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消费论文篇（1）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本文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 城乡收入分配 实证检验

问题的提出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体制转轨，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产品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的均衡机制开始由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向需求约束下的过剩型经济转变，由此引致了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从部门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家庭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却不断下降（见图1）。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原因在理论界已经探讨了十多年，但仍未能完全解决。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文献综述

（一）居民间收入不公平论

臧旭恒、孙文祥（2003）利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是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同的原因。藏旭恒、张继海（2005）通过对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基尼系数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段先盛（2009）从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检验结果说明城镇的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祝正芳（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王春娟、黄昊（2010）通过建立居民消费率与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实证模型，得出结论：城镇居民存在着极强的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农村居民增收缓慢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论

方福前（2009）通过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三）消费观念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有着如崇尚节俭、喜欢储蓄、厌恶借贷消费的观念，在消费观念上谨慎、保守，从而导致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低的消费倾向。韩克勇（2001）认为造成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落后、消费环境不佳。

（四）中国福利制度论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改、房改、教改，都使得人们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强，居民储蓄的预防动机加强，使得人们消费水平下降。这点从陶传平（2001）、李宗华（2004）等人的研究便可看出。

可以看出，对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的研究，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平之上。多数学者阐述了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凯恩斯关于收入分配不公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论断，但是由于数据指标选取的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李军（2003）认为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不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城乡收入分配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上。

理论模型

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效用消费倾向递减，在人们收入增加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不如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在收入减少的时候，消费也随之减少，但相较于收入幅度减少较小。故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富人，收入差距拉大，则会造成社会整体消费率下降、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自改革开放前期，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进行。但是自从1985年之后，虽然1994-1997年期间，城乡人均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85一直上升到2009年的3.3（见图2）。即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间收入分配主要呈现出向城镇居民倾斜的特点，这一特点明显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我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的现实，建立理论模型：

假设我国全社会消费函数、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和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分别是：

C=a+bY，C1=a1+b1Y1 ，C2=a2+b2Y2

其中，C、C1、C2、Y、Y1、Y2、a、a1、a2、b、b1、b2分别是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全社会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全社会居民自发性消费、城镇居民自发性消费、农村居民自发性消费、全社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中C=C1+C2，Y=Y1+Y2。另由凯恩斯理论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即b2>b1，设城乡收入比为k，k=Y1/Y2，Y1=kY2。

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为：

c=C/Y=（C1+C2）/（Y1+Y2）=（ a1+b1Y1+ a2+b2Y2）/ （Y1+Y2）

将Y1=kY2代入可得：

对该式左右两边对k求导得：

由上式可知，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全社会消费率会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上升而下降。

实证检验

（一）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根据理论模型的上式，做出假设：全社会居民消费率c与（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倒数）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全社会居民消费率与（k为城乡收入比）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全社会居民消费率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从而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c为全社会居民消费率，Y为全社会居民收入，k为城乡收入比，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此处，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计算全社会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居民收入。Y=n1Y1+n2Y2，C=n1C1+n2C2，c=C/Y=（n1C1+n2C2）/（n1Y1+n2Y2）。其中n1、n2、C、C1、C2、Y1、Y2分别代表年底城镇总人口数、年底乡村总人口数、全社会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之所以采用人均消费与人均收入加总数据，是因为用GDP代表居民收入并不合适，它无法代表真正的居民收入及其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认为用人均数乘以人口数的加总数据更合理。本文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所有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二）模型回归结果

方程回归结果为：

R2=0.758506；Adjusted R2= 0.730642； D.W=1.021301；F统计量=27.22108***。

括号中为对应于估计量的t值，***表示在P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设计的三个假设均被证实。尤其是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被证实，从经验上验证了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假设。另外从CPI的回归结果来看，通货膨胀越高，居民消费率也越高，但是系数仅为0.0026，说明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有限。

结论与对策

本文基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建立了我国居民消费率与城乡收入比的理论模型，利用1980-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的结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需求拉动逐渐转变为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需要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就要求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促进城镇与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城镇农村户籍隔离制度下，这就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增长要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分配向城市倾斜，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缩小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藏旭恒，孙文祥.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基于ELES模型和AIDS模型的比较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03（6）

2.藏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3.段先盛.收入分配对总消费影响的结构分析—兼对中国城镇家庭的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

4.祝正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实证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5）

5.王春娟，黄昊.二元结构下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差异性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0（7）

6.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7.韩克勇.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1（1）.

8.陶传平.我国消费市场低迷的原因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1（5）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收入差异率；变异系数；短视消费模型

Key words: rate of income differences；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hort-consump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5-0103-03

0引言

众所周知，要讨论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关系就必须在消费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但现有的消费理论并未给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一般来讲，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后面①。在直觉上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确有影响，该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借鉴于凯恩斯（Keynes，1936）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明，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的假说的理论核心也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而该命题的反对者则更多引用基于莫迪格利亚尼和布拉姆伯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与弗里德曼（Friedman，1957）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形成的标准生命周期理论来反驳。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有一定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解释，然后讨论分析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和适合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最后在基于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1凯恩斯消费理论中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这样写道：“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加以衡量）。”②根据凯恩斯的论断，消费与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如下所示的稳定的函数关系：Ct=χ（Yt），χ′0。

其中C和Y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同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消费函数：Ct=a+bYt。

其中Ct和Yt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a和b是两个常数，a0而0b1，a表示自发性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C），（a/YT+b）则表示平均消费倾向（APC）。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b是递减的：收入Yt越高，则b值越小。可以说这一点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但凯恩斯认为这一关系的存在是先验的人性使然。由于a0、0b1，则a/YT+bb。又由于a是个常数，b是递减的，所以平均消费倾向a/YT+b将随着收入Yt的增加而减小。这表明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消费在其收入中的比重越小，储蓄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而言，如果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即缩小社会居民整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APC）就会越高，社会总消费必然越高；但如果相反，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即社会居民收入差异值接近于1）就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必然产生社会需求不足。

这是当前整个理论界关于收入差异和消费需求关系的讨论中，缩小收入差异有利于提高总消费的最有力的观点。然而，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凯恩斯对消费心理的主观判断上的，缺乏经济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

2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

虽然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已经给出了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性关系这一结论，但他的论述是以先验的人性来说明的，缺乏逻辑性。

在本节中，文章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推理论证。为此，本章首先寻求衡量收入差异的指标，其次是在引用了叶海云（2000）③的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对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加以论证。

2.1 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居民收入差异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度量收入差异的方法有几十种，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其中基尼系数法是经济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收入差异的方法。张平（2000）④在《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一文中对收入差异的衡量采用的是样本中所有研究对象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收入差异拉大、收入增长与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和基尼系数相比，张平采用的最高最低收入比计算比较方便，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差异。本文用以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的是收入差异率δi，即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总体平均收入的比率。如果以yi代表个人收入，以y代表总体居民即期平均收入，则收入差异率表示为δi=（或δi=×100%，本文取δi=），其中yi-代表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可正可负，而则可以反映这种差距的程度。若δi为正则说明个人收入高于总体平均收入，若δi为负则说明个人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收入，δi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个人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程度越大。通过比较发现，个人收入差异率的概念与基尼系数、最高最低收入比不同，它反映的是个人收入对平均收入的偏离程度，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描述个人收入差异，而基尼系数和最高最低收入比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表示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变异系数V= 来衡量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其中表示收入为y的居民数pi占居民总数p的比例。当变异系数Vn=0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小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收入分配比较均衡；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大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收入分配也不均衡。

2.2 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要研究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得到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本文直接引用叶海云（2000）③的短视消费模型，即：C=A+y-R+（1）

其中C表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r表示利率，A0表示其初始流动性资产水平，y0表示现期收入，y1代表下期收入，R*是消费者本期的实际储蓄目标。

下面本文试图将上面所讨论过的用于衡量收入差异的变量（即变异系数Vn）和适合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消费模型结合起来，将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这两个变量放在一个模型中来分析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选用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和变异系数V=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而且将δi代入V可以得到V=，这也是居民个人微观收入差异和整个经济体宏观收入差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分析中国居民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得到：对于消费者i来说，在假定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其本期消费C0i主要取决于其初始资产A0i和下期收入y1i以及储蓄目标R*i，即消费者i的消费行为满足下式：C=A+y-R*i+ （2）

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带入（2）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消费模型：C=××δi++A-R*i+（3）

下面我们来寻找变异系数Vn和总体居民总消费∑C之间的函数关系。由V=，我们可得p•V=δ•p。进一步，我们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每个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都不相等，即p、pi满足pi=1，p=n。那么，nV=δ成立。又由δi=可得：δ=y+-2y•，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来说，求和可得：2yi=y+n-δ，将nV=δ带入上式可得：

2yi=y+n-•nV=y+n1-V

上式中的yi代表消费者i的可支配收入，我们用y0i表示消费者i的本期可支配收入，则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整个经济体而言，他们的本期可支配收入满足：2y0i=y+n1-V（4）

由（2）式我们可得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的总消费：

C=y+A+-R

将（4）式带入上式我们得到如下所示的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函数关系：

C=+•1-V+A+-R（5）

通过对上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V变小，则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其实这一论断还不够精确，因为还存在Vn的值域问题，也就是变异系数Vn的上下界还未确定。所谓上界就是在居民收入最不等的情况下的取值，即一个人占有所有的财富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显然，在无穷总体（即n取∞）时，变异系数Vn的上界为无穷大；在有穷总体的情况下（在这里设总体中有n个样本），变异系数Vn的上界为。所谓下界就是在所有居民收入最平等的情况下的取值，即总体中所有居民平均分配所有财富或收入。很明显，无论考察的总体是有穷整体还是无穷总体，变异系数Vn的下界均为0。综上所述，在数学意义上来讲，在无穷总体的情况下，我们有：0Vn∞；而在有穷总体的情况下，我们有：0Vn。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体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及其他经济学者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经验上也可以证明得到：在变异系数Vn用以衡量一个现实经济体中居民收入差异时，0Vn1是成立的。此时，我们再来分析一下（5）式，如前所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并且通过论证可以证明0Vn1（即0V1）亦成立，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调整整个经济体中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则该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这也是本文所要求证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通过本节对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可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从而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虽然这一结论在先前的经济理论中不止一次被提到，但这些理论大都是通过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寻找解释，而本文主要是将二者结合在一个经济模型中，通过寻找二者之间内在的数学逻辑关系来加以证明解释的。同样，任何一个结论都需要通过检验，下面本文将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并加以分析。

3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与分析

通过第二章的讨论，我们论证了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使上述论证更具可靠性，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下式所表示的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C=+•1-V+A+-R

如前所述，通过对上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的平方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因此如果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即缩小变异系数Vn，则整个经济体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

表1是1991－200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列表。

根据表1中的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我们可以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1991－2000年消费值稍做处理：首先是分别计算出历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值；其次是扣除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值的影响，即将所得到的各消费均值除以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此处虽然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的基年不同，但不影响最后结论）。最终我们得到如下表2所示数据。

如表2所示，经处理后的数据扣除了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的影响，因而在经济学上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数据是全国居民经过多次不同收入再分配而得到的10组不同收入数据。在此，为了便于和变异系数比较，我们还需对表2中的数据加以处理，即将表中数据由城镇居民消费值计算得到的数据除以1000，而由农村居民消费值计算得到的数据除以500。由于每次收入再分配均会影响变异系数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将再次处理得到的数据和根据1991－2000年历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计算得到的变异系数加以比较来说明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将历年变异系数和处理得到的数据结合在一个图表中即得如图1。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比较小时该年份的居民消费值比较高，相反，当变异系数比较大时该年份的消费值比较低。在1991年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为0.205065，经处理后的城镇居民消费值为0.29335；从1992－1996年间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不断变大，而城镇居民消费值基本上是逐渐变小的；在1997年，变异系数再度下降，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值升高；此后，变异系数逐年升到2000年的0.280699，而城镇居民消费值由1997年的280.52下降至275.30。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却不是那么明显。其实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我国农村一直存在农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这主要由于：一是在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居民尚处在解决温饱阶段；二是农民教育、医疗支出大幅增加以及盖房、子女结婚等其他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三是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不好，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消费信贷环境欠佳。这些因素明显降低了农民的消费力。因此，整体而言，不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其消费需求变化均不如城镇居民那么明显。因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的变化没多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上述分析，验证的结果不如直接由理论推导得到的结论明显。考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我们仅仅以全国31个省、市的收入和消费均值来验证，所选的数据虽然具有代表性但缺乏普遍性，因此数据的选取对验证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验证结果与理论的不一致；二是在寻求居民总消费时，我们是将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函数直接加总得到的。虽然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具体的验证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把微观变量加总为宏观变量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即宏观消费函数的函数形式和系数不仅取决于微观消费函数的形式和系数，还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虽然这一点还需更多的理论支持和计量验证，但不可否认，该效应的存在无疑对验证结果增加了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对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确存在负相关性，因此调整我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整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注释：

①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②凯恩斯编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出版社，2002:101.

③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0,(11).

④张平.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J].财贸经济,2000,(8).

参考文献：

[1]臧旭恒等.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3]奥利维尔•琼•布兰查德，斯坦利•费希尔.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疲软之间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0，（11）.

[5]余永定，李军.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1）.

[6]张平.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J].财贸经济，2000，（8）.

[7]孙稳存，彭彩霞.中国消费函数的分析与估计[J].经济科学，2002，（6）.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26-06

Research on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HEN Qi，ZHAO Min-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712100）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fluence factors， this paper considers consumption habits、income、housing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education and medical uncertainty expenditure and income gap， and uses 30 different regions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09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bove which effect rural dwellers′ consumes. Result shows that consumption habits， income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expectant income and housing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f rural residents has affected， but to a lesser extent； due to its uncertainty， education and health expenditure have strong effect on the rural dweller consumes； though the interest plays a part in dweller comsume， it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rural dweller consume；uncertain expectation；income gap

0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1979～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都在10%左右。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目前依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由此导致的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阻碍了经济的高效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1年后，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低于60%，远远低于世界70%～80%的平均水平[1]，此外，历年的数据说明我国的消费率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由现阶段的状况来看，消费不足的重要根源在于农村消费需求的不足，近几年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不仅消费起点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而且从2000～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曲线比较平缓，说明其每年的消费额增长很小，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曲线相对来说比较陡峭，这十年中城镇居民的人均

消费额增长了7000元左右，而农村居民仅仅增长了大概2000元。

[XC；P]

另外，2000～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0.2%，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10.5%，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0%左右，如此众多的人口在生产生活中的消费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但其消费额却只占社会消费总量的46%[2]，由此看来，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它对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其中包括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收入的影响等，但大部分研究都基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研究过少，或者只把农村居民当作对照组。此外，很多文献都只针对某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很少有文献同时考虑多个因素对消费的综合影响，且一般理论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本文基于以上考虑，除了传统的收入、消费习惯、利率以及物价以外，还将预期收入、收入差距和不确定性预期纳入考虑范畴，并利用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以上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综合影响。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的理论框架

1.1 国外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

（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是1936年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他认为消费是实际收入的稳定函数，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倾向的重要客观因素。之后的学者也大都以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为依据来研究收入分配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凯恩斯理论最大的缺点是太过于主观，缺乏实际经验的论证，主要体现在绝对收入假说只是个即期模型，以心理分析为基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推测，没有合适的微观基础，从而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学说。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是不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相等，并由此产生了“消费函数之谜”。

（2）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

相对收入假说是1949年杜森贝利（J.Duesenberry）在其《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当期的消费并不取决于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相对决定的，受到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该理论包括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是指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参考其他同等收入水平家庭，即消费有模仿和攀比性；棘轮效应是指家庭消费既受本期绝对收入影响，更受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收入变化时，家庭宁愿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稳定。

（3）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分别由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在1954年和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57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一生的收入决定他的消费，在长期中收入与消费的比例是稳定的。这就是说决定人们消费的是收入，但这种收入不是现期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生中的收入与财产。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希望实现一生中效用最大化，所以人们根据自己一生中所能得到的劳动收入与财产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一生中各年的消费基本相等。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者不会对所有的收入变化做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看起来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有可能会消费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以上两种假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也大同小异，都认为当期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联系是很脆弱的，但弗莱文（Flavin）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消费与本期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并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4）霍尔随机游走假说

霍尔（Hall）在1978年，根据卢卡斯（Robert Lucas）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将消费理论由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其主要结论为，消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是不可预见的。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所以该假说的现实解释力不强。

（5）预防性储蓄理论

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卡贝里罗

（Caballero，1990）认为，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但如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表现出过度平滑性。扎德斯（Zeldes，1989）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敏，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然而，布郎宁和卢萨迪（Browning和Lusardi，1996）指出，就象许多人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不那么重要。

此外，还有扎得斯（Zeldes，1989）的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 Constraints Hypothesis），希（Shea，1995）的损失厌恶假说（Loss Aversion Hypothesis），以及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和Mankiw，1991）的λ假说。在如此之多的理论研究中，仍然没有哪个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所有的消费现象，关于消费理论的体系框架也未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消费理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发展。

1.2 国内关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研究

孙江明、钟甫宁探究了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分别建立了收入与消费的回归模型和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收入差距以及物价的双对数模型，分析说明提高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对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2]；任国强、夏立明利用1981～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与其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3]；臧旭恒、张继海利用城镇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数据，检验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会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4]；张东辉、司志宾构建了一个用以检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趋于负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5]；何磊、王宇鹏分析了1992～2007年16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结果说明：经济转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低下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低，而居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居民的收入被政府和企业所挤占，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6]；祁毓分别构建了2002～2008年和1997～2008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是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7]；刘灵芝、马小辉借鉴坎贝尔和曼昆的λ假说理论所运用的分类研究方法，运用2002～2008年分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数据，研究了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和平均消费倾向。研究发现，在整个农村经济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比较稳定[8]；农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低下，但平均消费倾向较高；农村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效应下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相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抑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地位，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吴迪、霍学喜利用VEC模型验证了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生活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能引起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表明了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是被动消费[9]；魏君英、何蒲明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指数、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之比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三个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在扩大，而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下降，农村居民的相对消费越来越少[10]；田青利用1998～2008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分析消费习惯、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以及房价、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习惯、收入、房价、利率和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著影响[11]；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利率和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大；教育和医疗等体制改革导致的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上述研究都运用实证方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大部分是以城镇、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或者是以农村居民作为对照组研究，很少将农村居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缺乏对农村内部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进一步探究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不仅考虑收入、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同时也将一些预期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察范围，这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现状，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其特殊性，在消费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影响其消费的因素也和城市居民有所不同。首先，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影响其消费的重要因素，所以应第一个纳入考虑，但一般文献研究只考虑了当期的收入，并未考虑一个家庭的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收入分为当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当期收入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表示，预期收入考虑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其次，根据相对收入假说，居民的消费具有滞后性，即当期的消费受到以往消费习惯的影响，这里选取农村居民前一期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消费习惯。

本文另外加入对不确定性预期的考虑，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研究大都用预防性储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国外研究通常采用失业率或者收入的变动来度量不确定性的大小。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加之对于农村居民的失业率也难以衡量，所以住房、医疗等不确定性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很大影响，本文拟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根据经验，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住房建筑、教育和医疗支出变动较大，另外，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属于不确定性因素，比如说利率的调整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投资与消费[12]，因此本文选取房屋建设、教育和医疗支出费用预期以及存款利率作为具体的不确定性预期的变量。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对其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较大影响[13]，所以本文选取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的替代变量。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衡量通常都采用基尼系数表示，但由于基尼系数一般是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衡量，

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标准，

而这里是要单独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准确度量，这就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所以本文引入一种新的度量收入差距的指标，采用在收入对比中引入单位货币效用的形式来衡量收入差距，即从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中分别剔除对货币的评价这一因素的影响，得到各自对自己收入的满足程度，从而以这种满足程度的对比来衡量收入差距。

本文在综合了西方消费理论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如下理论消费模型：

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

其中，Ct表示t期的消费额，Ct-1表示上一期的消费额或称消费惯性，Yt代表t期的收入，Xt代表上述其他影响消费支出的因素，εt为随机误差项。

鉴于在实证研究中，双对数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而且便于得到各项弹性系数，此外取对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异方差的问题，所以本文将理论模型（1）中除了预期收入、利率和收入差距以外的变量都取对数，则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式（2）的形式：

ln（Cit）=β0+β1ln（Cit-1）+β2ln（Yit）+β3AYit+β4ln（Bit）+β5ln（EMit）+β6iit+β7DYit+εit（2）

其中，i表示不同省份，t表示不同年份；Cit代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Cit-1代表居民消费习惯，用前一期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性支出来表示；Yit代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以上三者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均用当年各省的CPI平减得到；AYit代表预期收入，用储蓄变化量来表示；Bit代表房屋建设造价，以每年新建房屋的价值来表示（元/平方米）； EMit代表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因为是二者综合指标，这里采用比的形式，即用二者支出的和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iit代表一年期存款利率，由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计算得到；DYit代表收入分配差距；εit为随机干扰项。

2.1 变量选取说明

（1）预期收入的衡量。人们的消费观念并非能够完全理性地取决于收入与消费，因为人们的心里存在着预期收入，所以本文将收入预期纳入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中。关于预期收入的衡量有不同的方法，本文采用储蓄的变化量替代预期收入变量，若居民预计明年的收入会增加，那么当年的储蓄就会减少，消费自然会相对增加；若预期下年收入会减少，那么居民就会增加当年的储蓄，以维持其消费的平滑性。储蓄的变化量就作为收入的预期，计算如下：

AYit=Sit-1-Sit-2

其中，Sit-1是上一年的储蓄额，Sit-2是上上一年的储蓄额。

（2）教育和医疗支出的预期。由于我国教育和医疗体制还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所以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造成了农村居民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同时，调查走访显示，由于农村医保制度实行力度不够，农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优惠。

本文用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来表示教育和医疗的不确定性预期支出，计算如下：

EMit=EDUit+MDCitYit

其中，EDU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MDC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收入差距的衡量。关于收入差距的计算，本文引入一种新的指标，其计算形式如下：

DYit=VIit/VCitUIit/UCit

其中，DYit是本文新引入的收入差距衡量指标，VIit和UI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绝对数，VCit和UCit分别指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一般性支出，这个一般性支出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VIitVCit反映出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而UIitUCit则反映出城市居民的收入满足程度，二者之比即单位货币效用的替代量。

2.2 模型的估计与实证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其中含有时间序列项，为了避免其非平稳性造成的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对各个变量都进行了单位根检验[14]，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法ADF-Fisher，PP-Fisher。检验结果如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中的变量ln（Cit）、ln（Yit）、ln（Bit）、ln（EMit）、DYit均为一阶单整，AYit与i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观察模型（1），注意到方程右边的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此时若仍然用传统的OLS估计法进行估计，就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差且不一致。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法（GMM）对模型进行估计。GMM估计的工具变量选择的是因变量以及内生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即lnCit（-2）、lnYit（-2）、AYit（-2）、lnEMit（-2）和DYit，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即lnBit和iit，因为房屋造价和存款利率不是由这个经济体系内部所决定的变量，但是对该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变量有影响，所以是外生的。根据以上结果，对模型的估计如下：

lnCit=0.376lnCit-1+0.501lnYit+0.000082AYit+0.039lnBit+0.139lnEMit+0.11iit-0.781DYit（3）

为了验证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采用Sargan检验，结果Sargan检验的p值为0.759，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是有效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限制有效，所选工具变量比较合理[15]。

3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因素的实证分析

依据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习惯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显著，其弹性系数高达0.396。和城镇居民的消费研究结果不同，消费习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也有影响，但影响不大，这说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有所不同。与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处于多变的城市环境，各种增加收入和消费的机会较多，使得消费更具有不确定性[16]，所以他们很少会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和支出都鲜有明显的变化，基本上都会遵循上一期的消费来计划本期的消费行为，相对来说变化幅度较小。

（2）和其他文献研究相同，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然是最主要的，但与城市相比，影响程度要低一些，其弹性系数为 0.501，而收入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弹性系数一般在0.8左右。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化快、幅度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就会用来增加消费，消费的变化比较明显；而农村居民每年的收入变化幅度不大，新增的那部分收入可能不会用来扩大消费，或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当少。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收入在满足最基本消费后所剩余的部分比较少，根本无力用来再扩大消费。总体来说，提高收入必然会对消费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3）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虽然是显著的，但影响力很小。预期收入每变化一个单位，消费会相应变化0.000082个单位。预期收入增加，表明本年度会降低储蓄，那么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会相对增加，但就其影响程度来看，预期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力系数非常小，说明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是否有根据预期收入来安排本期消费的观念还值得探究。另外一方面，用储蓄的变化量来衡量预期收入是否合理，用其他指标来衡量是否能得到不同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4）住房建设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拉动作用，而且其影响系数与相关文献研究中关于城镇购房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系数基本一致，为0.039，即住房建筑费用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将会提高0.039%。但农村居民建设新房屋和城镇居民购买新房的目的不尽相同，城镇居民购买住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居住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投资需求，近几年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购买住房越发成为了一种投资手段。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建新房基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根据农村的传统，不仅每家每户都要建新房，而且大部分人还会承担起给自己的儿女建新房的责任，住房建筑支出在农村家庭消费中占有很大比重，同时也带动了与住房相关的一系列消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5）与城镇居民相比较而言，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有着更加的不确定性。城镇居民因为所处的城市环境的优势，教育与医疗资源相当丰富，各种扶持政策也容易实现，所以在这两方面的支出不确定性比较小。而农村居民所处的环境使得其教育、医疗资源匮乏，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到位，比如一些农村义务教育未能实行、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定点医院费用高昂、合作医疗基金有限、部分医疗基金被挤占挪用等，导致了农村居民教育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作为理性的选择，居民只能收敛其他方面的消费以保证未来教育与医疗的支出需要。

（6）存款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11，表明实际利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就会增加0.11%。与城镇居民相比，利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要大一些，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较高，与之相比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相对较少，不能对消费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对较少，由储蓄所带来的利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提高了居民收入，对消费能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7）相关文献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弹性系数为-0.781，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扩大1%，农村居民消费就会下降0.78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高收入者的消费趋于饱和，收入的增加已经不能再刺激消费，而农村低收入者的收入降低却会导致其消费明显下降。如此，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会形成城乡消费的断层，即城市收入高的消费者只消费高档商品，而农村收入低的消费者只消费低档的必需品，处于中间的大多数消费品将会无人问津。

4 主要结论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1）消费习惯、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农村居民长期形成的不良生活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改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活消费观念比较保守，后顾意识强烈。在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情况下，传统的量入为出、因循守旧的生活消费习惯表现得十分突出，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后顾意识。第二，节日过度消费。从全年生活消费支出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传统节日性消费和临时活动性消费（婚嫁、丧葬等）现象突出，尤其表现为春节前后的突击性消费。第三，畸形消费严重，主要是人情消费开支大。农村居民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所以人情消费每年在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此外迷信等愚昧消费也有逐年增大的趋势。要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可以从下面几个方向入手：一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二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力度；三是加强宣传力度，树立农民健康、积极、合理的消费观念，选择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农民的消费结构和各种需求都随收入而变动。因此，使农民增收，增加农民的购买力，这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另外，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缩小收入差距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更加明显，所以统筹城乡，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未来扩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方向。

（2）医疗和教育的不确定预期消费压力增大。

当前，农村居民大部分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虽然国家医疗改革政策已经实行了好几年，但是在大部分地区仍落实不到位，农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优惠，所以农民为了预防医疗风险而增加相关储蓄，其他消费就被挤占了。此外，现在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有所提高，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很好的教育，但现在高等教育费用相对高昂，供一个大学生要花费4～5万元，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为了应对这笔支出，家庭只好理性选择储蓄，削减消费。因此本文建议，在医疗方面，应该继续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并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使相关政策得到确切落实；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水平，以减轻农民负担。在教育方面，对农村居民应实行更多的减免补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保证每一个农村大学生都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减少农村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从而扩大消费需求。

（3）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利率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重要影响。

利率的提高相当于在长期中增加了

农村居民的收入，即存款利息增加，收入增加，消费随之增加。但由模型检验可知，利率虽然对消费的弹性系数比较大，可是其显著性不强，通过调整利率是否能刺激消费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关于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提高利率的同时会增加储蓄的倾向，这样一来利率对消费的影响就变得复杂了，可能居民会增加消费，也可能转而增加储蓄，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参考文献：

[1]苏娟，苏惠.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文献综述[J].商业时代，2011（7）.

[2]孙江明，钟甫宁.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对消费需求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0（5）.

[3]任国强，夏立明.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J].商业研究，2005（5）.

[4]臧旭恒，张继海.收入分配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6）.

[5]张东辉，司志宾.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J].福建论坛，2006（9）.

[6]何磊，王宇鹏.谁在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基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0（6）.

[7]祁毓.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0（9）.

[8]刘灵芝，马小辉.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对总消费的影响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9]吴迪，霍学喜.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和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VEC模型的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0（8）.

[10]魏君英，何蒲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3）.

[11]田青.收入分配和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11（5）.

[12]李焰.关于利率与我国居民储蓄关系的探讨[J].经济研究，1999（11）.

[13]宋焕如.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山东：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2010.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增幅下降、消费需求不旺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作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决定着产品的需求，从而影响到生产和就业水平乃至整个经济生活。因此，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尤其对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素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本文将在持久收入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1980年～2006年统计资料的分析，讨论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PIH以及两者的差距、原因，最后根据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同特点，提出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1.模型建立及数据来源

我们要分析现期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同现期消费之间的关系，就要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依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建立如下基本实证模型：

Ct= F(Yt) （1）

Yt= PYt+TYt （2）

式中，Ct为现期消费，Yt为现期收入，PYt为现期持久收入，TYt为现期暂时收入。模型表明，本文仅限于分析消费与现期持久、现期暂时收入的关系，也即仅分析现期持久收入、现期暂时收入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而不考虑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不重要。

2.持久收入、暂时收入的测算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52年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按照他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持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储蓄起来。为了解决测算的问题，在此采用弗里德曼的估算方法，估计我国居民收入的这两部分。

（3）

式中，Yt-1表示前一期收入，Yt-2表示前两期收入，因此即由可统计的收入的三阶移动平均值来近似地表示，暂时收入以当期收入减去估算的持久收入来表示。

三、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实证检验

1.城镇居民

根据持久收入假定，本文设定城镇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

（4）

用1980提～2006年数据对(4)式作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CC=45.91+1.18CPY-0.8CTY

（0.85）（11.14）（-0.87）

R2=0.963686DW=0.171211

2.农村居民

基于持久收入假定，本文设定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

（5）

用1980年～2006年的数据对(5)式作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DC=-7.52+0.78DPY+0.80DTY

（-0.96）（52.29） （3.78）

R2=0.992735DW=0.639818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实证检验的过程可以看出，在1980年～2006年间，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符合弗里德曼的PIH持久收入假说，消费主要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而与暂时收入不存在显著关系。但是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不符合持久收入假说，农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收收入都对消费有较大影响，且暂时收入影响更大。

因为城镇居民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持久收入上，因此，要想达到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目的，应大力发展经济，减少下岗失业，确保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改善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尽可能地缩小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是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不再降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大力发展消费信贷，解除消费的流动约束，促进居民消费倾向的增加。

对于农村居民，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变化都会对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政策对消费需求的刺激都是显著的。政府应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持久收入的增加。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就业培训，降低农民打工的门槛，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还应不断推进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促进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共同增长。

参考文献：

[1]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研究背景

一国或某一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其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点无论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还是在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中都得到证实。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都在西方经典消费一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整体或某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例如，戴晓鹏(2009)基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对河南省郑州市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当期收入的关系建立理论模型，对郑州近10年来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郑州市城乡居民当期绝对收入水平对当期消费支出水平有显著的影响，绝对收入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杜大琳(2007)根据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对1978～199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当期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建立模型，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当期收入水平不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绝对因素，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还受到前期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上述研究都是主要分析即期收人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于淑波(2008)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理论，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化的同时，受到暂时性收入和持有性收入变化的影响，其中持久性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尤为显著。

广州城乡居民暂时性收入水平和持久性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与广州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地区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以便进一步横向比较收入水平对上述三地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1996～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相关建议。

广州城乡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1996～2007年间，广州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都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消费支出的增长率要略快于收入水平的增长率。在这12年问，广州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由9940元增长到22469元，平均年增幅为10.5％，城市居民的消费性支出由8092.8元增长到18951.32元，平均年增幅达到11.18％。广州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由5164.67元增长到8612.84元，平均年增幅为5.56％。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由3530.62元增长到6341.51元，平均年增幅为6.63％。图1和图2分别表明1996～2067广东城乡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支出的变化情况。

从图1与图2中也可以看到，随着广州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支出差距也越来越大。图3表明1996～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差距变化情况，从1996年到2007年，广州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由4775元增加到13856元，消费支出水平城乡差距由4562元增加到12609元，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差距都呈现出了逐年增长的趋势，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二元格局越来越显著。

将1998～2007年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情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北京、上海相比较。图4与图5反映了三地1998～2007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一开始领先于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水平，而在近5年逐渐被北京、上海所赶超。10年来广州、北京、上海三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9.96％、14.34％、16.93％；三地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3％、13.73％、8.91％。数据显示广州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率都远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与北京相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年平均增长率低接近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低8.43个百分点；与上海相比前者低4.38个百分点，后者低3.36个百分点。

将1998～2007年间广州地区最终消费率与北京，上海地区和全国水平相比较，可以看出10年期间广州地区最终消费率水平低于北京、上海地区，与全国水平差距不大。图6反映了1998～2007广州、北京、上海三地最终消费率和全国消费率的变化情况。在国际上看，根据库兹涅兹和钱纳里对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间消费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消费率基本稳定且保持在76.5％的水平附近，2007年广州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而同期消费率只有42.54％，与上述“标准”也相距很远。因此，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比较，当前广州地区的最终消费率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建立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二元线性模型，并对1996～2007年间

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和数据解释

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和弗里德曼持久性收入理论，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收入因素有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两种，参考对持久性收入与农村消费支出的相关研究，本文建立一个关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二元线性模型，模型方程可表示如下：

Ct=ayp+bym+u　(1)

其中C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性支出，yp与ym是解释变量，yp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ym表示广州城镇(农村)居民的暂时性收入，ym和yp共同构成

城乡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yt。而根据弗里德曼的统计方法，yp的估计方法为城乡居民三年内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即yp=(yt+yt-1+yt-2)/3，根据上文论述。ym=yt-yp。u为方程的误差项。a和b分别为两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系数的估计参数。

(二)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

分别结合1998～2007年间广州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的实证数据可以对方程(1)进行OLS回归估计，其中Ct可以分别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指标来计算，yt则可分别根据广州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计算，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方程估计的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从对模型方程的OLS估计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无论从城镇居民还是从农村居民来看，广州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对其当期消费支出的影响都是正向而且显著的，这体现为模型的两个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为正而且都通过了T检验，而且从模型的拟合优度来看，上述城镇和农村两个模型的R方值都在90％附近，这说明收入水平是影响广州居民当期消费支出变动的主要因素。

暂时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大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而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小于对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估计参数，这表明提高持久性收入水平更有利于增加广州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提高暂时性收入更有利于增加广州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三)广州与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影响的横向比较

选取与广州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北京、上海作为横向比较对象，基于上述已经建立的城乡居民收入一消费二元线性模型，结合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实际数据，可以对三地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比较，三地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总体在90％水平以上，模型拟合程度较高，三地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都通过了DW检验。其DW值分别位于1％显著水平下的DW下界临界值以上。DW检验结论指出模型自相关问题并不严重。

从三地居民收入－消费二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

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城乡居民模型的持久性收入系数都通过T检验，这说明持久性收入对于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广州城乡居民模型的暂时性收入系数通过了T检验，北京、上海两地城乡居民的暂时性收入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这说明了暂时性收入对于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比较显著，对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则不显著。

广州农村居民持久性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小于北京和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模型说明，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引起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0.675246元，会引起北京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0.74303元，引起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减少)1.257991元。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与北京、上海相比，持久性收入变化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

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持久性收入与暂时性收入的变化都会影响广州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的变化；暂时一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持久性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模型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持久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相应增加(减少)城镇居民0.79元的消费支出，增加(减少)农村居民0.68元的消费支出。暂时性收入每增加(或减少)1元，会增加(减少)城镇居民0.94元的消费支出。增加(减少)农村居民1.23元的消费支出。

目前，广州地区的消费率无论是国际比较还是与北京、上海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与广州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水平不相适应。消费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无论是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均低于北京、上海。同时，通过广州与上海、北京消费－收入二元线性模型回归结果的横向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暂时性收入变化对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要比对北京、上海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持久性收入对广州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小于对北京、上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的结果，并综合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政府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要把提高本地区域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摈弃为GDP而片面追求GDP的数量和速度的理念和行为。二是要针对本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消费支出的影响从战略和战术、长期和短期等多维层面和角度系统全面地采取有针对性、可行的措施努力增加居民收入，从而提高消费率。

对农村居民而言，政府要通过增加对农村的投资来增加收入、改善和提高消费水平。目前，特别是要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的力度。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品投资力度，改善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例如，建设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可以鼓励农村居民信贷消费；农村信息网络建设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机会等。二是统筹城乡就业，创造更多地适应农村居民就业的岗位。三是增加对农村居民特别是适龄青年农民的职业技能等就业能力培训的投资；从长期看，还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年限，大力发展农村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教育。

对城市居民而言，政府更多地采取措施改善和稳定持久性收入预期。一是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积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发挥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保证公平正义的干预功能，保证收入分配的机会平等，促进收入流动性。同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三是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一方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2年)，提高居民的受教育年限；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四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市场分割。

基于与北京、上海在收八水平和消费率等方面的差距，政府要积极调整本地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并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制定增加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政策时，在保证两方面政策协调基础上，要优先、及时出台促进暂时性收入提高的一系列政策。并加大提高暂时性收入的政策执行力度。

参考文献：

1　卢荣善国内需求不足诊治――兼评现行扩大内需政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0.2

2　杜大琳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一收入模型的比较[J]英才高职论坛，2007.3

3　宋林辉，刘宽虎，于健，消费收入的理论及在中国的应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5

4　吴炜峰，杨蕙馨，转型时期我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弹性研究[J].产业经济评论，2008.9

5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6）

一、研究背景

消费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在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对于半数以上国民都是农村居民的中国来讲，能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决定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在经济学中就存在着众多的消费函数理论，每种消费函数中的自变量不相同。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其出口额本就较少，更能代表当下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且其农村居民达到了2600多万人。因此，选择贵州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其中居于主流的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绝对消费理论、相对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每种理论的产生环境以及前提假设不同，因此其侧重的解释因素不同，表现在计量模型中就是解释变量不同。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衡量各种消费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论中的解释因素要能得到量化，因此从该点考虑出发，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就难以符合这个条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区别该理论中的持久收入和瞬时收入、持久消费和瞬时消费。所以本文仅对另外三种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凯恩斯绝对消费假说

1、相关理论依据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即消费的边际倾向是小于1的。

2、绝对消费假说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绝对消费假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Ct=β0+β1Y+Ut，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们用Ct来表示当期消费，Y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β0表示可支配收入为0时的消费，即为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量，β1为边际消费倾向。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搜集到了1978-2008年的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数据。利用Eview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上述数据进行散点图分析，由Ct和Y的散点图可以看出：Ct和Y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说明假设的线性方程比较恰当。

（3）模型参数的估计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

Ct=36.44+0.78*Y

P=（0.003）；（0.00）

R2=0.996

以上是就回归的结果，其中：β0和β1均通过了检验，且方程的R2非常高。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进行White检验（本文选择的都是不含有交差项的检验），检验得到的相伴概率P值为0.01，小于显着性水平，认为该方程存在异方差。

对异方差进行修正，因为消费Ct的残差随着解释变量Y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1/Y为权，做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得到：Ct/Y=β0/Y+β1+Ut/Y。进行回归，得到估计方程

Ct=11.85+0.82*Y

用修正之后的残差做White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已经克服了异方差性，但是修正的代价是方程的拟合优度大幅度下降，从0.996下降至0.2，考虑到异方差并不会影响估计参数的无偏性，因此使用未经修正的估计方程。

b、自相关检验。从原方程的输出结果得知D-W统计量为0.764，可知，该方程存在正自相关。再对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该方程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得到残差的回归估计方程：

Resid=3.664-0.005*Y+0.635Resid-1

接下来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自相关问题进行修正。首先估计自相关系数：

ρ＝1-DW/2=1-0.764/2=0.618

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令：

GDCt=Ct-0.618*Ct-1

CDYt＝Yt-0.618*Yt-1

对GDCt和GDYt，以1979-2008年为样本再次回归，得：

GDCt=18.73+0.76*GDYt

两个估计参数对应的P值分别为0.05和0.00，R2=0.986。经过修正之后的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经检验可得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返回运算得到：β0＝18.73/（1-ρ）＝49.03，则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Ct=49.03+0.76*Y

（5）绝对消费假说的实证总结

从上可知，贵州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且贵州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76%，总体上来讲比较低，贵州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潜力。但是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里有一个理论缺点，即建立在名义货币工资上的消费理论，不能反映：当名义工资不变，但是物价上涨时人们的消费变化。因此，在寻找影响消费的因素时，应剔除物价指数变化的影响，但这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的消费水准的影响，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依照人们的习惯，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困难，因为一向过着高水准生活的人，即使收入降低，多半也不会马上降低消费水准。消费固然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在这种假设下，t期的消费可以表示成分布滞后的模型：

Ct=β0+β1·Yt+β2·Yt-1+Ut

其中：Yt为当期可支配收入，Yt-1为前期最高收入，U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依然使用前面搜集的贵州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加工，找出对应每一年的前期的最高收入。然后分别描绘Ct与Yt-1以及Ct与Yt之间的散点图，从描绘的散点图可初步判断，Ct与Yt以及Yt-1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上述假设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Ct=39.08+0.88*Yt-0.11*Yt-1

P=（0.003）；（0.00）；（0.22）

Ad.R2=0.995

根据回归结果，除了Yt-1的系数之外，其他系数均通过检验。Yt-1的系数等于-0.11，表明：贵州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与过去的最高收入成反向相关关系，明显不符合经济意义。并且，Yt-1的统计量对应的P值是大于显着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的系数不显着。再对Yt-1做多余变量检验，得到：F=1.57，对应的P值为0.22，远远大于显着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是多余的解释变量，不应该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

（4）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实证总结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消费假说并不适合于贵州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来讲，过去的收入对其现期消费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而绝对收入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三）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认为人们会在更长时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开支，从而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抉择。一般说来，年轻人家庭收入偏低，这时消费可能会超过收入，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壮年和中年，收入日益增加，这时收入就会大于消费，并且这些收入还可以弥补年轻时代的消费收入差额以及用于养老。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假说，人们的现期消费Ct不仅和现期收入Yt有关，而且和消费者以后的各期收入的期望值以及开始时的资产有关。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用线性计量模型表示消费者的消费模型为：

Ct=β0+β1*Yt+β2*At+Ut

其中：At为即刻消费者拥有的住房财产，因为储蓄直接的由收入和消费决定，所以本文不将储蓄作为解释变量。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在统计年鉴上找到贵州1999-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每平方米的住房价值，经过简单相乘处理，得到农村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首先通过散点图进行初步分析，从软件给出的散点图可以初步判断，Ct和Yt以及A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仍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果

Ct=-56.92+0.73*Yt+0.05*At

P=（0.27）；（0.00）；（0.14）

Ad.R2=0.99

除了Yt的系数通过检验外，At的系数和常数项都未通过显着性检验。由经验可知，如果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但是有些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是出现了与经典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接着做进一步检验。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实行White检验，以便找到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得到LM统计量为5.5，对应的P值为0.24，远远大于显着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b、自相关的检验。接下来检验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样本较小，不能用D-W检验，所以采用LM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无自相关。

c、多重共线性检验。首先求出Yt和At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以判断两者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需要进行修正。我们利用差分法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令：

dCt=Ct-Ct-1；dYt=Yt-Yt-1；dAt=At-At-1；

用OLS方法估计得到：

dCt=22.18+0.609dYt+0.045dAt

P=（0.49）；（0.005）；（0.19）

Ad.R2=0.72

重新检验方程的共线性，得到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见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0.34

（5）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实证总结

综合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得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同样不适合贵州省农村居民，人们的消费更主要的是受当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建议

上文对西方经济学中三种重要的消费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最符合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是绝对消费函数。这说明人们的现期可支配收入对当期的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而是从长期看来，起着持久决定性影响的是可支配收入。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贵州农村居民比较贫困，刚好处在温饱线附近，故其消费更主要的是受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很大。

目前世界经济仍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再加上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我国出口复苏不会很快，因此我国还要坚持扩大内需，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最有效的手段，而且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已是刻不容缓。具体政策可以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长久的政策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7）

一、研究背景

消费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在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对于半数以上国民都是农村居民的中国来讲，能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决定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在经济学中就存在着众多的消费函数理论，每种消费函数中的自变量不相同。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其出口额本就较少，更能代表当下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且其农村居民达到了2600多万人。因此，选择贵州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其中居于主流的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绝对消费理论、相对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每种理论的产生环境以及前提假设不同，因此其侧重的解释因素不同，表现在计量模型中就是解释变量不同。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衡量各种消费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论中的解释因素要能得到量化，因此从该点考虑出发，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就难以符合这个条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区别该理论中的持久收入和瞬时收入、持久消费和瞬时消费。所以本文仅对另外三种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凯恩斯绝对消费假说

1、相关理论依据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即消费的边际倾向是小于1的。

2、绝对消费假说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绝对消费假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Ct=β0+β1Y+Ut，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们用Ct来表示当期消费，Y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β0表示可支配收入为0时的消费，即为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量，β1为边际消费倾向。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搜集到了1978-2008年的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数据。利用Eview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上述数据进行散点图分析，由Ct和Y的散点图可以看出：Ct和Y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说明假设的线性方程比较恰当。

（3）模型参数的估计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

Ct=36.44+0.78*Y

P=（0.003）；（0.00）

R2=0.996

以上是就回归的结果，其中：β0和β1均通过了检验，且方程的R2非常高。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进行White检验（本文选择的都是不含有交差项的检验），检验得到的相伴概率P值为0.01，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该方程存在异方差。

对异方差进行修正，因为消费Ct的残差随着解释变量Y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1/Y为权，做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得到：Ct/Y=β0/Y+β1+Ut/Y。进行回归，得到估计方程如下：

Ct=11.85+0.82*Y

用修正之后的残差做White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已经克服了异方差性，但是修正的代价是方程的拟合优度大幅度下降，从0.996下降至0.2，考虑到异方差并不会影响估计参数的无偏性，因此使用未经修正的估计方程。

b、自相关检验。从原方程的输出结果得知D-W统计量为0.764，可知，该方程存在正自相关。再对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该方程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得到残差的回归估计方程：

Resid=3.664-0.005*Y+0.635Resid-1

接下来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自相关问题进行修正。首先估计自相关系数：

ρ＝1-DW/2=1-0.764/2=0.618

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令：

GDCt=Ct-0.618*Ct-1

CDYt＝Yt-0.618*Yt-1

对GDCt和GDYt，以1979-2008年为样本再次回归，得：

GDCt=18.73+0.76*GDYt

两个估计参数对应的P值分别为0.05和0.00，R2=0.986。经过修正之后的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经检验可得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返回运算得到：β0＝18.73/（1-ρ）＝49.03，则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Ct=49.03+0.76*Y

（5）绝对消费假说的实证总结

从上可知，贵州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且贵州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76%，总体上来讲比较低，贵州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潜力。但是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里有一个理论缺点，即建立在名义货币工资上的消费理论，不能反映：当名义工资不变，但是物价上涨时人们的消费变化。因此，在寻找影响消费的因素时，应剔除物价指数变化的影响，但这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的消费水准的影响，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依照人们的习惯，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困难，因为一向过着高水准生活的人，即使收入降低，多半也不会马上降低消费水准。消费固然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在这种假设下，t期的消费可以表示成分布滞后的模型：

Ct=β0+β1·Yt+β2·Yt-1+Ut

其中：Yt为当期可支配收入，Yt-1为前期最高收入，U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依然使用前面搜集的贵州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加工，找出对应每一年的前期的最高收入。然后分别描绘Ct与Yt-1以及Ct与Yt之间的散点图，从描绘的散点图可初步判断，Ct与Yt以及Yt-1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上述假设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Ct=39.08+0.88*Yt-0.11*Yt-1

P=（0.003）；（0.00）；（0.22）

Ad.R2=0.995

根据回归结果，除了Yt-1的系数之外，其他系数均通过检验。Yt-1的系数等于-0.11，表明：贵州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与过去的最高收入成反向相关关系，明显不符合经济意义。并且，Yt-1的统计量对应的P值是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的系数不显著。再对Yt-1做多余变量检验，得到：F=1.57，对应的P值为0.22，远远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是多余的解释变量，不应该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 转贴于 　（4）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实证总结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消费假说并不适合于贵州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来讲，过去的收入对其现期消费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而绝对收入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三）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认为人们会在更长时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开支，从而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抉择。一般说来，年轻人家庭收入偏低，这时消费可能会超过收入，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壮年和中年，收入日益增加，这时收入就会大于消费，并且这些收入还可以弥补年轻时代的消费收入差额以及用于养老。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假说，人们的现期消费Ct不仅和现期收入Yt有关，而且和消费者以后的各期收入的期望值以及开始时的资产有关。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用线性计量模型表示消费者的消费模型为：

Ct=β0+β1*Yt+β2*At+Ut

其中：At为即刻消费者拥有的住房财产，因为储蓄直接的由收入和消费决定，所以本文不将储蓄作为解释变量。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在统计年鉴上找到贵州1999-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每平方米的住房价值，经过简单相乘处理，得到农村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首先通过散点图进行初步分析，从软件给出的散点图可以初步判断，Ct和Yt以及A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仍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Ct=-56.92+0.73*Yt+0.05*At

P=（0.27）；（0.00）；（0.14）

Ad.R2=0.99

除了Yt的系数通过检验外，At的系数和常数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经验可知，如果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但是有些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是出现了与经典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接着做进一步检验。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实行White检验，以便找到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得到LM统计量为5.5，对应的P值为0.24，远远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b、自相关的检验。接下来检验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样本较小，不能用D-W检验，所以采用LM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无自相关。

c、多重共线性检验。首先求出Yt和At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以判断两者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需要进行修正。我们利用差分法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令：

dCt=Ct-Ct-1；dYt=Yt-Yt-1；dAt=At-At-1；

用OLS方法估计得到：

dCt=22.18+0.609dYt+0.045dAt

P=（0.49）；（0.005）；（0.19）

Ad.R2=0.72

重新检验方程的共线性，得到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见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0.34

（5）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实证总结

综合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得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同样不适合贵州省农村居民，人们的消费更主要的是受当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建议

上文对西方经济学中三种重要的消费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最符合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是绝对消费函数。这说明人们的现期可支配收入对当期的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而是从长期看来，起着持久决定性影响的是可支配收入。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贵州农村居民比较贫困，刚好处在温饱线附近，故其消费更主要的是受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很大。

目前世界经济仍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再加上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我国出口复苏不会很快，因此我国还要坚持扩大内需，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最有效的手段，而且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已是刻不容缓。具体政策可以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长久的政策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5-0104-06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持续增长，但居民消费增长却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也远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表现为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而居民金融资产同期却持续大幅增长。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5，1999年下降至0.79，2008年进一步降至0.71，而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199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2.5%和48.8%，到2008年下降至仅为48.6%和35.3%，比钱纳里（H•Chenery）等人研究的工业化中后期国家的消费率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经济学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人均GDP达到14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5%、85%；到工业化中期（人均GDP达到56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0%、80%；在工业化末期或经济发展到初步发达阶段时期（人均GDP达到2 100美元），投资率上升到23%、消费率下降到77%。20世纪末，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正处于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程中，按照钱纳里的研究，消费率应为77%―80%之间，居民消费率应为66%、投资率应为20%―23%之间，而实际上，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8%，居民消费率仅为34.5%，均比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导致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阻滞了经济顺畅、高效的增长。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从收入分配影响消费倾向的角度，李军［1］、袁志刚和朱国林［2］、苏良军和何一峰［3］、吴晓明和吴栋［4］、杨汝岱和朱诗娥［5］等的研究都得出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从预防性储蓄和不确定性的角度，龙志和和周浩明［6］、万广华等［7］、施建淮和朱海婷［8］、罗楚亮［9］、杭斌和申春兰［10］、田青等［11］的研究认为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城镇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居民强化储蓄、减少当期消费的行为。从测算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角度，王合绪和夏阳［12］、宋冬林等［13］、申朴和刘康兵［14］、王芳［15］等的研究验证了中国居民存在消费过度敏感性，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持续的收入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加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学者们的研究也检验了收入差距对总消费，以及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然而大多数学者或者研究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或者研究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在实证检验中考虑上述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以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探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其中既考虑传统的消费习惯、收入、物价、利率等因素，也考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确定性（主要讨论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引发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第四部分结合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cei.省略），所有计算均采用Eviews 6.0软件。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1.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

西方消费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凯恩斯从消费心理出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与收入正相关，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凯恩斯之后，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周围人的影响（即消费的“示范”作用），同时，还受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所达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的“惯性”或“不可逆性”）。凯恩斯提出消费理论不久，经济学家就开始收集数据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家庭调查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了验证，但很快就出现了“长期停滞假说”和“库兹涅茨与消费之谜”两个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在家庭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研究中能够成立，但在考察长期时间序列时却不成立？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在各自的理论中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各自从消费者的选择理性出发，提出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简称LC-PIH），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LC-PIH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由他一生拥有的总收入决定的，当前收入增加导致消费者一生可利用的资源增加，从而引起消费者消费的增长，但这些增加的收入要均匀分配到生命周期中，使其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同等程度地增加。LC-PIH将消费者看做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前瞻性”，其消费决策不仅依据现期收入而且还依据未来的预期收入，即消费者依据持久收入进行消费，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之间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然而，实证检验并不支持以上假说，Flavin［16］发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Flavin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持久收入模型中，得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且随机游走假说有很多严格的假定，因此，该假说并不具有现实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预防性储蓄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利兰德和扎德斯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居民消费除受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越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就越强，相应地居民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说明不少被理性预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Flavin发现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消费“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被预防性储蓄理论所解释。

上述消费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消费现象，且各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同。凯恩斯的理论依据是“基本心理法则”，莫迪利阿尼、弗里德曼、霍尔、利兰德、扎德斯等人的研究则假定消费者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莱布森等人对消费的研究重新开始回归心理学，他们认为，消费决策不是由极度理性的完全相同的经济人做出的，而是由真实人做出的，其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他们的一项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由上述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可见，在西方的消费理论研究中，尚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消费现象，经济学家也并未达成关于消费理论体系框架的一致的结论。

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特征及其消费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就我国而言，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各项制度的稳定性等方面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生活理念及价值观与西方社会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消费者的理性远未达到西方消费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经济人的程度，但又不是“短视的”、完全“后顾的”消费者，居民的消费处于日渐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主观上希望达到跨时或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综合前述西方消费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关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研究和经验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

其中，Ct表示t期消费，滞后1期的消费Ct-1表示消费习惯（或称为消费惯性），Yt表示t期收入，Xt表示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

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都以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解释。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并不是平滑的，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的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的边际效用越大，消费者储蓄动机越强。关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度量，国外文献通常采用失业率或收入的变动来表示。由于预防性储蓄理论产生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更多地依赖于收入的变化，因此采用这种度量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城镇居民福利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很大，因此，关于不确定性的度量，本文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变动最大的支出是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且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具有明显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因此，代表不确定性的支出预期变量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购房支出预期和教育医疗支出预期。

在消费政策方面，1998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储蓄存款利率，调低普通商品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税率，推行消费信贷，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本文将储蓄存款利率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政策变量，一方面，利率调整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投资和消费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除利率以外的其他消费政策都可归于影响消费的收入变量和价格变量中。

基于以上分析，式（1）中Xt可分解为购房支出预期、教育医疗支出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利率四个变量，具体变量含义以及数据见第三部分的模型及“数据说明”部分。

三、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将理论模型（1）进一步扩展为（2）式的模型形式，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2）式中，除利率和基尼系数外，其余变量都取对数形式，因此，估计系数可以看做是弹性系数。

ln（cit）=α+β1ln（cit-1）+β2ln（yit）+β3iit+β4ln（jyylit）+β5ln（fjit）+β6Giniit+εit（2）

其中，i＝1，2，…，30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时期。cit代表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cit-1代表消费习惯，用前期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表示；y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iit代表不同省份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用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相关省份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数据利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年=100）减去100得到。计算得到；fjit为不同省份城市的平均房价，代表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yyl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支出及支出预期，用各地区人均医疗、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表示。Giniit代表各省份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用全国平均的基尼系数表示。

1.变量选取说明

（1）购房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衡量。

住房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居民用于购房的支出越来越多，同时居民手中积累的房产财富逐年增多。总体来讲，房产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对于无房户来说，房价升高，其购房支出或预期购房支出相应增加，这部分居民必须攒更多的钱用于购房和之后的还贷支出，这会挤占消费；而对于有房户甚至有多套住房的居民，由于房价的上涨引致了财富效应，财富的增加会直接增加房地产所有者的财富水平，提高其消费倾向，从而带动消费。此外，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大，能直接或间接带动上下游60多个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行业内个人收入的增加，进而带动消费的增加；对于个体购房者来说，购房之后的装修、家具的购买等消费行为是随之而来。因此，从宏观上看，居民购房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是带动还是挤占并不十分确定。国外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得出定论，国内学者的观点也未达成一致。

本文用房价作为城镇居民购房支出的替代变量，主要原因在于房价的高低一般决定了购房支出的多少，并且房价高低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未来购房支出的预期。模型中各省市的平均房价的计算公式为：

fjit=xseitmjit（3）

其中，xse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额，mj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2）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及支出预期的计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不断被社会所诟病，药品价格虚高、大处方、过度医疗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家庭投入负担过重和教育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使居民对未来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预期不断增加，居民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付未来的大额刚性支出。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

本文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实际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之和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预期。计算公式为：

jyylit=jyit+ylityit（4）

其中，jy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yl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

（3）基尼系数的计算。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之一，本文有关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参考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发展报告1997》讨论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基尼系数=∑ni=1xiyi+2∑ni=1xi（1-Vi）-1（5）

其中，x为各组人口比重，y为各组收入比重，V为各组累计收入比重，n为分组数。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并用该基尼系数表示各省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各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数据所分等级不完全一致，且数据不全，因此无法计算各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总体来看，虽然各省之间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有较大差距，但各省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趋同，因此本文用全国的基尼系数替代各省内部的基尼系数。

2.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由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形式（2）可以看出，因变量的滞后项出现在方程的右边，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传统的使用带有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OLS回归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为有效克服上述情况给方程估计所带来的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IV）及广义矩法（GMM）对方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选择的是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本文对各指标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了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方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PP。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模型中的变量ln（ck，it）、ln（yk，it）、ln（jyylk，it）、ln（jfk，it）、Giniit都是一阶单整的，ik，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可以对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式（6）所示。

ln（cit）=0.05（1.80）*ln（cit-1）+0.83ln（yit）（46.7）***+0.0005iit（2.46）**+0.19ln（jyylit）（14.6）*** +0.04ln（fjit）（5.01）*** -0.21Giniit（-3.76）******、**和*分别表示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中为t统计量。（6）

Sargan检验值为36.7%，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约束有效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约束有效。

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城镇居民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显著，弹性系数达到0.05

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Ct=Ct-1+et（7）

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不符合随机游走假说，消费者对于持久收入并没有肯定的预期，因此他们不能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消费者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的特征是相符的。

2.收入始终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弹性系数达到0.83

因此，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极大地刺激居民消费。图1显示了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经检验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在长期内，消费将与收入维持同步增长的态势。

3.反映实际利率变化的系数虽然显著，但只有0.0005

表明居民消费在样本期内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很小，实际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会相应提高0.0005%，利率调整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降低了当前消费的价格，使居民更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减少了居民的财富收入，迫使居民减少消费。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因此，一般认为，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说明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增加了居民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利率对消费的影响系数非常小，接近于0，因此，调整利率基本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4.表示不确定性的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其值为0.19

表明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每提高1%，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将增加0.19%。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是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呈现出同向变动关系，但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与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而是远远高于消费支出的增长，这说明教育和医疗支出已经挤占了其他项目的消费支出。教育和医疗改革导致个人教育和医疗支出迅速增加，居民面对这一问题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减少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教育医疗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居民当期消费减少，我国总体上的居民消费不足。

5.购房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相应地会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

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购房支出在总体上表现出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即财富效应以及相关联的消费支出高于替代效应。购房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将提高0.04%，但依靠房价的上涨带动居民消费增加这一思路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上也是不可取的。居住是住房的基本功能，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财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也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这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与住房相关的消费需求。但近年来，房价持续快速走高已经超出预期，甚至已成为社会问题，高房价必然导致一部分消费者无力购买住房，贷款买房后必然会挤占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我国开始全面开展住房体制改革始于1998年，本文的实证分析在1998―2008年的样本期内表现出房价与居民消费具有正相关性，但并不能表明持续的非理性的高房价可以带动居民消费需求。

6.近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贫富悬殊问题日益严重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上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在0.2―0.3之间为相对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达到0.5时，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容易引起两级分化，导致多种社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得到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如图1所示。

由图可见，2002年以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04年以后一直高于0.4，2008年达到0.413。这还只是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若考虑到城镇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隐形收入等不合理收入，Gini系数将更高。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整体上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消费不足，本文研究表明，Gini系数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将减少21%，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是政府相关政策应遵循的方向。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之后，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和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

为了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应努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小贫富差距，利用税收杠杆，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住房价格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居民购房的成本，抑制了消费

但另一方面住房的财富效应又能对消费产生带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3.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

因此，调整利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不大。城镇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主要来自教育和医疗等大额支出的增加，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主要还是应当考虑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

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9）.

［2］ 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兼对中国消费不振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3］ 苏良军，何一峰.中国存在消费的“库兹涅茨之谜”吗？――来自城乡面板数据的检验支持［J］.经济科学，2006，（2）.

［4］ 吴晓明，吴栋.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状况关系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

［5］ 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2）.

［6］ 龙志和，周浩明.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0，（11）.

［7］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

［8］ 施建淮，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1999―2003［J］.经济研究，2004，（10）.

［9］ 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

［10］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11］ 田青，马健，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7）.

［12］ 王合绪，夏阳.中国居民的过度敏感性分析［J］.经济科学，2000，（4）.

［13］ 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与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5）.

［14］ 申朴，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J］.世界经济，2003，（1）.

［15］ 王芳.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统计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3）.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9）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看作是经济的“内在稳定器”和“减震阀”，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增进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被认为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正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这种变化和发展必然会使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征，给学者提供更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障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经典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在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和预防性储蓄理论。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Keynes表述了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将收入由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转移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会提升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Modiglian的生命周期假说和M.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基本上同时发展起来。前者以在一生中平滑消费来解释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水平越高，人们的储蓄意愿也就越弱，消费率就会越高。后者则将社会保障视作永久收入，并以此为基础，推断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来改变居民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要比减免税收等暂时性的措施效果要好。1968年，Leland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方面的功能，可降低居民或家庭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谨慎性储蓄，主动扩大消费。

（二）后续理论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尽管各种学说构建研究框架的假设、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都得出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与居民消费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西方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持谨慎态度。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发表了论文《社会保障，引致退休，资本积累》，提出了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一种“挤出储蓄”的力量，而“引致退休效应”则会迫使人们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进行更多的储蓄。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对储蓄和消费的影响将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净效应。

经验文献中的社会保障与消费

（一）得出正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在提出了“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后，Feldstein还以美国1929年至1971年的数据对此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使储蓄降低了大约50%，显然在美国“资产替代效应”大于“引致退休效应”。1994年，Jonathan Gruber对失业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研究的方法十分独特，分别考察了有失业保险和没有失业保险两种条件下失业期间消费的下降情况。根据他的研究，如果没有失业保险，失业期间消费将下降21%，如果有失业保险，消费仅下降7%。1999年，Ndikumana与Allene利用67个国家七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消费规模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收入分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总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收入，有利于提高消费。2005年Wouter Zant在荷兰所做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二）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经验研究

1965年，Phillip Cagan利用1958-1959年消费者联盟中15000位会员的数据来分析养老金对储蓄的影响，发现参加养老金计划会唤起人们的退休欲望，从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1975年，Blinder运用美国1949-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收入分配调整对居民总消费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水平的渠道在这一时期并不顺畅。

综上所述，国外学术界对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是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虽然主流观点倾向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并未取得结论上的完全一致。这一方面源于模型的框架、解释变量的选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各国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存在着重大差异。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

1999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分水岭，而关于社会保障与我国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自1999年分为两个阶段，具体如下：1999年之前，学者们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为理论框架，1999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1994年，臧旭恒考察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认为居民消费和传统福利保障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1999年，赵新安、程义全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和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研究的内容相对简单、直观。1999年，宋铮对1985-199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居民储蓄的最主要因素，而要想启动居民消费，首先要启动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2000年，龙志和、周浩明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对1991-1998年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九年间，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明显，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大，储蓄的规模也就越大，消费也会随之萎缩。这两项研究均从谨慎性储蓄的角度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积极影响。2006年，韩冰等利用2002年全国各地区消费和收入的横截面数据，得出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1125，仅排在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

除了对全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外，学者们也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二元性，做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王丽娜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福利被打破而新的社保体系还远不完善，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1年的50.1%。2004年，冉净斐以2000年和2001年全国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得出了农村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即期消费的结论。2007年，陶纪坤指出，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是制约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的主要因素，而农村社保网络的建立与完善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消费。

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肯定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如赵卫华（2004）、杨天宇和王小婷（2007）。他们均认为在我国，社会保障的“引致退休效应”要大于“资产替代效应”，因此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净效应应该是负的。

我国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研究的不足

最近二十多年，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消费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给我国相关研究提供了模版和范例。而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体制改革背景也要求我国学者不能照搬国外的理论，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处在学习和探索阶段，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兴消费理论在国内的适应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和目标储蓄理论相继出现，把收入冲击、流动性约束、目标性消费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内，这不仅丰富了储蓄理论，也延展了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朱国林等曾经从生存性消费、遗赠储蓄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出发，建立了一个研究消费的理论框架，但这三大动机和目标性消费动机在内涵上有不小的差距。因些可以说，国内对预设消费目标和流动性约束条件下社会保障影响消费的机理分析还很不成熟，并且也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从1991年到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由708.6元增加到4760.62元，农村市场也就自然而然的被看作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主要力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网络，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拉动内需、保障民生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新农保试点预留了资金。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也缺乏对农村低保、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

（三）社会保障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2006年，世界银行认定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7，越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理论研究中，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Keynes的经典理论认为在收入增长的过程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炫耀性消费理论却给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增的消费函数（Walther，2004）。因此，对社会保障与我国各阶层消费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社会阶层的界定比较复杂、各阶层社会保障数据可得性也较差，国内不论是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展开的长期研究，还是利用截面数据进行的短期研究都比较薄弱。

参考文献：

1.Wouter Zant.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 for the Netherlands[J]. De Economist,2005

2.Levchenko 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2005,(2)

3.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ried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

4.Cagan, Phillip. The 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from a Sample Survey[M].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65

5.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7.冉净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消费需求增长的关系研究[J].南方经济，2004（2）

收入与消费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04-02

现阶段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消费需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主要是靠消费带动，消费需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一国总需求中消费大约占比重到达70%，消费需求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经济学理论表明，消费者一生的消费与他们一生的收入水平有紧密的联系，其中与他们当年的收入之间关系不大。消费者不同的消费边际倾向决定了消费者不同的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主要代表理论是早期凯恩斯主义时期的经验性心理法则，即消费者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较大。另外，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是以基于理性消费者决策的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一）生命周期理论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阿尼提出了以生命周期为主的消费函数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面临的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现在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依赖于一生的收入。理性的消费者在计划一生的消费和储蓄时会按照自己一生的收入和财富，针对自身进行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

（二）生命周期理论解释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并不依赖于理性经验法则的单一数值的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生命周期理论意味着一生中的持久收入、暂时性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的消费倾向并不相同。大多数人会选择稳定的生活方式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关键假定，即在各个时期消费者会进行相似水平的消费，假定每年消费者面临的消费相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函数为C=WL/NL×YL，WL代表消费者工作年数，NL代表生活年数，YL代表消费者每年工作的劳动收入，C代表每年的消费数量。消费函数表明整个人生中消费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在工作期限中消费者通过付出劳动，积累资产和财富。当消费者退休后，利用积累的财富进项消费，在生命结束时，消费者通过一生积累的财富恰恰消耗完变为零。

二、持久消费生命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关于持久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人或家庭的消费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与当前的收入无关。持久性收入是指个人期望为获得收入持续地工作。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持久性消费理论表明，在保持个人财富完整性的同时，工作获得收入和积累财富，其中消费在收入现值中占有固定的比例。持久性消费理论就是个人为维持在有生之年消费比率，依赖于现有财富水平和现在及未来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其中，消费函数为：C=cYP，其中YP为个人持久性收入，个人产生的持久性的收入将分配到以后的许多年份，面临的消费水平应该比获得收入更加稳定。

三、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

（一）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来源

结合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持久性消费理论，提出了“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即LC-PIT。现阶段消费者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收入进行的消费行为将分配到许多年份中，当收入发生较大的波动时，消费者会利用以往积累的财富熨平收入波动带来的影响，所以个人消费比收入水平更加稳定。

（二）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说解释

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假设理论认为，消费主要取决于个人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且消费还会与现期的收入相联系。一个人暂时性收入用于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较低，即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接近于零。来自持久性的收入引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接近于1。政府如果利用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时，暂时性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的计划效果并不显著。持久性的税收会使消费者获得持久性收入，此时消费者面临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更高，更有利刺激经济的发展。

四、“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政策意义

（一）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定义

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此基础上，巴罗作为新古典主义学者以理性预期为依据重新论述了这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政府财政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通过征税和发行公债所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

（二）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思路

在出初始时期政府预算是保持平衡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政府为激励消费者进行资金支出和投资，会采取减税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减税会增加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根据生命周期―持久性收入理论，当收入增加时，使得个人财富积累，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提高。因此，减税作为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会鼓励个人和公共部门的投入的增加，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实行减税的财政政策会造成财政赤字的发生，为了保持预算平衡，政府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不得不增加税收用于支付债券和积累的利息。理性的消费者会预期政府今天借债，意味着将来政府会提高税收，来弥补发行债券所支付的利息，以保持财政的预算平衡。政府通过债权融资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减少税收负担，这种政策只是重新安排了政府税收的时间。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因暂时的减税增加消费开支，进而这种政策的实施所达到的效果并不显著。

（三）巴罗―李嘉图等价理论的政策意义

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表明政府因实施减税措施而发行的公债会被人们作为潜在的税收考虑到整个预算约束中。在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发行的公债和未来潜在的税收的现值是等价的，因此，两种政策的变化前后消费者面临的预算约束是一致的，从而暂时的减税并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支出。李嘉图等价定理向我们解释了政府通过税收和债权进行融资所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当政府发行债权进行融资时，居民购买政府债券，一段时间后获取来自政府的利息支付，政府进行利息支付会造成财政赤字，为了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在未来，政府会提高税收，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来弥补由利息支付造成的财政赤字。当人们意识到两种政策的效果时，消费者在获得政府利息支付时并不会增加消费支出，会将所得收入储蓄起来用于未来支付政府更高的税收，因此现阶段人们所支配的财富和征税的财富数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