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环境有论文篇（1）

【论文摘要】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存在价值目标的局限、理发理念的偏差、制度体系的失衡、协调机制的缺失、法律保障的不足等问题。但废除该法并非可取之策，因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具有宣示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权力——权利”配置原则、建立双重协调的法律机制、构筑全力保障体系之功能。因此，应该修改《环境保护法》，提升其法律地位，完善法律制度，以使其真正起到基本法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可持续发展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第11次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这部法律是根据1982年《宪法》第26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要求，结合当时环境保护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总结了十多年来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吸收了国外环境立法的成功做法，在对“试行法”进行较大幅度修订的基础上重新颁布的。客观的讲，《环境保护法》施行近15年来，对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也的确暴露出其诸多不足。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部法律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现实问题的存在，引发了当前对《环境保护法》何去何从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中国需要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因此，应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及时进行修订完善，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有人认为，我国已经对环境保护的单行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有的单行法甚至已经多次修订，在单行法修订过程中，不仅及时总结了我国成熟的环境保护经验，而且吸收了一些国外的先进制度；同时，现行立法计划中也有更多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被列入，在单行法的立、改、废完成以后，各项制度都将更加成熟，《环境保护法》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因此，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不仅不应修订，而且应在不久的将来被废止。面对环境基本法的存废之争，人们也有不同态度。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部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有或者没有无关紧要，没有必要劳神费力的去讨论；更没有必要大动干戈，让所有人都来参与争论，立法机关自己决定足矣。我对这种至少是没有学术责任感的态度不以为然。表面看来，这的确是关于一部形式上的法律文件是否有必要存在的争论，其具体对象特指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如果止步于此，现在的争论似有小题大做之嫌，一部法律文件是否存在并不会引发“地震”或“飓风”，不足以摧毁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但透过争论的表面，便不难发现：事情绝非形式那么简单。它不仅是一部法律文件的存废之争，其实质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及环境法的根本认识以及如何理解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我以为，无论中国未来是否存在环境基本法，此番争论都将对中国的环境法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将成为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内容。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不能轻率决策，至少应该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论证与周密的分析，得出理性的结论，而不能被一些表面的、感性的认识所迷惑。因此，展开对环境基本法存废问题的透彻讨论、集中各方意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一、《环境保护法》的缺陷 如前所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回顾十五年前《环境保护法》从试行法到正式法的修订，理由十分充分：“在执行中也发现环保法（试行）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有些内容也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是环境保护的立法依据发生了变化。二是对许多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没有加以确认。……。三是有些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环保法（试行）是试行法，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完善，作为正式法律施行。”该法在修订时，充分考虑了当时国内外成熟的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在“协调发展”这一相当先进的立法理念指导下设计了制度体系，体现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及其实践也被世界上誉为“中国式的环境保护道路”，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因此，《环境保护法》对于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贡献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部法律的生命力与其所依存的“环境”密不可分，在当时诸多限制性条件制约下，《环境保护法》的开放度与适应性都十分有限。在《环境保护法》施行的15年中，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2）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 

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魏礼群.奋进的历程，辉煌的成就[g].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3）

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环境保护也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如何实施环境保护，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一些学者开始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思想意识、政策法令、行为，以期古为今用。此类研究颇为丰富，钞晓鸿、佳宏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以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为中心》(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46-50页)中扼要回顾了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环境保护的研究，不过，两位关注的主要是史学界的论文，对相关专著及其它学科的成果较少提及。笔者在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上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综合性的论述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在相关机构与官员的推动下开始了中国环保史编纂工作。余文涛、袁清林、毛文永编著《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该书第一章为“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主要介绍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机构、法令，以及对森林、苑囿园池的保护、国土与环境整治等实践。也许考虑到此书对古代环境保护阐释太少，随后，袁林清推出《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介绍古今环境变迁基础上分析历代环境保护思想、法令与实践。虽说略显单薄，但其通过环境变迁来研究环境保护的思路，学界至今还在运用。林学界的陈登林、马建章编著《中国自然保护史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思路基本也是如此，按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的历史分期，简略描述了各个时期对水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思想、政策、机构等。

集成性研究是罗桂环、王耀先、杨朝飞、唐锡仁编著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项研究是1989年在国家环境保护局宣教司倡导下，综合多方面人力，历时5年完成。此书详细介绍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法制的产生与发展，并分为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物种保护、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注重产出和自然循环的农业模式、水旱灾害防治与水资源利用、水土保持实践经验积累、土地盐碱化与沙漠化治理、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环境问题、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的认识、古代都市规划和环境建设、人口土地开发与环境等10个主题探讨了古代环境保护实践。编者还将我国历史上环境保护特点概括为注重防灾抗灾、强调森林生物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农业生产中的综合平衡、关注人地协调。罗桂环与舒俭民编著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突出了人口对环境变迁的影响，诸多内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相同。李丙寅发表数篇有关不同时期环境保护的论文后推出《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依次论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有关环境保护的思想、法令与实践。该书创新之处不多，细致程度也远不如《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王玉德、张全明主编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虽没冠名为中国环境保护史，但该书上卷以史为以经，主要内容是论述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思想、法令、实践，但主要汇编前人研究成果。

在环保研究热潮下，除了通论全国之外，还有专门研究地区性环境保护史著作。如王伟杰编著的《北京环境史话》(地质出版社1989年版)，简要描述了人们改善北京地区环境史迹的各个方面。同时，一些省市县开始编纂出版“环境保护志”、“环境卫生志”，此类方志一般会对古代的环境与资源保护进行简要追叙。

与通历代论相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研究更为丰富：先秦有袁清林《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李金玉《周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与实践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秦汉有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商丘师范学学报》1990年第1期)、《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魏晋南北朝有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唐代有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宋代有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元代有刘华《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明代有杨昶《明代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等等，诸如此类的研究自然让我们对各个时期环境保护有了基本认识，但概述性研究往往很难将问题引向深入。

二、关于思想与意识

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古人形成了一些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与意识。刘翠溶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版，第19-42页)中对历史上山林川泽的观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张建民则在《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中指出，先秦至两汉核心自然保护思想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同时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一起，魏晋以后则更多注重于资源破坏的影响，森林植被、水、土资源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认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的作用。

法学界张梓太在《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意识浅析》(《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中从法学角度指出，古代立法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但立法者注重对自然环境保护，强调立法时应当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尽可能做到“道法自然”。在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时，主张永续利用，对资源开发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同时特别注重对生活环境的保护，以“礼”为标准，对生活环境划分出重点保护区域，进行重点保护。

对不同时期环境保护思想与意识的探讨更为常见。鞠继武在《试论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中简述了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李根蟠《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则进一步指出先秦保护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理念依据是处理“天、地、人”关系的“三才”论。陈业新在《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对秦汉时期生态思想进行了概述，认为这一时期生态思想基本方面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应有的和谐与统一关系的思考，具有辩证法“合理的内核”。邹逸麟在《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213页)，中强调古人具有丰富的环保意识。叶坦在《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中分析了宋代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张全明对宋代环境保护关注较多，在《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筒论宋代儒士的环境意识及其启示》(《文史博览》2006年第8期)等中认为宋人表现出较强烈而广泛的生态意识，提出了顺应自然，调节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资源的生态哲学观，而宋代儒士“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庸”的处世道德观，使环境意识达到一个较高的高度。

或许是为资料所限，对明以前环境与资源保护思想的研究大多过于抽象，对明清时期的则要细致的多。杨昶在《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中认为在人口骤增、土地开发相对受限的压力下，明代涌现出一系列生态环境意识超迈前贤的思想家，并讨论了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美国学者邓海伦在《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877-916页)中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认为虽然一些官员看法是合理的，但由于当时的人口压力，使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人口生计问题，对环境问题常常忽视。

西北作为我国生态脆弱带，学者关注较多。赵珍在《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2003年；亦收入赵珍著《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第五章“被动的调适：自发的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措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52页)中指出，由于人口增加，大面积农田垦殖，生态脆弱性进一步加重，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生态保护要求，特别是对森林的保护。王社教则利用清代丰富方志，撰有《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查陕甘两省地方志编纂者对当地环境问题直接记述和议论以及各地方志“艺文志”有关论述环境问题文献的收录情况，指出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群体的环境意识，个别地方官员环境认识集中表现在对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认识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关注。

除了方志，一些典籍中也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钞晓鸿、佳宏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49页)一文中列举了以下学者的研究：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元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等等。以笔者所见，较早时李丙寅也对《诗经》中的环境思想作过探讨，撰有《(诗经)中有关人类对环境认识的初探》(《商丘师范学学报》1992年第3期)。

以上研究涉及环境、资源保护思想的方方面面，也有不少学者专注某一方面，其中以林业保护为突出。叶世昌在《丘F的造林主张》(《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中对丘溶阐释在《大学衍义补》中的造林主张。倪根金在《试述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试论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等中认为，古人已充分认识到森林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把人们对森林作用的认识分为先秦、汉至元、明清、近代四个阶段。关传友则在《论中国古代对林木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与实践》(《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4年第1期)中指出，自先秦至明清古人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萌芽、初步、明确、普遍认识的变化过程。

说到水土保持，马宗申在《我国历史上的水土保持》(《农史研究》第3辑，1983年)一文中，着重论述了我国森林抑流固沙、沟洫治黄、治水先治源等有关水土保持理论。刘忠义在《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的形成》(《中国水利》1986年第11期)中略述了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形成过程，宋源在《我国古代水土资源管理思想述略》(《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中认为我国古代管理水土资源的思想可溯源于先秦，汉唐时力求使有限的水资源取得较好社会经济效果，宋代以后把兴利和除害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到水土资源综合效益问题，明清出现了许多综合利用水土资源的建议和实例，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水土资源管理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还有学者讨论古代保护动物资源思想，如邢湘臣的《我国古代鱼类资源的保护》(《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周才武的《古代山东地区渔业发展和资源保护》(《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景爱的《古人如何保护野生动物》(《森林与人类》1996年第4期)等等，此类概述性的研究，较为简略。不过，也有较为具体的，如董希在《浅谈我国古代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一文中解析了清代郭尚品在《上白邑侯希李请禁毒药取鱼禀》中保护渔业资源思想。

三、有关政策与法令

我国古代虽没有系统环境保护法令与政策，但中央、地方法规中相关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姜建设在《古代中国的环境法：从朴素的法理到严格的实践》(《郑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中讨论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产生过程，认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恶化，有识之士呼吁采取保护措施，最终转化为政府行为，并以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严足仁编著的《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依次介绍了夏商周、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制，然该书古代部分只是列举了相关政书中有关环境保护政策与法令，甚为简单，仅48页。

断代性通论研究主要是对秦汉、明代。陈业新的《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探讨了秦汉时期对水利、植物、动物、森林 资源保护法令，并认为此时环保法令内容广泛，承前启后，但得不到真正、彻底、完整意义上的贯彻执行。杨昶撰有《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等，对明代有利于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与法令分别进行了考述。

大量的研究体现在林业政策与法令上。如王永厚的《以法治林话古今》(《中国林业》1981年第4期)、黄森木的《我国古代的以法治林》(《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分别简叙古代以法治林的历程。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对秦汉时期护林、造林、育林诸制度进行了探讨，新近韩国学者崔德卿撰有《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7-567页)一文，也许是交流不便，并无太多新见。李广联撰有《北魏的林业政令》(《中国林业》1983年第9期)、《北宋的林业政令》(《内蒙古林业》1983年第10期)。王希亮《宋朝发展林业保护山林的几项措施》(《经济研究资料》1982年第9期)，郭文佳《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对宋代鼓励植树、减免赋税、赏罚官吏、保护山林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探讨，惜没有回顾学术史。樊宝敏、董源、李智勇在《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中认为，清政府虽颁希过一些与林业有关的护林植树诏令或条文，但没有全国统一的森林法规，因而地方上有大量乡规民约，然作用有限。

谈到乡规民约，中国有大量护林碑，此方面研究诸多，有代表性的是倪根金。撰有《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新见江西遂川两通清嘉庆时护林碑述论》(《古今农业》1997年第3期)、《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演进及在环境史研究上的价值》(《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对明清护林碑研究较深，认为人们对林业作用认识的深入、风水意识盛行、毁林(尤其盗伐)现象严重是明清护林碑大量出现的三大原因，并把护林碑分为官方型(中央、地方)、民间型(个人、家族、村寨、联村、寺庙)、混合型(官民、僧俗)三大类，同时对现存护林碑分布进行了列表。此外还有，卞利的《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古开弼的《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历史启示》(《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透视》(《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何满红的《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

与国内较多学者概述性的研究相比，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具体事件与案例进行细致的研究，如日本学者相原佳之撰有(《清朝中期的森林政策――以乾隆二十年代的植树讨论为中心》)(载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第506-523页)一文，详细阐释了乾隆二十年代吴鹏南造林提案产生、议定的过程及效果。

一些学者讨论了古代保护动物法令，如王希亮的《北宋保护野生类的法令》(《中国林业》1982年第10期)、《我国古代野生动物管理法》(《野生动物》1985年第1期)。中国各少数民族有许多禁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规约，如古开弼的《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四、相关具体行为

环境保护行为与环境破坏往往是同时存在，虽然很多是无意识的。郭文韬在《我国古代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历史经验》(《资源科学》1984年第1期)中认为，我国古代在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彭世奖在《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1989年)中也指出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经验值得总结。大量的环境保护实践依然体现林业上，本文非林业史研究回顾，主要列举一些与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刘彦威撰有《我国古代对林木资源的保护》((《古今农业》2000年第2期，亦载李根蟠、原宗子、曹幸穗主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32页)、《中国古代的护林和造林》(《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对中国古代林木资源的保护与植树造林行为进行了论述。倪根金的《秦汉植树造林考述》(《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秦汉“种树”考析》(《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论述了秦汉植树造林行为。翁俊雄在《唐代植树造林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中认为，唐代在植树造林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山林的保护却注意不够。

对明清林业保护行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生态脆弱带。暴鸿昌的《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认为，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充等原因最终导致明代长城区域森林禁伐的失败。台湾学者邱仲麟在《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术造林》(《南开学报》2007年第3期)中分析了明代出于军事目的而在长城区域的森林禁伐与植树行为，认为整体来说，成效并不明显，无法挽救森林日益减少的情况。上文提到赵珍的研究，虽说涉及保护森林、水土、动植物资源等行为，但主要是探讨人们保护森林的行为，并认为这些行为是被动性的、自发性的。钞晓鸿在《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载钞晓鸿著：《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第101－128页)中主要利用碑记分析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对森林等资源保护行为，认为与环境破坏的大范围、持久性相比，保护只是局部、短期的。最近，何满红的《环境脆化中的保护――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为例》(载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267页)也是利用碑记探讨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省林业等资源保护行为，也认为乡规民约的保护很有限。关传友则利用族谱来研究，在《论明清时期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的行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4期)中指出，风水意识是家族法规中提倡植树护林的根本原因，家族经营是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对一些防护性的植树造林进行研究，如杨秀伟《植树造林是水利的传统――堤防植树小史》(《中国水利》1983年第1期)，古开弼《我国古代人工防护林探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谢志诚的《黄公树――清代地方性生态农业工程》(《中国农史》1995年第2期)简述了乾隆年间黄可润在直隶无极县植树造林工程。游修龄在《槐柳与古代的行道树》 (《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中对保护路基的行道树做了有益探讨，指出历史上行道树种的变化过程，秦是以青松为主，汉以后直到唐宋则以槐树为主，明清转以柳树为主。

水土保持行为是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张芳在《清代南方山区的水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中认为，清代南方山区砍伐林木垦荒、陡坡种植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当然手工业、采矿业、樵采、军事也不可忽视，在此基础总结了各地的水土保持措施。张祥稳、惠富平在《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士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中阐述了清代不同地区官方和民间对开山种玉米利弊的不同认识，指出浙江、皖南和陕南等地，政府和民间曾采取多种积极措施，遏止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其它，如对水源保护的研究，如顾其洋的《水源保护史话》(《环境保护知识》1979年第4期)，只是科普性的，较为简要。对动物资源保护研究，上文提到的一些相关论著中往往也会有所提及，笔者在此不再重叙。

五、小结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4）

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人类的需求而又不影响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保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加强环境文化建设，有利于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论符合环境文化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用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改变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方式。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7］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自然规律，在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摸索和掌握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这也正是环境文化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理论强调统筹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5个领域的关系，这也是环境文化所要达到的目标。生态文明理念是环境文化的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标志着环境保护已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体现了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理念，它与环境文化理念保持一致，是一次深刻的价值转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环境文化建设的目标。发展环境文化，就是要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文化素质，从而为全国的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环境文化的理念，需要通过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来实现。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环境文化的构成部分，而这个法律体系的制度化就是环境文化的实现。环境文化的发展必将为环境法制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地位，用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环境行为。随着环境文化建设的发展，加强环境文化法规建设，以规范、高效、有力的制度来保证环境文化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应明确提出“建设环境文化”，突出环境文化建设在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作用，明确环境文化建设的主体、职责、内涵、方式和程序，体现环境文化建设的全民性、综合性和全过程性。各级政府、各部门单位在制定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条例办法时，应加强有关环境文化理念，促进环境文化建设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明确环境文化的内涵和目标，促进环境文化的发展。世界上早期的绿色组织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从189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和荒地。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是世界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世界性自然保护组织。随着环境保护机构的建立和环境工作专业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社会上出现了环境文化专门组织以及或专业或业余环境文化工作者。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都设有专门机构。中国也在不断推进环境保护组织的建设，如设立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环境保护部还组建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环境文学研究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以“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环境文化”为宗旨，开展环境文化理论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编辑出版《环境保护》杂志，管理环保公益网站，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开展环境文化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宗旨的许多团体也逐渐形成，如“动物保护协会”、“环境志愿者协会”、“自然之友”等。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各类环境保护组织建设联络了一支具有朝气和生命力的环境文化工作者队伍。发展环境文化，必须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予以推动。公益娱乐、社区卫生、各类教育、义务植树、发展绿色技术等，都应是环境文化的领域活动。2000年12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宣布，将2001年的主题确定为“绿色消费”，提倡绿色消费文化。2004年10月中国环境文化节在北京举办，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的教育作用，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呼唤公众环境意识，倡导生态文明，促进环境文化交流，扩大环保的公众参与。任何一种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都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要从传统的专业本位观念中超脱出来，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未来的事业视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从发挥整体系统功能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的存在价值;利用一系列手段去宣传、动员、组织环境文化活动，营造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形式传播环境文化、宣传生态文明，组织开展环境文化节;通过环境文化活动的开展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环境文化建设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国家的持续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且对提高民族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环境文化建设对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经济、政治和文化协调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一个国家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增强竞争力，能否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文化创新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持久动力。环境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可以形成文化生产力，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环境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新时期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求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出发，把文化建设摆上非常重要的位置。环境文化有助于维护社会平衡与国家稳定，环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实现这些目标，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努力利用环保理念调节社会关系，利用环境文化调节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所以发展环境文化，不仅是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2．环境文化建设对提高人类认知的重要作用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推进环境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环境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实践活动。环境文化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引导人们进行环境保护，对形成人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和文明风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环境文化建设对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生态的关系。环境文化认为，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地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必须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8］。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会恶化，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4．环境文化建设对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有经济发展，也不能只有环境保护，还应该要有社会进步。由此，产生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9］。这一理论主张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四者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而环境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环境宣传对人们的环境素质的提高、环境意识的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设环境文化，可以使社会各个阶层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增强社会各个阶层的归属感、认同感，进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本文根据文化的特征和功能，从环境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环境文化制度建设、环境文化组织建设、环境文化活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环境文化建设的体系架构;分析了环境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阐明了环境文化建设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利于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文化素质，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事业;论述了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构建环境文化体系，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态文明，有利于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本文作者：杨梦瑶董小林工作单位：长安大学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36-03

目前我国建立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有四个方面：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这四个领域在连片特困地区同样存在，且皆与文化生态密切相关。生态补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经济手段。我国生态补偿经过多年实践，在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与自然生态补偿密切相关的文化生态补偿，却存在较多的研究空白。

一、文化生态补偿的内涵

尽管学术界已有一些针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探索，但尚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较为公认的定义。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大致归纳出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即：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可以看出，关于生态补偿，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自然生态补偿，而基本上未涉及文化生态补偿，即使涉及文化生态，使用的是也“文化生态保护”一说，而“文化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文化生态保护”是以行为约束和伦理倡导为前提的，缺乏政策意味。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J・H，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年）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1]。根据图尔德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定义，结合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具有共识性的看法，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如下定义。

文化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由此，我们可以对文化生态补偿作出这样的诠释：其一，文化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其二，文化生态客观上存在利益相关者；其三，文化生态补偿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化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其四，文化生态补偿是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文化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二、连片特困地区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的关系

连片特困地区，是指因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社会等原因，一般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扶贫开发周期性较长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贫困地区，也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2010年3月26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开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攻坚的前期研究。”此后，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普遍使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一概念。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2]。国家扶贫办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中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3]。目前，“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已形成共识，普遍被扶贫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广泛运用。

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建设给予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发展观不只是要求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而是要求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生态环境”应该包括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文化生态环境。

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密切关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并努力使两者达到平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然而在实践中，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自然生态保护与文化生态保护常常不能协调同步，顾此失彼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应用政府和市场手段实施自然生态补偿的同时，未能全面平衡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地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便调整相关利益各方文化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文化生态和环境保护，促进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必要性

连片特困地区基本上都是跨省区的，这些地区从政治角度看，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等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从发展阶段看，集中体现为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不足，部分地方社会稳定问题也比较突出。

从现实情况看，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政策与针对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以、四省（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省）藏区为例：2010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在京召开和四省藏区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提出：要稳步实施扶贫易地搬迁。如前所述，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易地搬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对于由此可能导致的文化生态变异，本次会议未提出政策性思考。

又如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片区集革命老区、大型水库库区、汶川地震灾区、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于一体，内部差异显著、致贫因素复杂、贫困人口众多。本区域范围包括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省市的80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为2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 76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 051.6万人，少数民族人口56.3万人。2012年5月10日，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启动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召开，并出台了《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该规划提出“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水源涵养能力，防治水土流失，保障水质安全，保障我国战略水资源跨区域统筹利用，进一步发挥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用”的目标。该规划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十分重视，而基本上未提及文化生态补偿政策。

某种意义上说，生态保护政策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创建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而社会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生态子系统和文化生态子系统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换句话说，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生态系统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两条腿，这两条脚一旦成为“长短腿”，社会生态系统必须“跛脚”，甚至会轰然倒下。

应该指出的是，生态系统须具备文化功能。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应以平衡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关系为前提，任何削弱或忽视文化功能的生态保护政策，都是值得进一步完善的。而要完善生态保护政策，必须导入生态补偿机制。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主体应根据利益相关者在特定生态保护、破坏事件中的责任和地位加以确定，并需遵循如下原则：破坏者付费原则、使用者付费原则、受益者付费原则、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这四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补偿。

四、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依据

（一）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理论依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了《生态补偿机制课题组报告》，该报告援引了依据的理论主要有：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理论。该报告认为，特别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4]。该报告所援引的理论，也是学术界讨论生态补偿机制所共用的理论。文化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种类型，因此，这些理论，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同样适用。在这些理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生态环境价值论，因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的基本观点。

生态环境价值论理论认为，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是可以作为商品用于交换的。长期以来，“商品必须是劳动产品”的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商品价值。Costanza等人和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研究在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补偿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文化生态环境是否与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具有商品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文化生态是“具有地域性差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客观上不存在离开地域性差别（自然生态环境）的文化生态，甚至可以说，一种文化一旦离开原来的自然生态环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原生态性。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自然生态环境成为商品，具有商品价值的时候，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必然具有商品价值。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文化的原生态环境不能贴近商业市场，犹如任何一种植物一旦经过人工培植，原来的野生特性就会发生改变；然而文化生态环境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维护其存在和发展，一旦将文化生态环境视为无价值的、可无限利用的“公共所有资源”（commonresources），文化生态环境必然面临因“竭泽而渔”而带来的可怕后果[5]。事实上，“文化生态补偿”这样的提法，已经将这种矛盾关系表达出来了。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关系，正是需要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深入思考的。

（二）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现实依据

文化生态补偿实质上就是通过政府职能手段和市场机制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修复。何谓文化生态？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目前，对于文化生态，无论是学者研究，还是官方言论，基本上没有用使用“文化生态补偿”一说，而使用的是“文化生态保护”这样的提法。

文化生态保护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必须实现文化生态环境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相处。为此，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设立部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

迄今为止，经文化部批准建设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15个，它们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福建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安徽省、江西省）、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广东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海洋渔文化（象山）生态保护实验区（浙江省）、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西省）、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山东省）、迪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云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江西省）、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实验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贵州省）。

在15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地处连片特困地区的只有4个，即：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四川省、陕西省）、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湖南省）、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西省），而国家目前划定的连片特困地区有14个。这意味着，国家的文化生态保护政策要考量从沿海至内陆地区的文化区域分布，并综合宗教、艺术、民俗、政治等因素，做代表性的选择。不难看出，现行国家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并未特别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这使得该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并不具备政策优势。

连片特困地区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文化生态，都是极其脆弱的，其脆弱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单纯的行政措施和生态伦理倡导都是收效甚微的。事实上，某些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已发生变异和萎缩。结合国家现行文化生态保护政策和连片特困地区的文化生态现状，建立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切实可行的文化生态补偿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五、结语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大小凉山彝区的贫困是“原始的贫困”，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因为原始，所以贫困；因为贫困，所以保持着文化上的原始性（即我们常说的“原生态”）。我们除了用文化审美的眼光去看待文化原生态，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谁为“原始的贫困”买单？“保护文化生态”与“发展区域经济”原本就是一对矛盾，其中的二律背反，使得“保护”与“发展”成为超越行政手段和生态伦理倡导的两难话语。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文化生态，简单地谈“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将自然生态补偿与文化生态补偿相结合，设计文化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相应机制，方能推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经济与文化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王思铁.连片特困地区的概念及其特征[EB/OL].

/Item/17098.aspx.

[3]游俊，冷志明，丁建军.连片特困区蓝皮书：中国连片特困区发展报告（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10.423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如何有效地解决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重要的调控手段，学术理论界与政策制定者层面对该问题已达成广泛的一致认识。但是，针对于环境保护税的宏观经济影响的认识，理论界学者们的分歧很大，争论的理论焦点就是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假说。

“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也称为“双赢效应”：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一方面加强了污染治理，提高了环境质量；另一方面，由于征税所带来的净经济效益，导致了更多的个人财富、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就业的增长等，即实现了所谓的“绿色红利”与“蓝色红利”。“双重红利”思想最早由Tullock (1967)提出来的。Pearce（1991）在论述碳税改革时第一次正式定义了“双重红利”的概念，认为环境保护税可以为政府实现其双重目标，一则改善环境质量，就为环境目标；二是减少超额税负的扭曲性，此为非环境目标。Bovenberg（1992）认为征收环境保护税，除了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目标之外，环境保护税所增加的税收收入还可减少已存在的其他税收扭曲，将弱化税制对于劳动与资本的负效应，并促进税制效率的提高和就业的增加。Ballard和Medema(1993)实证了“双重红利”效应的存在。但是，随着对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研究的日益深入，不少学者开始对这一理论假说提出质疑，例如F. J. Andre等(2003)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证明了西班牙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不存在性。对于“双重红利”到底是否存在的命题一直都没有定论，许多学者就综合研究“双重红利”的存在条件，对“双重红利”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Roberto等(2005)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的存在性，Mireille和Mouez(2006)在叠代模型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实现的条件。这些影响“双重红利”存在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模型以及假设条件、环境保护税的返还机制、环境保护税改革涉及的具体税种、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价格弹性、非自愿性失业、价格与工资的刚性等。国内的许多学者也研究验证“双重红利”假说在我国的存在性。李洪心和付伯颖(2004)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税制改革的影响，论证了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假说的可行性。司言武（2007）构建了一个加入了污染品消费和环境质量的家庭效用函数，运用最优税收理论分析环境保护税的效应，证明了环境保护税“双重红利”假说不成立。

如今环境保护税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特别重视，要归功于近年来理论界对其“双重红利”效应假说的争论与研究。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肯定了“绿色红利”的存在性，同时，对于环境保护税的设计和实施、改革与完善税收制度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评价“双重红利”效应假说至关重要。正如Fullerton等(1998)认为：环境保护税制改革是否会存在“双重红利”效应，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却是一个实证问题。从理论模型方面，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关于“双重红利”假说以及环境保护税改革研究的完美诠释，而是需要立足于各国具体实践，运用相关现实经济数据进行跨国的实证研究。由于各国税制等国情不同，环境税的效应还有待于实践检验。我国“十二五”期间要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立足点，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借鉴国外的环境保护税改革政策，运用对我国经济的实证分析的相关结论，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税政策的科学决策。本文通过对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福利”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经验上验证“双重红利”假说成立与否，以期为我国引入环境税制提供借鉴。

二、我国双重红利效应的实证检验

目前中国还没征收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只有一些具有环境保护功能的相关税收政策措施零散于各个税种中。在目前我国的税收体系中，一般而言，只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被认为是与环境相关的税种，但这些税种设计初衷大都并非是为了环境保护。所以，我国的税制体系中还未有一个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种，并且相关税收政策制定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较为淡薄。当前我国已处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研究环境保护税的作用机制，对于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7）

abstractmulu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guangxi is a reservoir of biological resource,and it ha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in karst area of our country. in this paper,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ulun nature reserve was introduced,the notion and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nature reserves were analzsed,and then the 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f mulun nature reserve presently were discussed. meanwhile,the countermeasures to adva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f mulun nature reserve we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mulun nature reserve;environmental education;situation;problems;countermeasures

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剧,自然与环境面临着严重的考验,野生生物种的灭绝、物种多样性的锐减,已经成为重大的全球环境问题,引起人类的关注。wwW.133229.cOM自然保护区的提出和建立,保护了一些珍稀物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物种多样性。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群众进行环境教育,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现以木论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保护区环境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之路的对策,以期为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提供参考。

1保护区环境教育的概念及意义

环境教育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环境教育会议上正式定义的,旨在促进整个人类的环境忧患感,促进人类解决现有的环境问题并避免新问题出现[1]。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人类划分了自然保护区。世界保护联盟(iucn)把自然保护区定义为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和有关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管护,并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手段进行管理的陆地或海域。而在我国,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一定面积的陆地和水体划分出来,并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而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我国一直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1 999个,占国土面积的14.4%,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保护区网络。目前,我国70%的陆地生态系统种类、80%的野生动物和60%的高等植物,特别是珍稀濒危动植物绝大多数都在自然保护区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2]。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群众进行环境教育,也成为环境工作者及地方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保护区的环境教育可以理解为向保护区及周边社区人群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增强环境保护技能,转变不重视环境教育的旧观念,促进社区与保护区的和谐关系建设,以实现自然保护区和周边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保护区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可以培养社区群众科学评价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帮助保护区和周边地区人群获得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周边地区的和谐关系建设,促进社区共管,实现自然资源和周边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

2木论自然保护区概况

木论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始建于1991年(当时为县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4月晋升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部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东西长20.6 km,南北宽11. 6 km,总面积10 829.7 hm2,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5.0～18.7 ℃,年均降雨量1 530～1 820 mm,年无霜期310 d,相对湿度较大。保护区内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石山裸露面积80%～90%,土壤覆盖面积不足20%,且土壤多分布于岩石缝隙间,只有洼地或谷地才有成片土壤。土壤为由白云岩、石灰岩风化形成的石灰土,局部出现由燧石灰岩风化形成的硅质土。木论林区属中亚热带石灰岩常绿落叶混交林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极为完好,覆盖率高达96%,为世界同纬度地区所罕见。林区内物种极为丰富,在已知的1 048种高等植物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51 种,广西特有植物30多种,木论特有植物6 种。在保护区内,仅兰科植物就达128种之多,包括国际濒危保护的兜兰属植物5 种,堪称植物王国“熊猫”的单性木兰(kmeria septentri- onalis)在林区内也有群落分布,其数量居全国之最。木论自然保护区周边有6个行政村,28个自然屯,736户,总人口3 200多人,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人均耕地面积500~1 000 m2,人均粮食100～270 kg,人均纯收入1 040～1 480 元[5]。

3木论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

3.1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木论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有294人(占9.1%),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 863人(占总人口的57.6%),中学以上文化的有810人(占25.0%),学龄儿童270人(占8.3%)。因为教育文化落后,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差,所以保护区周边社区群众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绝大部分还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产业结构单一,家庭收入60%～70%来源于传统的种养业,外出务工收入不到30%。社区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黄豆等,养殖的畜禽及水产品主要有猪、牛、羊、鸡、鸭、鱼等。保护区东部社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经济收入较高,农作物产量、节柴灶、沼气池入户率较高,对保护区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西部社区的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滞后,大部分家庭只有旱地,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单产较低,并且野生动物啃食和毁坏农作物较为严重,社区群众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比东部高[5]。目前保护区部分群众已经开始植桑养蚕,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仍采取比较原始的粗放养蚕模式,不提青、不分批、不除沙,增加蚕病传染几率,并直接影响经济收入。在桑蚕生产中病死蚕、蚕沙等随便倒入房前屋后,甚至倒入河中,不仅导致蚕病频发,陷入恶性循环,而且还会污染环境,成为一个新的环境问题。

3.2环境教育模式和内容单一

目前,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即使一些比较著名的环保组织(比如ngo)鼓励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模式也仅限于环境宣传教育。这些宣传教育的内容一般分为三大类,即法规类、知识类和技能类。法规类内容一般是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知识类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的作用、意义、现状,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一些乡土知识等;技能类内容主要是在传授环境保护知识内容的同时,尽可能地使一部分人掌握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基本技能[3,6]。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木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项目还不完善,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环境教育面向的主要对象还是社区群众。另外,目前的环境教育还存在重形式轻效果的问题。

3.3科技力量薄弱

木论自然保护区现有34名管理人员,其中正式职工11人,临时聘用的护林员23名。据了解,在木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中,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相对较少,尤其是农林、生物、环保等专业的科班出身的人更少(不到30%)。护林员一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主要由一些退伍军人或社区中责任心较强、威望较高的村民担任。由于人才缺乏、经费紧张、实验场地和设备短缺,因而极大地制约了保护区科研及相关工作的开展[7]。

3.4社区关系亟待协调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大多分布在经济贫困而生物多样性相对丰富的地区,靠山吃山,向森林索取是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砍伐林木、猎捕野生动物、采集野生药材通常是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人们长期形成的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保护区的建立,切断了村民的部分经济来源,客观上使村民的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8]。由于保护区的设立,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域划到了保护区管理局,保护区无力承担社区群众的经济补偿费用,当地政府同样无法提供财政补贴,使这部分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比以往更加困难。据2007年pra调查统据显示,保护区周边社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500~1 000 m2,人均口粮100～270 kg,人均纯收入为1 040~1 480元。由于生态补偿等相关政策未能及时落实,因此在社区发展与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社区与保护区的矛盾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7,9]。

4木论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对策

4.1依托地方特色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随着国家东桑西移战略的实施,广西一跃而成为全国桑蚕生产第一大省,蚕茧产量逐年提高。2009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又明确提出河池发展有色金属、生态旅游、桑蚕等特色产业。而木论自然保护区又位于桑蚕生产第一市——河池市,紧靠桑蚕第一县级市——宜州市,有利的地理位置为桑蚕产业的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桑蚕生产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效解决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业生产和生态问题,除了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收入、解决社区群众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外,还可以利用桑枝、蚕沙发酵沼气等解决燃料问题,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产业。保护区管理局应该充分认识到目前社区桑蚕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和环境问题,积极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联合,提高社区群众养蚕技术水平,并指导群众合理解决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到群众经济基础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区可以在原来沼气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规模,发展生态农业,为将来的生态旅游项目奠定基础。

4.2优化环境教育模式,丰富环境教育内容

通过木论gef(全球环境基金)和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的开展,初步明确了群众的基本需要。在原有的环境法规、知识类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增加和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农业技术培训等内容,环境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结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与科技局、农业局、畜牧水产局等单位联合开展科技下乡等活动,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之路。

4.3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走科技富民之路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广西一些自然保护区自主科研和环境教育的功能还不够完善,实力也比较薄弱,致使许多应当正常开展的工作力不从心,地方特色资源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也常常滞后。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及科学研究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依托地方高校及有关科研机构,在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前提下,走自然保护区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合作之路是一种双赢的选择。这种结合,既能促进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又能提高社区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加强社区群众与保护区管理部门的联系,可谓一举多得。2010年1月,结合广西林业厅gef小额贷款科研项目的实施,河池学院与广西木论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在保护区周边的社区(下寨屯)联合举办桑蚕养殖及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群众踊跃参与,反映强烈。在听课过程中,群众主动反映他们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索取相关资料。这种专家现场指导、群众自觉参与的技术培训和环境教育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4.4协调政府及社区关系,走合作共赢之路

加强社区共建,带动社区发展不仅是保护区的责任,同样也是当地政府的任务。保护区群众处在多个管理部门的领导下,不应该出现真空区,而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该积极与当地政府加强沟通,了解当地政府发展规划,并听取社区群众意见,群策群力,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能否处理好政府和社区群众关系,关系着保护区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保护区和当地政府的良好形象。

5结语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粮食、蚕茧等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依托地方特色资源,积极调整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村产业结构,主动开展各种相关技术服务,提高农民积极性,发展特色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收入,是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益探索。

以农民喜闻乐见的生产技术培训带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不断丰富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对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积极的意义。

6参考文献

[1] 廖德宝.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公众生态教育初探[j].广西林业,2004(1):16-18.

[2] 刘思慧,刘季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j].世界林业研究,2002,15(4):47-53.

[3] 金红艳.吉林省向海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实施的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4] 张民侠.陕西秦岭保护区开展社区环境教育初探[j].陕西林业科技,2001(4):54-56.

[5] 覃勇荣,黄志丹,葛建邦,等.社区环境意识与喀斯特地区生物资源保护[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30):13358-13361.

[6] 吕艳,王续琨.环境教育的难题及其解决对策[j].教育科学,2004,20(5):43-46.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立足于基本国情与国际环境，积极应对时展的新要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借鉴参考国外生态环保理论的有益成果，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探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历程对于我国现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按照党中央领导集体不同时期的侧重方向和发展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探索起步时期、基本形成时期、走向成熟时期和不断完善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

1探索起步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1）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20世纪70 年代，我国环保意识开始觉醒，这种觉醒首先表现在中国政府出席了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首都召开的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号召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与改善环境、造福全人类、造福子孙后代而共同努力，它标志着全世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已达成共识，人类已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探讨环境保护和改变发展战略的进程。此后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该会议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迈出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关键性的一步。

（2）环境保护进入立法阶段：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的历史新时期。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逐步开展，最重要举措，就是使环境保护步入了法制化进程。1978年宪法，第一次提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等内容，环境保护正式入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将包括“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在内的各项法律提上了制定日程。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1989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11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对中国环境保护作出了详细的、全面的规定。我国环境保护步人正常的法制化轨道，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我国先后颁布了多部环境保护实体法律。目前中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多达一百多部。

2基本形成时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

20世纪的90年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如何解决生态危机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主题。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该大会各项工作，会后不久中国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1994年中国政府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环境保护行动计划》，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确立了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和各个领域的主要目标及行动方案。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首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控制人口与加强环境保护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把加强环境保护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之一，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对于我国的发展的重要性。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

1997年6月，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保护环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跨世纪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措施。1997年9月，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刻地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2000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明确提出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目标，主要内容与要求。2002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十五”计划》详细部署了“十五”期间的环境保护工作。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相关环境保护原则和和具体措施的落实，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形成。

3走向成熟时期（2002年党的十六大――2012年党的十）

3.1提出科学发展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 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尤其是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这一严峻挑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总书记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也是中国共产党又一重大战略思想。2005年10，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6年10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及“坚持科学发展”的原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

3.2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5年3月，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7年10年，党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3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命题，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4不断发展完善时期（2012年以后）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提并论，形成“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不断发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它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从理论与实践上有了更为精准的理解与把握，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单篇编制“加快改善生态环境问题”，指出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重点，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改革开来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体现了党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日趋成熟和不断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完善奠定基础，它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 中国环保网：http：///view/ViewNews.aspx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人民出版社，2002（5）.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9）

abstractmulu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guangxi is a reservoir of biological resource,and it had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ervation of species diversity in karst area of our country. in this paper,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ulun nature reserve was introduced,the notion and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nature reserves were analzsed,and then the 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f mulun nature reserve presently were discussed. meanwhile,the countermeasures to adva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f mulun nature reserve we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key wordsmulun nature reserve;environmental education;situation;problems;countermeasures

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加剧,自然与环境面临着严重的考验,野生生物种的灭绝、物种多样性的锐减,已经成为重大的全球环境问题,引起人类的关注。自然保护区的提出和建立,保护了一些珍稀物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物种多样性。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群众进行环境教育,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现以木论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保护区环境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之路的对策,以期为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提供参考。

1保护区环境教育的概念及意义

环境教育这一概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环境教育会议上正式定义的,旨在促进整个人类的环境忧患感,促进人类解决现有的环境问题并避免新问题出现[1]。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人类划分了自然保护区。世界保护联盟(iucn)把自然保护区定义为致力于生物多样性和有关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管护,并通过法律和其他有效手段进行管理的陆地或海域。而在我国,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一定面积的陆地和水体划分出来,并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而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我国一直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1 999个,占国土面积的14.4%,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保护区网络。目前,我国70%的陆地生态系统种类、80%的野生动物和60%的高等植物,特别是珍稀濒危动植物绝大多数都在自然保护区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2]。对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群众进行环境教育,也成为环境工作者及地方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保护区的环境教育可以理解为向保护区及周边社区人群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增强环境保护技能,转变不重视环境教育的旧观念,促进社区与保护区的和谐关系建设,以实现自然保护区和周边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保护区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可以培养社区群众科学评价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帮助保护区和周边地区人群获得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知识和技能,促进保护区管理机构与周边地区的和谐关系建设,促进社区共管,实现自然资源和周边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

2木论自然保护区概况

木论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北部,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始建于1991年(当时为县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4月晋升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为部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东西长20.6 km,南北宽11. 6 km,总面积10 829.7 hm2,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15.0～18.7 ℃,年均降雨量1 530～1 820 mm,年无霜期310 d,相对湿度较大。保护区内喀斯特地貌极为发育,石山面积80%～90%,土壤覆盖面积不足20%,且土壤多分布于岩石缝隙间,只有洼地或谷地才有成片土壤。土壤为由白云岩、石灰岩风化形成的石灰土,局部出现由燧石灰岩风化形成的硅质土。木论林区属中亚热带石灰岩常绿落叶混交林森林生态系统,保存极为完好,覆盖率高达96%,为世界同纬度地区所罕见。林区内物种极为丰富,在已知的1 048种高等植物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51 种,广西特有植物30多种,木论特有植物6 种。在保护区内,仅兰科植物就达128种之多,包括国际濒危保护的兜兰属植物5 种,堪称植物王国“熊猫”的单性木兰(kmeria septentri- onalis)在林区内也有群落分布,其数量居全国之最。木论自然保护区周边有6个行政村,28个自然屯,736户,总人口3 200多人,少数民族人口占95%以上。人均耕地面积500~1 000 m2,人均粮食100～270 kg,人均纯收入1 040～1 480 元[5]。

3木论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

3.1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木论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盲有294人(占9.1%),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 863人(占总人口的57.6%),中学以上文化的有810人(占25.0%),学龄儿童270人(占8.3%)。因为教育文化落后,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差,所以保护区周边社区群众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绝大部分还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产业结构单一,家庭收入60%～70%来源于传统的种养业,外出务工收入不到30%。社区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黄豆等,养殖的畜禽及水产品主要有猪、牛、羊、鸡、鸭、鱼等。保护区东部社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经济收入较高,农作物产量、节柴灶、沼气池入户率较高,对保护区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西部社区的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滞后,大部分家庭只有旱地,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单产较低,并且野生动物啃食和毁坏农作物较为严重,社区群众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比东部高[5]。目前保护区部分群众已经开始植桑养蚕,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仍采取比较原始的粗放养蚕模式,不提青、不分批、不除沙,增加蚕病传染几率,并直接影响经济收入。在桑蚕生产中病死蚕、蚕沙等随便倒入房前屋后,甚至倒入河中,不仅导致蚕病频发,陷入恶性循环,而且还会污染环境,成为一个新的环境问题。

3.2环境教育模式和内容单一

目前,自然保护区的环境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即使一些比较著名的环保组织(比如ngo)鼓励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模式也仅限于环境宣传教育。这些宣传教育的内容一般分为三大类,即法规类、知识类和技能类。法规类内容一般是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知识类内容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的作用、意义、现状,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一些乡土知识等;技能类内容主要是在传授环境保护知识内容的同时,尽可能地使一部分人掌握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基本技能[3,6]。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木论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项目还不完善,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环境教育面向的主要对象还是社区群众。另外,目前的环境教育还存在重形式轻效果的问题。

3.3科技力量薄弱

木论自然保护区现有34名管理人员,其中正式职工11人,临时聘用的护林员23名。据了解,在木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中,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相对较少,尤其是农林、生物、环保等专业的科班出身的人更少(不到30%)。护林员一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主要由一些退伍军人或社区中责任心较强、威望较高的村民担任。由于人才缺乏、经费紧张、实验场地和设备短缺,因而极大地制约了保护区科研及相关工作的开展[7]。

3.4社区关系亟待协调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大多分布在经济贫困而生物多样性相对丰富的地区,靠山吃山,向森林索取是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砍伐林木、猎捕野生动物、采集野生药材通常是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人们长期形成的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保护区的建立,切断了村民的部分经济来源,客观上使村民的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社区与保护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8]。由于保护区的设立,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域划到了保护区管理局,保护区无力承担社区群众的经济补偿费用,当地政府同样无法提供财政补贴,使这部分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比以往更加困难。据2007年pra调查统据显示,保护区周边社区人均耕地面积只有500~1 000 m2,人均口粮100～270 kg,人均纯收入为1 040~1 480元。由于生态补偿等相关政策未能及时落实,因此在社区发展与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社区与保护区的矛盾恐怕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7,9]。

4木论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对策

4.1依托地方特色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随着国家东桑西移战略的实施,广西一跃而成为全国桑蚕生产第一大省,蚕茧产量逐年提高。2009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又明确提出河池发展有色金属、生态旅游、桑蚕等特色产业。而木论自然保护区又位于桑蚕生产第一市——河池市,紧靠桑蚕第一县级市——宜州市,有利的地理位置为桑蚕产业的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桑蚕生产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效解决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业生产和生态问题,除了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收入、解决社区群众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外,还可以利用桑枝、蚕沙发酵沼气等解决燃料问题,是一项一举多得的产业。保护区管理局应该充分认识到目前社区桑蚕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和环境问题,积极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联合,提高社区群众养蚕技术水平,并指导群众合理解决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考虑到群众经济基础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区可以在原来沼气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规模,发展生态农业,为将来的生态旅游项目奠定基础。

4.2优化环境教育模式,丰富环境教育内容

通过木论gef(全球环境基金)和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的开展,初步明确了群众的基本需要。在原有的环境法规、知识类教育的基础上,重点增加和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农业技术培训等内容,环境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结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与科技局、农业局、畜牧水产局等单位联合开展科技下乡等活动,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之路。

4.3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走科技富民之路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广西一些自然保护区自主科研和环境教育的功能还不够完善,实力也比较薄弱,致使许多应当正常开展的工作力不从心,地方特色资源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也常常滞后。由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及科学研究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依托地方高校及有关科研机构,在互惠互利、资源共享的前提下,走自然保护区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合作之路是一种双赢的选择。这种结合,既能促进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又能提高社区群众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加强社区群众与保护区管理部门的联系,可谓一举多得。2010年1月,结合广西林业厅gef小额贷款科研项目的实施,河池学院与广西木论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合作,在保护区周边的社区(下寨屯)联合举办桑蚕养殖及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群众踊跃参与,反映强烈。在听课过程中,群众主动反映他们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索取相关资料。这种专家现场指导、群众自觉参与的技术培训和环境教育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4.4协调政府及社区关系,走合作共赢之路

加强社区共建,带动社区发展不仅是保护区的责任,同样也是当地政府的任务。保护区群众处在多个管理部门的领导下,不应该出现真空区,而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保护区管理部门应该积极与当地政府加强沟通,了解当地政府发展规划,并听取社区群众意见,群策群力,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能否处理好政府和社区群众关系,关系着保护区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保护区和当地政府的良好形象。

5结语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粮食、蚕茧等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依托地方特色资源,积极调整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村产业结构,主动开展各种相关技术服务,提高农民积极性,发展特色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收入,是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益探索。

以农民喜闻乐见的生产技术培训带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不断丰富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对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积极的意义。

6参考文献

[1] 廖德宝.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公众生态教育初探[j].广西林业,2004(1):16-18.

[2] 刘思慧,刘季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j].世界林业研究,2002,15(4):47-53.

[3] 金红艳.吉林省向海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实施的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4] 张民侠.陕西秦岭保护区开展社区环境教育初探[j].陕西林业科技,2001(4):54-56.

[5] 覃勇荣,黄志丹,葛建邦,等.社区环境意识与喀斯特地区生物资源保护[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30):13358-13361.

[6] 吕艳,王续琨.环境教育的难题及其解决对策[j].教育科学,2004,20(5):43-46.

保护环境有论文篇（10）

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社会根基，是当前我国环境保护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域外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证明，公众、政府、企业共同保护环境是一种最可持续的三位一体模式。公众参与并非法律科学上特有的概念，在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学架构内，我国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环境保护领域里，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理论基奠

（一）环境权理论

“人类有权在一种具有尊严和健康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环境权的具体主张是联邦德国的一位医生在1960年首先提出来的。1969年，美国学者josph sax以法学中的“共有财产”和“公共委托”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系统的环境权理论。环境权既是一种实体性的权利，又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安宁权、环境美学权、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请求权、公众监督权等权益。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权的范围呈扩张趋势，环境权作为人类权利谱系中的第三代权利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坚实的内核。

（二）动态的社会契约论

霍布斯在近代第一个全面阐述了社会契约理论，尔后经洛克、卢梭等人的进一步推演，社会契约理论不断丰硕起来。但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古典的契约自由理论开始滑向崩溃的边缘，有人追循福柯的后现代话语，高呼“契约死了”。在古典社会契约论不断受到挑战的环境下，人类交往安全的维持必将在个体交互性选择中升华一种新的替性实践，即动态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郑少华教授认为：所谓动态的社会契约理论是指在公民—国家—社团之间，权利的让渡不是静态的，也非一次性，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动态的、多次的、连续性的让渡，在这个过程中，社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调节了契约缔结的机械单向格局。动态的社会契约理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有利于弥补社会契约理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在这样的“非一次性”的社会契约达成进程中，公众积极参与谋划环境保护这一现代性事业契合国家与个人动态协商民主缔约关系网格。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gunton和vertinsky（1991）就曾经提到被某种决定直接影响到的群体，亦即利益相关者，应该直接并且有效地参加到决策制定的程序中来。jackson（2001）随后指出利益相关者应该是那些自己认为受到影响的群体，而不应该是相关机构认定的受影响群体。对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很有益处的，具体表现在：帮助了解复杂的问题；帮助发现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它是决策制定中的一种管理和预测可能发生冲突的工具。利益相关者分析旨在研究和区分受到影响群体的立场，越来越多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冲突，促使人们重视对于冲突的管理研究，而利益相关者分析，尤其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已经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域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制实践与经验

（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在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展现

公众参与作为21世纪环境保护的必然趋势，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许多国际文件如《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等都对公众参与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公众参与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第23条规定：“人人都应有机会按照本国法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加拟订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决定；遇到此种环境受损或退化时，应有办法诉诸补救”。该条规定指出了公众个人参与权的内容。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首次在国际环境法律中得以确认是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宣言》中，该宣言第十项原则宣布：“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自此以后，公众参与原则在有关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文件中相继得到确认。

（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在域外国内立法中的展现

美国立法：1969年美国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第101条（c）款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环境改善与保护”。并于该法案的102条中首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之先河。美国环境立法中还明确规定了公民诉讼，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污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讼。为了方便公民诉讼，各单行环境法规还规定了较完备的相关条款。为了减轻原告的诉讼费用负担，鼓励公众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清洁空气法》规定法院可决定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由诉讼双方的任一方承担。这项规定意味着原告的诉讼费用有可能由被告负担。

日本立法：《日本公害对策法》赋予了公众环境异议权，实现了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有效法律保障；在其《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听证会程序和公众监督程序，并于该法18条1项规定：“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凡是对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草案有意见的人，第16条规定的公告时间开始至公开审查时间结束后两周内，可以文件的方式给项目发起人明确其意见”等。

欧盟立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规定了多样的公众参与方式，成立了专门机构—欧洲环境局，独立负责收集和提供准确而可比较的环境信息。欧盟理事会1997年3月制定的《关于制定公共和私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指令修正案》对公众参与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瑞典也将公众参与作为一项环境法的原则写进法律；而英国法规定公众可参与国家环境管理预测和决策的全过程，一切感兴趣的人均可参与。除上述国家之外，还有许多国家在法律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内容，如乌克兰共和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有权以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国家环境质量法》（1992）也有相似的规定。公众参与在域外环境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域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经验积淀的初步概括

考察以上国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立法的例子，可以得知：以宪法法律性文件立法明确规设了公民环境权，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最高法律依据；建立了完善周密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民的环境知情权，避免参与的“在场失语”；明确规定民间环保团体（ngo）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作用及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规定了多种公众参与方式，建构了“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立法”以及“立法、执法听证会”等具体的法律制度；建立了相关减免诉讼费、设立公益律师等配套鼓励制度；明确规定了公众环境保护的“全程参与”。 域外国际国内的制度规设，普遍形成了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公众能有效地参与到环境保护活动中来。这些经验将可能成为我国本土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走向理性化的镜鉴，值得我国环境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深入发掘研究。

本土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图景的现实展开与价值反观

（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立法图景的现实展开

环境参与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因此我国法律法规非常重视对公众参与权的保护。早在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规定的“三十二字方针”中就有“依靠群众，大家动手”的要求，从此出发开启了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新局面。

我国《宪法》第1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最高权源。而在我国《立法法》第58条与《环境保护法》第6条均在各自的立法阶层上具体化了这一公民宪法性权利。

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首次以法律形式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使用“公众”一词，明确了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法律地位。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环保领域第一部公众参与的规范性文件。这一办法不仅明确了公众参与环评的权利，而且规定了参与环评的具体范围、程序、方式和期限，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利于调动各相关利益方参与的积极性。2007年4月，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适时制定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首次全面地明确了信息公开的主体和范围，明确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知情保障。

（二）本土立法实践的价值反观

以域外经验比照我国本土立法现状，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作为一项环境基本法律制度，尚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从立法价值趋向考察，我国高位阶环境立法没有明确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缺乏权利基础，立法指导思想滞后；从立法技术分析，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定较为零散，且存在简单重复，缺乏系统性；当前的公众参与，主要限于少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和人民群众的。而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反映，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末端参与，它与真正的公众参与，即除末端参与外，还应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和行为参与四个参与有机结合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于行进中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正视内在缺失是进一步制度再构的必要前提。

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构造的路径选择

（一）确立环境权的宪法性权利地位

环境权作为权利递嬗演进中的第三代，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被普遍视为一种新型人权。列宁有言：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入宪，将在整个环境法体系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为相关制度的顺利推进提供“合宪性”依据，保证制度的“合法性”，使环境保护裁判获得直接的宪法保护依据，获至公民环境利益的充分救济。

（二）强化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意识的生成与培育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公众对环境问题还缺乏了解。加强环境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环境危机感，提高公民的环保参与意识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通过举办风格多样的展览、环境科普讲座、利用众多环境保护纪念日等多种环保教育形式，多渠道地对公民进行环保宣传教育，使公民充分了解环境保护意义，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公民作为环境的“第一受益人”（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讲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保护环境是个人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三）赋予公众充分的环境信息知情权

环境知情权是指公民和社会组织收集、知晓和了解与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有关的信息权力。这里的环境信息包括公共信息和个别信息；前者指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后者指只有在公众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提供的信息。环境知情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其他权利得以正确行使的先决性权利，只有知情权得到充分行使，当事人追求的其他权利才有可能充分实现”。为此，环保部门应该严格依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要求建立一套覆盖环保行政许可各领域、各层次的环境信息及与公众有关或将产生影响公众利益诉求的生态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扩大环境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四）设置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人类的权利自从其“脱母”的那一刻起就走上了一条不断被侵犯（甚至是野蛮的）的不归之路。而权利最终能否作为权利被人民真正享有不在于权利的神圣，毋宁说有一套救济的机制。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讼。由于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权益，更属于社会公益，所以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当前要注重立足于现实国情，循序渐进，构建一套既关注环境保护的特殊要求又能保持法律相对稳定、安全性的新型环境公益诉讼机制。

（五）积极发展环保社团

环保社团（ngo）活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通过将“原子化”的公民个人组织起来，成立各种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和组织，参与环境法律法规、政策的制订、监督、检查等；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等维权活动；集中开展环境保护宣传、环境学术交流、环境知识咨询、环境科技成果推广等，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多种途径。国家应鼓励、支持并积极引导成立环境保护社团体（ngo），降低环保社团的准入门槛，放宽环保社团的核准登记条件，对不参与商业经营的环保社团组织实行备案制度，为环保社团创设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