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论文篇（1）

2.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对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且理论界把多重险或者一切险的市场失灵归咎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理论界普遍认为，逆向选择普遍存在于农业保险中，一些农户购买农作物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的逾期赔偿超过保费成本，而与此相反的，一些农户不可能购买保险是因为农业保险逾期成本超过保险赔偿。在农业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上，国外许多学者从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成果颇丰。Calvin与Quiggin(1999)研究发现，风险规避在决定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中所起作用有限，部分农民参与农业保险主要是为了得到补贴。有研究者从计量经济学方面分析得出，一些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期望能够从农作物保险中获得较高收益。也研究发现，农业保险的参与率与农场规模成反比例，农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不买保险，主要原因在于大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强。Serra和Goodwin（2003）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美国一些农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从而降低，原因在于其自身承担风险能力增强。

3.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进入21世纪后，尽管理论界对农业保险供给机制升温，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研究突破，反而在农业保险的经营技术研究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消除农作物多种风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XiaohuiDeng等（2006）研究了农作物的指数保险产品，这项研究评价了各种指数保险产品在减少农作物产出损失方面的效率。BarryK.Goodwin等（2004）展示了指数保险的制定过程，包括保险计划和保险费率的制定。他们利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回顾了风险模型概念，为农作物指数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展示了这些风险模型技术怎样消除价格风险从而发展了农作物收入保险。

二、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尝试，但起初的规模小，1934年全国仅有5个村61户农户参加了农业保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率先试办了农业保险，主要险种为牲畜棉花保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策的鼓励下农业保险一度加速发展，但好景不长，1992年至2003年，农业保险陷入停滞萎缩。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后，农业保险又获得生机。2007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中央财政对主要粮食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因此，从2007年开始农业保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财政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2008年财政部颁布《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由于财政的大力支持我国农业保险又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制度模式来运营农业保险，该模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公私合作。这种模式的优势是促使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公私合作既实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又充分利用了保险公司现有的组织资源。然而，该制度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财政补贴政策不健全，保险公司供给效率不高，面临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客户对其缺乏信任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难题。总而言之，国内农业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保险理赔的复杂性、农业保险费率高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等，基本上顺延了国外的研究路线。尽管如此，国内农业保险研究范围主要是农业保险性质、农业保险需求、农业保险制度等方面。

1.农业保险的性质。怎样对农业保险性质进行界定是国内农业保险研究的一个热点。李军（1996）认为农业保险属于准社会公共产品，因为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农业保险不是私人物品。冯文丽、林保清（2003）也认为，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表现在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生产和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消费两方面，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农业保险能够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由可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保险带来的农业稳定、农产品价格低廉的福利。在国内关于农业保险的福利分析中，比较多地研究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外部性，属于公共产品。

2.农业保险需求。到目前为止，农户缺乏农业保险需求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但在探讨原因时研究人员解释的角度有所不同。张跃华等（2004）的研究认为，在收入低的时候，农民往往趋于风险中性偏好。庹国柱（2007）进一步认为，政府应该是农业保险的第一需求者，因为农民缺乏需求，从农业与农村发展大局出发，农业保险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致。王阿星、张峭（2008）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教育、受灾程度、性别、保险购买状况等对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影响。谢家智（2009）认为农业保险市场的完善程度从长远来看决定着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影响农业保险供给因素主要有：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农业保险供给的主体及方式、农业保险制度的供给、农业再保险发展水平。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农业风险的相关性、非独立性、非同质性以及农业保险交易成本高等造成了农业保险市场需求不足。

3.农业保险的制度。我国农业保险制度选择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上存在着政府主导型、政府参与型以及政府诱导型三种类型。在农业保险组织形式上，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运营模式和联合体模式被讨论的最多。朱俊生、庹国柱（2009）提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公私合作”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此外，庹国柱等（2005）探讨了国外农业保险的立法情况以及对我国保险立法的启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庹国柱、朱俊生（2007）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

三、农业保险研究的趋势

起初，私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和农业保险福利分析是国外研究人员重点关注的农业保险研究领域，其目的是为政府补贴与政策干预寻找理论依据。理论界主流的观点是要求政府提供补贴，建立公共农业保险制度。当公共农业保险制度面临问题时，例如政府财政压力、政府定价不当、管理成本过高和激励不足等，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体制，强调要解决农业保险问题必须依靠市场的方法，探讨基于市场运作的新型农业风险管理方式，例如指数保险。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属性做过广泛的探讨，而且对各地的实践经验及区域模式的探讨也较为丰富，在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实证、数量和精算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存在不足：一是多将农户视为同质的整体，忽略了日益分化的农户异质性需求的特点；二是多强调政府介入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对政府财务的可持续性以及补贴对市场机制的扭曲缺乏深入的研究；三是多局限在对试点地区制度模式的描述，对制度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刻的考察、归纳和总结；四是多着力于现状分析，相对缺少结构性的理论凝练和前瞻性的趋势分析；五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政策偏差和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和研究不够深入；六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实证研究，主要进行的是经验分析和理论探讨。

农业保险论文篇（2）

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对今后政策的制定实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城镇化将从以下3个方面来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

（1）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会使得原先破碎分散的土地逐步集中，进而使未来的农业向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农村的土地流转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和服务等创新。樊帆则认为，在农业发展新时期，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关系密切。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扩大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土地流转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广阔舞台。汤鹏主则主张土地流转与农业产业化协同发展。在当今制度下，土地流转制度必然改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因此，土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农业生产主体都将无一例外地迫切需要农业保险。

（2）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即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必然对农业保险提出新的要求。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业保险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农业产业化会通过加强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组织两方面来提高农业需求、降低道德风险。唐瑾认为，农业产业化是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的顺利发展，要求构建相应的农业保险体系。石晓军和郭金龙认为，农业产业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加工制造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的本地产业化，因此，政府有动力推动特色农业的全面保险。农业的产业化是一种必然，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3）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人力资本意识的逐步唤醒，就是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更多的要求。这里指的是“人力资本意识对保险需求的直接影响是认识到要对不确定的人力资本价值进行保障，而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全面的风险保障意识的唤醒。”这种意识的唤醒进而对于农业保险有着更多的需求。综上所述，笔者将城镇化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划分为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人力资本的唤醒三个方面的影响。为此，笔者搜集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各省农业保险需求即各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因变量，来衡量这3个方面在现阶段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

2．模型构建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可得到以下假说：假设1：土地的集中，农民的收入更多的从工资性收入转向于经营性收入。土地流转意愿越强，使得土地的集中趋势越高，进而使土地用于大型的生产。土地流转意愿越高，农业保险需求越高。假说2：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转变。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劳动力更多地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催生出多元化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假设3：公共教育的普及，对于现有的生活，人们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会促进农业保险需求的快速发展。

（1）土地流转意愿。参照曹建华等采用的近似方法，土地流转采用土地流转意愿来衡量。农户土地的流转意愿和行为选择也有人探讨过，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度的指标进行评价。D＝（R1／δ1）／（R2／δ2）＝（R1／R2）×（δ2／δ1）①式①中，D为流转意愿度指标，D值越大，土地流转的意愿就越大；该指标由相对收益比值R1／R2和相对风险比值δ2／δ1共同决定；R1为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和土地的流转净收益；δ1为非农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R2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δ2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根据上述公式，笔者对全国各省、市、区耕地流转意愿进行分析，以农户的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户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益的近似指标，以农户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收益的近似指标，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波动标准差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

（2）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使得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第二产业保持基本不变。对于各省、市的农业产业化水平，笔者选用各省、市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为第三产业占比）来衡量。即：第三产业值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值／GDP

（3）高中以上文化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比重。教育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而居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是城镇化的目标和愿景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水平每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对于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则采用各省、市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来衡量（以下简称为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比）。

（4）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反映省份农业保险需求水平的指标是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由于先是考察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时间序列，因此，研究中没有采用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对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进行量纲化。

二、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本研究中各省的农业保险收入

来自于2006～2013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各省城镇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第三产业值、高中文化以上的劳动力均来自于2003～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统计分析

（1）省份的农业保险需求变化。摘自2013年的《中国保险年鉴》，因为数据较多，只选取了由北到南的5个省（市）在2005～2012年间其农业保险保费的收入数据，全国范围内各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景况。不同省份的增长速度与增长水平有着较大差异。黑龙江、安徽、湖南省保费增长较快且水平较高，北京市与海南省农险保费收入增长平缓且水平不高。同时，不同省份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较早期水平出现了较大的“跳跃”，回归分析很难去涵盖不同省份的发展变化，因此，选用相关系数度量农业保险需求与三大因素的关系。

（2）相关性分析。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农业保险需求与流转意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越接近于1，相关程度越高，其绝对值可以比较不同现象相关程度的高低。

三、结论与分析

全国各省市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是逐年增长的。但增长的方式和增长的水平存在着显著性地差异。从各省（市）的皮尔逊相关系数来看，大多数省（市）的土地流转意愿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性并不强，只有黑龙江省、浙江省、湖南省等几个省份的系数达到了显著相关的水平并不能很好地验证假设2的猜想；对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农业保险需求的相关性有着较大差异，近似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点，有些省、市的相关性较高，有些省、市的相关性较弱；除广西、贵州外，其余省份的高中以上文化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对于以上结论分析如下：

1．原有农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方式

高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水平的几个省份，如内蒙古、黑龙江等都有着厚重的农牧业基础，有着广泛的种植或牧养面积，且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对于第一产业的依赖较大。

2．土地流转因素土地流转因素

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没有假设中的那么大。可能受到以下原因的影响：一是逐渐消失的土地红利。在土地红利上，下降了太多。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被卖得差不多了。有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33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37平方米，再过两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会超过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农村的土地资源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再者，中国农村的土地红利价值低微，因为现今农村实行的集体土地制，缺乏基础设施的农村土地成本非常低廉。二是现今土地流转的制度并不完善。土地流转虽然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变化，但也存在土地用途改变、保障机制不健全、运作欠规范等问题。三是土地流转的后续安排欠缺。如土地流转必然使得土地集中化，大量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如何解决这部分劳动力亦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3．农业产业化因素

农业产业化表现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上升，许多省、市的农业保险需求增长与之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山西、江西、河南、福建、贵州、甘肃、新疆等地都表现出较低的系数，除福建省外，其余省、市的发展动力和所依托的产业模式相关，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省、市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只有0．3％～0．5％。不同省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说发展阶段不同，因此，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发展乃至农业保险的推动就有所差别，这个因素许多学者都有研究。

4．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

人力资本意识的唤醒与农业保险需求的水平有着高度相关性。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有着高度相关性，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教育也具有“迁出效应”。许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们会对生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多会在学成之际，去大城市寻求更多的工作薪水待遇与深造机会。由此造成大城市人才的聚集和小城市人才的流失，从而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政策建议由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因地制宜发展

农业保险黑龙江、新疆等农业基础较好的省、区，土地流转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作用，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土地流转；现代化程度高的如北京市、上海市和海南省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作用性较强。但教育是一个周期较长回报较慢的育才途径，应尽早开展教育改革，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

农业保险论文篇（3）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保险制度，对于保障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与城市保险研究相去甚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保险的发展趋势，为农业保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瓶颈

农民货币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高度相关,是制约农业保险需求大小的主要因素。在货币收入达到或超过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临界值后,才可能产生农业保险需求。农民收入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回归关系。以X表示农业保险的需求量，Y表示农民的收入,r表示样本的相关系数，可以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1]

两者的相关系数

该方程的数学解释是：当r=0时,说明X与Y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当0<|r|<1时,X与Y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当|r|≥0.8时,X与Y间高度相关；当|r|=1时,X与Y间完全线性相关。

农业保险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对称的矛盾。商业性保险机构中真正涉足农业保险领域的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少数几家，但也只是对部分风险相对比较小的农业项目开展了保险，而对重大灾害性的农业保险还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造成了农业保险供给还远远不能够满足农业发展对保险需求的矛盾。

此外，法律法规建设缺位也是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瓶颈。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是，我国至今也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及相关的行政法规。法律法规建设的缺位,极大地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二、突破瓶颈的探索--制度模式的选择

实践表明，目前对于农业保险的多数险种来说，纯商业化经营的路是走不通的。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政府主办、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的模式[2]。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保障制度的建立大多出现在社会发展到以工养农的阶段。我国以工业反哺农业才刚刚开始，由于农业人口比例巨大，国家财力无法独自承担反哺重任。

而有的学者则倾向于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3]。相互保险是指参加保险的成员之间相互提供保险，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身份合一，其优势在于低成本、低价格，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但是承保范围狭小、风险相对集中，由于保险基金规模有限，难于应付较大灾害。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较为可行的经营模式，即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基本设想是：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申请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这种模式，相对而言，比较适宜我国农村的分散经营现状，而且在政府惠农政策倾斜下，商业性保险公司有兴趣凭借人才和实力上的优势，加快农业保险的研究和制度创新。

三、突破瓶颈的关键--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在探索农业保险发展的道路上应坚持立法先行的原则。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通过立法来增加政府干预农业保险能力，如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美国的《联邦作物保险法》等[4]。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保险法一直缺位。国家应加紧农业保险立法，为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形成长期制度保证。

政府应尽快建立多层次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具体做法如下：①建立全国性体系；②完善区域性体系；③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应从最基本的农产品生产做起，逐步扩展到高成本的优质农产品的保障；从指定险的险种到一切险的险种；从保障成本再到保障收入；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由点到面，滚动发展。

政府还应建立农业保险的利益补偿机制。一般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税收优惠方面，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赋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5]。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在对所有农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的同时，进一步减免所得税，；亦可以对投保人的保险费用减免税赋。财政补贴方面，可以直接对投保人的保险费用进行补贴，也可以对保险公司提供管理费用补贴，对农业保险经营者的超额赔付和亏损给予补贴，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四、结论

尽快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应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政策推动为着力点，形成良性互动，尽快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国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体制，切实为帮助农民、扶持生产、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52～58.

[2]李军.农业保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67～109.

农业保险论文篇（4）

根据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缺位及其专门经营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该义不容辞地率先承担农业保险这项政策性业务．尽快建立起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

一、政府介入与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广大农村．只有同时存在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农业保险制度才是完善和协调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国内外的实践中．都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商业性保险去承保和经营农业保险完全行不通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高风险、高成本、高价格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较低，不足以支持一个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赔付、低收益甚至负收益、以及农业保险中长期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性，无法维持商业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条件下，这部分保险资本必然投向其他能赢利的险别或险种，或向其他产业部门转移，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

我们可以运用供求曲线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在农民自愿投保而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严格按市场规则经营农业保险出现不断萎缩是必然的如图所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购买不仅受到支付能力的约束．而且受农业本身和农业保险预期收益的约束，加之农民一般不是风险回避者这一特点，因此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较低，需求曲线是D。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其经营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平均利润，所确定的供给曲线是S．在这种条件下两条曲线不可能相交。当政府愿意为农民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使得农民实际支付的保费降低，需求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到D’．此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E点．成交数量为QE。政府如果给保险公司补贴经营管理费、减免相关税负．供给曲线将向右下方平行移动到S’．此时需求供给曲线可能会相交于A点，成交数量为QA

因此．农业保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支持而走商业化的道路难以成功．这是全世界农业保险界经过多年实践普遍认可的理论．也是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但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而且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投保率低和赔付率高，导致经营者持续性收不抵支．农业保险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据统计．2004年农险保费收入仅3．96亿元．与历史最高峰相比．萎缩了一半1982～2002年期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1985年至2004年间，只有两年微利．18年亏损。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初级阶段．表现为“三高三低”，即高风险、高亏损、高需求和低覆盖率、低供给、低投保率。为此，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实际．我国应该主要采取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在政府成立专门保险机构或职能部门负责农业保险经营．实施政府政策支持的同时．努力发挥商业性保险运作的市场配置作用，降低财政负担，逐步建立起农业政策性保险和农业商业性保险并存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二、重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性保险与商业保险协调发展机制

关于农业保险经营与发展的模式．国外一般有六种模式：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主办、政府成立公司经营；政府补贴、社会组织经营：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办、政府控股公司经营；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自愿互助合作经营：以及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商业性经营等发展模式。国内在推进农业保险制度试点中．也可概括为五种模式：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农险政策性业务；成立政策性保险公司；成立互助保险经营机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成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等经营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建立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原保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分工与合作经营机制；同时，以独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基础，以强制性保险为主要手段．构建以政府政策支持为主要保障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论文篇（5）

2.产品模式。安华公司自筹建时就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自主开发了66个“三农”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产品，涵盖了种养两业、农民家财、农机具、农民人身意外和农民合作医疗等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农业产业化系列保险产品和农村户型经济“一揽子”保险产品。在具体条款上，安华公司不刻意追求产品表述的专业性，确保农民看懂弄通，让参保农户自己就能计算出损失后能够得到的赔偿。同时，满足多样化需求。在农村一揽子定额保险产品中根据需求进行组合，满足不同农户家庭的需要。在养殖业保险中，安华公司首次提出可选择保险责任的特色保险产品，有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被保险人加以选择。

3.营销渠道模式。安华公司在确立营销模式时吸取过去商业保险公司层层铺设机构造成高昂运营成本的教训，提出节约成本不以牺牲服务为代价，成本的节约要以高效优质服务为前提；销售要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接近参保农户，让农户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要兼顾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要充分挖掘农村潜力。在此基础上，安华公司采取直接销售和间接销售结合、间接销售为主的销售方式，主要通过与农村信用社、银行、邮政和与农村经管、农机系统的合作来实现。

4.服务模式。安华公司自成立起就确立了要以服务促发展、以服务创效益的服务宗旨，在服务内容上体现“防”、“快”、“简”特点。首先是加强防灾防损工作，这样既使公司避免出现大额赔付，又保证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其次是快速理赔。即查勘快、定损快、赔付快。为加快理赔速度，安华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将赔款直接发放到投保人（龙头企业），再由其拨付给相关农民合作组织，由农民组织利用其与农户联系紧密的优势，将赔款支付给农户。第三是简化手续和程序。针对农村家庭火灾，免除了由相关部门出具火灾证明的要求，对疫病的认证免除了由畜牧站出具证明的要求，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免除了气象部门的证明，对网上核保通过的案件即可先行赔付。

二、安华模式的几点启示

安华公司的实践为我国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业务经营综合化。由于纯粹的商业化经营会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单纯政策性推进农业保险国家养不起，纯正的互助合作农险和农业相互保险农户认识不上去，安华探索推进的综合农险或“大农险”经营模式便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政商互补、城乡共进，合力助推农业保险稳步发展2.产品种类多样化。安华公司将创新产品和销售模式结合起来，借鉴国外经验，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包括种养两业险、农村家财险、短期健康险与人身意外险等在内的全方位、“一揽子”保险保障，既方便了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投保不同保险产品，同时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3.营销渠道多元化。安华公司积极探索“政府组织推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和“合作经济组织发动型”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办方法。先后与舒兰、桦甸市政府，吉林省烟叶公司、广泽乳业、山东诸城外贸、蒙牛集团签订了玉米、烟叶、奶牛、养貂等方面的保险合作协议，迅速在保险业界树立起了安华农保的服务形象。

4.公司发展规范化。安华公司的发展有别于其他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与上海安信、黑龙江阳光互助、中华联合等公司具有十多年的经营基础不同，安华的发展完全是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包袱。安华公司可以按照《公司法》和保监会的要求进行规范化管理、规范化运营。

5.产业化组织作用全程化。为降低农业保险开办成本，安华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入手，以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所带动的种植业、养殖业为承保对象，为其提供综合保险服务。安华公司在其展业过程中，把产业化组织作为投保人，产业化组织带动的农户为被保险人，与其签订开展保险合作的协议。一些龙头企业为鼓励基地农户投保，积极进行保费补贴，有些企业甚至为农户代垫保费，等回收产品时扣回。在保险合作过程中，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防灾防损、现场查勘、赔款发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降低了保户损失、提高了理赔效率，又有效规避了农业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论文关键词]安华农业保险模式启示

[论文摘要]吉林安华公司在发展农业保险是在体制与机制、产品开发、营销渠道、服务方式等方面积极进行创新，为我国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农业保险论文篇（6）

农业保险是通过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农民，以合理计算保费的形式对种植业、养殖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遭受的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是农业生产规避风险、补偿灾害损失的一种有效工具。然而，农业的弱质性使农业保险难以满足保险经营所依赖的大数法则理论，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即纯商业化运营——靠市场自发调节来维护的农业保险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本文结合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农业保险的实地调查情况，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以寻求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一、问卷调查情况

安徽省宿松县汇口镇曹湖村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黄梅县及江西省九江市接壤，总人口约1500人，计400余户。全村耕地面积约2000余亩，土地肥沃，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250天，每年平均温度16.6℃，适宜农作物生长，盛产棉花、油菜、芝麻、大豆、玉米、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在中部几省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选取该村开展此次农业保险调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关于农民对保险的了解和购买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被调查的农民90%知道或听说过保险，了解保险的作用和意义的占30%，认为有必要购买保险的占40%，只有15%的农民能看懂保险条款。60%的农户认为保险费负担过重，真正购买了商业保险的农户只占20%，加上民政部门购买的养老保险也只有30%，其中为农产品、农具投保的为0%。而在投保的30%人群中，有45%是被迫购买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学生平安保险和民政部门的养老保险），80%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得到及时的赔偿。这说明该村村民的保险意识很弱，而且保险负担较重。在问及“您的庄稼或者家禽遭到损害时，你会”的问题时，有80%的人回答“自己承担”或“听天由命”，10%的农民回答“靠国家救济或集体承担”，靠亲朋好友的为10%。

通过这次问卷调查可以发现，该村购买普通商业保险的人很少，购买农业保险的则为0%。这说明农业保险机制没有深入到该村村民心中，农民的农业保险意识非常淡薄。

二、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内生因素

1、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道德风险，指被保险人由于参加了保险而放松对风险的预防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做了手脚，而保险人却难以了解。逆向选择的产生是由于被保险人对于土地的产出能力和风险状况等信息比保险人更了解，因此可以得到低于他们实际风险水平的费率，从而导致保险效率的降低。在具有一般程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标的物中，市场失灵并不必然发生。然而由于农业保险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其标的具有生命性且标的价值会随着生长期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并且农业经营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期的管理水平等。同时，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农民对于农业风险以及土地特质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要比保险人多。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实际保险损失率过高，在按照损失率确定保险费率的情况下，当保险费率高到超过农民自己分散风险的成本时，市场失灵就会发生。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8.46亿元，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到1元，而养殖业保费赔付率竟达232.2%。保险费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赔付率仍然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这一现象的出现恰好与逆向选择的结果相吻合，即农业保险有效供给不足，商业保险公司纷纷退出农险市场，导致农险市场萎缩。

2、农业保险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必然会出现“供给有限，需求不足”，导致市场失灵。农业是基础产业，农业稳定则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还包括整个社会；相反，受损的也不只是农民，而会波及整个社会。投保人（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私人成本、收益和社会成本、收益间的差异是农业保险的正外部性，这样全社会就搭了农险投保人的“便车”。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使全社会受益。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也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全社会又搭了农业保险人的“便车”。但无论是保险人还是投保人都无法对其正外部性进行收费，农业保险的消费量就低于社会的理想消费量，有效需求不足；农业保险的供给量也小于社会理想的供给量，有效供给也不足。供需不足，农业保险市场必然失灵。

3、农业风险区域性强。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而且呈明显的地带性与非地带性地域差异，自北至南依次出现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赤道带等6个气候带。这决定了农业风险区域性强，表现为不同区域间农业保险的险别、标的种类、风险事故的种类及周期、频率、强度差异，这造成农业保险单位经营区划、费率的厘定与区分复杂，投入资金与技术的成本很高。

三、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的对策

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须由政府来提供才能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要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既应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又要注重市场的灵活性，并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

1、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作为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制度供给，政府首先要出台《农业保险法》，明确各级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相关责任和利益，避免各级主体在农业保险中的随意性。其次，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给予保险机构不同程度的补贴和减免。对技术含量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应为60%～100%，因为这类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点且大部分是外向型，出口创汇能力强、投入成本高。对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保费补贴为40%～60%，对此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补贴少了农业保险机构无法正常开展业务，补贴过多则涉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问题。房屋、机械及个人医疗、责任、意外伤害和养老保险应发挥“以险养险”的功效，其补贴值为40%以下。此外，应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也可与地方政府共同筹集设立地方性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2、实行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发挥职能进行调节，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是国外调节农业保险市场的成功办法。政府应利用利益诱导机制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对农民直接进行保费补贴，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财政补贴。直接对农民进行保费补贴，把农民推向保险公司，将使需求曲线上移；对保险公司进行税负减免和补贴，使其获得必要利润，将保险公司引向农业，供给曲线下移，供求曲线就会相交。“以险养险”特许农业保险人经营一定范围的农村险，以其赢利弥补农业险的亏损。

3、发展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面对农业的非系统性风险需要独自承受高额经营成本，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时更是回天无力，没有农业再保险的支持难以发展。再保险的形式多样，国家政策农业保险公司应为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可以从县、市及区域性的互助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分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失灵恰恰反映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部门大力扶持和保险公司坚持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产品创新，就可以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

农业保险论文篇（7）

日本农业保险主要以政府扶持、补贴，由非盈利团体进行经营模式。养殖业和种植业能够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并对农民的生活和收入产生决定性作用，国家会以法律政策的形式强制性保险，而对其他险种则以农民自愿为准。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是非盈利的民间保险互助社，他们是由村、镇、市各级农业共治组以及府县、道、都各级农业共济组合联合组成。政府指导和监督农业保险行为，并提供管理费补贴、保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风措施对农业保险进行扶持。

（二）公助民办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

西欧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采用公助民办的农业保险构建形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不参与或者经营农业保险，全国没有农业保险统一的体系和制度。所谓公助就是政府和国家在保费和税收等方面对农业保险进行一定补助和扶持。而民办就是由保险互助会、合作社或者各大私营公司进行联合经营。

（三）以政府主导的美国、加拿大的模式

加拿大、美国、智利、瑞典等国家采用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模式，这是一种以国家专门机构经营和主导关于农业类的保险，经营过程中实行私营和政府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农险双轨制模式，以强制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模式，并构建完善的法律作保障体系。政府支持、鼓励保险互助会、股份联合保险公司和私营保险公司共同加入农业保险，并对农作物承保的各种险种提供税收优惠、费用补贴以及保费补贴等优惠政策。

（四）重点扶持是亚洲国家农业保险普遍选择的方式

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亚洲国家农业保险都选择国家重点扶持的模式。这种险种少，承保范围小，利用政府与联合共保的方法模式，主要的承保的对象主要为粮食作物，对畜禽养殖类鲜有涉及。在农业保险的经营和运作过程中，政府负责贷款、业务补贴、保费补贴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世界各国经营的农业保险进行分析，虽然模式不尽相同，但是政府的扶持方式基本相同，大多采用行政指导、法律保护、减免税收、财政支持、以及农业信贷和业务发展的衔接等方式，这对我国构建农业保险模式具有启发性作用。

二、我国选择农业保险模式受国外先进经验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一些自然灾害，会给农业的生产带来影响，从2004年开始，我国对农业保险进行了新一轮试点。发展推广农业保险经验欠缺，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一）农业保险需要法律作为基础

我国农业保险若要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就要依赖于严格完善的法律。我国《农业保险条例》虽已颁布实施，但有关实施细则和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国家要加速立法的进程，以法律为基础为保险发展保驾护航，能够切实的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根本利益。用法律形式将政府在实施农业保险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及担负的责任进行明确，这样能够避免实施农业保险过程中政府的随意性，并以法律为契机将农民的保险意识进一步提高。

（二）科学、正确的对农业保险进行定位

对我国农民进行分类和定位是设计和开发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推进的基础和前提。对农民进行正确定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国外农业保险的实践表明其目标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发展农业推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其二是稳定农业发展。对于我国来讲，就是要运用农业保险，让农业在经受灾害后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为农业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为了农民在受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水平，政府会在提供保险的基础上提供物质保障。

（三）顺利开展农业保险需要财政以及正常的大力扶持

农业保险要顺利开展并蓬勃发展下去，就需要政府的扶持，首先国家要在推行农业保险过程中带有一定强制性，以便树立起政府推进保险的信心以及重要地位。其次，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保险拨发专项资金，并建立监督机制确保资金应用在农业保险上。2007年财政拨发22.5亿元支持农业保险，2008年财政拿出60.5亿元对保险品种和范围进行扩大，由此可见，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在不断扩大中。

（四）科学经营模式是基础

在研究和借鉴国外农业保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主导进行混合经营，以发展不同类型的农业保险机构和组织。建立起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带有较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利用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允许外资参与农业保险，在运行方式上学习证券公司的运作模式，将金融业和保险业融合与借鉴，建立具有政策性、商业性体系完善的农业保险模式。

（五）培养人才，引进和创新农业保险技术

任何领域都需要人才，而农业保险的人才缺口特别大，所以要加强人才培养，可以在高校增设农业保险专业或者课程，为推广农业保险提供人才储备。农业保险如果缺少必要的技术和管理，那么开展业务经营将举步维艰，只有通过创新来解决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资本市场的完善以及先进的通讯技术和气象技术为发展农业保险技术提供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农业保险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创新和发展出一条具有特点的农业保险体系。

（六）农业保险需要再保险机制

分担风险是农业保险的责任和主要功能。管理农业保险的相关部门调动国内和国外再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对再保险业务进行跟进了解，分散经营风险，确立再保险方案，促进农业保险能够安全、稳定、科学发展。

（七）农业保险要先进行试点研究，再向全国推广

纵观国外农业保险成长和提高的过程发现，国外保险一般都经历了先试点后推广和普及；先以法律确立后进行试验；先平稳起步后逐步完善的模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开展农业保险的历程，这个过程是长时间的，需要通过试点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我国推广农业保险以国外先进经验为基础，遵守先试点后推广的基本原则，确保农业保险能够顺利、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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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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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及主要经营模式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自1982年起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期间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主要以下三种：第一模式，保险公司自主经营模式。目前在河南主要承保农业保险的公司是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主要以人保河南省分公司为代表。人保河南省分公司自1982年就开始办理农业保险业务，主要针对种植业和养殖业，分别推出了农作物种植险：主要有小麦种植成本保险、烟叶种植保险、果树保险、棉花种植保险；农业火灾险：小麦收获火灾保险、林木火灾保险。另外推出了大牲畜保险、奶牛保险、养猪保险以及养鸭保险和养鸡保险等。但是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由于农户参保不积极，主动投保不足，当风险发生时，频率高、涉及面广，损失大，单单依靠商业保险的投入远远不够，但是政府的各项政策及落实不到位，补贴和扶持力度不够，所以人保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严重挫伤了商业保险对于农业保险的投入。第二种模式，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模式。1990年，河南省着手探索一种新型的农业保险模式：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首先在新郑县进行试点，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向河南全省进行推广。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模式主要是农民和养殖业主统筹互助，但是由于参加人员有限以及资金不足，当面临大的风险面前就显得势单力薄。尽管互助会采取将30％的保险责任以再保险的方式向人保支公司分保来进一步分散风险，但是效果仍然不佳。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的最主要特点是由于互助会是非赢利性保险组织，政府给予免除其营业税、所得税和利润调节税等全部税赋的优惠政策。尽管农村统筹保险互助会模式有其理论的依据和其他经营模式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但主要是由于规模和专业人才的缺乏使这种曾经引起全国保险业界和学术界瞩目的经营模式连同其农业保险试验仅仅生存了五六年便销声匿迹了。第三种模式，政府和保险公司合作模式。河南省农业经过多年的探索，最终认识到农业保险必须走政府强力推进和支持，商业保险积极参与的发展道路。于是河南省地方政府和人保河南省分公司建立了一种联合经营模式。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各方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风险准备金，所有经营成本费用以及保险收入均按比例分摊。这种模式理论上讲是比较完美，但是在实践中同样也出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实际问题。特别是遇到大面积巨大灾害的时候赔付率居高不下，结果造成长期经营亏损，业务逐步萎缩。

（二）河南农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河南农业保险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境。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河南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保险需求日益增强。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1127.72亿斤，连续9年创历史新高，2011年，肉类总产量达到624.6万吨，禽蛋产量达到390.5万吨，奶产量达到306.6万吨，均居全国前列。油料、蔬菜、水果、水产品总产量2011年分别达到532.36万吨、6709.74万吨、2414.12万吨、99.4万吨。累计发展无公害农产品1690个、绿色食品389个、有机食品62个和地理标志农产品48个。建成农产品出口示范区57家，总量居全国第二位。目前，河南省已拥有60家部级、562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重点龙头企业2502家。全省食品加工已发展到23个门类、24个行业。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收入居全国同行业第二位，居全省工业各行业之首。河南农业产业化的高速发展大大促进了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随着河南农业产业化组织经营规模越来越大，投资成本也居高不下，对于现代农业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农业产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也越来越大，他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河南农业保险面临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农业保险“生产”的正外部性与“供给有限”严重制约了河南农业保险的发展。农业保险所谓的“生产”正外部性，是指为农业保险人提供农险的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由于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农业、承保、定损、理赔的高难度，使农业保险的赔付率和经营成本较高，农业保险人亏损严重，私人边际收益极低。而外部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用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获得农业保险带来的好处，社会边际收益为正。所2014年第10期下旬刊（总第568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10，2014（CumulativetyNO.568）以，农业保险人“生产”农险时，承担了部分本应有社会承担的成本，边际私人成本高于边际社会成本，但边际私人收益却小于边际社会收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根据经济学原理，保险公司和社会分别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农业保险的均衡量。

结果作为产品的供应方和生产方，保险公司的最佳“生产量”小于社会最佳规模，造成农业保险的“供给不足”。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各项农业保险扶持政策难以落实，结果形成政府对于农业保险支持不足客观事实，众多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以至于各个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或者不愿开展农业保险。据调查数据显示，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达88%，有的地区竟高达250%，这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在农业保险盈利艰难的形势下，多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不得不采取“财政补贴+以险养险”模式，即“以商业险养农业险”。由此造成长期以来河南农业保险供需矛盾的交替变化一直是河南农业保险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河南农业保险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河南农业保险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严重制约了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健康发展。只有逐步消除农业保险“消费”的正外部性与“需求不足”和农业保险“生产”的正外部性与“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使之到达均衡，才能走出河南农业保险发展目前的困境，才可以保证河南农业保险的长期健康发展。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从而促进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一）充分利用农业保险政策优势，调动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长期以来，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及农业保险的发展，每一届政府任职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台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中央一号文。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11年在一号文件中将农业保险列为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第11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导“三农”工作中再次指出，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要求各级财政要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并可通过龙头企业资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明确提出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补贴力度；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希望通过银保互动机制进一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根据中央历年的一号文精神，河南省也启动了政策性农业险的省内试点工作，由河南省保监局与省发改委、财政厅共同起草上报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方案，河南省一些市、县因地制宜，主动加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探索。希望能够充分利用目前我国和河南地方农业保险的政策优势，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调动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使河南农业保险“生产”的正外部性与“供给有限”的矛盾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探索农业保险新模式，促进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经验，探索河南省农业保险发展新的模式和机构，促进河南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其主要从以下几种模式进行思考和实施。第一，商业保险公司加政府补贴模式，由政府制定总体的补贴政策性，商业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申请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业务，并开展各种业务，然后根据政策领取政府补贴。在这种模式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首先由各级政府财政结合当地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共同出资设立一个农业风险基金，然后按照各方协商的出资比例交给农业风险基金，当出现农业风险需要保险赔付时风险基金把相应的资金支付给商业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再把赔付款支付给农户，形成由各级政府、龙头企业、保险公司和农户共同承担风险的体系，极大限度的减轻商业保险公司的负担。第二，借鉴德国和法国的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模式。农业保险合作社经营模式的本质是以被保险农民为主体的民间农业保险合作组织或农业保险相互会社。这种模式通常是由各级政府帮助组织和建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一致，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第三，政府支持下的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相互制保险公司是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相互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与股份制公司有很大的区别。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经营灵活、成本低、适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业务等优势。

（三）加强农业保险管理技术和宣传力度，增强农民保险意识河南农业保险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管理技术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目前仅有的几家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保险费率的制定基本上是按照作物的收成的一定的比例来确定。这种方法很不科学，而且很多时候保险公司其保险费率、赔付率等决策过程基本上是靠经验和协商，缺乏定量的科学根据，必须要加大科学管理，根据河南省的具体情况加强农业保险的科学性研究，使农业保险制度的制定更加具有合理性。在对农业保险的管理过程中要针对农业风险的特点，从风险识别、风险度量和预警技术方面加以提高，另外，加强科学的农业保险定价技术和防灾减损技术，提高农业损失的测定水平及理赔技术，提高农业保险分散风险管理水平，扩大农业再保险，降低保险成本，提高保险公司的综合盈利水平，为农业保险提供更好的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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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isvastinterritory,isalargeagriculturalcountry.Butterrainiscomplex,climatechangeable,andtherearemanytypesofcropdisease.Theagriculturalinsuranceactuallylaggedseriously,notverysymmetricwithinsurance''''sfastascendanttrend.Inthepast21years,agriculturehasaddeduptopremiumincomesonly8,300millionyuan,andonly330millionyuanin2002.Thesupplyanddemandpatternoftheagriculturalinsuranceisthattheagriculturalinsurancebusinessofinsurancecompanydropsononeside,whetheranothersideurgentneedagriculturalpeasanthouseholdofinsurancehaveplacethatisinsured-China''''sagriculturalinsurance.Whereistheway?

关键词：农业保险Theagriculturalinsurance

再保险Reinsurance

一、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都处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威胁之中。仅据全国植物保护总站1973-1992年统计，全国农作物因病虫害受灾面积平均每年1.7亿公顷以上，损失粮食总产量10%以上。1998年我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6亿元。今年淮河水灾，今安徽省颖上县八里河镇直接经济损伤达8654亿元，而这些损失绝大多数将由农户自己承担。面对广大农户一夜之间倾家荡产，20年来建立起来的农村保险补偿制度近乎完全失灵。

二、农业保险的定义及分类

（一）农业保险的定义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二）农业保险的分类

我国开办的农业保险主要险种有：农产品保险、生猪保险、牲畜保险、奶牛保险、耕牛保险、山羊保险、养鱼保险、养鹿、养鸭、养鸡等保险，家禽综合保险，水稻、蔬菜保险，森林火灾保险；烤烟保险、西瓜雹灾、香梨收获、小麦冻害等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一）农业保险制度不完善

农业保险缺乏立法支持。农业保险通常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对农业保险都给予了法律上的支持。美国1994年颁布的《农作物改革保险法》，取消了政府救济计划，通过4大险种把所有农作物生产者都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这4大险种是：提供基本保障的巨灾保险、提供较高保障水平的扩大保障保险、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该法还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计划的福利，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对农作物保险实行事实上的强制参加。该法的实施，使保险作物从1980年的30种扩大到47种；农作物保险投保率大为提高，1995年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达2.2亿英亩，占当年可保面积的82%，是美国农险历史上承保面积占可保面积比例最高的一年。

我国对这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1995年颁布的《保险法》提到，“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近年来，每年都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出台农业保险法规，但目前仍未见这一“另行规定”。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致使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很大。

农业保险缺乏政府支持。国外农业保险，强调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配合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共同融合来支持农业保险的运作，确保农场主、农户的实际利益得到保障。美国通过成立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把农业保险从商业保险中分离出来。俄罗斯则是国家直接参与农业保险的经营。

我国的农业保险，却长期处于自主经营状态。政府既没有拿出资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也没有给予投保农户减税等优惠条件，更没有出资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这些都导致了农业保险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二）现有的农业保险业务进一步萎缩

自1982年我国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先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农业保险，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开始经营兵团系统内部的农业保险，到80年代后期，民政部门开办农村救灾保险。其他经营主体也或多或少地做过尝试，但由于经营亏损严重，都相继退出了农业保险领域。目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就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

应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得较为成功。一则它的政策支持和优惠较好地解决了准备金积累问题；二则该公司实行全兵团统保，既有效防止了逆向选择，又使风险充分分散，使责任准备金能够在各险种之间调剂使用，公司与场、团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也解决了展业和理赔的困难。然而，这种经营机制是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现行生产机制为基础的，难以得到推广。

目前，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日益萎缩。1993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8.29亿元，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3.58%；1997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15.4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的1.41%，比1993年下降2.17个百分点；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为5.26亿元，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9%，比1997年又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三）农户风险意识淡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得益于市场的长期酝酿。日本从开始建立农业保险到农业保险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花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中国的农业保险，恰恰缺少这个“孕育”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农户生活在“靠天吃饭”的阴影下，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老天爷才是收成好坏的决定因素”，人是违背不得的。

随着农户风险意识的提高，也有不少人投保农业险，但由于农户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道德诚信的意识水平不够高，因此保险公司时常被农户的道德风险所困扰，同时逆向选择问题也令他们头疼。黑龙江省某村庄，只有几个养鸡专业户投保了养殖险，可当出现了鸡瘟时，村民们就把全村的死鸡都放到了投过保的养鸡户那里，去找保险公司索赔。面对这么多死鸡，保险公司很难辨认哪些是承保过的，哪些没有承保。如果全赔，公司将损失惨重；若拒保，又会被诉至媒体或法院，最终使得保险公司进退两难。

政府、保险公司、农户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是：政府管得少，保险公司不愿管，农户没人管。从政府的角度看，国家财政比较困难，而需要发展的地方很多，暂时拿不出很多资金支持农业保险，同时农业投入大，见效慢，短期内回收投资是不可能的，故政府不愿意把过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我国的保险市场长期由国家垄断，保险公司之间缺乏竞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重要的是，缺乏从整个国家高度考虑农业问题的战略眼光，自然不愿意经营不盈利甚至是负利的农业保险。从农户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农户不相信保险，认为保险是负担，是一项不必要的支出，而另一部分投了保的人，心理也是忐忑不安，害怕到时候得不到赔付。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就千方百计地从保险公司获得尽可能多的赔付。他们将最容易出险的农作物投保，造成了逆向选择；索赔时，将没有投保的农作物也一并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导致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高费用、高费率与农民购买力较低的矛盾。

农业生产由于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自然灾害的频繁和范围广泛等特点，使得其风险损失率较高，加之农产的分散，展业不便，成本很高，使得农业保险比起其他财产保险(例如家庭财产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价格高得多。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切险农作物保险的费率在2—15％之间，比之家庭财产、企业财产的损失率(1％。左右)高出十几倍到几十倍，而农业保险面对的是收入较低的投保人。特别是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一般来讲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要让他们自愿购买农业保险这种特殊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收入较低并不是农业保险参与率不高的唯一原因。研究表明，即使农民收入较高的国家，如果按照农作物的损失率厘定保险费率，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自愿投保积极性也都不高，所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农业保险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都给予较多的保费补贴。墨西哥的有关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的保险费补贴低于2／3，大多数农民不会自愿投保。

（二）农业和农业保险的较低预期收入与发展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的矛盾。

在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或中西部的城市郊区，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但这些地区在自愿投保的条件下，农户也很少有投保的意愿。我们曾经在广东地区做过调查，当地的保险公司出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的，积极开发难能为公司赚钱的农业保险险种，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当地农业，非常支持农业保险，有的还补贴部分保费。但是由于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的农产来说，农业的预期收益相对于其从事乡镇企业或外出打工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亩水稻就是产500—700公斤水稻，毛收入也不过几百元。部分农民甚至将农田无偿转让给他人种植。而农业保险的补偿水平一般不会超过当地前几年平均产量的70％，连农作物收成本身都没有兴趣，更不可能有投保农业保险的热情了。

（三）农业保险利益的外在性与保险双方长远利益的矛盾。

理论分析表明，农业保险的利益从长远来讲是外在的。因为农业保险能为农业提供风险保障，使其解除后顾之忧，即使在风险较高的地区，农民会因保险而不回避农业风险，从而增加农业产量。日本在战后通过立法(《农业灾害保障法》)强制土地面积超过一定面积的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使自然条件较差，农业风险较大的北海道等地区的农民，也种植当时国内极缺的水稻等农作物，加上其他条件，使其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问题。稳定了国内粮食价格。如果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价格下跌，使农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增加，而生产者剩余在一定时期内虽然会因产量的增长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会减少。因此，农民购买保险，保险双方当事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得益。换言之农业保险的最终受益者是农产品消费者。这实际上是在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制度下，农业保险不能成立的经济学原因。(参见《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p97—98，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五、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选择

（一）政府主办，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格局就像社会保险，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从事经营。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成立专业性的隶属于中央政府或其某部门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以该公司为主经营全国农村保险业务，它既可以经营农业(种植和养殖业)保险，也可以经营农村的寿险和其它财产保险，其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亏损可以通过农村寿险和其他财产保险得到弥补。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建立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支公司及其人组织办理，并以县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作物保险主要是一切险保险和(或)多重风险保险除政府的农业保险公司外，也允许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社和相互会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各种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组织机构都必须由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审核批准，各自业务范围应依法规范。成立专业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政府、整个保险业、单个的保险公司和农民四方受益的举措，对政府来说，农业救灾的压力可以减轻，农业生产风险在全国的分散可以保持地方农业和整个经济的稳定；对于保险业来说，农村这块潜力巨大的市场尚未开发，由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在政策的扶持下着力开拓农村市场，对保险业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利；其它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可以选择进入农村市场，与农业保险公司合作或竞争，也可以选择暂时不进入农村市场，等农业保险公司在农村“垦荒”完毕的一个恰当时机，以较小的成本进入农村市场；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农业保险风险分散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维持国家农业生产稳定；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愿意经营农业保险的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所以这是一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由于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是参加了保险的人，因而也就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差额调节来保证农业保险发展。

第三，根据有关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建立农业保险专项基金。保险基金通过多种渠道(政府、消费者、销售者、加工者和生产者)和方式(除收缴保费外，还可征收专项税、费，如广东那样)筹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做到“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分离”，避免渗漏。

第四，实行法定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对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的少数几种农林牧渔产品的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其他产品的生产实行自愿保险。宜将农业保险和农业信贷结合起来，凡有农业生产借贷的农业保险标的，即使自愿保险项目也应依法强制投保，政府至少对法定保险险种提供保费补贴。此外，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消费者都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分担部分保险费。保费补贴和分担可因保险险别、险种、保障水平的不同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有所区别。

第五，农业保险的经营是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全部或大部分经营管理费用由政府拨付。政府还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免征一切税赋的优惠，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

第六，除了经营农业保险外，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如农村财产和人身保险的险种(如农房、人身意外伤害等)的税赋电可适当减免。使其可用这些险种的盈余补贴农业保险。

第七，为保证上述各项能够顺利贯彻实施，必须先制定和颁布有关法规，因此，《农业保险法》的制定是当务之急。

鉴于各地情况的较大差异，农业保险的决策和经营主体可以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类似加拿大那样。举办农业保险与否，成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迟早，由省、市、自治区依据本地情况自行决定。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自成体系，自求财务平衡。在统一的经营体制框架和总的原则下，各公司经营范围、强制和自愿保险的标的、保障水平、补贴水平等允许有差异。在各省、市、自治区自主决策、独立经营的体制下，中央农业保险公司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主要经营全国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业务，或者就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并通过全国再保险公司给予举办农业保险的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资金扶持。从国外的实践来看，这种灵活的体制，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上海市试验的政府推动、以险养险、保险公司具体经办的模式，就是我国地方政府办农业保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试验经营农业保险已有不短的历史，美国近10年农作物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表明，由商业保险公司在政府政策性保险经营的框架下来经营农业保险也并不是一条无效之途。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就是在我国政府统一制定的政策性经营的总体框架下，由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具体设想是：

第一，在中央设立“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险管理公司”，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央有关部门(财政部或农业部等)的事业性机构，不直接经营(或少量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其经费由财政拨款。该公司主要负责全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改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进行统一规划，研究制定具体政策；设计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具体险种；接受和审查有意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并根据各商业公司每年经营农业保险的业务量向保险公司提供经营补贴；向各经营农业保险的商业性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对经核准的商业保险公司依法开展的农业保险业务情况施行监督。

第二，允许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自愿申请经营由政府提供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政府的补贴可分为保险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补贴，具体补贴比例和(或)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有异。获准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性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或中国农业保下管理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规定的农业保险业务，除补贴外不承担其它责任。

第三，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设计的基本险种，采用规定的费率规章，也可以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但自行开发自愿投保的农业保险险种，需经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审查和批准后，才可以出售。保险展业、核保、理赔均由商业保险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人进行。

第四，这种制度下的农业保险项目要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对少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和畜禽的一切现货多重风险保险项目，有必要实行法定保险，以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项目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便于风险在尽可能大的空间上分散。其它作物和畜禽的多风险责任保险和单一风险责任的保险项目可以实行自愿保险。政府只对法定保险项目给予补贴。

第五，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所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还应该给予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政策。对法定保险项目应免除营业税和所得税，自愿保险项目也应该免除大部分税负，以利其健康经营。

第六，中国农业保险公司要为经营农业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其它国内外商业性保险、再保险公司也可以向其提供再保险，再保险可以采取自愿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一定范围的法定分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