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来说，人学首先是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学问。人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学指研究人的一切科学，狭义的人学指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后者是研究人的某一侧面而形成的一个学科群，人学则是在综合各门有关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升出关于完整的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这里，人学研究实际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综合人学，以达到对“完整人”的研究；二是哲学人学，从完整的人中提升出关于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
人学还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学”概念的提出代表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理念，一种观察、分析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我国当代的人学研究，就是力求关怀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观察、分析问题的新的视角、理念和方法。
人学之所以在中国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首先是哲学史根据。在哲学发展早期，“人”面临两种命运：一是人被淹没在自然、社会及宗教中，显得不独立；二是人被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加以肢解，变成支离破碎的人。近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把人本身从对自然、社会等客体的从属中相对独立出来并提升为主体；其次是把被哲学肢解的人整合成完整的人。这种变化蕴含这样的道理：人在世界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本质，哲学既要从外部世界理解人，还要从人的内在方面认识人。由是，人学作为哲学的本质在当代才真正显示出来。既然如此，当代哲学就应把作为主体的完整的人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其次有科学史根据。近代以来人的各种科学独立发展起来，积累了关于人的丰富的实证知识。但它们在开始时并不一定确保其内在联系，反而使人变得支离破碎。对人的不同侧面加以认识而形成一系列的人的科学，是近代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研究这一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科学发展到现代呈现出新的趋势，就是研究人的各门科学趋于结合，趋于综合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把人作为统一的整体来把握。对这种趋势的反映和反思，必须有一种关于人的统一的基础学说即人学，来把关于人的各种科学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既克服对人的片面研究的局限，又为一切有关人的科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再次有其文化学根据。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理解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把人理解为只有在整体的关系中才能存在的人。这两种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都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带来某种危机，其危机实质上就是人性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法，就是重建一种完整的人性，并通过这种重建来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最后有其时代或实践根据。真正的人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当代中国发展究竟提出哪些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深层问题呢?
一是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说到底是解放人，为人松绑，解决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分利用人性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它既要求相适应的人格来作为它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又对人的发展产生正负影响，其最大的积极影响是促进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其消极影响是产生一定的人的物化现象。从现实看，国民素质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哲学高度讲，市场经济体制在表面上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人性、人格、人的素质、人的能力、人的价值等)的问题，这必然促使人的自我觉醒。
二是文化建设。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文化建设的实质和核心是提高国民素质，塑造社会主义现代新人，它是以人为本并解决人的问题的。为此就必须对“人”作专门、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三是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从哲学高度和深层来看可持续发展，其中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它把人类作为发展主体；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理论根据；以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发挥为实现条件；以代际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核心内容；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最终目的。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过程，而人的现代化则是关键。发展学家佩鲁指出：如果不从人的更高层次上去理解发展，对各种发展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就难免是浮浅的、表面的。
此外，人力资源开发，实行人本的管理，提高领导干部队伍和国民的素质，思想政治工作等，都要求对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做这两大问题作专门深入系统的思考。
上述问题是现有哲学不能完全回答的，必须有一种专门系统研究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这就是人学。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需要加强人学研究
中国的人学研究始终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步步深入的，它由20世纪80年代初从价值观上强调尊重人，到20世纪90年代纵深向人学理论建构方向发展，向从学理上说清人、从实践上塑造人方向发展。中国的人学着力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主要研究了人的素质、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的形态、人性发展与制度创新、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精神世界、知识经济与人的创新能力、新经济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等。我国人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基本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中国的人学研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提供理论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人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这是对市场经济与人的关系的根本理解问题。
人首先为追求和满足自我正当利益最大化而存在。市场经济使人必然追求“利”益。市场机制之实质，就在于它充分利用并规范着各个人对其利益追求的本性来激发人的最大潜能，以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追求交换价值中的利益最大化，是生产者进行生产的基本动机。“市场经济使人必然追求利”也会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得以体现。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利益原则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积极方向发展。
人主要依靠其能力而存在。市场经济内在要求人必须崇尚能“力”。市场竞争不相信能力弱者的眼泪，倒是给那些能力强的人以优厚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竞争首要是能力的竞争，市场经济是能力经济。这必然使每个人认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及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潜力、能力和努力程度。实际上，能力观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文化精神之一，而西方社会的富强正起因于市场经济所培育的能力主义观念。当今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强调对能力问题的重视就不足为怪了。实际上，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重视人的能力，就必须确立人要依靠其能力而存在的存在方式。
人自觉按照理性的法则而存在。市场经济要求人必须按照“理性”的法则行事。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者要获取成功，既要运用理性思维能力来对信息和行情加以分析、选择和处理，又要运用理性的法则破除“人情”、“关系”、“特权”向社会经济的公共领域渗透，同时还需要运用理智来控制和驾驭竞争者的情感、意志，且以精细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达到合理化。这实质上内在要求发育和提升出一种理性精神。这里的理性精神，即是指旨在注重客观、分析、标准、规范、精确、量化、程序、严密、公正、制度和控制的一种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实行市场经济的近代西方社会是极力倡导理性精神的。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但又缺乏的，是理性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主观性有余而客观性不足，整体把握有余而实证分析不足，模糊有余而精确不足，随意性有余而程序性不足，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等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及人的发展产生许多消极影响，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并确立人自觉按理性的法则行事的存在方式。
人必须依靠努力奋斗而存在。市场经济内在必然要求人在生活中自“立”，即自律、自觉、自主和自强。从文化角度讲，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把从事有关经济活动的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走向市场，成为经济运营的独立自主的主体。这就内在要求主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并自觉承担责任。因此，人的独立自主或自立是从事有关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和经济运营的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只有当人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人格和能力，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析、判断、选择和决策，他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才能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从对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反映来看，近年思想界提出并热烈讨论的“人格独立”、“人的主体性”、“人的个性”和“人的能力发展”等问题，都旨在倡导一种精神——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必须依靠后天的努力奋斗而存在。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新的特点，显现出新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注重利益的精神；崇尚能力的精神；推崇理性的精神；强调自立的精神。这四种基本精神体现着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根本方式，因而蕴涵着人学理论和方法存在的内在必要性。
(二)为走向知识经济作好人的准备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智力将爆发革命，这场革命将以开发人力资源和充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为中心；人们将不再以拥有土地和钱财的多少论财富，而主要是以知识的多少、智力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论贫富；知识作为人的智力的创造性产物，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一般性因素，而由于它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而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变成最大的社会财富；知识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日趋智能化，即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日趋萎缩，而提供智能商品和智能服务的软件产业正成为当前最为夺目的朝阳产业；而且，知识型的劳动者将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当今时代，人类经济发展已从主要依靠物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智力的投入，如果说在传统工业时代主要是拼资金和设备的话，那么，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则主要是拼素质和人才；未来的国力竞争主要是人才实力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智力和创新能力将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还是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社会发展对人的知识、智力、尤其是人的创新能力的需要，都是最迫切的。正如同志所讲的，开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本的发展战略，是中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关键。
知识经济将使我们走向“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我国的人学正在为其作理论准备。
(三)为解决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将使中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都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从而对个体人的精神、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每个人对这种影响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是不同的。其中一些人们的消极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具体表现在：有些人对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环境无法适应，在精神上感到迷茫和痛苦；有些人对社会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感到无所适从，在认识上出现混乱、疑惑和偏差；有些人对其既得利益被改革所剥夺和当今事事都靠其能力感到不习惯而在改革中无所事事，在心理上出现失落、焦虑和烦恼；有些人对不满意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处境感到无能为力，在信仰上出现某种危机；有些人对只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轻视人文精神建设的现实感到无所归依，在行动上犹豫不决，随波逐流。为此，我国的人学研究积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努力在解决人的精神需求问题上下工夫。即力求全面、深入、细致和准确地了解和研究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这种影响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感受及其由此产生的精神需求，了解“心”情；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文化建设深入人心，精神文明建设入心入脑。
(四)为理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发展状态及其命运提供引导
中国人学的研究者大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识，即自觉走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洞察人的生存体验，关心中国人的发展状态和发展命运；既从价值观上重视人，又在学理上完整论说人，还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一定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了解人而造成的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对待人。对“”现实的最初反叛是从价值观上重视人，表现在要把人当人看，尊重人和关心人，重视和有效发挥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人的问题研究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强调把人当主体看，正确发挥主体的作用。近年我国人学研究的意图之一，就是唤醒人们对“人”的自觉尊重，并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人”的全面而深入的科学理解，来为尊重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过去我们不是由于重视人而出现许多问题，恰恰失之于不了解人而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其原因之一正是重视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定意义上也与对人缺乏科学理解而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有关。要真正尊重人和正确发挥人的作用，除了在理论上要科学完整地理解人外，还要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即在人的内心深处进行人格上的真正彻底的塑造。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造成了中国人的依附性和保守性人格。高扬“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就是“立人”，即塑造新型人格。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人的惰性太大，新文化运动进行的时间又短，更主要的是中国缺乏“立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新文化运动对人格的塑造是不彻底的，人格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主要任务是武装革命。解放后一段时期，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内政治斗争，虽然相应地也进行一些诸如扫盲、发展教育事业等提高人的素质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却始终把知识分子当做消极对象而从世界观上加以“教育改造”，因而也谈不上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步骤地进行真正彻底的旨在塑造新型人格的“革命”。所谓十年“”，只不过是一场破坏文化、践踏人性的政治斗争，而不是全面彻底塑造新型人格的“人的革命”。总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未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式的、旨在全面彻底塑造新型人格的人的革命，在人的内心深处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格塑造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但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国民素质适应不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开始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策方针的调整及适度放权调动人的积极性，即使人的素质低，也会收到好的效果，所以，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不大明显。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农村改革三年后，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问题提了出来，它要求农民懂得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然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从根本上难以适应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从而阻碍着农村进一步改革的步伐；个体、私营经济同样如此。起初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可以利用政策搞得比较出色，但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建立及市场竞争的展开，不少企业纷纷倒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和私营业主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不通也不适应，不注重提高其素质；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没有较大突破，其原因之一是企业人的素质适应不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上述情况表明，全面彻底实行人格的塑造乃成为改革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近年我国的人学研究已意识到它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因而自觉强调人格的转型与塑造。
(五)同志重视人的问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注人的问题是时代的一种呼声，所以，同志也比较注重人的问题。他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了什么人”、“依靠什么人”和“塑造什么人”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了什么人”强调的是人民本位思想——人民是目的；人民是主体；人民利益是根本的价值标准。“依靠什么人”强调的是人才战略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需要依靠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塑造什么人”强调的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人才；造就高素质的领导人才，特别是中青年干部；培养素质全面发展的人。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迫切要求、分析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和阐发“三个代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奋斗目标。
三、领导干部在人的建设上应做哪些工作
既然人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领导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应在解决人的问题和人的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要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人学既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也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人学所提供的理念主要是“以人为本”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所提供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主要就是对人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就是把人视为各项事业的主体，就是一切工作要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否有利，就是一切工作都要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这种理念和思维方法对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是直接相关的，也是有利的。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在自己的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力资源看做是本部门的第一资源，且在工作过程中力求做到为了人、依靠人和塑造人。
二是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从哲学角度讲，一切资源大致可归结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工具性资源(如制度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人”是运用“工具”而同“物”发生关系的。在我国传统工业时代，主要实行的是以开发物质资源(如自然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一定成就，却使环境和生态付出沉重代价。我国多年的人学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强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紧跟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反映现代化建设和加入WTO对高素质人的要求，实行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由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制定和实施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方面下工夫，发现、使用和培育好人才。
1、背景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先进的教学技术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从而使人们对学习的意义、目标、内容、过程和方式的认识，发生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变化。未来的社会是学习化的社会，未来社会中的人们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而且必须学会自主地学习。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先进的教学技术和丰富的学习资源构成的学习环境，为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提供了实现技术和实现方法。研究"在信息化社会中的学校如何教学生学会学习"的问题就很有意义。创设"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在没有任何畏惧心理的环境下参与学习，让学生在有足够大的自由度的情况下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既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生人性的尊重。
2、信息技术环境下优化教学的目标和原则
在当今班级教学制度下，构建一个有现代信息技术学习环境支持的、以“以学生为本”为基本原则的,“平等、民主、合作”的班级。在这个环境中，有可能促成教师和学生一次又一次地共同实现教与学过程的改善。从而让传统教育向信息化的教育一点点的靠拢。逐步寻找到一条通往现代教育的较好路径，力争尽量早一点地、多一些地培养出在信息化社会能走在人类社会前列的人才，应该成为当前中小学推进信息化的主要目标；对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科课堂教学策略加以研究，以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是中小学推进信息化的主要任务。
在推进教学信息化的过程中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人本性原则从学生的实际学习基础出发，以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为本，以帮助学生获取终身的学习经验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教师的持续发展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开放性原则教学的目标开放：教学的内容开放：面向学生的经验世界，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面向浩瀚无边的网络资源；教育信息开放：教育空间和信息沟通渠道多元化：课堂内外结合、学校内外互补、互联网局域网沟通，鼓励学生走进生活，走进社会，走进自然，走进网络；评价标准开放：多角度评价，多标准判断，允许幼稚，宽容错误，鼓励标新立异。
主体性原则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给学生自主的空间、选择的机会、体验的环境和表达展现的舞台。
整合性原则坚持以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目标，在适宜的时空下，把方方面面的可用教育资源加以合理的组合，不断完善教学系统，形成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
3、研究的策略：
3.1建设技术性资源。
在信息社会中，智能性资源（教育者、被教育者、家长）、知识性资源（教科书、图书馆与影视库、各类知识数据库）、技术性资源（仪器、设备与教学工具、传播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教室、因特网、数据处理及其它工具软件包.....）、环境性资源（政策性、人际性资源、校舍与设施周边环境和社会状况、地域文化和观念......）等是教育的可用资源。而技术性资源是促进教育发展和教学改善的最基础的物质条件。
以我校为例：我校的信息技术资源开发的基本路径是以建设带动应用，以应用促进开发。
2002年，学校的技术资源开发为“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课堂教学，努力提高教学效益”的目标服务，学校建了两间共100台的计算机教室；安装了多媒体的双向控制教学系统；为初一教师配置了工作计算机；进行了全员培训计算机操作技能和CAI课件的制作培训。学校开发研制了一批用Powerpoint制作的演示课件和用Authorware集成的知识素材。这些课件和教学素材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习习惯，有助于学生的思维训练，对优化课堂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作了有益有效的工作。然而，这一阶段的技术资源基本上是为方便教师的“教”而设计开发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信息技术的开发建设不仅为教师的“教”服务，更应该为学生的学服务”的观念逐渐强化。学校增建了计算机教室、课件制作室、电子阅览室，一批骨干教师开始在“主题”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开发了能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的交互式教学软件，制作了可以鼓励学生多动手，多动脑的复合型的课件。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实现的师生交互，同学间合作，使学生的感觉逐渐从“被牵着鼻子走”变成“张开思维的翅膀”，逐渐从被动的思考转化为主动的思考。但是，就这时学校的技术环境来说，还无法满足部分学生快速增长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欲望，也难以实现的较高教学期望值。我们显然需要一种更新的、更能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教学环境和教学方法。于是，建设与lnternet相连的校园网成为深化研究的突破口。
2003年8月，我校的校园网初步建成。校园网
的WWW服务器与Internet相通，师生随时可以自由上网浏览查询。四通八达的“信息信道”为创设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为实现教学过程的优化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学校使用的“科利华”校园管理软件，覆盖了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学籍管理、人事管理、财产管理、图书管理……
3.2开发知识性资源
建构平等、民主、合作的学习环境，仅有先进的技术物质环境的支撑是不够的。还需要丰富的知识性资源。学校还应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研究创新，例如：对构建学科教学主题知识库（主题网页群）和应用知识库（主题网页群）进行教学做出尝试。
(1)确定学习主题。把学生当前需要学的知识与“以学生获取终身学习的经验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在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分析学科教学目标以至对与其相关联的其它学科的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后，确定学生学习的某个主题，围绕学习主题进行阶段（单元）教学设计。这种主题可大可小。有时是学科教材上的某个单元，有时是某册教材中的同类课文，有时是某学科几册教材中的关联部分……。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出发，不拘一格。
（2）组建主题知识库。以“有利于学生围绕学习主题进行意义建构”为目的，创设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情景。在制作主题网页时，既注意知识内在结构的关联性，又注意知识内容的广博和精深；既收集与本校教学任务相关的知识信息，又重视最新科学发现和最新科技成果的方面的信息。同时制作时还注意学生的年龄特点，追求网页设计的高品位，制作技术的高质量，表现手法的艺术性等，尽可能地使主题知识网页的每一个接口都很美，都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美的熏陶。
（3）建设班级、个人网页。班级和师生的个人网页是团队智能的集合，是个人的思想、能力、兴趣、品味的充分展现。也是十分丰富的教学资源。
3.3优化智能性资源。
在各类资源中，唯有智能性资源---人，是唯一必要资源。
(1)教师培训—-智能性资源开发的重要方面。
①教师要率先成为会最学习的人。人，尤其是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重要资源，比任何人都更需要紧跟时代，更新观念。因为我们在昨日受教育，却在今日教育明日社会的主人。之中观念滞后的必然，应该唤起教师更加执着地学习。信息化的教育环境（首先应包括学习环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将校长、教师、学生在知识面前置于平等的地位。教师要成为信息时代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帮助者，必然需要更加关注学习，更加会学习。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教师的素质水平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最起码的是：需要教师带头学会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帮助自己学习，体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的学习过程，然后才能带领学生去学习。在推进学校信息化的过程中，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组织，让教师率先成为最会学习的人。支持鼓励教师博览群书，吸取新知识，涉足新领域，增强文化底蕴，提高人文素养。鼓励教师们要充分利用网络获取更多的知识以便应用于教学过程中。
②给教师插上“信息技术”的翅膀
分阶段分层次进行计算机操作技能的强化培训。第一个层次：全体教师的培训。第一阶段：掌握Windows基本操作和用Word进行文字处理。第二阶段：用PowerPoind制作演示文稿或简单课件，用Excel管理学生学籍和成绩，掌握互联网上的常用操作技能。第三阶段：用Frontpage和更多的工具制作交互式课件、网页、进行图片处理……。第二个层次是对计算机学科教师和骨干教师的培训。对这个层次培训要求更高：了解IT行业的最新成果，掌握计算机市场的行情信息，超前1—2步掌握目前最先进的各种制作平台工具，对校园网进行常规的管理、维护，还能设计开发部分操作平台，移植、改造部分操作平台。一句话，计算机学科教师不仅要承担学校常规的信息技术开发、建设、维护工作，还要承担师资的校本培训任务，定期培养出信息技术教育的骨干教师，保证骨干教师队伍象滚雪球一样逐年扩大。
③给教师一个自主探索的空间
在推进信息化教学的全过程中，都应该十分在意用新的教育价值观来评价教师的教学。对“主题（单元）教学的评价，应该说，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艺术价值，阶段性的教学过程的质量被主要地表现在“指导几乎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路径”方面的谋略艺术上，而不在于教师的表演艺术如何。“几乎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过程，才是教师教学水平的写真”。在评价的过程中，尤其不去计较教师在传播中的一时的缺憾，让教师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同时，还应该在意让教师自己评价自己。在信息技术环境下，学校领导更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自我评价。因为教师的自主能力和自主意识，是在其自主行为的过程与后来的体味中逐步实现的，是在自己越来越重视自己对自己的价值判断的的过程中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自主意识较强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自主意识的学生。
④给教师一个既有压力又充满温馨的氛围信息技术环境下自由开放的言论空间，多条信息沟通渠道，为建立平等、民主、合作的人际关系、为教学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学生、家长、教师的网上求助、
青年教师对老教师的期望、教职工对学校的建议、各类人员的留言，有鼓励赞赏，有批评责问……，网络不仅密切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干群关系，还拉近了家长和家校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学校和教师都多了一份监督，工作多了一份压力，人际间多了一份沟通，同时也多了一份温馨。面对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的环境，学生、家长、教师、校长都在学习，都在适应，都在养成。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校是没有“栅栏”的，平等的人际关系、民主的学校管理，开放的信息信道，教师们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学习、学习、再学习，少了些盲从，多了些思考；少了些琐碎，多了些大气，一次次实现自我超越。
(2)教学生学会学习----开发智能性资源的核心
①分析学生学习需求。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学生所拥有的学习资源和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在自己教学的全过程中，（包括备课、上课、课余辅导……）都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去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状况、了解个人的学习风格和期望、个人的学习兴趣和特长；了解学生周边有哪些促其发展的资源；只有在充分分析学习需求的情况下确定的学习主题和按照主题作出的教学设计，才能够“通教知学”，具有最实用的价值。创设平等、民主、合作的教育环境，在校园网上开辟的师生信道，有助于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老师的水平显现就在于科学地确定学习主题和合理地进行教学设计。很显然，对教师来说，这就是一个研究过程。
②让学生学会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在信息技术课和其它一些学科的教学中，尽量早地使学生学会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帮助自己学习。计算机和汉字的录入速度，网上查询、获取、整理、处理、储存及表达信息的能力，都是教学中首先解决的问题。无论什么形式的教学，学生只要是在网络环境中学习，就必须首先掌握上述技能。而学生，也只有在轻松自如地运用计算机网络学习技术的状态下，才能真正走进计算机，走进网络文化圈，从而真正感知计算机的神奇和奥妙，感知网络文化新颖和灵动。过去，教师习惯把语文、数学称为工具学科，在研究中教师们越来越感到：计算机学科是“工具的工具”学科。为了适应非计算机学科教学改革的需要，首先需要改革计算机学科的教学，首先教给学生在网上学习所必备的计算机操作技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没有严格的结构顺序，教学方法应该不拘一格，现行的信
息技术学科教材很难完全适应各个学校的教学。取多种教材的适用部分进行重新组合后用于教学，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另一方面，学生在使用现代信息工，应该得到的服务包括：网上丰富的学习资源，方便快捷的检索、各部分资源之间畅通无阻的链接等等。
③提倡“独立探索”和合作式的学习在网络环境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改善教学过程，提倡“独立探索”和合作式的学习的目的意义，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生而言，并不在于探索到什么成果，而在与养成好的习惯。提倡“合作研究”以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的品质，懂得平等协作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人在人间生存和参与构筑未来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教学中，教师不仅领着学生一步步走向知识，而且引导学生一步步去发现探索知识。
3.4拓宽环境性资源。
食品生物化学课程是高职院校食品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为食品专业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和未来就业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食品生物化学课程的设置应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发展方向做出合理调整，讲授课程要有重点有目标。
1.2理论实际相结合激发学生兴趣。
食品生物化学课程主要是一门研究关于食品成分的结构、组成、功能以及性质，和食品成分在其加工、运输、贮藏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学科。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为宽广，理论性、实践性较强，但课程知识点零散、系统性不强以及章节相对独立，所以高职院校的学生会在接受知识过程中产生畏难的情绪。然而，食品生物化学与日常的生活联系紧密，这一独特的优点使得在教学过程中有许多与实际生活联系的地方，一旦学生对该课程产生兴趣，就很快会让知识变难为易。
2.现代化教学手段
2.1制作动态教学课件。
食品生物化学课程的内容抽象，但又十分重要，所以可以使用CAI课件，把课程所要使用的数据、文字、声音、图像和视频等结合在一起集成处理，这样的教学效果会非常理想。
2.2制作PPT。
在制作PPT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大段的文字，最好使用大量的图片、图例或表格，适量的动态内容也是很有必要的。字体应该比较饱满，字号适中，重要的知识点一定要醒目，例如使用字体加粗格式等。重要的知识点可以运用适量的超链接来清晰展现，将启发式提问贯穿于整个PPT。
2.3寓教于乐。
运用多媒体或者制作flash让课程处于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使学生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这样对于学生学习食品生物化学课程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这种形式不宜过多使用，过度的多媒体和flash教学会使学生产生视觉上的疲劳，老师的教学任务也会因为大量的实践而难以完成。
2.4互动教学。
高职学校可以建立食品生物化学课程网站，将任课老师的课件和教学资料放在网上，以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自主学习，来弥补在课堂上遗漏的知识点。此外，学校可以砸网站上设立学生试题自测盒老师对学生疑难点答疑，真正落实教学互动，这样一来就提高了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教师也能在对学生的答疑和学生自测中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即时查漏补缺。
3.加强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建设
实验室是食品生物化学课程进行教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对延伸课堂教学的知识点、以理论指导实践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学校进行教学和科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素质和较强能力的重要实践基地。所以，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食品生物化学课程专业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巩固了专业学科的建设。第一，要加大对食品生物化学课程实验室建设经费的投入，使实验室的条件完善、设备先进，让学生在毕业以后很快就能适应工作岗位。第二，要提高实验教学地位，重视培养实验师资力量，注重完善实验室的实验人员配置，建立具有专业化的实验队伍，为学生的自主实验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三，教师要积极鼓励学有余力且对课程有兴趣的学生参加实验准备过程、实验管理和教师的科研活动，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自主组织实验，达到一个锻炼学生组织协调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的目的，提高管理水平。
4.教学相长
教师在学生知识的讲授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教师的品德和言行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每位教师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学生做一个良好的榜样，提高自身的业务学习、文明礼貌、政治素养和敬业精神等。科学文化素质是高职院校教师从事教学方面工作的最根本素质。可能学生喜欢某门课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喜欢该课程的任课教师，自然就会学好这门课程。所以，作为一名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应该做到充分准备并且理解讲课内容、课上注重与学生互动、讲课方式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课下关心学生并且时常与学生交流。教师应时刻提升自我，扬长避短，促进教学顺利展开。
5.内容、实际和专业三者结合，贯穿课程
培养学生实践技能是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最本质的区别，所以食品生物化学课程就算只是专业基础课，其课程内容也要优化，要贴近实际而不仅仅是系统性的知识。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教师不能忘记要时刻最大限度提高学生的课程学习内容，为以后专业课的知识学习打下结实的基础。
一、语文教材的现代化1．教材内容的现代化就语文教材来看，由于很多课文历史较久，思想性太强，语言的差别也较大，远离学生的生活，不适宜学生的学习，更不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小学语文教材所选的现代名篇及外国文学名著占有不少的比例。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名著的价值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学生在学习这些作品时，疲于疏通文字障碍，理解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及深刻的思想内容，难得闲暇去学习写作手法，况且这些不朽的名著的写作手法也绝非一朝一夕，三、二节课的时间就领会得了的。那么，能否引入现代化的教学内容，选择贴近现实生活、贴近自然，有着指导写作意义且易于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课文，就成为特区语文教学现代化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特区语文教学大胆地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保留了人教版教材基本篇目的基础上，适量增加了一些贴近自然、贴近学生生活并适合采用现代化教法的课文，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语文水平。
2．教材形式的现代化书本是传统的教材形式，这种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便于携带，可随时随地反复阅读。但这种形式缺少形象性和直观性，且形式单一，显得呆板，影响教学和学习效果。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对传统的教材形式进行改革。我们可以使用诸如录音带、录像带、投影片、电影、电视、电脑等媒体进行教学。通过使用现代化的教材，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使学习的过程形象、生动、轻松、直观，提高学习效率。因此，编写适合现代化教学形式的多媒体教材，成为特区教育工作者的当务之急。目前，深圳市电教站组织专家编制了各种教学软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软件把教学、练习、批改、考试和有趣的电脑活动融为一体，既帮助了教学，也帮助了学生学习。这些软件已成为了学生自学的好帮手。
二、教学方法的现代化教学方法的现代化，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手段，综合生理学、心理学、人体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教育学等科研成果，在继承以往合理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注重掌握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科学地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从而达到教与学相得益彰的效果。深圳特区的许多学校在进行教学整体改革的同时，大胆使用多媒体开展教学，向教学方法的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还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特区的一部分小学已实行双语教学法。这种方法将普通话和英语同时作为教学语言，使学生在学习母语和其它课程的同时，像学习汉语一样地学习英语。双语教学法可以早期开发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促进儿童智能发育，减轻儿童长大后学习英语的负担，提高了儿童的语言交际能力。双语教学法，切合深圳的实际，为1997年香港回归创造了条件，为培养跨世纪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然而，《红楼梦》的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天地茫茫一片真干净，而《春月》的结局是饱经磨难的张家重新聚拢在一起，孕育着新的生机。尽管作者包柏漪成长于美国，但是《春月》中却渗透着儒家集体与家族主义的浓浓影响。儒家有坚持集体主义的传统，而强调集体主义也是儒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所说的集体是人伦的交织。所谓“人伦”，就是按照一定的高低序列形成的人际关系。因为儒家兴起的时代是家族社会时代，当时国家的基础是家庭，故最核心的人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另外，由家庭关系还可扩展出朋友、君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的交织便构成了儒家的集体。“孔子言‘正名’，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在春月归宁这一节尤其能显示出对家族的依靠和家族显示出的包容：“两人都泪眼迷离，这时亲眷们和仆妇们纷纷围拢来，一面哭，一面尽力说些劝慰之词，并且对孩子百般。春月想：我到家了。”家族如一棵屹立不倒的大树，给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有力的支撑。而作家之所以写出了对家国故乡的眷恋，与她返乡的经历密不可分：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华裔作家看到了一个更温情和更有召唤感的中国，写下了对血脉中传统文化的回应。《活着》创作于90年代初，在经历了改革的躁动与迷惘之后，余华写下了这个讲述普通人生命历程的故事。主人翁福贵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由于嗜赌放荡，输尽家财。福贵一家成为佃农，自己被国军抓壮丁卷入国共内战。建国后随着社会变革，他的人生和家庭也不断经受着苦难，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一头老牛和他相依为命。现当代文学尽管这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故事中每一个人都尽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安宁与幸福。福贵的父亲因为儿子嗜赌输光家产气昏在地，醒来后仍旧变卖财物帮儿子还债；妻子家珍则抛弃富裕的娘家生活与他共患难。
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二、在有所作为和顺应天命中徘徊的存在观
儒家倡导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只要符合礼的事都要去做，就算难以逆转结果，因为他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家则倡导着一种顺应自然的存在观，因为道法自然，“惟其如此，故道可‘无为而无不为’，如《老子》所说。”《春月》和《活着》里角色的人生观，正是徘徊于儒道之间。《春月》的故事背景是在清末民初，留学海外的张家长子回国后本打算用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改造社会，但保守势力的强大远超其想象。万般无奈的新族长重新盘起辫子，以中庸温和的方式对待族人，只把希望寄托在他悉心教导的侄女春月身上。族长的弟弟却是坚持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一生都作为一个军人为革命和同伴征战。处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似吸收了西方的思想，骨子里却还在儒道二者的入世与出世间徘徊。对于女主角春月，曾有人因其坚毅的个性将她比作《飘》中的郝思嘉。然而，春月毕竟不是喊出“我是我自己”的汪子君，尽管通晓英文，她仍旧遵循顺应天命的传统伦理。很多人从春月和伯父秉毅的不伦恋情出发，将其定义为新女性，却忽视了她处置这段感情的态度。春月接到电报后立刻返回婆家，只留下一封信，其中写明“予二人之情将长存，而向日之梦则永不可再矣。”她最终恪守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即使这样斩断了她和秉毅的情缘，但正如春月所说“为了克己——为了尽到责任——为了名誉。”春月和女儿明玉的一场争执则更加说明了儒家施加在春月身上的影响。明玉通过跪拜让商人抵制日货，春月得知后怒不可遏，命其跪下：“回答我。没有了孝道,还剩下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春月认为明玉的行为是对祖宗的不敬和家族的损毁。她不问人的行为是否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只问这行为是否符合礼。但春月却是靠着道法自然的精神熬过人生的苦难。她将等到五世同堂看作自己的命，在族长坟前立誓：“我相信上天生我就为此。我答应等到山青水绿，风和日丽的时候，再召集族人来见你。”《活着》中的福贵更贴近道家，以平淡悠长的口吻讲述了自己苦难重重的一生。福贵在孑然一身时终于相信这是宿命，从而变得更为通达和明朗。他没有愤世嫉俗，反而从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成了宁静温婉的人生智者，懂得了用平和坚忍的心态对待命运。或许对于福贵来说，“苦难已经消失于无形,他的内心有的只是道禅思想中那种面对生活时的超然和平静。他的这种对生存苦难的忍耐力和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与‘死’的理解。”听了福贵讲述的“我”，似乎也变得更忧愁却也更睿智了。这可谓是道家原始自然主义的圆满运用。福贵的一生中有着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惊惧，但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死亡带来的讯息传达给后人。这其中，“余华对命运的反复播弄，死亡的如影随形，念兹在兹。”福贵的世界没有神灵可以乞求，命运遁入无形。他则从承担命运中懂得了“活着”的真谛，超越了自我。作者表面上渲染苦难，实质是赞美了生命的通达与高贵，“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知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生存智慧”包孕其中。在小说的最后，福贵和老牛渐渐远去，勾勒出一幅深沉平和的图景，在福贵如何活着这一命题上，“‘生’战胜了‘死’，‘知命’战胜了‘宿命’。”
三、在创作中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在对苏力、梁治平、张文显等人设定的“范式”概念质疑的同时,对“范式”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将之界定为“中国法学中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1〕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由于受这种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现代化范式”支配,从而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化范式”危机。在我看来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这是因为“现代化范式”批判中蕴涵着极为繁复的问题,而邓正来对这一繁复性问题进行了简约化处理。
一、“法学现代化”概念的歧义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明确宣示,“本文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所依凭的主要是西方论者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具体到对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批判时,对法律的普适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严重质疑,运用的主要也是西方批判法学的理论。〔3〕因此,邓正来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主要是经由西方现代化批判理论达致的。
确实,邓正来为了获得对现代化概念的同质性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论者依其视角及其问题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一俟在心智层面上为中国论者作为潜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来,就必定会脱离其‘母体’并依其自身的逻辑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正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会产生与它相符的那种知识一般,‘现代化范式’既依凭中国论者发现西方的知识之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致使中国论者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4〕在此,我们发现邓正来并没有对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在中国产生变异的现代化知识之间可能具有的巨大差异进行区分,更没有廓清此种差异的理论意义,而是径直地用同质性取代或遮蔽了此种差异性。这种做法,表面上在为其论证提供便捷的同时,实际上将导致论证的不足。
具体而言,邓正来在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法律多元”的论述进路与“现代法趋向”的论述进路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紧张或冲突这一判定;〔5〕之所以作出苏力所认定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裁减”或“切割”,是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暗合这一判定;〔6〕之所以作出“本土资源论”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根本这一判定。〔7〕实是因为在邓正来的认识中,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始终保有同质性的概念,而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而苏力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则是如何以‘时间’为代价、更好地‘融合和转变’传统的民间法为现代的国家法。显而易见,作为‘本土资源’的民间法,在苏力那里只是在移植法律尚未完全有效的情形下而确立起来的一种补充性‘资源’,亦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彻底改变且移植法律日趋完全有效的情形下可以彻底放弃的那种‘过渡性’资源,是一种在根本上已经被前设了在知识上与‘现代国家法’平等而在价值上却不如‘现代国家法’的资源。”〔8〕显然,邓正来之所以要批判苏力的现代法取向,是他对现代化概念做了同质性的理解。
同样,邓正来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过程中将中西方辩异这一比较意义上的参照转换成评价意义上的判准这一判定;〔9〕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以后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判定;〔10〕之所以作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受“现代化范式”支配而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这一判定,〔11〕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他捍卫始终保有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而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由此也就忽视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中“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在于,“首先,它要求我们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去看问题,要求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这个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经常遇到并且感到困扰的种种问题,看这些问题与法治诉求之间有或可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其次,因为强调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重要性,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简单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弃,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为此,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不只是从现在看过去,也学会由过去看现在。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在视角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自上而下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12〕“内在视角并不预设任何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还是内部与外部的对立,更不会将善与恶,正与邪的意义赋予这类对立。同样,内在视角并不预设某种认识论上的优势,按照种族或者文化来划分观点或者观点的正确性。”〔13〕梁治平对他的“法律文化论”所做的这番阐述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类型之间作出优劣的比较后,以西方“文化类型”为判准,从而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简单地强加于中国。
二、现代法治基本价值的去存
邓正来为了将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转换成“现代化范式”危机,采用了并始终捍卫着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由此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四大理论模式特别是“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对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现代化差异性的洞见,从而摒弃了由于这种差异性而体现出来的法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二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作者在经由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批判中,尽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问题束”进行问题化表现出很强的诉求,但是由于没有理清问题化这一知识活动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把法治现代化这一问题悬置起来。
作者在批判“权利本位论”时指出,“实际上,‘权利本位论’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便是因为‘权利本位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律及其时代精神的法学思考,而这在张文显那里,乃是因为‘权利本位论’就是‘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理论表达。’当然,‘权利本位论’者也都认为,现代社会乃是以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为其构成要素或必备条件的,所以现代社会将呈现出个体性、多元性、合理性和契约性等本质特征。”〔14〕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指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15〕在此,我们发现,现代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作者并没有给出较为清晰和系统的回答,而只是从否定意义上将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分离开来。
“法治社会中的主要价值有‘自由’、‘正义’、‘权利’、‘法律’、‘规则’、‘程序’等。这些价值的基本趋向大致是抽象、非人、外在及怀疑人性的,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现(除自由外)。”〔16〕“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方法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早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机。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17〕这些论述表明,现代法治虽源于西方,但是在一些基本理念、价值方面,却可以构成所有意图实现法治的国家的共性目标。可是邓正来将这些共性的目标切换成了他所认为的大词,以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18〕这一前提性命题假使成立的话,那么,邓正来的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方法,若不是对这一前提性命题的否定,就是因为应然和实然的混淆,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三、“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及其矛盾境地
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几个既有的理论模式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是仅仅对作为总体的中国法学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事实上,我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在本文中乃是指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19〕基于对这种知识引进运动的否弃,邓正来要求我们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20〕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1〕自从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西方现代化包括法治现代化的经验和知识就逐步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历史、现实乃至于设计未来的极其重要的知识资源。而这种前见的形成并非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是中国法学论者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相反,带着“前反思性”的立场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学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假如在我们的认识里,中国法学论者具有理性判断和鉴别能力这一前提成立的话,那么,西方法治现代化的知识是以其比较优势被中国法学论者接受的。“用法治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甚至设想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研究的结果。”〔22〕在中国以封闭的状态存在时,有着自己的以儒学为主的知识系统,但一旦这一知识系统向西方开放后,就意味着中国自己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而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概念系统之间的竞争。
“概念系统作为文化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知识体系;各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如果接受某个概念系统中的某个范畴,必然会导致接受该概念系统中相应的概念范畴;儒家如果接受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则意味着迈出了走向自由主义的第一步,必然会进一步接受诸如法治、合法性、、财产等概念。”〔23〕如此,则中国原本固有的知识系统就存在着认同危机,处于弱势地位,而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就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中国法学论者接受西方现代化知识,并不是邓正来所认定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固有的知识比较贫乏。“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基本上是非常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这类概念作为哲学探讨的范畴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却无法把它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24〕可见,西方现代化法治知识,不但占据着解释力上的优势,而且占据着制度设计上的优势。显然,邓正来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协调甚至没有意识到知识系统的开放与认同危机这一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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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学手段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1874年日本首先提出了把幻灯用在教学上，幻灯的使用揭开了教学现代化的序幕。二十年以后。电影又开始在教学中运用了。紧接着，1925年又发明了电视，1932年美国把电视运用在了教学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电视在教育、教学方面开始广泛地使用，1958年美国IBN公司沃斯顿研究中心设计了第一个计算机教学系统，从此揭开了计算机教学的序幕。近十年来又根据教学的需要把不同的教学媒体进行有效地组合，以实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从此，随之而来的多媒体教学系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在语文教学中，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手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抑制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挫伤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所以，笔者认为在语文教学中科学地使用现代教学手段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其创新思维能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那么，现代教学手段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具有哪些优越性呢?
一、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可增加课堂容量，提高课堂效率
传统的教学手段是“一张嘴，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这样的教学手段不仅是课堂容量小，学生一节课下来所接受的知识量小，而且由于形式单调，没有新意，枯燥乏味，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出现昏昏欲睡的现状，根本无法收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更谈不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如果是运用了录音、幻灯、电影、音乐、投影、电脑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的话，那么教师就会表现出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教学内容，其效果之大是教师的一张嘴要表达的所不能企及的。
例如：笔者在讲授《哈姆莱特》一课时，首先通过课件教学中的文字说明、画面、色彩、声音的渲染使学生既形象又生动地对作者的生平简介以及他的创作经历和社会背景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通过对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的了解加深了对戏剧中人物形象品评的力度。这样既节省了很多的板书时间，加大了传授知识的容量，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对本课中所需掌握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为进一步理解全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课堂效率。然后又通过光碟把这部电影进行了完整的播放，使学生对应掌握的内容有了进一步地理解和认识。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可创设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学生探求知识。获取能力的一种动力。学生只要有兴趣，就会主动去学、去思考。假设我们运用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巧设情境，让学生听一听声情并茂的录音，看一看栩栩如生的美的画面，欣赏品味一些形象化的词句，通过声情并茂动静结合，情景交融的感官刺激，就会使学生如身临其境，产生激动人心的情景效果，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例如在讲《荷塘月色》一文时，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分析课文之前，笔者首先播放了一遍配有轻音乐的朗读课文的录音这样在优美舒缓的轻音乐中配上丝丝入扣的配音员那优美圆润的朗读，使学生很快便进入了所学内容的情境氛围中，真有一种如亲临其境中所看到的、闻到的、感觉到的那种在月色下荷叶、荷花、荷香所诱人的轻柔飘逸的美景以及作者对美景的欣喜之情。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教学效果。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了学习兴趣，掌握了一定的教学内容，同时又使学生受到了美的教育和熏陶。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得到了精神的愉悦。然后在第二遍播放配乐朗读课文时，我让学生跟着配音员的朗读小声跟着读，移情人景，仔细品味，达到了当堂理解成诵的目的。
再如讲授《乡愁》时，笔者仍采用播放配乐诗朗诵的录音形式进行教学。配音员以那字正腔圆、优美圆润、抑扬顿挫的朗诵将全诗四节中的叠词“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回环往复的音乐节奏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显出的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使学生在倾听录音时完全沉浸在一种在柔美的音乐中而又略带哀伤的“思乡曲”中了。
三、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可调动多种感官用于学习中
人体的各种感觉器官接收信息的能力是不同的。据有关资料统计过：味觉可以接受1．O的信息量，触觉可以接受1．5％信息量，嗅觉可以接受3．5的信息量，听觉可以接受11．0的信息量，视觉可以接受83．O的信息量。由此可知，听觉和视觉器官所接受的信息量是最大的。一些科学实验和教学实践都证明了调动多种感觉器官并运用到学习中，学习效率是最高的。
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中的图片、文字、声音、色彩、动画、幻灯等形式，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丰富学生的感知，使学生披文入境，视听并举，左右脑并用，全身心地投入，强化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特别是一些生动多变的画面，开心启智的音乐创设了特有的教学情境，增强了教学内容的形象性和动感性，使学生的耳、目、口、心各种感官得以调动和激发，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率。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就是三皇（三皇有多种说法，这里取伏羲、神农、女娲说，传说我们的先民就是由伏羲、女娲交合而生）的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亚于盘古开天地的伟业，对后世产生影响之深远和巨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这就是《尚书·序》开篇的第一句话：“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产生了文字，这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但“造书契”是第二位的事，第一位的是“画八卦”。八卦的诞生，一是说明：伏羲时代先民们不但有了太极、两仪、四象和八卦的理论，而且有了太极图、阴阳爻这样的图形符号，以及由这些图形符号千变万化而成的阴阳卦象（仍然是线条图形符号）；二是说明：易经的诞生，在伏羲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八卦衍生出来的六十四卦，就有了围绕易经的文化现象，人们把它统称为易学。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河图、洛书。
太极图是研究易学原理的一张重要的图象，它包含宇宙万物运行规律，有人说它是宇宙的模式。太，有至的意思；极，是极限之意,即至于极限，无与伦比。它包含了老庄哲学的“道”的至极之理，也包含了老庄哲学的“天”的时空极限。《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太极。“太极元气，含三为一”，从太极图可以得出结论，太极图的圆圈，就是代表一，代表宇宙，代表无极。图象的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黑白两方的界限就是划分天地阴阳界的人部。白中黑点表示阳中有阴，黑方白点表示阴中有阳。道生一，就是无极生太极；一生二，就是太极生两仪；二生三，就是阴阳交感化合；三生万物，就是太极含三为一。宇宙有无限大，所以称为太极，但是宇宙又是有形的，即有实质的内容。然而，有形又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即宇宙在运动，动则产生阳气，动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相对静止，静则产生阴气。如此一动一静，阴阳之气互为其根，无穷运转。自然界也是如此，阴阳寒暑，四时的生长收藏，就是万物的生长规律，这种规律无不包含在阴阳五行之中。阴阳交合，则化生万物，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息，故变化无穷。这些内容提出了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河图以十数合五方、五行、阴阳、天地之象。图式以白圈为阳、为天、为奇数；黑点为阴、为地、为偶数。并以天地合五方，以阴阳合五行，所以图式结构分布为：一与六共宗居北方，因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二与七为朋居南方，因地二生炎，天七成之；三与八为友居东方，因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四与九同道居西方，因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五与十相守，居中央，因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河图是根据五星出没的时节绘成，故称五星为五纬，是天上五颗行星。木曰岁星；火曰荧惑星；土曰镇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五行运行，以二十八宿为区划，由于它的轨道距日道不远，古人用以纪日。五星一般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相继出现于北极天空，每星各行72天，五星合周天360度。由此可见，河图就是五星出没的天象，也是五行的来源。
洛书古称龟书，说有神龟出于洛水，其甲壳上有此图象，结构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五方白圈皆阳数，四隅黑点为阴数。洛书数字本太一下九宫而来，以四十五数演星斗之象。古人观测天象，认为北极星(太乙)之位恒居北方，可以作为中心以定位的标准。九宫是据北斗斗柄所指，从天体中找出九个方位上最明亮的星为标志，便于配合斗柄以辨方定位，发现九星的方位及数目，即洛书的方位和数目。洛书九宫数，以一、三、七、九为奇数，亦称阳数；二、四、六、八为偶数，亦称阴数。阳数为主，位居四正，代表天气；阴数为辅，位居四隅，代表地气；五居中，属土气，为五行生数之祖，位居中宫，寄旺四隅。由此可见，洛书九宫是观测太一之车，即北斗斗柄从中央临御四正四隅而形成的，洛书九宫与八卦的阴阳变化存在着密切关系。
易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从伏羲时代造作的卦画开始，到周文王，被囚禁羑里的七年时间，于大忧患中，作大开创，成就了周易彖（卦）辞。后来周公姬旦又为每卦六爻作了爻辞，开创了兴周八百年基业的哲学思想。到了孔子，又赞周易十翼之传，一脉相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包含《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在内的《易经》。这四位作者，从伏羲到孔子，相距上千年，但他们对易学的见解却是惊人的一致，反衬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口号很响亮，就是“打倒孔家店”。但却没有人提出“扫除易学”、“挖掉老庄店”，太极八卦图仍然在神州大地上招摇过市，道教建筑仍然占有着中国最美的山水。这足以说明易学文化和老庄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力，即易学文化，以及尔后受它影响最深的老庄哲学，为中国人提供了普遍的方法论。它们不但是统治阶级文治武功的宝贵经典，也是大众精神的一种寄托和生存的教科书。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鲁迅这句话其实也是包含了易学文化在内的。道教缘于道家，用了老庄的哲学思想，还把老庄认成是祖师爷，道家也因此扩大了自己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然而，不论是在广大民众中有着巨大影响的道教，还是作为道教理论基础的道家哲学，都与易学文化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而道家与易学的缘分，又是儒家和佛教所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西方人并不细分道家与道教的区别，而是统而言之：TAOISM。
易学文化包含着民主性的精华，对后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多有启发。它十分强调国家的统一，反对分散割据，保持了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山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睦（中国历史上虽然有纷争不已的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分裂时期，但是在文化继承关系上，却没有一个脱离中华民族文化的。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但是却一直弘扬着中华民族文化，这一点从现存的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中，都能见到，孝文帝甚至把姓氏拓拔改为元）；它提倡“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它主张发展农业，安定人民生活，国家要节约开支，“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它主张发展手工业，使物产丰富，方便人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它主张发展商业，促成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学文化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时时注意“聚人”、“安民”，如果人民离散，心无居安，社会就不会稳定。它教导历代仁人志士“与民同患”，把人民的忧患放在心头。易学也重法治，主张“明罚清而民服”，一切法令制度都贯彻“抑恶扬善”的原则。中华民族富有革新精神，每到历史危急时刻，总有仁人志士奋起进行革新运动，这正是易学文化持久熏陶的结果。《易经》最早提出“革命”主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革命”，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有本质区别，但它主张，“革命”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适应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易学文化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引起变化，变化了就会畅通，畅通才能持久，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易学文化又始终贯穿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所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学文化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易经》最有名的哲学命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就是变，它是一部讲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变化的书，是古代辩证法思想最重要的源泉。更值得一提的是，它指出这种变化，不是来自世界的外部，不是靠超自然的神灵主宰，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其固有的一阴一阳的矛盾性，这就是事物变化的内在动因。《易经》认为，整个宇宙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同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相适应，它劝诫人们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它认为人在自然、社会的变化面前，不是无所作为，应当发挥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它讲“物极必反”，“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势必要垮台的。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在最能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都能见到易学文化的深刻体现。
易学文化为中国古代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象数思维模式。象数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取象比类。思维借助 “卦象”，极富形象思维特点；取象为了“比类”，又是逻辑思维的特性。因此，取象比类是两种思维相互作用的思维方法，更具有强烈的辩证法特征。黑格尔自己就公开宣称，他所创立的辩证法，就是来源于中国的易学文化。
易学文化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无时不刻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有时赤胳上阵，指导着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易学讲阴阳对称。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反相成，对称互补，构成统一和谐的大千世界。这一对称协调原理，在传统的中国医学、医药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中国的书画艺术中更有精妙的表现；在中国古典建筑和古典园林布局中，又是运用得淋漓尽致。易学讲整体思维。人体小宇宙，自然大宇宙，都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外及内，包含了现代系统论思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调理阴阳，辨证施治，以及中医的经络理论等等，都是这种系统论思想的具体体现。易学强调序列，注重节律。易学特别注意宇宙运动的周期性，主张“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从太极图到384爻的渐变演化，从河图洛书到五行九宫的相生相克，虽然千变万化，却都遵循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现代计算机的鼻祖莱布尼兹，说他所创立的二进制原理与易学的术数演变完全一致。又比如中国古典建筑，从不强调个体的美，而是强调总体布局的强烈韵律感。看北京的皇城、天坛等，无比恢弘的气势，正是这种强调序列，注重节律的结果。
易学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数千年来，注释、阐发、评议《易经》的著作，就有三千多种，而且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参加其中，经久不衰。清朝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对此种文化现象有过这样评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今天易学文化的研究领域更加拓宽，它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它为中国美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意”与“象”结合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方法。美术家多认为“太极图乃书画秘诀”；舞蹈家更把八卦的无穷变化看成是审美标准的符号，对民间和宗教舞蹈影响最甚。易学关于阴阳协调的原理，又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风水学，数千年来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环境科学、生态建筑学、环境艺术和工程技术等诸多学科。易学文化是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的独特思想体系，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富有开拓未来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易学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文化
易学的伟大自不待言，如今满世界的“易经热”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例子说，美国的大学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设有“算命”学科，不但西方的学子去学，而且中国港澳台的学子和世界上许多华人子弟也跑去选修。台湾学者南怀谨说他的一些学生，就跑到美国去选修“算命”学。为此，这位先生还发了一通感慨：年轻的国家（指美国），文化草昧的民族（指美国人），正以大胆的创见，挖掘、开发自己文化的新际运，不管是有道理或无道理，研究以后再作结论。但有祖先留下来五千年庞大文化遗产的我们，却自加鄙弃而不顾，一定要等到外人来开采时才又自吹自擂的宣扬。我们姑且先不去管南先生所说的美国“算命”学科，是否在教授中国的易学文化，或者中国古代巫师术士的一套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至少可以说明易学影响的广泛。
在哲学方面。易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知道，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的黑格尔哲学，即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创始人、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就是受了中国易学和老庄哲学的深刻影响，创造了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我们说黑格尔是创造也行，说他是在贩卖中国的易学文化也可以，因为易学比他的那套理论起码早了不知几千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黑格尔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他的手中被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列宁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提出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实现了辩证法的系统化。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黑格尔研习和运用中国易学的结果，《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黑格尔在自传中承认，他所创造的正反合辨证逻辑定律，正是得自《易经》的启发。并且在《哲学史讲演录》上称赞道：“《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据说，黑格尔曾经感叹地说，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从上述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通过黑格尔哲学，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易学中的某些伟大思想，特别是辩证法。
在科学方面。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发明者，他曾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课题，这个课题起源于法国著名科学家拉普拉斯。拉普拉斯曾经幻想：“如果有一种智慧能了解在一定时刻支配自然界的所有的力，了解组成它的实体各自的位置，如果它还伟大到足以分析所有这些事物，它就能用一个单独的公式概括出宇宙万物的运动。从最大的天体到最小的原子，都毫无例外，而且对于未来，就象对于过去那样，能一目了然。”（《爱因斯坦对二十世纪下半期物理学的影响》）拉普拉斯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人，他产生了比他早五千多年的中国先哲的想法，而又引起了比他晚了近一个世纪的爱因斯坦的苦苦探索，遗憾的是他们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也不奇怪，比拉普拉斯早了整整一个世纪，比爱因斯坦早了近两个世纪的物理学家牛顿，对于自己发明的力学规律，始终解释不了行星绕日运动的第一推动力问题。于是就陷入唯心主义的怪圈，把它说成是上帝给的力。据说拉普拉斯提出的问题已经由中国科学家解决了。中国科学家以《易经》为基础，完成了“宇宙物质成因学”。发现者是在破解伏羲古太极图的过程中，完成了拉普拉斯一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这一突破，将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对当今世界一系列科学观念进行一次总体上的大清理和根本性的大改造。
据说爱因斯坦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16 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西方。他说：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力于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和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这两大法宝，中国古代科学家都不具备，然而值得惊奇的是，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中，有许多早已被中国古代科学家完成。后来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从小就受到易学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很客观地看待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很辩证地研究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以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流誉全球。李约瑟也对中国的易学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在他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详细论述。他在研究了莱布尼兹的二位进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的相互关系后说：“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这一点莱布尼兹本人也从来不否认。
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玻尔，曾经选择要求政府把授予他的爵士徽章设计成太极图形式，这不是因为太极图美丽，而是因为量子力学有一条定律，叫“测不准定律”，这个定律正是深受了易学文化的影响产生的。对此，物理学家李政道是这样解释的：“牛顿力学已被量子力学代替了，在量子力学中有条很基本很重要的定律，‘测不准定律’……从哲学上讲，‘测不准定律’和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颇有符合之处，所以近代物理学有些看法，与中国太极和阴阳二元学说有相似的地方。”可见，玻尔的量子力学是受了中国易学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然他就不会在自己的爵士勋章设计上，想到中国的太极图。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学习《易经》以后，对奇偶性不灭定律也产生了怀疑。后来他和李政道从《易经》的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在艺术方面。易学文化对西方艺术与现代设计方面的深刻影响，将在以后专门论述，这里暂不赘述。
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本身就是伟大的设计
易学把深奥的逻辑思维，图解成易于研究的形象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设计。据说如今的日本很时兴漫画书籍，就连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台湾论》，作者小林善纪也是用了文字与图象的手法，企图争取更多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借了中国易学文化的表现方法，来侮辱和挑衅中华民族。
历代说《易》者，不外乎义理、象数两途，义理是《易》的内容，象数是《易》的形式。先民们有了太极的概念，然后产生了太极图；有了阴阳的概念，然后产生了两仪；有了四时的概念，然后产生四象；上观天象，下看地理，又观察大地万物，近取法于人体的解剖图形，远取法于万物的各种形象，然后造作了八卦，又交叉重迭衍生六十四卦；又造作河图、洛书。《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所以说，以六十四卦为内容的卦象系统，以五行九宫为基础的河图洛书，都是易学文化的图象形式。卦画的最小单位是爻：“—”为阳爻，“--”为阴爻，阴阳爻、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线条符号)。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交合，正是阴阳对立统一、消长流行、互根互动的最佳图示(图形符号)。混沌之气——太极，于旋转中生出阴阳——两仪，阴阳于互动中生出四时——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五行于相生相克之中，演化出十分逼真的河图；九宫于循环往复之中衍生出洛书。正是这种无穷变化，才启发了后人，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造。我们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就是从这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太极图、无穷变化的阴阳爻、相生相克的河图、循环往复的洛书中，激发了灵感，产生了奇思妙想，于是就有了寓意深刻的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有了美不胜收的中国古典建筑和园林艺术；有了精妙绝伦的中国民间艺术。看了汉代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有谁不认为这两件科学仪器是两件堪称世界之绝的艺术设计作品，又有谁不认为其中蕴涵了中国易学文化的精髓。所以古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说：太极图本身就是艺术和科学的秘籍。
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从孔庙到道观的标识物；从道教的服饰到游方术士的招摇旗；从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古典书籍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到韩国国旗图案、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的爵士勋章等，太极图无不跃然其上。太极图除了阴阳鱼图形外，还有五层图形(即“周敦颐太极图”)、空心圆图形、黑白半圆图形等等。阴阳鱼太极图，早期称作先天图、河图、先天自然河图、先天自然之图、古太极图等；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太极顺逆图、太极顺生图、丹道逆生图等。
关于太极图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有原始时代说，有太古洪荒说，有生殖器崇拜说，不一而足。宋朝的朱震认为，太极图是由五代末宋初的道教鼻祖之一陈抟传下，他在《汉上易传·进易说表》中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但是陈抟的太极图是谁传的，他没说，但恐怕也不会是陈抟自己创造的，因为有无数的出土文物证明。台湾的陈立夫在《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中认为：“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较《周易》及《乾凿度》之成书，尚早三、四千年。诸如陕西永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时代）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陈立夫所称“双龙太极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陈立夫的说法比较科学，远古先民没有今天这样的科学手段，借助图象来推演天文地理、宇宙万物，那是十分自然的。至于陈抟，也许只是把太极图当成道教的标识物而已。
还有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道教徒之手，是道教内丹学的产物。据说有人利用EF扫描技术，给进入气功功能态下的气功师作脑电图，并结合中医学和气功学有关记载，对气功师的脑电图进行了测试研究，发现大脑存在一个太极结构，以此证明太极图最早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内景感受(或内视)记录的丹象，也就是人体气功功能态下的脑电图。因此提出狭义与广义太极图之说，狭义的“太极图”(从它的原始起源的意义上说)是一张脑电图，广义的“太极图”(从它发现并描述了某种普遍的物质运动原理与结构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宇宙物质运动模型。也就是说，要想获得这种丹象——太极图，只有气功修炼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获得。但是用什么来修炼呢，还得求助古人，丹家的经典《周易参同契》就说，修炼的理法依据仍然是《易经》的原理和《易经》的太极模式。也就是说，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是在易理易法的指导下修炼出来的。无论是汉代的魏伯阳，还是以后的陈抟等道教徒，他们都得研习《易经》，不研究《易经》，就不能发现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与伏羲八卦原理及图形相一致。
太极图产生以后，在流传的过程中，或配以八卦，或配以六十四卦，于是便陆续出现了“先天太极图”、“天地自然之图”、“河图太极图”、“洛书太极图”等各种不同名目的太极图。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属于意义世界的太极图是以丹家内景感受（或内视）到的丹象为原形，以伏羲八卦方位为参照系，在《易经》原理的指导下画出来的。太极图产生以后，由于它具有与伏羲八卦方位图相同的宇宙意义，而其描述的简易性和生动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人们便用它来解说宇宙现象，从而使之具有普遍真理性和适用性。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留待专家去研究而后得出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太极图的创造者，或者叫设计者，一定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和研究，在大脑里产生了某种图形，然后逐步加以完善，也许这种完善，不是一个人、一个时间内完成的。
河图和洛书的创造，更带有一种神话的色彩。传说，在伏羲的时代，有龙马出于黄河，身上的花纹恰如八卦，于是，伏羲就取法于此，创造了八卦。又传说，在夏禹的时代，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大禹取法于此，创造了洛书。这当然都是神话故事，不足为凭，但是，也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任何创造——包括一个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都离不开客观实践。无论从哪一个学科、哪一个角度，用什么样的手段去研究易学象数的起源，这些象数自身都是一件伟大的艺术设计作品。它们给我们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发，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离不开逻辑思维的指导；而理论创立的逻辑思维，在形象思维的表现下，将更加深刻。二者的结合，将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易学文化把艺术创造和现代设计推向颠峰 dolcn.com
深受易学文化熏陶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其作品都在自觉与不自觉、有意与无意之间，打上易学文化的烙印，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不但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这样的设计作品为中华民族文化所独有，就是中国书画艺术，也不是外人很容易就揣摩和掌握的。还有我们现在出土的许许多多青铜器，其文饰，清一色都是易学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民间艺术，更是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剪纸、年画、蜡染、刺绣、雕刻、陶瓷、彩绘，还有最为称道的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无一例外。
我们今天许多的设计作品，也都深受着易学文化的影响。香港设计大师靳埭强和国内著名美术家、雕塑家韩美林，他们都是世界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在他们的诸多作品中，几乎每一件都带有易学文化的影子。甚至青铜器的文饰符号、太极图和八卦、河图和洛书等等，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了他们的设计符号。还有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他在20世纪80年代为北京设计的香山饭店，虽然如今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但那却是一件深受易学文化影响的现代设计作品，从总体布局到细部处理，设计者几乎是在不断地、反复地运用易学的象数与符号，以此来强化建筑本身的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举两个前面初步提到的案例，来说明易学文化是怎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和设计师。
2001年6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讨论会》，据说这个《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是为了以实践创造和理论探索的方式，回答两位世界著名学者关于“艺术与科学殊途同归”的思想。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说：“科学与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著名艺术家吴冠中说：“科学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两位学者虽然身居不同的创造领域，但是他们的思想表述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主题：人类生存和存在的终极境界——艺术与科学的融合。这种“融合说”本身就带有易学文化的烙印。
在作品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学者自己的作品。一件是身在大洋彼岸的物理学家李政道的雕塑——《物之道》，表现了物质结构微观世界的运动形式；另一件是久居国内的艺术家吴冠中的雕塑——《生之欲》，表现了生命结构微观世界的存在形式。这两件雕塑作品反映了科学领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粒子对撞揭示的物质运动的情景；一个是蛋白基因结构揭示的生命存在的途径，这两个领域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探索未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物之道》体现了李政道在自己研究的科学领域里，所具有的睿智与浪漫，以及他对物质存在的哲学悟性。李政道为自己的雕塑题写了这样的说明：“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并进一步阐述道：世界是由带电的粒子构成的。通过他们的相互作用，形成原子、分子、气体、固体、地球和星球。这种负电荷与正电荷的对偶结构，或称“阴”和“阳”，可以通过太极图恰当地表现出来。《物之道》用雕塑语言，将科学探索的物质结构的最高境界放到易学文化当中，根据太极图的基本构成形式，演化出富有哲学意境的艺术形式结构和语言，通过艺术语言的纯粹性和形式，使物质雕塑要表达的科学内涵的最高审美境界和哲学境界得以形象再现。《物之道》在雕塑形态上，参照远古时代彩陶艺术的语言形式和表现物体内涵的方式，运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点、线、面运动变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力，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典型形式——线的单纯、简洁、绵延不断的性质，以及螺旋线生生不息的运动视觉效果，表达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核心普仪螺线管线圈的科学技术特征。一根变化丰富的螺旋线，以哲学的理念反复生成，推至象数概念中最大极数的九根螺旋线，九根螺旋线排列组合成旋转运动。九根线的一端收敛极心，意味着指向太极；另一端发散太空，意味着指向无极。在黑与白之间，那恰似九条升腾的龙，在太极与无极的世界里，“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李政道凭借自己对易学文化，以及老庄哲学的深刻理解，穷尽了点、线、面构图，使足了色彩、材料和技术，使易学文化在《物之道》中得到了极至的张扬。
《生之欲》则体现了吴冠中在自己探索的艺术领域里，所具有的深厚人文修养和充沛的艺术激情，以及对真善美抽象概括的敏锐性。吴冠中在科学家发现的蛋白基因里，找寻着尽善尽美的艺术语言，来表达我们不曾看到过的生命形态。生命除开它的物质形式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情感的形式，吴冠中紧紧抓住生命主题的本质和蛋白基因的形态结构特征，按照中国哲学思想对生命认识的境界，把中华民族艺术表达哲学思想的形式——寂静之中的激动，激动之中的寂静，全部倾泻在《生之欲》上，这就是“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的易学文化意境。 dolcn.com
易学文化是以生命来感悟道的深境，而中华民族艺术则是以道来诠释生命。那狂草般飞舞、转折、起伏的线条，展示着生命的韵律、节奏、秩序。线的表现力既有狂草的“舞”，又有音律的“美”，使生命在天地之间充满无限生机。为了加强生命的张力和音乐性的色彩表现，使线的空间变化表现得更具浪漫性，吴冠中以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色彩：粉绿、桃红、淡黄、银灰依次作为主色调的色标，并用红、黑线贯穿这生命之春的明快色彩。使人产生心理暗示和审美联想：生命源自于太极，又将回归于太极，没有个体的死亡，便没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于是，人类发生、成长、回归的终极状态，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吴冠中以充沛的情感和诗人的浪漫，为《生之欲》划上了最后的一笔：“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这又是对易学文化的理解。
这是两位有着不同人生阅历，又是在不同的领域——科学与艺术的无限而又有限的时空里，奋力拼搏的学者，用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易学文化的哲学思想，一种共同的科学与艺术笔法，创造着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风水术导引着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发展
在易学文化中，风水术对于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上到皇家的宫殿和园林，下至民间百姓的茅舍庭院，都十分讲究风水，因此也就一代又一代地产生了无数的风水术士，同时也流传下来一部又一部的风水著作。不但对阳宅——活人的住房讲究，对阴宅——死人的陵墓也讲究。流传了上千年的《葬经》，几乎就成了“阴阳仙”（风水术士的民间称呼）手中的法宝。晋代的郭璞被后世风水家推为鼻祖，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解释道：“《易》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家认为，宅地或祖宗墓地的吉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导致住家或葬者一家，以及子孙后代的祸福。因此，反其道而行之，风水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人家宅地或墓地周围自然环境的好坏，来推算住家或葬者一家的吉凶，这就是由风水术引发出来的相宅与相墓之法。先不论这种风水定吉凶的观点的非科学性，在风水术中，选择最佳自然环境为第一要义的观点还是能够为科学所接受的。
风水术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流传的十分久远。传说，“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制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葬地”。那时，在国家的管理中，就有了专门官吏来管理风水。考证实际，至少在战国末年齐、燕一派的方士中，就已经萌生了风水的雏形。《水经注·易水》记载燕国宫殿兆遗址说：“一水经故安城西侧，城南注易水，夹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钓台，参差交峙，迢递相望，更为佳观也矣。”可见，择地筑宫，配合山水景观的建筑美学，在战国的燕国等地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
帝王们是最重视风水的，据说秦始皇就非常相信风水，有方士对他说，金陵有天子气，将来必出王者。于是，秦始皇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江山，就派遣“朱衣三千人凿方山，疏淮水，以断地脉”。按照风水家的说法，地脉一断，风水自然就遭破坏，天子气就没有了，王者也就不会出现了。当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就和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之间展开了一场风水战。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动摇到明王朝江山的时候，崇祯就派出专人，跑到陕西米脂去挖李自成的祖坟，想借助风水的法宝，斩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蒸蒸日上的生气。李自成也有着与崇祯一样的风水观，当他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占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时，李自成命令将士，一把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结果，出于历史的巧合，崇祯自缢煤山，李自成兵败身亡。然而，断了金陵地脉的秦始皇，也没有使秦王朝逃脱二世而亡的命运；挖了李自成祖坟的崇祯，也没有挡住农民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城；烧了崇祯祖坟的李自成，也没有使大顺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一代霸主。
蒋介石也很迷信风水，当年为了尽快消灭日益强大起来的红军，就命令湖南军阀何键去毛泽东的老家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和共产党，却没有学李自成，解放后还把蒋介石的祖坟整修一番。据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有一次从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侦察机拍回的图片上，看到蒋家宗祠保护得如此之好，感慨万千，唏嘘不止。但是，挖了毛泽东祖坟的蒋介石，终于被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大众打败，而整修了蒋家宗祠的毛泽东，却依然成为中国人民最敬仰的伟大领袖。当然，如果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风水术当作有关建筑学、规划学上选址、布局的生态环境学，于现代设计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一直受到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和周易八卦，即易学文化的支配。《易经·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得更具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风水术里面的阴阳说，也是来源于群经之首《易经》中的太极图。运用易学文化中阴阳对立统一思想，正确掌握物极则反的规律，准确把握阴阳转化的条件，对于建筑规划和园林布局都是非常有益的。任何事物，当它发展到尽头的时候，都会走向反面。所谓“子时爬到晌午，再走月淡星稀”，正是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反面是新生。物极谓之变，物生谓之化，生生死死，变变化化，宇宙的阴阳变幻转化，就是这样的不可抗拒。《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就是说，宇宙万物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有一个，这就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
五行是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基础。易学文化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把触角伸向了物质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并把它归纳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称为五行。五行均有自己的性质，《尚书·洪范》归纳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宇宙不断运动，永无休止，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生化，一面是生命和物质的不断消亡，生生灭灭，变变化化，可以归于五行的相生相克和阴阳的交互作用。五行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循环往复，永世不竭；相克就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依然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五行之中都有我生、生我，我克、克我的双边关系。五行既然是物质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就必然和宇宙万物发生无法分开的关系，自然也就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作为易学文化的一部分，风水术也必然和五行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
古代传说，天干地支是远古时代的大挠发明的。天干有十个，依次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顺序相对结合，便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这种结合轮转一周，恰好是六十年，谓之六十花甲子。在风水术中，除了用干支纪日外，最主要的是结合干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阐述风水术上的一些问题。天干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五句话：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地支的五行属性和方位可以归纳为：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亥、子属水，辰、戌、丑、未属土。在方位上，由于十二地支彼此瓜分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其方位可以列成图象，即：子是正北方，午是正南方，卯是正东方，酉是正西方，丑是正北偏东，寅是正东偏北，辰是正东偏南，巳是正南偏东，位是正南偏西，申是正西偏南，戌是正西偏北，亥是正北偏西。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说法，再加上世人的诸多禁忌，风水术才在风水术士的手里变得异常复杂和神秘。但那复杂和神秘，于科学并无什么用处，大体是风水术士骗人的把戏。
风水术虽然宗派很多，但是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讲究龙、穴、砂、水。《管氏地理指蒙·乾流过脉》上说：“黄帝葬于乔山，在大河之南，脉自积石逾河，衍者丰饶而广被也。舜葬于苍梧，在大江之南，脉自荆汉逾江。”是说黄帝和舜都葬在龙脉之上，福泽江河。历代帝王对于陵墓择基的龙、穴、砂、水，都讲究得叫人叹为观止。当年那个在康乾盛世时承前启后的雍正就是一个，他曾把选好的东陵九凤朝阳山作为寿宫，后来忽然变卦，最终选在距离东陵一百多里远的河北易县泰宁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地，是为泰陵。清宫档案《起居注册下》记载了当时雍正的手谕：“此地（指九凤朝阳山）近依孝陵（顺治陵墓）、景陵（康熙陵墓），与朕初意合，及精通堪舆之人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治亲王、总督高其倬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永宁山太平峪万年之地，实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此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询为上吉之壤，但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且与古帝制典礼有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这位为大清江山殚精竭虑的雍正，也和所有帝王一样，为自己的死后费尽心机。
何谓龙、穴、砂、水？就是说，选择生气积聚的风水宝地要按照“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推定。所谓“龙真”，是指生气流动的山脉。风水术以山脉为龙，把山势起伏绵亘，逶迤曲折的脉络称为龙脉，气脉所结之处为龙穴。“龙真穴便真，龙假穴便假”，寻龙是为了点穴，点穴必须寻龙。所谓“穴的”，是指生气凝聚着的吉穴的位置所在。地脉停顿之处为龙穴。俗话说：“寻龙容易点穴难”《葬经》也有“三年寻龙，十年点穴”的说法。所谓“砂环”，是指穴地背侧和左右山势重叠环抱的大好自然环境。所谓“水抱”，是指穴地面前有水抱流。《葬经》上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总之，相宅（阴阳宅）之术，“龙真”、“穴的”、“砂环”、“水抱”四个原则，一个都不能少，必须依次而进行。龙、穴、砂、水的排列组合得当，才能使气聚而不散。所以，相风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好气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学。
如今全世界兴起“风水热”，在中国大陆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风水术，也从海外归来，但是我们要有冷静的科学分析头脑，不要以为国外风靡，老祖宗的东西就都是精华。由于有巫师术士的妖言惑众，加之人们对未知世界迷惘与渴求，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的风水术，一直是科学与迷信搅合在一起，使人真假难辨。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技术，那么，风水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探求建筑的选址问题，也就是为了找寻最佳的人居环境。至于为了寻找死后的风水宝地，那实在是无稽之谈。千百年来，哪个帝王没找一块“风水宝地”，可是又有哪个帝王的江山永固、万代长存了？！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易学文化有关天、地、人理论的延伸，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在风水术中把它推向了唯心主义的绝地，是不可取的。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中国古代风水术是“准科学”。所谓“准科学”，就不是完整的科学，其中也有不是科学的东西。李约瑟对风水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他说：“在诸多方面，风水对中国人民是恩物，如劝人种树和竹以防风物，强调流水靠近屋址之价值都是。”“就整体而言，我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乡村之美，不可胜收，都可以籍此得到说明。”很显然，李约瑟取的是中国风水术中的科学内容，而摈弃了那些不科学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
2文理交融培养素质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融合有利于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物理教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课程体系建设体现了文理交融、科艺相济的先进教育理念．首先，从2005年开始，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大量的素材积累，我们在全国率先开设了“物理与艺术”选修课，教学内容主要是以艺术家和物理学家相互平行的视角，阐述人们对宇宙图像的建立过程和理解；对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的认识；分析比较他们在创新意识和思维方法上的共同点，以达到对学生进行科学与人文素质培养和提高创新思维能力之目的．经过近10年的教学实践，已经构成完整的课程教学体系，主要包括：自然哲学到物理学与绘画的开端；乔托的“透视”与伽利略的“参照系”；牛顿与达•芬奇；现代科学革命与现代美术革命；光与色彩的意义；空间的意义与立体主义画派；时间的意义与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画派；量子风云与抽象主义艺术；宇宙与人文；对称与不对称；混沌和分形与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东方的艺术之道与西方的科学之道等．简而言之，我们追寻着物理和艺术的发展历史，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教学的重点就在于揭示它们发展的每一次重大革命中的创新点．“物理与艺术”课程建设是一个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具有重要创新思想，在国内率先完成，并取得优秀教学实践效果和师生广泛赞誉的教学成果．由李政道先生亲题书名，杨叔子院士作序的“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物理与艺术》（附课件光盘）出版后，在物理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2012年被评为部级精品教材．其次，开设的“文化物理”面向全校各专业学生（包括文科类），文理兼济，特色鲜明．课程采取“案例”式教学，追寻物理学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分析物理学重大发现的社会背景和深刻影响，凝练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合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自然世界（宇宙）的情感、科学研究的态度、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和崇尚人文科学精神的价值取向．部级“十二五”规划教材《文化物理》特色鲜明，全书不依靠数学公式，而是以科学意义的图片代替方程，科学内涵的图景理解概念．用简洁的语言和发人深省的科学故事，在科学文化的视野下，鼓励学生欣赏物理学和体味蕴涵其中的深刻思想．
3联系前沿激发创新
为了适应科技发展，培养创新精神，进行工科物理教学内容现代化改革成为共识．自2000年起，我们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以近代物理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及其在高新技术中的应用为主线，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开设了“近代物理与高新技术”课程．在面向航空主机类专业的“近代物理与高新技术Ⅰ”课程的教学中，我们将激光武器、红外探测与隐身、巨磁阻材料、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发展和成果介绍给学生，并且注意本校学生的专业方向特点．教学中结合航空航天方面的高新技术发展的事例，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如高能激光、激光制导、激光推进，飞机和火箭等飞行器的红外辐射特征及其隐身技术等，使课程既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又具有航空航天特色．在面向电子信息技术类“近代物理与高新技术Ⅱ”课程教学中，我们注意加强半导体物理与微电子技术的教学，并将最新的微电子制备技术和测试分析技术介绍给学生．
在开展课程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对象为大二、大三学生的特点，我们认真分析研究了他们已接受的数学、物理等方面课程学习的情况，精心编写出版了《近代物理与高新技术》教材．全书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实施因材施教，注意不过多地涉及高深理论和技术细节，不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力求采用普通物理学的教学方法（即所谓的“普物化”）完成近代物理的教学．在内容处理上，适当铺垫一些理论过程，既有一定的深入又不至于太难，又要浅出又不流于肤浅，使课程教学的深度、广度、进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学生初步了解近代物理学和高新技术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近代物理对高新技术的作用、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等，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为学生适应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打下基础．在课程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认识到近代物理实验可以培养学生运用近代物理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的能力，初步掌握近代物理和高新技术中的一些基本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因此，我校利用“211工程”项目建设了近代物理实验室，面向工科专业的学生开设了“拓展性近代物理实验”课程．在原子核物理、原子物理、低温物理、磁共振技术、微波技术、谱线分析、相对论、光信息处理、光纤通信等方面建立起基本的实验手段，为适应培养新世纪高科技人才的要求提供了基本的实验平台．我们积极探索研究型实验教学新模式．在形式上，不是要求学生简单地重复或验证实验现象，而是组织若干个围绕某一专题的物理实验，比如，“STM实验与纳米技术”“狭义相对论和核物理技术”“光学信息处理技术”等8个专题性实验，要求学生课前查找资料，自学专题实验涉及的知识内容，然后自己动手，观察和验证现象，以科研训练方式完成实验，最终形成论文式的实验报告．课程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形成现代自然观和提高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作用．我们以“特色化、精品化、现代化”的设计思想建设了一个“物理演示与探究实验室”，并开设“物理演示与探究”选修课程．
一方面，购置各类原理性演示实验，以配合大学物理课堂教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贯彻科研与教学相互融合的先进理念，把本校若干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中的物理原理提炼出来，在相关专家指导下，设计开发物理与科研相互结合的演示仪器，并通过申请校内“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资助，鼓励有兴趣的学生参与完成．这一过程性、研究型教育的设计思想和实践，不仅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而且使他们体会到物理知识对他们今后专业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整个实验室建设和特色演示实验仪器的研制已经形成一个由学生参与，不断发展、不断积累和不断完善的学习过程．近代物理实验和演示实验向所有选课学生开放．近几年来，学生参与研制的实验作品60余台，26次获国家或省级创新竞赛奖．其中，“大场景360°环视动态显示系统”“数字水墙”分别荣获十二届和十一届“挑战杯”竞赛一等奖；“旋转磁场演示仪”获全国高校物理演示教学仪器奖；还有20余项成果在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中获奖．
4实践应用影响广泛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在新中国的正式出现，是在“”结束之后。邓小平是在总结“”深刻教训之后，充分认识到三大社会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尽快恢复。这三个学科就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由于有“”的背景，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政治学的恢复一开始就与强烈的民主需要联系起来，因为，民主是“”结束之后最大的政治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的政治前提，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关键是解放思想，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场景与行动逻辑一开始就赋予了政治学一个明确的使命：为民主而奔走呼喊。于是，用民主来****中国的政治，并集中关注直接迈向民主的道路即政治体系改革，这种努力背负的使命，就是完成小平当时提出的：“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应该说，不论是当时小平提出的要求，还是政治学所进行的努力，都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其积极作用和历史贡献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当把民主置于绝对地位的时候，并没有很好思考过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主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形态的民主？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如何实现民主？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意识，也就没有深究民主的意愿，结果政治学的主流研究，就像朝圣者一样，在“民主”的殿堂外不停地绕圈，以至于任何对民主的“不敬”都会被视为大逆不道。80年代中后期的“新权威主义”就受到过这样的白眼。[4]“祈求”民主的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以至于邓小平最后都认为，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全面刺激着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成长。今天看来，这种成长虽有活力，但缺乏稳健，从而直接影响了一个学科成长所应有的积累。实际上，80年代的政治学，不论是学科体系，还是学术体系都是相当稚嫩的，甚至基本的自我认识都还很欠缺；与此同时，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政治发展任务，但是改革政治体制到底改什么、怎么改以及为什么改，只有一些原则，内容相当模糊。邓小平自身当时就面临这种困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
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核心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