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Abstract:Culturalcommunicationpushespeopleforwardinthelongrunofhuman''''scivilization.However,thecommunicationontheunequalfootwillinevitablybringaboutthenegativeeffecttotheweakerpart.Theso-called“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hasbeenraisedinthispapertocalltheattentionsofthewholeChinamedia.

Keywords:Culture,Communication,“AdverseBalanceofInformation”phenomenon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但人类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文明进步大体上保持了同步水平。那些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相对走在了前面。“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①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国家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它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成果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进行的动力，进而加快本国文化进步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用于文化交流、传播的各种信息传播媒介。正因为如此，人类为创造发明和有效使用传播媒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不断地完善、改造传播活动的内容、形式作出了成功的探索。目前世界上现有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市场格局就是这些努力和探索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得意的成果。平心而论，目前的传播格局和传播模式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加强人类信息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形成人类社会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同样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但是，在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变化，人们对长期习以为常的文化交流模式和文化传播市场格局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不平衡、信息传播不对等的问题。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时，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自主、平等，无论是多么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时，都应该以国际大家庭一员的身份出现，绝不能因为自己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而企图在文化上也实行强权式的垄断。无论多么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过自己积极的贡献，他们同样都有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平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②所以，国际上的许多有志之士长期以来为争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平等交流，进行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利益的关系，特别是以强国自居的国家的一些人和一些媒体，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眼里，自己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十全十美的文化，并企图以自己认为最先进的这种文化代替或同化世界文化，让众多他国、他民族文化对自己俯首称臣。因此这些国家及其所属的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凭借发达国家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等方面的实力，他们很快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市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本应以同等规模和数量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由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弱势，在文化交流中不得不处于下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由此而来。

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这种国与国交往中的“逆差”现象在经济领域早已有之，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中的这种“逆差”问题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步被人们所认识的。近40年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为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建设世界新闻新秩序”为核心的一些设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反而愈加突出了。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强势文化或所谓的“优良文化”同化、影响甚至取代弱势文化。于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传播机构打着传输文明的旗号大举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的传播，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制品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狂轰滥炸，大有取发展中国家本地文化而代之的趋势。“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③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等指标都是以发达国家文化为标准的，特别是以美国文化为标准的。凭借强势文化的优势，美国人将他们的文化观念转化为世界共同的观念。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尽管应该具备同发达国家进行对等文化交流的地位和机会，而实际上强弱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占据世界文化主流地位的阶段以后，世界文化交流的速度借助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大加快，但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流动的却主要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文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自己国家的文化也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流中同样始终处在劣势状态。甚至连一些经济上发达的国家，由于在国际斗争中地位的变化，在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感到了被动，不得不关注本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现状。如一向以人类文化优秀成果集中发祥地著称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因为他们看到，“好莱坞的模式是欧洲的电影模式；美国歌手占据着欧洲的排行榜；而欧洲的互联网语言也是说英语的。美国的文化入侵成了全欧的问题。”④实际上，包括法国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多年来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是同美、英保持一致的，但他们慢慢发现，美英已经占据了垄断全球文化的“话语权”，以英语、好莱坞、麦当劳等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符号为内容的美国文化具有同欧洲传统文化竞争的巨大优势，一向以传统文化代表自居的欧洲国家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同样出现了“逆差”现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公布的数据，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瑞典、西班牙、波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进口的影片中，分别有55-72%来自美国。在世界图书进出口贸易中，美英两国是最大的赢利国，顺差额都在12亿美元以上(1995年)。⑤而在世界文化交流市场上长期处在劣势状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就更加无法避免“逆差”现象的出现。

在我国，这种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同样严重地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曾经有过修筑抵御外来文化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铜墙铁壁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那时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处在长期封闭中的国内受众也没有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的愿望和胆量，当时的中国国内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纯洁”的。这种“纯洁”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缺乏同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导致我们一步步地拉大了同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的距离，中国大有被排斥于世界主流文化之外的趋势。当国门被打开之后，我们才惊讶地发现，世界文化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继续在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路上走下去，将使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困境。于是对外来文化的介绍、引进甚至模仿、学习，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外国文化大规模地进入外国人一直感到神秘的国度，令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们兴奋、激动。而同他们一样感到兴奋、激动，甚至还有些刺激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极左文化思潮统治下生活太久的亿万中国受众，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接受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文化，进而一点点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所携带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乃至思维方式，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找到巨大的市场，发达国家也就不惜代价发起了向中国的文化进攻，特别是以电影、电视、音像、印刷、娱乐、软件等多种形式的文化制品向各层次的受众发起了全方位的轮番进攻。据统计，在1998年我国图书报刊进出口贸易中，进口为3925。4万美元，出口为1212。65万美元。而电子出版物出口为2种，进口却高达170种，出口仅为进口的1。176%，令人触目惊心。⑤在单调、封闭的文化环境长期生活的我国受众在最初的一点吃惊、迷茫、下意识的抵触以后很快地适应了、喜欢了，并有不少人开始主动地、积极地追求了。加之国家媒体的主动倡导、文化传播市场上反映出的令人心动的收入，在国内出现了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又一个浪潮。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生产早已进入了大工业生产阶段，所以在很短时间里，来自国外境外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迅速取得了主动地位，并逐步加大传播力度、提升传播层次，在我国文化传播市场上的信息拥有量和传播影响力大有超过我国传统文化之势，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在我国同样产生了。就连刚刚在我国开始普及的互联网上，运行的绝大多数信息也是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少而又少的国内中文信息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用户的基本需求，人们只有转向外国网站寻找信息。发达国家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和文化交流竞争中又抢到了先手。而我们国内快速膨胀的网民队伍仍然在为发达国家文化的进入提供着可观的市场。

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现象，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在本国文化与信息市场上对发展中国家文化信息产品的封锁，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不能等量进入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市场对发达国家是全面开放的，而发达国家只把自己认为必要的文化信息制品引进自己的市场。这一来一往中的差距就是文化交流中“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说，造成文化交流“逆差”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一边，事实上当代国际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自始至终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文化交流“逆差”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许多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⑥虽然文化交流中出现的问题不像战争或经济侵略那么直接、那么现实，但这种“逆差”的累积性后果也是十分令人深思的。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对国家发展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损失。而发达国家的媒体又有意识地利用“逆差”的便利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文化入侵”，尽管常常打着“新闻自由”、“传播自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旗号，尽管所传播的内容表面上也确实是纯娱乐的、纯文化的。隐藏的越是巧妙，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麻烦也就越大。特别是“以直接冲击人的视听感官为特征的电影、电视及音乐，虽然对大众而言主要是娱乐品，但它们同时也必然是文化传统、政治理念或价值观的载体；换言之，它们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暗示着、诉说着关于是非善恶、关于民族国家、关于伦常秩序的种种观念或评价尺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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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的“逆差”首先对“入超”国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播资源形成威胁。和资源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宝贵的，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唯一性”，一旦被别人侵犯或占用，是很难恢复原状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完成了民族独立过程，取得了国家，但由发达国家长期造成的“文化殖民”现象并没有随着殖民者的离开而消失。相反由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传播事业的需要，不得不委托发达国家培养传播人才，从而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传播模式，有些国家的传播机构成了发达国家媒体在海外的“代言人”、“办事处”，有些传播媒体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传播机构的“克隆”。在我国目前的文化传播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制品，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有限的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被占领，同我国自已的传播媒体为争夺受众展开了搏杀。而在内容选择、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差距，使我国传播媒介常常处在被动状态，受众数量的减少、传播市场的缩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前我国传播媒体曾有得天独厚的市场专有权，在国内的各种传播活动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如今却被外来媒体和外来文化插了一杠子，市场风云突变，只有仓促应战，为争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和市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外交难题，由于自身传播力量的微弱，自己的国家形象是由西方大国塑造的，一交手，首先是处在一个先行的、被歪曲、被误解的偏见中，被剥夺了享受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外交礼遇，一旦被激怒，又引来更多的非议与围攻。自己的立场、观点都无法在正常的舆论环境中让人们知晓，更谈不上理解与支持。”⑦

文化交流“逆差”给发展中国家受众造成了“文化紧张”局面，整体文化素质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受众被迫接受超出自己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的大量外来文化信息，囫囵吞枣式的信息接受现象普遍存在。“一下子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感到迷茫和压抑。”⑧“文化紧张”正是由于某种强势文化突然进入原本单一、封闭的弱势文化环境后，给在单纯文化环境中长期生活的受众造成的紧张、焦虑、迷茫、无从选择等心理压力和情绪压力。为缓解这些压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自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速度明显拉开，原有的文化发展的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国家为适应向世界扩张的需要，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大肆倾销文化产品，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各国的文化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甘心于本国文化就此衰落，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混战使文化的接受者们常常无所适从，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由于陌生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和盲目，紧张状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文化交流“逆差”给弱势文化地区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虽然目前人们对世界的“一体化”非常感兴趣，也在高喊文化的“多元化”，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社会成员都做好了进入“地球村”的准备工作。在本国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活了若干代的人，很难在一种域外文化进入时迅速地抛弃原有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转而信奉自己并不认识和熟悉的“时髦货”。祖先遗留的文化传统和每个人在特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将在长时期中产生下意识的作用。就连一些自以为非常前卫的现代派，在以外来文化的卫道士自居的同时，必然拖着传统文化的尾巴。对众多的普通人而言，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往往很难作出孰是孰非的准确判断，也就很难在行为过程中有满意的结果。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很可能被不断进入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争斗搞得左右为难。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就经历了并且在继续经历这一过程。为人民服务和既得利益、大公无私和个人主义、团结互助和自我奋斗、个性张扬和老成持重，几乎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迫使人们进行新的选择。外来文化信息制品提供的全新观念，带给人们的是同原有观念形成巨大反差的现实。就连我国自己的媒介，为了争到必要的传播市场，也不得不给外来文化提供一席之地。十几家电视台同播一部境外电视剧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化交流“逆差”的最终结果将导致弱势文化的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产生。尽管在外来文化进入的初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不习惯，但当外来文化逐步地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扎根以后，就会在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产生类似于传统文化式的影响。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外来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势文化如今这种大规模的侵入。在我国，来自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每周都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至少来自港、台等资本主义地区的影视作品更是充斥于各级传播机构的传播内容安排中。在相对先进的物质产品的配合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正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吃麦当劳、喝可乐、穿牛仔服、用名牌车、唱卡拉OK、看好莱坞电影、打高尔夫球，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髦行为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和偏僻小镇几乎都可以看到，在五、六十岁到七、八岁的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有不少人尝试过。就连刚刚才呀呀学语的幼儿也嚷嚷着要吃麦当劳喝可乐。相反对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人却是那么陌生，年龄越轻，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就越接近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说与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向以清高、自主、独立自诩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这些年同样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干扰。一拨又一拨的外国文化思潮、学术思潮不断地在我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造成冲击，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和各种文化人当中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国学家”了。洋人的思维方式、洋人表达方式都很受学术界的青睐。在“一体化”、“全球化”、“地球村”等美好的理想背后掩盖的是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们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兴奋。

虽然说，同发达国家文化入侵进行抗争的最好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军事的实力，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方法树立本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传播市场的地位，但文化自身绝不是无所作为。而对资本主义国家一天天强大的文化进攻，发展中国家只有针锋相对，强化文化意识，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要设法加大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提高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才能在世界文化传播市场上取得主动权。如果指望发达国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施以公心和同情心，那将继续加剧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和“入超”现象。依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明显特色和丰富多彩，进入世界文化传播市场应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丁宗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④龚刚：《欧洲文化反击战》，见《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

⑤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篇（2）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17(C)-0129-01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文化之间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由于文化的不同，也给跨文化交流带来了障碍，影响了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即“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对跨文化交流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必须努力跨越“文化休克”这一难题。

一、“文化休克”的定义

“文化休克”，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率先提出这一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

二、引发“文化休克”的原因

一般认为引起“文化休克”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在异国文化中丧失了自己在本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社会角色，因而造成情绪不稳定。

2、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

3、在异国文化中，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使得身处异乡的人难以适应。

三、“文化休克”的阶段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休克”大体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1、蜜月阶段：指人们刚到一个新的环境，由于有新鲜感，心理上兴奋，情绪上亢奋和高涨。这个阶段一般持续几个星期到半年的时间。人们常常在到其它国家以前对异国充满美好的憧憬。来到异国文化后，刚开始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满意，处于乐观的、兴奋的“蜜月”阶段。

2、沮丧阶段：指由于在异国经历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尤其是跨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发现自己对新文化缺少了解而产生孤独感，之前的新鲜感和兴奋渐渐被失望、失落、烦恼和焦虑所替代，一般持续几个星期到几个月。有的人还会产生头晕、头疼、四肢乏力、无法正常饮食和休息等生理反应。

3、恢复调整阶段：指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沮丧和迷惑之后，“外乡人”逐渐适应新的生活，找到了应对所处新文化的办法，逐渐解开了一些疑团、熟悉了本地人的语言及非言语的东西，并正确理解了异文化的优缺点，慢慢地适应了异文化的环境。

4、融合阶段（适应阶段）：是指进入异文化环境中的人原有的沮丧、烦恼和焦虑消失了。这一阶段他们基本上适应了新的文化环境，能够很好地融合到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去，也能与当地人友好和平地相处。

四、应对跨文化交流中“文化休克”的策略

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虽然经常发生“文化休克”，但“文化休克”并非不可跨越。

1、跨文化培训（Inter-culture Training）跨文化培训一般分为三种方式：（1）知识提供方式。培训往往通过授课、电影、录像、阅读背景资料等方式进行。（2）情感方式。培训内容一般除了第一种方法还包括文化模拟培训、压力释放培训、文化学习训练、强化外语学习等等。（3）沉浸方式。除了以上的内容外一般培训应在东道国进行，与本地人接触，培训内容包括跨文化能力评估分析、文化敏感能力等等。

2、聘请文化顾问进行指导和训练（Personal Coaching from Cross-Cultural Consultants）聘请文化顾问，专门进行个别辅导，指导经理人如何跨越不熟悉的文化领域。有许多大的跨国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新的外派经理和家人解决刚到不同文化中所遇到的问题。文化翻译有助于外派经理顺利过度到东道国社会，并解释出现的误解，更快地协助外派经理融入东道国的文化与生活。

3、自我训练。有句谚语说得好“劣匠手中无利器”。无论参加了多么有效的培训，聘请了多么得力的文化顾问，跨文化交际的人本身要做好准备，在出国前做好准备，了解目标国家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经济等知识，加强外语学习，与那些在目标国家生活过的人交谈、学习，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做好克服文化休克的准备，并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的文化和结交那里的人们。同时，也还要帮助家人做好准备。

结论：“文化休克”是一个复杂的学习过程和人生体验，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那些即将或正在处于异文化的人来说，虽然无法改变社会环境，但却可以通过努力做文化调试。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了解了“文化休克”的产生原因及过程，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尽快跨越“文化休克”，以尽早融入到新文化中，体验新的文化，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阮晓霞，胡乐容，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教师，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篇（3）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贯中西,又颇具个性的学者和作家,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在其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世界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一生撰写和出版了中文著作17种,英文著作及译著达51种。他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通,自称其“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彼此融合的结晶。

一

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来自其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福建漳州属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其父亲就是一位牧师。林语堂的牧师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与西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关系。林语堂在他的专著《信仰之旅》中说:“我父亲是那视乎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现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趣。”他又在《八十自叙》中说:“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如此的家学传统给林语堂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1912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毕业后,林语堂来到清华学校任教,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该校十分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林语堂醉心于《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思想经典的阅读、研究,却并不受旧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显得从容和睿智。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能独辟蹊径、反观溯源、推陈出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反映了他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独特境界。

1919年秋,林语堂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在德期间,他接受了欧洲知识界的洗礼,崇尚个性自由。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他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林语堂的思想非常激进,表现在其散文创作中抨击北洋执政府血腥暴行,批判封建文化观念,赞扬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一度与鲁迅来往密切,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撰写了一些富于战斗气息的散文,诸如《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闲话与谣言》等。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翦拂集》,收入此类杂文共计28篇。

在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根本的痼疾,最突出地表现在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方面,这既是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没有个人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又是国民缺乏自觉的理性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原因。正是异质文化因素的加入和杂糅,才使林语堂的散文作品有着更为冷静和疏离的第三者视角,让读者在略带洋味的幽默中跟随作者一起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

二

学界一般认为,林语堂散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代《语丝》时期,思想激进、文风泼辣的杂文体;1930年代《论语》时期,颇具个性特色的闲适小品文;台湾时期谙顺自然、文风平和冲淡的娓语式笔调。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闲适小品文。这些作品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帮助西方人士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那些揭示所谓“民族劣根性”作家所特有的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相反,显得平和而风趣。在林语堂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缺陷,不必过分抑扬,他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从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本着这样的目的,在写作时自然不再需要凌厉与激情,而适当的幽默与闲适,正好为他的文章增添了色彩与韵味。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邀请林语堂去执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又不断催他去美国从事著述和研究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气候环境日益恶化,于是,林语堂决定全家赴美国。此一去30年。在美国生活期间,他最初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杂志发表,向国人介绍其在美国的生活和见闻。以后专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中外文化的比较等内容。由于林语堂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远离种种社会矛盾,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抨击逐渐减少,而比较注意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加以阐发,与以往的同类文章在心态上有着很大差异。这表明林语堂逐渐远离政治旋涡和文化斗争主战场,向传统文化回归。

由于林语堂知识广博,用英文写作十分流畅,使他的散文作品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欢迎。最有影响的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西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不爱读的枕边书。它们向西方人宣传了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越性,宣传一种力求闲适、和谐的处世哲学,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物质及精神文化冲击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面临空前的危机和挑战,都需要改造和转型,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而且,到底应该如何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至今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林语堂在其散文创作中对此问题探索与努力,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发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社,1994.

篇（4）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三、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四、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五、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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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b）-0172-02

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现象随处可见，语言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应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英语教学必须注意中外文化差异比较，才能真正使学生学好英语、正确地使用英语。

本篇论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给文化的一些术语下了定义；第二部分研究了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与其冲突的根源所在；第三部分探究了文化冲突在英语教学中的一些启示及其内在联系。结论部分概括了本篇论文的所有研究，并指出应适当重视文化的传播。

1 文化，交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1.1 文化的定义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共享共存的社会空间，或是历史和形象交流团体中的一员，当他们离开那个团体时，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都会在信仰和行动上保持标准的统一性。这些标准通常被称为“文化”。更简单的说，文化既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的生活方式。

1.2 文化，交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文化与交流，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他们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是如此息息相关以至于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一个意思。霍尔[1]曾经说过：“文化就是沟通，沟通就是文化。”文化是通过交流来学习，表现，传达和保存的。当文化不相同时，交流的方法也可能有所不同。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内在的，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个方面，反之，文化对语言也有所影响。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学说总是被引用来说明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虽然完全接受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它适用于文化和语言是显而易见的[2]。

我们看到文化在语言和交流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不只提供了交流的符号或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与这些符号和语言相关的意义。此外，文化还影响了人们在交流中使用语言的方式，并造成了交流障碍。

2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冲突

2.1 文化冲突

对于文化冲突，目标文化和根源文化都可能会导致文化冲突。一方面，目标文化知识的缺乏可能会引起误解或不理解。举例来说，当一个学生问一个外国人：“你是美国人，不是吗？”外国人答：“是一个苹果馅饼。”这个答案使学生很迷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生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苹果馅饼不仅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食物，而且也是典型美国本地人的昵称。另一方面，文化冲突是指自己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背景知识的负迁移类型。如果一个人理所应当的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词语或行为的，或者试图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不同文化间人们的语言，那么即使他或她懂得这门语言，他们仍可能遇到文化障碍，并且无法实现成功的沟通。向西方人打招呼用：“Where are you going”或 “Have you had your me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2 文化冲突的根源

由于在前面陈述了文化冲突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因此，对我们来说，认识到产生文化差异的这些因素是很必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2.2.1 地理和历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面向太平洋。来自内陆地区的大风常常会带来寒冷和恶劣的天气。因此，东风是我们最喜欢的，但与此相反，英国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屿，他被温和并且潮湿的西风所影响，因此，西风与温暖和积极有关。例如：

在许多冬日，我都看到他，鼻子冻得发紫，站在飞雪和东风之中。（John milton ）

东风化雨，借东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习语带有不同的内涵。“一说魔鬼他就出现”，这似乎与中国的成语：“说曹操，曹操到”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其内涵和其暗指在文化上是不同的。

2.2.2 宗教和习俗

宗教和习俗对语言的理解也有重要的意义。三字经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在英国，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他在597年流入英国。基督教认为人是带着罪恶出生的，而人的生命就是为自己赎罪的过程。有很多词常常出现，像：天使，僧侣，主教等。现在这些词都被广泛的使用。宗教和习俗都深刻的扎根于文化中，他们下意识的被渗透到人的认知系统中，影响人的心理活动。

3 文化冲突与英语教学的联系

3.1 文化冲突与英语教学

由于语言以多种复杂的方式约束了文化，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化冲突可能在语言教学中的每一个方面出现，并制约英语教学，降低英语教学的效率。这可以从许多学生中看出：他们拥有大量的语法和词汇知识，却没有交流能力。

例如：一些学生无法理解这句话“他见她一见钟情，并作了一些精密的计划去追求她，但他却连一垒也没达到。”尽管他们认识其中的每一个单词，但仍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美国最流行的运动与表达的关系。这意味着学好一门语言不是只要掌握好语音，词汇和语法就行了。在英语教学中，我们不仅要教语言，还要教文化。作为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多获取一些文化信息。

3.2 减少文化冲突的手段

3.2.1 增加跨文化意识

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间的差异要求交流者应该对文化有敏感的意识。

语言学教师不仅要知道文化和社会语言间的差异，及本土与非本土英语使用者的基本行为，而且还要将这些认识传达给学生。教师的作用可以且应该包括让语言学习者意识到在言语行为中实际存在的差异。为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而奋斗，并不意味着要将它同化为目标文化，相反，跨语言学习涉及了本土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第三位的发展，即“自我与他人的发展。”[3]。语言学习者需要了解本地人语言的意思，即使他们不选择通过重复本地人的行为来理解。[4]

3.2.2 分析，对比根源文化与目标文化

在进行文化比较时，首先应该对根源文化和目标文化做出精确的描述。“除非我们对进行比较的每一种文化都有更多精确的理解，否则，我们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Lado 1957：111）由于这两种文化清晰明确，对比分析可能会广泛用于显示文化差异，从而说明哪种本土文化习惯会被转移，并且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通过这种方法，误解和曲解在很多情况下会被预知，并且很多的文化冲突也可能被避免。

3.2.3 使用刊登文化的教科书和教学资料。

由于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很少有机会通过与英国本地人交流或住在说英语的国家来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因此关于英语文化的教科书和资料对英语教学是有重要意义的。有关文化背景和习俗的教科书让学生品位到了“真正的”英语。此外，教师应该尽可能得将许多真实的材料加入到英语课堂中。真实的材料指的是来自于真正交流中的那些材料。使用这种材料的优点是他们触及到了许多有关文化和社会的要素。

3.2.4 使用教学多媒体

由于可视媒体具有一些突出特点，因此它应该被广泛应用于英语教学中。第一，它们可以帮助教师展示目标语言与具有高真实性的文化给学生看。通过展示一幅人们在目标文化中生活状态的图片，学生们可以加深对日常生活的了解，例如：拜访朋友，打电话，问路。第二，使用可视教具的突出特点是：交际场景控制演示。教师或学员可以中断或重新排序，冻结行动，甚至可以取消声音或图像。语言学习者可以被邀请加入到视频演示的一部分中，并可以对他们所获得的暗示有所回应。通过这类做法，学习者在目标语言中的交际能力将有所提高。

4 结论

跨文化交流注定要受到文化多样性的干扰，因为语言，这个交流的主要手段，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反映。它不可能将语言的使用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的贡献就是对文化的冲突问题及其根源进行了讨论。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在英语教学中尽量减少文化冲突的一些建议性方式来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 Hall，E.T.1977.Beyond Culture.Garden City，NY：Anchor Doubleday.

[2] Samovar，L.A&Porter，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 Lo Bianco，J.，Liddicoat，A.J.，& Crozet，C.（Eds.）.Striving for the third place-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1999.

篇（6）

1 导言

跨文化交际是普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959年霍尔《无声的语言》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始”(顾嘉祖，2008)。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跨文化交际（主要是中西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派如火如荼，热闹非凡的景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已有3000多篇。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国学者有很多的看法。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思想，认为以分析思维见长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现在需要改弦更张，吸收东方文化的优点。东方文化在近代以来落后了，但因为它采取的是以综合思维见长的思维方式，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可以挽救西方因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空洞等危机。此论一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中有人把他归入新文化保守主义。为了避免误解，后来季羡林先生换了个说法，叫做“东西文化互补论” 。(季羡林，1996)

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他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现在已是新中国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这种交流的趋势依然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很可能还要延续下去。关世杰(1998)预言：今后几十年内，中西文化交流依然是中国的输入远大于输出。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应该是一个互补和互动的过程。

2中国文化应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将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化也必将融入这一世界化的文化发展浪潮中，并向世界全面展示自己的风采。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浪潮已无法躲避，并已深深卷入其中，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综合表现。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的必然要求。在世界各种文化中，中国文化是最强调“和谐”的。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和谐文化。然而，很多西方人对此没有正确认识。这可以从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已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西方国家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忧心忡忡，各种遏制中国的理论纷纷抛出，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是中国，并断言儒家文明必将与伊斯兰文明结盟，共同对抗西方。因此，他提出要对中国采取遏制策略。这一理论似乎在西方国家引起共鸣。这一点可以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中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看出。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一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宣传中国的文化，让世界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全球化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断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能够走向世界是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所决定的。中国文化以她的博大精深赢得了世人的认可和称赞。在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学习中国文化。1998年1月，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中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这是世界文化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在跨文化交流中自觉地把“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扬到世界，让“孔子的智慧”泽被全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张丽霞，1999）

中国文化能不断赢得世人的认可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还因为中外文化具有很多同一性。中西方文化虽然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在它们各自内部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与对方相似的文化因素。

“慈爱”思想是中西文化共同的道德原则。各自虽在表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意义和道理相近似，例如，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基督教讲博爱。中西文化均要求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爱护他人。我国儒家文化的主导精神是“仁”。孔子指出，“仁”就是“爱人”。佛家胸怀大慈大悲。慈者，是以深度的爱护之心予众生以快乐幸福，悲者，是以深度的同情怜悯之心拔除众生的诸苦。西方的基督教则倡导“爱人如己”，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有灵魂的安宁。《圣经》的旧约全书中的《约伯记》列出约伯的善举：“穷人求援，我总乐意帮助；孤儿求助，我就伸出援手。

在思维方面，中西之间的差异明显，但是任何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都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思维方法，而是多种方法并用的。因此，逻辑的、非逻辑的，理性的、非理性的，直觉的、感觉的、实验的、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里均有。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不同的思维阶段，是以某种方法为主罢了。

在民族性格方面，东方人过于拘谨、保守，过于喜欢宁静；而西方人则过于放肆、冒进，过于好动。理想的人格应当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应当是勇敢，直率与文雅、含蓄的结合体。西方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取奋进精神，要求人们自制、自省、忠诚、勤奋。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孔子关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家喻户晓的名言，正表现出东方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孔子也反对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同西方新教伦理的进取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

此外，中国文化的“和谐”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接受，并成为中西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和原则。

总之，纯而又纯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多种文化的要素、成分，不存在由单一的成分构成的文化。就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们很像是一幅太极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我中的你和你中的我都处于次要地位。（严春友，2001）

3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更需要我们多了解西方文化

首先，在与他文化交流时，我们要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但在“求同”之时不能忘记“学异”：学习一切对中国文化有益的进步文化。关世杰认为跨文化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中，既要注意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更要注意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Stee，2007）。中西跨文化交际的冲突往往缘于彼此的不同点，学习西方文化就是学习其各个层次的不同点。学习西方文化可以从三个层次入手。根据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的分析，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陈峰君，2003）：

第一个层次是所谓“外围文化”，即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其特点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超越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如各国各民族饮食，衣着、装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正误之分，也无阶级局限。因此，中西这一层次的文化的交流、交换、学习和引进，对丰富中国文化生活受益无穷。

第二层次是“科学理性文化”，它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除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体系，是人类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能的结晶。它是没有民族、没有阶级、没有国界的，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水平有高下之分。我们应学习、吸取、接受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理性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 转贴于

第三层次即“思想道德文化”，包括世界观、道德规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理想等。这一层次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它相对比较封闭和顽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既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又有鲜明的阶级性；既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又有保守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对此正确态度应是取长补短，去弊兴利。

其次，要挖掘西方文化传统的优点，特别是与创造有关的理论、方法，但是要避免机械照搬，应深入研究阻碍中国人创造性发挥的真实原因。(梁莉春，2002)

4 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成功的人能够识别各种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入乡随俗”这个成语在跨文化交际中还是最适用的。唯有提高跨文化意识，了解对方文化，尊重文化差异，并寻求容纳的方式和手段，才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以促进国际间的有效交流。

参考文献：

[1]顾嘉祖.今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向何处去？[J].中国外语，2008(1)：103-105.

[2]季羡林.季羡林文集(第6卷)[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3]关世杰.试论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50-58.

[4]张丽霞.传统文化修养与跨文化交际[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2)：70-72.

[5]严春友.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互补[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82-91.

[6]陈峰君.文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取[J].国际论坛，2000，(3)：62-68.

[7]梁莉春，张洁.试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交流[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5-38.

[8]Stee，J.K&Michael，H.P.Intercultural Perspecties：On Chinese 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http：//2008red.com/member_pic_395/files/ngfxtyywz/html/article_3615_1.shtml.

[10]http：//hi.baidu.com/xiabing_520/blog/item/b49645cbec03341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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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27-02

一、引言

早在中国古代的尧、舜时代，就已经有外族或其他部落的首领前来朝贡的传统。“朝贡”中的“朝”，即觐见天子的意思；而“贡”则是献，即为天子呈现贡品。在未完成统一的中国古代，相对强盛的中原邦族除军事手段外，往往采用使小邦宾服的策略来维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和保持相对强盛的优势。古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在处理与邻邦的关系时，这种主张“礼”与“和”的思想始终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而中国明朝时期建立的中朝朝贡关系，则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深刻反映。朝贡关系的建立，可以正式溯源到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之后。到崇尚“和”与“礼”的明代，朝贡关系达到顶峰，因为作为强大帝国和具备中国古代文化繁盛发展的明朝，对当时的李朝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目前关于中朝朝贡关系的研究，有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前人研究中朝朝贡关系有一个特点，即往往以政治上的分析和以朝贡贸易为代表的经济交流为侧重点，但从中朝朝贡体制的角度来审视两国进行的文化交流更具有探讨的价值和历史生命力。

二、中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心理状态和政治考虑

在明与李氏朝鲜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充分展现了明初统治者在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鉴于元朝对日本等国用兵的失败，吸取前元之教训，立足稳定国内统治，不轻易用兵。朱在《明皇圣训》中明确规定一些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他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其子孙不要向外扩张。同时，也决不许别国侵略，主张保境安民。”{1}这是明朝统治者的立场。而1392年建立的李氏朝鲜，建国初便派出了使节以求得明朝的承认和支持。李朝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明太祖尊重朝鲜的独立和自治，并明确表示不干涉其内政。这点在《明史》中有详细记载：“帝以高丽偏处东隅，非中国所治，令礼部移谕：‘果能顺天道，和人心，不启边衅，使命往来，实尔国之福，我又何诛。’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2}两厢情愿之下，友好关系正式开始。从政治层面来看，明朝之所以强调与李朝的朝贡关系，是为了表现大度和包容，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明王朝刚刚统一时巩固政权的考虑，以及崇尚礼仪、平和的儒家传统的观念。儒家追求和谐，恰值明太祖朱元璋要保国安民，于是明朝选择了这种没有实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朝贡关系。因此，在较为宽厚的外交政策中往往喜欢“厚往薄来”，以显示自己的丰硕与大度。

三、明代中朝朝贡关系中的文化交流

朝贡体制下的文化交流，基于文化上的相互吸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明太祖实录》卷37第二册中就言：“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3}出于文化的吸引和政治上的保护，朝鲜选择继续保持朝贡关系。朝鲜史学者也曾讲过，李氏朝鲜的统治者把自己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看作是巩固自己统治和维护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在处理这种关系时，虽然有时会表现得过于卑躬屈膝，然而，朝鲜政治上的自主并没于因此受到丝毫的损伤。{4}朝鲜愿意为这种文化所吸引，但也坚决地保持着自己政治上的独立。

其一，儒学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古朝鲜境内的儒学传播，起于3世纪中叶，汉字的陆续传入引起了中国儒家思想在高句丽、百济、新罗进一步传播。当时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氏朝鲜建立，以李成桂为代表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开始提倡德治，大力提倡儒学，主张用儒家“克己复礼”的传统精神教化民众。具体的措施有许多，如修建孔子庙，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或“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广泛地传播儒家经典著作；建立成均馆；在科举考试中将儒家经典列为必修科目。在民间，大量讲授儒学典籍的书院建立。其中最早的书院是由周世鹏创立的白云洞书院，后来又陆续建立了陶山书院以及嵩阳书院。由于政府的极力推广，以及在下层普通民众中流行的儒学教育，都促使儒学成为等同于信仰的学问，有人称之为儒教，于是儒学思想也成了指导人们实际举止及行为的普遍准则。

其二，两国间书籍的交流传播及众多儒士的来往。李氏朝鲜与明朝的图书交流，主要途径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明朝赠予李朝图书。明朝皇帝谈到所赐之书的本意是“圣人之道与前代得失俱在此书，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读。闻裪勤学，朕故赐之。若使小国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乐也”。{5}明惠帝建文三年（1401），明朝赠送《文献通考》；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明朝赠送《元史》、《十八史》、《略山堂考略》、《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第二年，又增送《古今烈女传》；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明赠送《通鉴纲目》、《四书衍义》等；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明赠送《孝慈高皇后传书》、《劝善书》300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明赠送《为山阴骘书》600本；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明赠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书。{6}第二种途径是李朝遣使赴明，求赠或者自己购买。李朝除了获得明朝赠书之外，还常求赠于明朝及另行购买。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李朝遣使到明，求《历史笔记》、《宋史》、《通鉴前编》、《源委》等书，明朝都答应赐予。而李朝文宗时集贤殿依国王之命，拟定的购买书目是《周礼》、《仪礼》、《通志》、《资治通鉴》、《宋史》、《朱文公集》、《宋朝名臣百家》等一系列书籍。{7}

除书籍的流通外，两国儒士的文化交流更是不胜枚举。《明宪宗实录》卷61第23册记载：“且朝鲜虽称外国，其人多读书识礼，苟使臣非人，必为所轻。付讫追寝成命，于翰林院或六科给事中推选一员，及行人司官一员往使为便。”“而上曰：‘英所言良是，今后赍赏遣内臣，其册封等礼仍选廷臣有学行者充正副使，庶不失中国大体而亦可服远人之心。’”{8}可见，当时明朝在派使节时的谨慎考虑。关于明代两国使臣研究中的数据，更令我们叹为观止。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可见，当时两国使臣往来的频繁程度。

其三，中国理学对退溪学术的影响。在这样浓厚的儒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氛围中，李氏朝鲜出现了以李退溪为代表的研究“性理学”的朱子派大儒。李退溪是主理论者，他的学生则是著名的主气论者李珥。李退溪毕生研究程朱理学，他继承与发展了朱熹的哲学思想，从而构成他自己宏大的哲学理论体系。他认为程朱理学是绝对完美的学说，理是先于事物的绝对东西，是万物产生的源泉。之所以为“主理”派者，正是由于他“理先气后”、“知先行后”的哲学思想。1556年，完成著作《朱子书节要》；1568年，完成著作《圣学十图》。《圣学十图》体现了他“体任圣学大端、心法至要”的研究心得。{9}他提出了“理”有动静故能生“气”的重要结论，于是为“理”造作万物开辟了道路。而且他也认为“太极”之动静和“天命”之流行，都是万物的自身属性所致，并无特别的“使之者”。他主张人心并非私欲，并且提出了“饮食男女，至理所寓，而人欲存矣”的观点。{10}其实，李退溪有关“人欲”的观点，源于中国古代孟子提出的“食、色，性也”的理论。可见，李退溪学问的渊源实在是于中国的儒学。明代经宋以来的理学传承，到了王阳明时代，则是“心学”的天下。他是“主气”论者，讲究“心性”。王阳明的哲学观念与李退溪的差异较大，但却与李退溪的学生李珥的“主气论”自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三人是中韩两国在明朝时程朱理学发展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不可估量。

四、结语

中朝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传说中“箕子朝鲜”的存在，便是最好的证明，尽管这一事实为多数韩国学者所否认。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和平和相互尊重的中朝朝贡关系，在明朝时达到顶峰。而以学术为代表的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便是在这种朝贡体制下发生和进行的。朝贡为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最终在以儒家传统为背景的李朝社会，形成了朝鲜历史上以“儒”而闻名的时代。在现实的民众生活中，儒家礼仪和传统仍然是朝鲜半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情操。所以，文化的影响往往更持久、更具亲和力、更动人。

[注 释]

{1}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546页。

{3}{8}刘菁华等：《明实录朝鲜资料辑录》，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6页、第147页。

篇（8）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篇（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因而学习语言时不可忽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这是社会语言学家的通常看法。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外语教学很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对外交流的能力。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语人才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这种交际能力除了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交际的有效性。当然这就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形式的正确与否了，更是要考虑该语言形式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

中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学生在传统互赖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提出问题、发表看法，习惯于运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则更强调个性的独立与张扬，在语言表达上更加直截了当。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易掌握，对于差异或者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因此在教学中作者发现学生运用语言时常以“中文思维+英语表达形式”来套用所学词汇和表达句子。这时就会出现不得体的句子，在交际中产生失误或尴尬局面。所以在英语学习时，当学生的文化背景与英美文化背景发生碰撞时，在交际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碍，文化障碍给语言教学带来了许多困难，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着外语教学。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必定会影响对外的交流。

下面列举在文化差异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例，说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

（一）致谢：在中国，亲戚、朋友当中一般不说“谢谢”，你要是这样讲，对方会觉得被当作外人，少了亲切感。而在英美国家，“Thank you”几乎整天挂在嘴边。

（二）谦虚：中国人以“谦虚”为自豪，美国人以“坦率”为荣。中美两国人对称赞有着不同反应。当有人称赞你或你的家人时，中国人通常会说：“哪里，哪里，不行的，还差得远呢”等等。相反，英美国家人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会说：“Thank you”表示感谢并会十分骄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优秀等。

（三）就餐时：交谈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动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绝对安静的行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间，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静地与邻座的人交谈。一些就餐时的闹声都应尽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国，熟人或朋友见面通常会问候：“到哪儿去?”“吃了吗？”等。我们对对方的答话内容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若要译成英语，就会变成期待对方给予答复的真正问题，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语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场合使用，否则会被认为是在干涉别人的隐私。

从以上这些文化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语言中蕴涵的文化知识，那么有时就会出现交际失误甚至是错误。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碍，促进教学。

一、加强文化教学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因此，在课堂上，可结合教学内容，采用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讲解词语文化、对比文化差异等教学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如：在学习教育类的文章时，可向学生介绍英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开放教育的提出、开放课堂的出现、开放大学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国的继续教育情况等。学习西方节日的时候，要介绍西方重大的传统节日，如：圣诞节(包括其来历、耶酥诞生、圣诞老人等)；感恩节(其起源、感恩节的食物等)。学习经济金融类文章时，可介绍世界银行以及各大知名银行，以及银行内部各个部门的职责。

(二)语言练习。英语的学习离不开练习。对于学过的有关情景交际的对话，教师可以先就学习过的话题给予一定的指导，然后再创设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学生通过使用学习过的内容进行练习。话题可以结合课本的内容。通过一系列的交际练习，有些学生原本觉得生疏的内容就会变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后的学习和交际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去思维和表达。

此外，语言教学也应该合着时代的节拍，展示给学生鲜活的语言与文化。引用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观点：“应该教活的、使用中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适时地介绍一些流行语、酷英语、俚语等，既有助于教学，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对比文化差异。这是一种适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学方法。如：在学习文化差异方面的课文时，可对比英汉两民族打招呼的差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发出和接受邀请的不同方式；对比不同的餐桌礼仪；对比中西方称谓关系的区别；对比不同场合下的握手礼仪等等。让学生从中了解到各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风俗习惯。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多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特别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等。其次，教师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教材中课后的英译汉和汉译英练习中，这种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体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语言基础结构方面的差异。因此在训练中教师的指导不可忽视。第三，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报刊时，注意积累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材料，扩大视野，增强对文化的理解力。

三、综合应用多种辅助教学策略

利用幻灯片、电影、电视、多媒体等教具，播放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影片、电视节目。如：电视英语教学节目《走遍美国》，尤其是电影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生活化、场景化。这不仅使教学更形象生动，而且让学生体会到了英美社会丰富的文化材料。还可利用外籍教师，举办一些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讲座。

著名语言学家叶蜚声曾指出：“一门语言是探索一种文化的灯火，一门语言正是了解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一个窗口。”外语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要学习该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文化障碍，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篇（10）

一、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从周边的国家开始，像朝鲜、日本以致东南亚，然后渐渐扩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而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则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

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曾说：“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

2009年1月31日，总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座谈时的谈话中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中非合作论坛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语言文化将逐步融人世界的发展趋势。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广西柳州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通道连接的省区。泰国的泰族，越南的岱侬族、泰族、高栏族，老挝的老龙族，缅甸的掸族等，均起源于中国南方，与广西的壮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这些国家的民族对广西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共鸣。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础以及优势。

东盟博览会不仅对广西的经济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重要的促进了广西乃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广西充分利用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独特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的重要机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不断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次数和规模逐年增长。可以说，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广西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与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第一个与柳州结成“友城”关系的东盟国家城市，随着近11年时光流逝，柳州与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早已在东盟国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刚刚举行的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中，700名来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览了穿城而过的碧波柳江、欣赏了两岸斑斓旖旎的风景，参观了柳州市博物馆、柳侯祠、城市规划设计展览馆。而且在参观胡志明旧居时，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经历和在柳的活动，更是让越方代表团的青年们感慨万千。而作为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的分会场，柳州不但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同时，也让“山水柳州”的美誉通过活动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广西重工业城市的柳州，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日趋紧密，贸易合作迅速发展。以贸易合作良好展开为基础，柳州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也积极的展开来了。“自从东盟博览会召开后，东盟的留学生来到了柳州，到东盟经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来越多，双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从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风情也越来越为东盟国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外侨办国际交流科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矛盾的认知说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国。

文化是沟通人与人心灵和情感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21世纪是文化制胜的时代，保护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

文化交流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发展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由于西方国家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早，生产力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高，文化势能也较高。我国在文化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因此必须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积极吸取其文化的精华，自觉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