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业论文篇（1）

针对上述的情况，笔者结合“分层教学”的原理，尝试着对农村学生数学家庭作业进行分层布置。采取了设置家庭作业的“梯度”、提高家庭作业的“趣味”、控制家庭作业量等方法，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乐于完成家庭作业，减少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还给学生能够自由把握课余时间的权利。

“分层教学”是一种对传统教学的改造。它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提高教学的内在品质，使教学既能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又能促进学生共同提高的教学组织方式。而家庭作业分层，是切实考虑到农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遵循“量力而行，共同提高”的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一、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这样做既减轻这一部分学生家庭作业的过重负担，增添了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为他们自主完成作业增加了信心和乐趣，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抄袭其他同学家庭作业的现象。虽然对学习有困难学生进行分层次安排家庭作业，由于不用顾忌优秀学生吃不饱，所以降低难度，学生能做多少就布置多少，表面上学生作业量的少了、浅了，但却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我在《2.1有理数的加法（一）》的作业中，删掉了配套作业本上的综合运用部分的内容，而改成如下的内容：

和式和的符号和的绝对值和表达式

（+5）+（+8）（+5）+（+8）=

（-15）+（+8）（-15）+（+8）=

（-12）+（-7）（-12）+（-7）=

（+10）+（-20）（+10）+（-20）=

（-30）+（+30）（-30）+（+30）=

由于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进行了分层原理，而对这一部分学生实行“低起点、低难度”的家庭作业要求，自然就调动了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他们自卑、落后的心理状态。而且老师选择作业时自始至终是关注着这一部分学生，这种“待遇”是他们在传统状态下所享受不到的，这也激发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真正实现这一部分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并向优秀学生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作业层难度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作业层次的不断提高，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能力和学习的探究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二、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比较轻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创新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教师对学习比较轻松的学生设置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家庭作业，而不用担心作业难度的适中性。从而使教师可以更专心的设计一些数学问题。可以在家庭作业中渗透与其他学科“整合”、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综合”思想。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家庭作业的内涵，这样的家庭作业肯定会加深优秀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真正体现：“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

比如：在《认识不等式的解》一节中，针对学习有余力的学生补充一些有创意的作业，意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与分类讨论能力。作业设计如下：

小明说：3a>4a，聪明的你认为呢？

又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某班有23位同学去郊游，他们有两种租车方式：出租车和人力三轮车，已知，出租车每辆最多乘4人，三轮车最多坐2人。

（1）请你设计他们的可行的租车方案（5种以上）。

（2）如果出租车每辆每次10元，三轮车每辆每次7元，请你设计最节省的租车方案。

数学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帮助人们进行合理计算、帮助从们进行演绎推理。通过对数学模型理解，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数学工具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这无论是对培养优秀学生数学思想，还是为完善他们数学方法，还是发展他们应用能力，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正是家庭作业的分层，才可以使学习轻松的学生有这样的机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对纪律差、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创造了可能。纪律差、厌学学生，他们不是做作业的时间太多，而是不肯做家庭作业，他们要么抄袭其他同学的家庭作业，要么就干脆不做家庭作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态度不好，对数学学习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课堂上根本不听，而且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他们不仅自己不学，还严重地影响他人的学习。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是与传统的作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中学生好奇、求胜欲强、学习从兴趣出发的特点，结合数学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等特点，努力挖掘各种内在因素，创设情境，诱发激励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兴趣，因此，教师要设计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如，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收集数学数据等等。使他们由被动的“要我做”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做”，从而引起他们做作业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比如在讲到《数据的收集》这一节时我设计了如下的作业题：

据了解,区教育局要求初中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请你设计调查表,调查全班同学每天做作业的平均时间,并检验是否符合规定?并向数学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实践证明，这样的作业能激发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而且学生们提出了许多的建议，使学生们充分到参与到问题中。必要时，教师可以参与到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作业之中，帮助他们设计调查表，为他们作示范，鼓励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这样就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初中数学家庭作业的分层布置尊重每个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学生的心理特征及个性差异，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机会，并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为数学教师提供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平台。尝试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中……

家庭作业论文篇（2）

家庭作业是巩固知识、形成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业设计，是教师备课的重要一环。好的作业设计，不仅可以巩固一堂课所要求掌握的知识，而且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拓展知识面，点燃创造思维的火花，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多年来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现状是家庭作业或单调枯燥、缺乏弹性、偏重书本，或简单的重复抄写，或机械的死记硬背，或枯燥的题海苦练。这样的作业练习，脱离生活和学生实际。这种封闭的、僵化的作业模式严重阻碍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压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僵化了学生的思维，遏制了学生创造力的产生，能力的培养便成了空中楼阁。

人的智力是多元的智力，不是一种单一整体的能力，而是由多种智力成分组成的综合体。这些智力都是与生俱来的，是存在个别差异的。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儿童，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而已。对于一个孩子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教育方法，是帮助他寻找一个他的才能可以尽情施展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满意而能干。”而我们的教育恰恰没有重视这一点，原本家庭作业是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语文能力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了教育界的顽疾。虽减负的呼声很高，但鲜有实效，各学校仍然我行我素，包括自己在平时的作业布置上也依旧如此，作业堆山填海，学生照旧被书包压断腰，真是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发现学生中不爱写作业、不写作业的情况屡有发生，对自己的教学成效的提升不但没有帮助，反而经常因为作业问题影响自己的心情，给教学工作带来了太多的不利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反思作业观，反思智力观，理解多元智力的结构，并且贯穿于教育活动之中。本着教育的“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成长”的目标，人尽其才，以适应不同的学习风格和特长。

1. 传统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的现状及其负面影响 家庭作业是学生巩固知识．形成语文能力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必要途径。然而，我们却发现，传统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

1.1 作业量过大、时间较长。我国教育部门规定：“小学一年级一般不留家庭作业，二三年级每天不超过30 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1小时，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低年级还是高年级的小学生，作业量往往都会超过一小时。小学语文历来就被人们看作是一门包含作文的“大主科”，作业量更是变本加厉。面对大量的家庭作业，学生望而生畏，草草了事，按量完成，犹如作业机器。

1.2 作业脱离不了课本本身，学生无法向课外延伸。 传统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一般是对教材内容的重点难点的梳理．归纳，或是课后有“正确”答案的练习题，学生无法冲破课本的圈子，无法向课外延伸，更不能与生活接轨。长此以往，学生一旦要解决与实际生活比较紧密的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而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是高分低能的人。教育不仅仅是追求百分之多少的升学率，而是追求每个学生的活泼．生动．主动地发展。早在半个世纪前，陶行知曾批评说“中国教育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而学以致用永远是教育的直接目的。因此，让学生参与更多的社会实践，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学生在学校中学到的东西，只有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变的鲜活起来。所以，我们的小学语文家庭作业必须根植于生活实践，发展于生活实践，应用于生活实践。但是现在的作业现状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境界，而是单一的“课本-作业-课本”的无趣状态。

家庭作业论文篇（3）

中学生的身体正在处于发育阶段，加强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学生在面对沉重的学习压力时迫切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么，进行体育运动锻炼可以练就好的身体。

2.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体育课上的集体活动对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会让学生逐渐改掉自私自利、心胸狭隘、不合群等病态性格，例如，接力赛、打羽毛球、踢足球、打篮球等。这些团体活动项目，不但锻炼身体还能增进同学间的交流，使其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把集体的荣辱放在首位。

3.形成良好的性格

现在有的中学生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缺乏良好的沟通交流。在他们的脸上展现最多的往往是淡漠。很显然，沉默的学生内心是孤独的、痛苦的，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极其不利。其实性格内心的学生心里还是渴望和同学、朋友、老师及父母交流的，也很希望融入班级这样的大集体中。

4.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现在许多中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即使是一些小挫折也会使他们小小的心灵不能承受，更会令他们的情绪无法控制，那么，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体育课上的各项训练、比赛就势在必行。在体育课上多进行比赛并评出胜负，会为提高学生心理承受力提供锻炼的好机会。

二、体育教学中家庭作业的重要性

1.丰富学生的课余体育生活

社会上和教育部门推行学生的“减负”工作，使学生每天回到家里有许多剩余时间，很多学生都把这些剩余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上网、看电视、打游戏等上面，无形中缺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也上不去。而体育家庭作业正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派上用场，不仅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健康的生活好习惯。体育家庭作业不仅让学生在课外时间获得锻炼身体的机会，还可以了解更多课外知识；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学习思路，还可以加大各科的知识面。这使得体育家庭作业在整个尝试过程中得到了大多数家长们的认可。

2.促进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交流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家长们都忙于事业，孩子的课业负担也越来越重，属于孩子自己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而体育家庭作业可以促使家长与孩子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加强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

3.促使学生积极锻炼，增强体质

在现在的中学体育课中，把课堂作业和学校的小型体育比赛、运动会的比赛、体育课上的体育活动等项目有效结合，让课堂作业和体育活动同时进行，能更好培养学生的学习精神、团队精神。例如：在去年的学生体育质量抽测和模拟测验中显示，学生的爆发能力、柔韧素质、肺活量指数等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体育家庭作业是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4.课堂教学在课外的有效延伸

体育教学中学生刚学到的知识、动作技术如果不及时复习巩固就会逐渐忘记，所以，布置体育家庭作业必不可少。它不仅是体育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效果的延伸，更有利于学生体育运动习惯的培养和运动能力的提升。

家庭作业论文篇（4）

20 世纪60 年代，职业生涯管理学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传入中国的时期为20 世纪90年代中期。职业生涯管理学是组织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帮助其进行职业生涯发展的一系列活动，是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职业生涯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满足了员工、管理者、组织三者的需要。对于组织来说，也是一个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职业生涯管理开始被所重视和应用， 并得到员工和组织的普遍欢迎。

现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组织为了提高组织的整体竞争力，开始管理雇员的职业生涯。而个人也开始注意到这方面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竞争力，现在中国逐渐兴起的职业生涯规划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从最初开始进入职业劳动到最后完全退出职业劳动的历程。职业生涯管理就是管理这一历程，过去大都是组织来发起和进行，它是还可以通过个人进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重要性，而且观念和内容都相比于过去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职业生涯管理的主体，职业生涯发展从组织管理转变为由个人管理（Hall，1998）。自我职业生涯管理对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组织也是一样，关系到员工竞争力的保持。两个目的促使组织心理学家关心职业生涯发展：首先，培养或储备组织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其次，员工的发展需要被满足了，员工就更有可能会为组织做出自己的努力。

除了对工作方面的发展的追求，现在的员工同时也在寻求家庭方面的稳定和发展。在传统的组织观念中，家庭与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认为组织的目标是首要的，并且不会去了解组织目标对个人或家庭造成的损失。很明显，传统的观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发展需要了，组织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而家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为职业生涯与家庭因素息息相关，或协调或冲突。

一、工作家庭冲突方面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70年代，研究者认为冲突的形式是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一般体现。很多文献阐述了雇员个体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回报等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种压力来源，家庭冲突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有子女的员工会产生很多生理心理上的不适症状，如较低的工作效率、工作倦怠、缺勤或离职、精神健康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等。

1.有关双职工家庭的研究

有关双职家庭的研究在国外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其重点在女性身上。随着地位的变化，女性开始承担多重角色。女性成为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并开始有了自己的职业追求。但是，女性还是要履行家务、抚养子女等传统意义的家庭义务。所以，研究的开始阶段主要集中于探讨女性承担多重角色的影响，以及由此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变化。

现阶段，发现为了使家庭生活的和谐运行，单靠夫妻的努力并不足够，社会规范、政策等与家庭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方面关注的研究认为，家庭幸福还需要社会政策等宏观条件，比如具有弹性的工作时间，抚养孩子的优惠政策等。

大部分学者只是把研究集中在一小部分的双职家庭上，也就是那些最成功和最杰出的双职夫妻，却忽略了那些由于信念或经济原因而注重家庭生活胜于工作的家庭，所以可以说这些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2.溢出理论与补偿理论

“溢出理论”认为，假定工作与家庭之间是暂时分离的，然而在一个范畴的行为和感情可能会被带到另一个范畴。“补偿理论”补充了 “溢出理论”，认为假定工作与家庭之间是一种相反的关系，在一个方面的丧失会由另一个方面的投入获得补偿。这些研究和理论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有研究发现溢出和补偿可以同时发生在个体身上，这就给解释个体选择某种反应是原因提供了难题。而且，这些理论认为个体是反应性的，而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塑造环境的。

3.工作家庭冲突理论及研究成果

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当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压力在某些方面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产生的一种角色交互冲突。即，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工作任务使得个体不能够尽到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或者反过来因为家庭负担影响到了工作任务的完成（Linda & Christopher）。Greehau等（1985）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概念，其具有指向性，即：因为工作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工作家庭冲突”；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而产生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家庭工作冲突”。因为这些冲突各自的角色期望不同，故而在时间、压力和行为方面是不相容的。

4.工作――家庭边界理论

美国学者克拉克（2000）在对以往的工作家庭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这个理论提出“工作”和“家庭”属于两个不一样的范畴，不同的规则联系着在其中的个人。边界界定了工作或家庭的范围，是与范围相关的起始点。边界一般分为物理的、世俗的和心理的这三种形式。边界跨越者是频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转移的那些个体，并很有转变为中心参与者，即具有内在化的范围文化、被证明有能力胜任某项责任、与核心人员保持联系、有范围责任识别的个体。监督人是工作中的普通边界维持者，而夫妻是家庭中的普通边界维持者。其他范围成员对定义范围和边界有影响力但对边界跨越者却没有权力。

（二）国内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国内对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还仅仅是局限在少量实证研究和综述性研究。李淼、陆佳芳、时勘通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变量并提出了相应干预策略。陈兴华、凌文辁以及方俐洛对工作-家庭冲突提出了平衡的策略。

《工作家庭冲突的初步研究》（陆佳芳、时勘等）通过科研单位、金融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 195 个有效样本，发现员工更加能够知觉到工作-家庭冲突而更少知觉到家庭-工作冲突；在工作压力受到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程度方面，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相比更加地严重。李晔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研究中，对文教卫生系统的员工进行了调查，取得了448个有效样本，结果表明包括工作卷入、组织支持、加班轮班、工作时间等（照顾老幼除外）与工作直接相联系的影响的因素会工作家庭关系；而包括家庭支持和家庭卷入等（工作时间除外）主要与家庭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会影响家庭-工作冲突；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主要来自单位和家庭的社会支持。郭翔认为职业生涯的每一阶段都与家庭因素高度相关，可能是相互协调或者相互冲突，所以他重点分析了家庭生命周期对职业生涯阶段的影响，并得出家庭对职业生涯各阶段的影响具有不一样的特征。最后，在个人、组织以及国家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平衡措施。

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证性研究，促使组织的管理者更加地关注工作与家庭的冲突问题，并能够制定一些相关的措施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还是需要更加进一步进行可操作性研究。

二、家庭（父母）因素的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变量

组织中的员工除了在过职业生活同时还在经历着家庭生活。家庭对员工本人有重大意义， 也会给职业生活带来许多影响。以往对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结构变量和过程变量两类。前者有父母工作状态、家庭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等；后者涉及父母支持、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相互的，在员工职业生涯的规划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前因变量

家庭经济地位：家庭经济地位可看作是职业选择和探索的预测源（Phillips等，2002）。员工如果具有较高的家庭经济地位，则会有较高的职业预期和职业抱负、并会追求更加有威望的职业。有研究认为，原因主要是在于具有较高家庭经济地位的父母会给员工提供工具支持（如工作引导和职业信息）及情感支持，而来自于得父母支持，并由此经历更多的困扰。一项研究验证了这一观点，即中产阶级的父母会有意识的参与到其子女的职业发展之中，为其提供兴趣和能力发展的活动场所，教给其子女更多与职业相关的知识。所以，这些员工更有机会了解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兴趣以及职业选择。而相反的是，工人阶级的父母会认为其子女的职业发展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从而较少地对其进行兴趣发展和能力发展的引导。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是这其中最主要的差异（Hill等，2004）。

父母工作状态：父母的工作条件、工作经历以及雇佣状态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中的母亲失业会影响到员工的职业抱负、成就。父母失业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安全感以及其对自己未来职业的成功预期。通过对于员工活动的参与及学业的指导，父母工作状态也会间接的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

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包括了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以及相应的能力和技能，这些都会融入到父母教养方式之中引发自我效能信念等，并影响员工掌握其未来职业成功所需求的技能（Ketterson等， 1997）。Hill等（2004）的研究显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员工的教育抱负，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有较的高子女发展期望，这种期望会内化到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去，所以父母会主动参与到其学业活动中，并最终促进其职业的发展。

三、过程变量

亲子依恋：根据依恋理论，父母是员工在幼儿早期的“安全基地”，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是幼年时期获得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情境稳定性和跨时间稳定性。在职业的社会情境中，在童年时期就形成了安全依恋的员工会更有胜任力和信心，并会具有职业生涯探索活动的主动性中（Blustein等，1991）。但是，依恋水平的高低并不意味着其职业生涯探索发展水平的高低（Vignoli等，2005）。Lee 和Hughey（2001）的研究显示，心理分离和母子依恋的中等水平会促进员工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的增高。不过，两者关系更多是通过职业生涯探索行为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对其工作态度、动机与方面的了解还是较少。

父母教养行为：父母教养行为是个体成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研究者非常重视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Bryant等2006）通过对员工的职业发展的论述，指出父母教养行为会促进员工发展职业兴趣和选择能力，其中父母的应对方式会直接影响职业生涯探索的过程，并进而间接作用于工作效能感和职业满意度。Kracke（1997）认为，父母对子女职业准备的支持、父母的开放性以及权威型教养行为可以正向预测员工的职业生涯探索水平。而Vignoli等（2005）研究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忽视型方式会抑制员工环境探索的频率和广度，而权威型方式则与探索活动无关。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其结论并不一致，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父母支持：作为员工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父母对于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关注和支持与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相关显著，父母支持正向预测子女的职业生涯规划（Ketterson等， 1997）。此外，员工感知到的父母支持与其坚持性以及职业自我效能感有关，Turner 等（2002）发现，员工在父母的支持下，能够坚持自己解决问题，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感知到的员工支持是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重要预测源。

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家庭的父母因素对职业生活的影响有时甚至会超过个人发展目标对职业的影响。职业生涯管理作为组织人力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但是对于雇员的另一半――家庭考虑的不是很多。家庭与工作的冲突，以及家庭的各个因素对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现在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所以学者们可以从这方面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郭翔.论家庭对职业生涯的影响及平衡措施.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2]李晔.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研究. 人类工效学，2003，9（4）：14-17.

家庭作业论文篇（5）

196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德出版了家庭社会学名著――《家庭》，受到了社会学界的普遍重视。 1982年得以再版，再版时作者对该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再一次系统重申了他的学术思想，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1986年，中国学者魏章玲将《家庭》一书翻译成中文，中译本的出现，为我国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本论文中，笔者意在从对古德家庭观的认识出发，尝试解析其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一、文献分析与推导

1. 问题的缘起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上对于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家庭研究上表现为家庭结构趋于多样化，家庭功能多元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社会学，也引起哲学、史学、经济学等各界学者的注意，推动家庭社会学的现代化并向应用科学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古德完成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成为其家庭研究的黄金时期。

笔者在进行专业课学习时，对古德此阶段的家庭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真考察了古德思想中的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的联系、工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系统）的建构、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并意外地发现其思想体系中的后结构主义影子，而绝非是利用后结构主义思想解释古德的家庭观，这是对古德家庭观的新理解，也是对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笔者根据已有文献推导出对于“多元差异”分析框架的文本性建构，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多元差异”包括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两个子框架。综合已有文献，笔者发现在古德的思想中，存在“多元关系”（包括工业社会中的多元亲属关系等）和“相对差异”（男女两性相对差异）的相关分析和描述，而这一分析和描述与同一时期在法国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承认“差异”和“去中心化”）在理论认同方面有相契合的部分。据此，笔者从后结构主义与古德家庭观的关联出发，利用这一分析框架解析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2. 关于古德思想的研究

回顾对于“古德”思想的研究，文章不在少数。魏章玲在《评W・古德的一书 》③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一、重视理论观点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作者认为，古德的理论核心是经验研究关系的一种结构或体系，并非常重视数据，反对想当然的推理方法。二、强调家庭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认为社会是通过家庭来取得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三、主张男女平等，作者认为古德全书中贯穿了这一基调，并在角色分工上打上这一烙印。 四、作者认为，古德通过对西方、日本、中国、印度等国传统制度的比较，概括了全世界家庭模式的主要发展趋势，指出工业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家庭变化。

而对于古德“亲属群体和关系网”的研究，蔡禾等在《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④一文中认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Good,w.j)的家庭研究支持了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以血缘为核心的亲属支援模式会慢慢扩展到以包括其他次属关系的社会支援模式。

与之不同的是，在《家庭革命》⑤一书中，作者陈功认为：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是趋同论的代表人物，指出工业化改变家庭制度的进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着的，尽管出发点不同，发展速度和道路不同，但都朝着“某种类型的婚姻制度”在发展，在婚龄提高、离婚率增加、家庭核心化、功能减少等方面都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趋同一致，并且这种趋同现象也是符合工业化发展需要的，等等。

尽管对于古德家庭观的研究种类繁多，观点多样，但是主要的研究趋势是对古德观点的理解与描述，理论上的深入考察比较少。因此，笔者对于古德家庭观思想进行深入考察并对权威理论进行重新梳理，探讨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二、后结构主义与古德家庭观的关联

1. 时代背景的关联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发展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强势地位丧失，并随后呈现出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多元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西方家庭社会学开始把研究重点转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变革及其趋势，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离婚、生育率、两性关系、非婚生子，到人工流产、试管婴儿、同性恋、丁克家庭等等，并对未来家庭作出种种预测。而这一时期的美国因为越战的失利，社会中弥漫着消沉颓废的气息，所以，嬉皮士、性解放、权利归花儿（意思是通过爱情和非暴力实现社会改革）等现象相继出现，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一时期的古德，也迎来了他家庭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家庭》一书的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思潮也在法国悄然兴起，并在美国盛行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拉康、福柯、利欧塔等等。后结构主义思潮对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批判结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思潮，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后结构主义对当代各种思想文化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理论的基础,从文学批评、政治理论、文化研究到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所不在。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极为广泛和无定形的思想流派，它的很多特征，如差异、去中心化等概念在古德的家庭思想中都有所体现。

2. 思想内容的关联性

古德在家庭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并不仅仅在于将家庭社会学的一些已知的命题归纳为原理、假定和定义，还有对社会变革中的家庭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工业化与家庭，性别模式与社会地位之变化，扩大的亲属关系。有学者指出：“工业化是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后现代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也主要是受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法国学者德里达为后现代分析提供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研究路径，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姿态，而是介入伦理和政治的转型姿态，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景，去叛逆霸权的思想和行为，后结构主义研究取向在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亚领域中尤为明显，其中之一就是女性主义作家运用解构主义⑥分析父权话语”⑦。古德虽然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作家，但是从他关于“性别角色”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解构主义的踪迹，例如“差异”“多元化（非中心化）”概念等，古德认为男女两性在能力和才干上的生物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两性差异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个体在获得性别角色时，途径是多元的，包括工具性职责、表意性职责等等。

鉴于此，笔者对古德家庭观中出现的后结构主义现象进行一一表述。

三、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1. 何为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理论化的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去中心化”、“差异”、“多元化解构”等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认为“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客体――主体性的人和社会（结构），在后结构主义者的视野中已经不存在了，社会结构也已经由形构走向了彻底的解构”⑧。虽然后结构主义最早出现在语言学及文学评论上，但是，在现代社会学领域中后结构主义的表现，主要在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是指在研究中直接采用后结构主义的相关术语，如布赖恩・特纳塔提出的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和”⑨。隐性是指在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或方法。而古德的家庭观中正包含着隐性的后结构主义思想。

2. 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表述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差异”（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的分析框架对古德家庭观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在“相对差异”和“多元关系”的子框架下，分析古德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中的相对差异，亲属关系网络和工业社会家庭中所体现的多元关系。

古德在探讨家庭中的角色关系时认为，男女两性在获得性别角色时存在“差异”，“意识形态、组织协作、社会压力、经济资源都会对家庭性别角色的分工产生影响”⑩，体现在两性角色关系上主要是“夫妻关系”等，也可以说是权威或是说权力关系，在夫妻关系中，古德以为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资源存在“差异”，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也存在“差异”，于是，在如何维持家庭稳定上，“如果男女双方都有利他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双方在冲突中都能让步，或是双方有关对方角色行为是否合适的看法相似，或双方在相互交往中都能找到更多的价值，我们就能预言，他们的婚姻关系会比较完满。”⑾也是夫妻双方协作完成的，所以可见这种差异是相对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最幸福的家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里，传统权威遭受了人们的非难”。⑿新型家庭权力关系在人们的需要下应运而生，即承认“相对差异”的情况下的家庭男女平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想方式，“承认差异下的平等”赋予了前现代现象――“传统”更大的重要性（罗斯诺，1992年）⒀。

在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的解析中，古德意在证明，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和社会内部社会分工（两性分工）主要是由阶级对立决定和引导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存在生物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生物性差别不能作为社会分工的依据，古德使用“历史性社会分工”这样的话语来证明他的观点，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自我解构，打破了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元对立，确切的说是对形而上学的以“ 阶级”的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之解构，同时在古德家庭观思想中也存在后结构主义的“一致性”，即“思维（理性）和存在（事物）的同一性”⒁，对于两性的劳动分工，男子有可能享有更高的特权，例如“行动自由、不照看孩子、能选择更有趣的职业”⒂等等，古德也认为在先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也是男子的理性选择，古德在社会分工的社会现实中找到了验证，并站在现代化的角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予以解析，也是古德思维与现代两性分工这一事实的一致性，因此也证实了“差异”是相对的，也是笔者在“相对差异”的子框架下希望予以验证的。

同时，古德也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亲戚关系被看作是核心家庭和复合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关系，是由有组织的血统群构成，就像中国的宗族、日本的同族一样，是大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组合，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与更多的人、群体和组织发生社会关系呀，远比以往的社会要频繁的多，而其中有些外界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比亲戚关系网要重要的多。因此，人们可以完全回避亲戚。这就是说，在现代条件下，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⒃由此可见，当一个社会实行工业化时，宗族、世系、亲属或其他血统群体就会遭到削弱和衰退，亲属关系网这一处在中心地位的社会支持系统随之瓦解，中心的地位丧失，也是亲属关系网“去中心”化的完成。但是，古德也承认，即便中心地位丧失，亲戚群体还是会继续存在，成为工业化的阻力。那么，这时的家庭模式该走向哪里？古德以为，在全世界，家庭模式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母系制衰落、共同的亲戚群体的影响的下降、嫁妆和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男女婚龄缩小、近亲结婚减少、离婚率升高等等，我们不难在古德对于家庭发展趋势的总结中看出：现代家庭中婚姻形式的多元化，例如，离婚率升高，传统家庭模式解体，于是家庭危机产生，嫁妆和聘金流行程度的下降，自由择偶的比例扩大，共同的亲戚群体已不再是夫妻双方的依赖，人们的交往群体由初级群体发展到次级群体，交往对象由单一人群向多元人群转变，妇女地位的上升，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也使得男女两性不仅在生物性别，还包括社会性别上的相对差异的产生，也就是笔者在上文中提到的男女双方在家庭中，所占有的资源存在“差异”，所遭受到的社会压力也存在“差异”。

可见，在古德思想里，家庭的发展形势就是家庭的主客体在多元范式下的相对差异。纵观古德的《家庭》一书，从分析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家庭关系出发，发展到工业社会中家庭的特点，再到对家庭变革（本文特指离婚率的上升）领域的问题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得里结出他对家庭结构的解构。

四、结论与反思

本文在建构“多元关系”和“相对差异”的子框架下，对古德家庭观中的角色关系、性别模式和社会分工、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家庭变革等几个方面进行解析，而强调“差异” “去中心化”是后结构主义者的共同特征，笔者试图从“多元差异”的分析框架中找寻后结构主义的特征。

首先，古德在论述性别角色和两性分工时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中两性地位不再是由单一的先赋条件决定的，而是由受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等多方面决定的。因此，个体在获得性别角色认同的渠道的多样化，多元化的渠道也使两性在社会分工存在差异。然而，就多元化视角下的两性差异，同样是在“多元差异”分析框架下得以解构。

其次，我们也看到，家庭所面临到的危机情况，在传统社会支持系统整合能力减弱的现今，使得本应处于中心地位的亲属关系网濒临瓦解，去中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另一个角度说，古德家庭观中的“差异”与“去中心化”是在传统和现代的转型中发生的，不仅仅是在“话语分析”的范畴，更多的是在对步入工业化的现代家庭的解构。

但是我们也看到，古德思想中的理论范围较广，观点种类多样，笔者也只是有意识地选择其表述中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的部分，这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巨大的变化下，家庭在传统与现代的嬗变中，所表现出的后结构主义现象。正如德里达认为，“后结构主义具有一种跨学科的语境，他作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还没有出现，新的和旧的处于一种非寻常的、非线性的关系之中。”⒄

【参考文献】

1. 古德著，魏章玲译. 《家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年10月第1版.

2. 乔治・瑞泽尔著，谢立中译 . 《后现代社会理论》. 华夏出版社. 2003年1月第1版.

3.夏光著. 《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4月.

4. 郑乐平著. 《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新的社会理论空间之建构》. 2003年3月第1版.

家庭作业论文篇（6）

一、引言

1.研究问题的起源

近期曾登出一位小学教师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而反思家庭作业的合理性的报告，题为“想说爱你不容易”，文中写到家庭作业的种种问题，在这些重复机械的家庭作业的压迫之下，学生变成了“小驼背”“小眼镜”“小野猫”。这些现象不得不令人深思，学生的这些付出值得吗？家庭作业的布置是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教学内容的延伸，是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重要措施。课程标准指出“儿童的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要关注学生个性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因而在新课程理念下，传统的作业形式已不再适合学生的需求，所以必须对作业的类型、方法和作业批改的方法，家长的参与方式进行改革，使它成为学生张扬个性的又一个舞台。

2.研究的目的意义

（1）推动教学过程各个环节的完善

家庭作业是教学内容的延伸，根据遗忘规律及时地巩固对人们的记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的教学体系中，一直都比较重视教师的“教”，教学被限定在课堂的研究上，把学生的学习看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必然，使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重视自己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而几乎没有去重视在教学活动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学生的学习过程。然而家庭作业这一过程的完善和提升恰恰意味着对学生学习的巩固和升华，更是对整个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完善的推动。

（2）形成教育合力，促进教育发展

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对中学生家庭作业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家庭作业一直都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所以，本人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研究，引起人们对中学生家庭作业的重视，形成教育合力，共同加固和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使得教师的教学有一定的方法，学生的学习有一定的保证。

3.研究思路

家庭作业是学生利用在家自习的时间完成由教师布置的作业，显然家庭作业质量的提升要围绕教师、家长、学生三个主体展开，我首先通过查阅文献了解前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然后结合调查和访谈的情况，了解到家庭作业的现状，并根据相关理论与调查分析，得出了一些自己对优化作业设计的思考。

4.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本次研究主要是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的学生，选择这两个年级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年级与初三年级相比没有升学的压力，更能体现作业对学习的影响力。

二、文献综述

1.家庭作业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作业这一词的界定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一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作业通常是学校规定的在课余时间之外，由学生独立完成的学习活动；台湾学者陈龙安认为作业是一种学生课外生活的创造性的活动；笔者认为：作业是教师为了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给学生布置的实践性活动，而家庭作业即学生利用在家自习的时间完成由教师布置的

作业。

2.家庭作业的类型

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学生的家庭作业要具有真实感、对话性、重质量、亲和力、资源化、有价值。他们认为一份成功的家庭作业主要取决于作业布置的类型和质量。

3.国外有关家庭作业研究状况

国外学者对家庭作业的量、家庭作业的类型、家庭作业的作用、家庭作业的目的以及家长在家庭作业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其结论和观点是建立在科学心理学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的，而且其研究的实证性较强。但是，国外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学生家庭作业的研究分析。

4.国内有关家庭作业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于家庭作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大众“减负”呼声中，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表面博弈中，总体研究是有限的，尤其是实证研究更显不足。研究的理论视野和领域比较狭窄，程度粗浅，现实针对性有待增强，缺乏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有力支撑，多为一些感性的认识和基于感性的零星实验，不能满足新课程改革的需求。

三、国家教育部门有关中学生家庭作业的规定

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减轻学生负担而欢呼的今天，我国教育部门对中学生家庭作业的量也做出明确的规定。2000年年初，教育部门发出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中明确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小时之内，初中不超过1.5小时。虽然这个文件颁布至今，已有十五年之久，但是广大中学生的书面作业量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很多教师不顾文件的相关规定一意孤行，甚至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把作业当作学校减少工作量的手段，据调查发现，有近45%的小学六年级学生在作业上花费的时间是2～3小时，35%的初中生需要3～4小时，25%的高中生要花至少3.5小时才能完成作业。

参考文献：

[1]李学书.国内外家庭作业比较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09（10）.

[2]Xu，J.purpoes for doing homework reported by middle and high shool student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05（99）：45-46.

[3]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谈振华.课堂教学理论读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3.

[5]任宝贵.美国家庭作业帮助体系的构建及启示[J].国际视野，2007（3）.

[6]Harris cooper.Homework for all in moderation[J].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2003.

家庭作业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F32515 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 670多个，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但从试点区的调查来看，家庭农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发展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运作效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家庭农场的运作绩效应如何评价？从理论上探明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引导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部经管司，20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征：（1）经营者应具有农村户籍。（2）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即无长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量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3）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净收入占总收益的80%以上。（4）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50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100亩（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当地县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①。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区分开来。

胡书东（1996）认为，家庭农场既兼有集体农场及小农经济的优势，又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二者的缺陷。首先，家庭农场的产权结构较为简单，农场主及家庭成员作为主要的劳动力提供者，其收入直接取决于农场经营的好坏，一般不存在产权激励不足的问题，即便是雇佣少量劳动力，劳动的监督成本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集体农场的缺点；其次，家庭农场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经营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化特征，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与小农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再次，家庭农场必须不断的改进生产设备，强化管理理念，采纳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规划投入及产出，形成最佳的经营规模；最后，家庭农场拥有生产经营自，可以根据市场变化随时改变经营安排。因此，家庭农场的组织结构既延续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特征，又是新时期对家庭经营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有关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研究文献，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由于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均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分析家庭农场运作绩效提供借鉴和参考。对于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合作社内在的影响因素，如张晓山（2004）认为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合作社的发展影响很大，专业大户是合作社发展的基础条件；Pulfer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员对社长的信任度、人力资源状况及成员结构是影响合作社绩效的重要因素。二是从外部环境入手探讨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Egerstrom （2004）基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全面分析了影响合作社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认为合作社除了受到同业竞争、原材料供应者及产品购买者的市场力量、潜在替代者的影响外，还受到政治、文化、公众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孔祥智等（2005）认为影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法律及社会发展环境因素。三是结合内部资源及外部环境分析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如韩俊等（2006）认为，合作社的内部资源和客观条件会影响合作社的健康成长；Zuhui Huang等（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合作社绩效的主要因素为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社长能力、社员人力资本。

在研究合作社绩效影响因素的同时，有学者对合作社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深入分析，从最开始的一元评价主体过渡到多元评价主体，从最初考察单一绩效过渡到综合考察综合绩效。如刘滨等（2009）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内部治理机制、社员收益、组织收益、发展潜力及社会影响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依据，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了检验；徐旭初等（2009； 2010）则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以通过行为绩效和产出绩效两个方面来衡量，并利用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样本验证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其中，行为绩效主要反映在组织建设和运营活动上，产出绩效可以通过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及社会影响来测量；赵佳荣（2010） 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价指标除了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以外，还应包括生态绩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有实践意义的成果，但鉴于家庭农场在经营主体、成员构成、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虽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

二、假设提出及模型构建

在本研究中，对于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测量，参考徐旭初等（2009）及赵佳荣（2010）在测量农民合作社绩效时所用的指标体系，并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相应改编，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三个方面测量。经济绩效主要包括：年总产值、盈亏情况、产品品牌度；社会绩效的指标主要有：区域影响力、表彰次数、示范效应；生态绩效指标主要包括：绿色产品产量、环保投入、周边居民满意度。

由于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因素有诸多方面，本研究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资源基础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从内部特征和外部资源入手综合考察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1.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家庭农场所拥有的各种物质资源，是其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条件。本研究结合郭红东等（2009）的研究，从注册资金、土地面积、年均投资量、品牌建设等来衡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社拥有的物质资本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合作社的绩效越高（郭红东等， 2009）；郭云涛（2009）也认为，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及社会效益，但没有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故我们可以认为，当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物质资本时，其运营绩效的各项指标也会表现得更好，由此得到假设1、2、3：

假设1：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3：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场主及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知识、经验、判断等，是家庭农场开展各项活动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普遍偏小，农场主在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故本研究用家庭成员数、农场主教育年限、农场主年龄、创办年数等指标来测量。家庭农场主要由家庭成员组成，与一般性经济组织相比，家庭成员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倾向，有利于降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进而提高组织绩效（陈纪平， 2008）；黄延廷（2010）也认为家庭农场易于制定、执行较为严密的生产经营计划，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故我们得到假设3、4、5：

假设3：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4：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5：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资本。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主要指与供应商、经销商的关系，社会资源主要指与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公众之间的关系。家庭农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其经营水平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会对其绩效产生深刻影响。本研究借鉴黄岩和陈泽华（2011）的研究成果，从政府支持力度、资金借贷难度、经销商关系紧密度、供应商关系紧密度及公众关系紧密度来测量。在合作社的研究中，郭红东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合作社的社会资本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仅次于物质资本，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合作社的成长水平；郭云涛（2009）以广西为例分析我国家庭农场所存在的问题时也指出，由于我国家庭农场存在弱小、分散等特点，难以通过联合形成封闭的社会网络，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社会资本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故我们得到假设7、8、9：

假设7：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8：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9：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其生态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构建出以下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家庭农场运作绩效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三、变量测量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自变量及因变量的测量指标均来自前人的研究文献或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进行了相应的改编，各变量的测量指标详见表1。其中，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测量，其他指标都为家庭农场的具体测量指标。

（二）数据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3年3月笔者联合武汉市农业局发展计划与财务处对武汉市家庭农场所做的调查。家庭农场样本的选取标准为：一是已经注册，二是符合本文概念界定中所描述的4个特征。共得到167个家庭农场样本，主要集中在种植（53家）、水产（46家）、种养型（28家）及循环农业型（24家）四种模式上，其他模式为16家。样本家庭农场2012年收入均在20万以上，年投入量均在10万以上。对于社会资本中的公众关系紧密度及社会绩效中的周边居民满意度的测量，通过随机选取家庭农场样本附近的10户村民进行填答，取均值作为这两个指标的测量值。对反向量表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后，具体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结果与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测量指标存在不同量纲，故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84，p

利用AMOS170对理论模型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中六个潜变量的组合信度都大于08，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07以上（除X35公众关系紧密度的载荷为0677，稍低于07外），且各潜变量的AVE值均高于05的判别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在区分效度方面，如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则可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从表3可知，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整体模型结果

利用AMOS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1370（p=0003），RMSEA=0047，NFI=0917，CFI=0976，GFI=0903。考虑到χ2检验对于样本大小具有高度敏感性，尽管p值未达到参考标准（p>005），但其它拟合指标都高于适配临界值，可以认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各潜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对其经济绩效及社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61和0209），假设1、2得到验证，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社会绩效，物质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而物质资本对生态绩效的影响不显著（R=0056，p>005），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仅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R=0259，p>005），而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4获得支持，假设5、6未通过验证；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资本对社会绩效的影响最大（R=0504，p>0001），对生态绩效的影响次之（R=0356，p>001），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最小（R=0227，p>005），假设7、8、9均得到验证。

图2 路径模型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武汉市167家家庭农场为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主要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农场的物质资本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其运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且对经济绩效的提升更为明显，但对生态绩效无显著影响；第二，人力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经济绩效，但对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的提升无显著影响；第三，社会资本的投入能明显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具体而言，对社会绩效的提升效应最大，其次是生态绩效，然后是经济绩效。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要提高综合绩效，必须特别重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争取政府支持，提高贷款的可得性，加强与经销商的合作，协调地方公众的关系等，以提升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与此同时，还要综合考察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品牌建设，全面提升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

注释：

① 2013年3月农业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家庭农场调查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所确定的纳入调查范围的家庭农场应符合的“七个标准”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1] Egerstrom， L. Obstacles to cooperation. Cooperatives and Local Development：Theory and Applic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M].Me Sharp， 2004：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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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篇（8）

一、引论

创新创业教育的战略实施，推进大学生创业理论与实践的深化探索，创业平台、孵化器等平台的提供，为大学生创业创造优良的环境。源于历史原因，地理标识明显的地方高校，生源基本具有区域特点，区域间的经济不平衡直接反映到学生表现上。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突出社会服务型和应用性，创新创业教育有所偏重，截取点为学生的创业意愿，进行个性化的社会培养，满足家庭、社会和个体的需要。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因素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可以基本划分为个人特征、家庭因素、教育情况和创业环境等四个方面，这其中，作为社会活动基本单位的家庭，展现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家观念”承载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和“关系”的本位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经济非独立的大学生的选择，即，家庭因素势必是大学生创业的先决因素。

经济价值的物质财富或生产的社会关系称为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等都是资本。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构成，家庭资本承载了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范式，成为家庭中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无形支持。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知识资本构成，构成家庭因素的主要方面，成为影响大学生创业的四个因素之一。

经济非独立的大学生经济的依赖于家庭，创业初期可通过众筹、资助、扶持等方式筹得资金，但，80%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来源于家庭，家庭经济资本直接支持学生的学业与生活，对学生创业意愿支配作用比较明显，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创业意愿，这在乌仁格日乐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体现。

家庭社会资本来源于父母的社会网络、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为大学生创业创造社会网络支撑，是大学生创业的动力之一。肖璐、范明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家庭社会网络对大学生的创业动机具有影响作用。

家庭成员的知识背景，从事职业的性质、经验，对大学生创业具有很好的引领作用。知识背景，有助于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的理解支持，个人的成 功与家庭的支持密不可分的。研究表明：家庭商业传统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具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总之，家庭资本在大学生创业整体过程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对其研究应继续细化与深化，整体把握大学生创业的家庭因素，与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社会支撑体制构成大学生创业的三维保障模式，共同促进大学生创业。

二、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为求公允，向同一年级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532份，有效问卷510份，有效率达95.87%。其中，男生为339人，文科男生39人，理科男生300人；女生为171人，文科女生98人，理科女生为73人。调查问卷由大学生自主独立完成，作为家庭中一员，学生对家庭的总体情况具有知情权，数据来源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也不否定个别学生的错误数据。

（二）变量设计

大学生创业意愿属于个体的主观性意思的表达，受个体本身和所处的环境影响。学校、家庭和社会作为外部环境因素，家庭作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是缩小版的社会体现，在家庭社会资本有所表现。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可能比较大，甚至会直接决定大学生的创业实践行为。家庭因素可基本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为一级要素。一级要素需要现实表现的承载体，要对其进行细分，然家庭的复杂性，细分的要素承载一个方面，又可表现出另一个方面，比如家庭收入是家庭经济资本主要表现，从先前的研究中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表现出家庭社会资本。二级要素的界限没有特别清晰，采用模糊的表现方式，进行模糊的表述，通过家庭收入、父母职业相关度与亲友职业相关度、家庭支持度等几个方面内容，呈现家庭因素。针对研究内容，设计无记名的调查问卷，涉及学生的性别、民族、文理、省份、家庭所在地、所在地经济情况、家庭收入、与父母相关性、与亲友相关性、父母支持度、意向区域、意向时间、创业意向程度等方面内容，根据内容设置2～5级不同的选项表述。

（三）统计分析

此次调查问卷的整体效果，与前期实证研究结论是基本相符的。整合数据资料，进行散点图，直方图，偏度峰度分析，K-S检验，皆符合数据分析的基本要求，可作为数据进行单样本的相关分析。采用IBM公司的SPSS19分析系统，进行相关分析，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大学生创业意愿与父母职业相关度、亲友职业相关度和父母的支持度是高度相关，在家庭因素里面，这三项所占比重比较大，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家庭成员的职业、文化背景成为大学生创业首要问题，即家庭的社会资本、知识资本是主要因素。家庭收入与创业意愿具有相关性，但与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位置反而在其之后。

三、主要结论

根据分析结果，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比较明显的就是家族成员的职业和父母的支持度，内涵上指向家庭的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本。

（一）家族成员的职业

职业本身是工作，但也是社会地位的体现，围绕着其形成广泛的权利和义务，是社会威望和声誉的重要体现，以财产、权力和权威为外在表现形式，其主要的影响在于嵌入社会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关系到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嵌入理论认为嵌入到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因个体职业差异产生多寡和优劣之分。个人职业与家族成员的职业存在相关性，研究表明社会资源与亲属关系的职业、朋友的职业正相关。

作为社会阅历较少的大学生群体，创业社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首先向家庭求助，借助于家庭力量，通过家庭社会网络维护其创业。依附于家族成员的职业，创业成功性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大学生创业的选择比较倾向于和家族成员的职业相关的方面。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此观点得到验证。

（二）家庭知识资本

家庭知识资本首要表现就是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的教育经历有助于对创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家本位”也会被慢慢的树立与运作，强调家庭高于个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家庭利益；强调每个家庭成员对家庭所负有的责任与义务，并且认为这种责任和义务应该伴随家庭成员生命的始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独立性在提升，多元化的价值观、思想观冲击着传统思维模式，但“家本位”思想固化，父权思维支配，大学生创业意愿必然会受“家本位”思想的影响，父母的支持度将会左右大学生创业。

精英教育下，教育程度和职业具有相关性，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相关性依然存在，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结合传统文化，形成以父母知识经历为背景的家庭文化，具有传承性，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被后辈不自觉地继承下来。社会对家庭的经济性考量，家庭对经济的追求，也促成后辈经济衡量标准，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具有推动作用。

（三）家庭经济资本

大学生创业过多地聚焦于资金方面，由此引发出家庭经济收入对大学生创业的深度影响，经先前研究和本次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收入与大学生创业意愿尽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上仅为相关，这可能和家庭资本的其他因素挤占效应。家庭经济收入与家庭所在地经济情况是正相关的，表明以家庭榈15淖式鸬某锛成为可能。此外调查研究中表明，大学生在创业地点的选择倾向于家庭所在地和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95后”是这时段大学生的年代标签，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数量比例大，家庭对于独生子女的教育，或多或少的满足子女的要求，在大学生创业坚持下，家庭可能会放弃反对态度，给予支持，体现就是经济上支持，可能是大学生不再把经济因素作为家庭资本的主要因素来考虑。

四、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通过研究，家庭资本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的相关性予以展现，但在研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以丰富大学生创业与家庭关系的理论内容。

其一，寻租创业。家庭资本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大学生创业是以家庭资本为后盾，特别是在利用家庭的社会资本时，如利用家庭成员职权、社会地位等寻求经济利益，进行寻租创业。寻租创业的合法合理性值得探讨，创新创业教育对此的表述和观点，会影响大学生创业。

其二，创业类型和创业时间。处于家庭的学业为先的思想，大学生创业选择上倾向于假期的短期创业或者毕业后创业。网络化是信息时代特征之一，大学生创业不仅仅只有实体创业，还包括网络创业。网络创业的总体要求与大学生的创业预期偏差比较小，比较受大学生青睐，创业时间选择上有所保留。

其三，就业与创业。以就业为衡量标准的高校学生管理，创业亦是就业的观点已被高校所接受。然，创业地位的社会认同度没能及时跟进，社会期望仍停留在“先就业、后择业”、“先就业、后创业”的固化阶段，影响到家庭态度，进而影响到大学生的创业意愿。这需要从社会层面，提升创业认识和认知，引导和化解家庭和个体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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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011-02

1 引 言

西方家庭旅馆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旅游消费观念的更新,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的家庭旅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家庭旅馆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游客“假日旅游”住宿难的问题而出现的。目前,我国的家庭旅馆主要分布于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的郊区,以及有独特建筑风格、重要历史价值、深厚文化积淀的古镇和乡村。国内外对什么是家庭旅馆并无统一的界定。但无论是业界、学界,还是政府都一致认同家庭旅馆固有的显著特点是：除了提供基本的住宿外,还使投宿者感受到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家的温馨感。 在旅游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新消费主义时代,家庭旅馆在质与量方面日益蓬勃发展,随之催生了旅游学者关于家庭旅馆的研究热潮。本文试图通过对家庭旅馆相关文献的检索和分析,理清研究脉络,归纳并评述其中关注的研究内容,总结出总体特点。

2 国外家庭旅馆研究

国外旅游学者对于家庭旅馆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最早见于1968年Backwinkle以意大利蒂罗尔州的专职和兼职家庭旅馆业主为研究对象,得出两者的经营行为不会相互阻碍的结论。对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家庭旅馆研究视野较广泛,涉及产业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多个领域,研究内容涵盖家庭旅馆产业、家庭旅馆业主、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和家庭旅馆游客等诸多方面。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分析方法为主。具体分析如下。

2.1 家庭旅馆产业

国外学者对家庭旅馆产业的研究起步早,但方法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如Dawson和Brown预测乡村家庭旅馆在数量上存在增加趋势;1995年,学者Scherrieb研究了家庭旅馆的产业结构,发现家庭旅馆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大的调整；2000年美国学者Lanier等对家庭旅馆业主发放了5650份问卷,通过对收集的翔实数据分析得出家庭旅馆业景气指数提升的关键点是合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家庭旅馆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学者Kaminek和Berger为澳大利亚家庭旅馆制定了行业指导手册。Nummedal等收集了新西兰南岛247所家庭旅馆业主对当地粮食生产和使用的看法,建议家庭旅馆部门与当地粮食产业部门建立长期的采购和促销关系。Huang以两个资源优势维度、四个竞争优势维度和两个电子商务战略性能优势维度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而为家庭旅馆业的经营设计出一种最佳的电子商务战略模式。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该产业的研究视角由现状描述和前景预测,向如何提升行业景气指数和行业发展对策倾斜,同时,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过渡。

2.2 家庭旅馆业主

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国外学者关于家庭旅馆业主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研究内容集中在业主类型探讨、开办家庭旅馆的动机和业主行为上,并且都是通过访谈收集数据进行研究。其中Wallinger与138名房主面谈,指出房主可以依据家庭旅馆开办地点分为两类：城镇业主和乡村业主；Lynch对苏格兰206名家庭旅馆业主进行访谈,认为他们无法基于动机因素聚为一类;Nickerson 等通过对292名乡村家庭旅馆业主调查,指出影响家庭旅馆开办包括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McGehee和Kim通过对412名乡村家庭旅馆房主调查,指出开办动机会受开办条件影响。Yu-Chin等比较了在美国个人主义和中国台湾集体主义两种文化背景下,家庭旅馆业主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感知差异。

2.3 家庭旅馆经营管理

家庭旅馆经营管理是国外研究热点,研究内容连贯性强。如1990年,Muller和Ferrante通过分析密西西比河和阿尔卑斯山旅游房地产的二手资料,指出市场营销是家庭旅馆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并且价格、质量和信息流量是市场营销的三个决定属性；Lubetkin以美国的92名家庭旅馆业主和旅游者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了广告宣传营销手段,得出其有效性在于更多地了解旅游者的需求；Nuntsu等通过实地调查南非水牛市36家家庭旅馆,补充了家庭旅馆成功经营的关键项目,指出除了市场营销,产量管理、商业计划和质量监督等也不可或缺；Taurer在2005年调查了澳大利亚的家庭旅馆,认为设计满足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需求的产品和建立有效的组织构架是家庭旅馆发展的当务之急；2006年,Taurer又指出之所以家庭旅馆组织模式目前无法得到实施,是因为缺乏全国家庭旅馆协会的支持；William L.Smith根据三年跟踪探索性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探讨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在服务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2.4 家庭旅馆游客

国外学者对于家庭旅馆游客研究比较零散,得出少量相关结论。如Monty和Skidmore访谈了威斯康星州15家家庭旅馆的游客,发现他们愿意为特定的服务项目支付更多的现金；Bundesberband以650名为奥地利家庭旅馆游客为调查对象,指出协调客户关系和更新硬件重要性；Privatvermieter收集了1400名美国游客信息,发现家庭旅馆的游客在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明显集群趋势：高收入、高学历、出游次数多和重视与业主交流。

3 国内家庭旅馆研究

国内学者对家庭旅馆的称谓尚未统一,多数称为家庭旅馆,其他也有民居客栈、民居旅馆、农家旅馆、个体旅馆、青年旅馆等称谓。国内学者对家庭旅馆的研究呈现出三大显著特点：在研究领域上,主要集中地域特色浓、具娱乐休闲功能的家庭旅馆；研究内容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6年,主要集中在家庭旅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开办家庭旅馆的基本条件、行业管理角度的经营管理策略等。第二阶段为2007年至今,主要集中在家庭旅馆旅游者体验、游客角度的家庭旅馆经营管理策略；研究方法上,逐步从第一阶段描述性、概念性逐步转变为第二阶段数理统计和构建模型。

国内关于家庭旅馆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颇丰,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行业角度针对性地提出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建议。如韩振华,周玲强探讨了农家旅馆产生的必然性和作用,并对其管理制度和经营思路提出了建议；赵海霞,罗寿枚讨论了自然风景区家庭旅馆的发展问题；林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旅馆,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旅馆的现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其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毛勇探讨当前农家旅馆的发展与经营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廖惠兰以阳朔乡村家庭旅馆为研究对象,依据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目标市场定位及需求特征,构建了一套可操作性较强的阳朔乡村家庭旅馆市场营销组合策略；魏琰则为连云港“渔家乐”家庭旅馆发展献计。

2006年,我国学者邹益民指出从游客的角度探讨服务价值感知及再宿意愿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游客对住宿家庭旅馆的动机、行前期望、实际体验对满意度及忠诚度的影响关系等涉及家庭旅馆客源市场深层次问题是我国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至此,国内旅游学者开始将目光关注于家庭旅馆游客,并引入社会学调查方法,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进入了家庭旅馆研究的第二阶段。如邹益民等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游客投宿家庭旅馆体验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基于游客体验的家庭旅馆经营策略的建议；掌庆琳等的研究指出游客选择民宿的动机主要为文化探索、文化体验与学习、社会化、新奇以及寻找平静五个因素；胡丽花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家庭旅馆游客动机、服务质量、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竞予运用了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把握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关键因素,为家庭旅馆提供了具体的博客营销对策；龙肖毅通过问卷调查,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的中外游客的基本特征与满意度的差异性做出对比研究；王雪芳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了解阳朔家庭旅馆业的发展概况,并着重分析了家庭旅馆住客的旅游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经营管理家庭旅馆提出一些见解。

4 结 论

(1)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对家庭旅馆研究已趋于系统化,研究内容日益丰富,涉及家庭旅馆产业、家庭旅馆业主、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和家庭旅馆游客等多方面问题；在我国,家庭旅馆的研究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2)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外对家庭旅馆的研究分析过程均偏重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探讨,同时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我国已开始注重家庭旅馆的定量分析,主观的、经验性的研究正逐渐减少。近年来出现了少量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的研究论文。

(3)从研究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和消费者行为学角度对家庭旅馆进行研究,尚未有人从其他角度进行讨论,比如人力资源学、服务学、营养学等。

(4)从研究结果来看,国内主要是通过对地域特色浓、具娱乐休闲功能的家庭旅馆的定性分析,以及对具体的家庭旅馆旅游者的实证分析,给其经营业主提供一些经营管理建议。研究结论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国外对家庭旅馆研究则较为广泛,注重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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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论文篇（10）

一、选题背景

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从2000年的220万增加到2012年的686万），大学生就业情况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200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人，到了2013年，这一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是2000年的6.53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而699万还仅仅是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如果再加上往届待业人数，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可想而知。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强调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各有关部门、地方、高校要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工作和政策力度，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不仅仅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是十对高校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对于改善国家人力资源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及实现大学毕业生“中国梦”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从而使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注程度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问题的提出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家庭背景一直是个“隐性”而未被公认的重要因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学者，更多大学生也逐渐地感觉到，除了自身能力、就业环境和经济形势等因素外，家庭背景 对其就业意向和选择，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搜寻过程（包括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就业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收入角度，我们被称之为代际收入传递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社会、文化、法律、家庭因素，甚至环境等制度和习俗，是决定个人收入不均等甚至被强化的原因（胡永远，2011）。按照代际收入传递理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收入，既存在直接的代际效应，也存在间接的代际传递。在直接代际效应方面，通常采用代际收入传递性系数指标来测量家庭背景对孩子收入的直接效应（岳昌君等，2004；王海港，2005）。在代际效应间接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遵循四个线索：一是从人力资本渠道出发（Blau and Duncan，1967）；二是从文化资本渠道出发（Lewis，1963）；三是从父母个性特征渠道出发（胡永远、邱丹，2011）；四是从社会资本渠道出发（郑洁，2004）。

已有家庭背景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更多地在于深化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原有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的影响基础上，将其扩展到了 “人力资本形成”这一更广层面，即考虑到了家庭背景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个体和企业必须花费成本来相互搜寻（Mortenson，1986；Mortenson and Pissarides，1999）。个体就业的获得，最终是以工作搜寻的成功（王萍，2010）为前提，其中工作搜寻过程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此，结合我国家庭背景特点和就业市场的实际情况，从理论上简要分析其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工作搜寻的过程，进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就业不公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的理论分析

由于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体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高校毕业生在就业选择过程中对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工作岗位信息的掌握程度是有限的。在个人能力、经济状况和工作期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理性的高校求职者必然在就业市场上进行工作搜寻，而工作搜寻的不同将间接或直接影响其就业结果。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造成的就业结果可能会不同。而搜寻过程的结果好坏又受搜寻行为选择、搜寻信息获得、搜寻成本多少、搜寻期望高低和搜寻机会等因素的影响。

1、家庭背景对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在工作搜寻过程中，除了受自身各种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背景因素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方面。家庭所在地、父母的文化程度（教育水平）、父母的工作性质和家庭的收入状况等不同，间接上对毕业大学生的工作搜寻行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很大程度上又影响其就业结果，这一点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共识。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背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和就业质量方面最有帮助的两大因素，在我国日趋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和“特殊的”劳动力体制下，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社会资本（特别是家庭背景资源），对于毕业生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仍旧不可忽略，而且家庭背景资源差距越大，这一影响凸显的就更加明显。

2、家庭背景对搜寻信息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从起初的工作搜寻到最终就业结果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多方面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在特定就业市场下毕业生供求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而就业市场的完善程度如何，又很大程度上影响毕业生的资源配置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市场日臻完善，毕业求职者获取求职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也趋于现代化和多样化特点。除了传统的信件交流、纸质期刊和广播媒体外，互联网等新媒介成为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渠道的首选。然而，这其中依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就业供求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学术界的认同，所得研究结论普遍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确实存在而且突出，健全这一市场有利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许多劳动力供给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而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中最欠缺的就是真实可靠、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这对于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的相对竞争优势有很大影响。在工作搜寻过程中，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可能拥有更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化层次。而这种层次越多的人，往往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的优势更多（包括竞争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背景资源越丰富的求职者，可以更多地获取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就业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不利问题。

3、家庭背景对搜寻成本的影响

这是家庭背景影响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一个明显途径。对于少数发达国家而言，可能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搜寻成本基本上构不成财务约束，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缴纳高额固定的学杂费，对于家庭压力已经非常大，面对“额外”的工作搜寻成本，可能要进行选择。因为搜寻成本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消费，从而增加了消费的边际效，家庭的理性选择则是减少工作搜寻。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和竞争的加剧，毕业生工作搜寻成本有愈来愈高的趋势。弱势家庭背景的毕业生，由于经济原因，学校的各种费用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堪重负，要想获取额外的经济支出（如提高就业技能和工作搜寻费用等）就十分困难，进而缺乏必要的就业经费（即工作搜寻成本），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就业选择和搜寻范围，降低了就业成功的概率。

4、 家庭背景对搜寻期望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序列寻访理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首先取决于自身期望工资的高低（即工作搜寻所确定的保留工资）。在搜寻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毕业生保留工资越高，在就业市场上搜寻到合适岗位的概率就越小，搜寻时间就越长，造成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可能性就越小。而事实上，现阶段造成大学生大量失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心态，这种心态下就会导致其搜寻期望过高的情况，造成与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之间存在差距，致使一些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家庭背景处于弱势的高校毕业生，由于从小家庭经济压力的“驱使”和父辈亲人对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就业期望值往往也会更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家庭背景差的毕业生，把自己的就业期望定位在地理位置优越、就业竞争激烈的大城市，薪水比较高的外资、合资企业，甚至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党政机关等，而这些职位每年竞争异常激烈，供给也十分有限，真正能够进入的人相对较少，往往是一家欢乐九家愁，造成其工作搜寻失败和竞争结果失利。

5、家庭背景对搜寻机会的影响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跟我国就业市场现实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特点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我国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就业体制也不够健全，根深蒂固上又是一个 “讲人情，重关系”的社会，高校毕业生利用社会资源如何，就业优势怎么样，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资源的丰富程度有关。受中国长时间传统文化的影响，部分毕业求职者的就业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程度上汲取了传统社会中利用家庭背景等非制度方式获取各种资源的经验，呈现出既对各种制度的结果安排表示承认，又不同程度上偏爱利用家庭背景等传统资源获取有利信息的双重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迫使传统社会体质向现代社会逐渐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不同形式和程度上释放大量“自由流动资源”，从而提供了一个适合这种“资源”发挥的 “自有流动空间”，加强了毕业求职者工作搜寻过程中利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方面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家庭背景资源作为这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以不同形式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和工作搜寻过程中发挥自身作用。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从上文理论简要分析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的就业市场当中，工作搜寻对于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很有必要。尽管求职者在工作搜寻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家庭背景因素仍然不能忽略。在具体求职过程中，搜寻行为、信息、成本、期望和机会都会从不同角度影响大学生就业结果，而家庭背景不同，对工作搜寻过程中这几个方面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进而对高校毕业生造成不同的就业结果。

2、政策建议

家庭背景导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公平现象，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公共政策必然面对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政策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长期和持续性问题。结合本文简要论述和结论，以及我国就业市场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就业市场体制，弱化家庭背景对个体就业的影响。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市场不是很完善，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就业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政策实施不到位和毕业求职者相关保障措施不足等都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就业结果的实现。所以，进一步完善就业市场，如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制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机制、放松户口限制等，都可以很大程度上破除这些因素对大学生就业带来的不利因素，弱化家庭背景在其中作用的发挥，促进就业公平的实现。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加强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家庭弱势背景毕业生工作搜寻过程的资助。家庭代际效应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比较严重，政府的作用不能忽略。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有证明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际效应，而教育的发展，不管是规模上还是政策上，政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统包统分” 的就业体制下固然不对，但对大学生就业和工作搜寻不能完全放任不管，很大程度上就需要政府做好中间的纽带和推动作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尽可能从各方面资助家庭弱势的毕业生工作搜寻。

第三，重视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多方位弥补大学生（主要是弱势家庭背景）在家庭教育上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学校从各方面加强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对弱势家庭背景大学生要进行更加针对的教育。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学习和完善是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因为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可以弱化代际家庭教育等方面造成的差异性，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增强自身在就业和工作搜寻过程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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