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体制论文篇（1）

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法律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organizations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intermediariesdirectlysubordinated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法律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监管体制论文篇（2）

【论文摘要】 近年来，上市公司会计造假案件的连续曝光，使人们更加关注会计造假、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强化会计监督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阐述了强化会计监督职能的必要性，通过对会计监督施行的现状及其弱化原因的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职能的途径和对策。

一、加强会计监督职能的必要性

会计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监督职能，对于改善单位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监督职能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

第一，有效实现单位经营方针和目标的需要。会计监督利用会计核算所提供的资金、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对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与指导调节，以此促进单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其经营方针和目标。

第二，保护单位各项资产安全和完整的需要。会计监督职能通过对资产的控制，严格限制无关人员对资产的接触，防止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通过定期的财产清查，确定各项资产的实存数和账面数，查明账实不符的原因和责任，从而加强对资产的保护，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

第三，保证单位财务活动合法性的需要。会计工作是一切财务收支的“关口”，一切财务收支活动只有通过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程序后，才能得以认可和实现，并在会计上进行真实、完整的反映。会计监督职能的发挥，便是真正起到“把关守口”的作用，财务收支中的任何违法违纪问题都会得到有效的制止和纠正，从而保证单位各项财务活动的合法性。

第四，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需要。近年来，会计信息失真越来越严重，2006年审计署组织力量对1290家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发现会计报表严重失真的企业占68%，各类违纪问题金额达1000多亿元，上市公司中也出现了严重的会计造假事件。会计信息失真已严重影响到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因此，加强会计监督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效途径。

第五，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活而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各单位的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法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只有实行有效的会计监督，规范会计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才能促进有序竞争和有效配置资源，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既然会计监督职能在改善经营管理、保护资产完整、控制财务收支、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近年来会计监督职能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二、我国会计监督施行的现状

会计监督职能伴随着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生活逐步与国际接轨，会计监督体系逐渐建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现阶段也还存在着不足。

三、会计监督弱化原因的分析

(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

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前几年发生的“琼民源”事件，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制裁，使得会计监督形同虚设。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很多企业将审计监督等同于会计监督，而事实上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它侧重于事后监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同一经济事项的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会计监督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二)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

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没有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内部控制的缺失和缺陷难逃其咎。

(三)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

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因此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理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四、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的对策

会计监督的功能是指会计监督对社会经济以及企业经营的作用。从宏观上来讲，合理地利用会计监督，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排除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必要的阻力，也能推进廉政建设，节约使用资金，使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秩序化，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从微观上讲，通过有效地履行会计监督，至少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有利于企业经济活动更加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利于企业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约束财产所有者、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行为;有利于企业节约开支，提高经营效益。由此可见，会计监督权利的履行对国家和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健全会计监督法律保障体系，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必须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准则，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强化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强化完善内部监督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可以看作是内部控制制度在会计工作方面的具体规定，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管理，就需要相应的内部控制。

三、会计监督弱化原因的分析

(一)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

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前几年发生的“琼民源”事件，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制裁，使得会计监督形同虚设。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很多企业将审计监督等同于会计监督，而事实上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它侧重于事后监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同一经济事项的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会计监督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二)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

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没有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内部控制的缺失和缺陷难逃其咎。

(三)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

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因此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理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四、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的对策

会计监督的功能是指会计监督对社会经济以及企业经营的作用。从宏观上来讲，合理地利用会计监督，可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排除社会经济运行中不必要的阻力，也能推进廉政建设，节约使用资金，使社会经济运行更加秩序化，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从微观上讲，通过有效地履行会计监督，至少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有利于企业经济活动更加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利于企业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有利于约束财产所有者、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行为;有利于企业节约开支，提高经营效益。由此可见，会计监督权利的履行对国家和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健全会计监督法律保障体系，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必须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准则，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强化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强化完善内部监督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可以看作是内部控制制度在会计工作方面的具体规定，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管理，就需要相应的内部控制。

这就要求各单位依法建立严格的会计核算程序，提出可操作性强的防错纠弊的内部控制办法。此外，企业还应当对参与购货、销售、生产等经营活动的各部门制定互相控制、互相监督措施，建立违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追究制度，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切实执行。

(三)提高企业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对会计人员的监督管理，提高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强化会计监督的根本要求。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财务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一大批人员加入到会计队伍中来，使会计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就其个人素质，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另外，新的经济现象不断涌现，会计方面所涉及的学科和内容不断增加，需要进行研究，很有必要进行培训，以提高会计人员的整体水平。

(四)加大职能部门监督力度

国家财政、审计、税务、银行、证券监管等职能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会计监督检查，进行宏观调控。在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基础上，规定单位外部监督层次，将内部监督配合协调一致，为会计人员创造了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为确保会计监督的有效性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税务监督是政府部门对各企业会计工作监督的主要手段，财务会计资料是其监督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如果税务监督的职能到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财务会计工作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财政监督应当以会计信息质量为主要对象。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财政部门作为管理会计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承担起管理和监督的职责。

(五)加强和规范社会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社会监督应该以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为主。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使得会计监督不再仅是依靠企业会计人员自身道德约束进行，而是成为一种有社会独立审计中介机构和政府官员参加的有保障的制度，也使得这种监督得以长期卓有成效地维持下去。通过注册会计师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审计，可以规范会计秩序，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纠正会计信息差错，提高会计信息信誉，促进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

新闻媒体监督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监督形式。由于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导向作用，所以能够对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在我国，新闻媒体监督日渐成熟，许多会计造假事件就是由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体现了媒体监督的威力。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给信息传递所带来的便利优势，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全方位地实施会计监督。

综上所述，会计监督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企业对过去经营状态的终结，也是企业对现阶段经营发展的一种促进力量，是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在各项投资中取得最大效益的保证。企业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会计监督工作，才能在市场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2] 邵洁.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太松还是太紧[J].中国青年报，2006，4：33.

[4] 赵玉民.加强会计监督的措施[J].林业财务与会计，2002，10：36.

[5] 吕一兵.关于现行会计监督体系的思考[J].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6] 岳本晓.会计监督弱化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

监管体制论文篇（3）

基于上述府际关系的研究，可见，我国体彩监管中的府际关系主要包括三种:国家体育部门纵向府际关系、国家体育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横向府际关系以及异地体彩监管部门间关系。1．纵向府际关系:事权财权的分配。体育监管的纵向府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中央和省公益金分配问题，省以下公益金分配问题所占比重不大。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所谓公益金是从发行收入中按规定比例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是体育资金中扣除返奖奖金和发行费以后的余额。目前，体彩公益金主要分为中央留成公益金和地方留成公益金两个部分，中央与地方(主要是中央与省)如何分成则存在争议。我国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基本原则是:在遵循中央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此原则的关键是分清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中央必须做哪些事，与此相适应，中央应当掌握哪些财权;地方必须做哪些事，与此相适应，应当掌握哪些财权。中央与地方在体育公益金分成方面采用5∶5分成，在不断向地方分权的背景下，体育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似乎也应该有所调整，将更多的资金留给地方，以完善地方体育公共设施，不断提高基层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体育局，各省体育局和基层体育局的资金安排比例应该往下倾斜。2．横向府际关系:部门间关系协调。有关管理部门关系协调的法律规定有:《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别负责全国的福利、体育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非法，维护市场秩序。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发行费、公益金的管理、使用单位，应当依法接受财政部门、审计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从上述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体育监管有多个监管部门，多部门协调管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1)财政与体育:平级部门的领导与协调。财政部作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制定监督管理制度和政策，审批品种的开设、停止和有关审批事项的变更，监督管理全国市场及发行和销售活动、监督管理资金和财务活动等。但是财政部门在监管体育时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相同的行政级别带来协调的困难。财政部作为一个正部级的单位与国家体育总局处于同一层级，行政机关层级节制无法发生作用，在有效协调管理体彩发行和销售上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二是监管过程缺少专业性。与国家体育部门相比，财政部门对体育的发行、销售以及监管缺少专业知识，属于“外行监管内行”，也影响其监管的效果。(2)民政与体育:福彩与体彩份额之争。教育部门、卫生部门也希望通过发行募集资金，改变资金短缺现象，国务院基于多种原因的考虑，只批准了民政和体育两个部门发行。尽管只有民政部门和体育部门可以发行，但是依然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竞争，有些时候甚至是恶性竞争。作为国务院授权的两大发行主体，除了福利没有竞猜型外，福彩与体彩的玩法非常相似。“如双色球与超级大乐透、15选5与22选5、东方6+1与7位数、3D与排列三、刮刮乐与顶呱刮等等，玩法大同小异，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正因如此，两家各趋其利，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吸引更多彩民、占领更大市场、完成更高销量上，其结果是公益性被削弱，功利性被加强。”［2］(3)公安、工商与体育:非法的合作治理。《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查处非法，维护市场秩序。《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进一步细化了这一规定: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民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以及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查处非法，维护市场秩序。可见，在打击非法过程中公安机关和工商机关是最重要的执法主体。依照《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签订代销合同后，发行机构、销售机构应当向代销者发放代销证。福利代销证、体育代销证的格式分别由福利发行机构、体育发行机构制定。就体育而言，体育部门和工商部门在是否给销售点颁发营业执照存在分歧，意见的分歧势必影响工作中的协同。就公安部门而言，有些地方公安部门对于发行影响社会治安存在意见，在有关体育性质的认知上与体育部门存在分歧，这同样也会影响多部门合作治理。3．异地府际关系:良性合作或竞争。上述纵向府际关系和横向府际关系涉及的部门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或者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或者属于一级政府的所属部门，在协调方面有渠道可以连接。例如国家体育总局和各地体育局是垂直管理关系，这种纵向的府际关系协调不存在太多困难。横向的政府部门:民政、体育、财政、公安、工商因其有共同的上级政府，对中央部委而言，其共同上级政府是国务院，对各省的部门而言，其上级政府是省级政府，因此，一般不会出现无法协调的矛盾。但存在另一种相对难于协调的异地府际关系类型，比如广东省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和厦门市政府，其协调的难度要高于上述两种类型。就体彩监管而言，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即异地府际关系，例如在打击非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网站设在广东，而参赌人员在江苏，如何合作治理则成为现实行政执法中面临的难以协调的问题。

体彩监管府际冲突的原因

监管体制论文篇（4）

本文作者：白冬梅工作单位：三江学院

我国成品住房的发展沿革

在我国商品房交付存在毛坯房与成品房两种类型并存的状态。过去之所以会出现毛坯房，主要是福利分房时代的产物。当时，房屋的建造成本均由国家承担，限于财力，国家不可能给所有房屋都装修。当时，一级、二级房屋的交房标准都是水泥地面、水泥墙裙。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虽然当时分到手的房子产权并不属于自己，但人们通常会在拿到房子之后，打掉原先的水泥墙裙、水泥地面等，重新装修。后来，有人提出干脆以毛坯房交房，以免造成浪费。在福利分房的制度取消之后，这种以“毛坯房”交易的习惯却沿袭下来，这造就了今天毛坯房占领大部分商品房市场的现状。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逐渐改革，市场逐渐认识到了发展“成品房”的重要性。1994年，原建设部印发了《住宅工程初装饰竣工验收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住户对住房再装饰的要求，克服由于家庭装饰管理薄弱造成的房屋结构破坏、影响使用功能、妨碍邻近居民生活，以及大量浪费等”；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强对住宅装修的管理，积极推广一次性装修或菜单式装修模式，避免二次装修造成的破坏结构、浪费和扰民等现象”；2002年，为了贯彻《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建设部又编制了《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其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取消毛坯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规范装修市场，促使住宅装修生产从无序走向有序。坚持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贯彻节能、节水、节材和环保方针，鼓励开发住宅装修新材料新部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效率，缩短工期，保证质量，降低造价”；200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装饰装修管理的通知》，提出“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新建商品住宅一次装修到位或菜单式装修模式。要根据本地实际，科学规划，分步实施，逐步达到取消毛坯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的目标”。目前，北京成品住房占新建总量的30％、上海约占50％、广州占70％多，深圳力争在2010年底前，实现成品住房销售率100%。成品住房在新建住宅总量中的比例逐渐加大，市场份额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快速增长。成品房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普通的市、县、乡级等中小城镇里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处于市场空白状态。以上现状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决定的：其一，住宅市场上毛坯房已经成为交易主体，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取消原来的毛坯房以成品住房取代需要一段时间；其二，推广成品住宅需要相应的政策激励以及税收优惠，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优惠政策，消费者购买成品房的成本会大于购买毛坯房；其三，由于缺乏成品住房的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监督保障措施，住房的质量尤其是装修质量难以保证，消费者投诉的情况较多。从市场监督的角度来看，虽然成品住房的发起者是政府部门，但是政府部门在住宅的监督管理上并没有能走在市场的前列甚至缺位，这也是目前市场上成品住房的投诉尤其是关于装修的投诉特别多的原因。

成品住房装修的监管管理体系的缺陷

成品住房虽然提出的已经较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市场监督管理机制缺失，形成了成品住房“裹足不前”的状况，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必须建立完整的市场监管体系。在我国，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是：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基础，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实施政府主导、多主体分层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市场监管模式。其中，政府在市场监管中起主导的作用。良好的监督管理体系需要建立完整的监督管理体制以及配套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前面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理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成品住房及其装饰装修监督管理的组织机构以及相应管理制度，综合前文的内容，可以分析得出目前成品住房的监督管理体系存在以下的问题：（1）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成品住房及其装饰装修的内容应当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其在各地的组织机构管理，其内部不同的机构负责管理成品住房及其装修不同环节的内容。例如，房地产开发监管负责房地产企业的资质、市场监督、交易合同等，建筑市场监管负责建筑企业的资质、市场监督、安全质量管理等等。但是对于装饰装修环节而言，有的地方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以江苏省的组织结构为例，装饰装修市场的质量监督由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负责管理，但是同时又存在江苏省装饰中心负责装饰装修企业资质、质量安全的管理。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其他地方。（2）在制度建设方面。从前文的内容可以得知，现有的法律法规等虽然没有明确界定是针对半成品住房或者成品住房，但是无论从住房交易、招标投标、质量管理等方面而言，都是以毛坯房为基础的。现有关于成品住房的交易、招标投标、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政府部门的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地方出台的一些关于装修质量标准，并没有专门针对成品住房交易、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定。目前，除重庆市于2008年出台了《成品住宅装修工程技术规程》、2010年江苏省颁布了《成品住房装修技术标准》外，还没有针对成品住房的一整套监督管理体系。

监管体制论文篇（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会计监管体制出现了很多缺陷，如监管不力，效率不高等诸多新问题。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应通过制度创新，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会计监管体制。要实现会计监管体制创新应通过对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标准和监管责任的创新来实现。

一、会计监管主体的创新

（一）我国会计监管主体的目前状况分析

从我国目前状况看，会计监管主体总体上坚持“政府监管-行业监管”的二元监管模式。就目前的监管模式而言，一方面表现出监管主体较多而造成监管的效率降低，甚至形成“监管真空”。各级政府的财政、审计、税收、工商行政管理等诸多执法监管部门从自己的职能出发，自成监管体系。这样不但未强化会计监管职能，形成相互配合的监管体系，反而使会计监管本身应有的权威性有所削弱，降低了监管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角色无处不在，行政干涉尤为严重。

（二）会计监管主体的创新，重在创建监管主体

1、创建三位一体化的会计监管模式。会计监管主体是会计监管活动的执行者，作为会计监管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摘要：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没有什么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具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实行强制制裁。从这两个条件可看出，政府作为会计监管主体，虽然具有和任何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存在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府对会计监管也无法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同时我国的行业自律组织规则不健全，也不可能像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行业监管。因此要解决好官僚性和制度性的矛盾新问题，可寻找能弥补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缺陷的市场组织，这种组织可由财政部和行业联合授权成立，并不存在垂直关系的独立“第三方”来充当，创建“政府监管-独立监管-行业监管”的三位一体化的会计监管模式。

2、创建基于三位一体模式下的独立“第三方”。这种独立“第三方”和政府、行业自律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摘要：组织行为的效力主要依靠公众信用和国家最高财政机关赋予的权力来支撑和维持；这种组织不是像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由于该组织的资金主要依靠自己筹集或国家财政拨款等，在资金的来源上，切断了独立监管机构和资金提供者的直接联系，可以避免资金的提供者干预独立监管机构的正常运行。因此由权威独立性、目标公允性和经济独立性三者之间权衡成立的独立“第三方”，可以逐渐形成以独立监管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监管模式。在形成“政府监管-独立监管-行业监管”的三位一体化监管模式后，以财政部为代表的政府组织应适当放权，制定好职业技术规则，同时政府利用强制性和权威性优势对独立“第三方”和行业监管组织实行“再监管”；独立“第三方”可利用其权威性直接对注册会计师和企事业单位会计的执业进行监管和审查，促使他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主的行业监管组织，制定具体的职业规则以弥补官方规定的不足并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认定，监管独立监管以外的活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三种监管力量并非相互独立，以独立监管为主也不是独霸监管，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监管的。比如摘要：政府可以对于独立监管“第三方”的监管结果进行再监管和再审查和接受独立“第三方”无法完成的非凡监管任务，从而提高行业的监管效率。

二、会计监管内容的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内容的分析

会计监管内容是指在会计监管活动中，监管主体对监管客体实施监管活动的范围。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管内容不仅包括监管单位会计的会计行为，还包括监管从事会计工作的相关人员。即从会计凭证、账薄等会计资料的生成到会计报表的形成这一过程，也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会计资料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等都纳入监管范围之内。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我们应充分地看到，过分强调对会计活动过程的监管会使得监管的成本过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会计监管内容的着力点分散，监管不到重点,形成“高成本-低效率”的模式。

（二）会计监管内容的创新，重在监管关键环节

对企事业单位会计的监管范围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以财务会计报表为载体的会计信息上，重点监管非凡经济业务的处理和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对轻易造假的关键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对国有企业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单位直接监管。比如摘要：在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资产所有者的监管，明确界定各部门的检查权限，确定各部门的检点，落实好对会计事务所的再监督和再管理，以高效率和低成本为原则，实现监管工作的高效率。同时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最终产品，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的核心，其正确和否决定着审计报告的质量。所以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以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为目的，着重监管审计报告。同时在保持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方面，会计监管主体也应着重监管资格认定、考试准入、后续教育等关系到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的关键环节。

三、会计监管标准的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标准的分析

会计监管体制的标准就是实现会计监管的“尺子”以及实现监管的手段，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管标准主要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制度》、《注册会计师法》等。从总体上看，通过这些会计监管标准的监管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新问题摘要：有的会计法律法规对会计监管的规定较为笼统，对经济业务活动只有定性的要求，缺乏定量要求，缺乏可操性。我国至今未出台一部有关会计方面的民事责任赔偿法，迄今为止，监管部门很少把会计信息的制造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纳入刑事责任的范畴之内，民事赔偿更是微乎其微。

（二）会计监管标准的创新，重在健全监管法规

我国现有的会计监管法律突出表现为偏重对违法违规者行政、刑事责任的追究，忽视对遭受损害的投资者的民事赔偿，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造假的成本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违规者的侥幸心理。因此立法机关要创建一个有效监管的法治环境，以形成一套多层次、多方位的会计监管标准体系。会计监管标准创新有摘要：

1、立法方面尽快明确地把会计信息的制造者，管理者，监督者都纳入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提高《会计法》的可操作性，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违规机构和人员依法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支持受害投资者向相关责任人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赔偿。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性差异较大，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具有适应自己特色的《会计法》实施细则和相应的会计行政规范。

2、随着市场经济向法制化方向发展，法院无疑将成为有关会计案件的裁判机构，所以积极推进司法介入，建立财税专业法庭。并且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专家鉴定委员会，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同法医鉴定等司法鉴定报告一样，成为法庭的有力证据，同专业法庭一起裁决有关会计案件，这也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

四、会计监管责任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责任的分析

会计监管责任主要包括对监管主体和监管客体的责任约束。从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上看，对于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而是更多的强调对监管客体的责任约束，甚至有些经济法规对监管客体的约束也相对模糊，如摘要：《会计法》第四条规定摘要：“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单位负责人，是指法定代表人或指直接负责单位日常经营活动的单位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一旦会计信息失真，首先追究的往往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这种定位对会计人员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是会计职责不对称的表现。并且国家给予政府行业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权，却没有明确政府制定低效或者无效法规时应该承担的责任，显然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

（二）会计监管责任创新，做到权责对称

从理论上、法律上重新界定有关会计责任，从法律上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的第一负责人是对本单位工作全面负责的高层管理者，这样从法律上防止了“角色易位”。会计责任必须坚持权责一致和权责对等原则，做到会计资料谁认定谁负责，实行会计责任逐级转移的办法。即会计报表一旦被上级部门或有关负责人认可或审批，认可的部门或个人就必须要对该报表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下级部门和个人可不承担负责。同时建立必要的会计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划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具体界限，以保证监管权责对称。在现实中，高层管理人员权限过大，和会计人员责任不对称，甚至有关负责人对自己的责任熟悉不够深刻，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只是会计人员的新问题，而又出于种种目的，指使会计造假。所以建立必要的会计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划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具体界限，以保证监管权责对称。

参考文献摘要：

1、陈汉文.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探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马骏.体制不协调和监管瓶颈摘要:我国会计监管体制的演变及路径选择[J.会计探究,2005(10)．

监管体制论文篇（6）

一、证券监管体制的历史演变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演进是伴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并随之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其体制变迁及其特征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格局相适应，并与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的政府监管目标相吻合。我国政府对监管体制的选择和调整决定于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1981—1985年，无实体监管部门阶段

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萌芽期。除了国债发行之外，基本上不存在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虽然于1984年公开发行了股票，但股份制试点与股票交易仅限于极其狭小范围。该阶段不存在真正的监管体制或明确的管理主体。

2．1986—1992年，监管体系雏形阶段

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仍处于规模极小的“婴儿期”，与之相对应，在政府管理层面上出现了若干监管上述证券市场领域的部门主体，但未形成统一、有序、通畅的集中管理体系。监管体制框架中的政府部门和自律组织等若干因素已出现，但仍表现出明显的初创特征和摸索性质。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管理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被正式法规确立为证券市场主管机关。但监管职责不明确，实践中的管制权力缺乏集中型模式所要求的权威性和管制力度。地方政府体现出监管框架中的分权性和非集中性。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府管制。多部门介入的管理格局略见雏形。行业自律监管组织尚未担负实质性自律职能。

3．1992一l998年，初级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

1992年l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步人了集中型监管体制阶段。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1996年以后，市场取得飞速发展，无论是日均成交金额还是日均开户数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这充分说明了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呼应，集中型管理体系逐渐形成。确立中央监管机构，一部分权力根据证券活动性质和归口的不同划分给国务院各部委。地方政府相当程度地介入证券市场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首次确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专门性证券主管部门，摆脱了依附于财政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旧模式。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与规范进程中所牵涉到的错综复杂的诸多方面的难题。但是，仍表现出权力分散、独立性和权威性弱、缺乏覆盖全国性的监管机构的动态特征。总体上，这个阶段表现出多层次的、多元化以及部门分工协作的中国特色，且明显地显示出过渡期的特征。

二、我国证券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其内在机理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即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框架。

1．监管主体

1998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监会的职能、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确定了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并成为取代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职能的惟一最高证券监管机构。根据该方案的规定，证监会将建立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在全国各地设立派出监管机构并实行垂直管理，但在现实中，我国监管主体存在多元化现象，主管部门之间关系较为复杂和不协调。

2．自律组织是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律组织有两种形式，即社会性的监督组织和行业自律。前者主要包括证券业的中介服务组织如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包括两方面：一是证券交易所的场内自律，二是场外交易的自律，即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的自律监管。

3．监管法规体系

1998年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和监管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包括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的行政法规。1998年《证券法》的通过标志我国证券市场依法治市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证券法》和《公司法》作为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其他证券法规共同构成证券监管法规体系。现行证券监管体制具有集权性和一元化、权威性和独立性高、两级管理垂直化以及自律性弱的特征。虽然仍存在自律管理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但这个体制框架与我国证券市场现在高速发展相适应。现行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原因主要是针对如何克服原体制存在的内在弊病和矛盾。

三、未来证券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全球化程度加快的大环境下，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应当立足国情，放眼世界，不断健全、完善。证券监管体制的建设，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安全，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证券监管体制必须全面考虑，放眼未来，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造。

1．加强证券监管体制的自身建设，逐步健全与完善

证券市场是变化无穷的，只有依据客观规律，制定完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健康运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树立科学监管理念。监管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二，确保公平、高效、透明；第三，降低系统风险；第四，树立国际化意识。

(2)明确监管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监管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职能就是保障市场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地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体现了监管理念和目标。相应的权限，应当依据其职能而定，即仅能作为“裁判员”。并非事无巨细一概全揽，不能把“运动员”兼于一身，应减少证监会在监管中的行政干预色彩，增强其对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市场的各参与者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监管过程中，要加强对行为和过程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结果的监管，对监管者而言，行为本身比结果更值得关注。同时，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努力实现手段的间接化、多样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操纵。此外，应当提倡监管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正地权衡各方利益，保护投资者信心。(3)完善监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监管。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政府主导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日益成为大多数国家选择的主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避免各自的缺憾，对于完善监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自律监管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加强自身监管机构的组织建设；第二，要尽快完善自律管理规则；第三，要理顺证券交易所管理制度。

2．改善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健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良性的立法、司法环境。证券市场的发展，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监管，这就要求首先要完善立法，去掉或者完善一些与现有政策和法规相矛盾的条文，法律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不断完备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尽快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则，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形成完善的证券法规体系。其次是要加强执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法措施，再完善的法律条文也无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有法必依的重要性。

监管体制论文篇（7）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如果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免费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或消费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或消费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如果销售者（或消费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免费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R•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21~23）。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容易出现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或捕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特殊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央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管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如果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容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如果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

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二）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管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

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机构）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意的回报。如果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管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如果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蒂米奇•威塔斯，《金融监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监管体制论文篇（8）

二、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与我国能够建立从上至下相对统一的一套监督管理体系有所不同，其各州政府主抓本州内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而联邦政府的专门职能部门主要是统摄全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并负责州与州之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协调配合。早在1902年，美国就颁布了《生物产品控制法》、《肉品检查法》以及《纯净食品药品法案》等法律法规并依据《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建立了第一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称为农业部化学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食药质量方面风险的日益清醒的认识，该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1927年，该机构更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职权不仅包括对于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现场调查、实验室科学研究，还可以以查禁、禁令乃至的方式对问题食品进行禁绝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此后，其部分职权逐渐被美国农业部设立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动物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以及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国家海洋渔业局（NMFS）和海关等分割，并与上述机构一起组成了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从分工上看，FDA负责联邦领域内生产的或者进口的除畜肉、禽类、瓶装水和酒精含量小于7%的葡萄酒饮料外各种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而肉类和禽类以及相关肉制品、含肉食物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主要由FSIS承担，NMFS负责海产品的质量监控，而EPA主管饮用水的安全和农药，加之APHIS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美国卫生部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食源性疾病方面等等机构在各方面加以配合，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应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13100号总统令，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业部、农业部、卫生部、环保局、管理预算办公室、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从其职权看，该委员会可向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建议对食品安全的某些领域进行优先投资；制定食品安全的发展计划，并在计划发展执行中与相关州政府、消费者代表、制造业以及学界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该委员会还下辖一个食品安全联合研究学会，上述职权显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议事协调，而进入了统一规划、领导的初期阶段。由此，美国建立起了以食品种类为基本分类标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在不同种类的食品由不同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这一历史形成的前提下，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目前尤得彰显，呈现“由分而合”的趋势，在监督管理手段上，以检验、审查为主，禁令、限制为辅，对于某些破坏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实施主体采取的方式将之推上法庭，具有鲜明的普通法系国家监督管理机构执法的特点。

三、比较与思考

监管体制论文篇（9）

（一）整合银行业监管力量，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银监会成立以前，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多元监管体制，人民银行有关监管司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督，中央金融工委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干部监督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专门的外部监事会负责监督管理。由于多头交叉监管，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疲于应付各部门的监管，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监管“真空”。银监会的成立，有效地整合了各部门的监管力量，克服了多头监管的弊端，有利于形成统一全面的监管框架和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确定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单独设立银监会，不仅是为了将央行的双重职能予以分离，加强银行业的系统监管，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中央银行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提高相关货币政策决策机制的透明性，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央行具有监管和货币政策双重职能的时候，央行有动力予以救助以减轻其监管责任，但也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甚至诱发通货膨胀。将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单设银监会的做法，将有效地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利于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三）有利于提高银行业监管专业化水平，以应对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的浪潮。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浪潮此起彼伏，对银行业监管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增加了新的监管对象——外资金融机构，并改变原有监管对象的行为，加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不仅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而且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由于不同业务的交叉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监管的难度也日益加大。因此，建立专业化的银行监管机构，使监管者的工作职责更专一、工作目标更明确、范围更集中，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机构的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使监管效率大为提高。

二、银行业监管体制运行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障碍

应当指出的是，机构变革仅仅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组织保障，单纯的监管组织机构改变并不能代替深层次的改革。监管机构如何设置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二位重要的问题，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技术和监管模式的变革才是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巴塞尔协议》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制约平衡机制，相对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相应的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从银监会的体制框架看，我们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信息的共享问题。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是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财务状况和风险控制情况、企业与个人的信贷行为。而这些信息来自于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在信息来源上，两个机构也许会存在一定的摩擦和障碍。因此，建立银监会与央行之间充分、及时的信息沟通机制至关重要。二是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问题。由于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对出现流动性风险和退出市场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问题，在银监会成立以后，牵涉到两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银监会应当在对金融机构风险正确评价的基础上，及时审慎地向中央银行提出对高风险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中央银行资金支持的形式应当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靠拢，尽量减少直接发放信用贷款救助，而是通过再贴现形式或某一中介（如设立的风险救助基金、存款保险机构）来发放救助资金。否则，在救助问题上，可能出现央行拯救过度造成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或是拯救不足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建立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的有关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业务分工与配合问题。随着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不同种类金融机构业务的日益交叉，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将成为一种趋势。交叉性业务的出现，既可能导致监管重复，也可能出现监管缺位。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监管机构的职能明确分工，对交叉业务协调配合落实监管职责。

（三）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在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银监会应当在制度上明确监管的层次与次序。地方政府应当定位在大股东的位置，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重大问题实施内部监督管理，银监会作为外部监管者应当以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为目标，要防止大股东侵犯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小股东利益的做法。否则，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运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将金融机构的风险向中央银行转嫁的风险。同时，银监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关系到银监会独立行使其监管职责的重要问题。

（四）银监会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尽管已经搭建机构的组织架构，但银监会的独立性、监管理念、监管文化、激励机制与监管技术等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如何才是决定银监会体制是否能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银监会的设立已经打破了原有多头监管的体制，原有的监管理念、监管文化也势必要经历改革扬弃的过程。

三、实施深层次制度变革，完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实现监管的独立性。我们在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尽快建立可信赖的监管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准和一定规模的现场检查队伍，负责组织对各地区之间的机动交叉检查。其目的是避免目前监管当局的分支机构的监管者与当地的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监管的弱化。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建立对监管者定期的异地轮换制度，但考虑到人员流动的高昂成本，实际工作中很难行得通。相反，可替代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强有力的现场检查队伍，实行异地交叉检查，这应是体制约束下的最优方案。

监管体制论文篇（10）

英国政府中没有设立管理证券期货市场的专门机构，对证券期货交易所及其会员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有关证券期货活动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公司法》、《投资法》以及其他必要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并无系统调整期货交易的法律。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经济发展缓慢，英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被美国所取代。进入80年代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解，经济复苏，尤其是保守党上台执政后，积极促进竞争和推进市场经济的政策使英国经济有所发展。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开创了英国资本市场的新时代，重塑了英国的资本市场框架，被称为英国的“金融大爆炸”（bigbang），是英国资本市场历史发展进程中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该法案的出台，取代了英国政府以前制定的一些单行法规，建立了管理证券期货业的新方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资本市场管理的松散的自律状态，确立了新的在法律框架下的自律管理模式，形成典型的“多元化”体制。从金融的立法体系上说，有《银行法》、《金融服务法》、《保险公司法》等等，相当复杂。从金融监管体制上来说，其不同于美国的分离型专职职能监管体制，而是采取了复合型专职职能监管体制，由法律规章、行政管理机构（SIB，现为FSA）和行业协会（SFA，现已被并至FSA中）组成[2]，并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了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这种管理体制是金字塔型式的。根据该法的规定，财政部长被授予对体系全权监督的权威和权力，财政部长又将法定权力和监管责任授予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SIB又将责任赋予不同的自律管理组织来执行，SIB的管理则是通过制定自律管理规则并又不同的自律管理组织来执行。SIB的主席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任命，其资金来源于对投资业的征费，政府不给予任何资助。它作为管理权威来监督整个新的管理体制，通过财政部向国会负责。

伦敦主要有以下几家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所（LIFFE）、伦敦商品交易所（LCE）、国际石油交易所（IPE）、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伦敦证券和衍生证券交易所（OMLX）。相应的自律管理机构为证券和期货协会（SFA）。其承担的主要职责是：

第一、对申请进入证券、期货市场进行投资活动的公司进行考察，审查其是否有充足资本、长远业务规划、其管理者和职员是否有适当从业经验并能胜任工作等信息，从而决定申请公司是否可获得相应的从业资格。

第二、监督已经进入证券、期货市场进行投资活动的公司。所有公司有义务遵守证

券期货管理局的规则。所有公司必须按常规向证券期货管理局提供内容广泛的财务信息和其他有关信息。如果发现公司没有遵守规则，证券期货管理局会迅速采取措施，以确保投资者利益受到保护。

第三、如果调查认定公司或者个人严重违反规则，或有其他确凿的理由存在，则要更正式地考虑这些情况，将开展更集中的调查，以获取相关事实。如果认定公司违反规则，将视违章的性质予以处罚。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暂时停止交易、取消从业资格。SFA不能通过法庭提起刑事诉讼。如果该是必要的，它应该将调查的结果转交贸易和产业部（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或者警察局等相关机构。

第四、客户可以对会员公司的服务提出申诉。在公司和客户不能达成协议时，客户可以把争议提交证券期货管理局的申诉部门，申诉部门将考虑此申诉并力图消除争议。若公司客户对申诉部门的结论不满，则可以提交仲裁。

英国的期货市场强调交易所的自我管理，交易所的自我管理也是英国期货市场管理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3].但这一情形随金融服务局的设立、证券期货协会的撤并[4]而有所改观。

二、更趋统一的监管

随着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种违规操作和金融风险也大大增加，这对现有的监管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90年代以来，英国多次发生期货业的丑闻，著名的有Codelco案，Summitomo案[5]，以及巴林银行倒闭案，等等。这些案件的显著特点是，牵涉到的公司管理混乱，“流氓交易员”（roguetrader）猖獗，监管相当不力。其别是巴林银行的破产引起各界对现行金融管理体制的关注和批判。1997年，英国政府在对现行的金融市场监管结构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对金融市场进行分行业多头监管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快速发展及结构调整的要求。于是英国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建立单一的金融市场法律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统一的监管机构，原有的九个监管实体并入新成立的金融服务局（FSA）。1998年7月，政府推出了《金融服务及市场法案》（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征求各方意见，征询工作于1998年10月结束。该法案于2000年6月得到了皇室批准，2001年3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该法案最晚将于2001年11月执行，最终建立起只存在单一监管机构的金融体系。

《金融服务及市场法》是英国又一部颇具里程碑意义的金融法律。该法的颁布，表明英国逐步告别了原先较大程度依靠自律的监管模式，而转为采纳更为统一与更多政府干预的金融法框架。该法共分30个部分，433条。它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了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给金融服务局提供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代替原有的不同的法规制定者的不同的法律框架。因此，法案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原有法律或者自律规则的内容。

该法案赋予金融服务局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责任。金融服务局是合并了英格兰银行监督管理部、证券与投资理事会成立的，到法案正式获得批准时，金融服务局将把其他6个监管机构—个人投资管理局、投资管理监管组织、建房互助委员会、互助会委员会、互助会登记处以及证券与期货协会的权力和职责纳入其中，完成改制。其现有的组织机构包括五个下属的监管部门—主要金融集团部、存款机构部、保险公司部、投资公司部、市场及交易部。这样英国传统上以自律性管理为主的金融监管体制将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巨大的金融监管机构。

《金融服务及市场法案》执行后，FSA将成为英国金融服务业唯一的立法者。与法案同时公布的咨询文件说：“政府希望监管的范围应当包括目前金融业务的所有方面”，金融服务局“在其认为必要时有权介入，并有权采取其认为合适的措施。”法案明确指出，新设立的金融服务及市场特别上诉庭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直接隶属于内阁大法官。政府将任命一批兼有法律及金融专长的职业人士组成陪审团，陪审团有权金融服务局的原有规定。法案提出，要建立隶属内阁大法官的特别上诉法庭，建立单一监督官和赔偿机制，和处罚时常违规行为，监管劳合社保险市场，对投资基金的审批更具灵活性。法案还就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制定了更为明确的规则。但是，由于在《金融服务及市场法》颁布前，金融法规体系颇为零散，被形容为所谓“补丁被”（patchworkquilt），在统一的监管机构出现后，不少人质疑，如果没有适当的权力制约机制的话，FSA无疑会享有过大的权力[6].对于已习惯于自律管理的期货业来说，这样广泛的政府干预恐怕具有不小的影响。

FSA监管的对象将不只是原有的金融机构，还包括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financialbusinesses）、信用机构（unittrusts）、保险市场（OELCS）、交易所（investmentexchange）以及清算机构（clearinghouse）等等。这样伦敦的五家期货和期权交易所和伦敦清算所的监管在总体上隶属于FSA市场及交易部。

除政府组织以外，各个交易所内也设有相应的部门来控制市场风险和监管交易会员。以伦敦金属交易所为例，它是全球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从2001年1月1日起，交易所打破互利机制而采取了一种新的公司结构。新公司LME控股公司成立。这家股份公司原有的股份被卖给现有的会员。LME控股公司成为伦敦金属交易所有限公司唯一的所有者，受到控股公司的监督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运作。同时根据Joanna小姐的介绍，我们清楚地知道伦敦交易所法律规管部（RegulationandComplianceDepartment）下属的四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以及和FSA市场及交易部、伦敦清算所（LCH）之间的密切配合共同监管市场风险，以维护公正和有序的市场秩序。

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是伦敦最著名的股票和指数衍生产品交易所，于1990年由伦敦交易期权市场和伦敦国际期货交易所合并而成。它的运作和发展受到许多由市场参与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每一个委员会轮流向主要理事会报告，这些委员会的组成如下：会员资格和规则委员会：设定、审议会员资格条件和规则；场内委员会：负责对交易大厅的实物布置以及与交易有关的设施提出建议，它也审议场内交易程序；自动交易委员会：就交易所的自动交易池（AutomatedPitTrading）交易提供支持和建议；股票市场委员会：专注于股票和指数市场；违约委员会：负责在会员公司违背其金融合约时应采取的行动。

另外市场监督部（MSD）负责监督会员公司在场内的交易行为，主要目标是通过监督和与会员公司的协商来防止事故的发生。因此市场监督部必须与交易所的其他部门以及FSA的市场及交易部、伦敦清算所密切合作。市场监督部由三个单位组成：监理和审计小组（负责对公司办公地的详细检查）、市场监视小组（负责市场和个人合约的完整性）、交易监视小组（负责市场交易的完整性，并将为会员公司和个人交易者解释市场的规则和法规）。

伦敦证券和衍生产品交易所是伦敦第一家也是唯一的电子交易系统全部计算机化的衍生产品交易所。它也是唯一的对交易和清算采用联合系统的交易所。由于它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公开上市公司OM集团的一部分，因此，它不是象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和其他大部分交易所那样的由会员或者委员驱动的交易所。它是一个利润驱动的公司，有股东以及对股东负责的董事会。虽然它是一个电子交易所，但它仍有市场监督的需要。其交易所工作人员分为两组。第一组负责监视不同合约的交易屏幕，他们的作用和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的交易池观察员很相似。第二组工作人员负责替会员公司处理与CLICK交易系统相关的交易查询。除了场内工作人员外，OMLX也有等同于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LIFFE市场监督部（MSD）的工作人员，他们亲自检查会员公司以监视他们的内部管理程序和规则。一旦发现有偏差，他们有权取消其交易所会员资格。

三、新趋势的原因分析

几经演变，英国期货市场最终形成一个在金融服务局FSA统一监管、五大期货交易所分工配合监管的单一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的最终确立是英国自身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新模式的出现也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的。

首先，欧盟资本市场趋于统一，特别是在1999年欧元启动后，这种统一更为明显。欧洲各资本市场的频繁交流与合作，很显然对于英国的期货业也有着深远影响。比如，EURONEXT对LIFFE和葡萄牙证券交易所的收购[7]，Eurex的成立，都显示出了欧洲资本市场联合的强大动能。在这种情形下，市场呼唤更加有效的监管。欧盟《投资服务指令》（ISD）的出台也给欧盟证券市场带来了一些根本性变化。ISD要求各成员国在法律上保证其他成员国在该国内可以自由地建立投资公司进行投资或提供有关投资服务，并对东道国与母国的法律冲突进行协调。但ISD在各成员国的执行仅靠自律组织或市场导向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政府监管机构的干预才行。英国作为典型的自律监管模式，看来已不适合欧盟市场的要求[8].期货作为高风险的行业，已一再显示出它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对其的规范和监督也便成了当务之急。

其次，欧洲各期货市场间的激烈竞争也是导致统一监管框架出台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欧洲资本市场进一步的成熟与发展，各国期货交易所的建立，期货市场的竞争随处可见。当今各交易所普遍采用了电子化、网络化的交易方式，以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交易效率不断提高。原先一直采用传统交易方式的英国交易所，如LIFFE，也不得不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更现代的电子交易方式，以便与它的老对手-DTB一争高下[9].同时，欧元的发行也促使竞争的白热化。对于众多期货交易所而言，以同一种货币取代不同货币肯定会加剧竞争[10].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只有采取高效、严格的监管系统才能使本国期货市场立于不败之地。这也便是为什么统一监管成为了当今许多金融市场的潮流，如斯堪地那维亚、日本和韩国的小型市场都倾向于建立统一化的监管框架。FSA作为统一的监管者既通过自筹经费减少了被监管者的负担，也通过统一的规则与程序提高了效率，减少了被监管者的执行成本[11].

四、总结

期货业因其高风险的特点，历来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方面。英国对于期货业的法律监管随着英国金融法律框架的调整而有着显著的变化。近年来，由于欧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英国正致力于修改自身金融法律框架，以适应欧盟资本市场的全新要求。因此，英国期货业的法律监管也逐渐告别以往那种过分依靠自治的体制，以期在欧盟和世界期货市场中争得更多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