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论文篇（1）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老子以后．道家思想经历了战国中期的庄子、秦汉之时的黄老之学。道家在汉朝之后慢慢的被官方弃用，但仍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魏晋玄学以后。从道家学派史的角度看，道家学派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思想理论在与儒家和佛家的相互借鉴、融合与渗透中。主要通过道教学者对道家著作的注疏和对道教思想的发挥，而继续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并始终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尤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1．2“道”的内涵

《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同时，道家认为物质世界由道所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道家思想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得出“道”的内涵：第一，对于“道”这一世界规律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坚信，否认宇宙由神权支配；第二，天地万物和人类虽然纷繁万端，但皆以“道”为最大共性和本源，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统一性；第三，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不能无视规律的主观妄为，而只能尊重和遵循“道”这一世界的根本规律。

2道家思想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

在《老子》、《庄子》、《淮南子》等众多道家著作中，都记载了道家探索自然的真知灼见。深受道家影响的《黄帝内经》认为，只要能够认识和掌握“道”这一本质规律，就能够触类旁通，由浅人深，并为科学探索自然奥妙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武器。下面就具体对道家思想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作以论述。

2．1天人合一的整体科学观

道家的整体思想具体可以理解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德经》说：“复归于朴”。其意思就是复归于自然。在道家看来，各种具体对象作为禀道而生的存在，都是“道”之“一”而具有的自然的本质。故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生灭运动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复归于道朴。道家把人归依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提出来了，而它提出问题的思想意义在于警醒世人把主体生命与宇宙自然生命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来看待，使自然成为一个与主体生命活动有内在联系的存在世界。其终极目标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精神境界。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合理对待宇宙间的每个存在，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

老子的“万物得一以生”的道论虽然未对科学活动作直接论述，但为我国古f弋科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老子》以后的《黄帝内经》、《淮南子》以及东汉道家思想的科研人员张衡的著作《灵宪》等无不体现“道”之为“一”的整体利学观。

2_2兼收并蓄、公正不偏的科学态度

兼收并蓄、公正不偏，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不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作道德判断，是道家思想中极具科学思想的一个方面。

东郭子问于庄子日：“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日：“无所不在。”东郭子日：“期而后可。”庄子日：“在蝼蚁。”日：“何其邪?”日“在梯稗。”日：“何其愈下邪?”日：“在瓦甓。”日：“何其愈甚邪?”日：“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在庄子看来，世界上原本不存在贵贱差别。从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任何事物是在科学探索领域之外的，不论它是多么使人厌恶、多么琐碎。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道家在走向最后有可能导致现代科学的方向中，他们并将对于一切为儒家所鄙视的事物都发生兴趣，譬如那些看似毫无价值的矿物、野生动植物、人体各个部分及其排泄物等。这种思维方式是自然科学的精髓所在。科学必须在伦理上是中性的。虽然道家学者也生活在须作道德评判的社会中，但他们却看到了这一点，这是值得肯定的。

这种中立性倾向正是科学精神的要义之一，正如伯纳德．巴伯所说，这种感情中立的价值，它是实现完满性的手段和条件，他能扩大理性实践的范围及其威力。因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只有保持中性，才能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描述和理解。兼收并蓄、中立不偏的主张凸显出道家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追求，弘扬这种科学态度极具意义。这种思想允许各种意见或学派的并存和自由争鸣，能够促进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化。

2．3身体力行、乐于实验的科学精神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科学与方术是不可分的。道家也在科学的探索之路上很自然地将科学与方术结合起来了。在科学与方术尚未被区分的时候，练金术士进行炼金术试验时把一些化学物质仔细地混合、加热的行为与巫婆用符咒镇住别人而在一口大锅里倒腾的动作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在西方科学与方术的区别直到17世纪才实现，而传统的中国从未实现。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家学派的哲学家为了探索自然规律自己动手做试验，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像相信自己的头脑一样相信自己的双手，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研究炼金术的人主要是道家学者。没有一个儒家学者会屈尊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而对道家学者来说，这是他求道的一部分。

2．4注重直觉的非逻辑科学思维

科学技术的研究不能缺少直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爱因斯坦根据自己关于科学创造的亲身体验，明确指出：“我相信直觉和灵感。”道家的直觉思维是非常著名的，就像一提到古希腊人们就会想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分析。老子认为“道”只能是直观体现的对象。庄子也以“道”作为直觉思维的对象。他认为“道隐于小成”。老子和庄子都提出，要以所谓“明”作为直觉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老子说：“知常日明。”庄子也说：“莫若以明。”道家以“道”作为直觉思维的对象。体道的过程也就是直觉思维的过程。

3道家科学精神对我国科研人员的现实意义

3．1科研人员在科技研究中要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在我国，不少的科研人员认为，科学在于割裂整体，甚至有人说科学在于舍弃整体。这种观点有着很大的片面性。相反，科研人员都必须具有普遍联系和整体的观点，才能成为合格的科研人员。科研人员首先要认识到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认识到“道”之为“一”，然后为了寻求某种条件下的事物规律才能有意识地从事割裂联系、分裂整体的抽象活动，以其深藏的普遍联系和整体观为前提。正因为如此，科研人员的追求总是不满足于先前已发现的秩序、规律，而不断扩大联系的范围，在新的联系中寻求更广的秩序、规律。科研人员的活动是在不断割裂联系、分割整体中日益扩大联系范围、走向整体的活动。

面对由于科学发展应用的不当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危害，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可能直接作出克制，因为自然科学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要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自身功能去加以解决。但是，道家天人合一整体科学观所体现的科学原则却对科研人员自觉调整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方向，具有重要价值。

3_2科研人员应加大对民生科技的研究力度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很多重大的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就从科技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科技发展仍存在着不足，大量面对老百姓的科技研发被搁置。例如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远远落后于其他科技的发展，以至于使人们总是觉得科技离自己太远，只要提起科研项目，总会联想到航天、卫星、生物纳米等高端技术、高深莫测的数据模型、原创性机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部分科研人员缺少天人合一的整体科学观，认为研究那些小技术、小革新，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有意回避相关方面的研究。

道家思想认为，看事物做事情应该兼收并蓄、公正不偏，不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作道德判断。我国的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应该树立同样的观点和立场，不应该对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小发明、小革新以及基础科学理沦的研究采取回避的态度。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更应该优先发展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小”科技。

3．3科研人员要保持心灵的宁静、远离浮躁的心理

道家思想认为，顺自然而为之，不顺自然而不为之。虽然无益于鼓励进取精神，但却有益于人们冷静思考，量力而行，妥善地处理科研人员在面对现实的诱惑和科学技术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

3．3．1保持心灵的宁静可以激发科研人员的有利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直觉

老子认为：致虚极、守静笃。心灵的宁静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庄子也认为心情的恬静愉悦是智慧产生的最佳状态。所以，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要想保持充分的有益的直觉思维一定要保持心灵的宁静，远离浮躁。

3．3．2保持心灵的宁静可以杜绝科研人员剽窃、杜撰科技成果

科学研究是缓慢的、枯燥的。有些人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都可能研究不出成果。当今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的私人欲望，名利富贵对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具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有些科研人员太急于求成，为求利就会铤而走险，剽窃别人的成果，甚至杜撰科技成果。这些行为不仅与道家的身体力行、乐于实验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其不利。

4结语

道家思想中蕴含着值得珍视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它不仅凝聚着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必备的精华，也开启着现代科研人员的智慧，激发着他们弃旧图新的科技创造精神。因此，对道家思想中的科学思想进行发掘、提炼和整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展的科技强国之路。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巴伯译者顾昕科学与社会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92，6

[2]王德有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O07．1

[3]丁原明．道家对于科学的价值.人文杂志，2n06(4)

[4]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

思想研究论文篇（2）

“数学思想”作为数学课程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它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认为：数学思想是人们对数学科学研究的本质及规律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名与无名的数学家；而认识的客体，则包括数学科学的对象及其特性，研究途径与方法的特点，研究成就的精神文化价值及对物质世界的实际作用，内部各种成果或结论之间的互相关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等。可见，这些思想是历代与当代数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们蕴涵于数学材料之中，有着丰富的内容。

通常认为数学思想包括方程思想、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转化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和公理化思想等。这些都是对数学活动经验通过概括而获得的认识成果。既然是认识就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例如，有人认为中学数学教材可以用集合思想作主线来编写，有人认为以函数思想贯穿中学数学内容更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效果，还有人认为中学数学内容应运用数学结构思想来处理等等。尽管看法各异，但笔者认为，只要是在充分分析、归纳概括数学材料的基础上来论述数学思想，那么所得的结论总是可能做到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总是能在中学数学教材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关于这个概念的外延，从量的方面讲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属于宏观的，有数学观(数学的起源与发展、数学的本能和特征、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数学在科学中的文化地位，数学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等；属于中观的，有关于数学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流的原因与结果，各个分支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容上的对立与统一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等；属于微观结构的，则包含着对各个分支及各种体系结构定内容和方法的认识，包括对所创立的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理论的认识。

从质的方面说，还可分成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片面认识与完全认识、局部认识与全面认识、孤立认识与整体认识、静态认识与动态认识、唯心认识与唯物认识、谬误认识和正确认识等。

二、数学思想的特性和作用

数学思想是在数学的发展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它是人类对数学及其研究对象，对数学知识（主要指概念、定理、法则和范例)以及数学方法的本质性的认识。它表现在对数学对象的开拓之中，表现在对数学概念、命题和数学模型的分析与概括之中，还表现在新的数学方法的产生过程中。它具有如下的突出特性和作用。

(一)数学思想凝聚成数学概念和命题，原则和方法

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思想，凝聚成不同层次的数学模型和数学结构，从而构成数学的知识系统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与结构中，数学思想起着统帅的作用。

(二)数学思想深刻而概括，富有哲理性

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数学思想，是从众多的具体的个性中抽取出来且对个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共性。它比某个具体的数学问题(定理法则等)更具有一般性，其概括程度相对较高。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和变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等“事实”，都可作为数学思想进行哲学概括的材料，这样的概括能促使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数学思想富有创造性

借助于分析与归纳、类比与联想、猜想与验证等手段，可以使本来较抽象的结构获得相对直观的形象的解释，能使一些看似无处着手的问题转化成极具规律的数学模型。从而将一种关系结构变成或映射成另一种关系结构，又可反演回来，于是复杂问题被简单化了，不能解的问题的解找到了。如将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转化成一笔画问题，便是典型的一例。当时，数学家们在作这些探讨时是很难的，是零零碎碎的，有时为了一个模型的建立，一种思想的概括，要付出毕生精力才能得到，这使后人能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体会到创造的艰辛，发展顽强奋战的个性，培养创造的精神。

三、数学思想的教学功能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明确指出：“初中数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初中代数、几何中的概念、法则、性质、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根据这一要求，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大力加强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

(一)数学思想是教材体系的灵魂

从教材的构成体系来看，整个初中数学教材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点汇成了数学结构系统的两条“河流”。一条是由具体的知识点构成的易于被发现的“明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骨架”；另一条是由数学思想方法构成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暗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血脉”灵魂。有了这样的数学思想作灵魂，各种具体的数学知识点才不再成为孤立的、零散的东西。因为数学思想能将“游离”状态的知识点(块)凝结成优化的知识结构，有了它，数学概念和命题才能活起来，做到相互紧扣，相互支持，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数学思想是数学的内在形式，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的动力和工具。教师在教学中如能抓住数学思想这一主线，便能高屋建瓴，提挈教材进行再创造，才能使教学见效快，收益大。

(二)数学思想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数学课堂教学设计应分三个层次进行，这便是宏观设计、微观设计和情境设计。无论哪个层次上的设计，其目的都在于为了让学生“参与”到获得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数学活动过程中去。这种设计不能只是数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一定要有数学思想的飞跃和创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应当是历史上数学思想发生、发展过程的模拟和简缩。例如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是概括了变量之间关系的简缩，也应当是渗透现代数学思想、使用现代手段实现的新的认识过程。又如高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渗透了集合关系的思想，还可以是在现实数学基础上的概括和延伸，这就需要搞清楚应概括怎样的共性，如何准确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怎样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预测和创造，而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数学思想作为指导。有了深刻的数学思想作指导，才能做出智慧熠烁的创新设计来，才能引发起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这样的教学设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的要求。靠一贯如此设计的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方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数学思想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数学思想性高的教学设计，是高质量进行教学的基本保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这几十个智慧的头脑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新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教师难以解答的。面对这些活泼肯钻研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教师只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保证准确辨别各种各样问题的症结，给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恰当适时地运用类比联想，给出生动的陈述，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才能敏锐地发现学生的思想火花，找到闪光点并及时加以提炼升华，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创造，把众多学生牢牢地吸引住，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真正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也才能使有一定思想的教学设计，真正变成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活动过程。

思想研究论文篇（3）

赵君陶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家。她为革命办教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中国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的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一、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

赵君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家，而是革命家和教育家的结合。因为她是革命家办教育，是为革命建设培养人才、储备力量，因此在办教育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的革命路线、革命方针和方法。同时，她在办学校过程中，又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掩护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并有意识地团结学校周围四邻，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赵君陶来到重庆，在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鉴于战时保育会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非常重视保育院的人事安排。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战时保育会实施党的领导，也便于党的秘密工作，决定选一些优秀党员到保育院担任领导职务，因此选中了赵君陶。在发动高潮中，赵君陶坚持执行党的隐蔽政策，保护了一大批同志，并坚持办保育院达7年之久，培养了近800名“难童”，不但救了“难童”的性命，而且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者、建设者。革命造就了赵君陶这个无产阶级的教育家。

只有紧紧抓住她既是革命家又是教育家这一显著特点，才能科学地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赵君陶教育思想的核心、实质和灵魂，才能正确评价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赵君陶教育思想之精深，教育理论之深刻，不经过深入的研究是不能把握的。赵君陶丰富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她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赵君陶教育思想不是沿袭过去旧的教育思想，而是在办无产阶级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长期办学中不断总结出来的。同时，也吸收了过去一切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因此，赵君陶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珍贵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从赵君陶办革命教育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她的教育思想

赵君陶办教育贯穿了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长达几十年之久。赵君陶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办学经验丰富多彩，是党的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者。研究赵君陶的教育思想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和总结。

1、创办幼保特殊教育

赵君陶在重庆远郊土主镇任第三保育院院长。保育生是抗战时期从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中抢救出来的，小的二、三岁，大的十几岁，男多女少。由于失去父母和家庭，心灵受到很大创伤，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这种孤独生活造成了他们特殊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保育院不仅仅要教而且要养，不仅管学习，还要管生活，因此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家，教师既是老师，又是妈妈。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极其特殊的办学形式。赵君陶根据客观实际尖锐地指出：必须不断改革传统的旧教育制度，推行“生活教育”、“社会教育”和民主办院的方针，努力把孩子们培养成手脑并用的小工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教人的小先生，反抗日本侵略的小战士，即“四小”学生。赵君陶在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后认为：保育院的孩子有资质优秀的，也有愚劣的，出身背景亦不相同。但实践证明：教育的力量使他们都进步着、改变着。战时保育院已经开展了有教无类的神圣教育事业。“我们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注意了解他们特殊的本质、心理和兴趣，寻找培养他们的方法，知道他们不仅需要深厚的同情，周密的关切，而且需要知识。我们的任务不能择人而教，必须因人施教，必须从培养习惯入手。”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赵君陶崭新的教育。

2、创办工农速成中学，促进工农干部知识化

中国革命胜利了，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党中央作出了培养干部的决定。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决定以速成的办法培养经过革命战争和各项实际锻炼的先进人物。中南教育部成立了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领导小组，赵君陶任副组长（当时她是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处长）。赵君陶认为：办好学校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和教师，她为了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亲自到中南三省一市选教师。她还十分重视教材，她在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抽调许多高水平的教师，组织起来编写教材。她注重改进教法，主张教师互相观摩、交流，相得益彰。她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保证他们用心学习。因为工农学员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多，于是把原来定的三年毕业改为三年至四年毕业，体现了赵君陶实事求是的精神。她教育学生要尊重教师。她还风趣地说：他们把知识交给你们，这就是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的工农化了。

1953年，赵君陶调到工作。为了适应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项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为了迅速提高工农干部的素质，全国各地兴起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热潮，专门培养工农干部。赵君陶被调到南开大学速成中学任职。南开大学和速成中学师生知道要调来一位老革命、老教育工作者，非常欢迎。

赵君陶的教育很有特色。她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速成中学既有普通中学的特点，又有其自身特点，既要速成，又要系统扎实地掌握知识。她认为若不扎实，谈不上速成。因此，这对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针对这种情况，赵君陶和教师、学生注意共同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赵君陶采取老师指导，老师学生共同讲，老师总结的办法，以老师为主，启发了学生的思想，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赵君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还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主张通过讨论共同提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育研究会。

赵君陶特别注意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她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观摩学习、跟班听课和老师一起备课、上课、辅导、实验、修改作业。从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和掌握速成中学教学方法的特点。她要求青年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研究。她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贴心人。

3、创建北京化工学院，培养高科技人才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和化工事业未来发展的需要，陆定一指出：现在国务院只有化工部和轻工部两个部没有自己的大学，希望尽快办起来。赵君陶被调到化工学院工作。当时建立学院是三无：一无宿舍、二无师资、三无物资。但经过赵君陶的努力，终于办起了北京化工学院。她长期办学，既坚持正确的教育方针又坚持师资队伍的建设。她亲自抓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思想政治品德好、业务水平高、热爱教育事业，通过努力，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深受好评。群众评价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好领导。

三、赵君陶教育思想的特点：改革、开拓、创新

赵君陶出生在20世纪初——一个时代大变动、中国社会大变动、家庭大变迁的时代。从小就受到变革思想的影响。她的父亲赵登之从内地和外地的商业活动中觉察到时代在发展，认为若自己的女儿不上学识字，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她二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使她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五哥赵世炎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常来信鼓励她跟上时代的步伐。赵君陶在时代、社会、家庭的影响下，到上海、北京求学，立志要学好知识，当一个好教师，为改造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为她后来参加革命、办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赵君陶一生为革命办教育。她的教育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大胆创新。

1、不断改革传统的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民主办学方针

抗战时期赵君陶在重庆办保育院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类型。赵君陶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大胆地提出了要不断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男女，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行爱的教育。她坚持用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她十分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2、建立科学管理制度

管理是一门科学。管理出效益，管理就是用最少的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赵君陶在管理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既无相关理论指导又无实践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在保育院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行政、总务、教学、社教、改进大纲等，经济由院长统一管理。当时保育院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来之不易，一分一厘都要节约使用。但必须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赵君陶特别重视研究伙食营养问题，对体弱有病的孩子特殊照顾。最先大家是吃饱，后来是吃好。保育院的孩子个个茁壮成长。

管理也是一种教育。过去我们对行政事务工作只注意他本身的作用，而认为与教育无关。其实管理也是一种教育，如对教职员工的职务分配、工作考察、严肃的工作作风等是对儿童最实际、最优良的活教材。是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育，对此，赵君陶提出让学生参加管理。这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大胆突破，是群众观点在管理中的体现。

3、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办学的关键

赵君陶认为办教育最关键的是选好领导，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为此她对教师首次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思想政治品德好；二是业务水平高；三是热爱教育事业。为了建立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她不仅亲自到各地进行选择，而且还把教师送出去培养，并在教学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提高师资水平。

4、首倡成立教职员教育研究会

为了满足大家集体反省，互相砥砺，改正彼此错误的需要，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成立了教职员教育研究会。在集会中定下了互相观摩、互相批评、提出问题共同讨论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教职员工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批评的目的，提出的困难问题也就在会上及时解决了，从而达到了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的目的。

综上所述，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新颖的、丰富多彩的。其核心和灵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胆开拓、大胆创新，为共产党办教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赵君陶的教育思想是无价之宝，我们后人要百般珍惜。

参考文献：

思想研究论文篇（4）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给予了严历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任何不顾客观条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是对历史的反动。《宣言》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体系的发明家”，他们“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只能人为地去“创造这些条件”（同上）。这就使得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陷入了非常荒谬的境地。马克思批评他们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同上书，第303页）马克思退一步指出，虽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发明者和“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他们逐渐地堕入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同上书，第305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有这种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有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典型的表述。马克思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的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发明创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只是依靠宣传机器的推动从而实施一种主观构造的制度设想，就会违背历史的自然规律，成为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不难看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长期缺乏研究和重视，从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了弯路。

二、关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述，这就是理论界所说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坚持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面前，任何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者，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少重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不顾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历史和客观事实，强调“一大二公”，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计划，从而给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关于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是农民及其家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小块土地所有制时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同上书，第909页）马克思在这里多次表达过这个思想，说明马克思对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的这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所有制方法基本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否定私有财产，而是要否定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这说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地，我们过去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四、关于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和向新生产方式转化的过渡形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股份制对于未来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有产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同上书，第498页）。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方式，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而资本主义股份制这样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正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产生的一个过渡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股份制这样一种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就可以人为地建立起来，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差很远。五、关于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即关于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思想

我们长期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一种社会制度。或者说，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个人发明”。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组织方式的社会化以及财产占有方式的社会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种否定形式，是一种社会占有方式。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一种公有制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占有方式的一种否定形式。不过，由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尚没有消灭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因此，这种社会占有方式或公有制还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说，股份制是对于资本主义旧制度的一种消极的扬弃。只有在劳动者的联合体的意义上，股份制才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的扬弃。

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

马克思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认为它是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的经济组织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种企业中，劳动者“自己是自己的资本家”。这就是说，这种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企业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的大小而不同程度地在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财产权利，他们一方面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使自己的股权增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使自己的劳动增值。由于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因而劳动者在这里是自由的，因此马克思把这种劳动者的资本与劳动的联合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今天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各种劳动者自发组织的股份合作企业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初步形式。马克思认为这种摆脱了剥削的劳动与资本合作方式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积极的扬弃。

七、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

由于长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思是在谈到信用制度和股份制时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股份制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中，尤其是在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看到了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可能性。或者说，马克思所要重建的这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现实模型就是他所说的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以我们国家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为例。在这种合作社中，劳动者的财产，作为生产资料，它们是由企业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因而是一种公共的财产或社会的财产。但是，它们又是个人的，企业的每一个劳动者各按照自己的投资、劳动贡献等拥有自己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马克思认为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在这种制度中，劳动者个人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八、关于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思想

思想研究论文篇（5）

我国新闻学界（当时不过就是人大、复旦等少数新闻学教师和少量党报工作人员在研究）研究马列、新闻思想的起点时间，是在全国新闻界1954年全面而机械地学习苏联时开始的。1956年部分纠正了片面学习苏联的问题、投入短暂的人民日报改版。随后在党中央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研究本党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一些观点到“”时期被“”搞得更为极端。1981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1957－1976年，以及1976年后的两年，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犯了左倾错误。可是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新闻思想的研究，至今基本上没有按照党中央的这个决议精神做过反省，对于本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回避分析对错，只谈可以接受的部分；有时不考虑当时提出的历史背景，要求现在贯彻那时提出的某些论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对在世时领导的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改版做历史研究。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形成了新的党报工作传统，党报的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因此，党报就需要做到下几点：

1，版次和内容的编排，不能以一般的新闻价值作为选择事实的标准，党内和国内（解放后）的政策性报道始终居于头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国际新闻则安排在报纸最后一版（通常是副刊）之前。

2，基于当时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党报作为一种可贵的沟通资源的情况，通过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来指导工作，便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党的机关实现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

3，党报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工作，那么采用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就存在充当资产阶级义务宣传员的嫌疑，也会误导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电讯稿成为一条党报的纪律。解放初期，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与外界隔绝，信息的选择十分有限，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党报有理由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工作传统，典型报道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国际新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莺歌燕舞的消息外，通常被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新形势下党报仍然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现在的党报是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山沟里出版了，党报早已面向社会发行，不再像革命战争时期实行报纸分配制，受众也不是当年根据地的农民，而是知识水准相当高的第四代、第五代人了。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各种党的、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善，通过各级组织指导工作和进行监督，是硬性的，远比软性的报纸有效得多。报纸只是许多社会联系中的一种，不再像当年那样，报纸的发行系统是党所拥有的不多的沟通系统之一。这时，党报作为报纸，提供新闻的职能无形中必须上升。关于这一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就已经意识到，把扩大报道范围和增加新闻1.5倍作为第一项改革内容。当时报纸的改版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1]

建国以后，各级党的机关报除了承担原来党报的任务以外，开始承担社会性综合报纸的职能，这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认识基础。《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2]党中央关于将人民日报改版经验推广到全国的124号文件也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3]这些论述的含义是清楚的，党中央机关报应该从单纯的党的机关报向既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面向社会的报纸的转变。党报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传媒，除了仍然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要承担社会公器的职责。

现在有的言论批判“社会公器”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上批判地产生的。如果说资产阶级传媒说的社会公器是虚假的，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传媒就不应该是社会公器吗？否认社会主义的传媒是社会公器，与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和立党为公的说法相悖。其实，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我们党就意识到党报性质的部分变化，并及时调整了对党报性质的表述方式。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和公共的财产，这不就是社会公器的一种表达吗？现在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好好学习党的历史文件，不应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分析遇到的新问题。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头两个月的头版头条62个，经济新闻31个，会议新闻仅两条。批评性报道从6月的29条上升到7月的150条。读者来信7月3.1万封，8月4.07万封，而6月2万封。

1956年8月，恰好发生波兰的“波茨南事件”，按照惯例，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坏事是不报的，但是人民日报突破惯例，做了相对客观的报道。10月，发生了更大的“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仍然相对客观地做了报道。

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是试图从战争时期一个党的报纸部分地向社会性报纸转变的尝试，但是由于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而夭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正是我们现在进行党报改革的认识基础，尽管时间流逝了近半个世纪。

翻看现在我们的党报头版，各方面工作的回顾展望、经验、观点宣传等等，几乎占据了全部版面。其他版的新闻，缺少新闻价值的日常工作动态居多，以某种观点统帅事例的宣传性版面居多，或者是典型报道，某个人物和单位，做得如何好，没有时效，事实发生的空间似乎也是无所谓的。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世界第三大的国家，难道每天就没有新闻可以发表在党报上吗？一个数千万人口的大省的党报，缺乏每天可以发表在省党报上的新闻，岂非怪事？如果不从单一的“利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思路中走出来，我们的党报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现在读者的选择余地太大了。

另一个问题，即新闻源的问题现在也凸现了。1956年改版的第一个变化是增加新闻1.5倍，已经考虑到社会需要的问题。现在开放环境中，中国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不仅数量上急遽增加，而且要求是全方位的，要求新闻的获取与其他国家的公众同步，与新闻事实的发生同步。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新闻的传播变成全方位和立体化的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报和党领导下的我国传媒的新闻源，仍然是60多年前规定的新华社一家；党领导的中新社稿，内地的传媒也不得采用。鉴于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具体的传媒能够采访到的新闻是有限的，通讯社的功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传媒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不可或缺的新闻源。只能采用一家通讯社的新闻稿，是现在我国传媒的新闻源匮乏的原因之一。1942年做出的这项规定，有当时强化党报指导工作的需要，后来继续这项规定，有阶级斗争的背景。现在需要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改变新闻源单一的问题。

还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说明。“新闻思想”，不应理解为一个人的思想，而应理解为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思想。因而，1956年改版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60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对学习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批评，都应视为新闻和宣传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对1957年以后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要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适当的评价。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的党报需要与时俱进，既保持党报的基本性质，又要适应新的环境，形成新的工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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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先国内、后国际的固有新闻编排顺序，以“新闻价值为主，宣传价值为辅”的衡量标准编排新闻。不再严格区分国内、国际新闻，特别是头版新闻，要体现大国的报纸面向世界的风范。重大的国际新闻，应该理所当然地上党报的头版头条。

2，党报上要充满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官员的“起居注”和党政机关的例行公事。开放的环境、读者素质的提高，都在要求党报提供真正的新闻，那种以对上级“交差”的心态用套话空话编织新闻的工作习惯，必须改变。

3，需要考虑解决新闻源单一的问题。1942年以前的中共的各种报刊，曾经广泛地采用各国通讯社的电讯稿。1942年以后要求完全采用自己的通讯社稿，有当时的理由。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家通讯社无论如何难以将在全球流通的新闻包揽下来，世界众多媒体之间，也需要相互交换新闻、相互采用各方面的新闻源来印证事实，全面反映关于事实的各方面的观点。

关于新闻源的问题，需要多说几句。新闻是人写的，不可避免地多少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用过去的话说，新闻具有阶级性。但是这个说法要具体分析。新闻总体上具有阶级性，但不能说每条具体的新闻，甚至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阶级性，许多不涉及政治立场的新闻，只能说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很难上升到阶级分析的高度，例如关于财经方面的报道、某位明星或某场体育赛事的报道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很难归结到阶级性上。我国历史上的党报采用过非党通讯社的电讯稿，主要由于过多，影响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被认为党性不强，问题并不在于党报采用了非党通讯社的新闻本身。50年代以来至今几十年了，我们发行的《参考消息》数量，远远超出了党报的发行量，这并没有使我们被和平演变了。既然现在普通群众可以阅读完全由外国通讯社稿和外国传媒的报道编成的《参考消息》，为什么我们的党报就不能直接选用一些世界著名通讯社的稿件呢？显然，和平演变的威胁不能成为拒绝改变以往工作传统的理由。

也许，党报代表的是党中央，因而不宜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然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党中央就已经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这不是说《人民日报》不代表党，而是说，《人民日报》可以适当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既然完全使用外电的《参考消息》，经过编辑，可以在总体上代表我方的立场，正规的党报更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在新闻源问题上已经悄然采取了各种变通的做法。电视新闻的国际新闻部分，大多数就是略加编辑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视新闻稿。现在各地大众化报纸的许多“本报讯”和改写的国际新闻通讯、图片，其来源即是外国通讯社或外国传媒。我们总不能这样长期不明不白地做下去，相当多的新闻通讯、新闻背景材料和电视新闻是有版权的，完全采用交换的方式难以覆盖。党报采用一些外国大通讯社的新闻稿，可以丰富我们的新闻源，多一些文化的不同风格。当然，这个建议不宜一步到位，需要考虑采用一些适当的方式，选择一些非政治类的话题，或不大敏感的政治新闻话题试着做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党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它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面政策的任务，同时又必须成为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提供丰富的新闻，以满足社会主流人群的需要。近年来，在原有的工作传统内进行的党报改革已经很多，几乎将各种潜力挖尽。如果不调整数十年来形成的工作传统，我们很难大踏步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回顾和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党报工作传统的形成。其实，这种工作传统也是当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共产国际党报经验进行改革的结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改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

引文：

思想研究论文篇（6）

摘要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健全的公民和健康的民族。运动锻炼、养护、卫生预防、营养及休息是其健身的主要内容与手段。陶行知健身思想具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关键词陶行知，健身思想，特征

TheStudyofTaoXingzhi''''sThinking

onPhysicalFitness

ZhouZhijun1)PanZhichen2)

AbstractTaoXingz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anorganicpartofhislife-educationtheory.Headvocatedthattheaimofphysicalfitnesswastofosterhealthycitizensandrobustnationalities.Physicalexercises,healthmaintenance,epidemicprevention,nutritionandrestarethe

maincontentsandmeansof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Tao''''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

characterizedbyitsuniversalityoftheobjects,functionalfundamentality,operationalfeasibilityandthinkingliberality.

KeywordsTaoXingzhi,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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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值此纪念陶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研究和探讨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全面实施是非常有益的。

1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基本内容

健身这一概念，陶行知早在40年代就已提出来了。健身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以运动为基本手段，辅之卫生与营养等，以追求身心健康并参与改造世界为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

纵览陶行知献身教育的一生，他健身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曾用一系列相近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健身观，如健康、康健、厚生、体健、保健、健全、身心两健、健全之身躯、锻炼体魄、养生而不杀生、建立健康之堡垒、造成健全的民族，等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据此，我们在研究陶行知健身思想时，把它放到与生活教育理论、与运动锻炼、卫生营养等广泛的联系中加以分析，进而探讨和把握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实质。

1.1健身与生活教育陶行知的健身思想与他的生活教育关系极为密切，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以前，从批判传统的戕害身体的“残废教育”“杀人教育”中发现“活的教育”和“生活教育”阶段。陶行知自幼生性活泼，少年时常与小伙伴在一起作踢球游戏。据友人回忆，陶行知常常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休闲时间要多活动，锻炼体魄”。他目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针贬它是“吃人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这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他揭露中国旧教育是“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结果是“拼命读书，始有近视，继而驼背，始而吐血，以至于夭折。”陶行知不仅对传统教育予以无情的抨击，而且善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出他的“活的教育”、“生活教育”主张，后，在批判传统教育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逐步萌 发起来。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信中说：“体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又写道：“人生第一要事是康健，第二要事是康健，第三要事是康健，”并说过，“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揭示健康与人生、与学问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了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先导，没有健身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生活教育理论的问世。

第二阶段，1927年陶行知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交互作用，紧密结合和系统化阶段。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新阶段。从理论上看，这时的健身思想已经与生活教育理论密切结合、水融，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在生活教育的目标上，即:1)康健的体力；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团结自治的精神。他还多次将康健和生活连起来说：“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不康健的生活，就是不康健的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他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而主张以生活为中心的新教科书，即以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生活为新教科书的内容。从实践看，晓庄学校始终把健身运动贯穿于教学实践全过程。每天早晨五时半至六时半全体学生练习“拳术”，根据各人体质和兴趣，分别学习刀、枪、剑、棍，进行跑步、徒手体操等活动。并经常举办学校以及联村运动会，进行跑山、举石担、玩石锁、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30m赛跑等各项运动。正象他在《萧?ぱ乓恢苣昙湍盍显硕岣琛分兴吹摹疤叩氖牵愧僮樱虻氖侨罚诺氖欠珞荩车氖歉罚?nbsp;的是粪桶，舞的是锄头，玩的是石担，攀的是山头”。这些健身活动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生活教育的精神。在这一阶段，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继续给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以深刻影响，在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在实践中他已将健身内容自觉地纳入了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运动之中。

第三阶段，1938年以后陶行知健身思想借助于生活教育实践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阶段。一二九运动后，办学条件异常艰苦，陶行知仍大力宣扬“健康第一”的健身主张，在学校坚持开展跑步、跳高、跳远、投掷手榴弹、游泳、跳绳等体育健身活动。这一阶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发展到时间上几乎关涉到人类古今未来、个体之终身，空间上几乎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囊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同样地，他的健身思想也相应地大大拓展了。1942年7月，陶行知作了《每日四问》的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师生每天都要问一问自己的身体、学问、工作、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他的这些可贵的思想主张和我们今天正在推崇的终身教育、终身体育是高度一致的。

1.2健身与运动锻炼陶行知早在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时，曾在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概况中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并提出“养护所以培养元气，锻炼所以操训筋骨，医治所以矫正体格”的健身方法。具体实施则实行分食、体操课、早操、课外运动、兵操、拳术、诊疗预防等。后来在育才学校还开展有田径、球类、国术、游泳、游戏、童军操、露营、远足等健身活动。专聘有武术和游泳教员，对学生进行运动指导。陶行知要求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须躬亲共做，他自己经常参加跑步、登山、徒手体操、游戏和武术等各种健身活动，有时还和师生一起参加集体游戏和跑山竞赛。

陶行知倡导运动健身，强调教学做合一，使之融入到实际生活之中，重视追求健身的实际效果。如1932年5月，他在《申报》自由谈专栏撰文描述拳术说“鹤子门的拳用力在臂；蛇子门的拳用力在腰；豹子门的拳用力在胸；虎子门的拳用力在背；龙子门的拳用力在周身”。阐释不同拳法对锻炼身体的作用。他还针对教师毛杏秀落水被淹死的事，在《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演讲中说“学校讲求体育，该问此种体育是否增加学生的体健，使他们不致有种不测之事发生？”强调健身的实效性和实用性。

1.3健身与卫生、营养陶行知一贯主张“以提高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保证健康”。他认为健身，除运动外，首推卫生。卫生者，“保卫生命”也。他在《每日四问》中阐释：“卫生的首要在预防疾病，卫生教育就在于教人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卫生教育做得好，虽不能说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不生病的效果，但至少是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的病痛”。为了“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他提出要筑起“三道防线”，一是制造扑灭病菌绝除病菌及携带病毒者之工具，二是实施环境卫生，三是裸的靠着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同时陶行知主张防重于治，认为“善战者不战而退敌之师，故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他把“卫生教育之普及”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制定了一套较全面的有关卫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为达到健身的目的和效果，陶行知指出“营养要充足，环境要卫生”，二者皆不可忽视。因为：“用营养来防止疾病之加重，总比爆发后的医治要经济得多。”强调卫生营养对健身的重要作用。

陶行知一方面鼓励人们要积极参与运动实践，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要注意休息、养护，他认为“适当的休息，是健身的主要秘诀之一，万不可忽略，忽略健康的人，就是等于在与生命开玩笑”。他还把劳逸结合的主张，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原则，诸如：从容工作、学习为原则，紧张突击为例外；拿休息来预防疲劳，重于拿休息来治疗疲劳；对于元气宜多储蓄，对于健康切勿透支；操劳不要超过体力之限度；病未愈工作不可太紧张；力所能及者，尽力为之，力所不能为者，修养以待之，等等。陶行知关于劳逸结合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充满着辩证法思想。他在《在晓庄》序中，希望书作者“恢复健康之后，要把一生的事，匀在三十年里从容的干，不要把一生的事挤在三年当中急急的干，有时，不干的干比干的干还重要的多”，他用通俗的语言深刻揭示出事业与健康、当前与长远、劳和逸之间深层的辩证关系，他对健身与卫生、营养、休息等相互关系的独到见解。对我们全面理解健身，建立科学的健身观具有启迪意义。

2陶行知健身思想的主要特征

通览陶行知的宏论十卷，纵览其整个教育生涯，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具有以下4个主要特征：

2.1健身对象的普遍性

2.1.1健身主体具有终身性陶行知主张包括健身在内的生活教育，是“积日为年，积年为终身”的，是“与生同来，与死同去”的，“是整个寿命的教育，不是短命的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整个寿命的教育，也是对他健身主体终身性的恰当表述，因为生存和健身总是与人生始终的。他曾指出“做一个整个的人”的首要要素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而残废的——他的身体有了缺欠，他当然不能算是整个的人”。而健身的任务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既无疾病，又不残废”。这个任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为不仅不健全的人需要健身，而且由于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往往会造成人身体的不均衡发展，给本来健全的人带来某种意义上的不健全，必须要用长期的健身运动矫正之。陶行知认为，“矫正不规范动作的练习是通过体育进行的”。正如所说“善其身无过于体育”，因此，健身无疑将伴随人终生。

2.1.2健身的主体具有全员性陶行知强调应该“把儿童健康当做幼稚园里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幼稚园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同时不能“把教师的健康忽略了”，并提出全民性的健康健身要求，他说，“要保持每个分子生理与心理之健康”。做到“把国民的康健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叫个个国民都有血钯，有生气，有精神，都能抵抗疾病，扫除障碍，战胜困难”。可见，陶行知所谈的健身主体，从幼稚园儿童到成人，从学校师生到社会上的每个分子，个个国民，具有大众性、全员性。

2.1.3健身对象具有恒久性陶行知比马寅初早20多年提出少生、优生、优育的主张。无论是健身主体的终身性还是全员性，都是与个体生命共始终的，因而是暂的、有限的。而人种是对人生的超越，这就使健身问题与全人类联系起来了，使健身主体由有限进入无限，使健身对象具有了恒久性。

2.2健身实施的可行性

健身不仅在知，更在于行。陶行知健身思想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他自身具有知行统一性，即实施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

2.2.1目标明确，有的放矢陶行知指出，“体健是人生的一个最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最要目的”，“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但他所主张的健身目的远不止只为个人健康，纵观他不同时期对健身的种种论述，陶行知健身主张具有更重要的社会目的。大体可归纳为：一是造成健康的民族。二是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保卫国家。三是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可见陶行知倡扬健身，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健康，而且与整个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2.2.2创造条件，因陋就简，量力而行健身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陶行知曾在《败家子的体操》中写道：“进城考学堂，学会拍网球，洋人发大财，老子叹气卖老牛”。批评了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他主张健身应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因陋就简，他提倡学生选择一些不一定花很多钱，实用性强的健身项目，如游泳、爬竹竿、跳远、游戏等，甚至“走来走去练习脚步也于康健有益”，这就根本不用花钱也能健身了。

2.2.3掌握规律，讲究方法，订立标准健身运动也有规律可循，它是目标与方法的辩证统一。陶行知在实践中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别具特色的方法，诸如成立各种形式的体育组织，完善各项运动设施，选择形式多样的运动项目，“建立健康的堡垒”，推广卫生运动，施行“学校卫生计划”，制定“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引导师生“每日四问”，进餐实行分食制等。此外，他还总结介绍国内有关人体测定标准、身体检查标准及运动测量标准，以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的健身实践。

2.3健身作用的基础性

2.3.1健身与生命质量健康与长寿是对人的生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积极要求。健康是长寿的保证和必要条件，长寿是健康的发展结果和趋势，这两者统一的情况又与健身运动有着密切联系。陶行知主张要“锻炼自己之身体，使之强健”，同时他还认为，“从来人的死，多是由病的。考病之由来，不外两种，一是由人的操劳过度致伤身体而殒命；二是由人的卫生上没有讲求，以致出了毛病，终至因而送命”。所以，他要求对身体应“预防”“保护”，去谋永久的生活。陶行知对健身与生命的质和量关系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

2.3.2健身与全面发展首先，陶行知指出身心两健，缺一不可。他主张“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他认为，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紧的。健身从本质上说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健身的过程——运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统一，所以，健身的效果也必定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其次，陶行知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的信中说：“先生所说做学问有三要素，一体健、二天才、三财力，很有见地。”说明他对程关于身体健康是做学问的首要条件的看法是赞许的。陶行知还把讲卫生求体健与培养人良好的生活习惯，陶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联系起来，把健身看成是德育的基础。并且指出，个人良好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对于健身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关于健身与全面发展关系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是科学的。

2.4健身思想的开放性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它向实践开放，向生活开放，向历史开放，向未来开放，向世界开放。

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实践。例如，他提倡游泳运动，发起筹建“中华杏秀游泳社”，就是根源于生活中发生了一位女教师落水不能自救，同行多人也无人相救，眼睁睁看着她淹死的一次偶然事故。又如，他在30年代初对武术特感兴趣，也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国难当头，需要强身自卫密切相关。

关于向历史和未来开放，两者是相互联系的。陶行知认为，我们虽然生活在今天，但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我们既要拥有历史，又要“造就成健全之民族，以适应二十世纪的世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上讲，继承过去与创造未来是统一的，任何一种真正向生活实践开放的思想理论，必定具有历史继承性、与时俱进性、自我超越性、科学预见性，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面向世界，可从陶行知与美国著名体育家麦克乐的交往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略见一斑。陶行知在为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而写的英文论著《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现状》书一笔，“在国立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赞助下，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最重要的研究，”这表明，陶行知虽然反对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洋化教育，但并非反对汲取外来的文化科学知识，对后者则是开放的。

3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丰富的。从渊源看，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伴随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并成为他整个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身心健全的人，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目的。他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运动锻炼、卫生预防、营养、休息、养护等多种途径予以实施。锻炼、养护和医治结合是陶行知健身方法之精要。

陶行知健身思想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和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研究和借鉴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体育改革，坚持从国情出发，推进体育的社会化，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1～10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周志俊．陶行知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4)

3胡小明．陶行知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9(4)

思想研究论文篇（7）

2凯里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经济利益占主要地位，而本该是企业重心的思想政治工作被忽略，个中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2.1思想政治工作地位薄弱。我市不少企业管理层认为，组织、宣传、工会等党群工作是非经营性工作，是无用功，只能增加内耗，影响和制约日常生产经营，从而把政工工作束之高阁，政工人员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充分认可，导致很多政工干部寻求机会跳槽和改行，迫使思想政治工作“底气”不足，工作表面化。比如我市风靡一时的凯里造纸厂，昔日的辉煌由于缺乏政治思想工作的指导而导致了如今的“落魄”，成为我市水污染的“罪魁祸首”。

2.2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单一。我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锅煮”现象严重，工作内容单一，多是执行，缺乏主动。文件多，行动少，“灌输”教育多、自我教育少；“言教”多、“身教”少；批评多、激励少；学习文件精神多，运用现代手段创新教育少等，使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说服力、感染力、凝聚力。

2.3政工干部素质偏低。思想政治工作不象其他具体型的工作，有固定的模式和方式，有规定的评判标准。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敏锐的思维和高深的理论，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人的报告精彩且经典，而有些人的就味同嚼蜡。主要是由于政工干部，不了解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管理规范、市场前景，既使有所了解，也是只知皮毛，只是简单说教，缺乏说服力。比如有些政工干部缺乏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没有深度研究，停留于表面，人云亦云。3提高凯里污水处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几点建议

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希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永立不倒，都希望企业茁壮成长。记得有个著名企业家曾经说过：一个企业经历的过程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前者是从规模上，后者是从服务角度上。如何让我市污水处理企业从规模上由小到大发现，从服务上从大到小发展呢？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为实现污水处理企业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对此，笔者就如何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3.1加强班组建设，优化企业生命力“细胞”班组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它既是职工从事劳动、创造财富的直接场所，又是职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升华、固化的场所。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以及职工队伍素质的高低，都要通过班组职工的劳动成果反映出来。在新的形势下要如何提高班组的内涵？一是要加强班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大道理”抓标治本与“小道理”拾遗补缺相互补充方式，引导职工把理想信念和本职岗位的行为规范有机结合起来，树立理想在岗位，岗位讲理想的观念，把理想教育变得实在化、具体化。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工作。在新形势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除了各级政工干部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班组长的配合，在提高班组长管理能力的同时要引导他们站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排头，定期就班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他们做好班组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与水平。

3.2提高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意识人具有表意识和浅意识，表意识是工作的显现表现，而潜意识是积极性的调动因素，只有表意识和潜意识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潜能。市场经济的运行，伴随企业改制后生产经营任务繁重、各种矛盾和摩擦集中，职工的心态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颇与失衡。这就需要企业重视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统一思想、稳定人心的工作。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企业全体上下对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程度。着力提高企业干部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才能统一思想，上下拧成一股绳，使企业无坚不摧。

3.3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质量企业政工干部队伍是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头羊，要提高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提高企业政工干部形象，首先要提高政工干部的思想素质，自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和政治敏锐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言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准确地向干部职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外形势。其次要加强政工干部的作风建设。使政工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做到求真务实，在生活作风上做到廉洁自律，做广大干部职工的表率。

3.4加快理论联系实践步伐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每个职工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树立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与企业共兴衰的思想。比如金井河污水的处理、清水江环境的改善等就是最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例子，要让职工继续发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思想上提高，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共同推进企业的发展。

总之，我市污水处理企业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改进，要认清自身的不足，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创新思路，逐步提高企业基层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凯里污水处理工作效率，让凯里的天更蓝水更绿，为把凯里建设成为“宜居、宜观”的环保城市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本文分析了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带动下，凯里污水处理企业取得的成效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根据本人工作经验，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思想研究论文篇（8）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墨子·明鬼下[M]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7)[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J]，中国法学2001

[4]周易·序卦[M]

[5]老子·第四十二章[M]

[6]王处辉冲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13][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思想、信仰与世界[A]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9]费孝通语。见陆学艺，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周泰卷)[M]

[10]老子·第六十六章[M]

[1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思想研究论文篇（9）

曾国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愉修袂而养殉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觉察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和社会风气败坏的程度已很严重，对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转移腐败颓靡的政治风气和衰萎苟安的社会风气。在《应诏陈言疏》中，他历数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要咸丰皇帝以自己的行为取向，转移习俗，陶熔人才。他称道康熙盛世开设经筵，名士进讲，圣主垂范，世风转移。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3]

2、强国兴邦

“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4]曾国藩将人才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议、家书日记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人才问题。在同太平军对垒的残酷战斗中，更重视人才的作用。他力避书生治军不能亲临前敌指挥作战之短处，充分发挥他“知人善任”的长处，前期主要是识拔和依靠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这既表现了曾国藩善于网罗识拔人才的胆略，也进一步说明了重视人才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铜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叹者也。”[5]曾国藩最终以自己多年驰骋政坛沙场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得出了“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6]的结论。基于这种深刻的认识，曾国藩将治政、治军、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

3、寻找事业之替手与培养事业延续的种子

曾国藩曾告诫其弟“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要义。”咸丰十年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曾氏由此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认为，“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曾国藩人力资源开发战略思想还体现在为事业的继承，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而培养一些“好种子”。他极力提倡引用一班“正人”，做事业的薪火传人。这些“正人”和“种子”在曾国藩死后，成为其事业的传人。青年时代的对曾国藩这点非常佩服，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兼传教之人”，即指曾国藩的事业有传人，有继承者。还例举了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家，死后都是人亡政息，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曾国藩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改革，如军制的改革、洋务运动、整顿吏治等，这些改革在他死后，因为后继有人，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的一些思想更是被后继的人，如李鸿章等发扬光大，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二、曾国藩人力资源教育性开发思想

1、创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

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士人的学风和教师的言传身教，对于人才的成长的影响很大。这就是他所说的“转移之道”，一个好的人才形成的氛围“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候二十七日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助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韵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愤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7]这是他对育人环境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一个十分详备的育人环境实施纲领。

曾国藩认为良好的育人环境必须具备下述三个条件：一、统治者最高层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垂范于天下。二、自上而下要有切实可行的学习规章制度，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三、奖励优学者，戒懒惰者。由此而“潜移默化”则数十年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则“群英鼓舞于天下”。

2、育人三原则：勤教、严绳、宏奖

曾国藩常言：“以人事与人争衡，莫大于忠勤二字”。[8]这两个字用在育人上就是悉心指教、淳淳告诫、孜孜不倦育人需要长时间的努力，需要从各个方面促进教育对象的发展，事无巨细都要关注，以期受教者一能“改过迁善，长迁不返”。曾国藩长年对部属，或以书信训饰，或当面教导，“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9]无论处于何时、身处何地，曾国藩从不放松任何施教的机会。从教育内容来看，小至个人治心、治身、治学，大至治军、治国，无所不包，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内容之庞杂、关注之全面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曾国藩“清慎诚勤’，在育人方面的体现。育人时曾国藩把自己的信条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他人，如其所言“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饰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海人不倦’也。”[10]他再三强调对有品格缺陷者一，不要轻言放弃，对策赘贪诈、反复无常之徒，只要有一节可用，也应勤加讽勉，奖其长而责其过，劝其痛改前非而不轻易弃绝不用。

严绳，即严师管束。曾国藩一生标榜“诚敬”,他认为能恪守“笃行”、“诚敬”两字，就能负巨艰、当大难。养成诚敬，就要从基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入手。他认为，能够做到不晏起、不说谎便是做到诚敬的工夫。曾国藩认为这两件事是修身任事之根本,要求子弟、部属人人都必须做到。同时他遵循教师无小节的育人原理,极力以自身为榜样熏陶感化他人，显然这也是湖湘学人不违小节遵循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在曾国藩育人法中的反映。

宏奖，就是借奖勉引人向善。从人性论的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分类是古代教育家的一贯传统也是实施教育的依据。曾国藩在吸取先贤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依据人的心理特征把人才分为高明者、卑琐者两大类。并根据这两类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材施教。曾国藩提倡尊重受教者的人格，以欣赏式的教育来激励受教者向曾国藩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以褒扬、奖掖等方式增强人才为忠守廉的心理需求，利用高明者好顾体面，耻言人后的心理特征，尊重其人格多用奖励少用批评使之更好地发挥其长处；利用卑琐者胸无大志、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心理，要实行严格教育，这些人就会产生畏惧心理，如果管得松，容易导致其懒散堕落，如果用奖励而不用苛责，把他们放在高明而好体面者之列，就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心，提高他们的潜能。由此曾国藩指出人才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人才欣赏、褒奖就如甘雨兴苗，相反则如严霜凋物。

三、曾国藩人力资源使用性开发思想

1、量才器使，用其所长

曾国藩曾指出：“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材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从他对幕府人才的适用中可以看出，他对量材适用，用其所长的原则非常重视。据容闳回忆，当时各处人才汇聚于曾大营者，不下200人（实际人数超400人）。总督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结集、人才之盛，实为清代所独有。曾国藩又将这些人分为类：即谋略人才、如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等；作战人才，如彭玉麟、李元度等；军需人才，如甘晋、丁日昌等；文书人才，如罗萱、孙衣言等；吏治人才，如李宗羲、赵烈文等；文教人才，吴敏树、唐仁寿等；制造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等；外交人才，如郭嵩焘、薛福成等。由于曾郭国藩的量材适用，用人所长，这些人不少在当时就颇有成就，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

2、注重才识，不计恩怨

曾国藩用人，非常重视才识，他曾劝勉曾国荃说：因“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瞻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这四条，都是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对于与自己常常闹别扭的左宗堂的才能，他深为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清廷果然于同年着左宗堂“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又上奏，恳请：“将左宗堂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在用人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3、明责授权，用人不疑

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孙子兵法》中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就是讲的是用人不疑，充分授权才能致胜的道理。曾国藩用人，深明此理。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与沅弟书中说：“润帅与春霆信，劝其持重缓战，云开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战，余则送鲍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缓急听其自主可矣”。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对鲍超的一切调度，“此间不遥制矣。弟处与鲍信，亦不宜多主意”。曾国藩鼓励左宗堂、李鸿章二人独立发展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氏认为左、李二人有大才，可以独挡一面，咸丰十年四月，他让左宗堂回乡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军，随后转战于江西、浙江。同治元年三月让李鸿章在安徽创立了淮军，当月三十日淮军6500人抵达上海作战。从此，湘军及其旁系楚军和淮军形成夹击之势，从三面指向金陵，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三大敌人。

四、曾国藩人力资源政策性开发思想

1、人事政策思想

人事政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力资源的开发。曾国藩作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对清政府的人事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在《陈言疏》中提出人才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法，考察之方。对时局尤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臣观之，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这些切中时弊而痛快淋漓的论断，在朝野中，京师内外不胫而走。至于“习俗相沿，但求苟安，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句话，不幸很快得到了验证。对付太平天国的人才，政府体制中果然没有出几个，成千上万的乱世之才，还得靠他在体制外去寻找。另外，在《议汰兵疏》中等曾国藩都提出要求清政府改革人事政策的主张。

2、教育政策思想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自身教育、国民教育及留学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财富。他潜心钻研经世之学，主张学以致用，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世教育思想”。当太平天国兴起时，曾受命在家乡办团练。1854年3月，他《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纲常理教。1864年5月8日，曾在安庆设书局，刊印“四书”、“五经”。9月21日，曾奏请重修江宁贡院，补行乡试。1865年2-3月，在南京修建钟山书院、尊经书院，并重修安庆文庙。1867年，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本局)。1871年9月3日，曾国藩同李鸿章一起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学习，1872年11月，在曾国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由容闳等带领赴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11]曾国藩不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书札》、《家书》、《文集》以及门人幕僚的回忆录中却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育思想，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当时以及今后国家的教育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重大，值得我们借鉴。

3、劳动报酬政策思想

曾国藩非常注意报酬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曾国藩练兵诀窍有两点，就是银子加上思想训练。曾国藩曾经对清廷的直属军队——绿营兵做分析，他认为，绿营不堪一战，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薪给偏低。绿营兵的薪每大约是一两五钱，以当时的物价水准只能勉强糊口，迫使很多绿营兵不得不另外经营小本生意，“以资生计”，因而荒废了训练导致战斗力低下。曾国藩训练湘军一开始就采取高薪制，平均月俸比绿营兵高出三倍以上，使兵士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心集训。另外，曾国藩非常重视优恤政策的应用。按曾氏之奏折解释：凡拼死“杀贼”、“奋勇捐躯”的湘军死难战士，即可照拟保“升衔赐恤”。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曾国藩在《请恤储玟躬等奏折》中，要求清政府为在湖南宁乡同太平军作战中死难的湘军战士储玟躬、喻西林、杨华贡请恤。[12]除以上三位湘军战士得到升衔赐恤外，在其他战斗中死难湘军战士也获得升衔赐恤。如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大鹏协标右营署千总何岳沣、候选府经历唐奋勇等。[13]曾国藩的优恤政策除对阵亡湘军战士给予“升衔赐恤”外，还对那些“勇猛向前”、“奋力击杀”、生还的湘军战士给予择优保升。为“慰忠魂”、“褒节劝忠”、“旌忠表烈”、“激励人心，维持风化”，曾国藩还为死难的湘军主将建专祠。

五、结语

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人才思想以及灵活运用，也是中华文化中人才思想的集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特色以及相应的体系。曾国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其关于治国治军的一些思想，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人才思想。人才使用的首先靠开发，在一百多年前，曾国藩已经深谙其重要意义，并结合其政治实践进行了阐发，虽然他没有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语言系统来表述，但是主要观点是相通的。从今天的视角分析，曾国藩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富有真知灼见，我们应当好好发掘、整理、借鉴。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版，卷四。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卷，第2页。

[3]《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70页。

[4][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复左季高（卷一），复彭丽生。

[6]《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第232页.

[7]《曾文正公全集(奏疏)》：光绪二年湖南传忠书局刊本。

[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9]转引自章继光：《曾国藩思想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张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

[11]刘孙贤、向校宏：《曾国藩的“耕读”教育思想》，《泸州教育》，2005年第9期。

[12]《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5页。

思想研究论文篇（10）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