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

今年的5月27日，一场特别对话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对话的双方一边是中国第一代博士，他们如今功成名就，在各个领域担当权威和领军人物，而另一方则是年轻的博士生们，他们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科研重任。

不同时代的博士毕业生，面对不同的困难与困惑，博士们的境遇，折射了时代的改变。

致30年前的青春

11位“新中国第一代博士”聚会在大学校园里，个个神采飞扬。30年前的5月27日，经历过了十年“”，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在一片百废待兴中渐渐复苏。继教育部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这一天，18位中国国内培养的“土博士”，在经历了论文评审和答辩之后，终于师成出山。1983年的 5月27日，18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被集中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博士。

当年被外界戏称为十八勇士的青年学子，如今已均年过花甲，成为了国内知名高校的院士、校长及教学名师。

马中骐，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在当年18人中，他是第一个进行论文答辩的，历史选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名自己培养的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马中骐留所工作至今，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聚会上，马中骐展示了一份珍贵的资料——30年前的博士答辩现场录像。由于年代久远，录像画面不是太清晰，但黑白的影像再现了当年真实的场景。画面中，马中骐用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不时在黑板上进行演算，尽管设备简陋，答辩过程却是一丝不苟。

就像黑白影像的简单一样，30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艰辛而又单纯的过程。受“”影响，李尚志曾在四川大山里当乡村教师，教书之余，他没有放下数学，心中的信念是，“国家总有一天需要数学人才”。当命运给了李尚志重新回到大学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抓住，成为第一代博士。面对30多年的命运变迁，如今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尚志教授感慨：“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搞科研的机会，这一点可能现在的学生没办法体会。”

太多还是太少？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之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在座谈会上说出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后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

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单位已达到347个，在校博士研究生共计24.6万人。与1983年首届的18人相比，这个数字增长了1万倍有余。据权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多了是坏事吗？面对近些年逐渐加大的就业压力，一些本科生开始为了逃避就业压力而选择读研暂避风头，这几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人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时却发现，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

有人无奈感叹：“博士无用。”但很多用人单位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造成学历贬值的原因，并非是扩招后引起的博士数量增加，而是庞大的数量背后，暗藏的质量问题。

30年前首批18名博士的超豪华导师阵容标准，注定会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瞬间被载入史册。5月27日的座谈会上，一位当年的老博士提到高校扩招时感叹：“我们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且每人只带一两名博士。不像现在这样，有的人同时带40多个学生，我都不知道怎么个带法。”

“博士培养得多了，自然良莠不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媒体关注博士群体，不应该单单看到博士队伍中一些专业水准较弱的人群，还应该看到一些优秀的、好的代表。扩招增大了博士队伍的基数，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自然也随之增大。说现在培养博士的整体质量不如我们第一批，但这当中每年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肯定大于18个吧。”对于博士质量下降的说法，李尚志却持不同的意见。

读博动机

上世纪90年代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博士赵烨德，现为一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赵烨德毫不客气地批评：“现在的医学博士，普遍太水了。”不久前，赵烨德刚刚拒绝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到医院实习。这位博士生的简历显示，学生在硕士阶段从事的是寄生虫专业的研究，而考博时却跨专业选择了整形外科。“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上则太过功利，只考虑就业和待遇，却很少有对学术负责的。寄生虫领域刚刚涉足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就有跳到外科领域要给人开刀。”赵烨德表示，他更倾向于接收硕士时就学整形外科专业，或者是有医院临床工作经验后再选择读博深造的毕业生。

在后续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改换专业的考研者，都是根据就业情况、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间的比例、甚至是与导师的关系来选择，很多导师在考虑录取标准时，也会掺杂学术以外的考量。

一种观点认为，博士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单一的评价标准有关系。在赵烨德看来，不同专业需要有不同的考核标准，对于一些偏向于理论研究的专业，可以以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考核的惟一标准，对于一些偏实用性的专业，则应该考虑对学生的实践经验设定硬性要求。“学位培养没有细化的标准，导致一些学生在考研、考博时乱跨专业，结果学而不精。”

赵烨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整形外科的博士为例，3年一共6学期，第一学期上马列毛邓和英语等公共课，之后的两年名义上用于做课题写毕业论文和手术临床，到了最后一学期开学，就要交论文，之后的两三个月要在与导师的沟通中一边对论文加以修改，一边准备答辩。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博士生在3年的读博生涯里，充其量只在手术临床实习6个月，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刀的经验，只要论文通过，就毕业了。“这样的博士毕了业，哪个医院敢要？当然，其中很多人选择留校任教，自己没做过一次手术，却又开始教别人拿手术刀。”

英国、日本等国推行“论文博士”机制，规定论文博士生只要在3年—10年在读期间与导师做交流论文，而毕业时也同样要拿出相当于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即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曾表示，国内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若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文辰辉说，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生物专业，就是因为听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文辰辉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物专业很热门，录取分数线最高。“我们清华大学生物系那一届招进了30人，几乎全是各省的理科状元。当时，我选择生物的想法就是，我考了最高分，当然要上录取分最高的专业，就好比花最贵的钱，一定要买标价最贵的东西一样。”

正是这样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决定了文辰辉接下来11年的学业方向。文辰辉的同学大多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们30名本科生，其中起码有20人和我一样，仅仅是因为一句口号，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5年本科结束之后，文辰辉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读研、读博，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文辰辉说，虽然前5年几乎完全不热爱生物，但在之后赴美深造时，他还是选择了这一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6年的硕博生涯。

“到美国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美国课堂上导师启发式的授课，和学生发散性的思考方式，让我有如新生。”后来，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文辰辉曾从事科研工作，但最后还是选择接受MBA教育，成为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

“我在打算读MBA之前，征求过导师的意见，她虽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但仍然支持我的选择，并为我写了推荐信。那时是1998年，美国经济泡沫时期，投资市场很好，再加上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本来就是巴菲特的母校，所以学生选择经商的很普遍。当然，学过的东西都不能算是白学，学习生物时养成的思维方式、思考逻辑，使我终生受益。”

另类博士

30年过去，首批18名博士后来尽管经历各不相同，却无一人“下海”，仍在从事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马中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如果做不出什么成果，就对不起这个‘第一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责任感。如今，社会环境不同，博士生们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却有了不同的考量。

苗青，历史学博士，现在是上海滨海古园的历史研究员。

1999年本科毕业后，苗青有过长达8年的教师经历。“我从小热爱历史，本科学历史，毕业后又在一所中学教历史。”工作的时间越久，苗青越觉得只在课堂上教授浅显的历史知识，无法满足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渴求。抱着这样的心态，2007年，苗青又一次走进大学，开始了自己硕博连读的生涯。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2）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我国，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虽只有二年，艺术学（理论）作为原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也只有十多年，但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在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和艺术各部门艺术理论，和文艺学、哲学美学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也紧密相连，艺术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借鉴，所以艺术学理论生长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且有我国古代诗论、乐论、书论、画论、曲论之丰厚的学术传统，只要我们肯下功夫，潜心研究，艺术学理论新成果是指日可待的，学科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要进一步探索。首先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原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没有下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所以无法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学理论升为一级学科后，仍未设本科专业，因此在本科培养方面，艺术学理论还是一个空白。

现其他部门艺术学科大部分都设有理论本科专业，如美术学（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学（设计史论）、音乐学（音乐史论）等，相对来说，这些本科专业课程设计及教学体系较为完整。近年有关艺术学院根据社会需求又自主新开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如山东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均招收艺术管理或文化管理本科生，还有的学校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前者还开设艺术编辑学专业，这些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处于探索阶段，取得初步经验，培养的本科生适应了社会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中央美院开办美术史本科专业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开办工艺美术史论专业自1983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原工艺美术史论后根据学科调整为设计艺术学，2004年，又新增美术学（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清华美院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专业招收理论本科生。现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在学科方面主要承担艺术学理论，学院计划明年直接以艺术史论为专业名称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史论系老师十四名，从事设计艺术史论和美术史论的教师各一半，有八位教授八位博导。根据老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我们给史论专业本科生开设中外美术史、中外设计艺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艺术原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与思潮、审美文化、中国书画艺术、艺术传播学、艺术批评、宗教艺术、民间艺术、艺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学生还可在绘画、雕塑、陶艺、设计各系选修艺术实践类课程。即使明年将本科专业从设计艺术学、美术学改为“艺术史论”，那么我们开设的基本上还是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艺术史学理论、批评理论方面还可加强，增加新课。

目前，艺术学理论本科教学，一方面可增设艺术历史与理论、艺术批评与管理二个本科专业，前者以中外艺术史、艺术考古鉴定、中外艺术理论等为主课，兼及艺术批评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后者主要开设中外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思潮、艺术批评史、艺术与文化管理、艺术市场等主课，同时兼及中外艺术史与理论课程。将艺术学理论的本科专业逐步办起来，逐步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没有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或者已经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办好现存的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本科理论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都依托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教师亦还要担任美术、音乐、设计创作实践学生的理论课程，理论和创作实践可以互动，理论系的学生亦可有机会多看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展览和音乐表演，这正是中国式艺术类理论学生的优生环境。在西方，艺术史系大都独立设在综合大学，没有艺术实践教学和创作表演的氛围，他们和历史、文学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人文社科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一般只有5-6位教师，7-8位算较多了，而10位教师则是大系了。我国的各艺术部门的美术史论，音乐史论、设计艺术史论、戏曲艺术史论专业，已经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可为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硕博生招生提供生源，也可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博生培养准备人才。即使招收艺术历史与理论（简称艺术史论）、艺术批评与管理（简称艺术批评）本科生，也要依托相应的部门艺术史论，如音乐学院招收艺术史论或艺术批评本科生，恐怕还是要主要讲音乐艺术史及音乐批评理论，而美术学院招收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本科生，也主要还是要讲美术史与设计史、美术批评与设计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艺术史必须要依托部门艺术史才能讲授，西方人讲艺术史，主要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史，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博生教学，任何人都无法讲授“空洞”艺术史，讲授既不是美术史，也不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的艺术史，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完人”能讲授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设计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都涉及的艺术通史，所以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必须依托一、二个艺术部门来组织教学。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明年招收艺术史论本科生，也只能以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史论为主组织教学，只有在教师可能情况下，可以考察兼顾其他艺术部门的史论教学。

艺术学理论及前此的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我国已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艺术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设有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博点，2011年调整学科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后，不少有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学、影视戏剧学博士点的学校，又纷纷新增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我们现招收的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博士生数量，在世界上可能排在前列了。另有部分学校，虽然没有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但设有原艺术学二级学科（理论），现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士点，我国艺术理论的硕博生培养，跨越式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艺术学硕博士招生，在1980年代和文学、美学相比，是落在后面很远的，目前招生数可能已大大超过了文学、美学的招生数量。短期类学科消长所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的变化和要求产生的。在艺术学理论硕士生教学方面，我仍然主张要依托部门艺术史论来组织教学，一方面可以开设艺术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史学等宏观理论方面的课程，增加学生对艺术宏观方面的把握及普通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另一方面在知识点及做论文时应选择美术、音乐等具体的课题来从事研究，否则，学生无法驾驭大而空的艺术学宏观理论，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艺术理论中的具体某一个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涉及“史”的时候，必须和部门艺术史结合。清华美院在2012年前是以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学科招收理论硕士生,2012年开始以艺术学理论招收硕士生，但入校考试科目仍以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两个方向组织考试。在教学方面，5年前和设计、绘画、雕塑硕士生一样，专业课均由导师负责，现改为专业基础课，由美院老师各自列出，然后由硕士生自由选课，选课人数达到五人即可开课，同时，艺术史论系，又开设艺术史论包括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必选课，这样使学生既能必修艺术史论必备的课程知识，又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本系和其他系的理论课与创作实践课，加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学生能了解导师以外其他教授的学术特长。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比较好，避免了以往导师一人包揽所有专业课的狭窄状态。在实践类的学生中，还出现过导师一学期只和学生见两次面，最后课程考试照样打分的不负责情况，现在此种情况不存在了。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导师所开的选修课程，所带的学生可选也可不选。学生自由度增加，而导师不必另外给所带学生开课，主要责任是指导学生的硕士论文。艺术学博士生培养，是在硕士知识点及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创新性、尖端课题做深入研究，期望取得创造性成果，完成博士论文，成为某一专题和领域的研究专家。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3）

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4）

举办什么样的国学院的问题在于理解和把握国学，对此，纪宝成校长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其所作具体阐述是：“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南方周末2005-05-26）简而言之，人民大学国学院所谓的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内容以经史子集等科目为主，重在对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据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纪校长上论，就现有的体制而言，是应当理解的，非此不能得到意识形态的认可，以顺理成章的举办国学院；但是，就学理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

众所周知，“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恰恰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的西化式进路，而这种研究和阐释的最大成就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使之中国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儒学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可见，“参照西方学术”是一个悖论式推论，是一个两难困境。而要走出这一困境，首先要对“参照西方学术”的思想理路进行正本清源。否则，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难以对国学进行自恰的理性的推定，必然步入误区。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就“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而言，只有儒学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取得当代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推定儒学，其结果只能是更大的悖论，从而无从谈起对儒学的“抽象继承、积极弘扬”了，所以，人民大学只能任用一个红学家为国学院的院长而不能任用现代新儒家，就成为可以理解的必然了。显然，没有儒学作为主流和没有儒家为之主持的国学院，其国学的份量将大打折扣。但是，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当代的体制下，对于纪宝成校长及人大举办国学院的举措应当给以充分的同情和理解，是不应苛求的，其毕竟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目前，期望国学院能推动儒学复兴并能够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的主要障碍是存在着儒学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合法性与统一性问题，而这已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以明确我们所处于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把我们的学术研究，做的更加深入扎实。

对应于本文的论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学和国学院是不同的定义。

“国学”一说，虽为现代所争论，但古代中国已使用国学作为概念范畴了。所以，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推定国学的本质性，有利于对国学给出明析的定义，更有利于今天规范国学，以复兴中国文化。

从中国古代国学的内容与形式、内涵和外延而论，以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的统一性推定之，应当认为，国学者，是以经邦济世、化成天下为目的，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国家立国的根本之学。中国古代的国学虽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道学为辅。所以，以国学定义国学院，国学院是由国家所成立的以培养具有道统与学统统一性的经邦济世人才为目的的最高学府。

可见，二十世纪初北大、清华用国学指称的仅仅是学术内容，因离开了国学的本质性，自然也就不能以国学取胜了；所培养出的学者，如顾颉刚等人的大相径廷、反国学之道而行之，也就不足以为怪了。

由上可知，以国学和国学院的定义推定人民大学举办的国学院，的确勉为其难。其一，人大的国学院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而不能代表国家的国学则不能称之为国学。其二，今天的国家道统和学统由宪法所定，国学是马列主义，国学院则是中央党校，所以，人大的国学和国学院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可见，国学在当代中国形成了二律背反，举办国学和国学院则是两难困境。所以，走出困境，卓有成效的举办国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培养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人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动儒学及国学的复兴，在现存体制下，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

正因为如此，在人民大学是否应当组建国学院的问题上，来自于激烈反对者薛涌、袁伟时等西化论者的意见，应当引起反思。因为，由上述问题所决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他们并不担心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是另有所图，这不能为一切关心中国传统文化人士所注意。所以，从他们的行文中发现问题，把握其思想动向和价值取向，是极其必要的。

薛涌博士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人大成立国学研究院：“借鉴”之后能偿还吗？》，《新京报》2005年06月04日）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薛涌博士为什么只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而看不到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看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引领西方文化走出困境呢？薛涌博士身在西方，不可能不知道“西方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之深刻内涵；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博士，也不会不知道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研究和由此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汤因比说：“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7页、288页）。所以，汤因比认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 阿·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5年11月北京第1版289页）。因此，应当认为，薛涌博士是在故意歪曲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在《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南方周末》2005/06/10）一文中，不但更加说明了这一点，也由此暴露了其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矛盾，表明其在西化的理路中妄论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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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博士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自以为是，行文不但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敌意，而且挑拨离间、顾左右而言其它，混淆是非，唯恐中国文化复兴。 薛涌博士说：“纪先生自己在讨论国学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时，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没有提及，更遑论蒙学、藏学、满学了。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所以，薛涌博士鼓吹应“学学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可见，薛涌博士竟然不知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却大谈其他民族的“贡献”，由此表现其历史观之混乱。对此，我们不仅要问：在薛涌大谈“其他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时，却为什么忘了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难道这些贡献不是恰恰表明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吗？而这些“品质与风貌”难道是“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之所能吗？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难道不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道互补之学、儒法相参之用吗？可见，薛涌博士通过他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但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从而以蒙学、藏学、满学做为中国文化“特有的品质与风貌”，而且要把中国文化更全面的西化直至消亡而后快。

所以，薛涌博士下论可谓道破天机：“‘国学’总是要强调内外之别，似乎有一些是我们自家的宝贝，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和别人的东西有决定性的不同，是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最后，这样的国学很容易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究其所以，是薛涌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我们文化认同的核心”、更害怕中国文化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化成天下。可见，不是别人无法理解和赏识，而是薛涌博士非常理解，但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而不能“赏识”。是故，薛涌之道可以知也！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解构性否定之后，薛涌博士又大谈起“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了（ 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对此，我们不仅要问，这个“人类的传统”、这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难道是薛涌博士推崇的“蒙古帝国”的“全球化”吗？难道是薛涌博士一再申论的“蒙古、满清在这方面都显示了高超得多的政治技巧和军事能力”吗？（薛涌：《国学强调内外之别、中国文化该如何定义》，载《南方周末》2005/06/10）果如是，那可就中了薛涌博士的诡计：中国文化不应当复兴，只能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5）

1.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反思及理论建设；.

2.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

3.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研究；

4.旅游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旅游研究；

5.经济人类学与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6.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

7.族群理论与民族关系研究；

8.物质流动与文明传播。

在本次论坛中，先后有7位学者在大会上做学术主题发言。

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庄孔韶教授发言题为“人类学的田野调研：个人选择与团队计划”。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讲座教授，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纳日碧力戈教授发言题为“民族同化论的三个误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庆仁教授发言题为“西方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何明教授发言题为“从民族调查到民族学调查——近十年云南大学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回顾与反思”。四川大学博士生导生徐新建教授发言题为“新中国的民族起点——‘封贡’与‘结盟’的类型转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夏蓓教授发言题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反思及建议”。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静教授发言题为“回顾与省思：民族心理研究之理论与实践”。

主题发言之后，又有30多位学者围绕“论坛”的主要议题在会上作学术交流发言。

2012年5月20日，由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杨正文教授作了会议总结。杨教授指出：本次论坛收到的55篇论文可归纳为：

1）关注于学科理论方法的反思；

2）关注于国家、民族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

3）关于传统文化与族群认同的研究；

4）区域族别经济社会与文化；

5）法律与文化、法人类学的研究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杨正文教授将本次论坛的特点总结为：

1.体现了经验共享性；

2.体现了参与的广泛性；

3.体现了学术的自由风气；

4.年轻学者所占比例超过前四届论坛。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6）

随着历史教学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重视初中与高中教学的区别与衔接问题。许多专家和教师都主张，初中历史课要“讲故事”。对此，笔者深以为是。现行初中课标在“教学建议”中也提出了“举行历史故事会”的要求。但是，课堂教学讲故事，与课余举办故事会有所不同。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讲故事，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大课题。从笔者的听课经验来看，大多数初中历史教师都感觉历史故事好讲，但结果是能够把历史故事讲好的并不多。究其主因，历史故事的主题设计是关键。

关于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要求，台湾历史教育学家张元先生认为，历史故事不仅应当有趣，而且要有深度，把历史故事作为认识历史的例证，讲出有“深度趣味”的历史故事。无独有偶，时宗本先生也认为，教师要善于挖掘和把握历史故事的深刻主题。例如，时老师在讲《文艺复兴》一课时，从“人文主义”的故事主题出发，讲了《神曲》《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详实或简略，但都是紧扣“人”这一故事主题的。前贤们有关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精辟论述是我们搞好历史故事教学的重要参考。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初中历史故事教学的主题设计还存在着“浅层求趣”甚或“偏颇求趣”的倾向。以初中历史课“秦王扫六合”为例，许多教师相沿成习地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简单定位于“暴虐”，既不清楚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来历，也无视史学界有关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从而陷入“偏颇求趣”的窠臼。

为了有助于历史教师讲出有“深度趣味”的秦始皇故事，笔者梳理了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流变脉络，提供了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分析了其“暴虐”性格与人生经历特别是与帝王专制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秦始皇。

一、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背后包含着后世不断累加的虚增成分，也隐含着儒学内部的正统之争。

长久以来，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根深蒂固。其间，尽管也有对秦始皇的正面之论，但很快就会被“暴君”强音所吞没。因此，许多教师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定位于“暴虐”是符合学界传统主流观点的，但他们对秦始皇“暴虐”形象的理解却有表面化和绝对化之嫌。

根据胜朝史观的理论，当朝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些史书往往会站在本朝的立场去批判前朝，一般会把前朝的忠臣当成本朝的逆臣。这样，作为秦朝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自然就会成为代秦而起的汉朝学者批判的主要对象，贬损、歪曲乃至丑化都在所难免。因此，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早已指出其偏颇。又据著名“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据此，笔者认为，历史时间拉得越长，虚增在秦始皇身上的“暴虐”成分就会越多，以至于今人还会出现对于秦始皇“暴虐”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那么，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又是如何被塑造、定型乃至扩大的呢？

简言之，以汉初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塑造了秦始皇的“暴君”历史形象，经司马迁父子采入《史记》而盖棺论定，后经杜牧等文学家的夸大宣扬而扩大。

秦末之时，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秦始皇为“上”，也就是今上、皇上。（“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引自《史记・陈涉世家》）西汉高祖时，以陆贾为代表的儒生批秦时的主要对象是秦二世。（“秦二世尚刑而亡”，引自《新语・道基》）西汉文帝时，以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就把批判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秦始皇，从而奠定了后世秦始皇“暴虐”之原型。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全面而系统地批判曰：“秦王怀贪敝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父子作为汉朝官员，扬汉抑秦乃情理之中，不但把贾谊之论采入《史记》，还以“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予秦始皇以否定性评价。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后世的信史地位，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及至后世，经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文学名篇的宣扬，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看来，贾谊是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始作俑者。那么，贾谊的动机安在？概言之，贾谊是为了在汉初儒学内部派别纷争取正统地位而有意为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儒学分裂为派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引自《韩非子・显学》），它们为争正统而相互攻击。其间，儒学发展的两条途径日益清晰：一条以齐学为代表，吸收了阴阳五行之说和道学主张，走的是“形而上”之路；一条以荀子后学韩非、李斯为代表，吸收了管仲、商鞅、申不害的法、术、势观点，形成了法治思想体系。此时，韩非并未自称法家，其思想基石仍不出儒学范围。例如，韩非称孔子为“圣人”。对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先秦和秦代并不存在“法家学派”。任继愈先生在《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也认为，先秦并没有所谓六家学派的存在。那么“法家学派”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如前所述，儒学内部存在着齐学与荀子后学的争斗。及至汉初，齐学信徒曹参任丞相，利用政治权力拉抬齐学，压制韩非学说，其具体做法就是把速亡的暴秦与韩非学派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突出《韩非子》之法、术特征，大肆渲染其镇压儒生的劣迹，目的是把韩非学派从儒学法统中清除出去。这样，《韩非子》的内容不断被增删，逐步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立场。司马谈依据增删后的《韩非子》内容来命名法家学派，撰成《论六家要旨》。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学分支齐学的官学化，也人为制造了暴秦与法家学派的一体化。

二、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包含有天性的成分，但更是其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

许多教师在秦始皇“暴虐”的主题之下，具体设计了长相之暴、复仇之暴、狐疑之暴、惩谣之暴、刑罚之暴、滥用民力之暴、焚书坑儒之暴等等小故事，环环相扣，贯穿了秦始皇人生历程的各个主要阶段，给笔者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秦始皇乃天生的暴人和彻头彻尾的暴君，这有点“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味道。

笔者不否认人的遗传素质，但若只停留于此，未免流于表面化。据笔者理解，教师们所讲的秦始皇“暴虐”故事，除了焚书坑儒之外，其它的故事都有简单附会秦始皇“暴虐”天性之嫌。关于秦始皇的长相之暴，明显带有“以貌取人”的迷信导向。而且，把秦始皇的暴相简单地归于《史记》是不严谨的。实际上，这是司马迁转述尉缭之言，至于尉缭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完全可以存疑，这才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翻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画像，他相貌堂堂，既不丑也不暴。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凯教授介绍，此张仪表堂堂的秦始皇像是现代人根据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的开国帝王画像模式而推演出来的。这表明，有关秦始皇的长相，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恐怕难有定论。笔者不反对教师描绘秦始皇的长相，但要明确告诉学生其版本依据，免得学生误以一家之言为历史真相。

至于秦始皇其他“暴虐”故事的成因，教师们挖掘得并不深刻，容易把学生向秦始皇的天性方向误导。实际上，除了天性因素，还与其未亲政以前的特殊经历有关，更与其亲政以后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焚书坑儒之暴颇具代表性。但是，后世学者以及教师们对此的理解有许多不严谨之处。

史学界一般认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禁毁儒学、加强思想专制之举。受此影响，教师们认为，焚书就是“烧书”，坑儒就是“坑杀儒生”。对此，笔者认为有笼统夸大之嫌。关于焚书，导火线是博士淳于越当众非议朝廷的郡县制政策，公开与政府唱反调，扰乱舆论，造成思想混乱。深层历史原因则在于，自战国以来，在尚贤风潮下，士人所养成的随意批评政府的游学风气。对于六国的这种浮薄风气，荀子曾经予以批评，并称赞秦国的民风顺从。荀子的弟子韩非也推崇秦国的质朴耕战之风，并指出：“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李斯深受荀子与韩非思想的影响，他并不反对儒学，而是反对儒学内部不合时宜之论，随意批评政府之风。于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出一”，除官方博士馆外，禁止民间私自收藏和传习《诗》《书》等书籍，禁止借学问批评政府，倡导学习国家的法令政策。对此，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指出，皇家藏书即博士馆藏书没有焚毁。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针对的是欺骗他的一小撮方士，也牵扯了少数儒生，说坑儒就是“坑杀儒生”显然是望文生义，把它与禁绝儒学联系起来更是主观臆断。实际上，焚书坑儒的实质并非禁绝儒学，而是以政府的法令政策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以求政治稳定。在这里，我们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文化问题区别开来。翻检史料，笔者发现，焚书坑儒之后，儒学仍在传习，只不过政府提倡的是官方途径，禁止民间途径，而官方途径是通过官方博士馆来专门传习的。证据有三：第一，在焚书坑儒之后，秦朝的博士制度没有废弃。在博士制度下，儒学与许多其他学说一样，仍然设立博士，只是这些博士儒生逐渐蜕变成了秦朝文化的装饰品，《史记・叔孙通列传》就有“（秦）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曰”，“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前曰”的记载。第二，纵观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后到各地巡狩刻石的文字内容，以儒学家庭伦理为基调的宣传导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焚书坑儒之前，秦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刻石有“合同父子”“圣智仁义”的语句；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三十七年祭祀儒学圣人舜和禹，所立会稽刻石也强调“德”“义”等儒家品格。第三，汉武帝的思想专制要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为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学派设立博士，而汉武帝只为儒学一家设立博士。总之，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政府控制舆论，给它扣一个“思想专制”的帽子有点大。

三、秦始皇的历史行为的确有“暴虐”的一面，但也有善于纳谏、用人、勇于改过和决断果敢的一面。

秦始皇的确有“暴虐”的历史行为，但是，“暴虐”是否就是秦始皇历史行为的全部呢？历史史实表明，秦始皇也有历史的多重面相。下面略举几例。

1.纳李斯建议，撤销逐客令。战国之时，列国竞争，各国招贤纳士，客卿活跃，养士制风行，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就曾大批豢养他国的门客，楚国人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间秦，年轻气盛的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下达了逐客令，秦国开始大规模地搜索、驱逐客籍人，这将意味着秦国人才的巨大流失。时为客卿的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上《谏逐客书》，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批评不可谓不犀利，但生性暴躁的嬴政还是收回了成命，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失策。

2.廷议分封与郡县之利弊，采取郡县制之正确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教师容易对此进行绝对化的理解，似乎古代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这种看法可能在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身上表现得更加典型，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秦朝的廷议制度就是限制皇权的因素之一。秦朝的廷议制度有两大来源因素：一是西戎氏族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遗风，二是周朝制度中的“大询于众庶之法”。这样，秦朝在进行重大政事决策之前，一般都会先履行群臣参议程序。在秦始皇主持的分封与郡县孰优孰劣的廷议上，他充分听取了两派的不同意见，既没有事先定调，也没有秋后算账，既没有盲从多数，也没有忽视少数。最后，秦始皇经过比较权衡，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置诸侯不便”。开明的政治决策带来了地方郡县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承袭，“历代都行秦政法”所言不虚。

3.不拘国籍，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与制度创新，离不开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助，李斯、王翦、尉缭、蒙恬等群星闪耀。其中，李斯是楚国人，尉缭是大梁人，蒙恬的父亲也是自齐入秦。他们虽非秦人，但秦始皇用人不疑，皆能与之相始终。其中，秦始皇与李斯君臣共事长达三十年，其间，让秦始皇颜面扫尽的吕不韦一案也没有牵扯到门客李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尉缭，他以贿赂反间他国，颇得嬴政礼遇。但是，尉缭并不买账，私下对嬴政为人颇有微词，不辞而别又被秦国抓回，然嬴政没有将其下狱，而是执意挽留，还任命其为秦国太尉。此外，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来反间秦国，欲以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来拖垮秦国，事败之后，嬴政没有处死郑国，而是让他继续修建郑国渠。高渐离协助荆轲刺杀嬴政，结果，荆轲被杀，高渐离流亡民间，嬴政惜其才，赦免其罪，任命为宫廷乐师，足见秦始皇的容才、用才之量。

4.勇于改过，决策果断。前述撤回逐客令，乃嬴政改过之显例。此外，攻打楚国时，嬴政曾经误用年轻气盛的李信，导致战败，嬴政随即改过，任用王翦，攻楚成功。后来，嬴政重新启用李信攻打燕国，取得成功。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7）

仅就数量而言，似乎并不多――中国的人口数倍于美国；中国培养博士生只有二十几年，到最近几年才有快速增长；并且中国的现代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大量高水平的人才。要计算出中国拥有多少博士最合理，每年培养多少博士最合适，或许需要复杂的理论和数据，并且未必能取得一致意见。但从我有限的经验出发，近年来，至少有一部分博士是没有必要培养的，他们占据了宝贵的教育资源。

大量现职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且不说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名实不符，即使完全合格，也没有必要。并不是说官员不需要在职进修，或者不可以业余攻读学位，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研究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或者是晋升的需要。另外，对某些高官来说，博士学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

这同样影响到包括教授、研究员、工程师、艺术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其实他们大多数人的专业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博士水平，只是没有这个头衔，但因为主管部门有了硬性规定，才出现当了多年教授，已经指导过多名博士生的人，却要在职读博士的怪事，甚至当了校长、院长再读博士的也屡见不鲜。难怪连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演员、画家、运动员都要在自己的巅峰阶段读取博士学位。

在对博士盲目崇拜的影响下，不少用人单位也抬高门槛，非博士不招。中学教师岗位招博士早已不是新闻，博士当小学教师或到幼儿园任职也不再引人注目。问题是这些博士的专业往往与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他们的学位。近年我接触到的一些博士生直言不讳，他们读博士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求职。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8）

1994年,南京大学被确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大学;1999年,南京大学进入国家“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行列。

南京大学目前设25个学院、71个系,共有全日制学生28000余名。学校设本科专业8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1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3个,博士后流动站28个,并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3个;共有国家实验室(筹)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2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2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4人。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

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11个门类,有30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等学院。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2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346个,专业学位授权点13个,本科专业126个,博士后流动站28个,国家重点学科4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个。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近4000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139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841人。学校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3人。

西南财经大学原名四川财经学院,是中国办学历史悠久的综合性财经大学之一。1952～1953年经两次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由西南地区17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合并组成。

建校初期学校由国家高教部和四川省主管,1980年起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1985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1995年,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2000年,学校以独立建制划转教育部直接管理,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学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为主体,金融学科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形成经、管、法、文、理、工相结合的学科特色。学校拥有38个博士学位培养专业、67个硕士学位培养专业(含4个硕士专业学位),32个本科专业,设有27个学院(中心、部)等教学单位。拥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4个部级重点学科,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等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及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并设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3个博士后流动站。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58年归属陕西省主管,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现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和国家“一省一校”计划重点支持建设院校。

学校现设25个院(系),71个本科专业。现有1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4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52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及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现有1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5个二级学科)、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财经大学已有90多年历史,现为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进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行列。

学校现已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在全国财经院校中,最早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是首批设立社会科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校之一。

学校目前拥有会计学、财政学、经济思想史3个部级重点学科,金融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拥有4个财政部重点学科、6个上海市重点学科;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会计与财务研究院3个部级基地;并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3个博士后流动站,4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于2000年5月26日合并成立,是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之一。

学校拥有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11个学科门类。设有86个本科专业,25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8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一级国家重点学科7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15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7个。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3000余人,其中教授1000余人,副教授1300余人。

辽宁大学发端于1948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业专门学校,建校之初即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58年9月15日,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沈阳俄文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成辽宁大学。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辽宁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具有文、史、哲、经、法、外、艺、理、工、管等多学科的辽宁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

学校设有24个学院,现有专任教师1305人,其中教授208人,副教授426人,博士生导师7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84人;现有62个本科专业;109个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具有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33个,有3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和金融学3个国家重点学科,32个省重点学科。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学校创建于1909年,始为甘肃法政学堂,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45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9）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0）

在这一事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很多人缺乏对“国学”和“大师”的常识性认识。就此疑问，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请他谈谈“国学”和“大师”的历史渊源，以及对当下文化生态存在问题的看法。

2006年，70岁的朱维铮被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第一个荣誉博士。德国汉学家们称赞他为“低调的大师”，而他则说，“大师”不敢当，自己只是“中国史学的一名从业者”，“大师”需要时间的检验。

概念模糊的“国学”

中国有很复杂的传统。很多东西最怕“模糊”。1900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据我所知，“国学”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进的。最早被中国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章太炎给黄遵宪写信，约他一起来办《国学报》。黄遵宪指出中国没有“国学”，原因之一是中日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开始讲“国粹”也是在1903年，出现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有一个叫宋恕的学者，看到“国粹”这个概念就批判，他说，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国糠是什么？既然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这在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章太炎就不讲了。中国只有一个“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就叫“国故”。

一提到“国”，很多人把历史上的“国”对等于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这个概念在古代是区域性的，与发展成现在的56个民族的版图概念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现在讲“国学”首先要定义。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所有学说都是国学，而不仅是孔子和儒学。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必须了解一点历史。现在讲“国学”，强大的舆论机器一哄而上，大家都在讲。但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历史上一再争论过的东西，现在也没讲清楚。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我仍然坚持一条：既然讲历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学术需要普及，但不要帮倒忙，这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到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师”该由谁来封？

首先，我承认历史上有大师。第二，我们要知道大师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概念。“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它即《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到了两汉，济南有个90多岁的老头，能背《尚书》中的20多篇篇目。凡是跟着伏生念书，能识字、能教别人的都叫“大师”，至于教得怎样是另一回事。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丞相公孙弘，又将五经博士变成候补文官的师傅，读一经而应试，便可做官，禄利随之。这时，“大师”是经官方认定的。到了唐朝，三教并争。佛经翻译家玄奘在《瑜珈师地论》中把佛祖翻译成“大师”，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活着的高僧统统都叫“大师”。唐朝之后，凡和尚均称“大师”，包括那些酒肉和尚。这就好比“博士”这个概念，汉朝通经的叫博士，是官职，宋之后这一称谓就泛滥了，卖茶的叫茶博士，卖油的叫油博士。

“大师”回归到比较严肃的地位，是在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徽号恢复了名誉。

看看现在尚在人世的“大师”们吧。有他封的，有自封的，还有故作谦退其实自我炒作的。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称“大师”？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尺度，“大师”原是指人文学科的主要人物，后来扩展到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领域。有两种情况，第一，真正对某种学说有开风气作用的；第二，在特定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简单地说，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于本门学科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