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论文篇（1）

【关键词】精准教育 教育扶贫 高校优势

引言

教育脱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013）指出“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再穷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务必把义务教育搞好，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要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精准教育扶贫能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掌握知识、改变命运、造福社会，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本研究将结合本校精准发力教育扶贫实际情况，开展高校精准教育脱贫模式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及现状

纵观国外文献，Thodore W.Schults（1962）提出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匾乏，发展教育扶贫事业，影响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发展。Karl Gunnar Myrdal（1972）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他在“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改革和权力关系改革三个方面的反贫困战略模式。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的发展也曾发生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美国《中小学教育法》（1965）的实施是朝贫困宣战的重要举措，该教育法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获得大量精准资助。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精准教育扶贫和资助的特点主要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精准分类资助，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精准教育扶贫到学生。Thomas L. Jennings（2014）通过对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呈明显正相关系，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

二、国内研究梳理及现状

我国的教育脱贫研究的成果当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个案研究，还有部分调研报告。如，张久兰（2010）对小凉山区、杨海平（2011）对湘鄂渝黔桂边区的教育扶贫进行研究；对精准扶贫概念、内涵及本质的分析（ 黄承伟2015、汪三贵2015）；与经济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反贫困（汪祥2015、彭腾2015）、扶贫开发（扬波2015、饶勇2015）、产业扶贫（段淇斌2015、马楠2016）；与社会的关系理论有教育公平（周晔2015、程玮2013）；与文化的关系有扶贫文化（李禄胜2015）等。

专门针对高校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凤毛麟角，陈大柔（2004）认为高校对口扶贫教育应该紧扣时代的脉搏，充分利用各种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的优势，来克服现存模式的不足之处。熊文渊（2014）提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

校应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能力，借助资源优势，在教育扶贫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有何丕洁（2015）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杨定玉（2016）认为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华东（2017）提出高校精准扶贫地方的新路径：“找准农户致贫或返贫的原因；高校与政府联动，做好扶贫规划；高校与企业联动，抓好产业建设；加强高校、企业与地方政府联动”。

本文认为探索精准主体、精准识别、精准培养、精准帮扶脱贫等精准模式，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精准扶贫，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减贫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和举措

1.精准教育扶贫主体

甘肃省定西地区是中国西部典型的贫困地区，灾害频发，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我国扶贫开发任务最艰巨、最困难的地区之一，“苦疾甲于天下”曾是甘肃定西的真实写照， 通过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精准帮扶贫困地区，对口支援我国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提高贫困生的受教育水平，直到消灭贫困，全面奔向小康。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认真贯彻精准教育扶贫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教育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2016年开始，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响应福建省委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福建省帮扶甘肃定西精准扶贫工作，参与“双百助学工程”、“千名结对帮扶工程”等爱心帮扶活动。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精准教育扶贫主体，识别教育扶贫对象。本着“教育是一种大爱”

的情怀，决定精准结对帮扶甘肃定西临洮县衙下中学。明确扶贫教育精准主体后，全校教职员工自觉为精准教育扶贫贡献教学和物质力量；同时注重“协同作战”，以学校精准教育扶贫为主、充分调动当地党政部门、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教育扶贫。

2.精准教育扶贫识别

建立贫困户精准识别评价体系，建立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云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建档立卡学生信息，以大数据分析教育精准反贫困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政策实施效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派出常务副校长等有关人员赴甘肃省定西市开展奖教助学活动，先后赴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陇西县福星镇马营湾村、大安村，渭源县锹峪乡锹峪村、田家河乡西沟村，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等，深入了解当地教情、社情及民情，实事求是地确定精准扶贫目标、任务和举措，科学制定教育精准脱贫方案。

3.精准教育扶贫培养

2013年12月，到河北阜平考察时专门指出，“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也是最本质的教育扶贫。要发挥高校的优势，落实贫困生接受个性化教育的责任目标。加大高校对口支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加强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和信息扶贫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帮助当地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视野，为定西市临洮县培育更多的应用型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4.精准教育帮扶脱贫

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原则，帮扶提高当地教师的教学水平，培训师生的应用技能，从“人”“钱”和精准扶贫方案落实，确保贫困生识别出来以后，精准帮扶措施和效果落实到每个人。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精准教育帮扶主要方式是：

（1）筹集1500万元对口帮扶甘肃省定西教育事业。

（2）与衙下中学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筹集资金奖励优秀教师、免费邀请优秀学生到福州夏令营培训和教师教学培训等方面进行帮扶。

（3）为定西贫困学生上学提供了有力的资助，充分体现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关注西部教育扶贫、热心公益事业的博大爱心，也体现了学校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4）定向录取的来自定西的贫困学生已免费开始在大学勤奋学习，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5）全校教职工教师节自愿捐款4.3万元助学金给结对中学献爱心。

四. 精准扶贫建议

1.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扶贫的主要路径，高校要发挥学校学科、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要找准贫困县需求与本校本单位优势的结合点，采取的帮扶措施既要反映教育特色又要符合当地实际，努力探索一条体现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多元高效扶贫路径。

2.建立一套涵盖各个子系统的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评价和识别贫困生的现状，特别是适龄贫困生失学的现状，汇集各受教育阶段的扶贫对象、扶贫现状、扶持措施、扶贫效果等综合信息，建立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各地各类各级学校教育资质的现状，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提供大数据依据。

3.开展教育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关系分析，在高校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理论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如何实现教育精准脱贫。教育精准扶贫模式的机理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立足于大数据理论研究前沿，围绕教育扶贫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分析、呈现及应用服务全过程，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各类学校与贫困生的数据的量化与显现，着力探索教育与反贫困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一对一的精准教育扶贫机制，提供贫困生文化建设、个性化教育引导、贫困生学习成绩预测、教与学方式方法改善、教育反贫困决策制定、教务教学管理优化等教育反贫困的精准模式，以期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构建动态的教育反贫困评价与跟踪机制，不让一位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人生出彩的机会。

4.应用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理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开展的大数据驱动教育工程，汇集高校教育脱贫领域的海量数据，在对精准扶贫的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结合分析教育反贫困博客等社会化网络教育数据，构建高校精准教育扶贫模型，探索教育与反贫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精选典型案例，实证分析教育精准扶贫思维方式变革、精准扶贫教学评价方式重构、个性化教育提供，精准教学扶贫模式创新，为高校精准扶贫教育模式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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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论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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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论文篇（3）

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发源地、师范教育的排头兵，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和国际知名地位。北师大始终致力于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始终致力于服务基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也一直密切关注和深度参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扶贫减贫事业。在当下我国扶贫开发的攻坚时期，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优质教育资源，勇于担当，做教育扶贫的先行者，是北师大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由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牵头并推动，于2015年4月正式批准成立的国内第一家专门从事教育扶贫的高水平研究机构。研究中心广泛联合国内外教育扶贫力量，为国内外教育扶贫专家学者和热心教育扶贫公益人士提供高水平发展平台。研究中心以勇于担当、做中国教育扶贫先行者为己任，以坚持教育扶贫理论与实践创新、服务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程为理念，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定位于打造教育扶贫智库平台，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支持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摆脱自身贫困、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劳动者。

研究中心获得批准伊始，便开始系统谋划和整体推动教育扶贫各项工作，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先后赴甘肃、贵州等贫困地区深入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并拟以《教育扶贫决策参考》的形式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阅示。

2015年9月29日，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中心成立暨“托起未来之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在启动仪式上指出，研究中心的成立，一方面体现了北师大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开发号召，积极参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一贯作风;另一方面也便于更好地组织和集中学校的优质资源，凝神聚力，为教育扶贫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教育扶贫，多管齐下

近期，研究中心将依据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围绕三大任务开展工作。

1. 开创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扶贫理论研究，建设中国教育扶贫智库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研究中心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教育扶贫理论研究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主要针对教育扶贫的价值与功能、政策与规划、内容与策略、环境与评估等多方面进行理论研究。研究中心将充分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学科优势和高水平专家学者智慧资源，广泛聚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地方教育和扶贫主管部门，以及国内外教育扶贫专家学者，通过理论研究、实地调研、深度参与教育扶贫工作，打造我国高水平教育扶贫智库。

2. 面向贫困地区，开展乡村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工程

重点针对贫困地区中小学（含幼儿园）骨干教师进行强化培训，在国家正常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为贫困县再开一些“小灶”。目前国家有59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680个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减去重复的县，国家重点贫困县为832个，研究中心计划对这些贫困地区的乡村中小学骨干教师组织针对性培训。

一是开展贫困地区乡村学校紧缺学科教师培训。旨在培养贫困地区农村一线学校音乐、体育、美术、书法、英语等专兼职紧缺学科骨干教师，引领农村学校的紧缺学科教学，逐步加长农村学校紧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的“短板”，为全面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提供师资保障。计划2015年11月分别在甘肃兰州、青海西宁，依托西北师范大学和青海师范大学各举办一期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素质提升示范培训班。

二是联合北京师范大学高级管理者中心共同实施“2030未来乡村学校计划”。该计划已于2015年6月19日，该计划立足国家重点贫困县，以系统变革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手拉手，以城市帮农村，让更多贫困地区的教育管理者、教研人员、教师及社会其他人群接受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赋能于教师和校长，让农村学校逐步具备内生性变革发展的能力，推动农村学校成为帮助孩子更好地迈向未来生活的乐园，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地区的教育脱贫问题，促进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为确保该计划的顺利实施，研究中心聘请了世界级管理大师、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先生担任总顾问，并协调了北京市的50所学校与贫困县的50所学校结成对子，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三是以县为本，区域联动，促进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综合改革。在深入分析区域基础教育实际的前提下，以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校长管理水平为着力点，以内涵质量提高为主线，通过高校、地方政府、公益基金三方合作，培养一支具有现代教育素质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名师团队，打造一批在不同学段发挥引领、示范辐射作用的基地学校，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促进区域每一位儿童的健康成长，构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协同创新的教育扶贫模式，引领贫困地区乡村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除此之外，研究中心还将牵头组织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业对接培训和学历提升等项目。研究中心将利用自身平台，加强对贫困户子女的职业教育培训，以行业领域需求为牵引，进行职业培训，采用“学历+职业”的双证认证模式，实现“培训

1人、脱贫1户”的目的。

3. 搭建中国教育扶贫研究交流平台，引领中国教育扶贫事业发展与创新

研究中心将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全国或区域性“教育扶贫论坛”及专题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吸引和聚集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高层次专家，深入研究探讨我国教育扶贫的有关重大问题，群策群力，通过多种思想的广泛交流、碰撞、共融、达成相关共识，引领教育扶贫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而促进教育扶贫领域的发展。

教育扶贫论文篇（4）

本届“扶贫日”的教育扶贫论坛，由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指导，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承办。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等出席会议并发言。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为论坛做总结发言。

本次教育扶贫论坛围绕“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为主题展开，就教育精准扶贫的热点、难点、焦点、前瞻性问题和搭建相关平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欧青平强调，教育扶贫是当前精准扶贫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内容和主要抓手，也是最终消除贫困的根本之策。推进教育扶贫，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并调动贫困群众自觉参与的积极性，形成教育扶贫的强大合力。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积极作为，组建了高校教育扶贫委员会，立足高校教学和科研优势，充分挖掘优质教育资源潜力，在教育扶贫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实践。

欧青平要求，高校扶贫在脱贫致富带头人培训、设立公益岗位招收贫困人口就业、设立勤工俭学岗位解决贫困大学生生活来源、开展扶贫政策调研评估等方面能够发挥作用、有新突破、有所建树。

胡富国指出，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做好教育扶贫工作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有着重要意义。

论坛主题发言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发展益贫性教育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北师大、中国农大等高校代表和中国学前教育基金会代表及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贫困地区依托大学教育资源打破贫困恶性循环进行了深入讨论；论坛第二阶段围绕“教育精准扶贫助力精准脱贫”议题展开，来自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代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北方教育集团等企业代表围绕教育扶贫的落实进行了交流。

来自中央国家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各社会团体、公益企业的代表及专家学者80余人参加论坛。

发言摘要

当前，国家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的教育投入，实施特殊扶持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作为民间组织，中国扶贫开发协会近年来不断动员社会教育资源参与教育扶贫工作。近几年，协会又相继设立高校教育扶贫委员和博士后扶贫办公室，引导和支持高学历人才和高校服务脱贫攻坚。借着论坛的机会，协会将与各个参会单位密切合作，为教育扶贫多做实事，多做好事。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 胡富国

精准扶贫，需要精准教育；精准教育，需要精准信息、精准判断、精准对策，有针对性地科学合理地搞好顶层设计和规划，避免盲目性随意性，实施精细化管理。在这方面，首先定位要准、思路要清。我认为，教育扶贫应把握全面、分层、可行、有效这四个关键词，坚持三条原则和宗旨：目的是生活，关键是就业，根本是能力。围绕四句话的目标：爱学习，有技能，肯吃苦，会生活。主要进行四种教育：学历（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生活教育，精神教育，确保教育和就业两个100%的覆盖。

――原空军副政委（正军职） 余爱水

北京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对教育扶贫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继续教育是北京大学教学科研成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是北京大学优质教育资源服务社会、回馈社会的重要渠道，是北京大学肩负文化传承创新历史使命的重要体现。相对于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具有覆盖面广、层次多样、教学内容和形式灵活、组织便利、效果明显等特点。因此，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发挥继续教育在教育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并进行了积极探索。

根据教育扶贫的特点，北京大学重点考虑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群体。贫困地区脱贫的推动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地区的党政干部、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这三个群体的观念与视野、知识结构和水平、管理能力，对本地区群众实现脱贫有着引领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北京大学开展继续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应放在这三类群体的培训上。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又以师资培训和医护人员培训为重点。

北京大学将继续承担教育扶贫的责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教育精准扶贫开发的思路和办法，为我国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贡献应有的力量。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部长 刘力平

高校教育扶贫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为做好这项工作，加强教育扶贫的系统谋划，提高整体功能，从源头上促进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教育扶贫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5-0148-03

曾说过，扶贫必扶智，“扶智”的根本就是教育。无论是从人群角度出发，还是从实际现状出发，教育作为改变思想、提高认识、创新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有效手段，对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1]。从战略角度出发，职业教育是把人力优势转化为智力优势、把智力优势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桥梁，在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真正提高民众的素质，还有赖于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并从中创新发展路径。

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精准扶贫的关键举措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服务最为贴近、贡献最为直接有效的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是一种旨在提升受教育者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的教育类型，它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与高技能专业人才为主要任务。通过实施地域特色的职业教育，不仅可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而且可以彰显地域经济特色，最终达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职业教育不仅能够纠正贫困群体关于贫困的错误观念，还能够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和职业技术技能，继而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常态化的窘态。

（一）职业教育是变革人们精神贫困观念的有力武器

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当地居民的精神贫困。他们思维陈旧，甘于贫困，这极大地阻碍了他们脱贫致富。职业教育在助力贫困人群精神脱贫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通力合作，通过学校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的宣传引导、知识提高、技能培养可以激发贫困地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涵养其脱贫致富的精神动力，继而形成积极向上求发展的思想观念。

（二）职业教育是提高人们知识文化与技能的关键途径

贫困人群之所以贫困，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致富的技术技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以通过短期培训与继续教育的方式传授贫困人群相应的文化知识、生产技术技能、经营管理知识等，提高他们的文化认知，提升生产技能水平。地方政府应立足当地现状，创新办学思路，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源、环境、经济和扶贫与开发相结合，提高办学水平，帮助当地贫困人口特别是青少年成长成为技能化、专业化、应用型人才[2]，真正的将职教资源作为扶贫攻坚战的第一步，并最终实现及早脱贫致富。

二、江西赣南老区呼唤职业教育助力脱贫

赣南老区作为红色革命的摇篮和苏区精神的发源地，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赣南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中部崛起发展战略部署中，江西省更是将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以关注，但是受到地域条件限制、生产力水平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低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速度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尤其是文化教育事业方面。

赣南老区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着11个罗霄山连片特困县、1419个贫困村。在解决路径上，赣州市9.3万名机关干部走村入户结下“穷亲”，凭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开展，特困县6518户贫困户中已有5053户贫困户、15961名贫困人参与到发展芳香花木产业中，种植苗木面积达1.6万亩，脱贫致富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3]。《中央苏区发展振兴规划》的落实，势必成为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赣南老区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其主要特点有外出务工人员居多且多有创业意愿、技能型人才匮乏、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较多，工业化和市场化人才较少。此外还存在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就业困难的人员以及对巩固技能型和综合型人才吸纳能力薄弱的现状。

解决上述问题关键还要靠教育，尤其是将职业教育作为扶贫攻坚战中最重要的手段加以思考，从重视教育方针和大计的顶层设计到对该地区的职业教育具体措施的落实，从关注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转移到建设有特色的教育扶贫攻坚战师资队伍[4]，都需要考虑。在这一过程中，从政策宣传到统筹规划、从资源配置到运行机制研究、从正面引导到办学思路创新，都需要研究。

三、职业教育助力赣南老区脱贫的路径思考

（一）加强职业教育扶贫的顶层设计

职业教育扶贫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老、少、边、穷”地区贫困人口应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实际生产技能，迅速脱贫致富。培养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新型农民和推进科技进村，是职业教育造福农村和振兴赣南老区的基本体现，也是繁荣当地经济发展的鲜明体现。通过职业教育，将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开发与教育培训作为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核心内容去实践。因教育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机构、行业企业、学校等各级各类单位和人群，要求强化省级政府部门对职教扶贫战略的统领。首先，确立职业教育扶贫攻坚的基础地位。以贫困人口集中区域为突破口，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精准宣传，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对解决扶贫问题的重要作用，确保“经济发展，教育先行”，尤其是在农村贫困地区广泛宣传和积极倡导终身学习，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舆论基础。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扶贫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充分重视并加大资金投入，将职业教育作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部署加以实践，对赣南农村职业教育实施倾斜政策，补齐赣南农村职业教育短板，改善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增强职业教育服务扶贫开发的基础功能。其次，完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推进相关机构之间的工作协调与任务合理分配。明确以政府为主导，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职业教育扶贫定位，做好摸底工作，全方位了解家庭收入和困难程度，实施资料建档管理，并将具体情况落到实处，最终实现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扶贫对象之间利益的共生发展。

（二）创新职业教育扶贫发展模式

创新发展产业以带动就业、创业的职业教育扶贫发展模式，贯彻“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教方针，结合贫困地区的产业特色，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就业根本途径转变的全面提升。赣南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当地政府应以优势产业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大力扶持“红色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配套餐饮服务，?M行特色文化建设，以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地区，以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特色农业、生态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赣南老区的这一产业特色，当地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坚持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形成“课堂+基地”“基地+农户”“农户+实体”“实体+学校”的办学模式，培养既懂知识又掌握技能，还懂经营的高素质技术人才。此外，职业院校还应主动加强对贫困群体的关怀，增强“校企合作”“校校联合”，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实现就业援助与培训平台的无缝对接，通过职业教育扶贫真正实现“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在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要准确实施“互联网+职业教育”的扶贫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村村通网络”的有利条件，与农业科技服务平台、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农业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等共享服务平台对接，突破传统职业教育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实地教育与网络资源、互联网信息链接起来，建立起职业教育网络扶贫发展新模式。一方面，利用网络信息化手段，实现职业教育远程教学。鼓励职业院校结合赣南老区的产业特色和扶贫需求，推出录像课和在线课，多开发精品课程，让老区人民可以第一时间接受到更准确、更前沿、更实用的教学信息，创建“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数字化学习环境。不仅如此，通过在线课程的开发与利用，学员还可以与专家、教师以及其他地区的学员进行实时互动与交流，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实现智慧学习[5]。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还可以加大电商人才的培养力度，并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带动当地贫困人群，通过网络扶贫开发平台，将赣南农村的生态农产品、旅游资源等向全国各地进行宣传、推广，从而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三）增强职业教育扶贫开发能力

根据精准扶贫的需要，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赣南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所需的各种技术和能力培训，对贫困者脱贫致富所需的技术和能力进行精准培训。职业院校要加大赣南老区种、养、经营管理等技术教育，为今后2-3年赣南老区全面脱贫补足优质劳动力。职业院校应结合赣南老区发展实际，对接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选择实用教材，“生活、生产、培训”与职业教育齐头并进，集中时间和地点进行全方位培训，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

在扶贫中，还要充分挖掘高等农业院校、高等职业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库的作用，为农村培养一批专门的懂现代农业技术的高精尖技术人才，以担当新型农业科技人员的角色，从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的队伍。同时，职业院校应充分利用新农村建设的契机，用好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倾斜政策和振兴赣南老区的政策，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此外，在扶贫中还要优化职业教育教学管理，遵循规律，致力地方经济繁荣。

教育扶贫论文篇（6）

镇坪县脱贫攻坚扶志工作方案

为增强贫困对象自主脱贫意识，激发内生动力，提高脱贫能力，夯实脱贫攻坚工作基础，确保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实际，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为指导，实施"扶贫先扶志"工作策略，以"扶志"为目的，以贫困村、贫困户为主战场，聚集力量，畅通路径，强化措施，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勤劳节俭、自立自强、不甘贫困的意识，振奋精神，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全面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带领群众走出贫困，限时打赢扶贫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以43个贫困村为重点，以2016年拟脱贫的12个村为示范，到2016年底，通过落实各项扶志措施，12个拟脱贫村全部脱贫达标，4000拟脱贫人口全部脱贫越线，教育引导全县群众不因贫困而气馁，不因贫困而退缩，不因贫困而自卑，用行动诠释"人穷志不穷"的真正内涵，努力消除情绪低落、听天由命的心理，牢固树立自立自强、脱贫摘帽、同步小康的雄心斗志；努力消除依赖性强、"等靠要"的思想，形成理性对待社会救助、政府扶贫的社会风气；努力消除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现象，营造因懒致贫可耻、勤劳致富光荣的公众氛围。

三、工作任务

（一）构建扶志工作体系。充分结合实际，整合各方面力量，畅通路径，灵活方式，着力构建"六位一体"的扶志工作体系，形成全方位、全领域、全社会扶志的工作格局。一是把扶志作为脱贫攻坚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依靠社会力量，营造舆论氛围，聚集脱贫攻坚正能量。二是把扶志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依靠阵地力量，广泛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三是把扶志作为"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的内容，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开展教育引导。四是把扶志作为实用技能培训的目标趋向，依靠技能力量，提高群众自主创业增收的能力，夯实致富基础，增强脱贫信心。五是把扶志作为干部结对帮扶工作的首要任务，依靠干部力量，解开群众心结，在思想上、思路上、方式上发挥引导作用。六是把扶志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依靠群众力量，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管理。

（二）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本次以"扶志"为目的的宣传教育以村为单位，内容上坚持做到"六个一",方式上坚持从教育引导、文化熏陶、感性共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逐步转化，实现精准扶贫与精神扶贫紧密结合、同频共振、共同推进。建强一个文化阵地，发挥文化阵地的作用，广泛开展扶志培训教育、文化宣传、文艺创作和文体活动，办好美德文化墙，弘扬扶贫帮困美德、自强自立品质。悬挂一批宣传标语，在主要干道和人口聚集区书写、悬挂、张贴脱贫攻坚标语，营造勤劳致富、自主脱贫的浓厚氛围。开展一轮思想教育，整合力量扎实做好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精神脱贫宣传教育工作，着力解决"干部热、群众冷"的问题。组建一个自治组织，创新管理机制，依靠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老党员、村能人，成立扶贫监督、管理、评议组织，引导群众自主开展治贫工作。组织一轮技能培训，按照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脱贫需求，扎实组织开展农民实用技能培训，通过扶智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把握实际，彰显特色，设置主题，积极开展争创、评议、评选、表彰活动，让群众在参与过程中弘扬文明风尚，树立自强、自立、勤劳、节俭的价值观。

（三）树立脱贫致富典型。注重发挥典型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培育模范典型，形成脱贫致富的正确导向。要善于在脱贫攻坚工作一线发现典型，积极开展先进典型评选活动，通过比条件、比干劲、比办法、比实绩，推出一批勤劳致富的典型人物，在群众身边树立榜样，利用现身说法和组织宣讲等方式，让群众在身边人和身边事中看到人生出彩的机会，真切地感受氛围、了解过程、掌握路径、增强信心。注重典型培育，加强宣传推介，组织专业团队深入挖掘脱贫致富的典型事、典型人，形成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树得起、立得住、叫得响、推得开的先进典型，逐步扩大宣传面，提高宣传层级，形成强烈反响，营造勤劳致富受尊重的社会氛围。

（四）探索道德评议模式。紧紧依靠群众力量，加强村风民风建设，妥善化解群众中的矛盾和问题，带动社会风气的持续好转，为脱贫攻坚创造良好环境。紧密结合村情民情、村风民风实际，充分运用群众工作方法，依靠村民自治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探索建立道德评议模式，畅通群众自主评议、自主引导渠道，弘扬正气，打压歪风，革除陋习，着力破解法律管不到、道德无法管的困惑，用道德的力量引领社会新风尚。正确把握道德评议的核心要义，注重发挥道德自治作用，以规律人；注重弘扬崇德向善正气，以德育人；注重营造扬善弃恶氛围，以道化人，注重树立和谐纯美民风，以理服人。

四、工作步骤

（一）全面组织动员。8月底前，各级各部门要广泛进行组织发动，立足工作实际和职能，成立扶志工作组织，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做到有组织领导、有工作队伍、有推进计划、有工作标准、有目标要求。县上成立扶志工作领导小组，由副县长、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责任副总指挥胡裕成任领导小组组长；县扶贫局长、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田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怀春，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非公党工委书记黄大陆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由田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二）开展宣传教育。9月至10月底，集中开展宣传教育。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办公室要整合宣传力量，利用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报刊杂志、微信平台等，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工作进展、实时动态等，突出宣传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典型事迹，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形成健康积极的工作导向。县委组织部要把扶志纳入"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的工作范畴，组织各级党组织围绕扶志开展专题讨论，机关党组织重点讨论如何扶志的问题，农村党组织重点讨论如何带头的问题。县委宣传部要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体现扶志帮困的思想内容，充分展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特色；把扶志作为精准式理论宣讲的重要课内容，成立宣讲团深入镇村巡回宣讲。县文联和县文旅广电局要围绕扶志挖掘地域文化，广泛开展文艺创作、文艺展示等活动，加强文化熏陶。县教体局要组织学校对学生进行扶志教育，采取主题演讲、座谈交流、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从小有志向、有志气，并通过学生影响家人及身边群众。各镇和帮扶部门要采取面点结合的方式，广泛利用悬挂标语、教育培训、主题宣讲、群众会、个别交流等途径，集中对群众进行扶志教育，营造浓厚氛围，掀起宣传教育高潮。各村要依托村民自治组织，立足扶志，根据需要，定期不定期的组织召开不同范围的道德评议活动，依靠群众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气，纠正歪风，激发活力。

（三）推介扶志典型。11月，利用一个月时间，从下到上逐级推荐先进典型，评选一批自立自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借助"最美镇坪人""镇坪好人""十大孝子""好儿媳""好婆婆"等表彰活动，大张旗鼓进行表彰奖励，在全县范围内树立标杆榜样。广泛利用县级网站、微信、简报等宣传平台，对扶志典型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组建扶志教育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各镇村进行主题宣讲。加大扶志典型的推介力度，主动邀请省市等新闻媒体，深入挖掘先进典型的优秀事迹、优良品行、道德风范，让先进典型走出镇坪，走上更大宣传平台，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发出镇坪好声音。各村向镇推荐先进典型不少于3人，各镇向县推荐先进典型不少于3人，县扶志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人员，对各镇推荐的先进典型候选人进行审核和评选，并在一定范围内接受监督。各镇村也要开展相应的评选和表彰活动。

（四）总结扶志模式。12月，集中力量总结扶志工作的先进做法，形成工作经验。各镇村和帮扶单位要认真总结扶志工作的具体做法，总结经验，彰显特色，并将扶志工作的专项总结于12月15日前报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办公室。县扶志工作领导小组要安排专门力量，全面系统总结全县扶志工作情况，深入挖掘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不断总结提炼和提升，形成可供借鉴参考的扶志工作经验，力争在省市得到学习推广，成为我县在脱贫攻坚工作领域的一大工作亮点。

五、保障措施

各级各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扶志工作，切实把扶志作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保证质量。

教育扶贫论文篇（7）

一、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

(一)农村教育的概念界定

何谓“农村教育”?学界尚无定论。当前，主要存在三种界定方式:(1)“地缘说”，认为农村教育即为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如，李少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教育就是指县和县以下的教育，包括县、乡(镇)、村教育”［1］。(2)“对象说”，认为农村教育是针对农村人口开展的教育。如，陈敬朴指出:“一般把发生在农村，以农业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称之为农村教育。”［2］(3)“面向说”，认为农村教育应以服务农村为宗旨。如，1991年农村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农村教育被定义为“由扫盲教育、基础教育、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所组成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综合化教育体系”［3］。笔者认为，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内的基础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以及当前服务于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培训均属于农村教育的范畴。

(二)农村教育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小学净入学率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4］，教育发展的重心已从普及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但是，不可否认，农村教育生态现状依然令人堪忧。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以城市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全国农村中小学为对象的撤点并校，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教育革命”拉开序幕，我国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有增无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严重，许多地区的农村教育走向萧条［5］。1．学生方面:家校距离远，孩子们不得不寄宿求学，导致乡土情结的淡化与亲子教育、人格教育的欠缺。而进城读书，又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多农村学生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学生辍学率上升;校车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合并后的学校人满为患，教育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等。2．家长方面:教育观念滞后，一方面视教育为逃离农村的跳板;另一方面，高昂的教育成本、渺茫的升学希望、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读书无用论”在部分农村家长的心中升温，他们宁愿让孩子在家务农或随其外出务工，因此，在许多农村学校，存在普遍的“隐性辍学”①现象。3．教师方面:或被裁退，或被转岗，面临巨大的心理、社会压力，乡村教师的待遇亟待提高。“超编”和“缺编”问题并存，师资结构(年龄、学历、职称等)不合理，部分学校十几年未新进过教师，优秀教师的流失，严重影响重要学科的教学。4．学校方面:“巨无霸”学校的管理难度较大，生师比攀升，生均教育资源减少。此外，如何完善硬件设施建设，如何有效地整合师资力量，如何开设与农村生活密切联系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亦是农村学校面临的难题。

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

(一)维系国家稳定大局，推进民主政治进程

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一些传统村落逐渐衰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农村人口比重回升，农村并没有消亡。2014年，义务教育的城镇化率已从2009年的51．04%达到72．55%①，显著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伴随教育资源向城市的大量聚集，我国农村仍有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和3500万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城镇化率的快速攀升显然是畸形的，有违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呼声，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们无异于被剥夺了自己做出决策、选举和参与政治过程、行使国家管理权的能力。虽然我国的扫盲运动成效显著，但是还有超过5000万的文盲半文盲。②相对来说，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农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何避免他们的子女成为“新文盲”，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人民当家做力的落实。

(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教育与经济密不可分，双向影响。如图1所示，国家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外部环境，为农村教育制定政策、供给资金和师资;农村经济社会系统是农村教育的内部环境，为农村教育提供生源、筹措经费。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说，“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而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正是外部环境给予农民的投资机会和有效鼓励。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提出了农村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决定于知识的进步和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生产比从前更好的物质资本形式”，而知识的进步和运用有赖于教育与培训。舒尔茨视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并指出初、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高等教育。按照舒尔茨的观点，许多农村地区之所以经济萎靡，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农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质量均不如城市孩子，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学校的投资欠缺［6］。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势必会带动农村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遏制离农、弃农倾向

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学校教育服务于主流文化，教育内容与乡土文化“圆凿方枘”，农村孩子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渴望通过教育实现“跳龙门”。另一方面，教育内容与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处事准则和风俗习惯格格不入，为了适应学校生活，他们不得不进行“再社会化”，从而加剧了“离农”“弃农”的倾向［7］。城乡一体化固然要实现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市场等要素的相互融合，但积厚流光的农村文化作为无可替代的国家软实力，绝不能成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牺牲品。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充分发挥农村学校传承民间艺术的特殊功能，如编织、剪纸、幺妹舞、皮影戏、泥塑等，注意培养孩子们对家乡的深情，尽可能避免“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悲剧，实现农村与城市、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美美与共”。

(四)促进社会畅通流动，消除贫穷代际传递

在大多数国家，农村都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农民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往往寄希望于教育摆脱贫穷、走出农村。依据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论，社会分层结构一直存在，但社会上层人员和下层人员的地位不能凝固不变，保持精英循环路线的畅通是实现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8］。非执政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者，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阶层，如果循环受阻，将危及统治基础。人人生而平等，在一个真正追求公正的社会，教育的确应该发挥促进下层人士向上流动的作用(如图2所示)。罗尔斯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9］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和农村孩子在教育上先赋条件的不足，为他们成为“精英”开辟出路，让贫穷不再代际传递。当然，帕累托所谓的“精英”是广义的，泛指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通过在农村开办多样化教育，不仅要使少数能升学的学生“榜上有名”，也要使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孩子“脚下有路”。

三、农村教育精准扶贫体系的建构

扶贫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呕心沥血的伟大事业。1986年，我国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政策调整，陆续确立了开发式扶贫、项目式扶贫、救济式扶贫等方式，诚然为扶贫攻坚做出巨大贡献，但问题积弊，如许多贫困户消极地“等、靠、要”政府救济金、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人情扶贫等，这显然不符合扶贫的初衷，严重影响扶贫的进度和成效［10］，目前我国仍有5500多万贫困人口。③2013年，“精准扶贫”的思想顺势问世。精准扶贫既重视“输血”，加大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支持力度，更强调“造血”，授之以渔，鼓舞他们的志气和信心，实现自力更生。中国的“穷根”在农村，教育落后是贫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整个扶贫工程的“造血”系统。精准扶贫是相对粗放扶贫而言的，重在“精”和“准”。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进行价值、对象、管理的精准定位。价值定位是通过观念引领行动。明确农村教育的价值选择是有效实施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逻辑起点。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反映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而教育服务于社会和个人双重价值主体。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在价值定位上存在“离农”和“为农”的悖论，这源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应秉持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的宗旨［11］。对象定位就是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落实农村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前提。为彻底“拔穷根”，必须积极探索识别扶贫对象的制度、方法，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和跟踪调查，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库，彻底搞清楚哪里穷?谁穷?为何穷?是否需要教育扶贫?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扶贫工作。管理定位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涉及到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多个主体的责任划分，农户信息的及时更新，扶贫项目的设置，扶贫资金的投放、使用、监管及效率评估等。因此，必须明确事权、分工到位、精准管理。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一个逐级递进的长期过程，农村教育精准扶贫，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扶贫体系。

(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精准改造

义务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一直以来都备受重视。21世纪初，义务教务的普及工作基本完成，但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的差距仍较突出。义务教育的属性，决定其必须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在精准定位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原因的基础上，应加大教育经费的倾斜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扶贫项目，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校车安全整顿计划等，改善薄弱的教学设施，配备优秀的教师资源［12］。同时，要帮助农村学校精心开办校本课程，注入更多农村元素，增强教育内容与农村文化的融合度。从而实现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均衡发展。此外，在许多农村地区，高中办学面临瓶颈，必须谋定思变。初三是农村孩子求学生涯的一个转折，有能力升学的进入高中，剩下的学生该何去何从。“跳农门”“读书无用论”使得不少学生选择无奈辍学。事实上，中职的就业率稳居高位，2015年达96．3%。①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对高中教育进行“精准改造”，一方面，努力提高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另一方面，设法改变农民的陈旧观念，如设立“教育观念引导中心”、制定中职教育协作计划等，实现普高、职高双管齐下、并蒂开花。

(二)职业教育:打造特色、精准就业

农村教育存在“两头响声猛，中间受梗阻”的细腰鼓现象———现代职业教育的组织方式与农民获取非农生产技术的矛盾［13］。具体来说，国家积极呼吁重视职业教育，农村社会发展亟需职业教育，农民迫切希望通过非农技术摆脱贫穷，但实际上，去职业学校学习的农村孩子并不多。根据《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中，90%以上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53%为“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并且这两项比例呈上升趋势。报告显示，高职毕业生发展潜力逐步提升，月收入连续5年增长，以2012届学生为例，学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2731元，3年后为5020元，增幅达83．8%，这说明职业教育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显著功效。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必须打破这一怪圈。“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职业学校［14］，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的水平。1．办出特色:依托当地区域环境和经济资源，设置特色鲜明、符合需要的专业，并配足设备和师资。2．保证生源:深入贫困家庭，引导高中毕业生、大龄青年正确认识高职教育，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推荐就读专业。3．完善资助:在“奖、助、贷、勤、补、免”多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上，大力实施“雨露计划”，并拓展扶助项目。4．技能培训:发挥职教的技术导向优势，挑选业务精良、实践能力强的技术骨干定期下村、下户，进行现场答疑、按需施教，培养新型知识化农民。5．立足就业:开设创新创业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指导，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和就业适应能力。

教育扶贫论文篇（8）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通过强化贫困家庭学生入园、上学、升学保障体系，实施教育人才支撑和对口帮扶计划，落实扶贫政策，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校校有帮扶”；确保建档立卡学生资助工作精准落实到位，完成2016年以来覆盖贫困村学校项目建设，督促未完成的覆盖贫困村项目按期完成；确保控辍保学、学校结对帮扶和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落实到位；完成教师交流、培训、对口支援和扶贫协作档案材料整理；完成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加大投入，提升省扶贫重点村运动场地、辐射区域幼儿园配套设施建设水平，进一步巩固我县教育和体育事业总体发展取得的成果，顺利通过各级脱贫攻坚验收评估。

二、工作重点

（一）学习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情况

责任主体：办公室

1.2016—2020年局党委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情况。

2.2018年下半年局党委学习贯彻落实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

3.2019年上半年局党委学习贯彻落实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讲话精神情况。

4.2019年下半年局党委学习贯彻落实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情况。

5.2016—2020年局党委学习省、市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文件、会议精神等情况。

（以上材料要求有学习贯彻落实的会议纪要，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的通知、学习内容、研讨交流发言等资料）

(二)印发文件和专题会议情况

责任科室：规划财务科、资助中心、基础教育科、人事科、教师工作科、法规科、装备中心、职教科、体育和运动服务中心

文件类：2016年以来省、市、县扶贫部门出台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实施意见、实施方案；历年工作总结和计划。

会议类：自2016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召开的系统内专项扶贫会议等通知、纪要、照片等相关材料。

落实台账：2016—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学生落实政策台账（按年度分学期整理，包括享受资助时建档立卡个人及家庭信息、享受资助项目、资助金额、发放时间等）。

2016年以来巡视巡察、审计调查、考核调研、暗访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三）全面落实贫困生资助政策

责任科室：资助中心

学前教育资助:对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予以资助，平均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200元,具体分为3档，1档1000元，2档1200元，3档1400元，建档立卡学生每生每年1400元。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寄宿生补助面为在校寄宿生的30%,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非寄宿生补助面为在校非寄宿生的8%，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生每年500元、初中每生每年625元；建档立卡寄宿生和非寄宿生补助标准均为小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并享受免校服费、校车费补助。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认定条件为建档立卡、低保、残疾、特困供养、孤儿、父母一方亡故、单亲家庭等家庭经济困难情况。

普通高中资助:落实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对就读全日制普通高中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为在校生的10%，平均标准每生每年2000元,建档立卡学生资助标准2500元每生每年；对建档立卡、低保户、残疾、孤儿学生免除学杂费。

中职学生资助: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费、住宿费、教材费；为中职一、二年级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年2000元。

全面落实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每人每年贷款额普通本专科学生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不超过12000元。对在部属、外省高校就读的建档立卡家庭学生，按实际缴纳学费标准给予补助；做到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辍学。

省建档立卡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未资助建档立卡学生台账（明确未资助原因）。

（四）覆盖贫困村学校项目建设情况

责任科室：财务规划科、基础教育科

1.“全面改薄”、解决大班额建设规划文件及台账（涉及的贫困村学校）。

2.2016年以来制定的学前教育建设规划文件(财务规划科)。

3.2016年以来覆盖贫困村的学校、幼儿园建设进展情况，内设配备进展情况（台账及建设照片）。

4.2016年以来合作办园、农村幼儿园园长教师培训工作（应包含相应工作通知、活动开展的照片）。

5.2016年以来巡视巡察、审计调查、考核调研、暗访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台账。财务规划科、基础教育科

（五）控辍保学、学校结对帮扶和留守儿童关爱情况

责任科室：基础教育科

1.出台的学校结对帮扶相关文件和结对帮扶工作台账。

2.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室设立的相关文件和设立、使用情况台账（覆盖贫困村学校应进行特殊标注）。

3.2016—2020年控辍保学档案材料按年度分学期整理。

4.2016年以来巡视巡察、审计调查、考核调研、暗访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台账。

（以上材料应包括：印发的控辍保学相关文件、贫困户学生辍学排查台账、劝返复学通知书、送教上门台账及相关档案、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开展照片等）

（六）教师交流、培训、对口支援、扶贫协作工作开展情况

责任科室：人事科、教师工作科

1.出台的有关人事和教师培训工作中涉及扶贫的相关文件。

2.2016—2020年城镇教师乡村支教、教师交流、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落实、农村学校教师招聘等工作开展情况。

3.2016年以来农村“三名教师”培养工作、贫困村小学校长、教师轮训工作档案。

4.2016年以来选派教师援青、、援渝支教情况。

5.2016年以来巡视巡察、审计调查、考核调研、暗访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台账。

（以上材料按年度整理，应包括通知文件、人员名单、工作台账及相关活动照片等）

（七）加大投入，提升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健身广场建设水平

责任科室：体育运动服务中心

1.场地建设。积极对接镇、办政府及村委会等有关部门，全力做好健身场地建设工作，力争让所有不达标的健身场所面积达标。

2.器材维护与配备。联系市体育局、县财政局等有关部门，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加大全县健身场所的投资力度，重点做好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健身场所的器材维护和配备工作。

3.健身指导。结合2020年全县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加强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做好健身指导服务，切实提高健身质量和健身水平。

（八）落实好帮扶责任人联户工作

责任科室：法规科

进一步完善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各分管同志为副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机制，各帮扶责任人要密切联系贫困群众，严格落实帮扶具体责任。坚决克服不负责任、散慢懈怠、弄虚作假等工作作风，确保所有帮扶责任人每季度至少入户走访一次，疫情防控期间严格落实每周电话联系不少于2次，并结合帮扶工作实际和上级有关工作安排，随时入户走访，及时落实上级有关要求、排查问题解决困难。重点排查疫情防控期间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空中课堂”学习遇到的实际困难，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

（九）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责任科室：职教科

1.出台的与职业教育扶贫相关文件。

2.2016年以来中职学校精准招生、定向培养及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开展情况（档案应包括招生文件、工作开展的照片等）。

3.2016年以来巡视巡察、审计调查、考核调研、暗访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台账。

（十）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情况

责任科室：装备中心

1.2016年以来出台的与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相关的文件；

2.2016—2020年农村学校网络建设、班班通建设、同步课堂开展情况包括：工作台账、相关文件、活动开展的照片等，应对覆盖贫困村学校进行特别标注。

三、节点安排

（一）自查评估。各责任科室完成脱贫攻坚档案和台账整理工作，3月底前形成教育脱贫攻坚自查评估报告，经局领导审核后报县扶贫办。

（二）问题查摆。4月份，迎接市局开展的覆盖各县市区和市直学校的教育脱贫攻坚评估验收督查，以问题为导向，彻底查摆在教育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形成台账。

（三）整改提升。4月—6月底，教育攻坚脱贫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科室对各学区、各县直学校进行自查评估，从中发现的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边查边改、逐项整改。

（四）长效机制。9-12月，对原计划于2020年底前完成的工作任务，要强化工作举措，加快推进实施，11月底前全部完成。12月做好迎接省、市扶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对我县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的验收，确保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自查评估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作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克服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全面布置，精准细致地做好各项迎检准备工作，确保教育脱贫攻坚责任、政策落实到位。

（二）加强组织领导。县教育和体育局成立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教育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教育扶贫办公室，形成教育脱贫攻坚工作专班。

（三）强化舆论宣传。围绕扶贫工作重点，加强扶贫政策宣传、典型宣传，使各项政策措施深入人心，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监督，凝聚合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四）增强合作意识。脱贫攻坚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形成教育脱贫攻坚工作专班，各有关科室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高质量、高水平完成各项教育脱贫攻坚任务。

教育扶贫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231-05

陈琦（1978-），男，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湖北武汉 430079）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农村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规模大大降低。但是，贫困地区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现阶段，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般经济增长已无法有效带动、常规扶贫手段也难以奏效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仍然面临着贫困范围广、程度深、减贫工作难度大的现实问题，扶贫工作推进相对较慢。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强调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主战场。2011年11月，中央启动了首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武陵山片区试点的启动，标志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大幕已经拉开。

纵观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历史，可以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之外，人力资本匮乏也降低了反贫困效果。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落后、生产技能缺乏所导致的参与式扶贫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产业扶贫无法有效开展等，都阻碍了当地的反贫困进程。人力资本匮乏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获得共识，在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中，人力资本投资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现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为连片特困地区未来的扶贫攻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贫困认知

人类对贫困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研究者将贫困界定为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如朗特里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则该家庭为贫困家庭。此后对贫困的认知，又历经了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经济贫困到能力贫困的转变等。同样，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成因进行了诠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认为贫困的产生主要是缺乏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唯资本论”，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政治学角度看，认为贫困的产生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的短缺。例如，汤森认为个人之所以沦为贫困并不是个人因素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与经济建构的结果。从人口学角度看，认为人口数量增长以及人口素质低下导致了贫困。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算术级数增长之间的矛盾会导致贫困。此外，社会学家又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贫困功能理论、贫困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用于解释贫困的成因。可以发现，在各种角度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中，人的因素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力资本理论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60年提出，他指出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要重要得多。人力资本包括用以形成和完善劳动力的各种投资。其中包括教育投资，用于增加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力水平和质量；保健投资，用于减少人们的疾病和死亡，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工作能力；劳动力迁徙投资，用于发展劳动力市场行情调研机构，协助劳动力流动等。…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并将人力资本投资付诸于反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中。许多国家将教育摆到了重要的位置，把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并在实践中收获了重要成果。

在国内，人力资本理论也被视为贫困成因的一个重要解释，许多研究者围绕人力资本与反贫困做出了各种有益探索。一方面，探讨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间接研究人力资本对反贫困的作用。如高玉喜探讨了我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缺乏导致了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周晓梅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崔俊富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另一方面，直接研究人力资本与反贫困的关系，指出人力资本如何影响贫困并提出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反贫困对策。如魏洛明从理论上综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贫困地区发展的关系；赵曦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与反贫困的问题；杨云探讨了人力资本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路径。

国内外的研究同时表明，人力资本与贫困之间关联紧密，人力资本投资对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研究在两个层面的涉足相对较少，一是对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研究较少；二是现有研究较少以家庭为单位考察人力资本状况。连片特困地区的家庭人力资本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家庭人力资本有何差异，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有何影响等问题，正是本文需要侧重考察的领域。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联合进行的“武陵山区减贫战略研究基线调研”项目。本次调查选取了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4省（市）8县，样本覆盖到贵州省印江县、思南县，湖南省凤凰县、泸溪县，湖北省宣恩县、咸丰县和重庆市秀山县、酉阳县等地149个村庄。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采用删除缺失值个案的方法对样本缺失值进行了处理，最终得到566个有效样本。样本分布为：湖北133份，湖南104份，重庆200份，贵州129份。

（二）指标说明

本文采取指标法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选取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三个指标考察家庭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和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在分析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时，引入这两个相关变量用作参考。

几个主要指标的解释如下：（1）劳动力人均收入是指粮食作物收入、经济作物收入、养殖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之和除以家庭劳动力数量，这里的收入未扣除取得收入所投入的成本；（2）家庭劳动力人口数是指16岁以上，在家务农、外出打工或开展经营活动等有经济收入的劳动人口；（3）受教育程度直接通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4）健康状况分为差、一般和好三种类型，分别赋予1分、2分和3分的值，最终获得一个健康指数；（5）接受培训状况直接以接受培训的次数来度量，在回归分析中将变量转换为是否接受过培训的虚拟变量；（6）非农就业状况以是否外出打工来度量，为二分变量，在回归分析中转换为虚拟变量。

四、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

（一）人力资本现状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的64个县，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各个不同省区的农村家庭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表1显示：（1）在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年均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仅为4480元。其中重庆和贵州地区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较高，分别达到5625元和5125元；而湖南的家庭劳动力年均收益最低，仅为2098元。（2）整个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大致相当于小学毕业水平，整体偏低。分省区比较，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高到低依次为重庆（6.71年）、湖北（6.05年）、贵州（6.04年）、湖南（5.29年）。（3）四省区农村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整体较好。（4）武陵山片区农村家庭劳动力接受培训的状态整体不尽如人意，人均接受培训次数仅为0.31次，绝大部分劳动力从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较多的地区为重庆（0.51次）和贵州（0.48次），湖南（0.10次）和湖北（0.02次）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非常低。

（二）人力资本与收入差异

为了比较人力资本不同是否导致收入上的差异，文中进行了方差分析。据研究需要对定距数据进行分组处理后，通过单因方差的分析，来进一步比较不同的人力资本因素与收入差异。对于通过F检验的变量，再进一步使用LSD事后比较方法，进行多重比较，以便于了解具体差异在什么方面。

表2显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健康状况、劳动力教育程度以及劳动力培训次数四个变量均能通过F检验，这说明不同的变量中至少有两个组别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存在差异。进一步通过LSD比较可以发现：（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水平（1-6年）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文盲（0年）、初中（7～9年），高中（10～12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人口平均收入均高于1～6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该组数据中，虽然可以直观看到文盲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初中（7～9年）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平均收入，但是在LSD的检验中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平均收入明显高于健康状况差或者一般的劳动力。（3）从培训情况来看，仅受培训1次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培训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得到了证实，接受2次及以上培训的劳动力与仅有1次培训或未接受培训的劳动力之间，在平均收入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劳动力培训与劳动力平均收入的直接关系并不是非常明显。

（三）人力资本与收入相关

表3考察了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强度。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培训状况、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非农就业状态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相关。但是，从具体相关系数值来看，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呈现出低度相关（r

表4进一步说明了人力资本各变量对收入贡献的大小。在回归分析之前，对自变量的分布、线性关系、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基本满足简单线性回归的条件。表4显示，模型的统计值F达到显著，说明5个自变量对劳动力平均收入的解释都达到显著。但是，模型的决定系数R2较小，说明这5个自变量用于解释和预测收入贫困不够全面，意味着在5个设定的变量之外，还存在着较大的未知因素影响着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具体考察每个变量的贡献大小发现：（1）劳动力技能培训对收入贫困的解释力最小，只能解释0.7%的变异量。一方面说明培训对连片特困地区传统落后的种植业收入的提升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培训对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2）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也比预期要小，只能解释2.9%的变异量。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连片特困地区的传统产业形态与基于义务教育所获取的知识关联性不大；第二，教育投资的效率发挥局限于农村家庭较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少作用的平台；第三，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业对知识的需求不高，劳动力教育水平的高低不能明显体现出收入差别。（3）健康状况对收入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健康是决定劳动力收入的一个基础条件。（4）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比较明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描述，并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收入贫困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个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状态，特别是教育水平偏低，这是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教育水平偏低不仅影响到其发展意识，而且制约了其发展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影响到参与式扶贫的开展，致使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困难，减贫进展缓慢。

2.不同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培训状况的劳动力，其收入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可以证实的是，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健康状况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更高；有过1次培训经历的劳动力收入水平较高。这种差异性，说明家庭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作用机理，在扶贫开发中应该区别对待。

3.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接受培训状况与劳动力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直接相关的程度较低。一方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与收入存在关系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其特殊性，人力资本对提升收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4.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贡献非常微弱，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则相对较大。整体来看，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贡献度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依据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本的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教育扶贫论文篇（10）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粤发〔2008〕5号）精神，切实做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提高广东省扶贫开发水平，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结合实际，制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我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办发[2009]20号）。本文在深入分析新时期高校党建工作特殊性的基础上，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探讨如何把握扶贫开发工作的契机，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一、新时期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特殊性。

（一）政治性与学科专业特点相融合。

高度的政治性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高校承担着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任，高校基层党组织设置、运行方式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政治方向是其根本，政治教育是责任[1]。高校二级院系存在较强的学科专业特点，因此，党建工作应该将政治性和学科专业特点有机结合。以我校为例，具有医药学救死扶伤、造福民众的典型特征。结合医药学的专业特点和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客观形势，基层党建工作必须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刻苦钻研医药学专业知识相结合，促使党员干部树立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信念，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和“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等实际问题。

（二）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互动性。

一方面高校是整个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无论是高校的施教者教师，还是受教育者学生，都来源于类型各异的家庭。客观上讲，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存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互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要做到卓有成效，必须协调并整合各方资源，必须在以学校内部管理关系为政治核心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家庭和学校之间互动关系的桥梁[2]。引导家庭条件各异的党员干部（包括学生和教师）正确认识社会，在磨炼品质的同时，培养服务社会、服务社区的精神，积极投入社会实践，致力于构建和谐家庭、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

（三）知识经济社会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创新型人才，这种需求不仅调动了青年学生、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而且增强了他们的个性发展和独立意识[3]，这对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挑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物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及需求都远胜以往，这对生物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增强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像我校这样的医科院校能否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很大程度上要看广大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和高素质，能否创造性地刻苦钻研并联系实际，能否坚定理想信念深入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否积极主动地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以扶贫开发为契机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一）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绩。

我校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定点帮扶村贵岭村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河源市连平县，该村有15个村民小组共350余户，其中低保家庭52户，待帮扶的贫困家庭138户、680多人口。结合我校和贵岭村的实际情况，校党委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心组织，明确了要充分发挥我校的教育优势、科技优势、医疗优势的扶贫工作思路，广泛动员全校教职员工，采用“输血型”和“造血型”有机结合的扶贫方式，具体从扶持中药种植、改善医疗水平、组织专家义诊、支持下乡支教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开展扶贫工作。在大学的帮扶支持下，贵岭村贫困户基本上实现了稳定脱贫，80%以上被帮扶的贫困人口达到农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较好地完成了扶贫开发工作。

（二）建立了党员干部教育实践基地。

结合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需要，大学在贵岭村挂牌建立了党员干部教育实践基地，将贵岭村作为全校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农村，了解国情民情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的教育实践平台。学校党政领导先后有13人次带头深入贵岭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教职员工共有1000余人次到贵岭村落实帮扶措施，积极参与中药种植技术介绍、医疗水平培训、义诊支教等具体扶贫工作。各基层党组织深入贵岭村开展各种党员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学生深入贵岭村开展“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将党建工作的政治性与中医药学科专业特点有机结合。

（三）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形式。

在扶贫开发工作的同时，基层党建工作迈向新的台阶。首先，扶贫工作增强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互动性，加强了党员干部与穷苦大众的交流，加强了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专业学习，坚定了党员干部服务社会、造福民众的理想。其次，改变了高校基层党组织支部活动单一、形式化的诟病，由原来的简单读文件、集体娱乐活动变成了有意义的扶贫开发工作，增强了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书育人和救死扶伤的意识。再次，加快了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通过扶贫开发工作，党员干部深切体会到了民众的疾苦，增强了党组织主动为师生员工服务、主动关怀师生员工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官本位思想。

三、深入开展参与式整村推进，进一步创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呈零星的乡村分散分布和贫困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等实际情况，“参与式的整村推进为平台以解决贫困问题”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热点。整村推进的含义是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以重点贫困村为对象，依靠当地贫困农民和社会各界的参与，通过对当地农村经济整体发展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开发，实现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目标的扶贫方式[4]。如何与群众建立起“伙伴”关系，如何充分认识群众实际需求、解放群众思想观念，仍然悬而未决。因此，深入开展参与式整村推进，加快扶贫开发，进一步创新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性教育。

目前在某些党员干部中仍然存在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作风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的问题。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以扶贫开发为契机，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动员我校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扶贫工作的第一线，提供中药种植、医疗技术等支持，不仅有利于推动扶贫工作往纵深发展，而且有利于党员干部体恤民情、了解群众疾苦，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扶贫开发工作，进一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加强自身的党性教育、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从而更好地做到整治“”。

（二）增强服务群众意识，推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参与式扶贫是通过“参与式”方法的运用，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借助于外部的帮助，选择发展项目、制订发展计划，并参与计划的执行和项目的实施管理，通过引导，使扶贫对象在主观上认同扶贫项目的各项工作是“自己的事”[5]。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扶贫主体的参与热情相对较低，扶贫主体和扶贫帮扶者还未真正达成需求的一致。因此，下一步工作中应更广泛地动员党员干部深入当地、深入了解群众及其需要，一方面推进扶贫工作，使其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有效增强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意识，推动高校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三）加强扶贫工作交流，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体制。

在扶贫开发工作启动的两年时间里，大学各基层党支部贯彻落实学校党委的工作部署，陆续前往贵岭村进行调研活动，针对农户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了帮扶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各基层党支部的具体条件不同，帮扶项目和效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加强各基层党支部之间的工作经验交流，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同时，健全党建工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的具体工作情况看，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还有待加大。大学基层党组织具有充分发挥基层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职能。尤其是在基层发展党员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应该以扶贫开发工作为平台，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抓典型、找优秀，通过相互交流，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体制。

参考文献：

[1]韩大盾.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运行机制创新研究[D].兰州大学学位论文，2010：7.

[2]刘会龙.现代学校制度中党组织作用发挥机制的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2006，4：51.

[3]钱立贤.论当前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D].东北师范大学为学论文，2009：6.

[4]张万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有效形式[J].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10：19.

[5]王亚娟.非政府组织参与式扶贫项目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