一定的劳动力。只有这样旅游投资的结果才有意义。此外，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主要部门，旅游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对一般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并不高，因此，旅游投资项目比一二产业的项目更能够吸纳就业。
(2)提高旅游目的地的居民消费质量
旅游投资会增加旅游收入，目的地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降低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例如新疆的卡纳斯湖开发以后，附近的县城通过提供旅游景点的配套项目，发展住宿、餐饮、旅游商品的开发，居民的受提高，食品开支下降。而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增加。
(3)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
随着旅游投资项目，尤其是一些大的旅游项目建成后，旅游目的地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对游客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加。游客量的增加，伴随着当地知名度的上升。在开发黄山以前，很少有国家领导人到这里。而黄山开发以后，吸引了不少国家领导人到这里。他们在旅游的同时，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给予了很好的政策。这些年，黄山市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黄山景区旅游投资项目的开展密不可分。更有一些客商，在旅游的过程中，对当地的投资环境有了更深的印象，从而决定在这里投资。因此，好的旅游投资项目会促进旅游目的地的硬软件环境的改善，目的地整体形象和声誉的提高，其结果是电信、交通、商业等多个产业的发展。
3.生态效益
旅游投资可能产生的生态效益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旅游投资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生态环境，则投资项目对目的地的生态环境产生正的效益；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旅游投资项目建成以后，对旅游目的地物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产生负面影响。
(1)改善目的地的生态环境
旅游投资的正面生态效益主要表现在目的地景观质量得到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种质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等方面。这对于一些生态旅游项目来说，尤其明显。这些旅游投资项目在开发的过程中，比较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不同的方面采取措施，这样的旅游投资会改善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投资者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实施一些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对于区域内各种生活废水和废气的排放进行限制。并通过与当地政府和村民通过签订协议和采取经济补偿等措施，严格规定景区内禁止森林采伐活动，使森林得到休养生息。另外一个方面，通过阻止各种狩猎野生动物和采集挖掘野生植物资源现象的发生，造就了珍稀动物良好的栖息环境，吸引了众多野生动物前来景区生长繁衍。
(2)污染旅游目的地的环境
随着旅游投资开发活动的开展，伴之而来的负面环境效益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旅游学术界的很多学者都对旅游的环境影响研究投入了越来越大的努力。人们意识到，在对旅游业的发展进行损益分析时，应将环境指标考虑进去。
(3)破坏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系统
不少地方在进行旅游投资开发以后，水体污染，水土流失加重，植被覆盖率下降，野生动植物的有效保护区域范围缩小，生态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和破坏。旅游者的进入不仅会改变当地地貌，诱发沙害，而且会干扰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导致一些珍稀动植物的灭绝。
旅游者丢弃的大量废弃物不仅破坏了环境的美感，还可能危及动植物的生存安全。野生动物不仅是极其珍贵的旅游资源，更是当地生态系统中难以替代的链节，然而不少地方的有关部门对这一资源的开发管理不严、执法不力，致使不少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的危险。
4.三者间的博弈关系
要想实现可持续性的旅游投资决策，必须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找到三者博弈关系的平衡点。综合前述，过多的重视经济效益则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使生态效益减少；相反，过多的重视生态效益，则必定会影响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两者是矛盾的博弈双方，可以将其视为一种静态博弈加以分析。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惠关系，经济效益上来了，人们的消费水平、当地的就业率、知名度等自然会随之上升，进而又对经济效益产生加强作用。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静态博弈关系。
四、小结
旅游投资决策应该不仅考虑到旅游投资的经济效益，还应综合的考虑到旅游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旅游投资者在确定投资方案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充分考虑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博弈关系基础上，确立优化模型，制定行之有效的投资方案，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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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个人在评价其先天禀赋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教育投资的风险本质,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每项投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超前的、长期的、对未来承担义务的,因此都被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而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1975)也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以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经受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很明显这种投资是相当不易改变的。”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具有收益不确定即存在风险的特点:“教育投资的这些收益的确难以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其它方面的投资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比例;第一期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例是1-λ。效用仅仅依赖于当前和未来的消费;因此,在下一阶段(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完全说是外生的。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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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一理论模型。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一模态的厚尾特征。
二、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一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一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一部分人的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一掷的心理，一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三、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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