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视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制作当中，传统电影美术的制作方式和创作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随着视觉类型电影制作方式的日益完善，传统电影美术与数字化电影美术的历史性跨越日益显著。电影美术作为电影主创之一，就其本质而言是造型艺术的一种，但从时空角度来看，电影美术不是瞬间摄取的静态造型艺术，而是运动着的立体造型艺术。
二、电影美术的内涵
电影美术是指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对影片的可视化形象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电影美术主要是通过影片总体造型设计、场景空间设计、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来表达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形象思维，它直接决定了一部影视作品的美学表达与艺术内涵，对影视作品的造型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虽然，电影美术是与自己的母体美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美术和电影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美术的艺术形态特征是物质媒介的二维或三维的空间性，电影则是时空艺术，它的形态特征是既有空间维上的造型性，又有时间维上的运动过程。美术不受物质世界的时间性约束，电影则兼有空间的二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
三．电影美术的创作要素
电影美术是专门为影片造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影片的艺术水准的成功与否。wWW.133229.coM电影美术不同于一般绘画创作，美术一进入电影就改变了它原来那种独立创作的特点，而使自己成为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重要部门。电影美术创作的过程涵盖场景设计、环境与个性的设置、气氛的营造和影调及色调的确定。
首先，电影美术师应该与摄影、演员等共同合作在电影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完成影片的造型表现。在设计构思阶段，电影美术师要寻求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和形式，最完美地将剧本中的抽象文字和导演的意念化的构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并且与导演、摄影等创作人员共同完成最终银幕空间形象化的影象。其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设计和制作出符合电影主题，具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人，以使电影艺术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电影美术设计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典型环境”，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和思想，显示一定的个性、习惯和爱好。当然，电影的美术造型是必不可缺的，影片中景物的个性源于两个条件：人物个性和所处的规定情境及创作者的选景态度，即怎样使它以最有力的影像浮现在银幕上去感知于观众。再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凸显电影的主题。氛围是特定生活中弥漫于人们周围特定的空气状态，在表现银幕气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气氛相对环境而言是更重要的，环境只能客观地表示剧中人的所在地，却不能表现当时剧中人的心情变化，而气氛则尤能反映和烘托人物心情的变化。最后，光和色是电影造型中极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光与色是在影片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其生命，并以个性显示影片造型所表达的情绪、意境和风格。影调和色调和影片的样式是密切相关的，是其具体造型的体现，当美术师出于对未来影片样式的理解，试图寻求影片造型的整体基调时，他必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对这两方面作出艺术的安排。
四、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在未来的影片中，美术师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色彩和色调问题，他要从影片整体造型角度处置色彩使其整体上和谐统一。影片的基本色调本身就具有意义，影片的色彩也就是贯串全片的线索，下面以张艺谋导演深入人心的《英雄》来侧重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英雄》影片中人物服装色彩设置上就独具匠心。秦王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单一的深重黑色，与秦王宫殿铁黑色调浑然一体。无名穿着黑装依照秦国律例至秦宫殿受封奖，与秦王“十步”之距对饮，秦王、无名、长空、秦剑客等服色在黑色纯度和亮度的设计上则依次由深重至浅淡，这种构成符合秦尚黑，并寓意黑的权威和政治影响，也暗示一种对秦政的不满与反抗。残剑、飞雪、如月的衣装色彩纯度高、色泽鲜亮，质体轻薄，虽靓丽飘逸却敌不过黑奋的威重力量。除了黑色，《英雄》中还有其他多种色彩表现。在《英雄》中，无名给秦王编造的残剑飞雪故事的基调是红色的，反映出无名潜意识中刺秦的激情，他那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报仇的血性和血气，想象中即将出现的刺秦场面使无名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鲜红的像血一样浓烈的色彩，此时秦王眼中和无名看到的色调是一样的，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和杀气。而当秦王发现了无名的真实意图时，他想象中的一切都笼盖上了寂静的蓝色，因为他所面临的绝境使他不得不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理性和智慧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残剑给无名讲述的故事时，柔和的绿色成为叙述的基调，一方面它展示了残剑给无名讲述时那种超脱仇恨，回归到宁静、博爱、真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名向秦王转述时悟出的那种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心态。
总之，电影《英雄》是一部由红、蓝、白、绿、黑等多种色调来讲述的故事，它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不在于故事的大起大落，而在其细节的精致和典丽，色彩和画面的视觉统一在《英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五、结语
总之，色彩在影片中，不仅是纯粹电影化的造型手段，而且还要构成电影的视觉语言形态，只有当色彩融合在影片剧作之中，形成电影剧作的色彩结构，并且本身成为剧作内容，色彩与影片的关系才达到了“化”的境界，电影色彩的意义也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色彩在影片中的生命品质才能得以存在。一直以来，影视艺术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影视艺术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当然影视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影视美术的重要贡献，更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影视美术工作人员，影视和美术的紧密结合必将带动影视产业和美术艺术形式的绚烂盛开。
参考文献：
[1] 金海靖.论中国新武侠电影的美术设计[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04)
当代工笔人物画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宽松的艺术范围使工笔人物画创作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画家们以开放的心态吸取古今中外的精华,无论在油画、壁画、版画、连环画、装饰画,只要有益于表现创作风格的就加以吸收和借鉴,这使得现在的工笔人物画创作风格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呈现出各种可能性,甚至有些工笔画的创作风格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工笔画是用工整谨细的笔法来描绘物象的,是中国绘画传统中的一种绘画形式,追求绘画手段的装饰性意味,造型手法上强调写意性的旨趣、概括、提炼,并主张以神韵、神态的思维为先导来把握物象的本质形态,这说明当代工笔人物画坛已是多姿多彩的语言形态,要想准确的将这些语言归类是很难做到的。wwW.133229.CoM
一、工笔人物画的创作风格多元取向
1.追求传统的写实特点,就是风格上呈现工整、细谨,钟情于古典工笔人物画的笔法、用线及层层渲染中容入现代元素,并借鉴西画中严谨扎实的造型技巧,重新构想着自己的语言形式形态。以何家英、李爱国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工笔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的写实观念,走出了一条写实的传统路线。
2.吸收水墨画及装饰画语言,强化工笔人物画的写意性,即吸收水墨画语言及其写意旨趣。它从一味传统的工整谨细中走出,进行泼彩、泼墨试验,强化工笔画的写意性而将水墨笔法及写意精髓采纳到自己的语言形态中,不但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也使古典绘画中的绘画形势相融合,如“工笔”与“写意”、“色彩”与“水墨”、等,都在当代实现了大融合。引入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注重装饰性的造型观念,吸收西方构图造型理念,逐渐形成装饰变形的工笔重彩人物画新样式。这种绘画色彩对比较强烈,造型古朴夸张,显示出独特的风格风貌。
3.绘画材料的研究,借鉴油画、版画及壁画的表现手法,智力于色彩的塑造能力和材质美感的表现,并进行多种创作手法方法的尝试。近年来,由材料而表现已经成为绘画交流的总体趋势,在工笔人物画的绘画过程中材料、肌理媒材等技术元素的使用也越来越明显。画材的拓展与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工笔画的语言表现,从而使工笔人物画相对于古典时期的绘画具有更宽广的表现领域和更抢眼的视觉效果。
二、当代工笔人物画创作风格多元化的原因
1.地域及文化选择的不同
当代文化语境的独特性必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符合当代人们审美需求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是时代的需求。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艺术家的文化价值取向、审美理想不再有单一的标准,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己经突破了过去审美模式的单一性、模式性的局限,几乎每一位工笔人物画家都在努力突破传统工笔人物画的模式,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工笔人物画作品层出不穷。这些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创作格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并置的时代,寻求突破成为必然。
2.不同艺术家的艺术个性,促成当代工笔人物画艺术风格
改革开放迎来了强调艺术个性化创作的现代艺术潮流,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中,当代中国画坛正步入表现形式多样化的进程,面临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当代广大工笔人物画家们自觉尊重自己的地域、民族文化的个性价值,努力顺应自己思维模式,积极构建拓展其独特的个性化艺术表现形势,探索艺术的发展方向而向现代蜕变。
三、当代工笔人物画的多元化趋势
当代工笔人物画已经走向了多元的趋势,形成多种角度、多层面的发展格局,无论从题材内容、形式语言、创作理念、艺术式样、审美趣味与艺术本体的追求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勇于探索创新的新局面,显示出多姿多彩的勃勃生机。现阶段对其进行研究总结是对今后的工笔人物画拓展做有利的铺垫。在多样的表现形式下,在继承当前所有的新的语言形式的基础上,在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的同时,我们要深入挖掘工笔画人物画创作风格的表现深度,并注重通过形式的层面而深入到绘画的精神层面,在新的知识视野与新的时代背景下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艺术精品。
参考文献:
[1]唐勇力.中国人物画创作之思考[j].新美术,1994,(01).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当代画家的自身知识结构在发生着裂变,传统的绘画模式以及传统文人画的思维定式已不能满足他们,转而以多视角、多意象的跳跃性思维指导着创作实践,利用传统的笔触符号来彰显新的视觉思维样式,进一步扩充原有的语境,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朝气和灵气。对中国画而言,这是一个多元的困惑的新旧交替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回顾和重新认识中国画所走过的每一步。文革之后出现的最早的当属“伤痕艺术”和“生活流”,这批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主要是当代画家从自身的心灵感受及生活坎坷出发,在抒发个人或一代人的痛苦。然而,中国画在这方面并没有更高层次突破,也就没有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代艺术和艺术家正面临着选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自己的坐标点,开放赋予他们全球意识,对传统文化的追怀以导出寻根意识,力图达到艺术的现代感和民族性的统一。一件窗花、剪纸、泥模都能拨动艺术家的心弦,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他们从民间艺术中获得的是质朴的美感,民间艺术是真正达到了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而大璞不雕、返璞归真是许多艺术家向往的境界。民间艺术有着浓厚的天趣,他们从理性的观念出发,运用意象造型手段(夸张、变形等)来进行创作,这使作品在色彩、时空、解剖、透视等方面展现出童心般的情趣来,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wWW.133229.CoM
在向民间美术学习的同时,又有一批画家把注意力转向作为中国画主体的文人画。他们崇拜文人画家完善人格的修炼精神和不为陈法所囿的创作态度。我们这一代画家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超越文人画的高峰问题。一切有出息的艺术家都追求独特的艺术个性,都在努力与传统文人画拉大距离。于是他们不断尝试着将西画的精神因素引入写意国画,形成了当代美术史上一大流派——“新文人画”,他们深知要离开传统文化的高峰,要在笔墨纸砚上平地另立一座大山,其征途远不是几代人可以走完的。所以借文人画“逸笔草草”的自然风貌,引入新的审美观和吸收外来艺术的一些表现手段,创造出这种表现当代文化人心态的一种艺术风格,有高亢的“牧歌”,有野朴的“信天游”,也有难以名状的低回沉吟。新文人画家清楚地意识到,要有特色就要回到文人画,这就让严肃探索的画家们陷入悖论的怪圈之中而难以解脱。
艺术史发展的某一时刻是允许用片面方式推动艺术史进步的,但不允许永远片面。中国画往后发展,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画自身的形式、结构、材料、技法的探索,必须深入到文化层次上(集美学、道德、宗教等层次)。当前对中国美术的现状和未来的忧虑和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传统和民族性
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应当深入到其内隐层,即传统作为思维方式的民族审美结构是历史的“积淀”,它在艺术传统内隐层中起着统摄作用。中国画家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趣味,具有特殊性质。当代中国画家的文化心理与艺术传统的联系在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艺术传统的精粹都是在历史许可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创作自由。艺术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创造,他是作为一个既定的文化继承者在进行艺术活动,在他对既定文化塑造的过程中也包括潜在的艺术图式对他的塑造。传统的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带着经验、习惯,从而使自己具有现代价值并不断更新、前进。“知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石涛话语中的玄机值得时时体味。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
二、外来文化影响
表现当代人的审美观,几乎是所有求变画家所希望接近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反对艺术发展过程中要必然地符合规律地出现艺术的当代的一面。一个文化的特殊性格,不通过比较就很难突出它应该突出的东西。艺术的当代形式时代对艺术的要求,是艺术家历史使命感在艺术中的表现,是时代生活与社会审美心理的体现。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来文化不应该是移植,而是以我们的思想去感应,中国画必须保持自己艺术的独立性。我深信,中国传统主体观念将在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洗礼中,必将完成一次大的新陈代谢。
三、中西方美学价值的正确认识
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能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各个时代的真正伟大的艺术,它往往既是民族,但又不会囿于地域、民族的狭窄界限,总会在审美的深层上通向人类。从比较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艺术是人格理想的一种体现,保持和谐是中国画的根本。从本质上讲,中西方艺术不存在高低优劣,而只有差别。人们应站在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高度对包括传统本身及其影响在内的问题进行反思。中华民族完全能够用自己的理想和实践,吸取世界文化中的精华,注入现代艺术以新鲜血液,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术。
由于几十年来的历史布满了深陷的断层,因此造成了不同年龄段的画家在知识结构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各种“代沟”,人们很难使用双方认可的概念和术语进行对话。在对前人作品的领悟,也因缺乏对构成元素的敏感和对知识结构、心理结构的适当组织,所以对深层表现内容的感受以及对形式构成深入感受之间产生脱离的现象,更多的人只能对形式构成有一定的敏感,而不能进入深层的表现内容,所以空洞的艺术表现成为通病。投入自然、投入生活成为当代画家迫切的需要,我们的前人正是看到永恒和自然界充满生机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畅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为这种宇宙充满机趣,才促使我们的先人奋起效法,生生不息,创造出辉煌的艺术成就来。
从理论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正确引导比较薄弱。因为艺术的奥秘可能并不是由艺术家本人可以洞察和解说的。相反理论家以其高度敏锐的理论审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在美学和绘画之间找出一种类似的西方艺术心理学这样的学问,既不是偏重于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考,也不只完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形式,找出这种中间桥梁才能对绘画创作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引导作用。
综合上面的分析,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应采取吞两极而取中,内研传统,心师造化,妙合当代,不断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国画创作语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国画作品,促使一个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惊人的昨天已经逝去,辉煌的明天必将来临,中国画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素描是造型艺术的基础.素描练习有利于学生认识和理解客观对象，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锤炼艺术语言，提高造型能力.对于每个学生来讲，无论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素描练习都是必不可少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米开朗基罗曾指出:“素描是绘画、雕刻、建筑的最高点，素描是所有绘画种类的渊源和灵魂.”19世纪俄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契斯卡柯夫曾说:“素描是一切的基础，是根基，谁要是不懂得或者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没有立足之地.”
素描既有基础性的一面，也具有单独作为一种绘画方式的另一面，自成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在学院美术教育中，素描因为其基础性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现存的教学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和不足: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强调基础，不利于学生创作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不足甚至认为素描枯燥乏味，教学效果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对各个层次、不同专业的美术人才的需求激增，美术教育急速扩张，从而人校新生的总体专业水平有所下降;基础素描课程的课时量有所缩减，教师在学生个体上花费的教学时间明显减少.面对这样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对素描课程的教学理念进行调整，拓宽现代基础素描教学的思路，给乏味的基础教学增添活力，使素描能和别的画种一样成为独具特色的情感表达方式，从而使学生通过学习基础素描架构起良好的知识体系.这是构建现代素描教学模式的根本.
1、从艺术素养入手强化学生的艺术观念
在素描基础教育中，在强调学生实践技术训练的同时，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艺术观念.传统的素描教育偏重实践而轻理论，只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而忽视了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学生也往往把技术水平作为衡量自身素质的标准，非常漠视理论水平和艺术素养的提高，甚至以为“技术”与“理论”之间是相悖的.过分专注学生的技巧性训练，不利于开阔他们的眼界，容易使他们对一些艺术产生成见甚至抵触和排斥不同类型的绘画形式，导致他们以自己所学到的具象写实和传统理性思维来衡量各种绘画流派从而产生错误.
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技能的获得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标，强调培养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素质教育成为主流.为了强化学生的艺术观念，教师可以打破教学常规，从源头文化开始，把学生原本需要在素描学习中获得的对审美思想、美学思潮、艺术发展规律、艺术创造的特点的认识，提前到学习的初始阶段或与学习过程并进，使学生一开始就对即将要学习的内容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能目的明确地进行学习和研究.艺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底部应该由人文学科来支撑.学生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很大程度上需要眼界的开阔，基础课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在宽广的美术层面上找到一个可以依托的“点”.在素描教学中，教师应该向学生强调艺术理想的实现不能只依靠技能，还需要艺术理论的支撑，更需要文化素养的深厚积淀.
2强化基础理论教学，变“技入道转”为“由理入道”
绘画是一件需要动手的事情，因而很多教师都喜欢在画室里摆静物上课.但是，一些教师极少向学生讲明应怎样观察和表现物体，只是简单地讲一讲“三大面五大调子”，就要学生开始实践.这样，学生由于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画面，往往无所适从，只好迷失于画面中，依葫芦画瓢，照抄对象;由于丧失了自己的主动性，对画面没有控制力，学生对自己的作品也感到茫然，很容易产生学习上的厌倦心理.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对于素描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感性上.如果在课程开始阶段就通过鉴赏、研究、分析名家和优秀学生的素描作品，把素描的基础理论知识给学生讲解清楚，不但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能使学生对素描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能从更高的角度思考自己的作品，主动地把握画面.边分析作品边讲解理论的教学过程是极有活力的，这种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画面意识、创造性思维能力、形式美的想象感悟能力和创造性地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
3、注重学生的艺术个性发展
长期以来，基础素描都遵循以写实为主的固定教学模式，整个素描教学偏重于技术技能的训练，忽略了创造性思维和个性发展的因素，从而学生在整个高等教育阶段的素描学习中只知道机械地再现客观事物，无法在画面中加上个人的感受和想象.
（1）工艺的演变
传统扎染主要利用“物理防染”原理，首先根据设计要求运用捆扎、缝扎等传统技法对织物进行局部防染，再根据设计要求将织物侵入染液显花，从而创造出的一种简单实用、朴实美观的扎染作品。与传统绣花、手绘等其他手工技艺相比，扎染工艺简单、操作容易，作品效果独特。扎染工艺在本土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独特的地域手工文化。现代扎染工艺在传承传统手工印染的基础上，突破传统扎染色彩单一性和工艺制约的局限，结合现代印染技术、色彩图案构成艺术，形成全新的印染工艺，如数字喷墨印花技术的使用，并开发出拔染、注染、卷压染工艺等染色技术。
（2）图形风格的演变
早的扎染工艺，通过捆扎和绞扎等来塑造生动具象的艺术形态，其扎染图案手工味十足，呈现出质朴清新却又耐人寻味，常见到点、线、面的几何构成。因扎染艺术风格、工艺手法、历史演变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图案风格带有浓厚的民族地域时代特征，尤其是宗教文化影响显著的地区，如中国、日本、印度等，扎染作品中常见到传统宗教图案和民间图腾。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科技技术和人文文化的发展，传统民间扎染技法与现代印染科技相综合，扎染的艺术风格发生重大变革，风格趋向多元化，东方写意与西方抽象审美融合的现代扎染艺术变得流行。扎染艺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色彩绚烂多姿。
传统扎染与现代扎染的区别
扎染艺术是由它的表现手法、工艺以及花样图形共同构成，这体现其独特制作工艺的艺术美。传统扎染服装历史悠久，运用“艺术染整”工艺的现代扎染成衣业也初具规模并日渐流行，但在我国同其他种类服装产业相比，现代扎染产业还不完善。
传统扎染艺术整体上拙朴典雅、素雅凝重。扎染制作中，通常先对织物面料或纱线进行捆扎，再采用天然植物或矿物为主的染料进行染色，工艺制作主要依靠手工操作或简单机械完成。传统扎染作品受到染料性能和染色工艺的局限，染色牢度得不到有效保证，且服用性较差，其传统作坊式生产和经营也不适合现代市场的竞争。
现代扎染吸收了传统扎染艺术的各种工艺手法，既有手工扎染的自然朴素之美，又极具现代审美意味。依靠各类化学染料和处理手段，扎染方法由简单的“物理防染”逐渐走向多样化，扎染作品色牢度强、价格低廉，染织成本大大降低。扎染工艺突破了色彩的单一性和工艺制约，并开发出拔染、注染、卷压染工艺等染色技术。新兴工艺的发展与成熟，成为现代扎染革新与普及的重要手段如数字印花。
在面料、染料的选择与运用上，传统扎染和现代扎染也有很大的差别。传统扎染多为天然面料的运用，现代扎染材料更为丰富多样，如涤纶用分散染料。现代扎染作品虽然色彩斑斓，但扎染中的化学染料对环境构成了威胁。
扎染艺术的审美风格
现代扎染不仅工艺变化多样，而且图形风格的审美取向更具多样性。扎染审美风格的差异性，源于扎染艺术风格、工艺手法、历史演变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也是扎染文化顺应时代创新和发展的结果。根据不同流行文化的影响，现代扎染整体可归为以下几类风格。
1精致写实风格
精致是指符合形式美的对称、均衡等规则，写实是指正确、完整、忠实地描写当下生活的社会环境。该风格的扎染艺术，在创作方法上运用传统经典扎法，并辅以精致的点、线、面的图案构成，作品也大多具有很强的完整性、装饰性，或呈现细致、柔美的外观效果。由于在图案设计、工艺设计、点粒扎花和染色工艺等方面要求较高，精致写实风格常见于高级时装、高档艺术面料、日本和服等。
2现写作意风格
写意，如同即兴创作的中国画，不拘泥形式，简练、无拘无束。现写作意风格工艺手法相对简单灵活，色彩丰富，，具有灵活多变、抽象写意的现代艺术风格。其扎染艺术作品有两大特点：一，追求创作中的即兴之美；二，表达不拘成法的自由之美。这类作品，其染艺变化无迹可寻、随意灵动，兼具现代艺术的形式美感和中国绘画大写意之风格。适合设计师用来诠释时代个性、现代生活方式，并进行视觉创新与探索。
3田园乡村风格
田园乡村风格造型简单、色彩明快，具有自然、简朴的随意美，风格柔和自然。当今人们日益渴望突破社会城市发展的桎梏，崇尚回归自然本色的生活，自由田园情调正是历史回归和自然回归的表现。这类扎染艺术作品以段染工艺为代表，呈现明亮的色块效果，体现出原始、自然、朴素的田园柔情美，与当今回归自然本色的价值观相契合。
4经典优雅风格
经典风格端庄大方，具有传统服装的特点。优雅是指端庄、浪漫、诙谐、严谨、精致。经典优雅风格相对保守，追求严谨而高雅，文静而含蓄，是以高度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服饰风格。其扎染作品的色彩效果、肌理变化等都给人含蓄、和谐、高雅的感觉，而工艺效果主要是为了烘托经典款式或体现优雅品位。
5后现代风格
一、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变迁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三、当代工艺美术理论深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注释：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文化层面，更加关注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在重塑国家形象，凸显国家文化的先进性上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术理论方面，在各类艺术理论不断发展的现实下，有着传统特色的美术理论体系逐渐发展起来，美术理论的不断成长，这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美术文化的发展，美术理论研究者开始在多维视角下探究我国的美术理论，以达成文化强国的最终目标。
一、美术理论实现文化强国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术理论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经历了长期而又坎坷的过程。大体上说，能够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国的传统文化饱经摧残，相关研究者也受到心理上以及生理上的各种磨砺，国内的民族美术理论未能获得丝毫成长，这一阶段，说到美术理论实现文化强国是不存在的。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这一时间段的民族文化也获得了大发展，美术理论逐渐发展起来，但这一阶段，美术理论的情况仍是走的之前的老路，而且，随着国外文化的引入，国内的美术理论也逐渐结合国外的理论研究，可以凸显中国特色的美术理论未能真的构建起来，不过美术理论还是在之前的根基上获得成长，尽管不可以认为实现了文化强国的目标，但对推动美术实践发展仍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第三阶段，从20世纪末端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在文化层面，大家逐渐意识到文化也需要发出声音，必须凸显出本国的传统特色，这类的文化才会对民族复兴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才会真的达成文化强国的目的。这一时期的美术理论逐渐在多元化的情况下成长，其中也加入了许多的可以表现传统特色的文化符号，这类充满民族特点的美术理论逐渐成长起来。社会的前进推动着文化的前进，传统文化的成长同时在推动国家的富强，美术理论在达成文化强国这一终极目标上做出了积极的研究，尽管当前的美术理论还未能真的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不过这一美术理论在逐渐成长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着，对于最终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有着极大的帮助，必然的，伴随国内美术理论的逐渐发展，最终必定会达成文化强国的目的。
二、多维视角下的美术理论与文化强国
（一）美术理论需要走本土化道路，才能实现文化强国
美术理论本土化的发展是在国外美术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国内的美术理论系统创建，在开始的阶段就是在学习国外理论，在遭遇国外美术理论的主体价值时，国内的美术理论需要如何发展才能创建自身的美术理论的本土化，要如何发出充满中国特色的美术理论探索，就变成美术研究者必须下大力气探索的问题，加入美术理论不能积极实现我国的本土化，如此，想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也就是一个梦了。
美术理论要表现出本土化特点，在理论探索层面，就必须努力地去学习我国数千年的文化理论知识，因为美术理论的构建必须是基于民族性，必须是对我国丰富的传统美术理论去研究，当然，在某些方面，也不可以墨守成规，必须表现出美术研究的不受限制与约束，融合与宽容性，在这一根本上构建自身的本土化理论。正像孔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对我国美术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必须是基于我国本土化的根本，可以从学习国外美术理论的情况下突破出来，更多地工作是探究我国的美术品与美术问题，必须走本土化发展，不仅研究美术理论本土文化，更要促进美术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二）美术理论需要走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文化强国
要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我国的美术理论还必须走现代化的道路，要努力的加入现代特色，在国外同行不断沟通的前提下，探究当代人的文化理论看法，探究当代人对美术理论的理解，必须面向现代视界，创建自身的美术理论框架，如此的美术理论才会积极促进美术理论的发展，才会受到大众的喜欢，呈现出强大的文化价值。
在创建我国的美术理论的工作中，要将这类研究放到现代化建设的工作中去发展，当代的美术理论学者，必须要注意在我国现代化的建设中，美术理论要呈现出一类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理念，要利用美术理论如何推动美术实践，要将国人引向哪个方向，要如何实现我国人民的希望和需求，要如何利用美术理论促进人民走向美好和伟大。美术理论的创建，需要面向国内的真实，时刻注意人民需求，大众的期待，需要加入现代美术元素，以及美术文化素养，需要呈现出现代特点，才可以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
（三）美术理论需要构建现代文化的中国模式，才能实现文化强国
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今天，国际一体化的趋向明显，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矛盾下，也就美术理论呈现出民族特点，又会在全球的现代化发展下形成的新的文化理论体系，才会实现快速的发展，最终达成文化强国的目标。
从文化层面来讲，国内的美术文化不能失掉本身的传统特色，美术理论只有在呈现出明显的传统特色时，才会在全球化的文化中凸显本国的声音，而且，也不可以忽略现代性，美术理论文化只有与时代融合，可以对各种文化的融合中凸现出时代特色，才会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以，创建现代美术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美术理论文化发展的必然道路。作为美术研究者，必须以理论为基础，创建全新的评价体系，对民族美术理论进行分析，吸收优点抛弃缺点，创建充满中国特色的美术价值理论体系。同时，要构建开放性的创造观念，不断探究各类美术理论文化，在学习研究中做出革新和创造，要推动美术研究者全力构建出不但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又有现代的美术理论，这是中国美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要完成美术理论的文化强国之路，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有恒心，既包容世界文化，学习世界文化优势，又积极地探索我国的本土美术文化，推动时代需要，就会使美术理论呈现出民族性和现代性，中国美术理论全力创建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就一定会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
【注释】
[1]刘畅.讨论基于多维视角下的文化强国与美术理论[J].城市地理，2014（22）：204-204.
在人类还没出现之前，自然界就有了美。那么美到底是什么呢？蔡仪说：“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4]238所谓典型，是具有突出的、生动的现象并能充分表现出本质和普遍性的个别事物。李泽厚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解释也是客观说，不过他所肯定的美是客观的，不等于蔡仪所说的客观性，美不是一种自然属性或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美的客观性是指“美的不依赖于被反映被感知的个人主观的客观存在性质”[5]239。美的社会性并不是指主观性，而是强调“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是这生活本身，而不是指美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5]233，因此，美是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的属性、形象、规律。它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美既然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而社会存在是客观的，所以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再次回顾与反思美术的第一次热潮中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讨论，一个突出的感觉是：这是美术热潮吗？大讨论中，口口声声讲的是美术问题，但实际上呢？可以说是哲学问题，特别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问题，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但就不是美术问题。不是吗？以“获胜”的客观论派学说来说，蔡仪的客观说把美等同于客观事物或客观事物的属性，认为美感就是对美的反映，最后把美归为事物的典型性上，因而受到了许多人的诘问，提出了诸如典型的猴子、鳄鱼、毛毛虫、鼻涕、高利贷者等等是否是美的问题。而李泽厚提出的美的根源是自然的人化、美的本质是自由的形式的观点，却使自然美成为了美术的一个难题，因为很难把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于自然美研究上。有这些明显的不足而“获胜”，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就体现出当时的美术兴起的背后的深刻的社会原因。我国美术的第一次热潮或美术的兴起是有历史背景的，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变革时期，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必然被要求符合政治变革与意识形态变革的需要，特别是要求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以，这次美术大讨论的目的是清理旧的唯心主义美术思想，在美术中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风气和理论意识，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术。这就注定美术要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利益。或者说，美术讨论的并不是美术，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因如此，无论主观论派的学说中有多少合理的思想，但只要•当代学术回顾与思考•被归为唯心主义，那就丧失了话语权。美术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当时美术所表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为：以西方美术的三个模式即以美为中心、以艺术为中心和审美心理或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美术体系所涉及的美术问题为美术的范围，以美的本质问题作为基本问题或线索，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别是实践观点对美术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为基点解决美感与艺术的问题，从而形成中国美术的体系[6]。而其实质是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原理，充当的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此，美术理论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把美术作为反映论的一个部分，一种例证，讨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美感是对美的反映、美是否是主客观的统一等等问题，令人对美术顿起轻视之心———如此简单地套用反映论，或提出人类实践创造了美等等看上去高深圆满的而又非答案的答案，正证明了美术理论的苍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的合理性与应有域限并不需要美术去证明，美术理论完全依附于哲学之上却使美术丧失了本性。但第一次美术热潮毕竟使美术在中国兴起，满足了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美术的终结和当代美术的开端。这次讨论为70年代末期以后美术的振兴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可以说，没有这次大讨论，也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美术研究的迅速发展与理论深化。
二、美术的复苏与现展—第二次美术热潮
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各项工作开始复苏，美术也得到复苏。美术复苏初期的著述主要是为恢复和争取美术研究的地位而作，大多针对十年“”中“左”的思想路线和文艺政策及其造成的实际状况，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清肃。接着，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在不断增进对全球学术发展和美术研究成果的认识基础上，美术研究则开始了理论上的中兴和全面发展，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中国美术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次热潮在量上的表现是大批美术论著出现、各高校美术课程的开设和美术专业的建立、各种美术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立等等；而在质上的表现则是美术理论研究中对美的本质问题探讨的深入与体系的建构；美术史研究中对中国传统美术思想的发掘和研究，对西方美术史与当代美术研究以及比较美术研究的展开和深入；部门美术（指各门类艺术的美术探讨）、美育与应用美术（美术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操作化）也全面铺开。复苏后的美术在20世纪50-6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起步，首先受到重视的必然是美的本质问题与美术体系的构建。不过在重新研究时，有了新的角度。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1982年前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术问题的讨论，把有关“美的本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层次。“美的本质”转向“美的本质是不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显然更有力度。《手稿》中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的规律”、“自然人化”或“人化自然”等问题给美的本质研究拓展了基础“，手稿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美术热”，构成了当代中国美术研究走向深入的关键性契机，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研究中的一条分水岭，许多思想观点、学说由此或分化、或合流、或重组。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观与客观统一论派演进为艺术实践派，注重艺术的生产实践性质，强调人通过实践来创造对象世界的原则既适用于物质生产，也适用于包括哲学、科学和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派演进为“美的规律”派，坚持美的客观认识性质，强调“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或者说是美的事物所以美的本质”。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美论派演进为“社会实践派”，注重美的社会实践性质，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他又提出美是“自由的形式”，他说：“我把美看作自由的形式，而不看作是什么自由的象征。因为‘象征’是种符号性的、意识观念的标记或活动，而自由的形式恰恰首先指的是掌握或符合客观规律的物质现实性的活动或活动力量。”[7]465可以看出，李泽厚所指的自由，指行动的力量、符合和掌握客观规律的自由；形式是指主动造型的力量———改造对象的力量。在客观行动上驾驭了普遍客观规律的主体实践所达到的自由的形式即美，它是人类实践的历史成果。
此外，还有美的自由显现说，美的和谐说、价值说、生活说，或从信息论与系统论、分析哲学、语言学、生命哲学、哲学人类学等角度提出新的命题。在美术理论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审美心理研究，主要是围绕审美中的主体活动、审美经验、形象思维等问题进行。研究者认为人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存在和活动是解决全部美术问题，特别是审美经验性质和过程之奥秘的关键，针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态度、审美心理要素、审美理想等进行探讨。与此同时，形象思维、艺术感知觉、艺术家创造心理、自然审美中的主体心理机制等问题，也在新的视野和基点上取得了研究进展。有大量论文与相关专著问世。此时的研究与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状况相关，大多数研究还停留于内省与思辨的描述，没有有效的实验验证手段和过程，结论多于分析，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考证，而且研究的最终目标仍是指向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如李泽厚此期对审美心理非常重视，认为审美现象必须结合美感来谈，所以要研究审美心理，要建立新感性。建立新感性就是建立人类心理本体，也就是从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而新感性的建立是历史的构建，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因此新感性有社会性的特点。这种对审美心理的研究表明李泽厚所重视的人是作为人类集体的人，是“大我”，而他对“大我”的研究依据的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美的本质问题相关的是美术学科体系的创建。在第一次美术研究热潮中，人们的注意力还在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没有形成美术体系。只有在1981年出版的王朝闻主编的《美术概论》，因为是60年代形成的初稿，可以看作是那个时期形成的美术理论体系。第二次美术热潮中，与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相关，人们热衷于美术体系的构建。这时期出版的数十本美术原理方面的著作都是按不同的体系构建起来的。早期较有影响的除了王朝闻的《美术概论》外，还有十所民族院校所编《美术十讲》、刘叔成等《美术基本原理》、杨辛等《美术原理》、蔡仪《美术原理》等。20世纪80年代末有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1988)与叶朗的《现代美术体系》(1988)。从人们对美术体系建构的热衷也可以看出美术理论的发展，因为一种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与整体体系，是很难称之为理论的。因此，第二次美术热潮带来了美术的复苏与发展。此时，人们对于美术的研究对象已经采取了一种综合的态度，即认为美术是研究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科学，美术研究也从这几个方面展开为比较严谨的体系。美术划定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应该肯定的是，此期美术讨论的问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第一次美术热潮的讨论结论，特别是美的本质问题在此期美术研究中仍占有核心地位，也表明美术研究仍然受到哲学认识论的束缚与局限，但也已经明确提出了美术自身的对象与任务，对审美现象、艺术现象等等有了实质性的关注与研究，开始回答现实中提出的各种美术问题。特别是应用美术的提倡，使得美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从纯理论研究向应用性研究扩展，在美术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处寻找自己的位置，涉及并力图解决生活中的与美相关的问题。
三、美术的深入与当代使命—第三次美术热潮
（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 100125）
摘 要：新时期美术30年审美历程的演变正像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一样，来自于艺术思想解放的力量。正是思想的动力，不断突破和穿越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重围，从而推进了这30年间中国美术的剧烈运动。这种审美的运动因不同阶段的审美突破与文化穿越而呈现出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即从1978年至1984年的“反思与启蒙”阶段，从1985年至1989年的“引进与冲击”阶段，从1990年至1999年的“多元与回归”阶段和从2000年至今的“自觉与建构”阶段。建基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流美术价值观，是在中国文化现实中生成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判断。没有对这一审美判断的信念坚定、理论升华、体系完善和特征凸显，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21世纪中国美术的自觉与构建。塑造国家的美术形象、提高中国主流美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已成为新时期美术演进更为深入也更为深刻的文化使命。新时期美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是在思想动力的驱动下突破和穿越的原有价值观与文化重围。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发展；审美；文化；突破；历程
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
正像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来自于思想解放一样，新时期美术30年审美历程的演变也归于艺术思想的力量。是思想的动力，不断突破和穿越了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重围，从而推进了这30年间中国美术的剧烈运动。这种审美的运动因不同阶段的审美突破与文化穿越而呈现出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即从1978年至1984年的“反思与启蒙”阶段，从1985年至1989年的“引进与冲击”阶段，从1990年至1999年的“多元与回归”阶段和从2000年至今的“自觉与建构”阶段。
一、反思与启蒙（1978―1984）
1978年至1984年，开启新时期美术的思想动力是对美术的反思与对美术审美价值的启蒙。
美术界的思想解放，首先意味着对在中被政治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
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部分研究生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80年代”。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①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
奇棘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的质疑，是美术界思想解放的一个突破口；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七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问题。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也正是从这里，人们可以引伸出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提出的思想认识，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视角。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的概念上，邵大箴说的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手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籍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②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
这些思想的交锋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上，特别是在从政治妖魔化的美术和伪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禁锢中挣脱出来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新时期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
2、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
3、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
4、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
5、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人们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6、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广大人民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上述这种思想动力所开启的新时期美术，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刘宇廉、陈宜明、李斌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油画《1968年×月×日雪》等“伤痕美术”，都试图从揭示伤痕中曝露“人性”的真实；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组画》等“乡土美术”，都试图从乡土写实回归现实主义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新时期美术的开端，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重新拿起现实主义“写真实”的思想武器，对时期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暴露和批判。
由“解放思想”而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纠正也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逐渐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了绘画艺术自律性的某种自醒；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生存、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和独立，也开始成为新时期这个阶段更大范围、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主题。很显然，新时期美术不仅是恢复五六十年代对于艺术创作的真诚态度，而且是对美术本体创作规律以及美术本体审美价值与功能限度的认知与探索。在80年代初这一阶段，美术界所迫切进行的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1980年3月，《美术》发表“星星美展”作品和《关于“星星”美展》一文，文中摘录的曲磊的一段话“我觉得作为绘画艺术的本质，就是画家内心的自我表现”成了“自我表现”思想突破的火种。同年4月，《美术》发表千禾《“自我表现”不应视为绘画的本质》一文则提出对“自我表现”的批评。其论点：一是作者主观内心的“自我表现”，有没有对客观现实的依赖关系？二是画家只有通过作品和观众交流，才能发挥社会作用，实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两个论点，代表了当时众多习惯于所谓现实主义创作的人的普遍性观点。他们对于“自我表现”的批评，引起了像星星美展那样一些青年画家群体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延续数年的关于“自我表现”思想突围的争论。
反对绘画文学性情节的叙述，凸显造型艺术的视觉表达特征，是新时期这一阶段美术反思与启蒙的另一重要内容。吴冠中的《关于抽象美》和《内容决定形式？》是探讨平面视觉艺术特征的重要文献。在《关于抽象美》一文中，他从自己对生活认识和创作实践的角度，告诉人们现实生活蕴藏的点、线、面的形式关系，并认为这种抽象形式早已存在在传统书画、园林及一些自然形象上。该文为现实提出的针对性的思想问题是，抽象美应该是“造型艺术中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掌握了美的形式抽象规律，对各类造型艺术，无论是写实的或浪漫手法的，无论采用工笔或写意，都会起重大作用。③作者特别强调了“科学研究”的概念，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所提出的“抽象美”的客观性而非主观性。在《内容决定形式？》一文中，他试图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哲学命题转换到艺术命题，让人们从当时受主题性创作影响的“内容”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形式”作为造型艺术研究的主要对象。该文从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谈起，时有思想的火花闪现，比如，“内容不宜决定形式，它利用形式，要求形式，向形式求爱，但不能施行夫唱妇随的夫权主义。缺乏形式感的画家，一如没有武器的战士！”④）
吴冠中《内容决定形式？》引起了美术界的轩然大波。作为对吴冠中《内容决定形式？》的论争，洪毅然的《谈谈艺术的内容和形式》⑤和冯湘一的《给吴冠中老师的信――也谈》⑥，都站在哲学角度论述了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作用，而且就艺术作品而言，就艺术作品的鉴赏而言，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认知。冯湘一的文章还特别廓清了“意境”、“情趣”等这些绘画内容和“文学情节”或“政治主题”内容的区别，并从对于“内容”的不同理解中，提出应该反思美术理论从属于文学理论的问题。相对于从哲学的角度，吴冠中的立论显然是站在艺术创作论的角度论述的，他强调更多的是创作的过程性，而且，吴冠中思想的内核是艺术本体论，即抛开外在的、文学性的“内容”而进行形式语言的探索。因此，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恰恰反映了艺术社会学和艺术本体论在“内容”和“形式”理解中的差异性。所谓对于内容决定形式的守护，实是对于艺术社会学的守护；而所谓对于“内容”的放弃，实则意味着新时期对艺术本体的凸显中显现出的对于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
关于“抽象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讨论，最根本的还是涉及的是美术的终极价值问题。是教育功能为主，还是审美功能是根本？彭德在《审美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⑦一文中提出的“审美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的论点，由此呼唤对美术审美规律自身价值及规律的研究，从而将“形式美”的思想方法推向极至。富有意味的是，他用艺术社会学“内容”与“形式”分类法中的“形式”概念去强调艺术本体论的特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表述烙印。
从1978年至1984年，中国美术界发生的变化异常急剧，风格式样和美学思潮层出不穷。从伤痕、乡土、唯美、理性、矫饰画风到“内容与形式”、“表现自我”和“美术功能”的学术研讨、理论争鸣，都不断冲刷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和习惯性的艺术方法论。美术界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都处于一种思想的激活与兴奋状态，人们不断地从对美术的反思与批判中得到劫难之后的精神慰藉与释放，并试图从这种反思与批判中，对造型艺术自身的规律、对造型艺术的审美价值以及对艺术中人本主义思想予以启蒙和肯定。
二、引进与冲击（1985―1989）
如果说对于美术自身规律、对于造型艺术审美价值和艺术中自我表现所体现的人本精神的启蒙是建立在对于美术反思基础上的理论探讨，那么，新时期美术的第二个阶段则侧重于中国和西方艺术发展的横向比较，并借助于这种横向比较施行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思潮与观念的引进和对中国美术单一与传统创作思想的冲击。毫无疑问，新时期美术第一阶段思想动力的主题词是“解放”，第二阶段则是“开放”，而“开放”的中心是对“现代性”的思想认知与理论探讨，这是和当时中国社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与社会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思想要求。
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以后，各地很快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青年群体展览，遍布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它们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把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所有样式和手法演练了一遍，汇成了颇有冲击力的'85青年美术之潮。在'85美术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冲击来自那位奥地利的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对人格的病理学研究。西方人的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痛苦，片刻之间便在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中引起了共鸣。关于人的本能、欲念的表述由此而成为饱受社会压抑的中国人表现人本精神的一种方式。柏格森的关于内在世界的绵延理论和烘托，以及尼采对酒神精神悲剧性的称颂使一大部分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如痴如醉。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艺术家们像1985至1986年间的中国现代艺术家那样热衷于外来哲学著作、热衷于外来思想性论证的研读。那是一个需要思想动力的时代，中国年轻的艺术家纷纷从西方当代艺术文论中汲取了这种思想的源泉。应该说，'85美术思潮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的一个缩影，也是20世纪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浪潮。其核心精神是，面对开放后的西方现当代文化潮流的再次冲击，反思传统，检验时代，大胆地进行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试验。
'85美术思潮给予当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波，而怎样认识'85新潮美术，也便展开了选择何种中国美术走向现代道路的思想交锋。有的学者将青年美术思潮分为开拓型和叛逆型两大类，如刘曦林在《一批时代的逆子》中就着重探讨了叛逆型青年美术家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对于他们文化选择与价值判断造成的影响。通过对他们的分析，作者试图回答在西方风行了百年之后的现代主义，为什么可能在相异的社会背景下，经过如此长的时差迟迟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文化错位的问题，从而揭示'85美术思潮内在的合理性。当然，作者也指出这种艺术变革回避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没有顾及到叛逆的艺术与改革社会之间的不谐和性，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革命。⑧有的学者把'85新潮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冲击提到视觉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如鲁枢元的《黄土地上的视觉革命》⑨和皮道坚的《也谈中国的视觉革命》，他们在积极肯定'85新潮美术具有“视觉革命”意义的同时，也指出'85新潮美术对于中国的意义远非“审美视野的内移”所能概括，甚至也不在于它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或反省，以及建立在这文化反思之上的无情批判，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向外拓展的精神气质，只有这种审美视野的向外拓展，才能带来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向内的感觉生成。“中国的视觉革命突出地体现出这种抗争和超越的精神。无论是他那深刻的危机意识，还是对传统的大无畏批判锋芒，以及大量新潮作品以感性的‘形而下’方式对生命意义所作的‘形而上’追问，和对人生最基本问题的历史沉思，都充分体现着这种精神。” ⑩也就是说，这场视觉革命将以其对人们视觉方式、思维习惯乃至生活态度的改变，来为中国现代形态文化的建构拓宽群众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批评家认为这场视觉革命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促进中国人的观念更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场视觉革命所提出的“现代性”命题使传统中国画陷入到一场空前的文化生存危机中。如果说从1980年至1985年，中国画坛急剧的变革更多的体现在油画从单一的伪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走向以人为本的写真实、写自我、写个性乃至现代艺术观念的话，那么相对而言，中国画的解放，只意味着被打倒的老画家重新拾起了笔墨对传统中国画的回归而较少体现时代的变革。显然，'85新潮美术通过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观念也对传统中国画产生剧烈的思想冲击波。1985年第7期《江苏画刊》发表了李小山《当代中国画之我见》，该文正是在此种情形下对中国画发动的一次抨击。作者认为“中国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在技术处理上不断完善、在绘画观念上不断缩小的历史”，“传统中国画发展到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的时代，已进入了它的尾声阶段”，“中国画已进入穷途末日的时候了”。作者对于中国画的否定，引发了20世纪中国画的数次论争中范围最广、持续最久、影响最深的争辩。虽然，中国画“穷途末日”论，不是对中国画历史和现实富有学理的分析与论断，中国画也没有从此穷途末日，但也正是这种思想突围，才唤起了人们对于中国画前途命运的忧虑以及对中国画现代性转向的渴望，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画的变革与超越。
比如周韶华的“全方位观照”理论，便是应对“知识爆炸”时代对中国画提出的变革方案。“全方位观照”的核心，是从中国画既成体系中拓展出来，创造出和这个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按照这位富有思辨能力的画家的话，就是“天、地、人融贯一体；过去、现在、未来联成一片，把对整体的宏观把握渗透到形象底蕴的精微表现上，把纵向、横向和多层次的观察与想象连结起来，表现生命与灵气、呈现物的精神之光，揭示我们时代的动力。”B11显然，“全方位观照”是中国画领域的“现代主义宣言”，是中国社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科技主义和后工业社会对艺术进行文化转换的客观要求，它所提出的“宇宙意识”、“时空观念”和“隔代遗传横向移植”都具有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科技主义的鲜明特征。而卢辅圣的《历史的“象现”》则是在中国画的这种危机中提出的中国艺术史演进方式的假说。这种学说否定艺术的直线型发展，而提出弧线型或球体型发展。作者认为艺术史的演进不是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而是旧结构的瓦解以同样的结构形式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所谓瓦解，实际上只是结构本身所具备的一种消灭不稳定因素而恢复稳定的自调手段――周期性闭合。“绘画的发展形式恰恰属于弧线型。它的生命并非靠静态的长期延续，不是无限制地发展壮大，也不是新的占了统治地位，旧的就必然消亡，而是采取‘轮回再世’、‘返老还童’的回环形式，来取得自己的合理存在。”B12作者提出艺术“弧线型”发展的意义，是在认同“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作为传统最后一批幸运儿，把我们推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边缘”这一结论的同时，探索中国画如何发展的问题。球体说在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画真正“创新”的可能性，认为那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暂时调节一下烂熟的审美现状”。毫无疑问，卢辅圣的《历史的“象现”》试图为中国画的当展提供一种历史演进的方法，它是在克莱夫•贝尔、阿恩海姆和贡布里希等人艺术史学说的参照下对中国画艺术史发展的一种理论化的探讨，也是对中国画发展具有自身规定性的一种深刻认识。
从'85新潮美术到'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4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够潮水般地夺门而入，正体现了中国整个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似乎要摆脱包括“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等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某种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在怎样借鉴西方现当代艺术路向上的调整和本土艺术的回归。
三、多元与回归（1990―1999）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两响枪声，结束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面模仿西方现代主义而形成的中国现代美术思潮，进入90年代的中国美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断裂之后，也开始了思想上的收缩与调整，从而显示出政治路线对于艺术的重大影响。这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新时期美术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艺术思想特征就是调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成的时代上下文和中国现实社会的错位，以多元美术的格局回归到真正的中国本土艺术的现代性问题的切入上。
对于新潮美术的评价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路向调整的思想基础。因为不论在当时的文化现实还是历史的文化承续中，新潮美术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实话题，它涉及的问题核心是要不要开放、怎样开放以及开放后怎样处理和本土文化的关系等新时期文化艺术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命题。所以，对于怎样评价新潮美术无疑也成为中国美术怎样走向现代的一个焦点问题。基本否定的人认为，新潮美术是对于唯物主义反映论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根本否定，其理论的本质是全盘西化论、纯艺术论、反艺术论和非理性主义论，所谓的“多元化”实是唯我独尊的一元化。虽然这些都不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但它却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下产生的，因此它仍然是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B13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半农业的前工业化社会，“现代”意味着开放、民主和面向未来，因此，中国的现代主义主要是注重西方现代派艺术外在形式和内在的反叛性，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社会给人们视觉经验带来革命，从而引发艺术语言的革新。在这里，“反叛性”是中国新潮美术运动的时代精神，它既是对传统包袱和惯性束缚的反叛，也是争取艺术创作自由权利的一种自觉，它说明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非艺术性。因此，当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开放与民主的时候，新潮美术的反叛使命也就完结了。B14也有些学者认为，对于新潮美术这一复杂现象，全盘否定或盲目吹捧都是错误的观点。新潮美术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而不是少数人发动的结果；新潮美术的出现，不是我国美术的倒退现象而是前进过程中的一种复杂的矛盾现象，对其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方面要扶持和发扬，对其消极的有破坏性的方面，要批评和教育。问题的核心并不在对新潮美术的评价上，而在于对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抵制它们意识形态的侵蚀、发展社会主义美术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的认识上。B15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是肃清美术对于人们艺术思想的干扰与束缚，那么90年代有关对新潮美术评价的论争，则是廓清怎样对待外来艺术尤其是怎样对待西方已经或正在进行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问题。这场论争至少给人们提供了这样几点思想的突破。
1、新潮美术是当时中国社会面向开放、民主、未来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之后再次对惯性束缚的反叛，是进一步争取艺术创作自由权利的一种自觉。经过新潮美术之后，中国美术才在真正意义上步入多样多元的艺术格局。
2、新潮美术对传统中国画提出严峻的挑战，促进和加快了传统中国画的现代性转型。经过新潮美术之后，人们普遍把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当作一种必然的历史要求。
3、新潮美术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前进过程中夹杂着热情与幼稚的磨砺过程，对其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方面要鼓励和扶持，对其消极的有破坏性的方面，要予以分析和引导。
4、新潮美术完成了中国美术开放性的文化使命，从此迎来了开放之后如何构建中国美术的新课题。
应该说，对于新潮美术评价的讨论是积极而理性的，它显示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多数人的思想的辩证性，甚至也可以说，这种思想认识也引导了90年代中国美术多元格局的形成。
自1989年后，中国艺术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外在原因是单纯冲动的理想主义和人文热情因“6•4”事件受阻，现实迫使艺术家一度转入沉潜状态。内在原因则是经过冷静反思新潮美术的历史经验，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进入自觉、自为的发展状态。它明显地表现为放弃参照西方现代艺术样式的文化反叛，切近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艺术经验，并呈现出中国波普、异样写实主义和深度绘画等艺术倾向。相对于新潮美术家的“大观念艺术”，在90年代画坛上崭露头角的是出生于60年代的“新生代”，他们在艺术上试图拉近艺术与观念、艺术与生活三者的精神距离。作为对新潮美术的反动，他们以创作实践去代替庞大的理论体系和自我建构，他们以写实的面目，却往往不喜欢明确表态，有时体现观念而不直接表现观念等特征。B16对于架上油画的坚守，成为中国美术的主流意识。中国油画的当代性与本土性都得到了深入探讨。所谓当代性，是中国油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以及审美体验；所谓本土性则是西方当代艺术理念与艺术语言的中国化，中国油画已从模仿和移植中走出并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风貌。
现代水墨是在新潮美术的冲击下和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危机意识中展开的中国画现代性的一种试验运动。现代水墨的价值视点一是体现了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化身份，二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媒介特征，即现代水墨必须以材料自主的态度对待水墨性，而不是以技法、技巧彰显笔墨意蕴。很显然，在逆反古典笔墨的规范中建立现代媒介秩序，才是现代水墨的精髓。与现代水墨相反的一种审美运动，则是新文人画审美思潮的兴起。新文人画审美思潮的产生，并不在于是新的“文人画”还是“新文人”的画，而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水墨运动的挤压中形成的对于传统的回归心理，在于从古代文人画中寻觅一种主体艺术的创造精神、处世态度和审美方式。毫无疑问，新文人画思潮是面对现代水墨的一种逆向审美思潮和对中国画现代性探索的反弹，现代水墨和新文人画共同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画前行的先锋和后卫。
现代水墨对于传统的反叛和对于媒介特征的凸显，都在相当的程度上对传统中国画造成了泛水墨化的辐射并由此削弱了中国画的笔墨特征。这引起了对中国画价值判断的质疑。“笔墨等于零”是90年代末以吴冠中为代表的对唯笔墨论的中国画价值判断提出的反驳。在吴冠中看来，“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他告诫人们，不要孤立地评论笔墨，“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孤立的色无所谓优劣，则品评孤立的笔墨同样是没有意义的”。B17的确，以吴冠中为代表的彩墨画或水墨画已超越了“笔墨”语言系统，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吴冠中提出的“笔墨等于零”的理念，已意味着中国画价值判断的重大变化，至少，除了“笔墨”，点、线、面、块、彩等形式构成以及画面表现出的审美境界与思想观念都成为价值判断的重要内容。因此，“笔墨等于零”对于20世纪末的中国画既是挑战，也是危机。而事实是，中国画的底线突破了，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20世纪中国画的第四次论战。
万青力在《无笔无墨等于零》中这样论及中国画，“笔墨并不仅仅是抽象的点、线、面，或是隶属于物象的‘造型手段’，笔墨是画家心灵的迹化，性格的外观，气质的流露，审美的显示，学养的标记。”B18而张仃《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则从毛笔的工具文化特征论及中国画的文化特征，并反复强调：中国画的“笔墨”绝不仅仅是造型手段，它可以离开物象和构成而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才是笔墨的“命脉”，这才是中国文化慧根之所系。作者告诫：如果中国画不想消亡，就必须守住这条底线。B19“笔墨等于零”和“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再次构成了中国画领域开拓与守护的两个阵营，他们的论争，实际揭示的是中国画在世纪末的发展在已突破底线之后的画种归属和文化归属问题。
由《笔墨等于零》和《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而展开的中国画的第四次论争，再次把“笔墨”问题推到了矛盾的焦点。如果说在20世纪的4次有关中国画的论争中，前3次涉及的是“笔墨”和现实、笔墨能否反映现实生活以及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冲击下而提出“观念更新”让传统走向现代的课题，那么第四次的“笔墨”论战，显然是守护和拓宽中国画语言属性的问题，毕竟，当中国画走向现代之后，必然面对着拓宽和超越自己语言属性的现实。被争论了一个世纪的“笔墨”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用当代人的认知怎样理解笔墨？郎绍君在《论笔墨》一文从“对笔墨的基本理解”、“笔墨与造型”、“笔墨与色彩”、“衡量笔墨的两个层面”和“笔墨的形态、风格与格调”五个方面对“笔墨”进行了分析、阐释与界定，并指出：“改革中国画，既须用心于引进‘新’，也须用心于吃透‘旧’。这个道理，常被世人所忽略。笔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了中国文化与心理意识结构的特质，已非单纯的技巧。”B20郎绍君对于衡量笔墨两个层面的区分、对于规范性笔墨与变化性笔墨的辩证理解，是中国画在20世纪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后对传统笔墨的历史性回望和深刻性总结。
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全球性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在中国也日益受到关注。这意味着中国美术再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当代文化艺术的参照而自行生存与发展，中国美术在世纪末的发展已逐渐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己任，倡导快速引进、认同西方文化艺术的“国家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在西方文化冲击面前，以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为资源，回应西方文化艺术的挑战，以保持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文化民族主义”。B21这构成了世纪末中国美术的两种思想方法，并将“中国主流美术”与“中国当代艺术”划分为两个阵营，由此也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第四个阶段。
四、自觉与构建（2000― ）
新世纪中国美术已面对着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与学术命题，这意味着新时期美术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即在世界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对于民族艺术的自觉和民族艺术当代性以及民族艺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自主意识的构建。如果说新时期前20年中国美术的发展，主要着眼于在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语境中，从对美术的反思到对美术审美功能的启蒙，从对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引进到对单一和传统创作观念的冲击，从对新潮美术的调整到对中国美术自主状态的回归，那么，新世纪美术的发展则更多地呈现了中国美术家在世界当代多元文化中的眼界与选择，他们表现的是当代中国的人文风貌与精神品格，他们探索的是中国开放的文化心态中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坚守与开拓，中国美术的这种当代性无疑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当代世界文化的视点上。
就中国画而言，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画，一方面着重于对传统笔墨特别是文人笔墨的回归，因为传统文化在浩劫中遭遇的劫难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新时期对于美术的反思首先包含着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另一方面则是着重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张扬，因为国门初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冲击，让刚刚处于思想解放的国人遽然间对中国画产生一种危机意识，这种文化心理的失衡，迫使中国画家在“穷途末路”的激烈论争中开始寻求现代艺术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契合点。这两个方面都是新时期前期中国画面对的主要问题，新时期中国画的艺术面貌也便由此而展开，所谓新潮文人画、抽象水墨运动和笔墨价值论争等等，都体现的是那种文化现实中孕育的或“以退为进”、或“以西为新”的重构中国画审美体系的探索路径。这些问题的展开，无不是整个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准工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折射。因而，中国画的精神诉求，也便从五六十年代单一的客体性，逐渐走向多维的主体性，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内敛蕴藉，也具有现代语言的张扬刺激。
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以城市为经济发展中心、以市场经济为纽带的消费型社会。进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中国社会，再也不是国门初开、社会转型初期的生产型、封闭性的社会。新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问题，无疑都被切入了城市建设，以及中国作为一种发展中的经济与文化符号在全球化语境中享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这是在完全开放的文化心态中，怎样认知与开拓传统文化的问题。显然，新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取向，更带有国家文化保护与战略的视角。中国画的推进与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便不仅仅是从中国画自身继承与发展的脉络，也不仅仅是从借鉴他者的融合与创造的路线，而更多地是从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激发一个民族的创造力的角度去实现。对于民族艺术的这种文化自信心，和新时期曾经历过的“穷途末路”论的危机意识以及“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的文化自卑感都具有天壤之别。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画创作都普遍注重中国画的写意精神、都普遍把中国画特有的笔墨语言作为中国绘画最重要的文化身份，而且和新时期那些制作性的中国画、探索实验性的水墨画相比，这些作品更加具有中国文化的格调与质感。可见，中国画家在当代世界文化的眼界中，都自觉地把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文化身份与文化格调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予以强化和凸显。B22
就油画而言，新时期之初当我们从单一的写实油画中挣脱出来的时候，当我们重新发现和肯定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与作用的时候，当我们饥不择食地拿来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时候，我们也不自觉地成为现代主义的追随者。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逐模仿，开始形成新一轮的以西方艺术发展为参照的思维定势。后现代主义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前卫艺术家的视野，片面地追求艺术的先锋性和前卫性，也开始产生了中国在引进油画不足百年的时限内对架上绘画存在价值与生存空间的质疑和否定。一时之间，大有“绘画终结与死亡”的论断。显然，这种“先锋性”与“前卫性”是把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错置为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场的结果，而“先锋性”与“前卫性”的进化论艺术史观，只看到了艺术发展的历时性，否定了艺术发展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与创造的空间性。
相对于上个世纪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不同油画风貌和创作心态，新世纪中国油画的步履深沉而稳健。当代中国油画不是把还有多少形式可以翻新，还有多少技法可以试验，还有多少先锋性与前卫性可以发现作为前行的课题，而是不盲从西方当代社会流行的新媒体艺术、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坚守传统媒介的架上绘画。当代中国油画这种深沉而稳健的步履，更多地体现在坚实的本土化的探索实践中。这里，没有高呼“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却是在扎扎实实地研习欧洲油画源流的基础上塑造油画中的中国人文形象，凸显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并以此丰富和创造中国油画的语言形态和个性风采。这里，没有用一种思想观念取代另一种思想观念，不论经典写实还是现代语言，都并行不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为我所化。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已穿越歧路彷徨、剧烈冲突和激烈论辩的历史过程，开始在新的起点上构建中国油画的审美价值，续写世界油画史的中国篇章。B23
的确，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终于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并加入了全球市场经济的大循环，中国人也终于站在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视点上，学会也逐渐养成了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包融心理与平和心态。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成都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已成为中国推动当代艺术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展示平台，国际策展人小组的策展方式，不仅把世界当代艺术最新的和最重要的作品与观念引进中国，而且也积极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已成为世界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双年展的机制，798、酒厂、草场地等艺术园区则是更为稳定的当代艺术营销基地，这是在中国本土通过创意文化产业的经济方式对世界文化艺术保持的一种开放、互动的姿态与途径。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和世界一些著名双年展上出现的当代探索性、实验性的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都可以在这里展示和生存。无疑，这里也是包融世界各种文化价值观、呈现世界各种艺术生态的文化特区。
但这种包融与平和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主流美术批评价值观的推导，这里所呈现的艺术探索与实验也并不都意味着是中国主流美术的方向，这里所生发的当代艺术也并非是中国当代美术的全貌。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当代美术？什么是中国当代主流美术的价值观？中国当代美术所要进行的价值判断，当然不能仅仅依据西方意志中的当代艺术理念。这是新世纪美术最具有挑战性的学术命题，也是构建新世纪美术的价值核心。显然，中国当代美术批评所要进行的价值判断，更主要、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满足中国当代社会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诉求之上的理论化表述。中国的当代美术，只有切入中国当下广阔的文化现实、远绍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脉并发生新的化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
新时期美术的主流价值观无疑是西体中用的价值系统，它在借鉴使用西方现代文化精神与审美判断的价值体系时，也游离甚至颠覆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某些价值准则。“现代性”是新时期美术批评的主题词和价值构建的核心。对传统中国画而言，“现代性”必须和“传统性”构成内在的有机联系，没有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语言承传的“现代性”，便不具备中国画的当代意义；对引进中国的油画、综合材料和新媒体艺术而言，“现代性”又必须和“本土性”形成内在的统一关联，没有民族的文化审美心理和对当代中国人文形象的塑造，也便不具备中国油画、综合材料和新媒体艺术独特的审美价值。离开了“传统性”和“本土性”，“现代性”就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新世纪中国美术的历史性转变的命题，就是对于这种中国式“现代性”的理论自觉与系谱构建。
不可否认，全球化已经是新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视野，某些后现代文化理念也已经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现实。电视、微机和信息庞大的互联网对于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已成为中国当代新媒体艺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传统绘画和架上艺术在这种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图景中迎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机。新世纪中国美术的边界在模糊和拼接，中国画、水墨画、油画、版画、水彩、漆画、雕塑、设计和陶艺之间语言互借、互为转化的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新世纪中国美术的版图在扩大，装置、影像、摄影、行为已突破原有美术的概念和审美方式。“中国当代美术”已不断被“中国当代艺术”的理念所覆盖。因而，新世纪中国美术的理论建构与批评理念的更新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
也不可否认，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价值观，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某些美术批评家和艺术策展人的价值判断准则。他们甘愿为后殖民文化价值观作注脚，一方面以“全球化”为策略高举世界艺术大同的旗帜，鼓吹“去民族化”“去国家化”的超越民族与国家利益和文化意识形态的“超文化”；另一方面又以光头呆笑的“泼皮”形象和“政治波普”宣扬所谓当代艺术的先锋性和社会批判性。他们每走一步都在试探西方的意志，图解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思想，而无视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人文风貌的巨大变化，无视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给整个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心理带来的特殊感受与独特体验，无视架上艺术在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释放出的新的创造生机。这种后殖民文化的价值观对于民族美术独特审美价值与再生发展能力的否定，掩盖了民族美术已经走向现代的事实，遮蔽了真正的中国当代美术在全球化时代塑造的国家美术形象。
毫无疑问，建基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流美术价值观，才真正具有新时期美术发展的针对性，这是在中国文化现实中生成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判断。而没有对这一审美判断的信念坚定、理论升华、体系完善和特征凸显，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21世纪中国美术的自觉与构建，而塑造国家的美术形象、提高中国主流美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已成为新时期美术演进更为深入也更为深刻的文化使命。新时期美术通过思想动力而突破和穿越了原有价值观与文化重围，也将一直走得更稳健、更深远、更艰巨且因此而伟大。（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参见奇棘《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美术》，1980年第7期。
② 参见邵大箴《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派艺术》，《美术》，1980年第11期。
③ 参见吴冠中《关于抽象美》，《美术》，1980年第10期。
④ 参见吴冠中《内容决定形式？》，《美术》，1981年第10期。
⑤ 参见洪毅然《谈谈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美术》，1981年第6期。
⑥ 参见冯湘一《给吴冠中老师的信――也谈》，《美术》，1982年第11期。
⑦ 参见彭德《审美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美术》，1982年第5期。
⑧ 参见刘曦林《一批时代的逆子》，《美术》，1986年第6期。
⑨ 参见鲁枢元《黄土地上的视觉革命》，《美术》，1986年第7期。
⑩ 参见皮道坚《也谈中国的视觉革命》，《美术》，1987年第2期。
B11 参见周韶华《再论全方位观照》，《美术思潮》，1985年试刊号。
B12 参见卢辅圣《历史的“象现”》，《江苏画刊》，1985年第11期。
B13 参见杨成寅《新潮美术论纲》，《文艺报》，1990年6月2日。
B14 参见易英《形式与精神的抵牾》，《美术》，1988年第10期。
B15 参见杜键《对的意见》，《文艺报》，1990年12月29日。
B16 参见尹吉男《新生代与近距离》，《读书》，1991年第10期。
B17 参见吴冠中《笔墨等于零》，《明报月刊》，1992年4月，总号316期。
B18 参见万青力《无笔无墨等于零》，《万青力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B19 参见张仃《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美术》，1999年第1期。
B20 参见郎绍君《论笔墨》，《美术研究》，1999年第1期。
B21 参见邹跃进《矛盾与困惑》，《美术研究》，1997年第1期。
B22 参见尚辉《新世纪中国画开启一个新时代》，《文艺报》，2007年10月18日。
B23 参见尚辉《本土意蕴，当代中国油画的审美价值》，《文艺报》，2008年2月26日。
Aesthetic Breakthrough and Cultural Tranformation
in the 30 Years of Chinese Reform and Opening
SHANG Hui
整个20世纪80、90年代，随同中国美学界理论研究热情的复苏、高涨与回落，可以说，"文艺美学"的兴起既是一个洋溢着激情与希望的学理事件，同时也是一场充满了理论扩张的艰难、学科建构的重重困惑的过程。尽管在此之前，20世纪初王国维拿叔本华美学的眼光来考察《红楼梦》的悲剧世界、30年代朱光潜对于文艺活动的心理学探究和诗艺的审美发微、40年代宗白华之于中国艺术意境创构的深刻体察，以及邓以蛰、丰子恺、梁实秋等中国学者对于文艺问题的诸多美学讨论，实际都已经在美学上直接进入了艺术活动领域之中，并且也已经提出或构造了种种有关文艺的美学观念和理论；甚至，再往前追溯，全部中国古典美学的行程，大体上就是一个在文艺创作、体验活动的基点上所展开的美学思想发生、发展和变异的历史；但"文艺美学"被正式当作一门特定的"学科"理论来研究，文艺美学研究之在一种学科意义上得到展开，毕竟还是8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接受了西方美学学科方法以后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一种特殊努力，文艺美学研究活动不仅一般地追蹑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意图，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超逸了人们对于美学的思辨理解，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呈现了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图景。
然而，也正由于文艺美学研究是最近二十年里才出现的事情，所以，迄今为止，在其学术经历中还存在种种不成熟的方面，或者说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便在所难免--它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的某些学科困惑。本文主要就文艺美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提出一点个人的初步看法。
一
一般而言，"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涉及了"文艺美学何以能够成立"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它作为一门特定理论学科的存在合法性--为什么我们在一般美学和文艺学（诗学）之外，还一定要设置同样属于纯理论探问性质、同样必须充分体现学科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建构要求，并且又始终不脱一般美学和文艺学（诗学）学理追求的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因此，在我们讨论"文艺美学"问题的时候，总是需要首先解决这样两个方面的疑问：
第一，"文艺美学"学科确立的内在、稳定和连续的结构规定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方式来具体确定"文艺美学"自身唯一有效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
第二，在"文艺美学"与一般美学、文艺学（诗学）之间，我们如何确认它们彼此不同的学科建构根据？又如何在这种根据之上来理解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文艺美学"建构定位？换个表述方式，即："文艺美学"之成为"文艺的美学研究"而不是"美学的文艺学讨论形态"的学科生长点在哪里？
显然，在上面两个问题中，有一个共同的症结点，这就是：当我们把"文艺美学"当作一种自身有效的学科形态来加以对待的时候，我们总是将之理解为有别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具体规定（范围、对象、范畴及范畴间的联系等）的特殊理论存在；然而，由于这种"特殊性"又不能不联系着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研究过程、讨论方式和学理对象，甚至于还常常要使用它们的某些带有本体特性的理论范畴，因而，对于"文艺美学是什么？"的理解，总是包含了对于"美学是什么？"、"文艺学（诗学）是什么？"的理解与确认。"美学是什么？"和"文艺学（诗学）是什么？"的问题，既是据以进一步阐释"文艺美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也是"文艺美学"确立自身独立形象的学科依据。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突围而出，并且直接以"文艺美学"作为这种"学科突围"的具体形式和结果，以"文艺美学"标明自己新的学术身份的时候，对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确切把握，便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因此，我们常常发现，绝大多数有关"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阐释，基本上都这样或那样地服从了对于美学或文艺学的定位理解，而正是在这里，"什么是文艺美学"成了一个仍然需要廓清的学科定位的难题。
就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各种有关"什么是文艺美学"的解答来看，在它们各自的定位理解中，基本上都流露着这样一种一致的倾向："文艺美学"是一般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的特殊化或具体化，而且还是一般美学自我发展中的逻辑必然。①
我们不妨可以拿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出现的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来看一下：
文艺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分支……对艺术美（广义上等于艺术，狭义上指美的艺术或优美的艺术）独特的规律进行探讨……文艺美学的首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探讨和揭示文学艺术产生、发展，以及创造和欣赏的美学原理。② 文艺美学是当代美学、诗学在人生意义的寻求上、在人的感性的审美生成上达成到的全新统一……文艺美学不像美学原理那样，侧重基本原理、范畴的探讨，但文艺美学也不像诗学那样，仅仅着眼于文艺的一般规律和内部特性的研究。文艺美学是将美学与诗学统一到人的诗思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艺术的创造、作品、阐释这一活动系，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以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为己任。③一般美学结束的地方正是文艺美学的逻辑起点……一般美学是研究人类生活中所有审美活动的一般规律……文艺美学则主要研究文艺这一特定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文艺美学的对象是一般美学的对象的特定范围，文艺美学的规律也是一般美学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④
这里，我们就看到，上述对于"文艺美学"学科性质的把握中，非常明确地包含有一个前提："文艺美学"理所当然地是一般美学的合理延续（发展），而一般美学（包括文艺学）本身在这里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存在。如果说，一般美学以人类审美活动的普遍性存在及其基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么，"文艺美学"之不同于一般美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从一般美学"照顾不到"的地方--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消费/接受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开始自己的学科建构行程，并进而提出自己对"特殊性"问题的"独特"追问，"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研究文艺这一特定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而如果说，文艺学（诗学）主要着眼于综合考察文艺创作、文艺作品、文艺消费/接受现象的内部本性、结构、功能等，那么，"文艺美学"则探问了文艺学（诗学）所"不涉及"的文艺作为审美活动的本体根据，或者是"以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为己任"。理论的疑云在这里悄悄升起！于是，我们不能不十分小心地发出这样的询问：一般美学（包括文艺学）何以在学科意义上充分表明自己具有这种"不证自明"的可能性？
如果一般美学仅仅是以探讨人类审美的一般性（共同性）规律、普遍性本质为终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任何一部"美学原理"中，都几无例外地要详尽表白自己在诸如"文艺（艺术）的审美特征和活动规律"、"文艺（艺术）创造的审美本质"、"文艺（艺术）活动中的主体存在"等等具体艺术审美问题上的讨论方式和结论，甚至于将对于整个艺术史或各个具体艺术部类的审美考察纳入自己的体系结构之中？就像黑格尔曾经向我们展示的那种美学形态--关于艺术审美问题的思考正构成了黑格尔美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具体特色。⑤
显然，问题的重点，似乎不仅在于"文艺美学"是否能够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中"逻辑地"延伸而来，而且还在于：一方面，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不证自明性"本身就是十分可疑的。实际上，就在最近二十多年里，中国美学界围绕"美学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不休的争论，有许多美学家曾经试图对美学的学科定位作出自己的理论判断，得出明确的结论。但直到今天，我们都很难说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令人确信的关于美学学科合法性的结论；围绕美学学科定位问题所产生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甚至进一步困扰了我们对美学其他许多问题的深入探掘。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文艺学"的名称本身就被指责为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总称，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所受到的苏联理论模式和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某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实践关系，强调文学研究的社会总括性，始终是文艺学在学科建构方面为自己所设定的美学本位。因此，尽管"文艺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名称已经列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所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但人们却几乎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纷纷议论。⑥
由此可见，"美学是什么？"、"文艺学是什么？"作为问题仍然有待具体探讨，亦即在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定位上，我们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谓美学（文艺学）的"不证自明"的可能性，其实成了一种虚妄的理论假设。既然如此，以这种并非"不证自明"的存在当作确立自身学科特性的逻辑前提、理论依据，对于"文艺美学"的建构热情来说，便已经不止于简单的误会，甚而是一种灾难了--实际上，当我们企图在美学或文艺学的"分支"意义上来设计"文艺美学"理论宏图及其合法性的时候，学科存在前提上的某种"想当然"，普遍地造成了对于美学（包括文艺学）无限扩张的幻觉性热情，并且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又反过来严重危及到了美学（文艺学）本身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从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般性"与"具体性"层面，来划分一般美学与"文艺美学"之间的不同规定，把对于美的普遍性、审美规律的共同性的探讨归于美学范围，而把"文艺活动、文艺作品自身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当作"文艺美学"的独特领地，这里面又显然充满了某种学科定位上的强制意图。应该看到，一般美学虽然突出以理论思辨方式来逻辑地展开有关美的本质、审美普遍性的研究，强调从存在本体论方面来寻绎美的事实及其内在根据，并且不断在思维抽象中叠架自身。然而，一般美学又从来不曾离开文艺活动这一人类审美的基本领域，从来没有在抽象性中取消掉文艺创造、文艺作品、文艺消费/接受过程的审美具体性。事实上，不仅一般美学之于美的思辨是一种由"具体的抽象"而达致的"抽象的具体"，而且，这一"抽象"的所指也同样是文艺之为人类价值实践的审美特性与审美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美学总是把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考察、分析放在一个十分显眼和重要位置上的原因。更何况，在一般美学中，一切有关人类审美经验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于人类审美发生问题的理论回答，都总是具体联系着（或者说是依照了）人在自身艺术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而进行的。特别是当代美学，无论其具体定位方式和定位形态是怎样的，几乎都侧重将对于文艺活动的具体审美分析，包括对于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结构、文艺批评的价值标准、文艺文本的审美结构形式及其历史特性、文艺文本的接受-阐释活动等的思考，十分严整地包容在美学自身的结构性规定之中。可以这么说，一般美学的确是以思辨和抽象来展开美的问题的研究，但它又始终不脱人类文艺活动的具体审美事实；其对于普遍性、一般性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于文艺活动的深刻审美把握而体现出巨大理论意义的。至于文艺理论研究，当然就更不可能超脱文艺活动的审美具体性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如果只是把"文艺美学"定位为"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规律"、"研究文艺这一特定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或者是"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难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为了使"文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能够成立，就必须首先将一般美学从思辨层面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将文艺理论从审美的具体过程出发之于文艺活动的分析，统统"悬搁"起来，以便为"文艺美学"留有余地。否则，"文艺美学"所针对的"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就不免要同一般美学所必然包容的文艺考察相重叠，其所讨论的"艺术的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就会同文艺理论所实际研究的问题相重合。换句话说，为了保证"文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理论演绎顺利展开，一般美学和文艺学必须无条件地出让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
且不说这样的"悬搁"，实际是对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基础作了一次流血的"外科手术"。即便"文艺美学"的出现真能让一般美学和文艺学这样做，我们也不禁要问："文艺美学"是不是真的已经实现了一般美学和文艺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即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学科，"文艺美学"果然在一般美学和文艺学所"顾及不到"的方面担负起了"独特的"理论任务吗？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予以专门讨论。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悖论：如果说，建构"文艺美学"是为了克服一般美学抽象玄思的局限，那么，前者之能够成立的前提，实际又要求后者彻底放弃对于文艺审美特性的具体深入；这显然与提出"文艺美学"学科建构的初衷相矛盾。如果说，"文艺美学"有助于我们在强化文艺的审美本位基础上，真正发现人类艺术实践的本体特性，那么，把对文艺特殊审美规律的研究从文艺学中抽取出来，最终其实又更加孤立了文艺理论，并且也无益于我们真正理清文艺与特定社会政治的关系。
当然，"文艺美学"的提出本身有其理论研究上的积极性；最起码，它强化了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美学界对于文艺活动进行认真的审美研究，把美学的理论视野进一步引向了人类艺术领域。不过，由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不仅直接关系着其自身作为一种新学科设想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同时也关系到我们对于一般美学和文艺学学科性质的把握，因而，从学科建构的实际要求出发，对"文艺美学"的特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具体探究，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而要准确定位"文艺美学"的合法性，下面三个问题不能不先行得到回答：
第一，如果说，"文艺美学"以一般美学的独立分支身份出现，它将如何可能逻辑地体现一般美学的学科特性要求？这里，对于美学学科规定性的认识，是从理论上确定"文艺美学"存在合法性的基础。
第二，如果说，"文艺美学"的学科合法性，是基于文艺理论研究无法有效完成文艺活动的审美本质探索，那么，文艺学的存在合法性又是什么？也就是说，作为文学理论研究活动的文艺学将何去何从？
第三，无论把"文艺美学"归于美学的分支，还是将之视作文艺学的"另类"，其学科建构都首先要求能够找到专属自身的、无法为其他学科所阐释和解决的独一无二的问题（对象）。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文艺美学"的学科方式又是什么？二
至少，就目前"文艺美学"的实际形态来看，我们很难将它与一般美学或文艺学（诗学）体系相区分。在总的方面，现有的"文艺美学"要么程度不同地重复演绎着一般美学对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形式，尽管这种演绎过程可能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具体性、形象性，即同一般美学的讨论相比，现有的文艺美学理论往往更注意把讨论引向"作品--作者--读者"的审美联系及其联系方式的美学语境之中，试图在一个较为实在的层面来反证某种美的观念或概念，以此完成"美学的艺术化构造"；要么大体上与文艺学（诗学）框架相重叠或交叉，即突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审美基点，在"作者--作品--读者"或"创作论--作品论--接受/阅读论"的内在关联方面形成某种本质论的美学解释，从而实现对于"文艺学的美学改造"。因此，就实质而言，现有"文艺美学"在体系构架上还没有达到一般艺术哲学的广度--在丹纳那里，艺术哲学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系统的理论，其中不仅有着种种本质论的观念，而且还十分具体地深入到艺术发生、艺术效果和艺术史等的哲学与实证研究，广泛论证了"艺术过程的美学问题"。更何况，由于某种非常明显的人为意图，既将艺术的美学本体论探讨留在了一般美学领域，又将艺术过程的结构分析划给了文艺学的讨论，因而，现有的文艺美学研究仍然没有真正达到抽象与具体、思辨与实证有机统一的理论境界，既难以有效地实现对于艺术的本体追问，同时也缺乏对于艺术内部结构的深入的美学证明。
这里，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构成方面，拿现有的几种"文艺美学"著作同文艺学著作做一个形态对照：
作为国内最早出版的系统探讨"文艺美学"问题的著作，《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除"绪论"专讲"文艺美学"的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外，其余六章分别为："艺术的审美本质"、"美的艺术和崇高的艺术"、"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欣赏与批评"。
《文艺美学》一书的体例为："文艺美学：美学与诗学的融合"、"审美活动：审美主客体的交流与统一"、"审美体验：艺术本质的核心"、"审美超越：艺术审美价值的本质"、"艺术掌握：人与世界的多维关系"、"艺术本体之真；生命之敞亮和体验之升华"、"艺术的审美构成：作为深层创构的艺术美"、"艺术形象：审美意象及其符号化"、"艺术意境：艺术本体的深层结构"、"艺术形态：艺术形态学脉动及其审美特性"、"艺术阐释接受：文艺审美价值的实现"、"艺术审美教育：人的感性的审美生成"。
相似的，《文艺美学原理》虽出版于90年代，但在"序论"部分简要表述了"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之后，同样也直接进入到对于"审美--创作"、"创作--作品"、"作品--接受"的论述，分别讨论了"审美活动与审美活动范畴"、"文艺创作作为审美价值的生产活动"、"审美价值生产的基本类型"、"文艺创作中的美学辩证法"、"艺术品的魅力"、"审美智慧"、"审美形式"、"审美价值"、"艺术传播"、"接受美学的遗产背景与课题意义"、"’读’的能动性与历史性"、"’释义循环’及处置策略"、"’接受的幽灵’：文艺与历史实践"等。
蔡仪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主编的《文学概论》，是一部比较能够体现1949年以后至"新时期"初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情势的著作，发行量达到70多万册。全书九章，分别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欣赏"、"文学批评"。
而由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产物，是目前公认较为完备的一部著作，在文艺学成果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五编十七章，除阐述文学理论的性质、形态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问题以外，更详细列论了"文学活动"、"文学活动的意识形态性质"、"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文学生产过程"、"文学生产原则"、"文学作品的类型"、"文学产品的样式"、"文学产品的本文层次和内在审美形态"、"叙事性产品"、"抒情性产品"、"文学风格"、"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文学接受过程"、"文学批评"等。
客观地说，仅是这种对象构成形态的对照，就已经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现有"文艺美学"在对学科建构的把握上，基本没有超出原有的美学、文艺学范围。如果一定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主要是叙述形式上的，而基本没有体现本质性的差别。这就不能不让我们疑惑："文艺美学"的建构究竟是为了一种叙述的方便，还是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找到自己的所在？
事实上，热心于"文艺美学"学科建构的学者，也并非完全没有看到这种学科体系构架上的重复性。只是出于一种"新学科"的设计，他们大多数时候更愿意将这种重复性理解为某种结构方面的序列性组织，亦即认为：在美学系统的纵向结构上，"文艺美学"处在一般美学和部类艺术美学之间的中介位置；在横向上，"文艺美学"又同实用美学、技术美学等一起组成了美学的有机部分。在文艺学系统中，"文艺美学"是文艺学诸多学科中的一种，与文艺社会学、文艺哲学、文艺心理学、文艺伦理学等相并列。显然，这种结构上的归类，至少从表面来看是有诱惑性的，它一方面"避免"了"文艺美学"在理论上的悬空，而让其一头挂在美学的大山上，一头伸进了艺术的活跃空间；另一方面又"化解"了"文艺美学"在逻辑关系上的孤立--因为在一般美学理论与各种具体艺术部类的美学讨论之间，当然要有某种中介、过渡，尽管这种中介和过渡本来可以、也应该由美学自身所内在的艺术话题来完成；而文艺学研究也总是必然会衍生出相互联系的各个层面，包括哲学的、人类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探讨等，尽管所有这些探讨在根本上都没有、也不可能回避艺术的审美特性及其审美构造、审美规律。然而，且不说这种"结构序列"设计本身，就是建立在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对于"美学--文艺美学--文艺学"各自话题的人为强制之上；仅就把一般美学作这种纵向和横向的结构排列而言，就是相当可疑的。我们很难同意，一般美学之于日常现实的审美方面和技术的审美因素、形式的研究，竟然同美学对于艺术问题的深入把握，是处在两个不同结构序列中的；我们也很难设想，作为美学之纵向结构"中介"环节的文艺的审美研究，如何可能摇身一变成了美学横向方面的一个部类？除非"文艺美学"是作为整个美学系统坐标的中心点而出现。可是，这样一来，既然"文艺美学"成了整个美学系统坐标的中心，在纵向上连接了美的哲学思辨与部类艺术问题的美学研究，在横向上联合着实用美学、技术美学等等，那么，所谓"文艺美学"所研究的，不正都是美学的应有之义、美学的问题吗？如此，则在一般美学之外再另立一种"文艺美学"，又岂非画蛇添足？于是，问题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原来的疑问上：美学究竟是什么？美学的学科定位该当何解？
况且，既在一般美学的结构序列上为"文艺美学"分配了座次，又如何能够将"文艺美学"过继为文艺学的合法子民？我们将何以在逻辑上令人信服地说明，已经是美学分支的"文艺美学"，如何在文艺学体系中获得自身确定的学科规定性，而不至于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也许，所谓"文艺美学"的真正建构难题（矛盾）就在于：一方面，为了区别于一般美学的理论形态，必须有意识地淡化对于美本体的思辨，弱化美学思维之于具体艺术问题的统摄性；另一方面，为了撇清与文艺学的相似性，必须有意识地强化一般艺术问题的美学抽象性，增加文艺理论的哲学光色。应该承认，这种学科建构上的难题不仅没有在已有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相反，倒成了支持某种学术自信的理由。
当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美学领域里，同样的情况并不仅止于"文艺美学"一家。从80年代初开始，许多自称是美学分支学科的部类问题研究纷纷出现，例如文化美学、性美学、生理美学、服饰美学 中国美学界一时间仿佛一派"欣欣向荣"。然而，也正由于在学科规定性和理论特定性、独立性方面的缺失，由于许多体系结构上的含混性和人为性，这些"学科"的提出除了造成一种学术虚肿、学科泛化的表象以外，既没有能够真正产生稳定的、自身规范的和有效的学科立足点，也没有能够在真实意义上为美学的现展提供新的知识价值增长。或许，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已经没有任何统一的美学或单一的美学。美学已成为一张不断增生、相互牵制的游戏之网，它是一个开放的家族"。⑦ 可是，作为"开放家族"的当代美学"游戏"，不应只是任意的名词扩张，它同样必须依照一定的有序性和内在规矩来展开自身，同样应当在知识价值上体现出一定积累、变化形态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那种缺失学科建构的基本出发点和特定逻辑依据的"学科"增生，实质上并没有能够进入这张"游戏之网"。三 从以上分析出发，我们与其说"文艺美学"是一种新的美学或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形态，倒不如说，文艺美学研究是中国美学在自身现展之路上所提出的一种可能的学理方式或形态，它从理论层面上明确指向了艺术问题的把握。由是，可能会更易于我们把问题说清楚。
这样说的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就像我们已经反复指出的，迄今为止，"什么是文艺美学？"作为一个问题，仍然是含混不清的。在学科建构意义上，"文艺美学"的独特规定性仍然有待于证明和阐释，而这种证明、阐释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也还是可疑的。
第二，由于几乎所有"文艺美学"的讨论话题，都可以在一般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找到其叙述形式或阐释过程，而美学与文艺学的当展也正朝着人类艺术活动的审美深层探进；特别是20世纪的各种美学、文艺理论研究，更不断将深入发现具体艺术活动的审美特性当作自己的直接课题--美学和文艺理论不仅没有拒绝具体艺术的审美考察和发现，而且越来越趋向于把研究视点深入进艺术母题之中。⑧ 因此，所谓"文艺美学"其实不过是美学、文艺理论内在话题的当代延伸，而不是区别于当代美学、文艺理论发展的又一种学科存在方式，其建构本来就不可能超逸美学、文艺理论的当代维度。
第三，就此而言，文艺美学研究的任务，其实在于向人们提供一种从内在结构层面上观照艺术的具体审美存在特性、审美表现方式、审美体验过程和规律等的特定理论思路、讨论形态；它不是在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结合点上，也不是作为一般美学和文艺学的中介，而是作为当代美学或文艺理论的自身问题而存在。换句话说，文艺美学研究（更准确的说，是艺术的美学研究）形态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它的学科不确定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它作为一种具体理论思路的稳定性与可能性之上的。
当然，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在约定成俗的意义上继续使用"文艺美学"这个术语，但同时我们应该清楚一点：作为艺术的美学研究，当前"文艺美学"所面临的任务，不在于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学科"来理解和建构某种"体系"。⑨ 也许，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弃在"学科"意图上对于"文艺美学"的设计，而转向依照美学、文艺理论的当展特性来找到深化艺术的美学研究的真实理论问题，⑩ 以对问题的确定来奠定文艺美学研究作为一种学理方式或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以对问题的阐释来展开文艺美学研究的合法性过程。
以下几个方面似可作为当前文艺美学研究关注的重点：
1. 艺术现代性的追求与文化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联问题。
在美学、文艺理论的各种讨论中，艺术从来都是作为一种"人类生命价值"的自我表现/体验形象而出现的。它不仅意味着艺术是人的精神解放的实践载体，是人在自身内在精神活动层面上所拥有的一种价值肯定方式，而且还意味着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演化的自我叙事形式，其身份的确认总是同人在一定阶段上的文化利益相联系的。而在当代文化现实中，现代性建构之为一种持续性的过程，不仅关系着文化实践的历史与现实，而且关系着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表达意愿和表达过程，关系着人在一种历史维度上对自我生命形象的确认。所以，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不仅涉及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价值形式，同时也必然地涉及了人的艺术活动对人的存在和价值形式的形象实现问题。文艺美学研究在探讨艺术的审美本体时，理应对此问题作出回答。这里应注意的：一是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二是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内涵及其在文化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三是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维度。
2.艺术发展中的美学冲突及其历史变异问题。
这本来是一个艺术史的话题。但在文艺美学研究的视野上，艺术史问题同样可以生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美学讨论：其一，艺术发展所内含的美学理想的文化指归，究竟怎样通过人的艺术活动而获得实现？其二，美学上的价值差异性，怎样实现其对于艺术发展的控制、操纵？艺术形式的冲突与美学理想的冲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三，艺术发展中的美学冲突的历史样态及其实践性变异。应该说，这种讨论过程，将有可能带来文艺美学研究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据。
3. 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实现机制、过程与形态问题。
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是相联系的。所不同的是，这里更接近于探讨艺术作为一种理想价值形态的社会学动机。也就是说，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表现，艺术、艺术活动的内在功能是如何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体现和认同的？尤其是，当我们常常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将艺术表述为一种"人对世界的掌握"时，其意识形态力量又是如何具体体现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仅凭审美的心理经验方式去加以把握，也不能只是通过纯粹思辨来进行主观化的推论，而只有借助于艺术历史与艺术现实的运动关系来进行说明。而这个问题的难点则在于：为了说明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意识形态的历史具体性；为了把握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我们又不能不把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共时性关系纳入讨论范围，以便从中确认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殊性。
4. 艺术的价值类型问题。
这一研究，主要针对了艺术价值的形态学意义，即艺术价值的分化及其美学实现形态。在以往的美学或文艺理论研究中，有关艺术价值问题的探讨常常被放在一种严密的整体性上来进行；艺术价值的美学阐释并不体现形态分析的历史具体性，而只是从审美本质论立场对艺术价值作出某种统一的概括，所反映的是艺术之为艺术的先在合理性。实际上，在艺术价值问题上，由于人的生存形态不同、人的价值实践的分歧，艺术价值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结果都是具体的、分化的和相异的。不仅不同艺术之间在价值形态上是有分化的，而且由于实践方式、实践基础和过程等的不同，相同艺术的价值构造、价值取向、价值体现也是存在各种差异的--由于这样，"艺术是什么"才会变得如此复杂。文艺美学研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这种不同、差异，并对之进行形态分析，从而使艺术价值问题落实在具体的类型层面上，真正体现出艺术的审美具体性。
5.艺术效果特征问题。
"艺术效果"一向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还不是一般意义上艺术活动与人的精神修养、情感陶冶等的关系，而是当代文化语境中大众传播制度对于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自身效果的具体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现过程和美学意义。因为很明显的是，当代艺术的美学变异，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其与当代文化的大众传播特性来决定的；所谓"艺术效果"，一方面取决于艺术的表现特性以及艺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的自我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艺术接受活动与整个大众传播制度的关系因素和关系结构。包括艺术效果的发生、艺术效果的集中程度、艺术效果的结构方式、艺术效果的体现形态、艺术效果的延伸和艺术效果的变异性转换等等，都以一种非常直观的形式同当代文化的大众传播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把艺术效果问题与整个文化的大众传播制度问题加以整体考虑，是当前文艺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对于艺术审美本质的当代性把握，在理论上真正体现出现实的价值和立场；文艺美学研究也才可能产生理论的现实有效性。
6.艺术审美的价值限度问题。
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实际是对我们过去一直坚信不疑的那种艺术至上性观念。按照一般的美学理解，在人类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上，"真"、"善"、"美"虽然有着某种内在的、稳定的统一性，但在发展逻辑上，它们又是有级别、有递进性的；艺术在其中始终扮演了一种至上价值的表演角色，成为人类在自身实践过程上的最高目标。这种观念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其实已经呈现了某种风雨飘摇的景象。不仅人的现实生存实践不断置疑了这种内含着概念先在性的理想，而且，就这一观念把美/艺术当作人类不变的既定实践而言，它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不仅艺术本体立场的改变已经是一种十分显著的事实，同时，艺术与美的关系的必然性和同一性也正在被艺术活动本身所拆解。由是，在人类生存实践的价值指归上，艺术审美的价值限度问题便凸现了出来。我们所要讨论的是：艺术在何种意义上可能是审美的？艺术审美的有效性和有限性是如何通过艺术活动自身的方式而呈现出来的？艺术作为人的生命理想的审美实现方式，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具体的价值尺度和客观性？
7.艺术中的审美风尚演变问题。
我们经常说，艺术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关系、生活实践、生活趣味等现实价值形式的反映；美学、文艺理论也常常论及这方面的话题。但是，这种对于艺术的谈论往往还只停留在一般概念的归结上，很少非常具体地从美学角度透彻分析过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接受与社会、时代的风尚演变之间的审美关系特性，也很少充分揭示艺术体现社会审美风尚的具体过程和规律问题。因而，把这个问题作为当前文艺美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艺术发展与社会审美风尚演变之间关系的探讨，深入揭示：第一，艺术生成中的社会审美趣味、理想与观念的存在和存在方式；第二，社会审美风尚演变活动所导致的艺术的时代具体性、意识形态性；第三，艺术创造如何能够顺应并体现一定社会审美风尚的特性；第四，艺术风格、艺术审美创造的改变，又如何融入社会审美风尚的演变过程之中；第五，艺术的历史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反映为一种审美风尚的历史；第六，艺术活动又是如何体现一个时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分裂性的；第七，具体艺术文本的风尚特征；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艺术的美学规律，把握艺术发展的内在过程及其外部因素，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对于艺术的民族审美特质问题的理解，就与这一研究直接相关。
8.艺术活动与日常活动在人类生存之维上的现实美学关联问题。
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当代文化的现实性上，认真、客观地理解当代艺术的美学转移。由于当代文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及其影响，当代艺术和艺术活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甚至不是一般形式意义上的，它更带有本体颠覆的特性。艺术和艺术活动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逐渐自我消解了自身肩负的沉重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艺术的"创造"本性正在急剧转换之中。⑾ 原本超然于人的日常生活、普通趣味之上的艺术的"美学封闭性"，正在不断被当代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所打破；艺术不仅不再能够必然地超度人的灵魂、提供超越性的精神方向，甚至它自己有时也不得不屈服于人的日常意志的压力及其具体利益。这样，把艺术活动与人的日常活动的现实美学关系放在一个现实生存语境中来加以把握，既是对于当代艺术的美学追求的一种具体体会，也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体现自身当代性追问能力的内在根据。注释：
①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现实性的新的理论话题，得到了中国美学界的关注。其时尚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胡经之先生，首先在198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上，针对当时中国高校文科理论教学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提出：美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讲授哲学美学上，应该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的研究与教学。其《文艺美学及其他》一文（收入《美学向导》，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作为8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份讨论"文艺美学"的理论文献，具体阐述了"文艺美学"的建构理由，认为"文艺美学是文艺学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它专门研究文学艺术这种社会现象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是"文艺学和美学的深入发展"，促使文艺美学这门"交错于两者之间的新的学科出现了"。此后，"文艺美学"被正式纳入80年代中国美学研究的范围，并且引起美学界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些以"文艺美学"为名称，或虽不以"文艺美学"标明身份但却实际是作为"文艺美学"研究成果而出现的论著，大体上都是80、90年代的中国"美学产物"。这反映出：第一，"文艺美学"的提出，其实是一种现实形势的结果，是"应时而生"的理论话题，具有较强的理论应用企图。第二，对于"文艺美学"的种种建构设想，也是中国美学界在80年代"美学热"的催动下，对于"美学的中国化"、"美学体系建设"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和成果，它在一定意义上既体现了中国美学家对待美学这门学科的现实态度，同时也体现了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态势，即强调美学之西方传统与中国固有思维成果的结合--把美学的纯思辨过程延伸进感性形象的文艺活动之中，正是自王国维以来20世纪中国美学一以贯之的学理追求之一。
② 周来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绪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胡经之：《文艺美学》"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的说法同其《文艺美学及其他》中的表述有了微妙的差别，增加了对于文艺美学"以追问艺术意义和艺术存在本体为己任"这一特性的强调。
④ 杜书瀛主编：《文艺美学原理》"序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⑤ 由凯"埃"吉尔伯特和赫"库恩撰写的《美学史》中，就这样讲道："努力把艺术概念从过分狭窄的理性解说中解救出来，为严格维护艺术的独特性和自主性而奋斗（这种观念意在使艺术同最高尚的精神活动并列，并揭示艺术在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有这一切，又重现于黑格尔的《讲演》中。"（《美学史》下册，第57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参见孟繁华：《激进时代的大学文艺学教学（1949--1978）》。《文学前沿》1999年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李泽厚：《美学四讲》，第14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重点号为原书所有。
⑧ 西方美学自5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显现了对艺术领域的关心和热情。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原型批评美学、现象学美学、符号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解构主义美学、阐释-接受美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等，尽管它们立场各异、指归不同，然而却都十分关注艺术领域的变动，对于艺术的审美分析成为它们各自体系结构上的重点之一。像《审美经验现象学》（杜夫海纳）、《情感与形式》（苏珊"朗格）、《批评的解剖》（弗莱）、《艺术与视知觉》（阿恩海姆）、《走向接受美学》（姚斯）、《艺术与审美》（乔治"迪基）、《美学理论》（阿多尔诺）等，如今已成为当代美学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