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文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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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74-01

一、叙事性

对于“历史文学”，最传统的理解就是“历史”+“叙事”。姚雪垠说：“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作家所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历史文学所要求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既是“人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人”。

（一）对历史记载中的未知通过叙事来传神的表达出来

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学家往往于此做出最漂亮的文章。姚雪垠将李白成到谷城会见张献忠的传说采入《李白成》第一卷，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据姚雪垠介绍，这件事，吴伟业是作为一个未必可信的传说，用双行小字夹注在《绥寇纪略》的正文里边，从来不为史学家所重视。但姚雪垠通过精心营造，写出了表现明末农民战争波澜壮阔、错综复杂，极富传奇色彩，极富艺术魅力的“双雄会”，作者的艺术想象获得了广泛驰骋的天地。

（二）对于鱼龙混杂的历史问题进行叙事性整理，使其合乎逻辑与科学

李白成被围于鱼腹大山，穷蹙冻饿，十分困难，久而久之，军心动摇，无计可施。这时李白成就把一切付诸上苍，同他的将士们到一座野庙中求签问卦，约定，吉，则破釜沉舟再干；不吉，则请将士们割下他的头颅去投降官军，从此解甲归农。连求二签，签签大吉。于是将士们决心重整旗鼓，冲出鱼腹大山，进军河南。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将士们纷纷将白己的妻子儿女杀了，情形十分悲壮。

（三）叙事性由浅入深，包含简单叙事与深入刻画

史册记载历史人物的事功，往往有声有色，但对历史人物建立事功过程中的苦乐忧思，对人生的体味，对历史的感悟，却常常付予阙如，这就需要历史文学家去精心建构一个幽深隐秘的感情王国。只有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

（四）叙事性是历史文学得以表现的重要特性

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举凡政治、经济、军旅、天文、地理、民情风俗、医药卜卦、猜枚博戏、棋琴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对于世道人心的体验，更要比常人深切。这是还骨架以血肉。骨架是历史，血肉是文学。凡优秀的历史文学无一不是一幅鲜明、生动、形象的当时社会生活的图画。

（五）叙事性将生硬的历史进行形象化加工

如“春去冬来”，十分干瘪，换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独形象宛然在目，有如图画，而且情思韵味无穷。又如，“舞到月落，歌到人困”，此种记述，情趣索然，若换成“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韵味就大不相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文学家的艺术创造。

二、历史性

历史文学是借具体、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显示人类的历史创造活动及其思想的形成，并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认知、阐释和价值评判。它必须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具有历史性，这是没有分歧的。

（一）国外关于历史的解释

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队为：历史是人类的功业，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兰克反对传统史学中的传奇因素，强调搜集和考订史料，如实记述，“不折不扣地描绘出这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

（二）国内关于历史的解释

我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认为，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等体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历史决不重演它白身，而是用一种有别于己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呈螺旋运动。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重新构造出人们在过去所借之以创造这些事物的那个过程。历史学家必须神游于古代的精神世界，重现古人的精神，但不应该把今人的思想认识强加于古人。

三、结语

大致可以论定，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是历史文学的二大要素。它们构成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两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按照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己，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而文学是人学，以人为白己的表现对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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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李鸣生的《发射将军》的时候,感觉是在读一部好的小说、好的电影剧本、好的人物戏、好的历史剧。虽是小说的感觉,但静静一想,它还是报告文学。如果说《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散文式的报告文学,我觉得《发射将军》就是小说式的报告文学。李鸣生把发射将军这个生活中的典型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学典型。这部作品把报告和文学、纪录性和文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历史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政治分寸感和艺术的准确性、以及新闻的五个“W”和艺术的“这一个”,都比较好的统一了起来。这种新的审美感受来自哪里呢?来自作品新的美和新的探索。

改革开放30年,科学出现了边缘化,文学呢?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的报告和文学、记录性和艺术性?我为什么就提报告文学的报告功能,而不说真实性和纪实性?真实性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美学的根本问题,是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要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是报告文学的特性。而纪实性是一种艺术风格,风格没有高低对错之分。所以我说纪实性不是报告文学的专有特性。报告文学是报告和文学、纪录性和艺术性的化合物。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关系有点像我们故事片和纪录片,我在拍某些纪录片的时候,有时候感觉纪录片也是假的。所以任何真实都是相对的。电影的真实通过胶片、摄影机,文学的真实通过线性的文字来激发人们想象。生活有时也是不真实的,不可靠的,而艺术可以更真实,可以反映出生活的本质。我觉得《发射将军》确实做到了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的统一,二者结合得非常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发射将军》带给我一种新的审美感受。这个新的审美感受一个是来自艺术上。比如李福泽将军抠脚丫这个细节,这是生活中真实的一个细节,但在作品里却变成了一个艺术细节。我认为报告文学不能虚构,但是可以想象,必须有想象力。《发射将军》充满了艺术想象,李鸣生在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艺术升华,作品反映的生活已经不是生活本身了。电影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

第三个感受就是作品在思想上有新的发现,有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理性追求。比如写中国和前苏联专家之间的故事,有新思考,有真知灼见,写得非常动人。另外写一个好作品需要体力、耐力和坚韧。李鸣生付出的耐力和毅力,可以说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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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从其中挖掘史实是另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实历史未免太过绝对。《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大错特错了。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历史，但不能绝对当作史料来研读。《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

宋词是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宋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抒情怀古，可以畅想未来，可以反映当下风貌，又可借古讽今。始于唐，成型于五代，繁荣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巨明珠，在古代文学的长廊里，它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它美妙绝伦的风神，可以与唐诗争艳，可以与元曲斗妙，宋词历来都与唐诗并称双绝，为一代文学之盛。宋词中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最为出名。比如，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词也好，唐诗也好，都是历史文化与作者感触相结合的产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那是因为它反映的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中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传统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而且经过民间化街坊化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成为普通大众津津乐道的谈资。

明清时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可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类章回小说，把宏大的战争场面和英雄辈出的时代以小说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有虚构、有思想再加工，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出入。作者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不能等同视之。小说应该说是历史的抽象再加工，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但不是史料。史料是历史学家用来还原历史原貌所必须依仗的资料，很显然小说不能作为这种资料。

二、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是不是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写历史必须具备文学写作才华。当年明月能把枯燥无味的明史写成老百姓都爱看的形式，这说明只有具备当下大众接受的写作才华才能让人爱上历史，去读历史。

如果一部史书没有文采，是不可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永远流传。《左传》《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等都是这样的著作。床头常放着两本书《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不仅仅是从中吸取政治智慧、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气质、心境等的熏陶何其重要。其他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去攻读。历史和文学作品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作家创作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唐诗发展至顶峰。诗歌题材广阔，流派众多。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们的诗是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还是古风歌行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李白的《望天门山》《月下独酌》；杜甫的《春望》《恨别》等；另有以王维、孟浩然代表的田园派和以高适、岑参代表的边塞诗派。这些著名的名家，无不把现实、历史和文学艺术相结合。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产物。它是历史学家桌案必不可少的史料文献，亦是我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可以这样说，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文人无不不通史记。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史学著作，有两本最为著名，一部是《史记》，另一部是《资治通鉴》。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文学经典。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他们的床头都少不了这两本书，特别是《资治通鉴》。

史学与文学的异同：（1）文学更偏重想象，历史更偏重现实；（2）文学从一般到特殊，史学从特殊到一般；（3）文学更注重抒情议论，史学更注重叙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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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历史主义文论在发展中对自己的种种不足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这是它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论的比较强烈的自省性。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批评实践中对最初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批判态度,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艾伦・刘(Alan Lin)在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研究中就“一方面最严格地执行着新历史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方法作最彻底的批判”,这应该是新历史主义理论自身前进的标志。

对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文论流派,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分解,而应从各个方面领悟它的精神,分析它的价值,真正汲取它内在的艺术理念与相关的实践精神。我们深知,作为一种对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远远没有终止,对其理论本身的思考和质询也是无法穷尽的。新历史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论主张,但它提出了问题,使我们有思考和解决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它还存在着不足,才使我们有改进创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值得为之执著的问题。

文学在历史中回眸,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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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我国历史教学中应用文史结合法的必要性

一方面，受古代科举制影响，我国历史教学发展步履维艰，高中历史教学与时展严重脱节，也正因为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时期内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所以历史教学过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问题。首先，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步伐，教学语言生硬呆板，过分严肃，学生个性也因此而受到压制;其次，历史教学模式陈旧而没有新意，现代影视资料信息渗透不足，历史知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文字，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且学习深度不足;最后，传统教学模式的形成取决于师生应试心理，教师一味强调灌输学生理论知识却忽视对学生进行历史情感方面的教育，阻碍了学生历史价值观念的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该方法的应用恰如其分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不仅使学生建立起了历史学习的自信，爱上了历史学习，而且促进了高中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现代高中历史教育的发展和完善。所以，使用文学史学相联系的教学方法是时代的要求和发展的必然。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史结合法的具体应用

(一)在历史教学中融入文学性语言及文学作品

《史记》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绝对高度的评价，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绝好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语言生动，而且内容也形象地描绘着历史，让人感觉身临其境。另外文中所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是全面而具体，让学生感觉作者仿佛就在眼前，使历史知识变得更加形象易懂，有助于学生记忆。当然，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它们也在历史教材中出现，使历史事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学生理解更加深刻。人类因为语言而沟通，书本知识也通过恰当的语言描述而变得浅显易懂，所以优秀文学作品的加入给历史教学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在历史教学中融入影视作品

传统教学模式受科技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只能在“粉笔”、“黑板”和“教科书”的协作下进行，单一而低效。既不利于学生理解知识，又不利于教学水平的发展。但将影视作品适当融入历史教学中，就可以轻松活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珍珠港》、《甲午风云》、《三国演义》等历史影视剧，让学生在感受艺术作品韵味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三)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融情于景”的教学方法

有人曾说过，青少年之所以遇到了困难，那是因为他们面对着裸的教育行动。这足以说明传统历史教学中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听取的教学模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不论哪个学科的教师都必须意识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对教学活动开展的重大意义。只有学生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他们才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所谓“融情于景”就是将情感教学与情境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历史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国历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念，使其最终具备以史为鉴的能力。从而更高效地学习历史，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这也就达到了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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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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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我们的先人认为，大地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绝对中心就在中原地区。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念下，郑州登封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几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这里也成为人们测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质体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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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吴宇森执导、叶锦添担任美术设计的电影《赤壁》(上、下)，是近期备受关注的一部上下续集的杰出影片，上映以来已有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过这部电影，本文则从服装设计的角度，对《赤壁》服装所采取的一些设计手法加以探讨。

一、基于历史原型的服装设计

电影《赤壁》所描述的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东汉末期，为魏蜀吴三国的成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服装仍旧沿袭汉衣的样式，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曲裾”，即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一为“直裾”。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曲裾，即为深衣，始于战国时期，沿用至汉代。三国时期，男子穿深衣的已经不多了，以直裾衣为主。而服装制度也沿用汉代制度，军阀官员穿禅衣，又名“祗服”。禅衣是单层的外衣，禅农里面有中衣、深衣，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只是袖型有变化，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这一时期服装的图案，具有如下的装饰艺术特点：具象题材、抽象运用：繁复求变，乱中有序：以线成面，线面互补：艳丽明快，朴素华美。

电影《赤壁》中的男性服装样式大多采用直裾衣，女性则为曲裾深衣，纹饰图案也蕴含具象题材、抽象运用的特点。比如，主要角色的曹操、周瑜、刘备、孙权均着禅衣。小乔着深衣，曹操的服装配有抽象的兽纹图案，刘备服装上的纹案则繁复而流畅。

然而，通过考古发掘的中国古代服装相对有限，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基于历史原型的服装设计，是无法完全依靠模仿某一特定时期的服装来开展的。电影《赤壁》的服装设计在寻求复古主义方向的过程中，遵循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对服装的复古设计，须在对中国古代服装的古典特征提炼的基础上，加以具体的把握。

二、兼顾文学形象的服装设计

长久以来，赤壁之战中的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深入人心的。

《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对人物服装的描写更多的是参考《三国志》以及民间传说，因此，《三国演义》中对人物的服装描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因素。但这些广受欢迎的着装人物形象通过后世各种艺术形式(如戏剧)的不断演绎，使得这些服装带有显著的符号化作用，让人无形之中就能通过服装联想到具体的三国人物。比如，关羽的绿袍，诸葛亮的通天冠与一身白衣。

电影《赤壁》的服装设计，也兼顾了《三国演义》的文学形象。其中最典型便是周瑜的服装。“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何体现这一风流浪漫形象?一方面风流倜傥，一方面雄才伟略，还要有温柔细腻的内心。这并不容易。除了保留小说中的羽扇与纶巾，还对周瑜的发型作了一定的改造，打造了一个中分的头套，在眉毛与鬓角上加长了他的古意，使他看起来与以往的形象有别。另外，保留了小说中诸葛亮的一身白衣。却基本取消了《三国演义》中永远伴随着诸葛亮的通天冠，只在赤壁之战结束时佩戴，以此暗示。经历过赤壁之战的诸葛亮，才接近人们心目中人神合一的形象。

三、提升影像枧觉效果的服装设计

服装在电影中的视觉效果，主要是通过色彩来呈现的。服装造型的视觉表现，则主要是通过服装材质的厚重与轻薄、粗糙与光滑所造成的穿着效果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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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的起源

英国文学中的史诗是最早的叙事文本，在内容方面多讲述神话故事，例如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诗中的英雄Beowulf与毒龙战斗，杀巨魔，Beowulf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而牺牲。Beowulf是英国文学神话故事的开端，它的部分情节以及文化背景以北欧为基础，但是在其中夹杂着基督教的故事成分。英国文学史诗中展现了神话故事中人类运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大自然的大无畏精神。Beowulf的神话故事对英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Beowulf仍然在英国文学史上属于发展的初期阶段。Beowulf故事更多的是对神话的一种具体描述，但是Beowulf作为英国文学叙事史的重要开端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小说在叙事传奇以及史诗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因此被后世人广泛称赞以及研究。

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史诗出现之后就是传奇故事，其中尤其以骑士传奇（A Knight's Tale）为主。在英国文学史上，对于骑士的描写以及叙述非常重要，在当时的英国，对骑士的理解类似于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的侠士。在史诗逐渐向现阶段的小说题材发展过程中，传奇故事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传奇故事对于小说的影响远远超过史诗。例如艺术性高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类，在当时的英国传奇故事中，运用的手法是韵文（头韵体诗）。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一文中，主要歌颂对高贵妇人的爱以及对领主的忠诚，主要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类似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类关于骑士的小说非常多，其主要结构都是在其中穿插了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为后来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传奇故事是在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不是根据现有的相关事实进行直接叙述，其主要依靠的是创作传奇故事的作者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上述文体形式通过对现实生活实际的感悟，继而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使其代表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让文学作品拥有生命力。从上述发展情况来看，一旦把史诗定义为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来进行叙事，那么传奇故事就是在想象中所创造的叙事模式，史诗以及传奇故事的结合成就了我们现阶段所说的小说模式。

从叙事的方面来看，小说的出现始终是来源于生活的，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上小说作者自己的创造而推进故事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小说是史诗以及传奇故事发展后期的一种叙事题材。小说既肩负着对内在生活情感的表达，又肩负着对生活艺术的创造。小说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远远超过史诗的描述；在合理设置情节方面，小说又是在传奇故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综上所述，小说无法完成史诗的艺术创造与使命，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诗具有特殊的叙事模式以及审美情趣。小说的主要叙事依靠的是生活化的演绎，相对于史诗以及传奇故事而言是另外一种叙事文学。在我们对英国文学史的研究探索中，主要针对英国文学作家进行研究，根据其主要写作特点以及心理历程进行研究分析。

英国文学作家的叙事模式研究

1.Satter的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叙事

Satter的文学创作被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伦理叙事阶段；其二，意识形态叙事阶段。Satter在经历二战时期后，把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冲突阶段详细地描写出来，让其文学作品以及风格充满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继而导致脱离了现阶段社会所实践的文学伦理观念。在早期，Satter采取的是伦理的叙事模式，在本质上来说，伦理叙事模式主要是通过作家的叙事话语形式来展示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情感状况。伦理叙事的宗旨是围绕着某种伦理的具体要求下的动态展现，在叙事的过程中，构建出伦理文本。简而言之，伦理叙事在互动的情况下，阐述了伦理之间的关系，详细地将伦理关系解释出来。Satter在早期阶段是出于个人的创作需求，将文学作品当成是伦理诉求的主要对象。英国文学作家Satter利用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叙事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Satter的伦理叙事中，主要描述的是当时英国文学所盛行的形而上学理论。Satter自己称自己为形而上学作家，从上述角度来看，Satter在伦理叙事方面的研究造诣非常高，是其他学者所不可比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英国文学在整体上的发展掺杂了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情感道德方面的内容，对于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学方面的形态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逐渐成为了当时英国文学的主要叙事模式。

Satter小说中所应用的技巧是针对社会中的某个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事件。Satter的伦理叙事与马丁学者的早期结构主义学说非常相似，主要关注文学语言的形式问题，比较少提到历史领域的研究范围。在Satter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意识到了道德观念。在Satter的意识里，文学作品与社会的政治性密切相关，自己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出自己的创作水平。在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过程中，Satter意识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叙事本质，即为控制好叙事主体的意识形态，在叙述的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的立场以及看法。上述风格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Satter在二战后意识到了介入文学的相关意识不可或缺。在介入文学观念的引导下，Satter的文学意识逐渐向阶级斗争发展，在政治方面的意识非常强烈，在小说的技巧方面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Satter的主要叙事风格也逐渐向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关系转变，Satter的意识形态叙事具备了文学的批判特点。

2.马克・科里（Mark Corey）的结构叙事学研究

在英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Mark Corey是顶梁柱之一。在Mark Corey的叙事研究理论中，主要侧重点是多元价值不会代替标准价值。英国叙事文学是在1960年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的，英国叙事文学主要通过叙事的时间以及叙事的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发展研究，在当时的英国文学发展历程中，诸多学者都认为从叙事的时间以及叙事的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是准确的。但是，根据相关研究发现英国的主流叙事文学中，对于其主要叙事规律很难发展其中的关键点，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延伸发展而来。后结构主义的诞生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传统嬗变，从上述角度来看静态的叙事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

结束语

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主要特点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阶段：英国文学首先从简单直白的史诗表达进而转变到传奇故事中的虚拟表达，在最后的发展阶段中，将史诗以及传奇故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现阶段我们所说的小说题材，在结合的过程中使英国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叙事模式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从中找寻到文学的发展方向。从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现阶段生活以及社会的弊端，利用更加快捷方便的模式来研究英国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英国文学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诸多文学发展形势在历史的舞台中都发挥出夺目的光彩。在现阶段的艺术青年来看，从对诸多前辈的学习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积淀，以自己的语言风格来对英国文学叙事模式进行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曹迁平、段园园：《英国文学改编电影的形式嬗变》，《电影文学》2015年第12期。

[2]杨眉：《英国文学的叙事模式综述研究》，《语文建设》2015年第23期。

[3]王海芸：《英国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的文化隐喻》，《电影文学》2015年第14期。

[4]叶丽贤：《英国文学经典化的溯源研究――回顾与启示》，《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5]张秀梅、马春兰：《英语专业英国文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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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着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