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史论文汇总十篇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1）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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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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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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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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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2）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和研究本课程能够让我们清楚地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使我们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更加深入透彻，从中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开设该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现如今，当前全社会对于应用技能的重视和对基础学科教育的忽视，在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理论性强、历史性强，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教学效果不佳。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来揭示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另外，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1]。所以，经济学说又是具有历史性的。这就使得学生刚一接触到这个课程就给其贴上了“不需理解、死记硬背即可、不实用”的标签。
其次，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内容繁杂、枯燥，易混淆。经济学说史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从古希腊、古罗马与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跨越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等诸多学派，可谓内容繁杂[2]。而这分支众多、林立的学派又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不同时期经济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所以在内容上就会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经济概念的内涵和经济规律是在不断探索和纠错中逐渐完善的，所以在教学中同样的一个概念会有不同定义和解释，学生会感觉枯燥且容易混淆。
针对以上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1.精心组织和梳理教学内容。可充分利用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通过划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其中，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将时代背景与学说产生紧密结合。有助于对理论体系的深入理解同时体会经济学说的历史性、阶级性和政治性，增加对内容的理解；二是重视经济学家生平的介绍。在课程讲授过程中，补充穿插经济学家的传记和相关趣事，讲解他们人生经历对其经济学说的影响。这样不但能加深学生对经济学说的理解，同时从其人生经历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既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也加深了其对理论的思辨。三是做好对经济学思想的评述。经济学说史作为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理论体系包括阐述、评论两大方面。因此在讲课时应先阐述理论，对各种经济学说，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评论时与历史结合，客观地看其贡献和不足，而不是教条的引用某一教材的话，并且提出此问题让学生思考。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避免空洞的说教和枯燥无味的叙述[3]。针对大部分学生对经济学说史课程“纯理论、实用性不强”的认识偏差，教师应努力增强课程内容的实用功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如早期重商主义的重金思想可以联系当前的现象；如重农学派关于农业问题的认识，对于当前我们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帮助；如在讲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时，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可以联系我国外贸的实际；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提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我国的降息减税等现阶段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支撑等等，这样就可以充分体现经济学说史的现实指导意义，使学生能够感性地理解和掌握抽象、枯燥的理论，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3.教学方法多元化。一是针对经济学说史课程中有许多知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在教学中应多采用比较教学法，对这些知识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并抓住重点内容。如比较分析早晚期重商主义观点的异同；如在学习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比较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及特点，明确异同点，使学生能够系统地掌握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重要理论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再如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萨伊定律和凯恩斯定律等等，通过比较进行类推，发现规律，触类旁通，减少记忆内容。二是采用多媒体教学技术，增强上课的直观性，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链接经济思想史网站和新闻网站，现场点评和讨论，强化经济学说史的理论知识的目标，为日后的专业学习与经济理论的运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4.考核方式综合化。考核是对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的客观评价。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笔者认为，考核的目的不仅仅是考察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要考察他们自学、查找资料、总结、表达、写作等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而论文的考查方式则更倾向于测试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因此可以将论文作为主要的考核形式，同时采用定期检查读书笔记的方法（由任课教师提供文献资料目录，最好是学校图书馆里都有的书，要求学生看这些书并且写读书笔记），再辅以课堂表现的考核形式。这样做既可以兼顾到学生的平时表现，又可以使其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逐渐了解如何运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和研究问题。
总之，对经济学说史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除了要克服该课程内容繁杂、实用性不足、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够等劣势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增强该课程的趣味性与实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掌握这门课程的知识体系，从而将经济学知识融会贯通，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林建红.关于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探讨[J].商业现代化，2012（09）：145-146.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4）
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 如果已认识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 因此，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19 世纪末期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议论，都集中在历史认识论上。我以为， 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雨)、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 但都可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 需要再认识。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认识， 否则历史学者都可下岗了。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真实，史料考证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的史学]。结果出现了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和包含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本来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 不仅评论当时效果，还包括它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即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只应作为思维方法，而非推理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我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法，前句是说经济的发展应与界相适应，后句是说要有意义地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经 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是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 今 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史无定法]， 需根据时空条件、问题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对待[经济人]这个假设时，还要从社会和文化传统上来规范它。
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回归分析要谨慎，例如不少于十个连续数据。除非当代史，我不赞成用模型，也不赞 成用反拟法(counterfactual)。
经济史利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但应指出更复杂的历史条件，提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 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运行，才能持久。制度机制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历史上也常有变迁，尤其像田制、赋役制度、劳动制度等。这种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停滞和倒退。一般说，生产和(或)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近代经济史是研究传统经济向化经济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的经济因素，不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还要有体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变革，才能完成(以化为标志的)转变。这是西方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交往与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商业制度变革和革命，最后导至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认为，我国在16、17世纪已经产生了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赋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变迁，但由于一元化专制统治的牢固和18世纪的众多逆流，未能引起体制的和政治的制度变革，因而未能实现工业化。
社 会
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结构、群体组识和行为的变迁；同时，体制度和的变革，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近代经济史无力整个社会，主要是考察人中与分业(土农工商)、宗族制度、等级制度、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变迁，这些变迁反映社会化的趋向。
应注意到，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封建政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障碍社会现代化的效率都远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纪王朝。
文 化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5）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继承传统学术，接受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为起点的。它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以梁方仲（1908—1970）和傅衣凌（1911—1988）为杰出代表，都以明清社会经济史为园地，探讨建立本土的学术意识。1996年11月，我在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上课时，在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之后，曾说：
梁方仲和傅衣凌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经历，具有一些共同点，即
（一）都有很深的国学造诣，学术功底深厚，掌握史料丰富，常能发人所未言，起发凡起例的效应。
（二）和传统史学的治史者不同，都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训练，思路比较开阔，故能注意相关学科的移植和整合。
梁方仲的研究特色，是把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他对田赋制度的研究，注意名物术语、史料考订，又做到本末兼备，源流兼探，既继承了传统制度史的成果，又具社会经济史的特色。
傅衣凌的研究特色，是注重私经济的研究，发掘大量前人所不重视的契约、族谱、墓志铭、乡规民约等资料，以民间文献证史，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
这两种研究路径不同，由殊途同归。现在看起来，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傅先生在成名作《福建佃农经济史论丛》（邵武，协和大学，1944）的题记中说：
我常想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是由于史料的贫困。……因此，大家尽管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鲜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余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
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燃?K?越??芳叶杂谒匚?怂?坏赖纳痰暾什尽⒚窦淦踉嫉榷颊渲氐乇4妗⒗?茫?┪?芯康乃夭摹T谕夤?矣行矶嗟淖?叛д撸?袷子诖讼钭柿系乃鸭?驼?恚?瓿善涿?蟮闹?鳎??谖夜?蚍秸??济妊俊1臼槎杂诖说阋蔡丶幼⒁狻??庖桓鍪妨纤鸭?ǎ??平?泄?缁峋?檬返难芯克坪跎兄堤岢?
他所指的“近来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其意应包涵年鉴学派及受其影响的史家，但傅先生并非直接取法于年鉴学派，而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而作出的反思。本土的学术渊源，则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历史考证文章、顾颉刚的《古史辨•序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他在《治史琐谈》中提到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影响。他把重视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关注自下而上的群众史和区域研究，利用草根社会的史料，用中国的历史语境来表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成为本土一学术动源，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正因为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论著，在战后成为日本、美国重建中国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这一时期研究成果后来修订为《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成了五六十年代日、美汉学家和研究生的案头必备之书。记得有一次，傅先生和我谈及，五十年代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和他谈到傅衣凌的研究贡献，打听傅先生的研究近况。八十年代，我在日美英等 国访问时，认为学者都提到他。由此可见他在国际上学术威望之隆。
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梁方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建立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为契机，出现繁荣的学术局面。傅先生是主张十六七世纪前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代表。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存在许多议论和评价。我无意对此说三道四，只想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作点说明。
近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社会史是1986年前后重建的。林甘泉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批评：
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1]
大家都知道，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社会史方面看，他研究乡族势力——地缘与血缘联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江南市民运动——即今所谓“第三领域”，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的地位和作用，领主制在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中的复兴和余绪，从社会结构探讨社会变革的动乱，从李贽、郑成功、顾炎武的思想看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从《红楼梦》看清代社会的性质，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并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他和年鉴学派一样，都是“社会学化的历史学家”（），拷问的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他们研究的具体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方法由是相似的。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一书中介绍说：
费弗尔坚持认为，新历史学必须从文字档案和由文字档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必须利用人类的一切创造物——语言、符号、农村的证据、土地制度、项圈、手镯——以及任何其他可利用的资料。简言之，他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2]
傅先生则多次申明：
历史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任何文字记载、口碑传说、实物资料、正面记载和反面记载，包括一些破铜烂铁的东西，都是有用的。……记起梁任公先生早就指出方志、族谱、帐簿、契约都是研究历史的很好史料，我们为什么不可从中利用呢？古代史家掌握的史料，有不少是从个人的耳闻目见，实地调查得出的，这就教导我必须深入社会，处处留心，广收博采，到处皆是学问。
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此外，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所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
我总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单纯的从历史谈历史，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量史料，广泛的应用史学以外的其他科学知识，参考外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的研究。[3]
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知识，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傅先生在这一时期进行总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对中国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吴承明先生指出：
这个总体性研究是自梁启超提出“近世”这个概念以来对近世（16世纪以来）史最精辟的观点，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观是前无古人的。[4]
因此，尽管和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显得沉寂，和外国人也缺少交流，但上述事实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似乎可以这样说，以1982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创刊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在中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界占有了应有的位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两大中心。
林有能先生说：
80年代，活跃的经济史研究曾孕育出一个“闽粤学派”（有此一说），指的就是福建和广东两地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所以会被冠以“学派”的雅名，主要原因就是前辈学者——福建的傅衣凌先生和广东的梁方仲先生分别在两地培养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风范得以传承和弘扬。[5]
更确切地说，梁方仲先生逝世以后，以福建广东学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是在傅衣凌的旗帜下集结的。林甘泉先生把它称为傅衣凌学派：
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6]
傅衣凌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带头人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建全国第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博士点，作为该学派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1988年厦门大学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被评为首批部级重点学科。
二、创办新中国第一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迄今已连续出版了77期。
三、改革开放后，最先走出国门，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介绍给世界，抢运中外同行的交流和互动。
四、组织和完成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创新性成果。
关于傅先生晚年主持科研项目的成果，外国人所知不详。我协助傅先生主持工作，故有些稍作介绍：
《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六五”、“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从1983年起，课题?成员和研究生在闽南、闽西、闽北展开大量的社会调查，获取了许多民间资料。在史料整理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闽南土地文书综录》（杨国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在在论著方面，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傅衣凌、杨国桢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文化》（陈支平，上海三联书店，1991）、《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台北，国学文献馆，1993）、《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郑振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福建手工业发展史》（曾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则是作者参加调查研究后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国家教委“六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衣凌，人民出版社，1989）、《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杨国桢，人民出版社，1988）。
《明清东南区域山区与沿海经济的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七五” 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成果有《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专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这些科研项目凝聚和锻炼了厦门大学的学术群体，也是傅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得以传承和宏扬的重要原因。
傅先生逝世后，分散各地的学生继承他的遗志，光大他的学术，并有新的发现和跨越。近十余年来，他们走在社会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出现如下可喜的新动向：
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在学术史回顾和对自身学派的反思中，发挥傅先生的学术勇气，改变固有的研究模式，实现从陆地史观到陆海互动史观的转换，从中国视角到世界视角的转换。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借助和应用更加熟练和深化，由于“科际整合”的方式不同，形成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分支发展与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人类学综合发展并存的多元化局面。
参预国际学术合作和学术思想的对话和互动。一批傅先生的学生和再传弟子走出国门，传播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把国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带回中国，应用在学术实践中。其中有李伯重借鉴国际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反思资本主义萌芽，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出色研究；在我和博士生们借鉴国际海洋史观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有?支平、郑振满的福建社会文化史研究，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与人类学的合作与互动。1989年起，经国家教委批准，以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和我为主持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的历史和人类学者联手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研究。我们用三年时间在福建省的12个县做田野调查，搜集了32个村的民族志资料，并在台北举行了3次“闽台社会文化研究工作研讨会”，出版了3本《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4—1996）。1994年起，又增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历史和社会学者参预，开展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在上海、福建、江苏、浙江四省市调查了14县16个村的民族志材料，举办了了一次工作研讨会，出版了《华南农村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庄英章、潘英海编，台北，中研院民族研究所，1998）。郑振满又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开展“仪式、地方文化和中国近代化”研究在莆田建立了“莆仙文化研究中心”，对莆田地域社会与文化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出版了《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郑振满、[美]丁荷生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山大学与英国、美国、香港的历史与人类学者联手开展华南地域社会研究计划，在福建、江西学者的参与下，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从闽粤赣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创造过程。建立华南研究资料中心，1996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出版《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至今已出版24期。在学术实践过程中，开始从区域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并于今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傅先生和我指导的陈春声博士。
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这一变化，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受到年鉴学派从经济社会史向历史人类学转向的影响；而人类学、特别是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新动向，反映了分化与重组的新格局。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以为，无论偏重于经济史或社会史、文化史，还是历史人类学，只要坚持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这“似乎是对经济史的背离，窿对经济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7] 。
在中国学术界，参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已远远超出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范围，扩大为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地理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专家参与的领域，他们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对他们抱有深深的敬意和钦佩。因论题所限，恕不一一介绍。
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面临诸多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相信，当新一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后，一定有一个更广阔、光明的未来！
注释
[1] 邹兆辰、江湄：《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2] 杰克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55页。
[3]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33、34、43、44、50页。
[4] 引自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页。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250-02
一、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性质、地位及意义
1.课程的定义及基本任务。经济学说史(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s)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它有很多不同的名称: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等。但他们都有基本一致的主题:以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本身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研究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因此,经济学说史可以简要地定义为: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基本任务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学说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思想渊源揭示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学说的历史,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经济学说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中,它们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以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发展的继续。任何经济学说,都有其渊源,而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在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时,都要利用先前经济学家所创造的成果和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无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独立创造出一套经济理论体系来。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的,某位政治狂人,实际上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由于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发展的这一特点,就使以经济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说史有必要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加以研究。
按照中国经济学学位点的设置,经济学说史属于“理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一般在经济学说史二级学科下,又设有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学说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三个三级学科。由于在中国,从意识形态上把经济学划分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因此,西方经济学说史就是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历史。这样,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说史时一般就不再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内容。
2.课程的性质。从课程的性质来讲,西方经济学说史是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历史的学科,因此就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庸俗性,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辩护的,但在另一方面各种西方经济学说又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结晶,它又具有寻求经济规律的实证性和科学性,特别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相当成熟和完善的阐述和应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3.课程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从课程的地位来讲,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的开设可为学好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其他应用性经济类课程奠定重要基础。
从课程的作用来讲,首先,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创新的灵感源泉。不理解经济学的历史,就不知从何创新。正如奥地利学派对于拉赫曼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思想的重申:即不要将“先贤”们的理论作为最终定论,也不要简单地认为他们的理论已经没有发展余地,而要结合新的情况重新解读他们的理论,挖掘他们的理论有助于阐明当前问题的新的含义,而这种含义也许是他本人也未曾意识到的。然而,在财经类专业存在一种普遍的情况,即绝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这个学科思想的历史,只知道近几年的知识状态,这已经严重地限制了学生们的思想和视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许多学生对形式化的东西非常熟悉,可惜思想及其肤浅,这与忽视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思想史课程远比学几门专业课重要得多(贾根良,2008)。其次,经济学说史可以提供以往经济学创新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霍奇逊指出:“一个全新的持久的理论建设可能最好以思想史为理论来源,并运用现代社会哲学和自然科学提供的各种工具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整理。以这种方式运用方法论和思想史并无新意,但可以建成一个坚固的理论大厦,经得起未来的现实和概念不断变迁的洗礼与震荡。”
从课程的意义来讲,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史,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了解今天在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今天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政策的理解;学习经济学说史,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温故而知新,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并从中寻求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借鉴意义、有启发的东西。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当前我国各大综合院校及财经类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广泛开设了经济学说史类的课程。并且其开设的历史长短、师资力量同该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实力正相关。例如作为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在经济思想史课程上均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目前各高校多在本科第4、第5或第6学期开设该课程,多为2～3个学分,36~72个学时。教学大纲主要覆盖16世纪开始的重商主义前古典经济学至19世纪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间或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知识量大、基础性强、理论性强、历史跨度大的课程,对我们的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我校课程开设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程开设现状。我校经济系是于1987年从马列部独立出来的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从1998年起经济系开始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但一直未得到学校和系里的重视,课程被边缘化了,仅作为专业任选课,在本科第5学期开设该课程,为2学分,36个学时。在笔者的积极呼吁和努力下,直到2006年学校和系上才将此课程定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必修课,仍在第5学期开设,学分变为3个, 学时加到54个。
我校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从开设至今在任课教师的辛勤劳作下,完成了课程大纲、教案、课件、习题集等初稿的写作和制作,并于2009年批准为校级重点课程。
在搞好本科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同时,笔者积极进行“理论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经济思想史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并获得了成功,于是从2007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目前已招收了3届6名学生,毕业1人。
2.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经过笔者多年的刻苦努力工作,为课程的教学和建设做了一些事情,但是,目前课程的建设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师资严重缺乏。自从1998年起开始为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开设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以来,前后共有两位教师担任主讲,从2001年起只有一位教师了(即作者本人,并且同时研究生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和本科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讲)。二是实施教学的一些基本硬件无法满足,例如,没有多媒体教室、与教学有关的视频资料缺乏。三是课程建设经费不足,导致教师无法备足与课程建设有关的书籍、期刊等资料;无法走出去参加全国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培训、学习和交流;无法将课件制作得更好更完善。
三、加强课程建设的建议
课程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具体的实施中应该注重积累总结,贵在坚持,注重细节。现根据多年的教学和课程建设的实践,对我校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的进一步建设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明确。现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作为校级重点课程,其建设必须以加强和完善为动力,以提高教学水平为核心,以增加投入为保证,以提高质量为目的,同时为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最终目标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培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创新精神的经济学专门人才。
2.建设措施要落实。课程建设是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中心,以教学档案建设为依据,以教学设备建设为保证,以教学管理科学化为手段,以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一项系统工程。具体措施要求如下:(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是教学的主导,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是课程建设的核心。打造一支人员稳定、素质优良、结构优化、高效精干、团结协作、充满活力的教学队伍是加强课程建设的首要任务。现在我校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引进本课程专任教师多名,特别是高学历、高职称,具有较丰富经验的教师。其次,在课程建设中,要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师资的形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加强本课程主讲教师的对外交流,学习兄弟学校经验,进一步提高本课程的整体教学水平。强化科研工作,既为任课教师提高自身素质和大幅度增强课程信息量及教学深度提供基础,也为学生结合课程内容、参与相关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2)大力改革、完善教学方法,广泛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积极采用多媒体、网络等信息技术及其提供的资源开展教学和自学辅导,充分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教师的指导作用,努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对已有的课程大纲、教案、课件、习题集等初稿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具体具备的时候编写一部适合我校学生使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4)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教学条件。希望学校、院、系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大教学基本建设的投入,优先改善课教学所需的多媒体教室、视频教学手段、图书期刊资料等教学条件。同时满足主讲教师的培训、学习和交流,使其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总之,课程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发扬求真务实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切实把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建设抓出实效,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新时期对经济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设有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院:网易教育频道[EB/OL]..
[2]各大院校经济思想史课程介绍,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研室简介”[EB/OL].e-con.pku.省略/xszx/ingji05.htm;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全校、全院必修课程一览表”[EB/OL].econ.pku.省略/un-dergraduate/class01.php.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7）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政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政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独立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独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政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政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国家领导人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独立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法论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8）
【摘 要 题】理论研究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 speaking,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need conform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ies all have undergone a course, which formed economic history to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which Fu Yilin sponsored is the direction that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make great efforts to attend. The social history without economy will not become an entire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in economic history also need combine with social history.
【关 键 词】经济史/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整合/创新
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吴承明先生十年前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在我国经济史、经济学乃至历史学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读吴老新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1]，深悟其经济史观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这篇有关经济史学理论的文章中，作者不仅回溯经济史学史、介绍西方历史哲学、比较中西历史观、探究理性发展之路、反思批判理性主义，而且对经济史方法论问题，包括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经济计量学、新制度学派经济史观等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尤其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吴老在文章的最后，特别论述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明确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而言，笔者本属门外汉，然多年从事中国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实践，又使我体悟到吴老此观点的学术理念。这就是：经济史的研究要跳出就经济而经济的框子，"注意非经济因素"，尤其要注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社会整体出发研究经济史。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撇开对经济因素的研究，社会与经济紧密粘连，相互作用，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目前经济史学者多无力研究整个社会"，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应当全力以赴。
一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将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置于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19世纪西方史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实证史学特别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主体和客体不存在任何依存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人与事。对原始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的严格考订和批判，是兰克实证史学的基本要求。如此，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便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资料，尤其是官方文件是最主要的原始资料。伊格尔斯尖锐地指出：
兰克那种狭隘地集中注意与广泛的社会背景脱节的政治史，过窄地着眼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事务，过分倚国家文件而对其他史料不屑一顾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模式，不仅对于德国启蒙史学家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政治社会史的雄心壮志来说是一个倒退，而且也反映了这种研究模式产生时，19世纪早期普鲁士大学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局限性。[2]
兰克的实证史学虽然位居19世纪西方史坛的霸主地位，但与其观点和方法不同的学术派别与兰克史学始终并存而行。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种史坛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对传统史学的深刻反思，并对新旧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中总体史的追求及经济史从历史学中的分立，对日后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18世纪后半叶以来，对总体史的追求就成为西方史坛的一股重要的史流。被法国年鉴学派奉为新史学"祖先"的伏尔泰，在其《关于历史的新知识》中就发出了历史研究应当使"人们了解所有的人，而不是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的呼声。在伏尔泰看来，历史不仅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还应当包括经济、人口、技术与习俗等内容。随后，夏多希里昂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伏尔泰的观点："近代的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必须无所不包；从天文到化学，从金融到实业，从绘画、雕塑、建筑到经济，从宗教法、民法、刑法到政治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基佐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称为"文明史"，认为"文明就是汇集和概括所有其他事实的、普通的和最终的事实"。米勒更明显提出史学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精神文化的历史。[3]（P18～22）对总体史的追求，不仅触及到了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而且为经济史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大体来看，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史开始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虽然初期的经济史仍保持着历史主义的特点，但像阿什莱（Williams J·Ashley）、坎宁翰（Williams Cuningha）、施穆勒（Gustav von schnoller）这样的经济史学家已试图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历史。时至20世纪初，经济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经济要素分析和数据资料更加受到重视，以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论著如克拉潘（John H· clapham）的《现代英国经济史》、《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汤普逊（James.W· Thompson）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现代资本主义》，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均以其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而名盛一时。[1]值得重视的是，19世纪中叶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对经济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皮埃尔·肖努在《经济史：成就与展望》中明确指出，全国范围的竞争、经济学思潮以及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评论家对经济、社会危机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样大大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从更高层次上总结唯物史观"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与经济史直接相关。
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史。[5]（P27）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史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20世纪3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异军突起及其日后的快速发展，则使经济史走上了社会经济史的轨道。1929年，法国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格赫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正式诞生。刊物的名称本身即明确表达了年鉴学派的史学创新方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显然，利用"经济"一词，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及经济领域在各民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契机，一反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正是年鉴学派异军突起的动力。从此，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成为新史学追求的目标，经济史和社会史这对孪生姐妹也"由灰姑娘变成了公主"。1946年，年鉴易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标志着年鉴学派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扩大，但"事实上首先注重的还是经济"。菲利普·阿里埃斯强调指出："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是历史的关键，是今天的历史也是昨天的历史的关键"。[3]（P179）
被西方学者誉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是经济史走向社会经济史的理论家和实践家。1958年，布罗代尔发表宏文《史学和社会科学》，明确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此三种时段相适应的"结构"、"局势"、"事件"三个概念。在布罗代尔看来，结构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对历史起经常、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局势是指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现象，如人口增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业变化等，事件则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灾害等。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事件是爆炸，"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时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6]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观，在他的两部不朽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具体实践，他不仅从内容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摒弃了狭隘的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事件，代之以包括生态、地理、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在内的"全面历史"，而且从方法论上沟通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各种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发挥。正是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史学家纷纷撇开政治事件的精英人物，而去研究经济、社会结构和"局势"，而经济始终占据着"优先地位"。阿里埃斯总结道：
经济史（当然不是随便那一种经济史）在第二代年鉴学派时期还是占有优先地位。当时的法国史学家，不管是名满天下的，还是无人赏识的，都不曾忘记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经济史是一种符合人文主义雄心的群体的历史。它能够使人了解小人物，默默无闻的群众是怎样生活的。[3]（P174）
随着战后年鉴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新史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入，并在整体上革新了这些领域。虽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了利用现代统计和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电脑对历史经济现象作计量分析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挑战，但"经济史在法国始终是社会史和总体史的一部分，年鉴派试图通过社会经济两层次来达到把握总体史的愿望，因而经济史便始终保持着和其他领域的对象和交流"[7]。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吸收新经济史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体现总体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注重对经济的各种层面做出调查和分析，更加注重对特定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分析和把握，更加注重将经济史置于宏观社会研究的范围内来理解，同时也加强了运用计量方法并注重解释模式的清晰度，这一切都必然使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加深入。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其实，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而深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将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并旗帜鲜明地宣称："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言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3]（P6）。
二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可谓历史久远，自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直至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历史记载，但此类文献多偏重典章制度，很难称得上系统的经济史。
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吴承明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开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官僚资本论》、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史代表作。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开拓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使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经济史的理论建设而言，国内经济史研究大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尤其注重对生产力的研究，真正以经济学理论从事研究的成果相对有限。
粉碎""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史成为史学界备受关注的学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仍在继续热烈地争论中，或经过争论逐渐取得共识；专题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区域经济史、城市史、生产力发展史、人口史等长期存在的空白或薄弱的专史得以加强并呈方兴未艾之势；系统中国经济史及断代经济史的论著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及外文资料的整理出版，为中国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经济史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的问世，西方经济学理论及经济史经典著作的译介、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论著的翻译出版等等，都说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并预示着她在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在中国史学界也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已故著名学者傅衣凌先生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者。林甘泉先生在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径称"傅衣凌学派"，认为"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在谈及傅衣凌学术思想时，林氏概括道：
傅先生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出了很多成果，做了很大贡献。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是把明清作为一个长时段来研究，充分注意社会下层变化，善于从下向上看，偏向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在资料运用上，傅衣凌也比较重视那些直接反映社会状况的契约、文书、家谱、族谱、档案等资料，形成资料特色。[8]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更为可喜的是，傅先生的传人继承其学术传统，仍在辛勤耕耘、苦心经营着这块史学园地。但是，审视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我们要强调的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之统一，"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有通过个别而存在"[9]。历史的统一性客观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对象，都必然体现着特定时代环境的偶然性和复杂性，任何范围和层次的历史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历史的内容既是多样的又是具体的，从多样的历史中探讨其内在的统一性，正是历史学得以成为科学的前提。"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复杂多样的国家，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国情，决定了长期以来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这种不平衡的特征仍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也是我们从区域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从学术意义上而言，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为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检索林林总总的年鉴派学人的重要著作，我们会发现费弗尔、布罗代尔、古贝尔、拉杜里等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大多是属于区域性的研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其研究对象只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我们能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史著吗？具体到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晚期的城市》，尤其是施氏提出的宏观地域学说，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区域研究的典范[10]。巴勒克拉夫曾明确指出："微观分析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检验辛勤劳作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人所共知的论点，而且证明这些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充分的"。[5]（P128）
从区域角度开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现阶段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从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看，短时段的因素，尤其是革命、战争，中时段的因素，如人口、物价、贸易、运输、工农业等，中国经济史学界都曾开展过不同程序的研究，而长时段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却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的是，长时段因素对一定的地域社会而言，甚或对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他在书中有这样的叙述：
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且是非常缓慢地推动它。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许多世代的稳定的因素：它们阻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流动速度。其他一些结构则很快失掉了。但所有的结构既是支撑物又是障碍物。障碍物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试想一下打破特定的地理环境、突破特定的生理现实，打破特定的生产力限制，甚至突破这些或那些精神心理的局限的困难吧。心态环境同样也是长时段的桎梏。[7]（P111～112）
强调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应特别注意对"长时段"的考察，并不是要一味夸大地理、环境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是强调我们必须把经济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要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变迁的整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如此才能体现整体历史变迁的面貌。事实上，工业、农业、商业、贸易、交通、生产、流通等等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离开对"长时段"的深入系统考察，就不可能对经济活动的变迁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同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区域、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问题的研究，经济因素、经济结构也应放在社会史研究者的视野中。加强对"长时段"因素的研究，同样是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11]其意亦在将人口资源环境纳入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
就方法论而言，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可以各显其能，但田野调查却是一种非常需要重视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好处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对研究对象有切身的体验和领悟，最大限度地做到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客体的发展变迁，丰富研究的内容。其次，田野调查可以得到更多在图书馆找不到的原始资料和口碑资料。年鉴派学人不仅从理论上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大大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甚至是经历了一场"资料革命"，勒高夫强调说：
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图像材料、考古发掘成果、口头资料等。一个统计数字，一条价格曲线，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古代的一块化石，一件工具或一个教堂的还原物，对于新史学而言都是第一层次的史料。[3]（P6～7）
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就特别注意田野调查，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组织助手在福建农村进行过大量调查，地方文献、口述资料、地契碑刻、历史遗存等大量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在他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想，吴承明先生讲，经济史学者应"依靠社会学家的成果"，似亦蕴含此意。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任重而道远，笔者不揣浅陋，写出以上拙见，欢迎识者给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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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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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别到史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8.
[8]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庆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4）.
经济学说史论文篇（9）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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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说史论文篇（10）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